第二节　苏区的壮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围剿”"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苏区的壮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围剿”

一　土地革命的开展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 class="reference-link">一　土地革命的开展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

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农民革命，土地问题是重要一环。秋收起义队伍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后，经过打土豪、发动群众等准备，1928年2月开始分田。6月龙源口大捷后，土地革命全面展开。12月，毛泽东总结一年来土地革命经验，制定《井冈山土地法》，用法律形式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共领导农村革命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法案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而不是归农民所有，禁止买卖土地，这些规定没有充分满足农民的现实利益。

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后，1929年4月，制定和颁发《兴国土地法》。该法根据中共“六大”提出的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精神，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7月，闽西党的“一大”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田地以乡为单位，按原耕形式，抽多补少平均分配；对富农只没收多余的土地，不要过分打击；对大中小地主区别对待，给地主以生活出路。这些政策比较符合农村实际，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闽西出现“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

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³⁹⁾。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⁴⁰⁾；“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⁴¹⁾。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⁴²⁾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土地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

1930年初，红四军主力回师赣南。2月7日，红四军前委在江西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田的错误，提出一要分，二要快，决定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会后，赣西南的土地斗争迅速开展，三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民分得土地。6月，在闽西长汀南阳召开的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重申了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并针对富农把持肥田，以贫瘠土地让人的做法，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

上述有关土地问题的会议和文件，大都规定了土地国有，造成地权极不固定，有些地方田地一分再分，农民无法安心耕种，影响了农业生产。针对这一问题，1931年2月，毛泽东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布告，说明土地归农民私有，租借买卖自由，他人不得侵犯，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所有权问题。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中共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形成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革命方针和正确的土地分配方法，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在赣南、闽西苏区摸索开展土地革命同时，其他各苏区也都进行了土地革命，并制订出相似的政策。1927年11月，方志敏等在赣东北领导弋阳、横峰起义，1928年12月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规定了土地分配办法：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凡是不反对苏维埃的人民均有得土地之权。谁种归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均匀。这和赣南、闽西政策基本相同。鄂豫皖根据地1928年底规定，只没收地主、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和富农剩余的土地，中农土地不动，反对了绝对平均主义，保护了中农利益，缩小了社会的波动面，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当中共不断摸索土地革命经验争取民众支持时，南京国民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基本无所作为。即使是温和如浙江实行的二五减租，也因遭到地主的激烈反对无疾而终。蒋介石本人对土地问题的判断也偏于乐观，提出：“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并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即人口繁殖之内地省区，亦绝少数百亩数千亩之地主，而三数十亩之中小耕农，确占半数以上。职是之故，中正对于土地政策，认为经营及整理问题，实更急于分配问题。既就分配而言，本党早有信条，即遵奉平均地权遗教，应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而关于经营与整理，则应倡导集合耕作以谋农业之复兴。盖本党立场，不认阶级，反对斗争，关于土地分配，自应特辟和平途径，以渐进于耕者有田。”⁽⁴³⁾因此，蒋介石对于采取改变现有农村秩序的任何激烈举动都不以为然。不能说蒋介石对土地状况的判断毫无依据，问题是，在当时中国农村普遍贫困的背景下，即使是并不十分畸形的土地占有状况，也足以导致贫富分化状况的产生，而“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⁴⁴⁾。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任何的书生气都足以导致严峻的后果。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土地问题的轻忽，使中共的土地革命几乎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展开。

随着土地革命展开及对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击退，各苏区更加巩固并不断发展，特别是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成为全国最大的苏维埃区域——中央苏区。为加强对全国苏区的统—领导，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央、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豫东北、琼崖苏区及红军代表、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左联和地下党代表共610人，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主要任务是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项法令草案，制定成法令颁布。大会依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⁴⁵⁾会上还通过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法规，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实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来，并规定工农大众享有劳动和取得物质待遇等种种权利。

大会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关，毛泽东为主席，人民委员会下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办事机构。根据《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国土上已经有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同时并存。

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时，自1927年长期活动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重大打击。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加强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获行动。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造成中共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被捕遇害。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随即被杀。七八月份，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人罗绮园、杨匏安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军委书记李超时相继被捕。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被捕遇害，加之一批干部被派往苏区，中共中央组织亟须重新健全。此时，经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同意，向忠发被捕后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王明准备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9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新政治局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刘少奇、黄平、陈云、李竹声、康生、王荩仁等九人组成，秦邦宪为主要负责人。

二　国共接合部的“赤白对立”和两党的不同态度" class="reference-link">二　国共接合部的“赤白对立”和两党的不同态度

20世纪30年代前后，苏区周边地区曾出现严重的赤白对立现象。所谓赤白对立，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它不是由土地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主要发生在苏区边境地区。早在1928年10月，赣东北就有报告提到：“环绕割据区的民众，还不知道我们的好处。土劣已感觉我们与他们不利，设法使民众起来反抗我们了。故环绕割据区域的民众非常反动，每日跟着反动军队，来我地抢东西。凡民众有食器用，只要能搬运者，莫不抢劫一空。”⁽⁴⁶⁾1929年底，中共鄂豫边苏区有关文件提到，由于不注意赤色区域外的工作，“形成了赤色区域的农民孤军作战、赤白对立的现象”⁽⁴⁷⁾。

