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黎元洪被逐"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黎元洪被逐

一　总统任期之争与倒阁风潮" class="reference-link">一　总统任期之争与倒阁风潮

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以“恢复法统”为旗号，请出黎元洪复职，暂时解决了政治善后问题。但直系并无意让黎元洪在总统位上长期待下去，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推出曹锟当总统，使直系成为北京政坛的完全主人。曹锟则迫切想过把总统瘾，还在第一次直奉战后不久，据报曹锟即“拟乘此危急存亡之秋，占据总统地位，快其大欲。现在暗中派心腹秘密来京，运动议员，联络报馆，苦心孤诣，务以达到当选目的。……闻各方面均已着手进行，并筹妥运动费五十万”⁽¹⁴⁹⁾。曹锟的手下人为谋求个人及集团利益，也不断奉承曹锟说：大帅足可以当总统，更加膨胀了曹锟的总统梦⁽¹⁵⁰⁾。在这个问题上，直系内部并无分歧，只是在曹锟出任总统的时机方面，直系内部津保派与洛派有不同看法，津保派主张曹锟上任越早越好，以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而洛派“固推尊曹，但其始意并未积极拥曹为总统，颇欲利用黎名义，拖延选举时日，以完成其武力统一”⁽¹⁵¹⁾，建立直系的长久功业。据外人观察，“在津派之意，谓时机成熟不可再迟，故进行愈力。殊不知拥曹排吴为各方之政策，拥曹之事进一步，排吴之力亦进一步。现在曹吴恶感已深，决不能相处如初，……保曹攘夺总统之结果，或将为时局纷争之中心点”⁽¹⁵²⁾。对津保派的拥曹之举，吴佩孚“极不谓然，以为首座改选，须俟全国统一告成方可，目下统一未成，遽易总统，必致时局益趋纠纷。而统一问题，愈难办到。若拥曹为局部偏安总统，不特于曹之身份名誉有碍，且于国事前途有关。故当审慎持重，不可轻举妄动，致予各方口实。而天津派另有用意，欲利用老师上登，以达个人做官目的，尤为卑鄙可憎”⁽¹⁵³⁾。津保派和洛派围绕这个问题不断发生冲突，并在对罗文幹案的处理过程中集中爆发。津保派为了实现拥曹的企图，不断向曹锟进言称：“子玉不让老帅做总统，有总统自为之意。老帅不信，人人只知有子玉而不知有老帅了。”⁽¹⁵⁴⁾结果导致曹锟就罗文幹案向吴佩孚发出公开警告，迫吴为了直系团体的利益而不能不后缩。吴佩孚为此专函致曹锟：“披肝裂胆，说明拥曹之诚，请转令左右万勿求进太急，招致反响，转误前程。又谓选举事，宜静待时机，水到渠成，不宜冒险取捷径，并有生我者父母，用我者曹使，苟有贰心，神明殛之等语。”⁽¹⁵⁵⁾不过，吴佩孚也知道，曹锟必欲做总统，而且“统一”是遥遥无期的事，如果等“统一”以后再让曹锟当总统，恐怕他一辈子也干不成了，所以吴佩孚对“最高问题”渐持“不促成亦不阻止”的消极默然态度。

