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宁汉粤之争与冯玉祥、阎锡山的讨奉军事"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宁汉粤之争与冯玉祥、阎锡山的讨奉军事

一　南京特委会讨伐唐生智" class="reference-link">一　南京特委会讨伐唐生智

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出笼，剥夺了汪精卫“合法领袖”的地位，使他继续执掌国民党中央大权的希望成为泡影。正如李宗仁所说：“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⁶¹⁾对于在宁汉合流中的失败，汪精卫感到非常“痛心”。他说：“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被挫，特别委员会之产生，实为宁汉合作以后至可痛心之事，亦本党至可痛心之事”⁽⁶²⁾。但他不甘心就此失败，在九江表面上闭门读书，暗中却操纵唐生智和正在回粤途中的张发奎，企图从湖北和广东两地分头发动，反对特别委员会⁽⁶³⁾。

握有重兵的唐生智也极为不满。当时，唐生智利用东征的机会，部队已进入安徽。9月6日，刘兴的第三十六军由大通入驻芜湖，何键的第三十五军由安庆北上合肥，向蚌埠推进。在唐军的逼人威势前，宁方驻皖部队步步后退，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也退到芜湖以东布防，并向南京求援。9月8日，唐生智抵达安庆。当日宣布：“以前蒋中正所委命的安徽省政府、省党部均应无效”，“听候中央改组”。⁽⁶⁴⁾11日，唐生智由安庆赴芜湖视察，因获悉冯玉祥、靳云鹗发生冲突，即于当日由芜湖折回汉口，出任调停。

唐生智由安徽返回汉口后，利用宁汉暂时停止军事行动的机会，整顿后方，解决两湖境内几支非唐系的武装力量，扫平宋鹤庚部，赶走许克强，驱逐湖南的粤军与湘西的黔军，完全控制了两湖地区。14日，唐生智在汉口召集重要军官会议，决定暂缓北伐，以巩固湘、鄂、皖三省防务。由唐生智担任三省联军总司令，何键、刘兴、周斓为副司令。

为了与控制特别委员会的桂系抗衡，唐生智需要利用汪精卫的招牌以壮大自己的声势。9月19日，唐生智派人上庐山见汪，邀汪赴汉口共商要事。在反对特别委员会这一点上，汪、唐一拍即合。21日晚，两人商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便控制两湖与安徽，与特别委员会分庭抗礼。当即通电称：奉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8月22日训令，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宁以后，在武汉设立政治分会，指定唐生智、顾孟馀、陈公博、孔庚、邓寿荃五人为常务委员。同日，又在武汉政治分会下组织财政委员会，以孔庚、邓寿荃、王祺三人为委员。

南京特别委员会成立时，曾决议取消各地政治分会。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后，特别委员会便据此通令取消。唐生智置之不理，而且在政治、军事上作出反应，向特委会挑战。于是，国民党由宁、汉、沪三方合流再次转化为宁、汉对立。

9月22日，汪精卫在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委婉地提出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是“迁就事实”的“权宜措置”⁽⁶⁵⁾。25日，汪精卫又通电声称：本人“政府职务虽已解除，党员责任未敢放弃”，今后仍当“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⁶⁶⁾。27日，汪精卫回庐山继续“休养”。同日，唐生智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任命何键为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同时任命各厅厅长，将安徽完全收入自己囊中。28日，武汉政治分会通电称：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在党章上毫无根据，且为将来破坏党的组织者开一恶例”。通电表示：在党的合法机关未恢复职权以前，可以将特别委员会产生的政府视为事实政府，进行有限合作；但不承认特别委员会关于党务、政治的决议⁽⁶⁷⁾。

桂系拥汪本是权宜之计，其真实意图是要将汪精卫拉过去，孤立唐生智，乘机打垮或吞并唐部，控制两湖，使之与广西连成一片。唐生智盘踞安徽，觊觎南京，桂系更感到如芒在背，必欲去之而后快。

谭延闿与唐生智之间有宿怨。8月24日，李宗仁偕谭延闿、孙科自九江赴南京时，即策动谭延闿反唐，谭当即表示支持李。到南京后，在谭延闿的牵线下，李宗仁、白崇禧积极策动程潜参加讨唐战争，保证成功后，由程潜率第六军回湘主政。李并当面向程潜赌咒发誓：“倒唐之后，如果拥蒋，将为天地神明所不容。”⁽⁶⁸⁾程潜为桂系的许诺所动，自愿充任“讨唐先锋”⁽⁶⁹⁾。桂系还通过谭延闿、程潜的关系，与江西的朱培德、驻鄂西的鲁涤平以及唐生智部下何键、张国威取得联系，从内部分化瓦解唐军。

龙潭战役结束后，南京政府已无北顾之忧，讨唐计划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宁、汉、沪三方的政客们正在为争夺国民党大权而喋喋不休时，桂系即开始筹划西征。

