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宁对峙下的北伐军事"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汉宁对峙下的北伐军事

一　武汉国民政府的讨蒋活动与决策北伐" class="reference-link">一　武汉国民政府的讨蒋活动与决策北伐

汪精卫在4月10日到达武汉。

中山舰事件发生，汪精卫避居国外之后，就不断有人主张迎汪回国，以抵制蒋介石日益增大的影响。在1927年春天的“恢复党权”运动中，迎汪的口号更喧腾一时。人们对蒋介石愈不满，对汪精卫的期望也就愈殷切。现在，汪精卫终于回来了。

4月13日下午，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在开会，得到蒋介石的通电，要求中央各执、监委员在14日以前赶到南京开会，随即又得到上海市党部的来电，工人纠察队被缴械，汪精卫当即表示：“这件事比南京会议还要严重，简直是反了！”⁽¹⁴²⁾会议决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查办事件的责任者，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电文称：“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¹⁴³⁾随后，汪精卫又在湖北省市两党部的欢迎宴会上说：“反革命派已经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已经把真正革命同志的血献给军阀、帝国主义了，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已经变做讨赤联军副司令了。”他表示，“我现在什么嫌疑也不怕了，非为这些工人复仇不可！就如有一批数十年的老师友，像吴稚晖，现在就都该杀，杀了来填几十个工友的命。”⁽¹⁴⁴⁾当日在会上演说的还有徐谦、何香凝、孙科、高语罕等人。何香凝说：“现在蒋介石却公然摧残工农了，我们怎样对付呢？就只有照廖先生说的话，打倒这些反革命。”14日，武汉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提出处分蒋介石、张静江；取消蒋介石一切本兼各职，开除党籍，由国民政府将其撤职查办。

15日，汪精卫手书《对三大政策之解释》：“总理所定联俄、容共、农工三政策是整个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改组本党的精神根本取消。一切革命同志应该起来，拥护此整个的政策。”⁽¹⁴⁵⁾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参加者28人，列席者鲍罗廷、唐生智、张发奎3人。主席徐谦。先后发言的有董用威（必武）、邓演达、潘云超、詹大悲、高语罕、彭泽民、孙科、林祖涵、江浩、吴玉章、顾孟馀、何香凝、陈公博、谭延闿、朱培德等，普遍态度强烈，要求改变既往的迟疑态度，作出决定。董用威说：“务希中央毅然决然加以处置，以申党纪。”彭泽民说：“如再犹豫，不是蒋氏自杀，是我们自杀。”孙科则要求与会者一一表态，他说：“蒋介石是革命敌人，尤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敌人，无论对蒋介石有无私人感情，今日皆不能缄默的。”⁽¹⁴⁶⁾在如何对待蒋介石上，会议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免去职务，明令讨伐，以邓演达为代表。另一种意见以顾孟馀为代表，认为对一个人只有惩办，不必用讨伐。会议最后同意顾孟馀的意见，一致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¹⁴⁷⁾。该项决议至18日以国民政府命令形式发表。

18日同时发表的文件还有《为惩治蒋中正训令全体党员》，历数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以来的种种表现：“凡此种种，皆为极端反革命行为，既不能感之以诚，复不能喻之以理。似此罪大恶极，是已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本党为前途计，不能不决然毅然执行党纪，加以严厉之惩治。”⁽¹⁴⁸⁾

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馀、谭平山、陈公博、吴玉章、唐生智、邓演达、宋子文等40人联名发表通电，指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等行为。通电号召：“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毁于蒋介石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¹⁴⁹⁾上述种种，都是对蒋介石一种政治上的谴责，较之武汉政府以前的态度，是坚决、鲜明多了，但是，政治上的谴责不能代替军事上的打击，这方面，武汉政府仍然顾虑重重。15日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在慷慨讨蒋的高调声中，也时时可以感到这种低调的存在。詹大悲说：“今日中央应行决定，失败是不必顾虑，更不应该顾虑。”邓懋修说：“纵败犹荣，终有胜利之一日。”吴玉章说：“如果是革命的，是不怕强力，不怕武力的。”这些语言诚然是壮烈的，但却反映出武汉政府的领袖们缺乏斗争胜利的信心。何香凝说得很坦率：“我对军事上、财政上很是担心。”⁽¹⁵⁰⁾正是这种担心，使武汉政府回避马上和蒋介石决战。

奉吴河南战争中，张学良、韩麟春率奉军主力第三、四方面军团倾巢南下。4月3日，奉军占领许昌，靳云鹗三次反攻，都被奉军击退。4月中旬，奉军继续占领京汉线上的重要城市临颍、郾城、西平、遂平等地。下旬，前锋进至驻马店附近，威胁湖北⁽¹⁵¹⁾。4月底，传说张学良将联合吴佩孚残部贾万兴等，兵分三路，进窥武汉。这样，就使武汉政府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军事方针陷入动摇不定中。当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东征讨蒋，一种主张北伐讨奉。两种方针各有利弊。向东讨蒋吧？担心奉军南犯；向北讨奉吧？蒋介石打过来怎么办？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这一矛盾不仅表现于武汉政府领导人之间，也表现于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中。

