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统区的文化教育"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国统区的文化教育

一　国民政府加强文化控制" class="reference-link">一　国民政府加强文化控制

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战斗武器，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全国的政治抗战、经济抗战、军事抗战紧密配合，相辅相成，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取得抗战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抗战时期的文化又有进步文化与反动、落后文化，抗战文化与投降、汉奸文化，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等等分野，意识形态色彩极为浓厚，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阶级性。考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不难发现，它具有强烈的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它从维持国民政府的统治、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放松了对文化市场的控制和干预，容许进步的抗战文化运动有所发展，使得抗战初期的文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同样是出于为维护和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地位，保证国民党战后对全国的继续统治，国民政府从1938年起便加强了对文化领域活动的干预，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各种措施，试图将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的统治体系和控制范围之内。特别是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特征的进步的文化运动要突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使得文化领域中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十分激烈。大体说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即国民政府暂时放松对文化的控制阶段（1937年7月—1938年6月）、国民政府重新加紧推行文化专制政策阶段（1938年7月—1940年底）、国民政府文化专制政策完成阶段（1941年初—抗战结束）⁽²⁰⁴⁾。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局势，国民政府不仅将文化专制政策全面推向深入，竭力将抗战文化运动纳入控制掌握之中，而且最终确立了其在文化领域中的专制统治地位。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颁布一系列法规，查禁抗日进步文化书刊和言论。为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政府在以前法令、法规的基础上，又相继出台和颁布了《图书送审须知》（1942年）、《书店印刷管理规则》（1943年）、《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战时新闻禁载标准》（1943年10月）、《书籍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战时新闻违禁惩罚办法》（1943年10月）、《修正图书杂志送审须知》（1944年）、《战时书刊审查规则》（1944年6月）、《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载禁标准》（1944年6月）、《出版品审查法规与载禁标准》（1945年）等，文化专制措施愈加苛繁。凭依这些法规和法令，国民政府强化了对抗日进步书刊和言论的查禁力度。1942年度，国民政府查禁196种图书，停止发售120种，就地取登稿件或不准印行的书稿为数更多⁽²⁰⁵⁾。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2年间，重庆地区就有1400种书刊被查禁。对剧本的审查更为严格。剧本中凡是出现“诋毁政府之措施”、“描摹战时社会畸形状态”、“宣传三民主义之外一切主义”、“鼓吹阶级斗争”、“违反劳资协调”等内容的剧本，一律禁止上演。由此而遭禁演的剧本，仅1943年重庆地区就有110余种。另据1943年10月23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表的《取缔剧本一览表》，内中开列的不准出版或上演的剧本共达116种⁽²⁰⁶⁾。对于言论的控制也变本加厉。据统计，从1941年至1945年间，有关新闻检查的临时性指示就达二百余种。而《修正战时新闻检查标准》和《修正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两个法规中规定的禁载事项就达七十余项。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到财政、文化、社会事务等都有限定，无所不包，使这一时期内不议国是、免谈军情成了舆论界的两大生存技能⁽²⁰⁷⁾。更为露骨和荒唐的是，1943年8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定并发表了《抗战期间宣传名词正误表》，规定：“边区政府”、“抗日政府”等词不许使用，“两面派”、“亲日派”、“团结”、“解放”、“国共合作”、“各阶层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词为“谬误名词”；“革命的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要改为“三民主义”；“拥护革命的领袖”、“拥护抗日的领袖”必须改为“拥护领袖”；甚至“妇女解放”要改为“妇女复兴”，等等⁽²⁰⁸⁾。

第二、设立文化机构，强化对抗战文化的管理和控制。早在1938年7月，国民政府就决定设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各省市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处，对抗战文化实行管制政策。1939年2月，又在重庆设立“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以查禁进步戏剧电影及演出活动。到1942年9月，全国每年只印刷218万余册书刊，而中央一级的书刊审查机构就有八个之多，而各省、市、县也都有类似机构和组织⁽²⁰⁹⁾。1941年2月7日，国民政府又以“履行思想领导责任”，“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为借口，专门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出任主任委员，内分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等组，主要任务是“规划全国文化运动之各种方案”，“协助策进各地文化事业”，进行“有关文化运动之调查设计”⁽²¹⁰⁾。中央“文运会”成立后，积极推动、督导全国各省市设立分会，到1943年7月，成立地方文化运动委员会的有广东、江西、福建、安徽、陕西、青海、西康、河南、甘肃、重庆等十省市，还有少数省市还成立了县文化运动委员会⁽²¹¹⁾。“文运会”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强化对抗战文化运动、思想舆论领导的工具和标志。它的成立表明，国民政府已从组织上建立起了全国各级文化运动的组织机构，使各地的文化运动开始直接纳入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控制之下。

