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后中国政治的设计和争执

第一节　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一　“宪政实施协进会”的建立" class="reference-link">一　“宪政实施协进会”的建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曾出现过民主宪政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提议和推动下，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于1939年9月通过了要求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¹⁾。国民政府当局被迫允诺在1940年冬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但不久即自食其言，以战时环境为借口，以政治高压为手段，迫使战时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归于沉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主宪政运动再起的条件逐步成熟。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尤其是中国跻身“四强”行列，同盟国政治军事形势日趋好转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中国以怎样的政治面貌出现于世界政治舞台，引起国人高度关注，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推行民主宪政运动提供了较好的历史机遇，而且鼓舞了国民党内的民主派起而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呼号呐喊，同时也推动了国民党当局实施预备宪政的若干行动。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之际，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改良政治”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按照三民主义原则，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革，借以达到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间之现状进一步的和睦关系，能够为准备反攻发动人民的积极性”⁽²⁾。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指出：“这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余年和战争的初期，有些人因为被轴心国表面上短期的军事声势和军事胜利所震撼摇惑，遂认为民主政治已届没落时期，以为独裁政治行将成为今后世界政治演进的一种合理新形态，于是率先效尤，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厉行党治的风气，张甚一时。年来保障人类自由，倡行民主政治的同盟各国逐渐胜利，声势日振，正义日张，民主政治乃为世界各国所重新认识，加强重视，均认为此次世界大战，完全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战争，也就是自由平等独立和奴役压迫侵略的战争”，“从此独裁政治将日趋于崩溃，民主政治更将普遍地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形态的惟一极则”。并借英国首相丘吉尔之言，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实行的“一党专政”，内称“一党专政之极权制度，以秘密警察为其爪牙，取政府之一切官职，虽至微官胥吏而垄断之，举凡地方民政官与法庭，均在行政首长控制之下，国内外皆布有最完整之间谍网。此种制度行之过久，则彼广大群众对其国家生命，即毫无左右之权。舍官吏阶级而外，别无独立人物”，强调实现民主宪政已成为世界不可逆转的政治潮流⁽³⁾。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李济深、陈铭枢等，也陆续发表文章和谈话，要求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实行民主政治。如宋庆龄发表公开谈话称：“应该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该给以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的胜利。”⁽⁴⁾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也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坦承“我们是民主阵线四大盟邦之一，对外既与盟邦携手，和法西斯敌人作战，对于国内政治建设方向，当然只有走向民主的路线，以与国际路线相配合”，并从稳定国民党统治出发，警告说：“如果我们把宪政实施，一天天搁下来，不能完成国家的建设，那就不但违背了建国纲领，而且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将使“政府对人民损失威信，更予反对党以攻击本党的口实，而中央也就会为人民所不满。”⁽⁵⁾这表明战争局势的变化已对中国的执政者造成强大的压力，为中国民主宪政运动造成了有利的态势。