虽然如此，津保派与洛派在“制宪”与“选举”孰先孰后问题上仍有不同看法。津保派主张“先选举”，将曹锟推上总统宝座后再制定宪法，实际也反映了曹锟的意思，并得到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的支持。洛派则主张“先制宪”，俟宪法制定后再选总统。吴佩孚曾经表示，“应促议会先行制宪，宪法一日不成，即一日不提总统选举”⁽¹⁵⁶⁾。洛派的主张更多考虑到社会舆论对制宪的呼声以及选举总统的合法性，担心在现有法制框架及国会残缺的情形下选总统又将为反对派落下“非法”之把柄。国务总理张绍曾在对外通电中曾经表示，“制宪大权，本属国会，一俟法典告成，自应共同遵守。至一切政局纠纷，则当推诚协议，力图改进”⁽¹⁵⁷⁾。毋宁说这也是吴佩孚和洛派的想法，如此则曹锟当选为“水到渠成”。但吴佩孚和洛派的意见既不为曹锟所喜，更不为急于拥曹上台的津保派所体认，事实上也无法阻止津保派拥曹上台的种种运动和策划，因为曹党担心“黎养成势力，转为贿选障碍，急欲去之”⁽¹⁵⁸⁾。何况黎元洪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也主张先制宪后选举，图谋留任大总统，更成为曹锟上台的障碍，直系眼中的敌人，从而必欲驱之而后已。但是，“曹吴历史上渊源既深，合则存不合则亡，津（保）派于此存亡之关键，亦不能不从皇长子视吴，而征其意见”⁽¹⁵⁹⁾。考虑到直系团体的利益，吴佩孚和洛派对于津保派策划的驱黎拥曹的举动不能也不愿明言反对。临城劫车案发后，接近黎元洪的国会议员动议“查办曹、吴”，更是惹恼了吴佩孚，吴的参谋长李济臣为此致电曹锟的参谋长陆锦称：“府派议员提出查办曹、吴两帅案，是何居心，不察可知。似此暗昧伎俩，而欲诬陷两帅，可笑已极。况铁路劫案一事，并非两帅应负之责，因中央向未付予两帅自由任免三省文武官吏及自由调动军队之特权，此时竟责成权力以外之事，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也。然我方可乘此机会，要求以之权力善后，凡任免三省文武官员，须由大帅保荐其使副署，我方可负一切之责任。否则，随意嫁祸，决不任其咎也。”⁽¹⁶⁰⁾本来，在总统选举问题上黎元洪至少还可以利用吴佩孚的默认，先制宪后选举，但因黎之为人处事反而增添了吴佩孚对他的恶感，黎希望延续总统任期的图谋在缺乏实力支持的情况下自成泡影。吴佩孚改而拥护曹锟出任总统，表示“为北部同人计，惟有结合团体，力固中枢，仲帅（曹锟）元老壮猷，袍泽重心，应速定大位，领袖群英，时不可失”⁽¹⁶¹⁾。所以有人说：“最可惜者，吴并非主张贿选之人，却逼成拥护贿选之势，以声罪讨伐而穷兵为戏。他被人称为吴秀才，私生活甚严肃，自拟关岳，对曹锟始终不二。”⁽¹⁶²⁾

为了拥曹锟上台，首先必须赶黎元洪下台，办法无非是“文”与“武”两途，这也是过往军阀曾经交替使用、娴熟于心者。所谓“文”法就是寻法理途径让黎元洪下台，而所谓“武”法则是以枪杆子逼宫，殊途同归，最终目的都是让黎元洪走人。不过，由于黎元洪是被直系刚刚请出来复职的，骤然采用武力直接驱逐的方法即便是拥曹的津保派也觉太过突兀，因此“文”的方法成为津保派逐黎的首选。拥曹干将高凌霨曾经找政学会领袖李根源，请他向黎元洪传话，“最好劝告黎总统不要坚持先宪后选，如果坚持下去，对黎总统是不利的。先宪后选，对黎总统好，对大家也好”⁽¹⁶³⁾。拥曹派以“文”的方式驱黎的切入途径就是黎元洪的任期问题。