第三、制定和实施系统的“文艺政策”，力图将抗战文化运动纳入国民政府的控制轨道。1942年下半年，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国统区的广泛传播，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国民政府为了抵消《讲话》精神的巨大力量和影响，“纠正共产主义的左倾”，加强对抗战文化运动的思想统治，同时，中央“文运会”统一领导全国文化运动后，也需要在文化运动的理论上随之制订出相应的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2年9月张道藩在《文化先锋》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该文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规定为文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提出“三民主义文艺”要为“三民主义”政治服务，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服务，也即为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统治服务。文章提出了“六不”和“五要”的三民主义文艺政策。所谓“六不”是指文艺创作的六个写作原则，即：（1）不专写社会的黑暗；（2）不挑拨阶级的仇恨；（3）不带悲观的色彩；（4）不表现浪漫的情调；（5）不写无意义的作品；（6）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五要”是：（1）要创作我们的民族文艺；（2）要为最苦痛的平民而写作；（3）要以民族的立场而写作；（4）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5）要用现实的形式⁽²¹²⁾。张道藩针对抗战以来的新特点，把国民党自20年代以来的文艺法令更加具体化、系统化。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三民主义文艺理论第一次系统化，标志着国民政府战时文艺政策的形成。国民政府于抗战后期抛出文艺政策，主要是为了阻止进步民主的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其实质就是将文艺创作纳入其规定的范围之内，力图控制文艺运动发展的方向。有人就指出：“这一文艺政策的实质，是在所谓‘三民主义文艺’、‘民族文艺’的幌子下，实行只准歌颂国民党而不准暴露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的禁令，意在绞杀抗战文艺和人民文艺”⁽²¹³⁾。

第四、运用专制手段，压迫和摧残进步文化团体。国民政府在对文化界实行严苛的审查制度的同时，又配合以追惩制度以及种种非法手段，以迫使文化界就范。1942年，国民政府查封了《世界知识》等500余种报刊。1943年8月，《文学月刊》、《音乐与艺术》被查封，9月，桂林出版的《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创作月刊》等刊物被查封。1944年1月，桂林《野草》、《戏剧生活》等被查封，等等⁽²¹⁴⁾。国民政府还使用强行“接办”等方式以控制舆论工具，如1943年春，《新疆日报》就被国民政府派员“接办”。除了上述手段外，国民政府更借助于特务行径，捣毁进步报馆、书店、出版社。1942年9月16日，福建省南平《南方日报》被暴徒四十余人捣毁。1945年1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馆两次被特务纵火。成都《华西日报》则在1月先后发生5次“政治性偷窃”，后又连续发生火警和流弹射入编辑部等事件。4月18日，《华西日报》及晚报又遭国民党特务捣毁⁽²¹⁵⁾。5月29日，复刊后的《华西日报》终被国民政府查封。而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迫害和摧残进步文化团体最典型的事例，则是压迫和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文工会”的前身是原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当国民政府强迫第三厅所属人士集体加入国民党时，遭强烈反对，结果，第三厅遂被国民政府宣布解散。但蒋介石又不愿让第三厅文化人士离开重庆，于是又另行宣布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术研究性团体，仍归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然而，“文工会”成员的许多作品，国民政府以种种借口不准出版和上演。“文工会”的进步活动更是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委员外出都有特务盯梢。1945年2月，“文工会”顺应时代潮流，由郭沫若执笔起草了《文化界时局进言》，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停止新闻检查、秘密警察活动和战争投机活动，要求保证人身安全和言论、集会、研究、出版以及一般文化活动的自由，建立联合政府，结果触犯了国民党和蒋介石；于是，3月30日，蒋介石下令，由政治部宣布“裁撤”“文工会”。“文工会”的被解散，是国民党政治上倒退的具体表现，也是其文化专制政策推行的高潮⁽²¹⁶⁾。

总之，随着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上述加强对文化领域种种控制措施的推行，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进步文化人士的创作活动受到限制，进步书刊和戏剧被查禁。整个文化界气氛沉闷，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当然，在对国民政府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总体上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的予以分析。例如，为抗战进步文化人士所深恶痛绝的书报审查制度建立后，曾扼杀了许多进步文化书刊和作品，是造成国统区文化局面沉闷的罪魁祸首之一。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利用这一措施，也查禁了相当数量的日本侵略者、汪伪汉奸的作品和宣传品，以及为数不少的淫秽消极书刊。例如，1942年6月上半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令查禁图书八种，其中就有敌伪宣传品两种，停止发售图书九种，属淫秽图书的有四种；1945年2月上半月，查禁图书五种，其中汉奸宣传品三种⁽²¹⁷⁾。这对于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面对国民政府在文化领域中全面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行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进步的抗战文化人士也针锋相对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例如，1943年11月18日，王亚平、于伶、茅盾、老舍、夏衍、曹禺、臧克家、姚雪垠等五十三人为反对国民政府“中审会”任意扩张书刊限制范围，蛮横查禁进步书刊，扣留送审原稿和肆意删改作家原著的做法，上书行政院，要求予以限制和改进⁽²¹⁸⁾。进步文化人士强烈呼吁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公开发表言论，历数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给文化界造成的诸如出版沉寂、文化活动缩减等种种恶果。揭露国民党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文艺政策”的实质，指出这一“文艺政策”就是“逃避现实”的“鸵鸟主义”，其目的是“置文艺于死境”。抵制和反对国民政府的书报审查制度，要求“废除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开放言论、出版、研究及公演之自由”。要求“书刊出版之后，非经法律手续，不得禁止发行，各地军政当局，不得禁扣进口书刊、干涉演剧”⁽²¹⁹⁾。这些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文化界人士的士气，壮大了进步的抗战文化运动阵营，暴露了国民党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实质，使得国民政府日益在文化界陷于孤立。