太平洋战争期间，随着国民政府专制独裁统治的进一步强化，大后方出现了日益加深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在政治上，“一党专制”、特务横行、保甲制度三位一体，使人民没有安全保障；在经济上，国民党官僚资本垄断经济命脉，国统区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经济困难重重；军事上，依赖外援，消极避战，除打了第三次长沙战役等少数胜仗外，在重大战役中连连溃败，而且降官如毛，降将如潮，汪伪政府60万和平军中50万来自国民党军队，尤其是豫湘桂战役的失利，激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和不满。张澜批评说：“年来言政治，则官吏公开贪污，上行下效，法令皆成具文；言财政，则专卖统制于各种收税机关，繁重苛扰，结果是政府受怨，民众受困，大利归于中饱；言粮政，则无谷者必须地地缴谷；言役政，则有人者不肯出人；不平现象，到处皆有。”并指出：只有“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使人民有权来监督政府，纠弹官吏，并协助政府办理各事，政治才有望合理改善，挽回颓势”⁽⁶⁾。黄炎培也愤慨地指出：“炎培往来各地，亲见非法逮捕拘禁，几乎到处都有，或怀挟私怨，滥用职权，或假借公务行敲诈，甚至地非监狱，人无罪名，而久久不见天日。”⁽⁷⁾孙宝继更直率指出：“在战时或对决定重大政策之时，则一举一动，俱属有关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决不可由一部分人或一党人甚或一党人中的一部分人，擅自决定”，“如果在朝党或多数党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味滥用权力，擅自行动，或对异己加以监视、压迫、虐待、逮捕、逐放，甚或残杀，则请问与暴政有何区别？暴政的结果如何，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出来。”⁽⁸⁾改变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实行民主宪政已成为坚持抗日战争至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成为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再起的重要动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成战时盟国，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财政、军事援助，随着大批贷款、租借物资和美军人员的来华，国民党的“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引起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和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从十个方面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内外政策，指出“国民党与蒋委员长的地位是到了过去十年来最微弱无力的地步”，“国民党在它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之前，渐渐不复为中国社会中团结和进步的力量，逐渐不成它曾经扮演的并对现代中国有过最大贡献的角色”，“国民党不但无力自动扭转难局，相反的，其政策加深了危机”等⁽⁹⁾。美军在华人员大量不利于国民党当局的报告纷纷送回美国国内，对美国最高当局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政府虽然从其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执行维持蒋介石领导地位的基本政策，但敦促甚至压迫国民政府改变现状，实行民主改革亦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罗斯福总统明确要求蒋介石：“中国宜从早实行宪政，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派处于平等地位，以解决纠纷。”⁽¹⁰⁾美国的态度成为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再起的外部原因，对于国民党当局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1943年9月8日，迫于国内外压力的中国国民党在重庆举行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内称：“今抗战胜利在望，宪政基础已立”，应“从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国民共信共守之大法，以完成建国之大业。”并决议如下各端：

1．全国党政机关，除后方各省应就原有基础加紧推行地方自治之工作外，今后随各地之恢复，应积极辅导各该地人民加速完成地方自治及职业团体组织，确立宪政之基础，并为复员建国之中心工作。

2．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

3．凡前次依法产生之国民大会代表，除背叛国家或死亡及因他故而丧失其资格者外，一律有效；前次选举未竣或未及举办选举之各区与各职业团体，均应依法补选，至于国民大会召集之前三个月办理完竣。

4．关于筹备国民大会及开始实施宪政各项应有之准备，由政府督饬主管机关负责办理⁽¹¹⁾。

这个决议案将宪政的实施推迟到战争结束后一年，不能不使人感觉到是国民党当局的一种缓兵之计，而承认在国共内战期间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代表，更是表明国民党当局仍然坚持其专制独裁的立场。

同月，最高国防委员会设置了“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自兼会长，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为当然会员，另由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员及其他富有政治学识经验或对宪政有特殊研究之人士中指定35人—49人为会员。由蒋介石指定孙科、王云五、莫德惠、黄炎培、吴铁城、褚辅成、张君劢、左舜生、董必武、傅斯年、王世杰为常务委员，以孙科、黄炎培、王世杰为召集人。下设三个委员会，第一组委员会（关于宪法草案研究事项）以孙科、王宠惠为召集人，第二组委员会（关于民意机关事项）以王世杰、吴铁城为召集人，第三组委员会（关于宪政有关法令实施状况事项）以黄炎培、许孝炎为召集人。规定该会的任务是：1．向政府提出与宪政有关之建议；2．考察关于地方民意机关设立情形并随时提出报告；3．考察与促进宪政实施有关法令之实施情况并随时提出报告；4．沟通政府与民间团体关于宪政问题暨其他有关政治问题之意见；5．依政府之委托审议一切与宪政实施有关之事件⁽¹²⁾。