西征前，宁方首先展开政治攻势。10月2日，南京特委会派孙科、伍朝枢、张继、许崇智等十余人赴庐山“劝汪复职”。宁方代表提出：一、取消武汉政治分会；二、武汉军继续北伐；三、恢复中央党部。汪精卫也提出三条相答：一、仍照原议迅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全会闭幕后即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二、由四中全会追认特委会，并可允许其继续存在，但不能取代中央常务委员会，而要与其划清职权范围；三、武汉政治分会暂不取消，但须与中央划分权限。双方最后同意，以承认特别委员会作为承认武汉政治分会的交换条件。关于军事问题，宁方提出：一、新编军队须经军委会批准。唐部扩军太快，以后不能自行扩军；二、汉阳兵工厂所出军用品，应由军委会统一分配，各军不能自行提取；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唐生智、程潜应统率部队，同时北伐；四、何键、刘兴两军退出安徽，安徽省政府、省党部改组。

宁方提出的条件，涉及唐生智的切身利益，汪精卫不能替他做主。10月10日，汪精卫偕孙科、伍朝枢等到汉，与唐生智磋商。11日，汪、唐等与特委会代表会谈。唐生智表示：赞同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合法的党的机关，组织合作政府，对特委会进行有条件的合作，但他坚决反对改组安徽省政府和交出汉阳兵工厂。在汪精卫的斡旋下，最后双方达成政治协议十一项、军事协议三项。政治协议主要内容有：追认9月15日特委会议决案、恢复监察委员会、中央各部改部长制、于必要地点设特别分会、设国民政府主席等。军事协议则只有厘定兵额，核实兵数，各军不得擅自增减以及统一各地兵工厂等笼统条文⁽⁷⁰⁾。上述协议，反映出汪精卫企图恢复领袖地位的良苦用心，但无奈特委会只是借会谈制造舆论，并不诚心与汪精卫合作。因此，汪精卫的努力只能是徒劳而已。

10月13日，孙科、伍朝枢等携带协议回南京复命。同日，谭延闿、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孙科、伍朝枢联名通电，表示赞同协议，要汪精卫等来宁开会，以11月1日为期。电报并诈称：“一、三两路军队已络续渡江，集中津浦路，大举北伐，专候驾临主持一切。”⁽⁷¹⁾正当汪精卫洋洋自得，以为“事已大定，党务军事均可转危为安”时⁽⁷²⁾，南京讨唐准备也已就绪。

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会褫夺唐生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依法治罪。随即任命程潜为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为副总指挥，分由长江两岸进攻安徽唐军。同时密令朱培德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在江西策应；何应钦、白崇禧则分率第一、第二路军，在津浦线上对奉鲁军取守势，掩护西征。

南京政府讨唐得到两广与冯玉祥的响应。10月22日，李宗仁、白崇禧致电李济深等，要求饬令范石生、方鼎英各部火速向衡阳、醴陵进攻，牵制唐军⁽⁷³⁾。次日，广州政治分会即命李福林率第五军先行开赴韶关，并调回东江各军陆续北上。河南的冯玉祥也致电南京，支持讨唐。22日，孙连仲奉冯玉祥命，进迫武胜关，与驻守该地的鄂军开火。驻防鄂西的第二军鲁涤平部与川军杨森、黔军李燊合组西路讨唐临时军事委员会，推杨森为主席，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击。贵州的周西成也派兵进窥湘西。一时间，形成了对唐生智四面围攻的态势。

南昌起义后，张发奎的第四军即以追击为名回粤，当时已到达广州。汪精卫预感战事将不利于唐生智，便于10月21日离开武汉，转道上海赴广州。但是，唐生智仍决心对抗到底。10月21日，通电斥责南京特委会是“政客官僚之集合体”，宣称要“谨奉总理遗教”，打倒“违法篡党之谋乱机关”⁽⁷⁴⁾。同日，武汉政治分会宣布与南京特委会断绝关系。

战争发动后，唐生智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各个击破，决定对内集中全力解除湖北境内非嫡系部队武装，对外则“弃皖防赣，固守两湖”⁽⁷⁵⁾。10月24日，唐军放弃安庆，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八军一部共八万余人集结于鄂皖交界地区，准备与西征军决战。但是，由李宗仁指挥的西征军第三路军进展迅速。11月5日，突破唐生智在广济附近的防线，向鄂东田家镇、蕲东发起进攻。同时，由程潜指挥的第四路军和朱培德指挥的第五路军自赣北向鄂东南的咸宁一线推进，威胁唐生智部沿武（昌）长（沙）线回湘的归路。第二军鲁涤平部则由荆州、沙市继续沿江东下。冯玉祥也派樊钟秀、吴新田部向鄂北挺进。武汉处于四面被包围的困境。