赤白对立的出现，和中共阶级革命的宗旨是有距离的，作为土地革命的倡导者，中共以领导全国人民革命为己任，非苏区区域从原则上说，理应是革命的发展对象，当地人民潜藏的革命热情和苏区人民也应是一致的。但是，赤白对立现象却在相当程度上挑战着中共这一理念，严重影响着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各县警卫营或连，特别是赤少队很多都不愿到白区域去，以为白区群众都是些‘虎豹豺狼’，不能同它们接近。”与此同时，“白区群众的怕游击队名之为‘刀子队’，造成了赤白对立的现象，如铜城铁壁一般”⁽⁴⁸⁾。

这样一个中共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其最初出现，客观看，和中共土地革命初期实行的错误政策不无关系。1928年前后，中共在盲动政策指导下，普遍执行了烧杀政策，对地主等革命对象进行肉体消灭，打击对象甚至蔓延到苏区外的一般群众，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指出：“红白两边，杀过来，杀过去，成了不解的冤仇。这其中，在革命方面犯了许多盲动主义、报复主义的错误，乱抢乱烧乱杀的结果，反造成那边的群众更加坚决的反对革命。”⁽⁴⁹⁾同时土地革命政策本身也必然严重触及到地主等农村强势阶层的利益，作为报复，受到国民党军队支持的反苏维埃地方武装回到当地后，往往对参加革命的民众展开屠杀。地主疯狂的屠杀又激起民众的强烈愤恨，以致“报复心理非常浓厚，盲动主义时代精神的复活，群众无论如何要求以烧杀抢劫来答复白色恐怖，其气之高真不可制止”⁽⁵⁰⁾。在对立情绪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相互间的报复行为，有时往往超越了阶级对抗的范畴，变成了区域之间的对抗。福建“蛟洋农民烧丘坊房子二百余家，白砂赤卫队烧茶地房子九十余家”⁽⁵¹⁾。福建宁德横坑民团与中共开辟的游击区敌对，引起苏区群众愤慨，“见横坑人即杀，横坑人就不敢向游击区域来买东西”⁽⁵²⁾。由此直接形成了赤白对立局面。

作为一个以群众革命为生存基点的政党，中共对群众利益、群众情绪始终予以高度重视。赤白对立现象出现伊始，中共各级部门就已有所意识，随着其范围的扩大和危害的增长，更予以高度重视并力图加以克服。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要求：“坚决反对烧杀政策和报复主义。游击队在每次进攻反动统治区域之前，必须对自己部队及参加斗争的群众宣传纪律，绝对禁止侵犯贫苦群众的利益，不准乱烧他们的屋，不准乱杀他们的人，不准乱拿他们一点东西。”⁽⁵³⁾中共采取的这些措施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收到了成效，但是一直到苏维埃革命终止，赤白对立现象也未得到完全制止，而且在一些地区、一些时段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直到1934年初，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仍然强调：“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带的工作，应该看得非常之重要。在这些地带苏维埃与游击队，必须完全遵守苏维埃的基本政策，禁止一切不分阶级乱打土豪的行为。没收地主阶级及反动派的财物，必须大量的发给当地群众……必须把造成赤白对立与群众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⁵⁴⁾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早期赤白对立的后患难以短时期消除，其负面影响会持续存在；另一方面，苏区内外造成赤白对立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使赤白对立成为大部分苏区难以克服的硬伤。

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乱打土豪是赤白对立持续并加深的重要原因。苏区大量的地方武装供应依赖地方，在战争环境下常常难以为继，利用到白区活动机会，筹集粮款，是其解决本身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各级机关对这一做法实际也采取默认态度：各级部门“检查工作时，首先问‘多少钱’，不去检查打豪劣地主与民众的情绪如何”⁽⁵⁵⁾。游击队进入白区后，“大多数都是陷于单纯筹款的泥坑中，许多行动不是为了群众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经费，一到白区，豪绅地主走了，贫苦工农也乱捉乱打一顿，造成一种白区群众害怕游击队，甚至在豪绅地主欺骗之下来反对苏区，为难游击队，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⁵⁶⁾。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痛切地谈到：“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⁵⁷⁾

除维持生存需要外，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军纪、政治工作薄弱、素质较差也是导致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地方武装发展过程中“总带有或多或少的强迫，甚至完全用强迫命令而编的”，“兼之平时没有教育训练与党的领导薄弱……到白区乱抢东西则是普遍的发现”⁽⁵⁸⁾。虽然当时指导机关明确要求“党要坚决转变乱拿白区许多东西，不问穷人富人都捉来的许多错误，应当把赤卫军、游击队在白区行动的政治教育与军事纪律的建立成为目前主要工作，才能避免赤白对立”⁽⁵⁹⁾。但是，在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一些不谙苏区实际的领导人掌控苏区后，不顾客观可能一味强调发展、壮大地方武装，上述问题不但无法克服而且愈演愈烈。