当时，鲍罗廷认为，东南地区帝国主义力量强大，蒋介石可能联合张作霖共同对付革命，广州、上海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中共应该和国民党一起北伐，会合冯玉祥，并且打通苏俄通道。鲍罗廷的设想是，“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向西北发展，对东部和东南地区则只从政治上发展”，在六个月或者更晚些时候，再到东南去“奠定基础”⁽¹⁵²⁾。罗易则认为：新的军事行动对革命有害。“它的目的是增加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以便摆脱群众的影响。”“政府必定以战争为借口，呼吁后方的安宁。这样，将给予反动派以时间，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并且采取攻势。”罗易建议，在武汉政府控制下的各省推行土地革命，以加深它的社会基础。他提出：一、消灭农村的反动力量，即地主、高利贷者和乡村绅士；二、向广东、江西等南方省份扩展实力；三、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向南调动在国民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军队⁽¹⁵³⁾。4月14日，鲍罗廷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会议上声明：国民党已原则上决定北伐，他已表示支持；如果会议作出反对北伐的决定，他就马上辞去在国民党中担任的职务。罗易认为鲍罗廷的声明等于提出最后通牒，如同举着手枪“对准我们的脑袋来强迫我们”⁽¹⁵⁴⁾。在激烈的争辩中，双方都作了一定妥协。16日，中共中央通过一项《关于继续北伐的决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害于革命。采取北上扩大领域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将早已在国民党统治下或革命已经完成的那些地区的革命基地加以巩固⁽¹⁵⁵⁾。为此，中共中央认为，只能采取占领河南省南部、安徽西部等“防御性的军事行动”。问题汇报到莫斯科，莫斯科调和鲍罗廷与罗易的意见，既主张北伐，又主张同时在国民政府领域内发展革命⁽¹⁵⁶⁾。这样，中共中央便于4月18日作出决议，同意立即派军队北上。大约在此期间，李宗仁也派参谋长王应榆赴汉，向武汉政府领导人建议，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和平会议解决党内纠纷。武汉政府领导人接待了王应榆，表示先将“北方之敌击溃再说”⁽¹⁵⁷⁾。关于东征还是北伐的这一艰难的决策过程，邓演达回忆说：“往东——打南京——往北的计划前后变更了四五次，卒之为如下之理由取决往北去，把张作霖在河南的队伍肃清，把冯玉祥的队伍接出来，然后把对付张作霖于京汉路线上责任托付给他，我们的队伍专力于东南的肃清。”⁽¹⁵⁸⁾当时，冯玉祥队伍号称30万人，确是一支可以和奉系匹敌的力量。此外，还有个阎锡山，号称有军队十余万人，武汉政府认为，有可能倒向自己方面。因此，毅然决策北伐。

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并庆祝军事委员会成立。据称，与会团体一千五百余个，约五十余万人。典礼以北伐誓师为主调，但带着浓重的讨蒋色彩。誓师词宣布此次出师目标在于讨伐“最淫暴、凶残的奉系军阀”，“凡与张作霖勾结者，不论他过去行为若何，都是民众的敌人”。誓师词豪迈地声称：“我们要消灭敌人的武力，使敌人片甲不回；就是我们一时不利而打败仗，我们也要自己片甲不回，直与敌人奋斗到最后一粒子弹，最后一把刺刀为止。”但誓师词也同时宣布，“凡是压迫农工、损害农工利益者，不管他过去行为若何，也都是本党的敌人”，这就将矛头指向了蒋介石。在演说中，汪精卫则更明确地宣称：“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尤必须要打倒本党的内奸蒋介石。”⁽¹⁵⁹⁾次日，各军开始由京汉路进入河南，集中驻马店。

尽管武汉政府的领导人这时唱的是响入云霄的高调，但是，高调中仍然可以觉察出细微的低音。这就是武汉政府处境很困难。4月27日，徐谦说：“是要往北，才能打出一条生路。”⁽¹⁶⁰⁾5月13日，汪精卫说：“如果外交形势变换，我们应该与西北革命军同心协力，将大陆拿到手内，这也是革命的唯一出路。”⁽¹⁶¹⁾所谓外交形势变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干涉的委婉说法。可以看出，汪精卫视为“出路”的正是鲍罗廷的“西北学说”。

武汉政府寄希望于冯玉祥和阎锡山，没有想到，这两个人都靠不住。武汉政府既失去了东征的时机，北伐也中途夭折。

二　唐生智率军北上与冯玉祥东出潼关" class="reference-link">二　唐生智率军北上与冯玉祥东出潼关

南湖誓师的第二天，武汉国民政府军队陆续开拔，由京汉路进入河南，集中驻马店，待命出击。武汉政府的计划是，以唐生智的第一集团军由京汉路北上，以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由陇海路东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则自正太、京绥两线进攻。

4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党部欢送北伐将士。30日，唐生智、张发奎进抵驻马店，各军分左、中、右三路北进。中路军以第三十六军刘兴部组成，担任正面作战，自广水出发，沿京汉路前进。右路由张发奎部第四、第十一军及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组成，经汝南、上蔡，进取开封。左路由第三十军及豫中靳云鹗、贺国光、梁寿恺、魏益三、庞炳勋等部组成，沿京汉路西侧进攻。第三十五军何键部为总预备队，继第三十六军之后推进。除李品仙的第八军卫戍武汉外，唐生智的第一集团军全部投入了。总兵力约十余万人。5月13日，下令总攻击。

当面之敌为张学良、韩麟春所率奉系三、四方面军团。该军团以遂平、西平、上蔡为据点固守。其第十七军荣臻部集中郾城、漯河，沿沙河北岸据险固守，配置骑兵和铁甲车，往来游弋，河东、逍遥镇、邓河、周家口，皆有奉军精锐布防。

第三十六军首战的任务是拿下遂平与西平。当时，东双河、柳林一带为红枪会盘踞，威助北伐军后路。刘兴先命第二师唐哲明部由信阳回师，红枪会闻风四散。后顾之忧既解，刘兴遂于5月14日挥军北上。以地理位置论，遂平在南，西平在北，应先攻遂平，但刘兴却出人意表，以第三师的部分兵力看守遂平之敌，以第一师为主力绕道进攻西平。奉军凭险顽抗，并利用大炮及铁甲车轰击。激战两昼夜，北伐军伤亡很大。苏联顾问建议刘兴撤退，刘却故意入睡，以镇定军心，终于在17日将西平攻克。西平既下，遂平奉军不攻自撤⁽¹⁶²⁾。第三十六军乘胜追击，5月20日再克漯河。奉军沿沙河、澧河布防，企图固守郾城。刘兴将所部分为左中右三路渡河，合围郾城，奉军因险要已失，退走临颍。5月21日，第三十六军攻克郾城。