二　传统思想的复活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二　传统思想的复活运动

思想是时代的要求和反映。在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中，中国人民不仅用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者，而且也用思想的火花浇铸着抗日的长城。伴随着全民族抗日精神的高昂，抗日战争在中国思想领域中也引起了极大的变化，一股“中国化”的思潮浸漫于中华大地。各种政治势力都从民族生存、抗战精神的发扬角度出发，结合自身政治理念，高唱“中国化”的旋律。所不同的是，国统区的“中国化”现象，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重新整理和认识，即所谓的“新瓶装旧醋”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和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架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特别是抗战后期，一些素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胸怀和志向的知识分子，在艰难环境下探究国家民族复兴之路的活动也达到了高潮。一时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运动，在国统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并由思想领域向其他领域渗透。因其主流话语与原创活动都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关，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的再创新与发展，所以姑且将这一思想运动称之为“传统思想复活运动”。当然，这一哲学思想活动也是自“五四”以来探讨中国文化现代性与传统性结合活动的继续和深化。

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后期，国统区传统思想复活运动成就显著，除国民党官方系统的思想体系外，较成熟和影响力较大的有代表性的思想体系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和金岳霖的“新道学”，等等。这些思想体系最大的特征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从中华民族生存和复兴的角度出发，重新解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符合时代特征的新的思想体系。

熊十力，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湖北黄冈人，1885年出生。他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家”，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奠基人。

抗战时期，颠沛流离来到四川的熊十力，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著的爱，自甘寂寞，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文化。为此，从1943年起，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勉力著书讲学，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纳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了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出版，标志着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

在哲学本体论上，熊十力接受了佛教唯识宗的“万法唯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认为“识”或“本心”乃宇宙之本体、万化之根源，正如他解释为何以“新唯识论”命名其哲学思想体系代表作时所说：“识者，心之异名。唯者，显其特殊。即万化之源，而名以本心，是最特殊。……新论究万殊而归一本要在反之此心，是故以唯识彰名。”⁽²²⁰⁾在此基础上，熊十力建立了核心为本体与现象、本体与功用是不能分裂成两片的“本体论”。由“体用不二”论出发，他又建构了他独具创意的“翕辟成变”的宇宙论。“翕辟”之说源于《周易》，熊十力借用于自己的哲学中，“翕辟”即是“心物”，“翕即凝敛而成物，故于翕，直名为物；辟恒开发而不失其本体之健，故于辟，直名为心”。“心”与“物”虽是本体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但“辟”包含着“翕”，而“翕”则从属于“辟”。翕是物，辟是心，此心既是“宇宙之心”，也是“个体之心”。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了“性量分殊”的观点。他认为，人的认知能力可以概要分为两种：一是性智，它是一种发自本心的认识能力；二是量智，“习心亦云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之理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的作用故，故说名量智，亦名理智”（新论），量智是从性智中异化出来的而又与性智相对立的一种认识能力，它以日常经验为基础。

“体用不二”的本体论、“翕辟成变”的宇宙论、“性量分殊”的认识论，共同构成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哲学思想的理论框架。

综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他的哲学思想是导源于孔孟的仁学与王阳明的心学，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佛教法相唯识之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融为一体，并且发挥《周易》、《老子》和陆王心学的思想而提出来的⁽²²¹⁾。其“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构思奇巧，富有创意，独具特色。他是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极具创新的一代大师。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抗战时期，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时期，和当时西南联大大多数学者一样，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抱着为中华民族复兴有所贡献的坚定信念，冯友兰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起，先后发表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新事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4）、《新知言》（1946）所谓“贞元六书”⁽²²²⁾，构建了“新理学”的完整体系，使“新理学”成为当时国统区最庞大、也最引人注目的哲学思想体系。