根据1913年10月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任期为五年。自1913年10月到1916年6月，由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其后至1917年7月由黎元洪继任，再其后至1918年8月由冯国彰代理，三人任职时间共计四年又十个月。自1918年10月到1922年6月，徐世昌担任大总统，惟因其由安福国会选出，故在第一次直奉战后被直系认为不合“法统”，因此请出黎元洪复职。但黎元洪复职后，其任期究如何则成为众说纷纭的问题，事实上悬而未决。为了给黎之复职寻求法理依据，曾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的张耀曾撰文认为：黎元洪的任期尚有一年三月有余，理由是：根据“约法”及“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在任期中的离职原因只有死亡、弹劾、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故从法律上立论，民国六年七月黎大总统之离职，推之法定三种原因，无一而当。是其离职，乃事实上之离职，非法律上之离职也。非法律上之离职，故不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其离职无效，故冯副总统之代理，乃事实上之代理，非法律上之代理也。非法律上之代理，故亦无法律之效力”。因为当时国会已被解散，因此无论是“离职”还是“代理”，都未经过国会通过的合法手续，因此都不为有效，现在“障碍既去，当然继续任职”⁽¹⁶⁴⁾。而反对者则认为，冯国彰的代理是合法有效的，黎元洪复职后的任期仅能补足袁世凯称帝至死以及张勋复辟的两段时间，故其任期只有六个月。黎元洪本人及其亲信左右当然希望黎在总统位上多留时日，他们对上述两种说法都不满意，几经琢磨后提出，自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就背叛了民国，从而在事实上已不能视为民国总统，因此，自“新约法”颁布之1914年5月1日至袁死之日均应为黎之任期，这样算来，黎元洪的任期还有两年两个月，应任职到1925年8月期满。此等主张确实有些离谱，表现出黎元洪的恋栈心态，但也使津保派感觉夜长梦多，下决心从法理上剥夺黎继续任职的借口。1923年5月，拥曹议员向国会提出解释大总统任期案，提出黎元洪复职任期为补足自袁世凯改元洪宪至其死亡日的任期，总共是160天，而黎自1922年6月11日复职，到此时已有335天，超出其任期175天，应该立即退位，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务，同时从速组织大总统选举。此后，又有二十余起提案附和此议。黎元洪当然知道这些提案背后的拥曹背景，无力正面对抗，遂咨国会两院表示：“元洪复职之初，曾宣言法律问题听候国会解决。嗣两度咨请辞职，未承开议，补任期间，亦未解释。……现在尸素已久，岁序将周，虽议案尚无遵循，而法理究有限制。博考众论，固非一辞。假定长期，亦仅数月。念末日之大难，冀及时之有托。深望转告同人，查照总统选举法，注意准备”⁽¹⁶⁵⁾。但黎元洪虽有这样的表示，却并无实际离位的举动，使得直系中的拥曹派决定对其施加更大的压力，逼其尽速离位。

拥曹的津保派逼黎元洪退位的第一步是制造阁潮，赶走总理张绍曾。因为张绍曾上台后在“统一”问题上与曹锟和吴佩孚的步调不一，早先在粤闽督理任命问题上得罪了直系，颇令曹、吴不悦；张绍曾主张先制宪后选举，更是惹恼了津保派，认为他和黎元洪搞在一起，所以他们首先将攻击矛头对准张绍曾，企图驱张之后由保派组阁，再逼黎退位，准备大选，所谓“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张去而由高、吴等主持内阁，操纵大选”⁽¹⁶⁶⁾。

1923年3月张绍曾内阁复职后，国会拥曹议员随即提出不信任案，集中攻击张阁处理外交问题（如“金佛郎案”）的不是，责其“内政、外交着着失败”，“似此丧权辱国违法溺职之内阁，应早解职，以谢国人。乃犹恋栈复职，国家前途危险实甚，谨依法十九条，提出弹劾，敬候公决”⁽¹⁶⁷⁾。4月11日，参议院以94票对21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对张阁的不信任案。但在该案循程序移送众议院审议时，张绍曾声称此案“违法”，并威胁将以解散国会作为报复，同时向议员大肆封官许愿，收买议员不支持此案。故众议院未与参议院同步行动，25日将不信任案退回，津保派通过国会倒阁的计谋未能成功。

