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孙中山的奋斗与转向第四章　孙中山的奋斗与转向

第一节　孙中山继续奋斗"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孙中山继续奋斗

一　孙中山的北伐" class="reference-link">一　孙中山的北伐

自孙中山1920年11月回广东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始终以护法为号召，以发动北伐，推倒军阀政权，谋求全国统一为职志，声言“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总之，北伐之举，吾等不得不行。粤处偏安，只能苟且图存，而非久安长治，能出兵则可以统一中国。”⁽¹⁾ 为此，他在尽力谋求两广统一，联合西南各省的同时，还与皖、奉两系和解，结成“三角同盟”，广集同道，壮大力量，以谋首先推倒在北京当政的直系统治。但是，由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所限，孙中山的北伐征程充满了艰难困扰。

1921年9月，粤军在广西赶跑旧桂系领袖陆荣廷，两广局势的相对稳定为孙中山的北伐创造了条件。当月，孙中山发表《致海外同志电》，号召“凡我国人，务宜合力共进，踊跃捐输以助成统一，毋令全功亏于一篑也”⁽²⁾。10月8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北伐案，得到通过。15日，孙中山离广州，出发巡视广西，拟以广西为基地，集中军队经湖南北伐。12月4日，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任命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秘书长，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再加许崇智、李福林的粤军和熊克武的川军，号称有兵力十万之众⁽³⁾。孙中山的北伐方略是：“吴（佩孚）逆若来，则用小包围之法，击之于衡宝一带。彼若退守武汉，则用大围之法，以荆汴、长岳为正面攻击，由汉水出萍樊为左翼，由赣出九江、黄州为右翼，三路以制其死命。两者皆以有他军为援，应为我之大利。闽王（永泉）攻赣之背面，鄂孙（传芳）乱吴之后方。形势既利，浙卢（永祥）皖马（联甲）即可据长江下游，而豫赵（倜）鲁田（中玉）共起，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⁴⁾关于北伐的进军路线，有人主张先出湖南再下武汉，也有人主张先入江西再下东南，孙中山兼顾两方意见，于1922年2月3日发布北伐动员令，饬令李烈钧率滇、黔、赣军为第一路，自桂林经永州攻赣南鄂东，许崇智率粤军并联合湘军一部，经宝庆、湘乡攻武汉。27日，在桂林举行的北伐誓师典礼上，孙中山颁布誓词谓：“民国存亡，同胞祸福，革命成败，自身忧乐，在此一举。救国救民，为公为私，惟有奋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⁵⁾

然而，在北伐誓师表面的轰轰烈烈之下，孙中山的北伐征程并非一帆风顺。直系对北伐的政治阻挠和军事抗拒自不待言，关键是孙中山阵营内部对北伐的态度并不一致。孙中山本倚为军事主力的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陈炯明（兼广州政府内务、陆军总长及广东省长），对北伐很不热心，公开声称“余之所见，以为北伐云者，尚非时机也”；“虽属传报孙中山部下众皆从事北伐之计划，唯余并无所知”⁽⁶⁾。10月24日，孙中山在南宁与陈炯明会晤，向他陈述北伐的意义，希望能抽调粤军一部参加北伐，并由广东负责北伐军的后勤供应。为了消除陈的疑虑，孙中山对他恳切地说：“吾北伐而胜，固事势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⁷⁾ 陈炯明仍不愿调其部队参加北伐，孙中山既无法说动陈出兵，只能令其回粤筹划北伐后勤与军饷，为陈炯明在广东图谋自立创造了机会，也为北伐留下了隐患。