右路军首战的任务是拿下上蔡。5月14日，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朱晖日部在上蔡卧龙岗一带与奉军第十一军第十二旅富双英部遭遇，将富部击退。15日，第十二师缪培南部在上蔡城北十里铺也取得胜利。16日，张发奎命令部队向驻守东洪桥、西洪桥的奉军主力第十一军赵恩臻部发起进攻。赵部为奉军精锐，有常胜铁军之称。国民革命军经过苦战，在付出巨大牺牲后取得胜利，占领华陂及扶台集之线，使困守上蔡城内的富双英部成为瓮中之鳖，不得不献城请降⁽¹⁶³⁾。17日，余敌溃退，据守沙河北岸的逍遥镇⁽¹⁶⁴⁾。23日，独立第十五师贺龙部自邓城渡河，向逍遥镇攻击前进。当时，奉军第八军据守沙河北岸，防御严密。北伐军几次强渡，均未成功，于是，避实就虚，以少数兵力自南岸佯攻，而以独立第十五师之第四团迂回敌后，攻其不备。奉军没有料到这支部队会从背后出现，惊惶溃退。贺师跟踪追击，经过激烈的巷战，当日下午攻克逍遥镇。25日，张发奎、邓演达抵达逍遥镇，布置第二阶段作战计划。

按原定方案，右路军应继续北上，进取开封，由于中路溃退之敌集结临颍，奉军第十军王树棠部又自郑州来援，因此，张发奎奉命改变计划，引军西向，协助第三十六军进攻临颍，消灭奉军主力。

临颍为许昌屏障，是奉军固守的战略要地。东、西洪桥之战后，奉军集中精锐于临颍城东，计有第八军万福麟一部，以及赵恩臻的第十一军、汲金纯的第十五军、荣臻的第十七军、李镇亚的第十九军等，约3万余人，凭漯河天险，抗击北伐军正面，同时在临颍附近修筑坚固工事，阻挡北伐军左翼。为确保该地，张学良亲赴前线，痛哭誓师，并处决了自西平、漯河退却的军官数人。

第三十六军攻破郾城之后，于27日进逼临颍。第一师的前卫部队第一团在攻城时遭到巨大损失。同日，张发奎命副军长黄琪翔指挥，以第十二师及第二十六师攻击临颍城东、北两地区，以独立第十五师攻击临颍城南地区，自率第二十六师为总预备队，随正面攻进。双方在在七里头一带展开激战，奉军倾所有兵力据壕固守，相持终夜，未能突破。张发奎乃命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蒋先云部开赴辛庄，抄敌左翼，命第十二师第三十四、三十六团任正面，第三十五团任左翼，于拂晓全线进击。奉军兵力数倍于北伐军，双方交互冲锋，形成混战状况，北伐军伤亡惨重。抄敌左翼的蒋先云部也受到巨大损失。蒋先云身中数弹，负伤后仍在辛庄死力支持，因伤重牺牲。张发奎、黄琪翔均亲到前线指挥，同时调在鄢陵方向警戒的第十师蔡廷锴部增援，奉军阵地摇动，弃城退走。当日，北伐军进占临颍，打开了通向郑州的大门。此役，奉军伤亡逾万，被俘千人，北伐军也有很大损失。第四军、第十一军伤亡达3000人。张发奎承认，北伐以来，“战斗之烈，伤亡之大，实以此役为最”⁽¹⁶⁵⁾。

蒋先云，湖南新田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曾任北伐军总部秘书。迁都之争后离开蒋介石，到武汉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队长。蒋先云牺牲后，周恩来惋惜地说：“蒋先云是个将才，这是革命的损失！”⁽¹⁶⁶⁾

临颍战后，张学良本拟在郑州、开封一带作第二次顽强抵抗，因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已占领洛阳，与第一集团军形成两面夹攻之势，决定退出郑、汴。行前，张学良留函刘兴，说他留下了许多军用品相送，末尾表示也要参加革命⁽¹⁶⁷⁾。

奉军的主力部署于京汉线，武汉北伐军为击溃奉军主力付出了巨大牺牲。总计，第四方面军各部在西平、上蔡、漯河、临颍一带伤亡达1．4万名之多⁽¹⁶⁸⁾。而东出潼关的第二集团军由于没有遇到强敌，仅伤亡四百余人，进展也顺利得多。

西安解围后，国民军取得陕西作为地盘，东出潼关的任务便逐渐提到面前。

1927年2月8日，李大钊致函冯玉祥，介绍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部的兵力和驻防情况，说明奉军“将出兵河南”，建议国民军“出长安，会师郑州”⁽¹⁶⁹⁾。2月底，冯玉祥决定率兵出陕，“援鄂攻豫，会师中原”，开始对将士进行动员。3月11日，发布《讨奉布告》，要求各界同胞“共同参与革命战争，以期一举歼敌，完成全功”。4月26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国民军与晋军长期存在仇隙，冯玉祥要东出潼关，必须要进一步改善和阎锡山的关系。

1月30日，阎锡山致电冯玉祥，问候起居。2月1日，冯玉祥复电，在客套中略露“同志辅仁，至希予助”之意。9日，冯玉祥到潼关慰问将士，阎锡山特派崔廷献为代表，赶到当地见冯。冯玉祥对崔表示：国家大事，非与阎锡山合作不能成功；革命是曲线的，未便直进，只好渐进，山西环境不同，自有因时因地之机。冯并绘一小画赠阎，题诗云：“铁练捆缚全地球，重层压迫世人愁。列宁主义行天下，解放人类得自由。”崔临别前，冯声言接济困难，要求阎的兵工厂协助制造子弹⁽¹⁷⁰⁾。2月21日，阎锡山又派南桂馨赴陕，与冯玉祥会商⁽¹⁷¹⁾。南表示，当劝告阎锡山，“以爱国为重，速行出兵”。3月下旬，冯派李兴中到晋。其后，双方在赵村成立国晋联合办公处，双方合作有了具体形式。但是，阎锡山仍然害怕冯玉祥假途灭虢，一再坚持，在唐生智率部北伐，冯玉祥率部东进，抵达洛阳后，才自正太、京绥两路出兵⁽¹⁷²⁾。