津保派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张绍曾图以“金钱护阁”，津保派则以“财政倒阁”应之。北京政府的财政一直比较困难，张绍曾内阁同样为解决经费问题终日煞费苦心，难成正果，不仅许多机关、学校欠薪，即使表面威风凛凛的军警也时常不能按时领饷，津保派随即以此嗾使北京军警向内阁索饷，给张绍曾施加压力。3月间，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表通电，先称张绍曾对军警“置之不顾”，威胁“倘军警以无饷之故，不能维持其现状，而影响及于秩序之安宁”；继责张之施政“恋栈尤殷，忽东忽西”，“播弄手段，引诱政朝”，甚而指张“以揆席之尊严，而冶游于八胡同大森里之间，挟妓饮博”；表示“不避怨嫌，口笔诛伐”⁽¹⁶⁸⁾。其后，王怀庆又于4月24日上呈黎元洪，请其“即日将怀庆本兼各职一律开去，另简贤能”⁽¹⁶⁹⁾，以甩手不干而胁迫黎免张职。4月26日，张绍曾召开国务会议，王怀庆与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京师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等，率领团长以上军官八十五人到场，以军警经济窘迫为由，要求张绍曾立即筹拨一个月饷银以安军心，逼得财政总长刘恩源当场签发支票以解燃眉之急。当日，王、冯等发出通电，直指“北京政府为万恶之渊薮”，表示“用敢垂涕而道，露电请援，不避出位之小嫌，藉谋救亡之大计”⁽¹⁷⁰⁾。第二天，参谋部部员数十人到财政总长刘恩源家中索取两年之欠薪；第三天，参谋部次长蒋雁行等到国务院，居然当面责问张绍曾长期欠薪该当何罪。津保派步步紧逼的索饷举动，使张绍曾一时不堪其苦。就外界观察，“政局恶化，愈逼愈紧，北方战事已迫眉睫，而要以最高问题为导火线，有必然者。日来津保两派结合吴大头暨大部议员，有于一月内驱黎改选之决议。其条件为曹锟正，唐少川副，中山元老长，合肥副之，组织国会内阁，恢复奉张官职诸节。黎原拟联络张阁，改国会，藉此抵制，顾因张绍曾投诚保方，因包办最高问题为其固位之屏障，大招黎氏反感。黎已与国会合谋倒阁，并派李根源南下，冀与民党同盟打洛直派计划。其能否成功，固不敢必，然张阁既为各方所厌恶，决难达其摄行总统职权之野心，其必倒也殆无疑义”⁽¹⁷¹⁾。

张绍曾以筹款发饷而暂时躲过了津保派的倒阁运动，但津保派并不善罢甘休，随后又发动阁员拆台。张阁成员多数为津保派或亲近津保派的人士，5月3日内阁例会，津保派阁员以一些具体问题为借口给张绍曾使脸色，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扬长而去，表示不再出席内阁会议，使内阁无法正常工作。在此情形下，张绍曾不得不向津保派服软，并以任命保派人物张英华为财政总长而向津保派示好（因其前任刘恩源为免军警逼饷，坚请辞职），使内阁暂时得以维持。但随后在制宪经费问题上，津保派又与张绍曾纠缠不休。

自1923年初新一轮制宪工作开始后，制宪会议便常因出席人数不足而不能正常举行，参加制宪的国会议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表明所谓制宪在他们心目中实在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事。为此，有国会议员提出，对出席制宪会议的人员每次发放出席费20元。看上去这是为了推动制宪的进程，实则也不无以此自肥之意。提案通过后，如何筹款成了国会的难题，他们便向黎元洪求援。刚好黎元洪亦希望先制宪后选举，因为宪法“能由其一手促成，不无有多少之利益，直接则迎合多数心理，间接则缓和最高问题，一旦告成，于本身亦尚有奋斗之余地”⁽¹⁷²⁾。所以黎元洪即召集张绍曾等商定，从海关建筑费项目下每月拨17万元制宪经费，并转知总税务司照办⁽¹⁷³⁾。津保派得知此事后，“以黎元洪此举为见好国会，欲运动蝉联总统”，由吴毓麟在5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发难，提出制宪经费不经国务会议议决，违背责任内阁精神。津保派阁员随声附和，指责黎元洪越权干政，财政总长张英华还以此为由阻止总税务司拨款，使张绍曾在面对国会议员的质询时颇为难堪⁽¹⁷⁴⁾。黎元洪也被迫通电声明：“元洪忧患余生，急于求去。宪法期成，不过两月，制宪以外，绝无所求，耿耿此心，可质天日。”⁽¹⁷⁵⁾津保派与张绍曾和黎元洪的关系愈趋紧张。

