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苏关系的恶化与缔约"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中苏关系的恶化与缔约

一　中苏关系的恶化"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中苏关系的恶化

以日苏签署《中立条约》为转折点，中苏关系逐渐逆转。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的生存面临严峻考验，对华援助完全中止，其远东政策的重心从战争初期的帮助中国拖住日本，确保自身安全，转变为敷衍中国，稳住日本，避免两线作战，两国在欧洲大战爆发后已经淡化与松懈的双边关系迅速恶化。另一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实现结盟，美国援华的力度大大加强，占据了主导地位，国民政府转而依靠美国的帮助战胜日本，苏联在国民政府外交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对此感触尤深，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依靠美国的意向“越来越明显”，他“在中国已无事可做”⁽¹¹³⁾。

中苏间的正面冲突是从新疆问题开始的。新疆地处西北边陲，同苏联的中亚地区接壤。1933年4月，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发动政变，依靠苏联军队的支持，平定了新疆的各种反对势力，稳定了统治，苏联势力也随之渗入新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失去了对于该地的权力控制。新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仅苏联军队可以在新疆常驻，而且苏联有权在新疆开矿、采油、采金和修筑铁路，新疆的对外贸易，完全依赖苏联，而与内地中断了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虽然经由新疆运输各种苏联援华物资入内地，但新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却依然如旧。这种状况至1941年前后发生变化，由于盛世才与新疆地方民族势力间的矛盾以及苏联势力的介入，引起双方的猜疑、摩擦、冲突以至残杀；另一方面，也由于苏联在苏德战争中暂时失利，导致盛世才对苏联的离心倾向，并向国民政府输诚。盛世才在致蒋介石的信中，指责苏联“挂着马克思主义假招牌，以帮助落后国家与民族为名，暗中进行其侵略伎俩，其用心较之其他帝国主义者尤为毒辣！”检讨他过去的“联苏”，“实由学识与经验之不足，致被挂着马克思主义假招牌的人们所愚弄欺骗”，表示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合作，“誓以致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等⁽¹¹⁴⁾。

盛世才的“倒戈”，给国民政府控制新疆创造了条件。国民政府迅速制订《收复新疆主权方案》，规定：“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并扶之，使其逐渐中央化；一面敷衍苏联，迟缓其对新之策动并尽速加强我甘、青、藏边军务，及一切必要之准备，俟机再确实控制之”；并计划将美、英势力引入新疆等⁽¹¹⁵⁾。1942年7月，国民政府利用盛世才在新疆策动反苏行动，逮捕新疆政府中的亲苏人员，并于年底迫使苏联驻哈密地区的红八团部分人员撤退。8月，国民政府很快决定了对苏方针及实施步骤，主要内容是：一、关于苏方在新取得之合法利益应由中央与之商订；二、如无协定根据而无关主权时，应分别予以调整；三、其所得利益妨碍我主权时，应分别予以调整或取缔；四、关于国境检查，我国应在霍尔果斯及其他新边要地派驻军队布置防务，作为中央恢复新疆主权之一种表示；五、苏联飞机入新省境内，须先依照外国航空器飞行国境统一办法及检查暂行办法办理，否则以非法越界论；六、苏联车辆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擅自入境；七、苏联人民未持有我国合法出入境签证者，不得擅自出入新疆省境等。并强调：“苏方在新非法行动相沿已久，兹予矫正，自感不便，但在现在国际局势之下，我方进行调查与之提高，苏方似不致公然表示拒绝，惟难免有色取行违情形，我方似应选派精明干练之负责人员执行之，并先派兵入新以为我决心处置之表示，但在实际上不可过于操切，以免影响邦交。”⁽¹¹⁶⁾随即中方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