尽管冯玉祥无法消除阎锡山的戒心，但是，国民军与晋军的关系毕竟已从敌手变为盟友，冯玉祥便大胆东进了。

冯玉祥接到武汉国民政府的任命后，即于5月1日在西安红城召开军民纪念大会，同时宣誓就职，表示愿在“国民党指导之下，誓死为中国贫苦工农解放而奋斗”，“并为全世界贫苦工农及被压迫民族解放自由而奋斗”。冯玉祥、于右任并联名致电第三国际，声称：“国民军的一切努力，就是祝贺工人们胜利的忠实礼物。我们已经望见五一节的红光，从第三国际的中心地方映射到全世界！”⁽¹⁷³⁾会后，任命石敬亭为参谋长，同时通令全军，将西北所有军队重新编制，改名换旗，冯自领中央军，以刘镇华领东路军，岳维峻领南路军，宋哲元领北路军，孙连仲领右路军，徐永昌领左路军，号称30万人。在上述各军中，刘镇华根本靠不住，徐永昌尚在阎锡山麾下，岳维峻不听指挥。冯玉祥用以进攻河南的主要是中央军，下辖方振武、孙良诚、韩复榘、马鸿逵、冯治安、刘汝明、韩德元等部，共6．1万人，拥有枪4．1万支，炮80门，机关枪300挺，迫击炮107门，子弹每个士兵不过50粒⁽¹⁷⁴⁾。5月5日，冯玉祥命令中央军由阌乡东进。

5月7日，冯玉祥赴潼关督师，途次渭南，以四事电告驻陕将领，要求他们拥戴于右任，特别提出，在军队中提高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权力，极力援助地方党部及各种社会团体的发展⁽¹⁷⁵⁾。冯玉祥亲书口号，制成胸章：“我们是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誓死拼命。”所有官长士兵一律佩于胸前右方。这时，正值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在北京为张作霖杀害，冯玉祥闻讯，特在潼关开会追悼，并电令各部队、各地方机关开展追悼活动。

西安围解后，刘镇华部退据豫西，曾接受冯的驻豫军总司令的委任，但他并非真心归附，仍然依违于阎锡山、张作霖等诸种势力之间。冯军中央军东进后，进展顺利，先后占领河南西部的灵宝、陕州、卢氏、洛宁、渑池各县，刘镇华部退据铁门、新安，构筑工事，预备作最后挣扎。22日，冯军围攻新安，刘镇华部缴械投降。23日，方振武率部挺进磁涧，奉军万福麟率众5个旅，汇合原镇嵩军张治公部约4万余人，在娘娘庙一带设立防线三道，方部攻击未下。26日拂晓，孙良诚、石友三等部赶到，发动总攻。万福麟部沿铁路东逃，张治公残部遁入终南山中。同日，冯军攻克洛阳。

洛阳攻克后，冯玉祥即令孙良诚率部沿陇海路向郑州进军，方振武率部由登封向禹州进军，协助武汉北伐军队，同时命石友三部由洛阳，经孟津、偃师向郑州进军。27日，石友三部占领孟津。28日，过偃师，奉军增援部队凭借黑石关之险竭力抵抗，企图抢运当地兵工厂机械。在冯军猛烈攻击下，激战终日，奉军退走，兵工厂得以保全。30日，冯军占领孝义。奉军四面楚歌，向东北溃退。31日，石友三部占领郑州，骑兵旅追至黄河南岸，因铁桥被炸，遂在南岸警戒。

冯军东出加强了武汉政府的北伐力量，奉军两面作战，形势不利，阎锡山的态度又迅速变化，随时有加入对奉作战行列的可能。6月1日，奉方发表声明，宣称“战线太长，且东南两路军队苦战累月，亟待休养”，“为保存实力，相机攻守起见，不欲作重大之牺牲，决计变更战略，退守河北。”⁽¹⁷⁶⁾同日，北伐军第三十六军刘兴部与冯玉祥军会师郑州。6月2日，张发奎、加伦、邓演达到汴，并行骑马入城。

三　阎锡山易帜" class="reference-link">三　阎锡山易帜

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晋军拥有十余万兵力，因此，南北各方都极力争取阎锡山。有一段时期，聚集太原的各方代表竟达三四十人之多。为了割据自保，阎锡山则以“严正中立，保境安民”相标榜，观望风色，多头应付。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进抵长江流域；在北方，五原誓师之后，国民军再度崛起。阎锡山看到这些情况，权衡形势与利害，不得不逐渐修改自己的航向。

还在国民革命军进抵武汉时，李大钊就曾致函阎锡山，劝他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进军江西后，李大钊又以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的名义，询问阎锡山的驻京代表温寿泉，希望知道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¹⁷⁷⁾。阎经过二十多天思索，表示决与国民党合作，将待机行动。11月14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北洋军阀各派代表会议，以“霸主”姿态规划军事，指挥一切。为了解决“西北问题”，他电令阎锡山：消灭绥远、包头一带的国民军；进攻甘肃、陕西的国民军；如一、二两项做不到，则请以京绥全线让给奉方，奉方将单独进攻。阎锡山答以愿接受第三项，同时向李大钊报告，声称冯玉祥军“在包头大张旗鼓的作起来，颇使晋方为难”。为此，李大钊于同月24日复电阎锡山，首先肯定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功绩，次述阎多年来“事齐事楚”、“卑身屈节”的艰难，勉励他认清时机，投身国民革命。电称：“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命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¹⁷⁸⁾同电中，李大钊并告诉阎锡山，冯玉祥已离包头，赴平凉督战，不必担心。