经过上述几次倒阁风波，张绍曾内阁已是风雨飘摇，难以维持，但如果张绍曾坚不辞职，而黎元洪也不免张职，津保派暂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为了达成搞垮内阁的目的，津保派又利用张绍曾贪权的欲望，对其表示，只要他同意辞职，则在逐走黎元洪后，立即迎他回京，循例摄行大总统职权。此时的张绍曾因不堪津保派的逼迫，又心存辞职后曹锟或许念其功而仍重用其的幻想，居然钻进了津保派设好的由其自行辞职的圈套，“堕其术中而不能自拔”。6月6日，张绍曾召开特别国务会议，高凌霨首先声称，总统近来对于政务或不经国务会议直接处理，或以命令方式交院照办，违背责任内阁制精神；总统既不信任我们阁员，我们只有告退。吴毓麟、程克、张英华等立即附和高的意见，提出内阁总辞职。还不等张绍曾表示意见，高凌霨又接着逼宫：如果总理不愿辞职，我们就单独提出辞呈。事已至此，张绍曾只能说：我们内阁要采取同一步骤，要辞大家一起辞。高凌霨立即不失时机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辞职呈文和通电稿本，让与会者依次签名，随后发出。通电称：“责任内阁载在约法，今既责任不明，以后危险情形岂可言喻？绍曾等备员阁席，既不欲使一己蒙失职之咎，复不欲陷元首于侵权之嫌，惟有声请罢斥，解除责任。”⁽¹⁷⁶⁾高凌霨还怕张绍曾辞职后留在北京不走，对他们此后的活动不利，又进逼说，我们既然决心辞职，应该离开北京退避贤路。而当张绍曾晚间上车离京时，国务院中只有秘书长张廷谔一人随从，名曰护送，实为押解。张绍曾也无可如何，只得灰溜溜地往天津去了，从此被弃置闲散，谋复职而不得⁽¹⁷⁷⁾。

“张内阁辞职，实为保派所迫去，去张即以去黎，亦即示威于国会也”⁽¹⁷⁸⁾。对张绍曾的辞职，黎元洪当然知道其意味何在，即派其亲信、陆军次长金永炎等持其亲笔信“赴津谢过，分劝就职”。张答以：“此次政潮，苏酿极久，原因复杂，个人力难消弭，只得远避。”金见张“辞意坚决，无法挽回”，遂返京复命。黎元洪为了巩固自己的总统地位，急于组织新内阁。6月7日，他邀请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与政界名流颜惠庆、顾维钧等共商，有意请顾维钧组阁，但顾知此次津保派非逼黎下台不可，而且他预想的阁员名单中与津保派有联系者均不肯合作，“卒以形格势禁，合作难期，谢不肯任”。原先张绍曾令张廷谔回京后将继任之空白命令办好送总统府，谁知张廷谔听从津保派的授意，将空白命令藏匿起来，黎元洪拿不到有张绍曾署名的空白命令，顾维钧的任命令实际也无法发表。其后，黎元洪又约颜惠庆面商，颜“初似肯相助”，但因“逼宫”潮起，亦“不敢担承”，组阁事终告搁浅⁽¹⁷⁹⁾。