苏联方面迅速作出反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多次直接会见蒋介石，交涉新疆问题，同时在新疆采取报复行动。1943年1月，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宣布：“新疆当局之反苏行为，迫使苏联决定撤回对新疆的一切支援。”红八团撤退时，拆除了独山子油田机器和头屯河铁工厂机器，运回苏联。4月10日，普式庚再次声明：完全停止苏联在新疆的地质考查团工作，撤回工作人员和机器⁽¹¹⁷⁾。5月17日，由苏联驻华大使与国民政府代表进行了将近十个月的中苏合办独山子油矿谈判，也因苏方拆除设备运苏而告中止⁽¹¹⁸⁾。6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将苏方决定正式通知中国官方：一、撤销迪化飞机厂，将新疆苏联工人、职员及技术人员，以及苏联设备运回苏联；二、停止独山子油矿及炼油工作，召回各专家，并将自有设备运回苏联；三、缩减苏联驻新疆商业机关之活动；四、召回在新疆之其他苏联专家⁽¹¹⁹⁾。1944年2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签署合同，中方以170万美元现款购买苏方在独山子油矿遗留之全部油井建筑及设备，并于21日接收完竣⁽¹²⁰⁾。自此，中苏在新疆的经济合作完全停顿。

然而，中苏在新疆的交涉却并未结束。由于盛世才在新疆的残暴统治，激起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和反抗。苏联的影响和卷入也鼓励了部分新疆少数民族领袖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愿望。自1943年春起，新疆不断发生各族人民的起义。1944年8月，国民政府逼迫盛世才提出辞呈，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企图缓和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满情绪。但由于对苏关系恶化后，中苏边疆贸易锐减，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大幅下降，致使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有增无减，至1944年底形成“三区革命”的高潮。此时，由于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苏联已不再担心来自西部边界的威胁，对新疆政策也转趋强硬，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明里暗里采取支持的态度，甚至出动飞机轰炸中国军队，这引起国民政府的更大疑忌和仇视，两国间交涉不断，中方质问苏联驻华大使，指责苏联飞机轰炸中国军队，要求苏方调查该项飞机来源，并防止类似事件发生；苏方则称该事件系由中国军队因追缉哈萨克人民、遂侵入外蒙古之领土引起，声明苏方根据1936年3月苏蒙互助条约，为保护外蒙古领土安全起见，将不得不予该共和国以一切必需之援助及支持等。双方的争执复转向外蒙古主权问题，中方声明根据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及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1936年之苏蒙互助协定，中方当时即提出抗议，不予承认，苏方当时亦在复照中重行确认1924年中俄协定仍保持其效力等。蒋介石还将该事件诉之于罗斯福总统，希望美方予以干涉，但罗斯福却复电蒋介石，建议暂时搁置外蒙古、新疆边境事件，“以待此次战争之结束”，事态虽未恶化，但争执却进一步升级了⁽¹²¹⁾。

中苏关系恶化的另一标志是国民政府在国内不断挑动反苏行动。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壮大，国共摩擦、冲突的日益升级，蒋介石越来越将共产党问题与“第三国际”与苏联政府的支持相联系，由此而对苏联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恶感，并大量削减对苏贸易等，恶化两国关系。苏联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1942年3月，召回了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团，开始对国民政府采取公开批评的态度。1943年夏，当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大规模发动反共摩擦，苏联政府公开指责国民政府抗战不力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进行围攻。1944年夏，苏联新闻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不将全部兵力用于抗日作战，而是使用大量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抨击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没能组织好对日本军队的反击，大多数部队一触即溃，一败千里，向同盟国呼吁改组中国国民政府，给国民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国际压力。

苏联政府还在同盟国内部和国际事务中有意贬低、留难国民政府。当美国政府欲将中国列入世界四强行列时，曾一再遭到苏联政府的反对和阻难。1943年10月，苏联政府曾反对中国签署《普遍安全宣言》。11月，斯大林又借口苏联未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拒绝罗斯福提出的举行美、英、苏、中四国元首会议的建议，不愿与中国平起平坐讨论国际问题。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多次和斯大林讨论中国问题，斯大林始终对中国抱蔑视的态度，罗斯福提出：战后应由美、英、苏、中四大国组成一个“有权立即处理对和平的任何威胁”的警察委员会。斯大林表示：他不认为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是强大的，要中国参加四大国会议或组织，显然是不合适的。罗斯福解释说，他并不是不认识现在的中国很弱，而是想到更远的将来，毕竟中国是一个有四亿人民的国家，将他们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但是，斯大林依然不置可否。1944年夏秋间，当筹备建立联合国的顿巴敦橡胶园会议召开时，苏联政府再次拒绝与中国代表坐在一起。会议不得不重演开罗—德黑兰的一幕，分为两个阶段举行，使中国处于美、英、苏决定重大问题后被通知的被动境地，这使中国的对苏不满情绪益发增强。1944年下半年，中苏关系下降到了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的最低点⁽¹²²⁾。