在张作霖咄咄逼人的气焰下，阎锡山被迫命归化都统商震将大部分晋军撤回山西，将绥远让给了奉系。为了抵御奉系的进一步胁迫，阎锡山不得不向国民党方面求助。11月26日，阎锡山致电温寿泉，命其转告李大钊等称：“本号与田君（国民党）同行，早下决心。”⁽¹⁷⁹⁾其后，张作霖调动奉军占领京绥线，决心进攻为国民军占领的五原，阎锡山担心牵及山西，再电李大钊等报告，要李和李石曾及北京政治分会商榷。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经讨论后决定，认为五原决不能放弃，晋军应集中正太路，防止奉军进攻太原，在奉军前进时，应监视并准备作战，“待河南局势发展，即向大同方面进攻，以击奉军之背”⁽¹⁸⁰⁾。事后，李大钊又致电阎锡山，告以奉方此举，目的不仅在于取得五原，而且还要威胁山西，“此时山西不必露出何种行动，但须准备一切枪〈械〉，必要时行动”⁽¹⁸¹⁾。阎锡山同意李大钊等人的意见，但要求联络陈调元、靳云鹗等，自成势力，由他组织一个不属于冯玉祥国民军系统的北方国民革命军。李大钊、中央中央、共产国际远东局都同意阎锡山的要求，中共中央致函北方区委，告以已要求鲍罗廷和加伦“切实向国民政府建议”⁽¹⁸²⁾。中共中央称：“中国南方革命势力与奉张反动军阀的斗争，谁能拉住阎锡山便是谁占胜利。”中共中央并指示：“阎锡山现在联南的态度，若尚动摇，则我们当催促他迅速发动，与奉反脸；如他联南态度十分坚决，则我们可授他以阴谋，此时仍虚与奉张敷衍，不使奉张对阎起一点恐怖疑心，俟奉军精锐南下后，再突出保定，截断他的归路。”⁽¹⁸³⁾其后，阎锡山又派孔繁蔚到北京，面见李大钊，详陈组织北方国民革命军和进攻奉系的计划，建议在北伐军攻下浦口时，由陈调元、靳云鹗首先发难，占据陇海路，截断津浦线，同时，北伐军、国民军分别自武胜关、潼关出击，进攻郑州，山西方面则出兵截断京汉、京绥两线。李大钊赞同阎锡山的计划，建议阎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革命军总部“发生密切关系”，通盘筹划，听国民政府的命令行事⁽¹⁸⁴⁾。

阎锡山一面与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李大钊、李石曾等联系，一面派赵丕廉秘密南下。12月1日，赵丕廉抵达南昌，向蒋介石转达阎锡山的意见，表示愿加入国民革命军：一俟国民军、北伐军入豫，或北伐军进抵津浦线，即起而响应⁽¹⁸⁵⁾。同月28日，赵再到南昌，对蒋介石称：“（山西）被军阀包围、环伺，非至最后关头，不宜轻有表露。”⁽¹⁸⁶⁾1927年1月31日，蒋介石根据预定安排，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此项呈请，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并于3月11日经武汉国民政府批准。3月16日，阎锡山收到委任状后复电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孔庚等，表示“此间已准备好，一俟西北军发动，当即一致动作”⁽¹⁸⁷⁾。此后，阎锡山即跨出了易帜的步伐。4月1日，阎锡山宣布废除北京政府任命的山西督办名义，改称晋绥军总司令，以南桂馨为政治部主任，武汉特派员罗任一为副主任。同时，着手改组省政府，示意军人及各方人士加入国民党。5日，致电在汉口的赵丕廉，告以本日已下动员令，并向省民宣布服从三民主义。但是，这一时期，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彼此间正在准备进行一场生死斗争。6日，赵丕廉密电阎锡山，告以“此间内部分化，局势骤变”，北伐将会延缓，山西不能独当劲敌，要阎“相机审度”⁽¹⁸⁸⁾。这样，阎锡山易帜的步伐又放慢了下来。

“四一二”政变后，出现了武汉、南京、奉系三大政治势力鼎立的局面，各方都加紧了对阎锡山的拉拢。4月22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5月4日、12日，王法勤两次提出，山西方面，奉天、蒋介石都派了人，我们赶紧也要派一两个代表，因而，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以孔庚为山西特派员⁽¹⁸⁹⁾。孔庚与阎锡山同为留日陆军士官学校学生，长期与阎共事，交谊很深。武汉政府派他赴山西，是很恰当的任命。

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序列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是很高的位置，但是，这一时期，阎锡山已决心倒向蒋介石一边。4月25日复孙传芳电云：“赤党嚣张，争夺为心，虽蒋尚且不容，足征其不能与人合作也。”⁽¹⁹⁰⁾5月6日，又致北京温寿泉电云：“武汉不倒，南京必失败”，“应排除一切，专对武汉”⁽¹⁹¹⁾。他多次密电其驻北京代表，劝说张作霖，和蒋介石等各方妥协，“一致讨赤”⁽¹⁹²⁾。6月初，又两次致电张学良、韩麟春，劝其取消安国军，改组为河北国民革命军，联络南京及各方，组织讨共大同盟⁽¹⁹³⁾。

阎锡山和武汉国民政府及冯玉祥之间本有成约：晋军负责自正太、京绥两线进攻奉军，一俟唐生智率军北上，冯玉祥出潼关经洛阳东进之际，晋军即可发动。5月下旬，奉军在河南战败。26日，冯玉祥军攻占洛阳。次日，唐生智军攻占京汉线侧的军事重镇临颍，两军会师在即。但是，阎锡山并没有践约出兵。同月底，奉军放弃郑州、开封等地，撤至黄河北岸，阎锡山才于6月2日派部队进驻娘子关外的东天门及河北井陉、获鹿等地。3日，在石家庄设立正太铁路护路司令部。但是，阎锡山的这些举动以防御为主要目的，并无立即进攻奉军的企图。6月13日，汪精卫在总结武汉军北伐状况时曾埋怨说：“所不足的是第三集团军爽了约，如果当奉军由郑州后退的时候，第三集团军出兵断其后路，我们早已到北京城了。”⁽¹⁹⁴⁾不过，尽管如此，阎锡山增兵河北的举动仍然引起了奉方的深刻猜忌。