就在北伐军刚刚出师之际，积极支持北伐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仲元）于3月21日在广州广九车站突遭人狙击（23日身亡），北伐后方顿失依赖，26日，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先行回师广东，稳定后方。惟以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孙中山不愿失去乘直系首尾难顾之机出师北伐的机会，故在4月16日的梧州军事会议上，又决定改道经韶关向赣南进军。当日孙中山电召陈炯明前来会晤，商讨北伐事宜，为陈所拒，孙愤愤而言：“我们已经没有后方了。在桂林时，没有后方；现在到梧州来，也还是没有后方。我们只有以广州做后方，从韶关出兵。他总不能教我不革命。”⁽⁸⁾ 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内务总长职，命广州政府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兼广东省长。5月初，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在进行中，4日孙中山在广州发布《声讨徐世昌令》，声明：“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所认为民贼者，惟徐世昌及共恶诸人。”⁽⁹⁾ 6日，孙中山与胡汉民、许崇智等到达韶关大本营，此时奉军已在战争中失败，但北伐军态势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孙中山致函张作霖称：“此间准备完好，文于六日亲至韶关誓师讨贼，督饬各军急速进行，不变初志，以践前约。贵军精锐，未失所望，乘时反攻，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彼虏既疲于奔命，则最后胜利，仍在吾人也。”⁽¹⁰⁾

经过调整后，孙中山督率北伐的军事部署是：以赣南为进军中心，赣州为夺取目标；以李烈钧任北伐军总司令兼中路总指挥，统领滇军朱培德部、黔军谷正伦部、赣军李明扬部，由南雄进攻大庾（今大余）、南康等地；右翼为粤军黄大伟、李福林、梁鸿楷部、赣军赖世璜部，由南雄进攻信丰、虔南（今全南）、龙南、定南等地；左翼为前敌总指挥、粤军许崇智部，由仁化进攻崇义、上犹等地。三路军队合共四万余人，超过当面的赣军陈光远部⁽¹¹⁾。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派人就商于浙督卢永祥，“切盼浙闽皆与我军同时一致动作”；“浙能于我军攻赣时即攻江苏，据南京为上策。我军得赣后会攻江苏为中策。然中策非我志也。我计由九江夹攻武汉”⁽¹²⁾。

北伐军当面的对手——直系出身的江西督军陈光远部是直系在南方布局的薄弱环节，陈部实力有限，且为粤、闽、湘省三面夹击，态势孤立，陈又不能体恤兵士，缺额扣饷，专饱私囊，部队因此而士气低落，军纪松懈，战斗力不强。陈光远为前苏督李纯的部下，非曹锟、吴佩孚嫡系，与曹、吴关系不深，且在湘鄂战争期间对援鄂态度暧昧，意存观望，令吴佩孚颇为不满。北伐军入赣后，陈光远一面调集部队抵御，一面向北京政府求援，表示“军事方兴，需款万急，请饬财政部速筹拨巨款即汇来赣，以救燃眉”；“现在各军均在前线，后路一空，无队可援。除饬尽力支持相机办理外，请飞速派队来赣援助，方能御此大敌，保全危局”⁽¹³⁾。 但曹、吴虽然令蔡成勋领军援赣，其行动并不迅捷，以至陈光远抱怨，“此系南北兵争，而赣省首当其冲，以赣现有兵力，实苦敌众我寡，有守御之兵，即无策应之师，能顾一路，而不能兼顾各路，两电请援请弹，乃奉院部真寒两电，一无所应。光远惟有殚竭心力，激励部曲，勉尽撑持，至于利钝所不敢计也”⁽¹⁴⁾。

北伐军在江西作战初期的进展较为顺利，自5月中旬入赣后连战皆捷，25日占大庾，29日占崇义、信丰，陈光远部无力抵御。6月上旬，北伐军与陈光远部在赣州连战多日，13日北伐军克赣州，兵锋直指吉安，陈光远自觉无力控制局势，15日弃职逃离南昌。当日，刚刚复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拿陈光远开刀，作为废督裁兵之例，免其江西督军职，由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节制江西军队，免杨庆鋆代署江西省长职，任谢远涵代署江西省长。也在15日，北伐军决定二期作战计划，确定沿赣江两岸向北进击，19日占万安、泰和，直逼吉安，形势似乎大好。不过，为了迅速取得北伐的突破，孙中山将大部分部队放置在前线，广东后方没有足够可靠的留守部队，当陈炯明在后方显露异动之状时，孙中山无力控制，而又存有一鼓而下江西之心，对广东后方情势的演变关注不够，在北伐进军的胜利声中，后方不稳势将影响前方军情，致北伐功败垂成。