二　雅尔塔密约的签署" class="reference-link">二　雅尔塔密约的签署

1943年底，苏军在苏德战场上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作战，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表已经确定，欧洲战场的胜利大局已定。尽管大战的战火仍在熊熊燃烧，但是各盟国的首脑已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战后的利益分配和政治安排。美、英、苏三国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和各种会晤，力图为自己的国家获取更多的权益。中国虽已荣列“四强”行列，但未能享受“四强”待遇，反而成为美、英、苏三国进行秘密交易的对象。

苏联是谋求在华特权的主要国家。出于自身的国家安全考虑，苏联早就计划从西向东在新疆、外蒙、东北的中国境内建立自身的势力范围，构筑一道抵御美国在远东势力的防波堤。由于盛世才的“倒戈”，国民政府势力进入新疆，使苏联对新疆的控制受到影响，苏联转而支持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政府斗争，随着“三区革命”的发展，使苏联有理由认为它可以继续保持其在新疆的影响；外蒙古已在它的实际控制之中，需要解决的只是正式独立的名义问题；其主要的目标是中国东北地区，苏联念念不忘要恢复沙俄在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并将承诺对日参战视为索取中国权益的最好时机。

1943年11月，美、英、苏举行德黑兰会议，首次就三国击败德国后苏联的对日作战问题进行磋商。斯大林提出了在远东获取不冻港的问题，并表示参战的条件“也许等到俄国人积极参加远东战争的时候再说比较好些”⁽¹²³⁾。随着欧战的临近结束，斯大林关于对日作战的条件逐步明朗，并就此与美、英进行了一系列极其秘密的谈判。参与其事的，除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外，还有华莱士、哈里曼、莫洛托夫、赫尔利等。

1944年10月中旬，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特使哈里曼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斯大林表示：苏军须在德国失败后三个月始能完成兵力调动，集中60个师在远东发动攻势，要求美国在1945年6月30日前协助贮存150万人所需粮食、燃料、交通工具等战争物资，共计固体物资86.014万吨，液体物资20.6万吨，并且处理好俄国参战的政治方面问题——即指中国承认苏联在远东的对日要求等⁽¹²⁴⁾。苏联政府以参战为筹码，向美国索取大量物资，并要挟美国满足其在远东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12月14日，哈里曼会见斯大林，再次讨论苏联参战的政治条件，斯大林明确提出：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归还俄国；租借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租借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到满洲里的铁路；承认外蒙古的现状——保持外蒙古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其范围远远超过了德黑兰会议所讨论的内容⁽¹²⁵⁾。

对于美、英、苏间的这种秘密交涉，中国国民政府有所觉察。1944年11月9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致电蒋介石，密报“苏联国内近月来对旅顺港颇多关注之证，不但杂志著论，称旅顺为苏联之宝，一如其他苏联领土，且有专书出版，追述旅顺之失，视为遗憾”；并称美国海军李海上将曾向他透露：“美方曾表示，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俾促日寇之败，并探苏联之意，而苏联隐示，欲乘机取得旅顺，为参加条件之一”，实为探询中方态度⁽¹²⁶⁾，然而国民政府却无法探知确讯，也难以采取制止行动。雅尔塔会议前夕，苏联政府曾秘密通知中国，表示愿意接待蒋介石的个人代表宋子文访问苏联，讨论苏联加入对日作战、战后朝鲜地位、苏联利用中国东北港口、战后中苏经济关系、中苏边界和平以及中苏间建立更密切更协调关系诸问题，中国官方立即通过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密报美国政府，希望美国方面的“合作与建议”；然而，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的答复却是：“我们不应使中国政府得到那样的印象，认为在中苏关系中我们准备承担的‘顾问’责任。”明确表示不在中国与苏联之间扮演“调停者”，实际上拒绝了中国方面的求援⁽¹²⁷⁾。