奉军的北撤象征着这个曾煊赫一时的军阀集团已经转入劣势，阎锡山觉得时机成熟，决定走完易帜步伐。6月5日，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山西省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商民协会、工人代表联合会等团体名义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反对日本出兵山东、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电贺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等决议。会议既“推举”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同时又自拉自唱，通电拥护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会议并“电请”省党部清党。为了表示自己不同于“赤化”，会场标语一律用蓝色纸书写。会后，由大会主席团代表赴总部，请阎锡山就职。据报道，阎“再三谦让始允”。当晚，总部通知：全城挂青天白日旗；军官须将旧式领章、肩章取消，换用青天白日新帽花；学生须穿新制服。一时之间，各成衣店利润陡增数倍。

6日，阎锡山举行就职典礼，派出飞机抛撒就职宣言。在宣言中，阎锡山除炫耀同盟会的老资格外，特别着意为自己辩解，声称因环境恶劣，强敌环伺，他过去14年中，“为保留此大河以北之革命势力”，不得不“与三民主义之障碍者虚与委蛇”。宣言称：“一切反革命之势力，已到最后崩溃之时期，凡我南北真实之革命同志，急宜集中革命势力，以打倒军阀帝国主义，俾统一的国民政府早日实现。”⁽¹⁹⁵⁾

阎锡山就职后，将所部分为10个军：各军司令官分别为商震、杨爱源、徐永昌、傅存怀、傅汝钧、丰玉玺、张荫梧（副）、谭庆林、郑泽生、李维新，阎锡山自兼第七军正司令⁽¹⁹⁶⁾。同时下令裁撤山西省长、镇守使、道尹各职，以南桂馨、李鸿文、赵丕廉等分任民政、财政、农工各厅厅长。

阎锡山长期实行高压专制统治。当年3月，右派苗培成、杨笑天等操纵“山西工人代表总会”捣毁太原总工会，中共山西临时省委立即组织工人义勇队包围右派大本营平民中学，捉拿并公审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右派韩克温。阎锡山即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禁止私行集会、结社、散发传单，所有五一、五四、五七、五九各纪念日，一律禁止举行活动，违者拘送卫戍司令部惩办⁽¹⁹⁷⁾。当年的五一节纪念活动，即因此未能举行。5月9日，中共山西临时省委以西北革命同志会、太原学生联合会等左派组织名义，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召开李大钊追悼会，贴有“拥护武汉政府”、“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标语，阎锡山即派兵包围学校，先后捕去共产党人张勋等六人。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原是左右派的联合组织，在九名执行委员中，国民党员占五席，共产党员占四席。阎锡山易帜后，即遵照南京方面的命令，成立国民党山西党务改组委员会，开除在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人；以南桂馨、苗培成、韩克温，温寿泉、梁永泰、杨笑天等为委员，又成立清党委员会，登报通缉山西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颜昌杰、崔锄人、王瀛、薄书存（一波）等32人。不久，又要求各县设立清党宣传会，集中精力，肃清“跨党分子”⁽¹⁹⁸⁾。国民师范、第一师范、第一中学等校并开展清校运动，驱逐左派和共产党员师生。6月底，逮捕山西法学院进步教授胡遽然。9月5日，原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王瀛及其夫人自武汉回山西，在崞县被捕。10月11日，王瀛被害。

为了加强和蒋介石的联系，争取蒋的支持，阎锡山在易帜前即派温寿泉南下，与宁方接洽。易帜后，再派南桂馨赴宁。6月8日，南桂馨途经北京，向奉方解释出兵井陉等地，目的纯系“自卫”，劝奉方与宁、晋合作，组织“讨赤”三角同盟。但奉方强烈表示了对阎锡山增兵河北的不满，张作相公开指责晋方：“表面上虽日言合作，实际上则增兵直境如故，尤失合作之真义。”⁽¹⁹⁹⁾在此前后，阎锡山又派人赴宁，表示“准备出兵”攻奉。他向蒋介石献策：“先奉后共，灭奉则有八分把握，灭奉以后灭共亦有八分把握。”⁽²⁰⁰⁾

6月中旬，蒋介石派刘芙若、何澄（亚农）、彭凌霄三人到晋视察，受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等的热烈欢迎，但姗姗来迟的武汉代表孔庚则受到了分外的冷遇。

孔庚因交通阻隔，于6月17日才到达太原。阎锡山称：“本预备出兵的，因为北伐军不曾过河，兵力很单薄，不敢冒昧；再则有两个政府，也不知道何所适从。”又称：“据一般人的观察，武汉是共产党的政府，南京才是真正国民党的政府。”阎锡山并称：“山西人听说要实行共产，也很害怕。”⁽²⁰¹⁾18日，山西省党部等纠集了一部分人要求驱逐孔庚；太原街头贴满“打倒共产党走狗孔庚”一类花花绿绿的标语和漫画。19日，孔庚被送离山西，武汉国民政府争取阎锡山的努力彻底失败。

易帜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宣布过一些改革方针，如建设廉洁政府，严禁收受贿赂，裁撤闲散机关，禁止高利盘剥，提高工人、农民生活，实现男女平等之类，但大都是具文。只有在实施“党化教育”以及加强社会控制方面，倒是做了不少工作。

在宁汉对立中，阎锡山公开拥蒋对武汉政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自此，武汉政府更形孤立。同时，阎锡山易帜对奉系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昔日的盟友化为腰背附近的尖刀，使之无法自安。6月8日，张作霖在接见日本记者团时坦率地承认：“奉军因背后有阎锡山军队之牵掣，自不得不后退。”⁽²⁰²⁾这说明，阎锡山易帜对奉军北撤，以至后来退出关外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　吴佩孚势力的败亡" class="reference-link">四　吴佩孚势力的败亡