应该承认，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农民本身的利益需求是造成赤白对立的基础性动因。中共的土地革命和农民的支持息息相关，为获得农民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利益的让步是不可缺少的。事实上，当中共武装攻打城市或到白区活动时，当地群众通常都是积极的参加者。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同时也和其搜罗财物这一利益目标有关。在此背景下，不分阶级、贫富乱拿财物变得难以避免。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如何在发动群众参加斗争同时又保持严格的纪律颇感困惑，默认群众的抢掠行为势必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形象，强硬制止又担心引起群众不满。总的看，中共多采取教育和引导方式，不加以过于激烈的控制，由于农民本身的利益冲动，抢掠行为事实上无法完全制止。福建连江群众到白区去，拿走的东西“从棉被衣服直到饭碗，火钳都要被他们带着回去。而且还说：‘我跟你们打土豪，你们是很划算得来的，我们只拿一点东西，但是你们却由我们的帮助罚了很多钱和得了很多武装”⁽⁶⁰⁾。

除中共本身原因外，当时，中共的对手国民党方面及地主也为赤白对立的形成推波助澜。在动员农民的能力、方法、投入的精力及可利用的资源、手段上，国民党在苏维埃时期远远无法和中共相比，正由于此，作为在民众中缺乏深厚基础及影响力的一方，赤白对立事实上为他们所欢迎。赤白对立可以有效地限制中共力量向其控制区域的渗透，而其对苏区的影响，由于拿不出像土地革命这样富有号召力的实际措施，本来就困难重重。因此，和中共极力想消除赤白对立不同，赤白对立为国民党统治地区构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是他们乐于看到的。同时，维持及造成赤白对立，也符合其封锁苏区、打击中共的战略目标。

国民党方面制造和加剧赤白对立主要凭借的是苏维埃革命的被打击者及中共在开展革命过程中的一些错误。随着土地革命的进行，苏区内外的地主、富农作为土地革命的打击对象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一部分中农及包括贫农在内的其他一些阶层出于对中共的误解也产生恐惧心理，而中共苏维埃革命初期的盲动政策及后来的“左”倾政策都加剧了这一倾向。中共有关报告承认：“盲动主义乱烧乱杀，不做地方群众工作，缺乏宣传，打土豪只为游击队本身，不把当地豪绅财物发散各地贫苦工农。这种错误往往被豪绅地主利用去争取群众，说游击队是土匪，并利用群众来和游击队对抗。造成群众非阶级的赤白对立，以抵抗革命势力向外发展。”⁽⁶¹⁾这样，当国民党方面试图在政治上与中共展开竞争时，这些都成为中共可被突破的软肋。和国民党政权一样，作为土地革命中的被打击对象，赤白对立也符合着豪绅地主的利益，因此，他们比国民党政权更积极地制造着赤白对立：“龙港的豪绅（非赤色区域）利用宗法社会关系，鼓动一些盲目群众，准备向当地同志进攻。”⁽⁶²⁾湖北阳新“南乡土豪有少数能用改良主义团结氏族民众（如将家财散给家族，诱骗同志自首）”，他们可以“号召一部分民众向我们进攻”⁽⁶³⁾。

当国民党政权和豪绅地主在维持赤白对立上达成一致时，他们最常动用的资源是宗族制度。主要由地主构成的农村士绅阶层在农村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由于他们在乡村中拥有的财富、文化、社会资源，通常成为宗族的控制者和代言人。宗族凝聚力越强，其权威和号召力也愈大。苏维埃革命展开后，为对抗中共土地革命的影响，国民党政权和地方豪绅充分利用宗族制度并将其与地方观念结合，发挥出相当的作用。1930年间国民党政权在鄂豫皖地区曾“利用封建宗族策划分裂农民队伍，使许多地方发生农民反水，出现许多以户族为首的反动据点和反动武装，对根据地实行烧杀抢掠”⁽⁶⁴⁾。福建漳州也报告：“这里姓杨的农民，我们没有工作，在士绅地主领导之下帮助反军进攻我们，这是给我们火线上一个很大的打击。”⁽⁶⁵⁾通过宗族和地方观念的号召，在一些宗族和地主豪绅力量较强地区，形成制造赤白对立对抗中共的有力力量。鄂豫皖苏区的麻城黄土岗区“十数万农民群众在有力的反动官领欺骗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加以普遍的封建迷信的红枪会的组织，使该区成为纯粹的反动白色区域，数月来没有方法打入革命的宣传与组织进去。该区反动枪会不断的向赤色区域进攻，有时数百、有时数千群众前来，赤色区域群众亦数百数千的与之对峙”⁽⁶⁶⁾。由于该区组织得力，在三面均已赤化后，中共仍始终未能实施渗透。同样，中央苏区兴国、于都、宁都、永丰四县交界的三都七保地区民性“在历史上有名的蛮悍，从来不纳税，不完粮，不怕官兵”，苏区建立后，他们“受土豪劣绅的欺骗，中氏族主义的毒很深。那些豪绅地主团结本姓穷人的口号是‘宁可不要八字（命），不可不要一字（姓）’，这种口号在那些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所有的群众都被豪绅地主抓在手中”⁽⁶⁷⁾。此外，中央苏区大量存在的“土围子”也基本是宗族力量的集合。

在挑起赤白对立的过程中，农民好利的心理常被国民党所利用。鄂豫皖苏区报告国民党方面和豪绅地主“利用群众爱东西的心理，去领导群众出来抢东西，抢去的东西，牛、羊、谷等，他们得十分之七，群众得十分之三”⁽⁶⁸⁾。福建漳州民团则“配合各地如潮水般的反动群众……向赤区进攻，抢掠赤区群众的猪、牛、粮食，搬不动的东西放火烧，锅子不要的就打破”⁽⁶⁹⁾。在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专门制定规章，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⁷⁰⁾，抢割稻禾，粤赣省逃跑群众就经常在国民党军队组织下“回来抢禾”⁽⁷¹⁾。