1945年2月4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8日下午，罗斯福、斯大林秘密磋商苏联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内容涉及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问题、大连与旅顺口问题、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问题等。斯大林再三强调：如果此等条件不能满足，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何要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对德作战是因为德国威胁了苏联的生存，但他们却不能懂得苏联何以要和一个并未发生重大冲突的国家作战？假如此等政治条件可予实现，人民即将懂得宣战是为了国家利益，且比较容易向最高苏维埃会议解释这一决定。双方约定在苏联把25个师的军队调到西伯利亚至满洲边界后，再把有关决定通知中方。斯大林特别强调，在会议结束时将经三国同意的条件见诸文字⁽¹²⁸⁾。

10日，斯大林提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的草案》，美方提出三点修改，即大连港“应在国际控制下成为自由港”，中东、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委员会来控制管理”，有关港口和铁路的协议“需要取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等。双方略经讨论，即于次日邀约丘吉尔共同签署《雅尔塔密约》。该密约规定苏联将在欧洲战争结束后2个月或3个月内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还苏联。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的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联政府承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¹²⁹⁾。这就是美、英、苏三国以中国主权为筹码，为满足各自利益而签署的违反国际法准则的雅尔塔密约。这是大国强权政治在同盟国间的一次丑恶的表演。由于斯大林的建议，而且罗斯福担心，通知中国政府的任何事情，不出24小时就会让全世界知道，三国约定该密约在斯大林最后决定对日宣战前，暂不通知中国。

美国政府何以会签署这样的密约呢？首先，由于“去年我国军事失利，罗感觉我国力量不够，美国舆论又不愿见美士兵牺牲，故罗转而盼苏联参加远东战争”⁽¹³⁰⁾。其次，美国军方对于日本军力的估计错误，他们以为日本陆军尚有强大力量，如苏联不参战，日本即使丧失本国诸岛，仍可在中国大陆作战，战争可能延长至1946年秋甚至1948年⁽¹³¹⁾。为此，美国急切希望苏联能在欧洲战争结束后，挥师东进，参加对日作战，尽早打败日本，减少美军伤亡。第三，同样重要的因素是由于美国出于战后维护远东利益的政治需求，罗斯福担心在美国军队付出巨大代价最终打败日本之后，苏联军队将不请自来，长驱直入中国东北地区，将该地和外蒙古占为其势力范围，那就将直接影响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为此，预先签署一个条约，将能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并促使苏联政府承认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在中国东北的主权。

英国政府在讨论和签署该约的过程中很少发言，貌似被动，实则另有企图。英国战后在远东的最大目标是恢复其在战前享有的权益，包括恢复在印度、缅甸、马来亚等地的殖民统治，继续占有香港等。英国政府签署该密约，将可在香港等问题上与苏联保持某种平衡，便于它在远东恢复殖民统治。

苏联政府是签署该密约的策动者和主谋，密约内容也主要体现了苏联政府的远东战略利益。它和当时有求于它的美国和在香港等问题上心怀鬼胎的英国，背着中国达成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肮脏交易，演出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极不光彩的一幕。

雅尔塔会议后，美、苏两国间关于中国问题的秘密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对于美国来说，它已插足中国内政，期望按照自己的意图处理国共关系，使中国成为两党并存竞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美国在远东的附庸，既借以抵制战后苏联在亚洲的扩张，又抑制英法殖民势力的复归远东。而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在于如何使苏联政府在处理中国的国共关系问题上与美国采取同步政策。4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国述职途中抵达莫斯科，奉命向斯大林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决定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斯大林答称：苏联支持这个政策，表示愿与美国合作，完成中国军队的统一，同时无端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土地改革者，此种提法经赫尔利传播，迅速传遍美国统治集团，引起极大关注。5月28日，斯大林又一次向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表示：无论战时平时都愿意尊重蒋主席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坚固统一的国家⁽¹³²⁾。