二　黎元洪被逐出京" class="reference-link">二　黎元洪被逐出京

张绍曾内阁既倒，中枢政事无人过问，北京形成无政府状态，津保派即组织军警索饷和“公民团请愿”，掀起了大规模驱黎风潮，以逼宫的方式迫黎元洪下台。6月8日，“有军警、官佐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居仁堂，藉口索饷。经当面再三开导，始各散去”。津保派为了增加对黎元洪的压力，又以“索饷不得，不能枵腹从公”为借口，策动北京警察“形式罢岗”。9日，“城郊警士一律罢岗，领袖公使来宅询问，天安门前复有数十人召开国民大会，散放传单，虚构罪状。新华门外及东厂（黎元洪）住宅守卫尽撤，比午住宅数处电话不通，查系军队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至当晚7时，因驻京外交团质询，并有派外国兵队沿街巡逻的威胁，津保派在压力之下方令警察复岗。10日，军警索饷队伍围困黎之官邸，表示非领得欠饷决不退出，黎欲招财政部官员来宅商议发饷事却被拒。下午，近千人的“市民请愿团”、“公民大会”等“接踵围宅”。这些所谓“市民”实际是穿便衣的军警，他们手持“改造政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呼喝之声响震屋瓦，百般劝喻，均不见听。傍晚并推举军官代表廿余人，守索不退”⁽¹⁸⁰⁾。黎急召北京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前来弹压，但不得要领。此后直到黎元洪出走，对黎宅的滋扰始终没有中断。对此，不仅外界人士多有批评，认为“津保之谋，实极笨拙，而犹自谓巧妙，真可叹也。”“直同儿戏，笑腾中外”⁽¹⁸¹⁾。即便是直系内部也有人不以为然，如吴佩孚的谋士白坚武认为：“军警包围公府索饷，期达最高问题。此等不韪之事如何作得！定欲早选，即促两院速开选举会。足作此笨伯事，正不知何以善其后耶？可怜可叹！”⁽¹⁸²⁾何况如时人所论：“保方派别太多，故作事有同儿戏，所谓文派、武派、津派、保派无论已，即各派中亦多单独行为，军警索饷发于武派，公民团则张月笙（张英华）主之，即王兰亭（王毓之）并不赞成，而又不行阻止，岂非笑谈。”⁽¹⁸³⁾

“逼宫”事初起，黎元洪还强作镇静，不愿下野。10日他致电曹锟、吴佩孚称：“连日留张不获，请人组阁，皆畏不敢就。罢岗开会，全程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函示。”⁽¹⁸⁴⁾或许，黎元洪私心还希望曹、吴能格于外界形象和舆论反应而训示部下有所收敛，但曹、吴对黎之电文装聋作哑，不予理睬。为了逼黎元洪从速下台，12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向黎递交辞呈，声称“呼吁既已无门，实呈待毙之势，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大总统俯赐矜全，立予罢斥，免致恋栈愈久，贻误愈深”。表示不负维持秩序的责任，并且进一步对外声言，“以后苟非饷项有着，不仅王冯辞职，全体军官亦当继其后也”⁽¹⁸⁵⁾。这无疑是对黎的最后警告。黎派参谋总长张怀芝退还辞呈并加慰留，但王、冯拒不接受。黎又不顾脸面致电曹、吴求情称：“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弟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¹⁸⁶⁾但曹、吴仍不置理。至此，黎元洪知大势已去，不可再在北京呆下去了。

6月13日，黎元洪与亲信会议后连发七道命令，准张绍曾辞职，任命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金永炎为陆军总长，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所属军队由陆军部直接管辖，以发泄对“请愿”风波背后操纵之曹锟、吴佩孚的不满与怨恨，同时通电全国声明：“去年复职，历经咨催国会，遴选替人。但得宪法早成，于愿已足。若谓延长任期，竞争选举，匪特毫无是迹，抑且毫无是心。何嫌何疑，而相胁迫？个人自由横被侵夺，更何能执行职务。万不获已，权移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谊。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¹⁸⁷⁾下午，黎元洪在金永炎等几位亲信的陪同下，乘专车赴天津，行前将大总统印信大小共十五颗交其妾危文绣携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暂住。自上年6月11日入北京复职，至此时被迫离京出走，黎元洪在大总统任上又干了一年零两天。