为制造赤白对立，实现对苏区的封锁，利诱之外，国民党政权对农民还极尽威吓之能事：“麻城赤白的群众，因为交易断绝的关系，每每夜晚赤白区民众挑东西到山寨里去做生意，夜中而市，后被军队察觉了，杀了一些农民，以后又不敢来往。”⁽⁷²⁾盲动政策时期，中共为发动农民革命，曾有将农民房屋烧毁、财产毁坏以逼迫农民参加革命的情况发生，由于这样做既违背中共的革命原则，也未始有利于争取民众，因而很快被制止，倒是国民党方面后来又有人采取这种方法与中共对抗。他们“压迫农民反水的方法，将此地农民的东西没收带他们到另一地方去抢，准抢三天归各反水农民，然后逐一做去，使这些农民被迫的不得不反水”⁽⁷³⁾。这一做法可谓一箭双雕，既使农民不得不跟随他们，同时还可加剧赤白对立。

作为一种贯串苏区发展始终的现象，赤白对立的产生、延续，除了前述诸多现实原因外，更进一步看，它还和苏维埃革命的起源、动力，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实际状况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利益的天性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和现实的原因交相影响，既构成为一些导致赤白对立现象的政策得以出现的内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错误政策的负面影响被加深、放大，从而进一步加剧着赤白对立的发生、发展。

苏维埃革命是中共在国共合作破裂，自身面临生存危机时的选择，军事的推动是苏维埃区域形成、发展的主要支配力量，由武力所造成的苏区与非苏区的分隔，使区域的对立极易成为现实。苏维埃区域多在交通阻隔的山区，这里的特殊地理和经济状况影响着大地主的发育，以自耕农为主的农村社会格局，对中共阶级革命的判断和实践带来困惑，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共“左”的政策的重要诱因；而这些地区特别明显的公田制度，和这里根深蒂固的宗族制度相结合，为赤白对立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农民追求利益的天性，决定了中共发动农民过程中既可以充分运用利益驱动号召农民，同时也可能需要承受这种利益冲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乃至重大破坏。

赤白对立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成为苏区的一种痼疾，它的存在，事实上成为苏区发展壮大的绊脚石。从苏区建设看，由于赤白对立，“经济不能流通，不但小商人不能做生意，手工业品不能出售，而一般农民日用必需之品（油盐等），也因此而缺乏甚至买不到……农民无处借贷，粮食也不能出售，所以在赤区农民感觉革命后更痛苦，虽然是没有地主豪绅及高利贷的压迫和剥削了”⁽⁷⁴⁾。这一描述当然不一定完全准确反映当时苏区的实况，但确实说出了赤白对立对苏维埃政权巩固、发展的障碍。这些问题，在苏区进一步壮大及国民党长时期的“围剿”中，将逐步显露。

三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 class="reference-link">三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全国各地群雄并起，对垒各方错综复杂，一片混乱。共产国际和中共高层在此背景下，作出形势有利于己的判断，希望加速扩大根据地，攻打大中城市，将革命推向夺取政权的高潮。在此形势下，革命力量最为发展的湘赣地区红军，被要求进攻中心城市长沙与南昌，湘赣两省红军的行动，在国内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的核心部队纷纷北调，湘鄂赣地区防御力量薄弱。彭德怀回忆：“此时，蒋冯阎军阀大战已开始，鲁涤平命令民团集中守县城，这对我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很有利。湘赣边苏区和湘鄂赣边苏区，连成了一片，中间没有白军隔断。”⁽⁷⁵⁾5月下旬，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6月初曾占领长沙，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虽于7月初将桂张联军逼回广西，但主力被迫布置于湘桂边界，长沙防御力量薄弱。6月下旬，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先后攻占咸宁、蒲圻、鄂城、嘉鱼、通山、通城，并声言攻打武昌。蒋介石被迫把钱大钧两个师从岳州运往武昌加强防务。彭德怀获知岳州空虚，率红三军团乘胜挥师西进直逼岳州。7月4日，一举攻占岳州城。随之决定乘湘系军阀何键与张桂联军正在湘桂边界混战，长沙城守备薄弱之际，出其不意，进攻长沙。