该协进会虽由各党派代表人士组成，然而实权完全操诸国民党当局之手，所有活动都秉承会长蒋介石的意旨进行。至1944年5月该会共开全体会两次，常委会六次，各组委员会若干次，通过各类提案二十二件，其主要内容有：1．组织国人讨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2．建议加强各级民意机关，提高国民参政会及省市参议会职权；3．提请提前实行提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自由；4．主张改善图书杂志审查与新闻检查制度；等等⁽¹³⁾。但均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国民党当局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基本局面没有任何改变。然而，国民党当局对于实施宪政的允诺，却为大后方抗日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涨创造了条件。

二　民主宪政运动的新高潮" class="reference-link">二　民主宪政运动的新高潮

以国民党当局的宪政允诺为契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判断国民党当局的举动是为“国内外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而不得不采取，“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定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为此决定因势利导“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的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中共不仅派代表参加国民党当局召集的宪政协进会，并且在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宪政座谈会，“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更在党内严格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况，“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为在全国实行民主宪政作出榜样⁽¹⁴⁾。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重要演讲《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宪政问题的基本主张。他首先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理论论证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一切，“完完全全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性质的”，“不仅可以坚持抗战，而且可以有力量组织反攻；不仅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行得很有成绩，而且很可以推行于全国”，要求国民党当局“如欲实行宪政，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来做宪政的基础，而且要不怕面对现实，来看看我们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成果”。

其次，指出实行宪政必先实行的最重要的三个先决条件：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这是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如果“人民的住宅随时可以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以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和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其二是“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其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对于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应该给予他们以自治的权利，真正的地方自治实现了，全国的民主宪政自然会水到渠成”。表示中国共产党愿与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呼吁和争取其实现。

接着，周恩来针对国民党的宪政筹备方案提出了三点具体主张：第一，主张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来建设中国。提出宪法应“承认革命民权”、“直接民权”，“承认中国境内的民族自决权”，“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承认‘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必须以实现民生幸福和繁荣为目的”。第二，主张彻底的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新选举国大代表。批评过去的国大选举完全违背“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记名投票的原则”，“而且是内战时期的选举，为国民党一手包办，不合抗战时期已经变更了的情况，其成分又都属于有钱有势的阶级，不能代表广大的工农平民”，提出新选举法“不应有任何被选举权的不当限制，尤其不应以党义考试来限制，不应有候选人的指定，不应当由乡镇长来推选候选人，不应有对少数民族、边疆及华侨的不平等待遇，并且允许各党派的竞选自由”。第三，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反对国民党当局将宪政实施推迟到战后，指出“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就应该在抗战期中提前实行”，“民主的动员是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¹⁵⁾。周恩来的演讲对于推动该运动在大后方的全面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演讲精神，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民族工商业者、西南地方势力中广泛开展活动，推动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迅速出现了新的高潮。

各民主党派在民主宪政运动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1944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与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张相呼应，批评国民党当局“训政十余年，国民的组织未见加密，国民的道德未见提高，贪污土劣只有增加并无减少，糜烂腐败更加普遍并未减轻”，导致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以及文化与教育，一切一切都生了问题”；谴责国民党当局允诺准备实施宪政半年余，“依然只限于口头，限于纸片，而取缔人民自由的章则或条例，照旧是层出不穷，妨碍人民自由的非法机关，照旧是重重叠叠，人民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由苦闷而发为呼吁，因呼吁无效而流于怨望”；抨击国民党实行专制独裁，“除一个执政党而外，绝对不允许其他在野的党派合法的存在、公开的组织，乃至从事社会事业或其他的正当职业，也要因党派的关系受着显然的歧视”，“其国民不能自由发表负责的言论与主张，不能合理地批评政治的措施与人事，其新闻的记载只能限于好的一面，而绝不允许暴露坏的一面”，“其人民的身体自由毫无切实的保障，可以由若干秘密的来历不明的机关非法拘捕，非法幽禁，非法处死，甚至不知拘捕于何地，幽禁于何所，处死于何时，被害者的家属无从接见，其亲友亦无从援救”，强调“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在无保留无犹豫给予人民以各种基本自由”；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相同，该同盟亦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已刻不容缓，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期间即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¹⁶⁾。