在不利局面下，唐生智所部出现分崩离析局面。刘兴所部第三十六军第四师在安徽境内向程潜投诚。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秘密接受程潜委任的第八军军长职务。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暗中派人向白崇禧接洽，准备在唐生智下野后与刘兴共管武汉。11月9日，唐生智在汉口召集所部将领会议，决定缩短战线，命何键、刘兴两军退守黄州，准备以武昌、咸宁为集合点，与宁方决战。何键因心怀贰志，命所部放弃抵抗，径直后撤武汉。刘兴部受其影响，也只得放弃黄州西撤。唐生智见武汉不保，准备退回湖南。但这时夏斗寅部正窥视长、岳，粤桂军进入湘南，黔军又由湘西侵入，唐生智感到大势已去，便于11日晚在武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唐生智表示：“各方队伍都要向我们进攻，我们不能对付，我只好暂时离开部队到日本去。”⁽⁷⁶⁾他并对善后作了安排，决定由何键、刘兴、李品仙共同负责，将部队撤回湖南，保存军队实力和湖南地盘⁽⁷⁷⁾。会议结束时，他又将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勒毙。会后，唐生智即发表下野通电，乘日轮东渡。

11月12日午后，李品仙、何键、刘兴、叶琪、周斓、彭振国暨湖北省党部及商会开会，议决吁请宁方息兵言和。13日，宁、汉双方同时下令停战。西征军陆续进驻武汉等地。14日，南京特委会宣布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任程潜、李仲云、王世杰、张肇元、甘介侯为委员，以程潜为主席。1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唐生智。19日，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张知本、熊斌、张难先、石瑛、王世杰、胡宗铎为省政府委员，以张知本为主席。同时任命胡宗铎为清乡督办、陶钧为清乡会办，在湖北实行白色恐怖，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

二　宁粤之争与广州政变" class="reference-link">二　宁粤之争与广州政变

在宁汉对立的同时，国民党内又出现了宁粤之争。

中共在南昌发动起义后，张发奎极为愤恨。8月2日致电李济深称，他本人希望有机会回粤，与广东方面“共同奋斗”，“前后夹击”叶挺、贺龙部队⁽⁷⁸⁾。李济深致电蒋介石请示，蒋本有策反张发奎的打算，于是，李济深即派原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携款赴赣⁽⁷⁹⁾。陈可钰到南昌后，张发奎所部军官对于“广东政治均表示不满”，对于李济深“亦多有微词”，张发奎甚至表示要拥陈代李⁽⁸⁰⁾。陈可钰力陈不可，张发奎只得作罢。但张发奎表示，必须支持汪精卫，陈称：李济深对此不会反对⁽⁸¹⁾。在得到汪精卫同意后，张发奎即将第四军、第十一军余部交给黄琪翔，命黄以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领南下，本人则与陈可钰取道上海，南下香港。9月21日，黄琪翔率部抵达广州，所部分驻广州近郊和石龙、韶关等地，同月27日，张发奎自香港到达广州。

张发奎回粤，并不仅仅是为了觅得一席休整之地，而是要依赖广东，为汪精卫取得重新起家的地盘。9月22日，张部发表《凯旋宣言》称：“感觉到真正革命的势力太单薄了，感觉到改头换面的反革命势力日加扩大了，感觉民间的疾苦不特没有解除而且日益增加，感觉到党国的前途不但没有光彩而且日益暗淡。”宣言表示拥护汪精卫，“建设革命的新广东”⁽⁸²⁾。不久，张发奎即与陈可钰商定，由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为公安局长，张发奎为代理军事厅长兼省党部组织部长，谢婴白为军事厅参谋长，李济深均表示同意。

各地政治分会的存在威胁南京特别委员会的统一。9月下旬，南京特委会电令李济深撤销广东政治分会。李济深等为了维持广东的半独立状态，复电要求收回成命，同时要求增设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10月5日，南京特委会决定，政治分会应即取消，是否增设军事委员会分会一案，交国民政府核办。10月11日，广州政治分会议决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以李济深、黄绍竑、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陈可钰、陈济棠等为委员，指挥政治分会境内陆海空军及一切军事机关。10月12日，南京特委会再电李济深，要求依前令取消政治分会，但李济深等仍然不加理睬。14日，广州政治分会决定以李济深为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陈可钰为参谋长，黄绍竑、张发奎为副参谋长，陈公博为政治部主任。18日，广州政治分会临时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

其间，张发奎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以陈公博为民政厅长，以邹敏初为财政厅长，以朱晖日为军事厅长，李济深的亲信一一被排除，张发奎逐渐控制了广东省政府。“新委的县长，完全由陈公博决定”，“李济深事前不知道，事后也不能过问”⁽⁸³⁾。李济深感到极大威胁，积极邀请在福建的蔡廷锴部队回粤“休养”，企图以之抵制张发奎。蔡部脱离南昌起义部队后不久，即在福建恢复第十一军编制，仍拥陈铭枢为军长。张发奎和陈铭枢之间早已水火不相容，和蔡廷锴的关系在南昌起义后也已经恶化。李济深此举加剧了和张发奎之间的矛盾。在此情况下，陈可钰出面调停。他一面劝张发奎出洋，一面向李济深献计，将张发奎部移驻潮汕⁽⁸⁴⁾。张发奎表面上同意陈可钰的意见，暗中则在加紧策划。