冯友兰在观念上构造了一个“理世界”，“理世界在逻辑上先于实际的世界”。现实世界中的实际的物，不过是“相对的料”，它是第二性的；“理世界”（或者叫“众理之全”的“太极”、“大全”）是第一性的，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创造者。物不过是“理之实现”。通过对“理之观念、气之观念、道体之观念、大全之观念”的哲学阐释，构建了“新理学”的完整体系。并利用这一体系，对他所认识和理解的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解读。其中，他所探讨的“共相”与“殊相”，即“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为他讨论中西文化关系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论证主宰事物的“理”即是寓于“殊相”中的“共相”，冯友兰论证了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必有其共性之所在，而这种共性正是中国人所必须学习的。在此理论前提下，冯友兰的《新事论》（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又进一步从社会类型的角度对中西文化的异同与归趋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中国还是“生产家庭化”的社会，西方则已是“生产社会化”的社会，因而，“中国现在所经历之时代，是自生产家庭化的文化，转入生产社会化的文化之时代”，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民治主义，都是一个社会已实行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制度以后的事，“中国现在最大的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不过，他认为文化类型转变并不是以牺牲文化的特殊性为前提的，需要转变的只是文化类型“有关之诸性”。于是，他合乎逻辑地将视角转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不仅不缺少组织社会的良好道德，而且视道德价值高于一切。仁义礼智信“是无论什么种类的社会都需要。这是不变的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是中国社会自商周以来历久不衰的“国风”。在这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望及中国的肩背”；中国所缺乏、所添加的只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是“中国到自由之路”。这样，冯友兰又陷入到了清末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²²³⁾。

为了论证中国的道德不仅值得中国人珍视，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提出了他的“人生境界”理论。他从人生观的角度将人生分为依次上升的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在“天地境界”中，人是“圣人”，和“理世界”合而为一。《新世训》和《新原道》又进一步从“闻道”、“行道”的角度，对“天地境界”的完美至上作了说明和补充。

由上述内容不难看出，冯友兰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新理学”，不言而喻就是自觉地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直接先驱，而且申明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以继承为基础，以改造、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为鹄的。换言之，冯友兰的新理学是在复活孔子伦理、程朱理学的封建正统哲学的基础上，再糅合道家哲学、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而构成的，其基本核心和主要内容是承继和发展宋明理学而来。

“新理学”的建立，标志着新儒家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新理学”不袭今，不仿古，而是力求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致力于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博采众家、自成体系，从而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独树一帜。冯友兰因此而奠定了“现代新儒家”的地位，他也被认为是抗战时期“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²²⁴⁾。

战时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一样，在国统区有一定影响的另一哲学思想体系是贺麟的“新心学”。

贺麟，字自昭，1902年出生于四川金堂县。和熊十力、冯友兰不同，他属于晚出的哲学思想家。早年留学欧美，回国后主要从事西方哲学思想的整理和研究。正是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陆王一派相结合，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了独特的“新心学”哲学思想。

贺麟是以新黑格尔主义发挥陆王心学而建立“新心学”体系的。在其于1942年出版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中，贺麟全面阐释了“心是主宰”的哲学命题。他说：“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是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故所谓物者非他，即此心之用具，精神之表现也”⁽²²⁵⁾。就是说，客观世界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我的心的存在。同样，贺麟通过从哲学与科学、生命与物品、主观与客观、体与用、人与禽兽的区别等方面论证“心”高于“物”，从而为他讨论中西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铺垫。

在认识论方面，贺麟认为“知行合一乃是知行同时发动之意”，“知是行的本质（体），行是知的表现（用）”。他说辩证唯物主义“只是把科学常识加以玄学化独断化”，称唯物史观为“外观法”，不如唯心史观“内观法”“注重本质”。贺麟对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推崇备至，认为它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精辟的发挥”，“实在是发挥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伟大成果，也就是为知难行易说谋最高的出路，求最后的证明”⁽²²⁶⁾。此外，他还宣扬和肯定封建的“三纲五常”说，说“五伦”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关系，“三纲”是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关系。

当然，在贺麟精心构建“新心学”体系时，受时代的影响，蕴含的特殊本意则是对中国传统封建儒家思想的认识问题。在其《文化与人生》论集中，贺麟从他的“新心学”走到了现实：其一是断言“新儒学思想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其二是指出“以精神或理性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²²⁷⁾。如果将二者融合来看，其主旨是呼吁中国人充分发挥“心”的力量去消除奇灾大难，复兴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他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就在于中国人以“心为主宰”去发抒“内蕴的潜力”，归根结底则是儒学的复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的失调，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因而，“民族的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他指出的具体出路便是“本典型的中国人的态度，站在儒家的立场”，去“儒化西洋文化”、“中国化西洋文化”，不是“西化”，而是“化西”。

由于“新心学”产生于40年代，是较晚出的新儒家哲学，是在继承、吸收和批判前人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贺麟被认为是新儒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