7月27日，红三军团从金井、春华山一带向长沙开进。当日晚九时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城。湖南省政府财政厅长张开琏报告，当时“所有讨逆各师，远在桂境及洪宝常澧一带，一时调援不及”⁽⁷⁶⁾。省主席何键在随后的报告中称，因“众寡悬殊，四面均被围困”，长沙不守，其本人“冒弹出西门渡河转道鄂西”，“暂退湘西待罪”⁽⁷⁷⁾。红三军团攻克长沙。虽然国民党方面事后在战史中对此轻描淡写，称：“至七月下旬，湘主席兼第四路总指挥何键，为应付世局，巩固边防计，远出湘南，亲自指挥，留长部队，因亦甚薄。彭、黄两匪，遂认为有隙可乘，由平、浏疾趋长沙施行猛袭，单薄防军，自难抵御。”⁽⁷⁸⁾但省城被占，仍然震惊中外，被红军作为攻打目标的武汉“杯弓蛇影，几有谈虎色变之慨”⁽⁷⁹⁾。8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转告何键，要求“速集所部，近期进剿，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⁸⁰⁾。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面调兵加强武汉守备，一面派军队增援何键。8月5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十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攻长沙，海军在江面助战，“外舰……亦仗义协助”⁽⁸¹⁾。激战一日，因众寡悬殊，又无后援，彭德怀遂决定撤离长沙。5日晚，红军放弃长沙向浏阳方向撤去。长沙之役，是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对扩大红军影响意义重大，不过，这一战役实现于国民党方面内部混战引起的混乱中，并不意味着红军实力已经壮大到可以进攻大城市的程度。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前后，江西方面红军一直在为是否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攻打南昌举棋不定，以致李立三批评道：“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⁸²⁾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刚刚成立的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发表通电，宣称将“统率红军第一军团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二、第三各军团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⁸³⁾。此时，由于国民党内混战正酣，驻赣第九路军第十二师、第十八师、第五十师外调加入对张桂联军和中原地区的作战，南昌相当空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召集“商会主席团秘密紧急会议，并宣布朱、毛又近吉安，嘱立筹二万元，备制电网，防御省垣”⁽⁸⁴⁾。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7月，已改编为红一军团的江西红军越过吉安，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27日进抵南昌附近的高安、上高地区。南昌守军龟缩城内，不敢和红军正面交锋。朱德、毛泽东面对国民党军队准备固守的状况，没有贸然进攻南昌，8月19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反映：“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⁸⁵⁾放弃了进攻南昌的计划。

8月下旬，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西进湘赣边境，向红三军团靠拢。红三军团从长沙撤出后，进至长寿街休整。不久，得知红一军团从江西进军浏阳，歼灭何键一个旅。两军相向开进，8月23日，在浏阳永和市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为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为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为方面军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总政委。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三军团共三万余人。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决定再次攻打长沙。8月29日，红军主力进抵长沙近郊。国民党军队吸取上一次长沙不守的教训，在长沙及其近郊地区加强守备，一共配置六个师、一个旅兵力，准备“待匪至而聚歼之”⁽⁸⁶⁾。红军连续发动对长沙的两次总攻击，均未能突破守军阵地，阵地前“死如山积，血溅尘沙”⁽⁸⁷⁾，红军自身遭受重大损失，仅一军团伤亡“下级干部一百以上，士兵一千六百左右”⁽⁸⁸⁾。9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下决心从长沙撤围，部队回到江西。

10月初，红一方面军发起攻打吉安的战斗。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4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占领吉安后，红一方面军内部再起攻打南昌、九江的声音，毛泽东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14日，红军撤出吉安，移师向北。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⁸⁹⁾10月下旬，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南京方面部队大批南下，并源源向赣鄂湘方向开动，准备发起大规模的“剿共”行动。获悉这一消息，毛泽东立即在罗坊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会议从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出发，认识到要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间转移到回旋余地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军和苏区的日益发展扩大及在湘赣地区掀起的巨大波澜，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极大震惊和不安。1930年8月底，何应钦奉蒋介石命，召集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研究对付红军的方法，其中，江西省党部代表呈送的提案，提出从政治民生上改进自身办法六条：“一、严惩贪污土劣及遇匪潜逃之官吏，委派有政治经验能为本党奋斗者，担任各县县长。二、匪共肃清之后，应限期严格清查户口，办理联结。三、招集灾民从事建筑道路、开水利，以收寓赈于工之利。四、创办小规模工厂，救济失业工人。五、厉行合作社之推广，以活动农村经济。六、厉行减租运动。”⁽⁹⁰⁾10月10日，中原大战已稳操胜券，蒋介石发表纪念“双十节”的《告父老文》，将“肃清匪共”列为“五项政治措施”之首，明令：“划定区域，责令分区，各负全责”，按“整个会剿计划，务使歼灭根株”，“自军事告终日起，期以三个月，至多五个月，限令一律肃清”⁽⁹¹⁾。中旬，蒋介石分别任命孙连仲为江西“清乡”督办，谭道源为赣西“剿匪”司令，张辉瓒为永丰县“剿共清乡”委员会主任，胡祖玉为赣北“剿匪”司令，朱绍良为福建“剿匪”司令，并提出“剿匪”以赣南为重点。

10月底，奉调国民党军队纷纷入赣，共调集十一个师两个旅，近十万人，并派定三个航空队，随时准备助战。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会上要求确定剿共与军事善后为施政急务，并规定：“铲共剿匪，中央应视为最要急务，党、政、军、民务以全力切实协作，期于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办理完竣。”⁽⁹²⁾会议期间，蒋介石接见南京中央党部请愿的湘、鄂、赣、豫等省“乡民”，表示“四中全会后本人就赴湘、鄂、赣督剿匪共”⁽⁹³⁾。12月2日，蒋介石致电鲁涤平，指示：“各路军希督促其如期急进，现在江西兵力甚多，不必待友军之到齐，始行围剿。请先严令各部猛进，务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江西所失各县收复。”⁽⁹⁴⁾根据蒋的命令，鲁涤平将所部编为三个纵队，以张辉瓒、罗霖、谭道源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司令，由上高、高安、樟树、丰城地区沿赣江两岸对红军发动总攻击，企图寻红军主力决战。面对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兵力，红军采取后退化解策略，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主力过早决战。国民党军队重新占据吉安、永丰、宜黄、乐安等地，稳住南昌等大城市的防御。事实上，由此开始，由于地方实力派受到很大削弱，南京中央统治逐渐趋于稳定，国民党军队从总体上开始了对红军的全面攻击，红军蓬勃发展势头受到遏制，双方进入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围剿”和反“围剿”时期。