在奉吴河南战争中，吴佩孚的残余势力再一次受到打击。

3月16日晚，吴佩孚仓皇率队退至巩县孝义镇兵工厂。次日，奉军占领郑州。19日，阎锡山致电其在吴部的代表梁汝舟，建议吴暂驻洛阳，以观变化。阎锡山并应允接济吴佩孚每日所需给养600元。23日，他又亲自致电吴佩孚，劝吴到山西休养。张作霖在狠狠地打了吴佩孚一拳后，也装腔作势地邀请吴佩孚入京，“或在豫代为指挥敝军军队”⁽²⁰³⁾，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当时，吴部在巩县粮食给养发生困难，奉方大将韩麟春派人送去米、面、现洋，表示欢迎吴回郑，愿与吴合作到底。河南各种部队牌号复杂，其中一部分人仍然效忠于吴，因此，奉方企图依靠吴的力量收抚各部，稳定豫局。吴佩孚当然不愿上钩，但他也不愿投奔阎锡山门下。同月26日，梁汝舟复阎锡山电云：“玉帅刚毅成性，但能支持，决不作退一步想。”4月14日，张学良亲赴巩县，迎吴回郑，遭到拒绝。吴表示：“本人决无返郑或来京之意，如必要时，返回蓬莱原籍，闭门读书，不问理乱。”⁽²⁰⁴⁾其间，阎锡山派人到巩县邀吴到太原，也被吴以“此间军事无人负责”为由加以拒绝⁽²⁰⁵⁾。

但是，吴佩孚并不能在洛阳一带安居。4月下旬，吴佩孚得知冯玉祥即将东出潼关，召集镇嵩军将领王振、柴云陞及张治公等会议，磋商抗击。与会者各怀异志，意见分歧。5月10日，被冯军战败的张治公到郑州乞援，奉军决定西进，因此，吴佩孚在巩县也难于立足。　

当时，吴佩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有于学忠、张联陞两部，一驻豫西，一驻鄂西，不过三四万人。5月12日，吴佩孚离开巩县，经嵩山、方城到达南阳。途经嵩山时，曾拟削发为僧，为部下所劝阻⁽²⁰⁶⁾。26日，张其锽电称：“大帅本拟引退，不问军事，复因将领恳切陈词，不得不暂时维持，以顾危局。连日磋商结果，将领意见分歧，多请大帅勉为其难，竭诚调解，大帅仍本初衷，支撑危局于一时也。”⁽²⁰⁷⁾可见当时吴部分崩离析的状况。

南阳地方偏僻。5月30日，吴佩孚致电孙传芳称：“党军猖獗，战局突变，外传纷纷，真相莫明，究竟大势如何，殊觉沉闷之至！务请详示近情，以释鄙怀。”⁽²⁰⁸⁾其间，吴佩孚曾有与奉鲁军合作的打算，陆续派殷嘉祥、马开礼等人赴济南，会见张宗昌，要求接济饷弹。⁽²⁰⁹⁾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取得了河南的统治权，一面分兵北上、东进，一面派方振武、岳维峻、樊钟秀等部进攻南阳、邓县的于学忠军，以便消灭吴佩孚的最后一支力量。6月25日，吴佩孚离开南阳，企图向张联陞借道，经鄂西入川。⁽²¹⁰⁾30日，在灰店铺遭到土匪袭击，吴的参谋长张其锽被击毙。张为湖南人，与谭延闿为同年进士，民国初年在谭手下当南武军统领，后以湘军代表名义做吴的座上客，与吴结为异姓兄弟。张的被击毙，使吴丧失了一个忠实的追随者。

张联陞是吴的旧部，但1926年12月已被唐生智改编为独立第九师⁽²¹¹⁾。1927年6月又被冯玉祥委任为第三十八路总司令。吴佩孚自南阳出逃后，武汉国民政府即命张派兵堵截。张随即封锁由老河口至襄阳的河道。7月2日，吴佩孚企图在竹筱铺一带偷渡襄河，在中流受到张部袭击。吴佩孚指挥卫队冲击过河，率百余人向南漳逃窜⁽²¹²⁾。至此，曾经纵横中原、煊赫一时的吴佩孚军阀集团遂彻底被消灭。

7月13日，吴佩孚逃到巴东，受到杨森代表的欢迎。杨指定夔府为吴的驻地，吴的旧部陆续来归。杨森对外声称，已将吴佩孚卫队武装解除，放置绥定。12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杨森严拿吴佩孚，解宁惩办。30日，杨森复电称：吴佩孚已闻风逃向陕边，该处已无吴佩孚踪迹⁽²¹³⁾。实际上，吴佩孚一直处于杨森的庇护之下，但已掀不起什么风浪。

五　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北进" class="reference-link">五　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北进

孙传芳、张宗昌败退江北后，仍拥有兵力约20万人。其中孙部约5万人，张宗昌、褚玉璞部约15万人。他们乘着蒋介石清党反共之机，陈兵江北，积极准备南犯。

孙军的首攻目标是里下河的门户泰州。4月5日，周荫人、郑俊彦部以优势兵力自如皋来攻，守军独立第十二师张中立部迎战，因寡不敌众退往江南。10日，孙军袭占苏北重镇扬州，第十七军曹万顺部受到重创，狼狈退往镇江。这样，东起南通，西至扬州的广大地区就完全被孙军占领。孙传芳除在瓜州、都天庙构筑炮台，射击长江南岸外，又在扬州十二圩等地试图强渡，准备重占江南。

张宗昌部的首攻目标是滁州。4月8日，滁州失陷。12日，第三军程国瑞部、第七军许琨部3万余人自淮河南下，围攻合肥，守军独立第五师马祥斌部与独立第四旅王金韬部死守待援。随后，张宗昌以白俄铁甲车直薄浦口，同时进驻和县、巢县等地，企图割断芜湖、合肥之间北伐军的联系，进取安庆。16日，直鲁军炮击南京，蒋介石的定都之地受到威胁。

孙传芳与蒋介石之间的谈判一直若断若续。4月中旬，蒋介石任命陈仪为江北宣抚使，企图通过他收抚孙传芳。陈仪受命后，即请张君劢拟稿，劝孙发布宣言，与蒋合作。在“反赤”这一点上，蒋、孙已经有了共同语言，但孙不愿与蒋共同北伐。5月1日，谈判破裂。⁽²¹⁴⁾3日，孙传芳通电，指责蒋介石“藉共产党之势力以破坏敌军，沪宁既下，乃捕杀共产党人以释天下之疑”，“利之所在，虽仇必亲；利之所去，虽亲亦仇”。通电表示：“（传芳）虽三战三北，而耿耿此心始终不懈者，诚以此贼不除，国家断无幸存之理。”⁽²¹⁵⁾