对于苏联政府来说，随着苏军参战日期的临近，频频要求美国履行诺言，催促中国国民政府接受雅尔塔密约。5月下旬，斯大林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时，再次希望美国政府立即将密约内容通知中国政府，敦促其履行一切。双方商定中国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应于7月抵达莫斯科谈判中苏条约，届时由美苏双方同时和中国政府说明雅尔塔密约的内容⁽¹³³⁾。

然而，由于赫尔利在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期间，已将雅尔塔密约的内容透露给了蒋介石，美国政府不得已提前将密约内容通知中国国民政府。6月9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约见宋子文，通报密约有关内容，并表示：“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则美国政府对于雅尔塔协定便不能不予以支持！”宋氏作出强烈反应：“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联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五百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¹³⁴⁾6月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示“关于俄国备忘录案，暂以兄个人意见对美表示，‘租借’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今后不能再有此污点之发现，非设法除去不可”等⁽¹³⁵⁾。但是，杜鲁门总统并不为中国方面的交涉所动。14日，美国政府正式将密约通知中国，力促国民政府按照美苏商定的时间表，派遣宋子文赴莫斯科与苏联缔约。

按照国际惯例，中国没有参加签约，也就不存在履行条约的义务和责任。但是，由于该条约是由美、苏、英共同签署的国际条约，中国国民政府受同盟国关系制约，无法拒绝。如果拒绝，即将出兵中国东北的苏军可能会更加无拘束地在中国东北自由行动，给中国造成更大的伤害。15日，中国外交部向美国方面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不论中苏可能签订什么条约，美、英均应为协定当事人；第二，旅顺口应指定为中、美、英、苏四国联合海军基地；第三，千岛群岛及库页岛南部转让苏联，应由四国而不是单独由中苏两国来讨论等。显然，无可奈何的中国国民政府希望将美国拖入中苏谈判之中，以为自己的后援，但是这些建议均为美国所拒绝⁽¹³⁶⁾。中国国民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苏的安排，与苏联政府进行中苏缔约的谈判。

三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 class="reference-link">三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

按照美苏商定的日程表，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苏联政府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中苏谈判。会谈分为两个阶段，自6月30日至7月12日为第一阶段，双方进行五轮谈判。后因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波茨坦会议而暂停。8月7日至8月14日为第二阶段，双方又进行四轮谈判，最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苏联政府在谈判中态度傲慢。早在6月12日，中国代表团出发之前，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就会见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

1．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

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的权利。

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4．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

5．库页岛南部及与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当还苏联⁽¹³⁷⁾。

蒋介石则在谈话中强调：“租借地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我们不好再用这种名义，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是一种光荣的条约，如有租借地一类的名义，则将失去条约的原意。”⁽¹³⁸⁾中苏谈判一开始，斯大林就拿出“雅尔塔密约”，气势压人地指出：“商谈条件是可以的，但是，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谈判不时出现僵局，苏联方面还以“苏联在参加对日作战以前，应先和中国政府签订协定”为由，催逼中国代表团让步签约⁽¹³⁹⁾。

中国代表团长宋子文在谈判中除据理力争外，始终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保持密切联系。在谈判开始后的十天中，宋子文五次会见斯大林，同时也五次会见哈里曼。显然，国民政府希望通过美国的帮助和干涉，迫使苏联能有所让步。然而，在谈判的第一阶段，美国政府虽在一些问题上同情中国，却始终恪守不介入中苏谈判的立场。7月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就中国方面要求美国对“雅尔塔密约”关于外蒙古文字作出解释一事致电哈里曼：“在目前的双边会谈中，美国政府如试图充当‘雅尔塔协定’任何有关条文的解释者，那将是不明智的。但是您可以非正式地告知宋，据您所知，美并未讨论过如何解释‘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外蒙须维持现状的条款，在未进行这种讨论的情况下，这些书面文字可以接受的含义，即应维持外蒙古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现状。您应向宋表明，美不能对‘雅尔塔协定’中的文字作出任何官方解释。您的非正式的解释仅供他本人得知，不得在官方的谈判中引用。”⁽¹⁴⁰⁾美国的立场反映了当时美国远东战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1951年哈里曼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对此作了说明：