二　陈炯明发难与孙中山再度离粤" class="reference-link">二　陈炯明发难与孙中山再度离粤

陈炯明本为孙中山所信赖的粤军将领，其在广东主政也与孙中山的扶持直接相关。如时人所论：“本来，总理对陈炯明，起初是很信爱。同时，陈炯明对总理也同样如此。后来因为彼此间意见渐渐隔阂，同时，又有些人在旁挑拨离间，便渐渐发生裂痕。”⁽¹⁵⁾陈炯明与孙中山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看法不一，时有不同意见，孙中山初不料陈有背离之心，而事实却是陈炯明羽翼渐丰之后，图谋在广东自立，认为孙中山在广东的地位与影响不利其个人利益，遂与直系曹锟、吴佩孚等暗中有所联系。1921年冬，陈“派其私人代表朱兆熊前往北京，与北洋政府频频接触”。1922年初，吴佩孚的代表黄申芗到粤会晤陈炯明，其后，马育航、陈觉民又代表陈炯明到洛阳见吴佩孚⁽¹⁶⁾。接着，双方代表1月29日在洛阳订立言和条约⁽¹⁷⁾。据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的粤海关情报记载：“陈炯明将军正在惠州集结军队，并关注着直奉两派战斗的结果。若吴佩孚打胜仗，陈将回师广州，驱逐孙逸仙；要是吴打败了，陈将固守惠州基地，以待云贵之增援——陈早与吴佩孚、唐继尧结盟。”⁽¹⁸⁾ 因此，当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后，6月2日吴佩孚致电陈炯明，要他“勉为其难，定粤之后，携手定国，所深望也”。5日又电闽督李厚基，要其“援陈去孙，早定粤局，以期统一”⁽¹⁹⁾。北伐军占领赣州后，还曾检获多封陈光远与陈炯明准备联合“夹攻”北伐军的密电，如陈光远给陈炯明电谓：“前与尊处所定夹攻孙军计划皆未照行。……务于本月15日以前，照行所订计划。”陈炯明复陈光远电谓：“贵军宜聚兵三南，予由惠州夹击，必操胜算。对许崇智所部及其本身，务取完全消灭主义；对黄大伟、李烈钧等军，实行缴枪解散。”陈光远的内部通报则谓：“陈部决计先期与我军协同动作。”⁽²⁰⁾ 因此，陈炯明最后的背孙拥直并非完全意外之举。

当孙中山在1922年4月免陈炯明职后，为了稳定后方，对陈还是留有余地，保留其陆军部长，划惠州、潮汕等地为陈军驻地，解决欠饷，还任命其亲信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以安其心。为此，陈炯明还曾致电孙中山表示“感激”，同时他认为对政变尚未准备周全，密告在肇庆的叶举，“拥孙之魏邦平等军均在省，防卫之力不单，而海军已属孙，现在我动，省垣不能固守，许崇智、李烈钧等亦可提兵回战，并受民党群起斥弃，今时机尚未至，切不可轻举妄动，静待我最后之命”⁽²¹⁾。因此，他对孙中山表面敷衍，宣布下野，退居惠州，以示不问政事，私下却秘密联络亲信部下，准备发动政变。在陈炯明的指示下，叶举率部离桂回粤，并于5月中旬不顾孙中山各军不得入驻广州的命令，擅自进驻广州，占据城内外各军事要地，构筑工事，各处布防，为政变创造条件。随后，叶举等即以粤军官兵名义致电孙中山，要求恢复陈炯明原职。5月25日，孙中山回电叶举等，告对陈炯明“每亟欲挽之复出，电报秘叠，信使不绝于道”，表明对陈“始终动以至诚”⁽²²⁾。27日，孙中山迫于情势，任命陈炯明以陆军部长名义“办理两广军务，肃清匪患。所有两广地方，均听节制调遣”。但孙中山的做法已经不能挽回陈炯明的背孙之心。6月1日，廖仲恺函告孙中山，“陈炯明部屯集省城及白云山等处者日谋响应北吴。粤垣人心，一夕数惊”，广州叶举部更日向滋闹粮饷，受逼无已，因请孙暂回广州震慑⁽²³⁾。当日，孙中山自韶关大本营回到广州，图稳定后方形势，但陈炯明及其部将对孙多避而不见，同时紧锣密鼓地策划政变。9日，陈的亲信部下洪兆麟密电致陈，认为“现徐已下野，南方总统亦无存在之必要。否则有此赘疣，实足为南北统一之障碍。若不忍痛割爱于须臾，必贻生灵于万劫不复之痛苦”，提出“商谈一切进行计划，解决危局”⁽²⁴⁾。