12月7日，蒋介石赶到南昌，召集师以上军官举行“剿共”会议，把“剿共”列为中原大战后的第一要务。蒋介石认为：赣南是红军主力所在地，“此股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26日，在南昌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以鲁涤平兼行营主任。出动三路部队，除鲁涤平第九路军外，包括朱绍良为总指挥的第六路军，辖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张贞第四十九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及一个独立旅；蒋光鼐为总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辖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马昆第十二师三十四旅。他给实际出动的四万多部队制定的战略是“分进合击”，要求“以根绝各匪之目的，决于吉安、泰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固匪巢包围而聚歼之”⁽⁹⁵⁾。蒋介石对红军的游击战术有所耳闻，他的如意算盘是，各路追击包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使红军无可游击之地，从而分头追击，合围聚歼。

刚刚取得中原大战胜利的蒋介石，显然过低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在他看来，江西红军不过是个“地方事件”⁽⁹⁶⁾。长沙被打下后他仍称：“长沙虽失，共犯实癣疥之疾耳。”⁽⁹⁷⁾因此，这一时期，他多次声称要在一两个月内解决红军，对红军的实力和战斗力缺乏一个客观的估计。

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发动后，红军第一方面军约四万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少数兵力节节阻击，消耗、疲惫对手，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宁都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

12月16日，鲁涤平发出总进攻命令，限各师20日开始行动。12月底，国民党军队左路毛炳文师占领广昌后，向宁都前进，右路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占领泰和、万安后，向兴国前进，左右包抄，指向东固、古龙冈地区。中路张辉瓒、公秉藩、谭道源各师分由永丰、吉安、乐安出发，占领赣西南根据地中心东固，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得意地表示：“今日江西永丰之东固为共匪朱毛之老巢已克，则其余当易歼灭矣。”⁽⁹⁸⁾随后，该路继续南进，逼向古龙冈地区。

此时，国民党军队表面看进展顺利，几路部队分头并进，将红军压缩在古龙冈一带进行决战，大有取得战略主动之势。但国民党军队方面作战实际隐藏着致命伤，红军对敌军行踪了如指掌，国民党方面战报承认：“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⁹⁹⁾而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作战，却处处受制，公秉藩回忆：“苏区群众看见国民党军队来了，就实行坚壁清野，房屋一空，看不见人，连锅勺碗筷都沉入水塘，盆盆罐罐也转移了。”⁽¹⁰⁰⁾第十八师报告则称：“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直，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仅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百姓问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军。”⁽¹⁰¹⁾

朱、毛要从国民党军队的这一内伤中打开缺口。12月30日，鲁涤平下达作战命令：要求第十九路军在赣州蔡廷锴师本日即急进雩都（今于都），抄袭宁都，戴戟师抵兴国后即经古龙冈向宁都侧袭，第六、第九两路军协同歼敌于黄陂、麻田各处，再行收复宁都，“各师统限于元旦拂晓由现地攻击前进”⁽¹⁰²⁾。

鲁涤平下达攻击部署命令当天，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两个旅推进到古龙冈，遭红军伏击。30日晨5时许，两军接触，张一面应战，一面求援；下午3时，红军冒雨出击，张部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朱志等相继被击毙。此时，张部“四面被围，地势险峻，粮弹罄尽，既难突围而出，复无坚守之资”⁽¹⁰³⁾。当晚，张师部被红军突破，张本人、旅长王捷俊、代参谋长周伟黄、团长李月峰以下9000人被俘。根据毛泽东后来的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¹⁰⁴⁾

张师被歼后，鲁涤平不得不马上调整部署，下令公秉藩师迅速撤回富田、东固之线，谭道源师由沅头东移，向洛口之许克祥师靠拢。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连电前方要求继续“进剿”红军。1931年1月3日致电林蔚指示：“朱蒋两路迅向龙岗急进会战，戴蔡两师更应乘此匪共骄矜之时，急进求战。不可因此撤退，以张匪氛。”⁽¹⁰⁵⁾同日，两电鲁涤平等：“已令蒋朱各路如常向龙岗急进围剿朱毛，前方情形，中不能遥制，应由兄独断专行负责挽救，不得推诿，以一挫自馁也。”⁽¹⁰⁶⁾同时确定进攻部署：“一、鲁总指挥率公师、罗师、谭师在赣江以东扼要布防堵截。朱总指挥率戴师、蔡师以及毛、许各师即由原地向龙岗匪巢进剿，并令朱总指挥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以期一鼓荡平，勿使一挫以自馁也。”⁽¹⁰⁷⁾然而，就在同一日，谭道源师于撤退途中在东韶南方山中再遭红军追击，“苦战终日，精疲力竭，势难再支，不得已只得突围而出”⁽¹⁰⁸⁾。战斗结果，谭部一个多旅被歼。此战红军虽然予谭师以重大打击，但未达到歼灭的目的，毛泽东后来认为“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¹⁰⁹⁾。虽然，毛泽东高标准地对己方提出不足，但国民党军队在五日内连败两仗，“进剿”计划完全被打乱，蒋介石在痛责鲁涤平“张皇失措”⁽¹¹⁰⁾之余，也不得不吞下失败的苦果，第一次“围剿”遂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反“围剿”，红军“战争损伤约二千人”⁽¹¹¹⁾，毙伤俘国民党军队达万余人，堪称以弱胜强的范例，这既与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轻敌冒进有关，也是中共方面战术成功的直接反映，毛泽东后来总结：“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¹¹²⁾