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的计划是一面控制广东，一面支持唐生智出兵南京，共同反对特别委员会。10月6日，张发奎发表演说称：西山会议派的人多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党籍，现在居然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以无党籍之人而主持本党政务，党纪何在”⁽⁸⁵⁾？同日，张发奎通电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主张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正式打出了“拥汪护党”的旗号。李济深不知是计，表示同意迎汪回粤。10月7日，李济深、张发奎在广州召开迎汪回粤大会，要求汪回粤“主持党国大计”。会后并派人到汉口迎接。10月20日，南京特委会宣布讨伐唐生智，汪精卫决定“应召回粤”，“于国内求一立足地”，然后再图“恢复中央”⁽⁸⁶⁾。

10月29日，汪精卫到达广州，即向报界重申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恢复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等主张⁽⁸⁷⁾。30日，汪精卫、李济深、何香凝、李福林、陈树人、陈公博、甘乃光等集会。会后，即由汪精卫、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发表通电，宣布第四次执、监会议在粤召集，望各委员克日到广州开会；在全体会议未成以前，中央执行、监察两常务委员会及秘书处均照常办公，“庶党之中枢不致动摇”⁽⁸⁸⁾。当晚，在广州政治分会、广东省政府的联合宴会上，汪精卫发表演说，猛烈指责中央特别委员会“背党非法”，表示要“为挽救本党危亡，恪守本党纪律而反对特委会”⁽⁸⁹⁾。何香凝这时还不能认识汪的本相，也发表演说，表示“有特别委员会即是亡国，愿追随各同志努力救党”，1972年11月1日。⁽⁹⁰⁾。11月1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召开会议，通过三项决议：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从速在广州履行最高机关职务。二、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三、由常委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解决一切争端⁽⁹¹⁾。这样，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等就公开在广州树起了国民党中央的大旗，与南京特别委员会对抗。

当时，在粤国民党中委只有六七人，因此，李济深不赞成汪精卫等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他认为，特委会在党章上“实有不合的地方”，“但是我们反对人家不合法，应该自己要合法”⁽⁹²⁾。他主张和李宗仁、白崇禧磋商，撤废特委会，重开二届四中全会⁽⁹³⁾。11月3日，汪精卫致电广西的黄绍竑，征询他的意见。黄复电主张在南京开四中全会，恢复中央党部，裁判各方是非；讨唐军事，既已爆发，可以不问⁽⁹⁴⁾。黄绍竑的回答，不合汪精卫的心意。同时，李济深一派还扬言：“汪为党之中心人物，处广东之边陬地，实非所宜，望速归宁，以为全党尽力”⁽⁹⁵⁾，暗示不欢迎汪久居广东。陈可钰甚至当面对汪说：“先生于此时回粤，有两不可：一则激起两广之纠纷；一则酝成第四军之分裂。”汪精卫听后，非常尴尬地说：“余诚为不祥之人矣。”他表示，将离开广东；到日本去⁽⁹⁶⁾。至此，汪派与李济深、黄绍竑已格格不入。

面对汪精卫在广东的挑战，宁方委员谭延闿、孙科、吴稚晖、李石曾、胡汉民、戴季陶、褚民谊、蒋作宾、张继、邹鲁等15人在上海开谈话会，讨论应付办法。与会诸人认为：在粤召开四中全会，难以达到法定人数，不足为虑；粤方内部分歧，不会长久。据此，桂系主张整顿粤局，把汪精卫、张发奎从广东排挤出去。

桂系的主张正合李济深的心意。因此，他努力在宁、粤间斡旋，企图以开四中全会为名，将汪派中委送出广州，然后再寻机解决张发奎部。在李的斡旋下，宁方同意召开四中全会，并以出国考察为名，将许崇智派往日本，又任命张继、居正为驻日代表，令其赴日，为停止特委会作准备。11月1日，宁方通电，敦促粤、汉各方中委到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⁹⁷⁾。但是，正在日本访问的蒋介石却突然于此时联汪反桂。

蒋介石于当年9月28日赴日考察，11月8日回国。其间，陆续派人回国，与汪精卫联系，表示只要汪派驱逐了李济深，蒋介石就回广东，“再办黄埔，再练兵”⁽⁹⁸⁾。11月2日，蒋介石以吊唁李济深母丧为名，派宋子文赴粤。此时，宋子文已经投入蒋介石营垒，他的实际任务是与汪精卫等密谋，建立蒋汪联盟，反对特别委员会。11月4日，汪精卫、李济深、陈公博、宋子文等在粤中委联名致电宁方，同意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但主张先在广州或上海开预备会。同时，立即取消特别委员会，或宣布停止其职权⁽⁹⁹⁾。此电说明，宋子文的广东之行已经取得了具体成果。