孙蒋谈判既破裂，蒋介石乃于5月1日制订三路北伐计划：第一路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由镇江渡江，进攻扬州，夺取淮、海；第二路蒋介石自兼总指挥，以白崇禧代理，由南京附近渡江，进攻津浦路南段；第三路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由芜湖渡江，进攻津浦路侧面，救援合肥被围守军。在这三路中，重点在第二路；第一路军暂在沪宁线集结，待二路、三路得手之后再行出击。

在南京受到威胁的状况下，蒋介石被迫作出继续北伐的决定，但是，他视为心腹大患的还是共产党和武汉国民政府。5月7日，他在南京发表演说称：“立在主义上说，共产党实在是我们国民党唯一的敌人。”他要求各将领“一星期内扫清江北的北洋军阀”，打下徐州、济南，“再回来同共产党作战”⁽²¹⁶⁾。蒋介石的这一演说表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他的战略重心已经发生变化。

白崇禧指挥的第二路军分三个纵队，分别以贺耀组、杨杰、陈调元为指挥官，以陈调元兼前敌总指挥。5月11日，第三纵队陈调元部自马鞍山渡江。12日，攻克和县。13日，第二纵队杨杰部由江宁镇、慈湖镇渡江，进占乌江镇，浦口之敌不战北撤。15日，第一纵队贺耀组部由下关、大胜关之间渡江，未遇抵抗即进占江浦。17日，三个纵队同时告捷，分别占领全椒、东葛。18日，第二纵队杨杰部克复滁县。19日，继克沙河集等地。张宗昌因直鲁军节节失败，下令总退却，至蚌埠、临淮关一带集中。至此，原定第一阶段的计划顺利完成，津浦线明光以南之敌肃清。

第三路军分五个纵队，分别以叶开鑫、夏威、胡宗铎、王天培、柏文蔚为指挥官，以王天培为前敌总指挥，另以王普为总预备队指挥官。自5月5日起陆续在芜湖、大通等地渡江。13日，攻克含山、柘皋。15日夜，张宗昌军得到蚌埠方面的援军，由第十五军军长马济指挥，夜袭梁园，许琨、程国瑞等都亲自临阵，马济并调动白俄骑兵千余人冲锋。第三路军以为敌军新败，解甲安卧，被迫仓皇应战。同日夜，被围于合肥的马祥斌、王金韬部得悉援兵接近，下令出击。第七军李宗仁部、第十军王天培部、第二十五军王普部等包抄敌军后路，张宗昌军不得不向西北溃退，被困一个多月的合肥因此解围。18日，第一纵队进至明光附近，张宗昌亲至临淮关督师，命津浦线南段的军队退守定远一线。19日，夏威、胡宗铎部攻克定远，马济殒命。20日，攻克临淮关、凤阳。21日，攻克蚌埠。远在北京的张作霖企图为直鲁军打气，致电张宗昌称：“皖蚌为全军枢纽”，要求张集结兵力，作破釜沉舟之战⁽²¹⁷⁾。张宗昌尽管已败退徐州，却还要大言不惭地吹嘘：“一俟布置就绪，仍当驰赴前方”，“昌平生身经百战，类从千钧一发之危机，收最后五分钟之胜利。”⁽²¹⁸⁾

第一路军分四个纵队，分别以曹万顺、赖世璜、刘峙为指挥官，何应钦自兼第四纵队指挥官。由于第二、第三路军进展顺利，何应钦便于5月13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提前渡江进击，得到同意。20日，各路陆续渡江。协同自浦口东进的第二路军第一纵队贺耀组部横扫孙传芳军。孙军自退守江北后，粮饷困难，子弹缺乏，士兵患病者十有八九，普遍厌战，加上苏北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因此，何应钦部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21日，占领六合。22日，占领仪征。23日，第十七军第二师进占扬州。

蚌埠、扬州既克，蒋介石于5月24日下达追击命令，要求以主力进攻徐州、砀山间之敌，以一部进取海州、台儿庄，直逼鲁南。

孙传芳军于扬州失陷后，即分两路退却。一路沿运河退守淮阴，一路自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退守海州。将领之间攻守分歧，愈形涣散。孙传芳曾通电各将领“巩固内部团体，消弭意见”，“严守各地阵线，以待时机”⁽²¹⁹⁾，但无济于事。5月26日，何应钦部第三纵队进占南通。28日，第二十一师陈诚等部经激战后克复邵伯。6月1日，攻克高邮。孙军第八师崔景桂、第十师郑俊彦、第十三师刘士林等部望风披靡。6月5日，攻克淮安、涟水，孙军彭德铨部第三团缴械投降。

第二路军的任务为协助第一路军自皖北进攻苏北重镇淮阴，并以部分兵力由津浦路以东地区向徐州攻击前进。6月2日，击败直鲁军第三军程国瑞部，占领灵璧。其后，陆续占领宿迁、洋河。9日，占领海州，俘敌六千余人。孙军第十七师冯绍闵部、第十师郑俊彦部被歼，第五师白宝山残部投降，第十二师周荫人残部退往山东的滨海城市日照，第二、第四、第九、第十一、第十二各师则退据桃林、红花埠、劳沟一线，企图顽抗。10日，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协力进攻，孙军精锐丧失殆尽，残部经临沂向胶济路退却，第二路军克复剡城，进入山东境内。第三路军在攻克蚌埠、临淮关之后，以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整顿待命，以第四纵队沿津浦路北进，第五纵队攻取六安。5月25日，六安攻克。28日，张宗昌因接到张作霖缩短战线的命令，节节后退。第三路军顺利突破张宗昌部在浍河流域固镇等地的防线，连克蒙成、颍上、阜阳、宿县等地。29日，蒋介石进驻蚌埠。31日，张宗昌弃城北走。6月2日，第四纵队兵不血刃地占领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