6月15日，叶举按照陈炯明的密令，在广州白云山总部召集会议，布置政变计划，决定于16日晨炮轰总统府，发动政变⁽²⁵⁾。当晚，叶举部分头攻击观音山总统府、越秀楼孙中山住宅等处，政变始作。

在陈军发动政变前，孙中山已得到警示，他先怀疑这是“谣言”，其后当部属劝其离开总统府避往安全地带，但他慨然言之：“余负救国救民之责，艰苦不辞，改道北伐，……如陈果率其军以叛，占公府，使广州成为灰烬，置余于死地，余亦身死党国而已，夫复何憾。”⁽²⁶⁾ 直至15日晚夜深，广州各处隐然已闻枪声，孙中山才在宋庆龄和部属恳求下悄然离开住所，潜行至海珠长堤天字码头，由江海防司令陈策和海军司令温树德等陪同，登上海军军舰⁽²⁷⁾，安然脱险。16日凌晨，陈军开始攻击总统府和越秀楼，与警卫团发生战斗，但未能突破警卫团的防线。16日下午，陈军利用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调停之机冲入总统府，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此坚持到最后，由卫兵护卫化装到达沙面，次日登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²⁸⁾。广州市内各政府机关亦被陈军所占。孙中山事后回顾说：“六月十六日之变，文于事前二小时得林直勉、林拯民报告，于叛军逻弋之中，由间道出总统府，至海珠。甫登军舰，而叛军已围攻总统府，步枪与机关枪交作，继以煤油焚天桥，以大炮毁粤秀楼，卫士死伤枕藉，总统府遂成灰烬。首事者洪兆麟所统之第二师，指挥者叶举，主谋者陈炯明也。总统府既毁，所属各机关咸被抢劫。财政部次长廖仲恺，事前一日被诱往拘禁于石龙；财政部所存帑项及案卷部据，掳掠都尽。国会议员悉数被逐，并掠其行李。总统府所属各职员，或劫或杀。南洋华侨及联义社员，亦被惨杀。复纵兵淫掠，商廛民居，横罹蹂躏。军士掠得物品，于街市公然发卖。繁盛之广州市，一旦萧条。广州自明末以来二百七十余年，无此劫也！五年逐龙济光之役，九年逐莫荣新之役，皆未闻有此，而陈炯明悍然为之，倒行逆施，乃至于此！”⁽²⁹⁾

陈炯明发动政变时，拥兵2.5万余人，而孙中山能够指挥的不过是其警卫团数百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孙中山难以军事实力对抗陈炯明。不过，驻粤海军表示服从孙中山，发表《护法讨逆宣言》称：“叶举等包藏祸心，通敌谋利之不已，竟敢犯及元首，破坏政府，纵兵残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罪恶贯盈，当为天下所共诛。我等奉命声讨，先行炮击，冀其私心一悟，改逆从顺，免受天诛。如彼仍顽抗，怙恶不悛，当合各省护法大军，协同扫荡，以免护法大业功亏一篑。”⁽³⁰⁾ 孙中山即以海军为依靠，以永丰舰为指挥部，率海军七艘军舰据珠江黄埔，与拥孙部队占据的长洲要塞炮台相呼应，与陈炯明部对峙。6月17日，孙中山在会见登舰请示的广州政府外交总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时称：“今日我必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否则，中外人士，必以为我已无戡乱之能力，且不知我之所在。畏慑暴力，潜伏黄埔，不尽职守，徒为个人避难偷生之计，其将何以昭示中外乎？”⁽³¹⁾