谭延闿、孙科等不赞成变更会议地点，于11月6日复电粤方，希望汪精卫速到南京开会。8日，宁方又致电汪精卫等，声称特委会是根据上海协议正式成立，取消或停止职权，都不是“同人等权力所及”，只能等待中央全会解决。谭、孙并提出，预备会议地点以上海较为适中⁽¹⁰⁰⁾。9日，顾孟馀、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四人应汪精卫电召，抵达广州。当晚，汪精卫约集在粤中委陈树人、何香凝、甘乃光、李济深、李福林、陈公博、顾孟馀、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璧君等在葵园会议，讨论开会地点。李济深主张在上海，陈公博等坚决主张在广州，两派互不相让⁽¹⁰¹⁾。次日会议时，突然接到蒋介石上海来电，邀请汪精卫、顾孟馀等赴沪，商量召集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事宜。电称：“若欲使本党复归完整，非互相谅解，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¹⁰²⁾汪精卫接电后，喜出望外。会议决定放弃在广州开会的主张，推汪精卫、李济深二人为代表赴上海，与蒋介石接洽。会议并议决三条作为谈判基础：一、取消南京特别委员会；二、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三、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筹备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¹⁰³⁾。同日，汪精卫发表演说称：“现在本人对蒋同志非常原谅，本人深悔当日之过举。但本人勇于改过，以后仍当与蒋同志益加团结。”⁽¹⁰⁴⁾汪精卫忽而反蒋，忽而联蒋，毫无政治原则可言。

汪精卫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加快了驱逐李、黄的步伐。张发奎建议，召开有李济深、黄绍竑参加的会议，将其逮捕。汪精卫不同意，自己设计了一个方案⁽¹⁰⁵⁾。11月16日，汪精卫以赴沪出席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为名，挟李济深北上。同时，为了麻痹黄绍竑，张发奎声言决定出洋，离穗赴港⁽¹⁰⁶⁾。李济深动身前，电召在广西的黄绍竑到粤，将广东政治分会主席及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交黄代理。16日晚上，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的代表及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在葵园密议驱桂。17日晨，第四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师联合发动，将黄绍竑驻广州的桂军缴械，同时包围第七军驻粤办事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新编第四军军部，以及黄绍竑住宅，分别缴械，宣布全城戒严。广州街上遍贴“打倒侵略广东的黄绍竑”、“打倒南京特别委员会”、“打倒桂系”、“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标语。黄绍竑因事先得知有变，化装潜逃香港。桂系部队匆忙向广西边境撤退。

事变当天，张发奎即由香港回广州坐镇指挥。在粤的汪派中委何香凝、顾孟馀、王法勤、甘乃光、陈树人、王乐平、李福林、潘云超等联名致电汪精卫，指责黄绍竑“企图延长非法特别委员会生命，阴阻第四次执监全体会议，擅调七军集中西北两江，又复挑拨粤中部队”等“罪行”⁽¹⁰⁷⁾。18日，广州政治分会会议，增补张发奎为广州政治分会委员，朱晖日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军事厅厅长，加派黄琪翔、朱晖日、范石生、方鼎英、陈济棠、冯肇铭为临时军委会委员，以张发奎、李福林、陈公博为临时军委会主席团，在李济深回粤前，由张发奎代理军委会主席职务。会议同时议决褫革黄绍竑军职，开除党籍，通缉究办⁽¹⁰⁸⁾。随后又任命顾孟馀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为广东省代理主席，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汪派完全控制了广东。

三　冯玉祥军与南京北伐军会师徐州" class="reference-link">三　冯玉祥军与南京北伐军会师徐州

冯玉祥自陕西出兵进军河南后，收编了原直系吴佩孚属下的靳云鹗部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杂色武装，总兵力号称30万人。1927年6月12日，冯玉祥将豫、陕、甘三省军队编成七个方面军，分别以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为总指挥。不久，又将河南的镇嵩军刘镇华部编为第八方面军，即以刘镇华为总指挥。以上各部，除冯玉祥的嫡系外，入豫后新收编的靳云鹗、樊钟秀等仍割据一地。靳原系吴佩孚部大将，投冯后不满于只得到河南郾城、漯河一带的小块地盘，暗中与孙传芳、张宗昌勾结，企图利用红枪会，寻机发难。8月中旬，宁方北伐失利，孙传芳反攻南京，靳云鹗以为时机已至，遂与孙传芳、张宗昌约定，于中秋节（9月10日）共同夹击冯军。商定：成功后，江苏、安徽归孙传芳，河北、山东归张宗昌，北京归张作霖，河南归靳云鹗⁽¹⁰⁹⁾。此外，在冯玉祥的后方，还有陕军麻振武部和甘肃的张兆钾部等地方势力抗命骚扰。因而，冯玉祥不得不集中精力整顿内部。

7月中旬，冯玉祥命张维玺、刘汝明剿灭据守陕西大荔的陕军麻振武部。同月26日，张、刘所部攻克大荔，麻部被基本消灭。同时，冯玉祥又命宋哲元清剿流散于陕甘地区的张兆钾余部。宋采取奇兵追袭和不降则屠尽俘虏等手段，至10月间，基本上扫平了陕、甘两省抗命的地方势力。9月6日，冯玉祥下令免去靳云鹗本兼各职。7日，冯玉祥指挥孙良诚、孙连仲、郑大章等部由南北两面夹击，相继克复许昌、临颍、郾城等地。靳云鹗只身北逃投靠张作霖，所部或降或俘。冯玉祥随即以孙连仲接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另以东路军为第九方面军，由鹿钟麟为总指挥。