其他各党派亦颇为活跃，国社党领袖罗隆基发表演讲疾呼：“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在“政治上必须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经济上必须生产手段公有”，指出国民党军队“军事上吃败仗，完全是政治上不民主的缘故”，主张实行“多党政治”。张君劢则发表《联合国家中之治国与乱国》，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寡头统一”，“专恃有形之武力和军警等，而忽视其自动自发之忠诚，则猜忌防制之术终有穷之，而其一致所生之效果，微未不足道矣！”指出“惟有民主，惟有有言论结社自由之民主，有反对党之民主”，才能“去乱国而成治国”。青年党领袖李璜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主张在目前应实现三大自由——人身的自由、思想信仰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一党专制，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使各政党能够自由充分的发展。左舜生也著文主张“切实调整国共关系”，“加速实现民主，以澄清国际的疑虑，并举国内团结之实”。该党机关报还载文提议根本改造国民参政会，批评该会不足称为“过渡的民意机构”，只是“聊备一格之外交姿态而已”！中华职教社的负责人黄炎培更是在复旦大学演讲时发出了“为民主拼命”和“成为一个大运动”的激昂号召，指出：“要民主，我们自己不动，休想别人把礼物送上门，要成功，一定要我们‘求’的有力，要成功的快，也得拼命的‘求’”，“要说的就说，要干的就干，良心以为该做便做，硬是要做，认为不当做的便不做，绝对不做”等⁽¹⁷⁾。

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大后方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迅速行动起来，成为推动民主宪政运动高潮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各地建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研究会，创办各种刊物，举行座谈会、演讲会，发表通电、文告等等，在国统区汇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民主潮流。

在重庆，1944年1月，黄炎培创办了《宪政月刊》，张志让任总编辑，为民主宪政运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阵地，该社每月组织一次宪政座谈会，共计举办十七次，邀集各界名流，讨论实施宪政的各种热点问题，发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如第四次座谈会讨论妇女和宪政问题，与会者认为：“因为妇女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特殊地位，所以将来在宪法上妇女的权利要特别重视”，主张“妇女要有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目前要有研究宪草的各种权利；宪政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要扩大到劳动妇女和农村妇女中间去；宪法上应明文规定妇女在国民大会代表中的名额；宪法上应该具体规定对劳动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上和男子一律平等”；等等⁽¹⁸⁾。第八次座谈会讨论保障人身自由问题，与会者严厉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达成两点共识：一是“要求提早实行提审法”；二是“要求法权统一，不得以命令代法令”，“人治尽好总不及法治”，建议“各位大律师发起一种组织，对保障人身自由为无条件的辩护，以充分保障人身自由”等⁽¹⁹⁾。1944年9月，黄炎培等三十人还联名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提出七项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处此千钧一发之时机”，及早实现“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不惟其名，务求其实”等，“非此不足以一新政象，激发人心，增进团结，以迎最后胜利”⁽²⁰⁾。

在成都，1944年6月由张澜、李璜等名流组成的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于国是的十项主张，认为“非立即实行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其要义有三：第一，“切实施行约法”，“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人身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结社集会之自由”，“公教人员、学生士兵入党入团须基于自愿，并不得以党员团员资格为铨叙考核之标准及享受其他特权”；第二，刷新政治，“给予各级民意机构以必要的权力”，“政府用人应一本天下为公之旨，选贤与能”，“切实改革征兵、征实、征税等之弊端，严惩贪污，杜绝中饱，革除苛政，以减轻人民痛苦”；第三，实施全民动员，“举凡训练群众、组织民众，均以国家立场出之，不再以党的立场出之”等。该国是主张刊出时被有关新闻机关删得残缺不全，但仍发生了重要的影响⁽²¹⁾。自1944年5月起，代表四川地方势力的《华西日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力主“迅速刷新政治”，“肃清变相的法西斯”，指出目前的军事危机“决不是单靠盟国的若干协助，就可以改变的”，“政治的彻底刷新”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锁钥”，提出要警惕那些“想利用人类为民主，为和平，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强盗所流的血，暗中灌溉新的暴力统治”的企图⁽²²⁾。