为了讨伐陈炯明，孙中山令广州卫戍司令、粤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率部收复广州，但魏自称“中立”，态度暧昧，未有动作。孙又令北伐军自江西回师救粤，胡汉民、许崇智等接令后，于27日在赣州决定由许崇智先率粤军与滇军回粤，李烈钧则率其他各部暂时留驻赣南以为策应。7月初，北伐军自赣南回师粤北，沿粤汉路分路进军韶关，与驻守韶关的陈军接战。其后，留守赣南的北伐军在援赣直军蔡成勋部的压迫下退往粤北，亦加入对韶关的攻击。7月19日，回师的北伐军攻克韶关以北之乐昌及其东南之翁源，随后与陈军翁式亮、杨坤如等部在韶关一线激战。北伐军因连日征战，部队疲惫，后勤不继，军心动摇，作战失利，全线退却，滇军退往湘桂边界，赣军、湘军留湘赣边界，许崇智则率粤军退往闽赣边界，准备进军福建。

陈炯明发动政变之初并未直接出面，而以其部属叶举等打头阵，但孙中山坚持不离广州，坚持以武力讨陈，迫使陈炯明不得不走到台前。6月18日，陈致电魏邦平，将事变起因归于“孙公迫成”，明白提出“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戡乱，目的悉达，抑又何争？南政府不早收束，势必使粤再亡而止”，亦即请孙中山下台。同时，陈炯明对粤军将领解释其行动时，声称“若孙先生仍为一班宵小所蔽，不惜违反民意，只知贪恋权位，则必有人起而议其后，南方必从此多事，诸将领不患无立功之地”⁽³²⁾。陈还堂皇地以广东民众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请出各界代表劝孙中山下野离穗，以免“糜烂”地方⁽³³⁾。6月21日，广东省议会在陈炯明的威胁利诱下推陈为临时省长，表示“赞成统一”，希望“双方停止战争”。23日，陈炯明在伍廷芳逝世的当天还有电给伍称：“现惟仗公切劝孙公，敝屣尊号，示天下无私，国会一开，依法再选，得位以正，为期匪遥。”⁽³⁴⁾不过，陈炯明对孙中山表面上仍表示尊重。29日，陈致函孙称：“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³⁵⁾ 只是陈炯明的如此表示并不能改变孙中山的现实处境。孙中山“决定坚持不动之计，无论如何危险，决不轻动也”⁽³⁶⁾。但是，7月上旬，海军司令温树德及长洲炮台司令孙祥夫先后脱离孙中山附陈，永丰舰在珠江中处在陈军炮火威胁下，10日被迫转移锚泊地至白鹅潭，其间“敌炮以全力射永丰坐舰，弹下如珠，船身连中四弹，身动摇”⁽³⁷⁾；但孙中山不为所动，仍留永丰舰“坚忍以待之”。直到北伐军回援失利，永丰舰势处孤立，孙在永丰舰之部属群谓“赣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局必危；总统株守省河，有损无益”，孙中山才决定离穗赴沪，“相与我护法同志讨论善后与中国统一计划”⁽³⁸⁾。

8月9日，孙中山一行离开坚持了五十五天的永丰舰，乘轮途经香港于14日转抵上海。15日孙中山发表宣言，宣示对此次政变主谋及诸从乱者“当群起以攻，绝其本根，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至于国事，则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继此以往，当为民国谋长治久安之道。……如政治问题，则当尊重自治，以发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国人民有共治、共享之谓，非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藉口。”重申“奔走革命三十余年，创立民国，实所躬亲。今当本此资格，以为民国尽力，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友，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义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务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责任始尽。”⁽³⁹⁾