除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之外，较有影响的还有金岳霖的“新道学”。

金岳霖是吸收了休谟、康德、罗素等西方哲学的成果，又对先秦老庄哲学和宋儒道学作了创造性发展而创立自己“新道学”哲学体系的。《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认识论。在方法论上，他将西方哲学严密的逻辑分析和论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结合起来。因之，金岳霖被誉为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

不论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还是金岳霖的“新道学”，它们都有共同的特征：其一，宣扬唯心主义（尽管程度上有差异）；其二，“复活”传统思想文化；其三，重建中国哲学，为现实服务。当然，由于它们的社会影响，以及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不一样，例如，贺麟除宣扬唯心主义、传统思想外，一度还极力吹捧蒋介石，为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集权统治张目，幻想蒋能采用他创立的“新心学”来改造国民党，改造社会。冯友兰则因其“新理学”社会影响大、颇有代表性，因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以延安出版的《群众》为阵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先后发表了不少批判文章，批判和揭露其反时代、主张唯心复古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倾向。

三　国统区的教育事业" class="reference-link">三　国统区的教育事业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立即陷入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和灾难之中。作为民族文化和未来希望传承载体的教育事业，也不例外，受到了蓄意的摧残和破坏。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教育界立即行动起来，为维系民族的血脉，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奋斗。作为教育事业支撑点的国民政府也做了积极引导和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就于1937年8月27日颁布了《总动员时期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规定了抗战时期办理各级教育的基本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学校在战时“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各级学校的训练，“应力求切合国防需要，但课程之变更，仍须遵照部定范围”；学校教职员及大中学生，“得就其本地成立战时后方服务团体，但须严格遵照部定办法，不得以任何名义妨害学校之秩序”⁽²²⁸⁾。显然，教育督导仍以维持正常教育及管理秩序为主旨。但是，民族的危机和战争的危险，已经给中国教育提出了适应战时需要的课题。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对教育规定如下的任务：“（一）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四）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²²⁹⁾同时，为实施抗战建国教育的总纲领，还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就有关学制、学校的迁徙设置、师资之训练、各大学及各院科系以及中小学科目之整理与调整、训练标准、体育、管理、教育经费、行政机构、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留学制度、边疆教育、华侨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教育与国防及生产建设事业的沟通与合作等涉及教育的17个方面，均加以了系统的规定和说明⁽²³⁰⁾。该《纲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教育的指导性原则。随即，国民政府教育部又根据17个要点，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为进一步明确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教育的基本方针，研究和改进各级教育，1939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训词，明确强调“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思想。最后，大会通过决议，以蒋介石的讲演词为全国教育最高指导原则。这样，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后即逐步实行的“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指导方针最终确立。这一指导方针与“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相适应，既注意到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应急需要，更考虑到教育为建国奠基的战略意义。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教育事业就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在贯彻“战时应作平时看”教育方针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对教育事业也十分重视，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扶助，并加强了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和控制，使国统区的教育事业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得以维持，并在西南西北等地有所发展⁽²³¹⁾。概括起来，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为维持和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积极扶助高校内迁，帮助恢复教学秩序。在高校内迁与恢复秩序和发展过程中，国民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牵头协调和组织面临战火威胁的高校迁往内地。针对抗战爆发后国土大片沦陷，日军有意识地对我国教育事业进行肆无忌惮摧残的现实，为避免更大的损失，保存教育的基础，国民政府曾在抗战初期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华北、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高校内迁。1937年抗战爆发至1939年，这一时期仅迁往四川的高校就达三十一所⁽²³²⁾；1940年夏，英美与日本关系紧张，上海租界形势日趋恶化，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迫使原来迁往上海等租界的高校再次内迁，掀起了抗战后期高校内迁的高潮。由于紧接着日军大举侵占东南亚国家，直接危及我国西南各省，受此影响，原来迁往云南等地的部分高校也被迫再次走上内迁道路。抗战后期高校内迁第二波高潮始自于1944年夏到年底。1944年4月，日本侵略者为挽回败局，发起豫湘桂战役，迫使以前内迁至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八所高校再次内迁四川和贵州⁽²³³⁾。三次内迁高潮中，国民政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为内迁高校提供各种帮助。高校内迁是一个系统大工程，牵涉校址的选择，图书仪器的搬运，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转移安置，食粮问题的解决等诸多方面，特别在战时环境中，经费和车辆都非常紧张，在此种情况下，没有政府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大批高校的成功内迁，从一个侧面说明国民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不仅如此，战时物价飞涨，学生生活困苦，国民政府也作了一些努力。例如，1942年国民政府应允增加战区学生贷金，每人每月为白米2.1斗、菜金18元⁽²³⁴⁾。曾于1944年拨出40万元作为专款，用于救济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的贫困学生⁽²³⁵⁾。