黎元洪刚走，负责北京治安的军警长官王怀庆、冯玉祥、聂宪藩、薛之珩等即于13日下午在卫戍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维持治安、约束部下、拥护国会、保护外侨等项办法，以示恢复正常秩序。在保定的曹锟得知黎元洪离京后，也不再装聋作哑，于当天致电王、冯等军警长官：“连日以来，内阁总辞，今又值元首离京，首都人心，益因此惶恐。国会为国家根本法律所在，务望极力尊崇保护。以及人民治安，使馆侨民，一切交通秩序，均须极力维持，以重首都，而奠国本，是所至要。”⁽¹⁸⁸⁾

在得知黎元洪出走的消息后，津保派人物却发现他未交印信，以为被黎随身带走，高凌霨即于13日下午打电话到天津，嘱直隶省长王承斌设法截留。曹锟亦电王怀庆，指示“所有总统印信及国玺，并希查询明确为祷”⁽¹⁸⁹⁾。王承斌即率警务处长杨以德，随带军警乘车至杨村车站。3时许，黎之专车抵达，王、杨等上车后以军警监守，督车继续开行，并在开行途中向黎索取印信，黎“语意含糊。继云在北京法国医院，由其如夫人保管。乃屡次电示，乞未允交”⁽¹⁹⁰⁾。王又得知黎离京前有致国会公函，说明因在京不能行使职权而移津，认为这表明黎无意真心辞职，对印信追索更急。4时半车抵天津后，王“传令摘去车头，百般要挟，数千军警密布，坚不放行，始则要求交印”。黎元洪气愤已极，拔出随带的左轮手枪欲自杀，为其随行左右所拦阻。黎元洪公子和英、美两国驻津副领事闻讯后赶到车站探视，但均被阻止与黎见面，“英、美领事愤甚，语人曰：中国军阀强暴如此，实为世界所创见云”⁽¹⁹¹⁾。王承斌要黎元洪“移往省公署从容商办，徐图解决。不蒙允诺”⁽¹⁹²⁾。至晚10时许，在王承斌的逼迫下，困坐车站已数小时的黎元洪迫不得已，派人打电话到北京，嘱危文绣将印信交给国会。危氏因总统印玺关系重大，未得总统口谕，不能交出。于是黎元洪在军警重重监视下，到车站电话室与危氏通话，告其交印。因为一直没有接到北京的消息，王承斌仍不许黎回宅，直到14日清晨张廷谔、薛之珩从法国医院取到印信。王承斌得讯后，又将以黎元洪名拟就的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通电交黎，强令其签名，“否则羁禁车内，永不放行”⁽¹⁹³⁾。黎元洪被迫低头，在通电上签字，声明“本大总统现在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其后才被解除羁禁，释放回家，演出了此次“逼宫”案中“古今中外，皆所罕闻”的一幕⁽¹⁹⁴⁾。一年前赶走大总统徐世昌、口口声声高喊“恢复法统”的直系武人，又以这样的方式迫不及待、毫无顾忌地赶走了自己请出的黎元洪，在武力胁迫下北京政治的无序与混乱于此可见一斑，而其给外界留下的恶劣印象，更非短时所可消除，最终仍不利于直系对政治的有效控制力。白坚武认为：“津保措置失当，不守轨范，恐贻人口实，吴使徒唤奈何！”⁽¹⁹⁵⁾