“六一六”广州变作，所谓“任用非人，变生肘腋”，使正处良好发展势头的北伐被迫中止，给孙中山沉重的打击，也使他感受莫大的痛苦。如他事后所痛陈：“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胜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但孙中山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虽然失败如此“惨酷”，但并不能使其放弃对理想始终如一的追求，他坚信“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知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时尤当艰贞蒙难，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者”⁽⁴⁰⁾。如何收拾残局，重上征程，是回到上海暂时安居的孙中山所考虑的主要问题。他在进行新的思索，寻求新的道路，发现新的力量，由此开始酝酿他政治生涯中又一次新的转折。就长期与广大的目标而言，孙中山力求实现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现代中国国家的理想一如既往，但对于实现这一理想的方式方法，除了沿袭联合各实力派的传统做法，着重加强粤、皖、奉三角同盟的合作之外，孙中山开始考虑借重苏俄的力量，引进俄国革命以弱胜强、以小击大的成功经验及其组织与方法，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实行党治，强调组织功用，加强政治宣传等等，一系列新的思路与方法开始在经历了痛苦失败之后静心思索的孙中山脑海中浮现、成形并渐渐清晰。孙中山的思路和可能之转向，得到了正在中国寻求革命力量、力图以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而壮大革命声势与阵营、改善自身革命成功后之相对孤立地位的苏俄的鼓励与激赏，也得到了成立不久、亟欲扩大力量、寻求中国革命成功之路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回应与大力支持。国共两党合作，苏俄、国、共三方携手，共创中国革命新局的情势由此而渐成，孙中山及国民党通过自身改组、实行联俄容共、发动国民革命、实现中国统一的政略策略也因此而在酝酿之中。

三　南北对福建的争夺" class="reference-link">三　南北对福建的争夺

对孙中山而言，在广大而长远的目标之外，短期与具体的选择更为迫切，他首先需要为自己的力量寻求落脚点与出发点，以便重组队伍，东山再起，他的眼光仍在广东，而选择的突破口则是福建。

福建原为皖系地盘，督军李厚基自1913年率军入闽，统治福建有年。他“内则恣意挥霍，力事逢迎，外则张皇补苴，尽情搜括。税收不足，继之以募债，募债不足，继之以外资。其间不惜高利或巨额仲金，为吸引之具。以公家为孤注，博其一己短暂时间之荣宠”⁽⁴¹⁾。李厚基的贪婪引起闽人的强烈不满。直皖战后，李厚基因失去皖系依托而渐靠近直系，为吴佩孚所拉拢，以牵制在闽南的广东孙中山和在闽北的浙江卢永祥的力量。第一次直奉战后，李厚基见直系势力更盛，更亲近直系，并削去其手下臧致平的兵权⁽⁴²⁾，又图谋削去王永泉的兵权⁽⁴³⁾，以稳固统治。李厚基的作为使部下与其离心，埋下了倒戈的隐患，加以李厚基在福建当政多年，形象不佳，统治基础薄弱，闽人斥之为“祸闽”，在“联省自治”的浪潮中提出了“闽人治闽”主张，发起驱李运动。福建有较强的民军力量，由于李厚基排挤臧致平、王永泉，两部怨愤，暗中与民军联合，集款购械，日趋活跃，不利于李厚基统治的稳固。此时正值陈炯明在广东发动政变，孙中山的北伐军因措手不及而回师失利，而许崇智领导的粤军早与王永泉建立联系，许崇智本人又曾驻军福建，了解福建情况，并与福建军政界人士常有往还，粤军遂向福建退却，准备与王永泉联手合作驱李，然后以福建为根据地，整军经武，回粤驱陈。

8月中旬，许崇智率北伐粤军进入赣闽边境的会昌，全军人数尚不及万，而且缺械少饷，亟待有稳固的基地休整补充。为了减轻王永泉对客军入闽的疑虑，许电告王：“我军此次主张，纯为开创东南新局面，实行孙（中山）段（祺瑞）携手，闽浙联防。因李（厚基）作梗，故不能不去李。去李以后，闽局自应请伯川（王永泉）主持。”许的设想得到了孙中山的首肯和王永泉的赞同，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专程前往延平（今南平），与王永泉商讨联合行动。9月初，北伐粤军自瑞金启程，“入宁化，经建宁、泰宁、建阳以入建瓯”⁽⁴⁴⁾。在粤、皖、奉“三角同盟”联合反直的背景下，粤军在福建的行动也得到皖系的支持，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带人在9月下旬从浙南潜入延平，协助王永泉策划驱李事。9月27日，王永泉在延平宣布独立，要求李厚基下台离闽。10月1日，王永泉就任闽军总司令。