1931年2月，蒋介石重整旗鼓，任命麾下头号大将，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组织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出动的兵力除第十九路军原有编制不变以外，增调了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并重组了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此外，参加“围剿”的还有韩德勤第五十二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周志群新编第十四旅、卢兴邦独立第三十二旅、张贞第四十九师、香翰屏第六十二师。共集结十九个步兵师，四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三个航空队，总兵力达十多万人，兵力较第一次“围剿”翻了一番。

吸取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改变战略为“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宁都为目标，确定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¹¹³⁾，在严密封锁、包围基础上，发起进攻。“围剿”作战方针是：“以歼灭赣南匪军之目的，以主力分别由东、北、西三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并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原则，将匪军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断绝匪区物资来源，最后一举而歼灭之。”⁽¹¹⁴⁾3月30日，蒋介石电王金钰，告以“进剿”原则：“赤匪利用山地险要，飘忽无常，与前之讨逆各役，迥不相同。为慎重严密起见，已饬各部以稳扎稳打为主，进攻不得过猛，与友军切取联络，齐头并进，每日以进展二十里为限。经过地方，使匪不能漏网。同时辅助地方，组织民众自卫团，并肃清后方，使匪不易再逞。”⁽¹¹⁵⁾根据以上方针，国民党军队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一条数百里长的战线。

第二次“围剿”准备过程中，国民党方面在政治上也力图有所作为。何应钦提出：“要消灭共匪，非党政军全体总动员集中力量团结意志不能挽救危机，军事只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养生息的种种任务，是望政府和党部来担当责任。”⁽¹¹⁶⁾为此，南昌行营成立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对江西地方政治、社会展开整顿：将各县反共义勇队一律改组为保卫团，区团以下均设守望队，形成全面监视巡查网；制定《处理被匪侵占财产办法》，规定赤化收复区域土地、房屋各归原主，恢复地方秩序，同时蠲免1930年度全省田赋、地租；颁布《保护佃农暂行办法》，规定地租最高额不得超过40％，如遇天灾，佃农要求减租，地主不得拒绝；组织由地方逃至中心城市的青壮年“难民”随军返乡，协助运输、带路，或参加筑路。这些措施，虽由于缺乏具体组织实施的决心和能力，实际效果有限，如蒋介石自己所说：“劳师转馕，苦战连年，地方贤良士民，竟无出而相助者。”⁽¹¹⁷⁾但起码表明国民党方面对自身在地方政治建设上的薄弱环节已心知肚明，并力图在政治和组织上和中共争夺民众。

4月1日、3日，何应钦两次下达总攻击令，限令5月国民大会召开前“克服各县”⁽¹¹⁸⁾。随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推进，压向赣南、闽西中共根据地。

此次作战分南北两路展开，北路分左、中、右路，第六路军为左路，由朱绍良任总指挥，辖胡祖玉第五师、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路孝忱新编第十三师，以主力由南丰、八都夺取广昌，并以一部进占头陂、新安、白水（今赤水）之线。第二十六路军为中路，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二十五师（孙连仲兼）、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关树人骑一师，由乐安、宜黄分两路向东韶、小布进攻。第五路军为右路，由王金钰任总指挥，辖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公秉藩第二十八师、郭华宗第四十三师、郝梦龄第五十四师、罗霖第七十七师，分两个纵队分别从吉安、吉水、永丰南进，向东固、藤田方面进攻。三路最终目标为宁都。南路为第十九路军，由蔡廷锴代总指挥，辖第六十师（蔡廷锴兼）、戴戟第六十一师及第十二师马昆第三十四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城冈、江背之线进攻，策应右路军会攻宁都。

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后未及休整补充，只有三万多兵力。面对国民党军队铁桶般压来的庞大阵势，红军采取先破弱敌，在紧密链条间寻隙突破再行反击的方针。毛泽东、朱德决定：红军主力“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¹¹⁹⁾。4月中下旬，红军主动放弃广昌、宁都等大片地区，对此，国民党方面宣传：“自本月对匪开始总攻以来，已连将匪之第一第二阵线，完全冲破……综计收复区域，纵横共达三百余里。”⁽¹²⁰⁾其实，红军并没有为一时一地得失所动，而是主动西移至东固附近地区隐蔽集中。