高校内迁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行动，它保存了中国教育界的精英力量，从而把现代教育引入了欠发达的内地，为抗战事业及后来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直接推动了西南西北落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第二、设置国立中等学校，救济战区流亡后方的中等学校师生。到1945年，国民政府共设立国立中学三十四所，国立大专院校附设中学十六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十四所⁽²³⁶⁾。

第三、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抗战时期特别是后期国民政府在教育管理上比较重大的改革措施，便是结合新县制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和初等教育行政三联制。

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其中关于教育方面的规定为：“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乡（镇）长、中心学校校长及壮丁队长，均暂以一人兼任之”⁽²³⁷⁾。国民政府意图通过学校教育这一机制，加强对广大乡村社会的控制和对广大民众的管教。为有效地贯彻和实施新县制有关规定，国民政府教育部就于1940年4月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将国民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分，在乡镇中心学校和保国民学校同时实施。在管理体制上，确定由县设教育科主管全县教育，乡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两类学校均分为小学和民众教育两部。后来，为推进民众教育，又于1944年颁布《国民教育法》⁽²³⁸⁾。这一管理体制最大的特征是实行“政教合一”，它通过“管（管理）、教（教育）、养（经济）、卫（警卫）”合一的手段，借助地方政权直接控制教育，强化对国民的专制集权统治和一体化管理。由于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乡镇长、保长都未符合教育部关于小学校长所应具备的能力与资格，而且良莠不齐，教育界也强烈抵制由乡镇长和保长来兼任校长职务。因而，1942年国民政府被迫修正有关规定，改为：“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校长，以专任为原则。”⁽²³⁹⁾

1940年8月在国民教育制度推行后，国民政府又结合正在实施的“行政三联制”改革，在教育管理上厉行初等教育行政三联制。其核心内容为：在设计方面：国民政府制定五年普及国民教育的实施计划及期限；各省市根据教育部规定，拟定本省市普及国民教育计划以及实施方案与进度，呈报教育部；由省教育厅督导各县市统筹拟定本县市国民教育实施计划，报教育厅审核。在执行方面：由教育部、各省市和各县市督学、指导员分层级负责视导。在考核方面：各县市所设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及其他小学实施情况，由县市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考核；县市由各省市教育厅考核；各省市由教育部考核⁽²⁴⁰⁾。教育行政三联制确立了中央、省市、县市分层逐级管理的机制，对提高教育行政效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四、设置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实施战区教育。建立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安置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失学失业青年。这对稳定后方和增强抗战力量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五、推行“党化”教育。“党化”教育并非始于抗战时期，早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国民政府在学校教育中就推行“训育制度”。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强化官方意识形态在教育阵地中的支配地位，便将“训育制度”进一步发展为“以党治校”，规定学校的行政领导必须加入国民党（指中、小学校长及大学处级以上的行政人员）。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尤其是陈立夫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8—1944）期间，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更是不遗余力。在消除不良外来影响和提高学术标准的幌子下，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严格控制。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和《青年训练大纲》，年底，又在各校设立国民党区党部，以“协助学校行政”（后来还增设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以“协助学校训育”）⁽²⁴¹⁾。自1939年起，又在各校设立训导处，在国民党党部的直接领导下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对广大师生的政治监督。建立起了由校长、院长、处长以及国民党区党部成员、三青团团分部成员等共同组成的完整的“党化”控制系统。通过新县制的推行，在广大农村建立了由地方政权直接控制教育，强化对国民控制的“党化教育”管理模式。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蒋介石更进一步提出了“党务与教育打成一片”的口号⁽²⁴²⁾，使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走上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推行“党化”教育，要求必须开设军训和三民主义原理的课程，还组建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整套“国定教科书”，强令各校统一使用。对违反规定的教科书，则采用查禁的手段进行干预⁽²⁴³⁾。另外，国民政府甚至还利用《党员守则》、《军人读训》，以及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等方式强化“党化”教育，更有甚者，甚至采用特务手段来推行“党化”教育⁽²⁴⁴⁾。