尽管国民军内部和后方屡生变故，但与直鲁军的激战仍在继续进行。当时，南京政府正酝酿讨伐唐生智，无意大规模北进。冯玉祥便约阎锡山共同行动。双方代表往返磋商后决定：直隶境内以北各地区归晋军担任，山东方面及陇海、豫北等线归国民军担任；10月9日同时发动。

9月，奉军以主力进攻山西。27日，阎锡山命北路商震提前发动。为配合阎锡山，冯玉祥也提前动作。10月4日，冯玉祥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要求宁方在津浦线上的军队从速进兵，“以收夹击之效”⁽¹¹⁰⁾。同月9日，冯玉祥下达进攻令。然而，奉命由大名进攻德州的孙连仲部被奉军牵制在豫北，奉命由考城进攻济宁的刘镇华部内部不稳，未能及时发动，只有第一路军鹿钟麟部五万余人，准时在商丘以东的陇海线上投入战斗。

鹿钟麟部发起进攻时，褚玉璞已指挥10万直鲁军在其当面展开。10月11日，直鲁军依仗优势兵力和铁甲车掩护，沿陇海路向西反攻，一举突破冯部第一路军的阵地，随即向其右翼包抄。13日，鹿钟麟率部后撤至豫东归德。此时，冯部第二路军姜明玉、梅发魁、憨玉珍等部突然在豫东倒戈，擒获冯玉祥委派的第二路军副总指挥郑金声，将其送往济南，并联合直鲁军第十二军刘志陆等部，包围鹿钟麟部。鹿钟麟率部激战5天，才陆续突围，于19日撤至兰封附近。

直鲁军获胜后，张宗昌、褚玉璞等命令所部沿陇海路继续向开封进击，企图一举摧毁河南的国民军。冯玉祥急忙调集石友三、韩复榘等部，连同鹿钟麟部，共集中10万兵力，由自己亲自指挥，迎击直鲁军。冯玉祥鉴于敌军的优势在于有白俄军驾驶的铁甲车掩护，精锐也集中于铁路沿线，决定采取口袋战术，诱其深入，一举全歼。10月下旬，直鲁军沿陇海路节节西进，逼近开封。30日，冯军开始全线反击，主力向铁路沿线的直鲁军两侧出击，并以骑兵插入直鲁军后方截断其交通。直鲁军因战线拉长，缺少后备队伍，战斗精神又逊于冯玉祥军，在遭突袭后立即全线动摇，各部争相东撤。因后方铁路线已被冯玉祥军截断，褚玉璞不得不丢弃铁甲车，率部徒步突围东逃。冯军乘胜追击，于11月6日进抵砀山，褚玉璞率败军退守徐州。冯军共俘虏直鲁军三万余人，缴获铁甲车五列。

冯玉祥在陇海路豫东段作战获胜后，何应钦所率南京北伐军仍停留在蚌埠，观望不前。徐州有直鲁军重兵据守，冯玉祥不愿单独进攻，于11月6日起，陆续将主力撤回豫东兰封一线，诱敌深入，力求在野战中消灭直鲁军。当时，阎锡山因受奉系大军压迫，已于10月18日退出石家庄，并于11月6日全线总退却，扼守井陉、怀来至雁门关一带要隘。11月13日，冯玉祥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请求抽调西征唐生智的部队北伐，以便合力猛进，解救阎锡山，同时迅调大军，打下山东，使南北革命势力得以“联络一气，长驱燕辽”⁽¹¹¹⁾。随后，又分电何应钦、李宗仁，均无结果。冯玉祥仍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与直鲁军决战。

张宗昌在豫东战败后，于11月6日在济南杀死冯玉祥部将郑金声泄愤。随后，他见冯军突然后撤，误以为冯部可能有内乱，于是又从山东调集援军，会同后撤下来的原有各军，共12万人以上，统由褚玉璞指挥，再度向豫东进攻。直鲁军吸取前次失败的教训，分三路并进，先锋于11月19日又推进到兰封、考城一线。然而直鲁军内部关系复杂，各部因前次受挫，大都心存观望，相互协同极差。冯玉祥根据直鲁军的弱点，决定各个击破。11月24日，冯军集中兵力，攻击进至考城一带的直鲁军主力刘志陆、潘鸿钧部，翌日即将其包围。因直鲁军其余各部不积极救援，战至11月26日，冯军就将被围的直鲁军大部消灭，击毙潘鸿钧，俘虏二万余人，只有少数人突围逃走。至此，直鲁军再度向东撤退，冯军乘胜以一部沿陇海路向东追击，以一部攻占鲁西南各县。