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是否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在于是否及时参战，有助于联合参谋总部关于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的实施。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的大片地区，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公众要求”为口实，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罗斯福总统力图使斯大林先前所作的一般化保证化为俄国人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明确行动，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和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¹⁴¹⁾。

中国代表团孤立无援，只能独力与苏联争辩。

在谈判的第二阶段，由于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导致苏联对日作战的重要性大幅下降；同时，也由于中国在苏联的压迫下，在谈判中作出了太多的让步，将有损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政府逐步介入了中苏谈判，并加大了援助中国的力度。8月5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奉命通知斯大林：美国政府相信宋子文已满足了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提出的要求，希望苏联“不再要求中国让步”，“不要和中国签订要他们进一步让步的协议，不利于我们的利益”，建议在中苏协议中“再次肯定斯大林口头保证东北地区遵守‘门户开放’政策，并同时公之于众”，表示美国政府不反对成立一个中苏美英四方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管理大连自由港的最高机构等⁽¹⁴²⁾。8月8日，哈里曼代表杜鲁门总统会见斯大林，要求苏联方面“能向美国公众说明，关于苏中之间现正谈判中的有关使用东北地区的港口和铁路的协议，无论苏方或中方都没有背离该地区的门户开放政策”，斯大林表示同意⁽¹⁴³⁾。美国态度的转变使中国代表团在对苏谈判中的艰难处境有所改变，并推动了中苏条约的最终签署。

中苏双方在谈判中主要围绕着外蒙古问题、大连商港问题、旅顺军港问题、东北铁路问题等进行了艰苦而激烈的交涉⁽¹⁴⁴⁾。首先是关于外蒙古问题交涉，争执最为激烈，几使谈判决裂。焦点问题是如何理解“外蒙古现状应予维持”。中方认为，1924年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已确定苏联尊重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此即是现状，不能变更；苏方认为，“维持现状”是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现状，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中方表示，中国目前可不向苏联提商外蒙问题，盼苏联亦不提此难题，中国任何政府如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苏方表示，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供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苏联在远东之地位，日人业已试过，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等。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中方坚决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要求，强调如承认外蒙之现状，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苏方则坚持该问题不解决，宁可中断会议。最后，中国在求助美国无望后，由蒋介石亲自决定有条件作出让步，即在苏联政府保证“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新疆伊犁以及全新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三个条件下，中国“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苏方表示同意。随后，中方又提出外蒙古疆界问题，并坚持以中国旧地图为基准，双方经数度争执，最后约定“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其次是大连商港问题。苏方提出以《中俄租借旅大条约》为根据，将大连作为苏联专用港口，由苏中共同管理，遭到中方拒绝。随后，苏方稍作让步，主张由华人出任管理大连行政的董事会主席，仍遭到中方拒绝。8月10日，在美方的协调下，双方达成协议：大连开放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务主任由苏联人担任等。

第三是旅顺军港问题。苏方要求由苏联管理旅顺军港，并一度主张扩充至旅顺港外100公里岛屿，附属地之行政官吏由中国在征得苏方同意后任用，旅顺附近之缪岛、雷岛不设防等，遭到中方反对。后在美国协调下，双方决定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苏军在规定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民事行政权归中国，但该地之防护由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等。

第四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双方的争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中苏联合公司的人事安排，苏方要求设公司理事会，设理事十人，中苏各半，理事长为华人，铁路局长为俄人；中方主张中东铁路可按苏方意见办理，但南满铁路局长应由华人担任，争执再三，仍未为苏方同意。其二是铁路运输苏联军队问题，此事关系中国东北国防安全问题，中方坚持铁路运输军队只限于进攻东北日军及撤军之时，平时旅顺苏军移动不能利用铁路；苏方始而主张进驻旅顺的苏军在运输武器、弹药及接防时可以使用铁路，在中方强烈反对下，退而主张限制铁路运兵数量，由四个师逐步退至一个师；最终决定铁路运输以军用物资为限等。