这些政策和措施，有的对抗战后期的教育事业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是保证和维持战时教育发展的积极因素，有的则对抗战后期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后果，并进而影响到学校的稳定和学生的团结。例如，“党化”教育推行的结果，不仅未能在青年学生中培植起国民政府当政者所期望的“效忠”国民党、蒋介石的氛围，相反，随着国民政府的日渐腐败、军事上的失利，国统区青年学生中反独裁、反迫害、要民主的要求日益强烈，并演化成为一股宪政运动的潮流，直接冲击着国民党的统治。对学生运动大感头痛的国民政府，1943年7月竟然以行政院名义通电各地党政机关，要求除国家纪念日外不得随意召集学生参加各种集会和游行⁽²⁴⁵⁾。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的推行，也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由于贯彻“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和各项行政措施，教育的正常秩序基本上得到了维持。国统区的各级教育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高等教育方面，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增至141所，比1936年增加30.6％。在校学生人数增至8.3498万人，为1936年的两倍⁽²⁴⁶⁾；在中等教育方面，到1945年中学数达3727所，比1936年增加90％。学生数达126.2199万人，比1936年递增162％⁽²⁴⁷⁾；在初等教育方面，据1946年统计，全国实施国民教育的19省市，共计31.578万保，设国民学校、中心国民学校及其他小学23.7万所，平均每4保设3校，已接受教育的儿童2916.0803万人，占学龄儿童总数3817.3765万人的76％强⁽²⁴⁸⁾。上述统计资料虽有不实之处，但也反映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确实取得了进步，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此外，国统区的社会教育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从1940年度到1945年度，全国仅国民学校所办成人补习班的学生人数，六年中便增加了256万人，妇女班的学生人数也增加了165万人⁽²⁴⁹⁾。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有中断，这对于国民教育的维持，传统文化的延续，现代知识的传授，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抗战所需的技术人才和未来国家发展建设人才的培养，都作了难能可贵和值得肯定的贡献。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时国统区教育的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师生员工的辛勤努力，若没有他们的奉献精神和支持，国统区的教育事业是难以达到这样的成就的。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则通过“党化”教育、“政教合一”与“三位一体”、教科书审定等手段，将国统区教育强制纳入党国统治的轨道，强化了对各级教育的政治控制和思想钳制。使得国民党的政治专制统治渗入到教育领域中，严重阻碍了进步思想的传播以及教育的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当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违背人民意愿，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的教育战线便日渐成为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的重要力量，这正是国民政府在教育领域中推行专制统治、党化教育的必然结果。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教育在中华民族近代教育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留下了浓浓的一笔。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战时艰难环境中取得了发展，更主要的是它充分反映和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奋斗不息、传承文明的可贵品质和精神。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发展为例，它是一部让人慨叹的历史画卷。

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于抗战爆发后南迁长沙而临时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日军溯长江而上进攻武汉，长沙已不安全，在此种情况下，经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师生经长途跋涉（其中湘滇黔步行团行程1671公里），克服种种困难，西迁至云南昆明。1938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迁至昆明的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²⁵⁰⁾。搬迁的艰难和最初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校舍的简陋、图书仪器的缺乏、经费的紧张，时时困扰着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员工。

在战时的艰难环境中，西南联大还是逐渐走出了“不必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教育不出好学生”的阴影⁽²⁵¹⁾。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西南联大已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一年，毕业学生达到121人，是1939年毕业学生的七倍。此后人数不断攀升，这可从每年毕业生人数中看出发展的速度和水平⁽²⁵²⁾。在校学生人数也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仅工学院1941年—1942年度就在1000人上下。培养出了一大批如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等蜚声世界和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教师科研成果也是硕果累累。自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首度设立奖励计划以后，西南联大该年度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奖励的科研成果有：冯友兰《新理学》（一等奖）、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一等奖）、金岳霖《论道》（二等奖）等四项；1942年度获奖的有：周培源《湍流论》（一等奖）、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一等奖）、孙云著《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二等奖）、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三等奖）、费孝通《禄村农田》（三等奖）等九项；1943年获奖的有：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等奖）、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二等奖）、闻一多《楚辞校补》（二等奖）、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二等奖）、张清常《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三等奖）等十项⁽²⁵³⁾。反映了抗战后期西南联大发展的状况和水平，是国统区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然而，西南联大毕竟是在抗战后期的严酷环境中取得上述成绩的。当时，受战争的冲击和影响，昆明的物价在1941年以后，特别是到1942年—1943年以后，飞速腾升，据报载，昆明物价上涨了300倍，更有文章指出物价上涨指数为405倍，而联大教师薪金制只增长了5倍⁽²⁵⁴⁾。薪金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结果联大许多教师都陷于贫困状态中，时在断炊威胁中度日，甚至靠典当兼差维持生计，最后弄到了无衣无物可卖的地步。即便这样，生活依旧困难，以致有的教师身无分文，患病去世，夫人衣食无着，欲投滇池自尽⁽²⁵⁵⁾。学生的情况也是一样，甚至更糟。当时国民政府向学生提供助学贷金，昆明学生每月最多可申请贷金150元，但每月伙食费最低需170元⁽²⁵⁶⁾。因生活困难，许多学生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买不起书本，就伙用或靠老同学出让旧书学习。艰难的环境没有击倒联大的师生员工，他们用热血和奉献精神托起了联大的希望，支撑起了联大发展的大厦，铸就了辉煌的成就。

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克服和战胜战时难以想象的困难，写就不平凡历史的呢？借用陈岱孙的话概括起来就是：“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对国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²⁵⁷⁾正是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西南联大谱写了一段抗战后期国统区教育的光辉篇章。