张绍曾内阁辞职，黎元洪被逼离职，津保派倒阁逼宫的图谋先后实现，但是，北京却出现了无政府的乱哄哄局面。内阁解体，政务瘫痪，尤其是国会停转，议员纷纷离京，根本凑不出总统选举需要的法定人数，津保派原先设想在驱黎后立即进行总统选举的计划无法实行，只能又回过头来“补台”，先组织“摄政内阁”，图谋稳定政局后再进行选举。6月14日，留在北京内阁的津保派阁员以黎元洪被迫签发的辞职电为依据，甩开总理张绍曾（张绍曾想回京重掌政府，但被津保派所拒），召开特别国务会议。在原有九名内阁成员中，虽然只有内务、财政、司法、海军总长参加，但仍决定内阁复职，并通电声明由国务院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暂由内务总长高凌霨主持院务。同日，国会召开两院议员谈话会⁽¹⁹⁶⁾，讨论黎元洪离职问题，拥曹议员提出由内阁“摄政”并选举继任大总统。而国民党所属议员认为：此次军警流氓以暴力逼走总统，国会为维护国家纪纲计，须有正当之表示。拥曹议员即“群阻其发言，哗躁叫嚣，秩序以乱”。会议未有结果。16日国会继续召开两院议员谈话会⁽¹⁹⁷⁾，拥曹议员提议“应用快刀斩乱麻方法”处理黎元洪离职问题，动议自黎元洪离职出京之日起，其“所发命令概不生效”，并“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结果在拥曹议员的鼓噪之下，该项动议以超过到会者的半数通过，“摄政内阁”据此而成“合法”⁽¹⁹⁸⁾。但其“合法性”却遭到各方质疑，如论者谓：“公等作为，纯以私意为弃取，毫无法律之准绳，置人身于大海浮萍之上，虽无风波之起，亦难免于灭顶之祸矣。万一因此而引起天下之纷争，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至时之责任果将谁归乎？”⁽¹⁹⁹⁾

当“摄政内阁”在北京紧锣密鼓地重张之际，被逼走天津的黎元洪也不甘心就此退隐。6月13日，他在去天津前曾发布“大总统令”称：“此次京师乱起，显有发纵指使之人。本大总统委曲求全，胁迫愈急。毁法乱政，罪恶昭彰。举国官兵，当同义愤。扶危定乱，愿与天下图之。”14日，他到天津家中后，又发表通电称：“当此政象险恶时，一身去就，关系过巨，决不能率言辞职”；并声言：“现在印被劫夺，所有北京发出之非法命令，概行无效。”“摄政内阁”经国会“认可”之后，20日黎元洪发表通电，称其“离京”为“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并非离职，更不得妄为援引”；“若谓胁迫元首为法律所定因故之故，国会加以承认是不啻奖励叛乱，开将来攘夺之恶例”；因此他“仍为在职之大总统”，所发命令“自应一概有效”，“自今以往，元洪职权，未得国会确当之解免，无论以何途径，选举继任，概为非法”⁽²⁰⁰⁾。

为了表示他仍在大总统任上，黎元洪不断发布各项命令，如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未到任前由李根源署理），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第一路总司令，张作霖为第二路总司令，但黎元洪没有实力为后盾，各方实权派对其命令反应冷淡。为了给曹锟“当选”总统制造麻烦，黎元洪又筹款在天津成立国会议员招待所，以发放出席费的方式，拉拢、利诱部分国会议员离开北京，以使国会不达法定人数，从而使选举自然流产。黎的做法与正在携手反直的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鼓动国会议员离京南下的主张有契合之处。其时“三角同盟”以发放旅费吸引议员离京，“连日各方来接谈者甚多”，“离京者不绝于途”⁽²⁰¹⁾。但黎元洪希望议员在天津集会以为其壮声势的想法和“三角同盟”利用议员在上海召开国会以在政治上打击直系的主张不相吻合。后来，多数在津议员决定去沪，而无论此后的政局向何方发展，自武昌起义起始而“意外”跻身中央政治舞台的黎元洪都无能参与，只能成为政治的看客，两度出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