12月3日，冯军前锋进抵徐州西郊。张宗昌纠合直鲁军残部，连同由津浦路南段撤下来的孙传芳部，向徐州城西郊反攻。冯军与张、孙两军在徐州附近进行了反复争夺。何应钦自11月16日攻占蚌埠后，即顿兵待机。孙传芳见徐州告急，慌忙于12月初自宿州一线沿津浦路北撤，宁方北伐军乘势北上。15日，宁方北伐军进抵徐州南郊，张宗昌、孙传芳为免遭两面夹击，于12月16日放弃徐州北撤。宁方北伐军率先进入徐州，与冯玉祥军会合。

冯玉祥部在陇海路的开封至徐州段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争夺战，最终攻占徐州。在此期间，冯军以诱敌深入的战术，歼灭了直鲁军的大部精锐，使军阀张宗昌的军事力量遭到沉重打击，自此一蹶不振，从而为后来津浦路上的北伐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　阎奉之战" class="reference-link">四　阎奉之战

阎锡山易帜后，仍与奉系张作霖信使往来，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

6月14日，张作霖致电阎锡山，劝其表明态度，提出以奉、晋、宁三方出兵讨赤为妥协先决条件。接着，又派参谋处长于国翰到太原，劝阎与奉系合作。阎均婉言谢绝，声称他是坚决反共的，表示改易青天白日旗，不一定要与张作霖决裂。张作霖见劝说不成，又以安国军政府的副元帅职相诱。阎不为所动，反过来劝张作霖取消安国军，“与蒋介石携手，以三民主义为合作之标帜，共同反共”，抑制冯玉祥、唐生智势力的北进⁽¹¹²⁾。

8月中旬，孙传芳反攻徐州获胜。张作霖见形势有利，决定放弃与蒋介石、阎锡山言和的打算。同月21日，奉鲁军将领联名通电，威胁阎锡山卸下国民党旗帜，让出京汉线，以便奉军南下对冯玉祥作战。25日，张宗昌派李凤山到山西商谈，表示奉方可以承认晋方易帜，希望晋方撤防石家庄，允许奉鲁军自德州、保定等地通过，进攻河南的冯玉祥军。阎锡山表示让防一事可以办到，下令自石家庄撤防。同时，阎又向南京政府和冯玉祥求援。8月底，宁方龙潭大捷，冯玉祥也表示愿意配合阎锡山的行动。阎见加入国民党一方对自己有利，奉军对晋军又疏于防备，遂准备在10月间对奉军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占领京津地区，约冯玉祥届时一起发动。

9月27日，张作霖派参议于珍为检阅使到丰镇检阅军队。晋军第一军军长商震疑为奉军向晋北进攻，即拆毁京绥线柴沟堡附近一段铁路，切断京绥线，扣押于珍，收缴大同以西奉军的枪械。29日，阎锡山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誓师讨奉。电文指责张作霖“不谋与民合作，只求一己尊荣，且日肆以武力压迫国人”，“兹不得已，随诸同志之后，誓师讨伐”⁽¹¹³⁾。晋军随即兵分两路，右路由阎锡山亲自指挥，左路由商震指挥，分别由京汉、京绥路进攻。

奉军因事起仓猝，准备谋和。9月30日，张学良致电阎锡山，要求释放于珍，停止军事行动，将晋军撤回原地，修复拆毁路轨。阎承认两军冲突起于商震误解，但不肯接受奉方的全部要求。

阎奉之战发生后，张作霖急电张学良、张作相、杨宇霆、韩麟春、张宗昌等到京商议，决定讨伐阎锡山，10月2日，张作霖发表通电，指责阎锡山“被人利诱，甘为戎首”，一切均由阎一人负责。张保证：“但期歼厥渠魁，决不穷兵黩武。”⁽¹¹⁴⁾奉方将领连续通宵会议后决定：一、津浦线由第一方面军扼要防守，暂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宗旨；二、第二、第七两个方面军依照原定步骤，努力向开封、郑州发展，以断冯、阎之联络；三、京汉线由张学良、韩麟春担任指挥，先取守势；四、京绥线由张作相、汤玉麟担任正副指挥，亦先取守势。4日，张作霖正式下讨伐令。随后，张作相赴京绥，张宗昌返济南，张学良、韩麟春赴保定，分别指挥战斗。张作霖并命吴俊陞为东三省边防总司令兼黑龙江督办，驻守奉天，代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权。奉军全部入关，参加对阎战斗。

战争初起，奉军因事出意外，兵力一时难以集中，慌忙全线收缩。至10月6日的一周内，晋军左路连克丰镇、柴沟堡、张家口，并以一部绕北京以北，出击古北口，威胁奉军后方京榆路；右路克正定、石家庄，包围保定。阎锡山本人也赶到正定以北，督促右路军迅速攻下保定，争取尽早会师北京。为了配合阎锡山的进攻，冯玉祥于10月初将其主力分为三路，开始进攻徐州、济宁、大名地区的奉系直鲁军。南京政府也于10月4日正式下令讨伐奉系。