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宣布对日宣战，战争局势发生激烈变化，日本即将投降。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由此而变得强硬起来，明确反对中国政府在东北问题上再向苏联作出重要让步；苏联政府则已开始将美国作为自己的主要敌手，既对美国干预中苏谈判表示疑虑，也不对中国国民政府抱信任态度，它在与中国签约的同时，不同意在协定中具体写明不支持中共的文字，也回避接收日本在东北的战利品问题，以为自身日后的行动自由留下活动的余地；中国政府面临着苏联百万大军进入东北，深感事势严重，因担忧苏联在中共问题上变卦而急于要求与苏联签约。14日午夜，中苏两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附属协定，换文《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之协定》、《关于外蒙古之换文》等。主要内容是：

1．两国在对日战争中互相帮助与支持，不与日本单独谈判和平，战后共同密切合作，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

2．苏联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尊重中国对东三省的完全主权，并无意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

3．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开放，中国以所有港口工事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联，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务主任由俄人担任，期限三十年；

4．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苏联可在规定地区驻扎陆、海、空军，该地民政由中国执行，另设中苏军事委员会，由苏方任委员长，期限三十年；

5．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共同经营，两国合组铁路公司，双方各五人组成理事会，各三人组成监事会，由中方任理事长，苏方任监事长，铁路局长和总稽核分由苏、中人员担任，并依照平等原则任用各处、科、站长，中国政府担任铁路保护，由苏联境内到旅大往返货物免征关税，期限三十年；

6．战后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如民意赞成独立，中国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7．进入东北的苏联军队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从东北撤退等⁽¹⁴⁵⁾。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雅尔塔密约”的基本框架下签署的，是美苏强权政治和妥协的产物。该约的签署使苏联提出的要求基本如愿以偿，美国政府也为因此而与苏联在远东达成某种平衡而感到满意。中国国民政府虽然处于被动和被迫的地位，但也认为：“即使这个条约不能发生预期的积极作用，至少也能有其消极的作用。”当时的谈判代表、国民政府外交部西亚司司长卜道明事后这样追叙中国签约的原因：在苏军数十万全线攻入中国东北的情况下，“苏俄当可凭藉武力实现其全部愿望，那时中苏间将发生种种权益和领土的纠纷”；“我若提出交涉，美国将因我拒绝了雅尔塔协定，未与苏俄成立条约对我不予援助，而对苏俄则因雅尔塔协定的存在，反有支持苏联实现其全部要求之义务”；“不仅如此，苏俄势必利用我之孤立状态，根据雅尔塔协定笼统的规定，乘势更进一步的分裂中国领土，在东北、内蒙、华北及新疆等地建立其傀儡政权，因此造成更混乱的局势”；“我国若与苏俄预先签订一项条约，用条约来限制‘雅尔塔协定’的流弊，约束苏俄的侵略行动，并对日后苏俄可能违约的行动预先把握一种交涉的政治立场，那时不仅我们进退有所依据，而且美国对中苏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亦不能坐视无睹，而应根据道义与公理的立场予我以声援”等⁽¹⁴⁶⁾。

8月24日，中苏两国政府互换批准书，条约生效。中苏两国领导人互相致电祝贺。蒋介石的电文说：“深信今后两国政府根据条约，将能表现互信互助之精神，以尽力为中、苏两大国家及全球造成幸福及繁荣。”斯大林复电称：“确信此项条约及协定将为进一步发展贵我两国友好关系之坚固基础，借谋两国人民利益与繁荣及远东与全世界和平及安全之巩固。”⁽¹⁴⁷⁾然而，这个条约并没有促进战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也未能如美国所设想的为远东带来和平和稳定。战后的中苏关系将随着美苏冷战的形成和升级以及国共内战的全面展开而历尽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