在桂林，1944年6月，先后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和“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以李济深为会长，邀集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名流学者，动员大批青年学生，“力主动员全民，坚决抵抗，痛斥畏祸先逃，动摇战志之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加强民主抗战。由于当时军事形势非常危急，桂林的民主宪政以实行民主动员、解决军事危局为特征，得到了国统区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舆论普遍指出：“不动员民力，当然会自陷于无法无力之境”，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从认真动员做起，急起直追，“敌人已经扼住我们的咽喉，要窒息我们”，“倘再因循，真就误事透底，要谋补救，都来不及了”。

昆明也是开展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基地。由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的进步师生广泛参加了运动，使该地的运动表现出更为激进的态势。教授们创办了《自由论坛》刊物，公开表明：“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1944年7月7日，云南各校师生三千余人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集中讨论政治改革问题，不少著名教授参加了会议。潘大逵教授呼吁：“青年们应加紧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不要吝惜任何牺牲！”著名诗人闻一多更是号召青年“闹”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会后，他又撰专文揭露大后方的深重危机，呼吁青年们起来为民主而斗争，“现在是非常时期”，“任何平时的规范都是可以搁置的枝节，火烧上眉毛，就是抢救！”⁽²³⁾

西南地方实力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这次民主宪政运动。广西和云南的民主宪政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就与李济深为首的广西地方势力和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势力的支持有关。1944年6月15日，李济深在桂林发表演讲，大声疾呼铲除失败主义，“希望中央与各地方长官要尽到领导抗战的责任，立刻动员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并使一部分武装起来”，主张加强民主抗战，在国统区发生重要影响⁽²⁴⁾。而在龙云控制下的《云南日报》和《云南民国日报》也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和文章，批评国民党中央将地方政府“从前所有之一切权力渐次吸收，而集中于各部院会手中，以致政令频繁，机关林立，直接指挥，收效殊鲜”，“省政府有责无权，有事无权”，要求改变“一切均归中央统制”的独裁政策，“切实保障地方权益，使地方能因地制宜，运行其高度的职权”⁽²⁵⁾；更批评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处处阻碍军事进展”，对待中央军与杂牌军“应该一视同仁，打破地方关系，实行平等待遇”；等等⁽²⁶⁾。四川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刘文辉战时深居西康，沉默寡言，此时也发表谈话，主张加强各党派、各军队团结，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人民的团结，“进行大后方的保卫战”⁽²⁷⁾。

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涨，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地方实力派领袖对于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统治的认识已较前有了进步，要求改革现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政治主张方面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接近，并在行动上逐步实现同步。1944年底，豫湘桂战役失利后，国民党统治危机进一步加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民主宪政运动进而发展为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斗争，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也由此而进一步密切。

三　国统区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 class="reference-link">三　国统区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

与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同步发展的是大后方各阶层人民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两者相辅相成，使国民党独裁统治出现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反对国民党推行的特务制度、经济统制政策、横征暴敛政策以及民族压迫政策成为国统区人民抗暴斗争的重点。

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系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在战时迅速膨胀，他们和国民党军警相结合，在大后方为所欲为。随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出现和日趋严重，特务统治，军警横行，成为国民党当局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手段，也激起了大后方人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1944年7月，遭受国民党特务迫害而被迫离开重庆的著名抗日文化人邹韬奋在上海病逝，激起国统区人民的极大悲哀和对特务统治的痛恨。10月1日，重庆数千学生举行集会追悼邹韬奋先生，并发出了“向法西斯进军”的口号，表达了国人对于国民党特务统治制度的强烈抗议⁽²⁸⁾。