对于阎锡山的突袭，奉系极为恼怒。10月2日，张作霖发表讨阎通电，并于同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南北两路同晋军作战，以张作相为北路总司令，汤玉麟副之；以韩麟春为南路总司令，张学良副之。同时，又急调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入关，使其在京汉、京绥两线兵力达到17万人。奉军依仗其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经集结整顿，便于10月7日开始反攻。晋军见突袭已不能奏效，南京政府和冯玉祥又都不发兵北上，便采取保全兵力的办法，迅速收缩。奉军随后追击，至10月17日为止，奉军夺回了正定、石家庄、宣化、张家口、柴沟堡等地。晋军基本上退至发起突袭前的原有阵地。

奉军当时进攻的重点是冯玉祥军，加上山西易守难攻，因此，决定适可而止。10月18日，张作霖下令称：“阎锡山首难殃民，罪有攸归。倘有悔祸之诚，本大元帅亦不愿过为已甚。”⁽¹¹⁵⁾奉军随即停止攻击，和晋军形成对峙。

自10月中旬以后，涿州攻守战成为晋奉两军作战的焦点。涿州地处北京、保定之间，控制京汉铁路，是一处军事重镇。阎锡山进攻石家庄的同时，将傅作义第四师8000人改为挺进军，命其经由人烟稀少的河北蔚县以东山区，星夜兼程，限期占领涿州，10月11日，傅部前锋便衣队抵达涿州城南。当时，正值驻防涿州的奉军换防，守备不严，傅部混入城内，突袭奉军。后续部队旋即开到。12日，晋军占领涿州。14日，傅作义率全师入据城内，依托高厚坚固的城墙，布置坚守。晋军袭占涿州，切断奉军南北交通，威胁其后方安全。因而，奉军势在必争。

自10月15日起，奉军集中兵力三万余人，在第八军军长万福麟指挥下，连续两天，向涿州城垣发起猛烈冲击，均无成绩。自10月19日起，张学良亲自指挥奉军第八军、卫队旅和邹作华炮兵团，对涿州发起五次总攻。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奉军集团冲锋，晋军依托城墙，以步、机枪和手榴弹还击。奉军用铁斗车装炸药炸城墙，架云梯强行爬城，用坦克冲锋，在地下潜挖地道，在空中用飞机掷弹。这种攻城方法，当时被称为“上中下三层战争同时并进”，“实为旷古所未有”⁽¹¹⁶⁾。傅作义指挥晋军，沉着应战，采取许多反措施，保住了城墙，并击毁奉军参战六辆坦克中的三辆。晋军还在城中加修防御工事，防火防炮，自制地雷、炸药，加固守备，至10月30日，奉军不得不暂停地面进攻。

张作霖见涿州屡攻不克，严厉谴责万福麟等，并决定使用毒气。11月28日，奉军向涿州城内发射毒气弹五百余发，然后以步兵攻城。但奉军所用毒气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剩余物资，效力不大，晋军又采取了防毒措施，因而未造成多大伤害。奉军攻城再次被打退。同时，奉军在城外挖掘的地道也被晋军发现，不得不自行炸毁。至12月初，奉军停止攻城，转入长期围困。

傅作义率部坚守涿州极大地牵制了奉军，涿州守城战在战术、技术上的许多创新也引起关注。12月6日，南京政府致电傅作义嘉勉，电称：“该师长力撑大局，固守斯城”，“敌不得逞，民有所归，弥著功勋，实深喜慰。”⁽¹¹⁷⁾然而，南京政府和阎锡山都无法给予傅作义以实际支援。

奉军的长期围困，使晋军和城内居民的处境日益恶化。奉军围攻涿州三个月，向城内发射炮弹7万发。“全城民房十之八九皆成灰烬”⁽¹¹⁸⁾。12月初，全城粮食基本耗尽。晋军和维持会将酒厂酿酒的红高粱取出，按城内6万居民人数分配；后来，又将酒糟分配给居民，每人一日只许领半斤。12月14日，妇孺数百人环跪于晋军第四师司令部外，乞求尽快结束战局。守城士兵由于缺粮，许多人也已浮肿，纷纷要求罢战。此时，北京派出的红十字会、山西同乡会的代表及傅作义的故旧也到涿州调处。傅作义见外援无望，涿州又已失去战略作用，遂于12月30通电求和，宣布将所部挺进军改为国防军，“不再参加内乱”⁽¹¹⁹⁾。同日，奉军攻城主帅万福麟宣布停止攻城。1928年1月2日，张作霖派郭瀛洲为专使，进入涿州谈判。傅作义坚持军队出城，至多接受点验一次。奉方主张改编时解除武装，改编后再给械移防。由于互不妥协，双方未能达成协议。6日，傅作义只身出城，与万福麟相见，随即同赴保定见张学良，商定议和条款。1月13日，守城晋军全部撤离涿州。根据条款，出城晋军被编为第三十六师，规定该部作为国防军，永不参加内战。随后，张作霖将该部调往中苏边境满洲里一带，不久被遣散。傅作义被留置在保定。1928年4月，秘密逃往天津。

涿州之战，傅作义以不足8000之兵固守涿州孤城三个月，被称为战争史上的奇迹。傅作义也因此而一举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