10月2日，许崇智与王永泉部联合向省城福州发起进攻。李厚基对于王永泉的动向已有所准备，先已派人向曹、吴求援，得吴佩孚下令从江西派兵及海军赴援（只是因为形势的迅速变化，援军未到，李厚基已下台）。但是，李厚基的兵力有限（守福州的只有一个旅不到万人），素质低劣，作战意愿不高。粤军和王军自发起攻击后进展顺利，不过十天时间，10月12日晨攻占延平到福州的咽喉要点水口，逼近福州，各地民军亦纷纷出击，牵制李厚基无法从外地调兵增援福州。12日当天，粤军向福州发动攻势，李厚基见大势已去，仓促避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随后转往闽南厦门、泉州，图谋再起。粤军进入福州后，与李部残余交战两日，至14日完全控制福州。

李厚基下台后，福建的局势一时出现了颇为复杂的状况。10月13日，黎元洪任命前海军总长萨镇冰为福建军务会办，15日又任其为福建省长。萨镇冰为福建人氏，符合“闽人治闽”的要求，能为福建各界所接受；他一直任职于海军，政治态度中立，与南北均有良好关系，故南北各方均未对其上任表示反对。对于孙中山而言，受陈炯明政变之累，需要有一地盘，作为再起出发的根据地，粤军在福建的进展，使孙认为“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之凭借，外交内应，则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亡命客耳，奚足轻重？”⁽⁴⁵⁾ 而皖系对福建地盘也有自己的想法，因为直皖战后皖系所控制的地盘只余浙江一省，而福建是皖系以前控制的地盘，王永泉的第二十四混成旅原为徐树铮统领的参战军一部，故皖系企图利用此次机会，再次控制福建，壮大实力。10月2日，野心勃勃的徐树铮在延平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宣称将“克日移驻福州，处理一切军民诸务，依建国诠真，胪列诸端，切实办理，尽德信威力范围所及，自行其是”。表示“不至通国合一，复设正统政府之日，无论何人命令，树铮概所勿受。惟以至诚至敬，尊奉合肥段上将军祺瑞、中山孙先生文，为领导国家根本人物，服从其谋义，在今之日，我中华民国非此纯洁之二老出任艰巨，国基万难告安”⁽⁴⁶⁾。

10月17日，许崇智、徐树铮、王永泉等到福州。18日，徐树铮根据其《建国诠真官制》所倡之“中枢总管纲要”，“省权上合下分”的原则，以“建国军政制置府”名义，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总揽全省军政。但是，王永泉并不乐意徐树铮凌驾于其上指挥一切，他和许崇智也没有否定萨镇冰的省长地位。福建舆论对皖系在福建的统治本无好感，不愿赶跑了李厚基，又来了徐树铮，“在省绅商耆宿，颇有致疑于新制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乃至皖系人物卢永祥等，对徐树铮如此特立独行的举动也不以为然。在各方反对下，徐树铮不得不在10月30日宣布废除“总抚”职，改任王永泉为总司令，并解释设置制置府的目的是：“建国军政府之设，因国无政府，故立此为发号施令之枢纽，职权略似国务院，负全国建设之责，非为福建而设。福建军民政纲，一经制定，自当移驻他地，别有经营，无常驻福州之必要，且一切经费决不取资于福建。”⁽⁴⁷⁾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影响反直“三角同盟”的内部关系，段祺瑞派原安福国会议员王郅隆到福州，劝徐树铮顾全大局，从速离闽。虽然徐树铮并不情愿就此离去，但王永泉已经稳住阵脚，控制了局面，徐树铮见事无可为，只能在各方压力之下，于11月2日被迫离开福州前往上海，“建国军政制置府”由此结束。