在大后方人民的反特抗暴斗争中，成都“市中事件”和重庆“胡世合事件”影响最大。1944年10月，成都市立中学因校方处理年级之间的纠纷不当，激起学潮。31日，成都市长余英中命令警察局长方超率领武装警察冲进学校，打伤学生三十余人，逮捕四十余人，酿成重大事件。成都各大中学学生代表会，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揭露事件真相，抗议军警暴行，同时成立后援会慰问受伤同学。叶圣陶、沈志远等52人发表慰问同学书，全市32所大中学校联名致信国民政府，数千学生集会游行，要求省政府公布事件真相，医治受伤同学，保障人身自由，严惩凶手，撤处市长等。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被迫接受上述各项要求⁽²⁹⁾。

1945年2月，又发生“胡世合事件”。20日，国民党特务田凯无故枪杀正在正常执行业务的重庆电力公司外勤工胡世和。这一暴行激起了一场以重庆电力工人为中心，得到全市各界人民支持和响应的群众性抗暴斗争，“严惩凶手，保障人权”成为全市人民一致的要求和共同的斗争目标。《新华日报》先后发表《特务横行越来越凶，偷了电还枪杀工人》、《不能忽视的一件惨案》等消息和社论，推动群众性抗暴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电力工人组织了“胡世合血案后援会”，散发求援传单，召开记者招待会，举行追悼会等，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在肇事地枪决凶手田凯、惩处伙同行凶的警察局保安队员、保障电力工人工作自由和生命安全、优恤受害工友胡世合等要求。23日，3万重庆市民在特务肇事地举行悼念活动，25日，更有近10万市民前往胡世合灵堂吊唁，国民党当局被迫将田凯枪毙，给胡氏家属发放抚恤金10万元，并由市长亲自“主祭”为胡氏举行公祭，公祭三天内共有20万市民参加，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怒潮。西安、成都、昆明、贵阳、桂林等地也都开展各种形式的反特抗暴斗争，这些斗争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³⁰⁾。

国民党当局执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在战时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执行机关滥用职权，对于民营企业实行窒息政策，导致国统区的民营企业家濒临破产，难以为继。他们也起而参加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和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行列。1944年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等五工业团体，联合起草《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呼吁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改变经济政策，保护民营企业。同年5月20日，重庆宪政月刊社举行座谈会，集中讨论保护民营企业问题，与会者尖锐批评国民党当局推行的经济统制政策，指出：“原料方面自从统制以来，有些物品日渐减少，而有些物品竟致绝迹不见”；运输方面“各地关卡林立，滞留货物，使工业界四肢不灵”；“机械方面则都市里更堆着机器，停置不用，甚而有拆成废铁按斤出卖者，但在各地乡村中对于这种机器却正是求而不有”；营业方面政府“不准更改价格，然而事实上黑市满街，于是我们工业界只好坐视亏本”；“此外以不合标准，管理不佳等理由，下令停闭的中小工厂，更是为数不少，而一息残存的几家较大的工厂，也只是苟延撑支而已”等，大声疾呼：“在今天这种机器停搁、技工失业、原料久封不启等等实况下，我们工业界不得不发出这一要求‘生产自由’的呼声！”破产的痛切经验使民营企业家们深切感受到，如果不改变国民党的统制政策，那么，所有的正当工商业必然要被窒息至死！为此他们团结起来，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与垄断的斗争⁽³¹⁾。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营工商业家在民主宪政运动的积极活动充分反映了民族企业家的情绪和立场。

国民党当局在农村的横征暴敛，使大后方广大农民也濒临绝境。《解放日报》利用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材料描述了大后方农村的现状：“农田面积逐年锐减”、“农业生产量惊人降落”、“牲畜大量死亡”、“土地加速集中”、“土地租押金飞涨”、“农民分化愈趋尖锐”、“高利贷重利盘剥”、“经济剥削变本加厉”、“农民挣扎于饥饿死亡线上”、“保甲长鱼肉农民、出征壮丁妻室被奸、农民铤而走险”等。指出：“大后方农村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压榨之下，广大农民正日益剧烈的走向饥饿与死亡的境地”⁽³²⁾。