1931年2月，因在约法等问题上的冲突，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由此引起两广方面反蒋行动不断发酵。5月初，两广方面连续发出反蒋通电，迫蒋引咎下野。28日，粤方以非常会议名义成立国民政府，国民党内政争有向武力冲突演化的趋势。对此，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在政治上全力应付，军事上则加紧准备对赣南苏区的围攻。大批部队南调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对中共的“围剿”，也可起到防范两广部队北进的作用，不失为一石二鸟之计。5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指示：“粤局如变，赣南剿匪部队仍须照常围剿，勿因此功亏一篑。并令各部务于十日内占领宁都，击溃赤匪之主力，则两粤叛军心为胆寒，或可以政治方式解决之，即使其向北出兵，则粤军必不敢出境攻赣，只有桂军攻湘。如我军能于十日内击溃赤匪，则桂军尚不能过衡州也。”⁽¹²¹⁾次日，蒋介石又电告朱绍良：“两粤或有变故，我军务于十日至半月内击破赣南赤匪主力，占领宁都，则两广或可用政治方法解决，不至发生危险，请兄部速照预定计划急进。”⁽¹²²⁾中旬，蒋在日记中进一步透露其想法：“上午对南北战局甚为踌躇，以我如取守势观变沉机，则主动不能操自我也，以敌方计划必得我军进攻广东时，则北方乃乘机敢动而我甚欲先解决石孙杂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广东也。然此时犹不便对石孙取攻势，以诱起其他部队之误会。故粤如不设伪府，则取放任态度，以得北局之开展，对粤使粤桂内讧，对北使石孙速变。而一面剿匪，一面准备以待时机之成熟也。”⁽¹²³⁾

此时，国民会议正在南京召开，“剿共”问题是其重要议题之一。会议通过决议高调表态，认为：“赤匪之为祸，诚如国民政府剿匪报告之所言，不特足以倾覆吾国之政制，而且足以破坏吾国之社会，断绝吾民之生计，消灭吾国之人口，危害吾民族之生存，此一全国国民共同之大患，必须全国上下通力合作以破除之，决不可如过去所持之心理，以为仅仅依赖国军之进剿，或仅仅责望当时省政府局部之努力，即可扑灭之而有余也。国民政府既已始终自矢其贯彻剿灭赤匪之决心，各省军、警、行政长官自亦不容懈怠其防匪剿匪之责；而吾国民全体尤必周知赤匪之毒害与罪恶，人人以消弭赤祸、肃清匪类之责自任，从而予中央与地方军政当局以最大之协力与赞助。”⁽¹²⁴⁾当“围剿”军事正紧张展开时，国民会议的决议可以指望为其充当强心针的作用，但是，当国共两党军队在战场上正式展开接触时，国民党方面却崩溃得意外迅速。

5月13日，王金钰指挥国民党军队第五路军脱离富田巩固的阵地，向东固地区前进。同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心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彼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¹²⁵⁾16日，王金钰所属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和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进逼东固时，遭隐蔽于白云山红军拦击、围攻，激战一昼夜，红军“前仆后继，愈战愈多”，公秉藩“恐陷十八师覆辙，乃向富田后退”⁽¹²⁶⁾。是役，该师副师长王庆龙、旅长柴乔松等战死，官兵死亡达二千余人，全师五天后只收容到一千五百人左右，几乎全军覆没。王冠英旅被俘近三千人。王金钰报告：“此次悍匪尽趋职路右翼，至第六、第廿六两路均无多匪。”⁽¹²⁷⁾证之中共方面的部署，王所言尚属事实。不过国民党军队内部也有报告，此次失利主要是由于：“王金钰之基本部队四十三、四十七、五十四师，每次故意延缓，不肯前进，廿八师兼程突进，余部均作壁上观。”⁽¹²⁸⁾毛泽东则谈到：“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¹²⁹⁾

由于红军是自西向东攻击，国民党中路军紧接右路军之后也遇败绩。高树勋率第二十七师于5月18日进至南团，受命驰援藤田的郝梦龄师，前进至中村，先头第八十一旅即遭伏击，高率师部直属队和池峰城旅部增援至中村，被红军和游击队团团围住。高树勋最终丢掉部队才得以逃脱，此役第二十七师伤亡官兵二千余人。据孙连仲报告：“敝部奉命向沙溪前进，号日高师先头王旅行抵石马浔南中村以西地，遇枪匪主力，激战终日，初意其为农匪，继而愈演愈烈，至马戌匪力已达两万余人，将我王旅围困，经我高师极力增援，始得解围。”⁽¹³⁰⁾国民党方面战史认为此役是第二次“围剿”中“战事最烈者，匪军虽遭重创，高师亦受损甚剧”⁽¹³¹⁾。

右路和中路国民党军队相继失败，南路第十九军虽进至富田，亦不得不回师兴国，又撤返赣州。红军于是得以进一步集中主力，围攻广昌城。战斗于27日打响，当晚即攻占广昌。守城第五师遭受重创，师长胡祖玉重伤后死亡。进而，进占建宁的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也在5月31日遭到红军的围攻，“大约消灭三团以上，缴枪约二千支以上，缴到西药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¹³²⁾。几战下来，国民党军队遭到重创，第二次“围剿”不得不草草收场。

第二次反“围剿”，红军损失约四千人⁽¹³³⁾。这次反“围剿”，红军使用无线电侦察，保证了战斗战役情报的准确及时，“几乎每一仗敌人的命令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根据敌人的命令打仗，很主动。电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¹³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