已经被赶下台的李厚基也不甘寂寞，他以闽南泉州为中心，召集旧部谋划在福建复职。此时，被李撤职的臧致平从上海回闽，与王永泉、许崇智等就划分地盘及协助粤军回粤等问题有所谋划。随后臧致平在厦门被旧部推为闽军总司令，李厚基还想借助臧部力量打回福州，不料臧却纵兵向李索饷并围攻，逼迫李厚基先是在11月7日逃到鼓浪屿日租界躲避，后又去广东汕头，向陈炯明求援，陈炯明遂派出钟景棠师入闽援李。臧致平在李厚基和陈炯明的压力下，与许崇智的讨贼军联合，击败钟景棠部。其后，许崇智、王永泉、臧致平及民军张贞部联合进攻闽南，12月18日攻入泉州，李厚基的力量基本被消灭。直系派出的福建镇抚使刘冠雄致电北京政府，认为“李厚基在闽，人心全失，效力已无，万无振刷希望，用之徒滋纠纷。且建国军早经灭绝，情势已迁，请明令取消讨逆名义，并免李之职，请调京位置，并将闽督一缺裁撤，此后闽省善后，即由冠雄会同萨省长，协同各方继续办理，以一事权”⁽⁴⁸⁾。1923年1月，李厚基从闽南到汕头转赴南昌，后到天津定居。

1922年11月7日，由孙中山任命的福建省长林森宣告就职，他和北京政府任命的福建省长萨镇冰各不相属而又相安无事。林森在福建施政，以“自治”为本，而孙中山则希望他多多筹款，以备讨贼军打回广东。孙中山致函林森说：“目前万事，自以筹款为最要，望兄放胆做去，勿庸瞻顾。无财政则军队嗷嗷，无以自守”；“近日西江军事紧急，香港机关乃不名一钱。……孔方困人，遂使西江及闽中军事，俱未能发展，殊可忧耳。”⁽⁴⁹⁾ 不过，林森在福建缺乏实力支撑，政令难以推行，筹款更是困难。许崇智得不到林森的钱财支持，与其关系渐远，王永泉一直谋划由其主政福建，更不会诚意支持林森，处在各种矛盾夹缝中的林森，地位并不稳固。

直系也不能忘情福建，他们通过北京政府派前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同时组织“援闽军”，企图将福建纳入直系的势力范围。“援闽军”从河南、湖北、江西抽调二个师三个混成旅组成，由河南暂编第一师师长常德盛统领。11月中旬，援闽军自赣入闽，随后被王永泉部击退。吴佩孚认为，“闽虽一隅，关系东南大局，设再迁延不决，则乱事蔓延，将无底止”；决定调派驻守湖北宜昌准备“援川”的孙传芳部改而“援闽”⁽⁵⁰⁾。12月，孙传芳率第二师从鄂西宜昌进驻江西。1923年1月21日，北京内阁总理张绍曾为标榜“和平统一”诉求，宣布取消“福建讨逆军”名义，“援闽军”停止前进，所有福建境内主客各军善后事宜，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协商办理，但这个命令得不到直系的支持，无法付诸实施。

1923年2月，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回师广东，林森失去武力依靠。3月，吴佩孚主持在洛阳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川粤闽赣问题及促进南北统一办法，其主张与政府之计划，完全不同，其主旨：一、巩固长江防务。二、窥取闽粤地盘。前者收拾川局入手，再图滇黔。后者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指挥孙、沈，使闽浙粤桂不能联成一气，然后再及西北问题”⁽⁵¹⁾。直系派出的“援闽军”再度由赣入闽，王永泉、臧致平等在武力压迫下倒向直系，林森实无法再执行其省长职权，3月初被迫辞职，结束了在福建二位省长并存的局面，萨镇冰继续任福建省长。3月20日，北京政府在直系压迫下发布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令。4月17日，孙传芳就任闽督。福建的南北之争暂告段落，福建成为直系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