国统区农村出现了“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局面。先是国民党统治较为薄弱的边远省区，后发展到国民党严密控制的重要省区，都发生了农民的抗暴斗争，甚至武装起义。1943年，甘肃临夏、临洮等二十余县的各族农民10万人联合举行反蒋斗争，要求免粮免款，坚持斗争达十个月之久，最后国民党当局出动飞机轰炸残酷镇压了此次起义。广西大瑶山各族农民为反抗国民党“设治局”的残暴统治，群起捣毁“设治局”，一度将国民党势力逐出大瑶山。海南岛白沙县农民也举行了“七月起义”，进攻国民党自卫队，并以各种原始武器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激战，一度占领五指山。后在国民党军队三路“清剿”之下，惨遭失败，被害群众多达万人以上。1944年，河南桐柏、遂平、唐河、确山、泌阳、信阳和湖北随县、应山等县农民为反对国民党强抓壮丁先后举行起义。农民起义军七千余人曾将国民党驻信阳的何励生部缴械，国民党调来大批军队镇压，屠杀五千余人。起义农民并未屈服，数万人继起组织“农民救国军”，提出了“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军队”，与国民党军进行激战，消灭了残害民众的国民党六十九军二十八师，击毙师长，成为国统区农民抗暴斗争中最为典型的事件⁽³³⁾。

国民党当局的残暴统治及其民族压迫政策也导致了大后方内少数民族的抗暴斗争，有些地区还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早在1941年11月，云南基诺族人就发动了反抗国民党征兵命令的武装暴动。国民党当局对只有8000人口的基诺山区下达了800个征兵名额，该乡乡长为抗议此种暴行而服毒自杀，成为起义的导火线。起义军喊出了“踏平宣慰街，赶走国民党”的口号，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次年8月和10月，国民党当局两次出动重兵围剿起义军，并大开杀戒，仍不能取胜，双方战成僵局，同意暂时停战。12月，双方再起战事，国民党军又遭起义军重创。1943年4月，国民党军改而实行剿抚结合，抚重于剿的政策，国民党军逐渐占据优势，由于连年战斗并遭多次烧杀抢掠已贫困不堪的基诺族人决定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国民党一切武装部队十日内撤离基诺山，并保证不再继续烧寨子和抢走、屠宰耕牛，双方实现停火。随后，国民党当局又允诺“现阶段不再向基诺山征兵派粮，原下达的征兵命令作废；停战后几年不再向基诺山征兵派粮，并免除过去三年所欠一切捐税”，7月，国民党军撤走，历时近两年的基诺族起义告终⁽³⁴⁾。

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又在贵州东部发生各族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黔东事件”。1942年8月，松桃县各族群众4000人，在苗族领袖石宝山领导下，打出“中元左翼军”的旗帜，举行暴动，目标是“安定人民社会，专杀贪官污吏”，“建立新的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等，起义军连克数乡，两攻县城，10月中旬为国民党军所镇压。10月下旬，镇远境内发生了分别由吴宗尧等和杨树勋等领导的苗、侗、汉族群众的武装起义，起义文告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假借抗日救国之名，“趁火打劫，以发国难财”，决意“除暴安良，打倒恶劣政府并及魔妖土狂，取消苛捐杂税，以免民众受殃”，两支起义部队一度十分活跃，后为国民党援军镇压失败。11月，又发生朱伯屏等领导的“大中华定国军”第五路左翼军和陈信哉等领导的“救国救民军”第六军的武装起义，他们以“奉天命扫尽妖氛，平定天下，永享太平”和“抗兵抗粮”，“解除人民痛苦”为旗帜，聚兵反抗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延至次年3月才在国民党大军围剿之下失利⁽³⁵⁾。黔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武装起义，表明国民党专制统治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从另一个侧面配合了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后期，大后方人民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成为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方面。随着国民党当局统治危机的全面来临，一个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更大规模、更为强劲的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就将到来，国共两党围绕着战后中国政治前途的争执也趋向表面化和激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