四　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class="reference-link">四　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广大知识分子满怀悲愤与豪情投身于抗日洪流中。他们利用知识和手中的笔为武器，迅即掀起了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抗日运动。随着战局的演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抗战文化运动在广大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相继走过了三个阶段，即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时期（1937年7月—1937年11月）、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1938年1月—1938年10月）和抗战文化运动的调整时期（1938年11月—1941年12月）。尽管自抗战进入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即加强了对抗战文化运动的限制和控制，在文化领域中全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但并未能阻挡住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脚步。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与中共的正确领导下，广大的抗战进步文化人士积极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以各种形式和机会发展抗战文化运动，使富于时代特色的抗战文化运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逐渐形成了以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高潮期。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以后，汇集于武汉的抗战进步文化人士陆续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由于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分别是滇系、桂系控制的地盘，他们与国民党蒋介石中央政权存在矛盾，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加之，李宗仁、白崇禧与龙云抗日态度坚决，这就使得广西、云南相对地保持着民主的气氛，成为国统区政治空气新鲜活跃的地区。于是，大批文化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纷纷云集广西、云南的省会——桂林、昆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澳沪以及南洋等地相继沦陷，留居该地的文化人士纷纷回到国内，其中又有不少人到了桂林和昆明。

抗战时期，大批文化界人士云集桂林，推动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944年的六年中，在桂林路过或在桂林逗留和居住过的文化人士约有一千多人，在桂林发表作品的人更达两千人以上。其中闻名全国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教授近二百人。相继迁到桂林，或在桂林创建的各种文化团体约有三四十个⁽²⁵⁸⁾。在大批文化人士和文化团体的积极推动下，使本来是“文化沙漠”的桂林，“很快成了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惟一文化中心”⁽²⁵⁹⁾，并为桂林赢得了“文化城”的盛誉。在新闻出版事业方面，先后复刊、创刊和发行的报纸有《新华日报》（航空版）、《救亡日报》、《力报》、《扫荡报》、《小春秋》、《桂林晚报》、《自由晚报》等。新闻机构有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中央社桂林分社、西南通讯社等。先后开设的书店、出版社、印刷厂达二百家，其中出版杂志近二百种，专著仅文艺方面就达一千余种⁽²⁶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又向纵深方向发展。创办的文学刊物迅速增加，主要有《文艺杂志》、《文艺生活》、《文学创作》、《当代文艺》、《人世间》等十九种之多⁽²⁶¹⁾。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小说方面，有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艾芜的《收获》、沙汀的《淘金记》、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长篇、短篇名作。在戏剧方面，有田汉的《秋声赋》，田汉、洪深、夏衍合写的《再会吧，香港！》（后改名《风雨同舟》），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特别是桂林的戏剧演出活动，极为活跃。1944年春，桂林举办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西南戏曲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参加西南剧展的有三十三个团体，演出大小剧目七十多个，演出剧种计有话剧、平剧、桂剧、粤剧、湖南花鼓戏、彩调等。这次剧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桂林文化运动发展的状况，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标志。

昆明的抗战文化运动的推动，则主要得益于内迁的高校。1938年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是我国久负盛名并享誉海内外的最高学府。三校合组后的西南联大，群英荟萃，人才济济。共有一百多位知名教授，他们都是当时中国的学界名流文化精英，以及后起的学者二百余人。此后，又有诸如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大学等其他高校相继迁滇。更多的文化人士纷纷涌向昆明，使昆明一时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²⁶²⁾。而抗战文化运动在昆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标志，则是西南联大及其活跃的校园文化。

联大教师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中教书育人的同时，积极埋头著书立说，在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重要的代表作：在文学方面有闻一多的《神话与诗》、《楚辞校补》、《尔雅新义》、《诗选与校笺》等；朱自清的《新诗杂话》、《语文拾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以及与叶圣陶合作编著的《精神指导举隅》、《国文教学》等书；王力的“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现代语法摘要》，等等。历史学领域有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吴晗的《大明帝国与明教》、《明太祖》等；雷海宗与林同济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哲学方面有冯友兰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系列著作；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等。自然科学领域虽因物质条件限制，难以有重大突破，但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例如，华罗庚、许宝禄、陈省身在数学的某些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²⁶³⁾。上述这些名作和成果的诞生，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学研究事业，而且丰富了中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内容。与联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活动相联系，各种学术演讲会十分兴盛。仅从1942年起，中文、历史两系合办的“文史讲演会”就达六七十次之多。除此之外，联大教师还创办刊物，如《国文月刊》、《今日评论》、《当代评论》等；李公朴开办了“北门书屋”，创办了“北门出版社”，出售和出版进步的书籍和作品。

在联大教师的积极影响下，联大学生的校园业余文化活动有声有色，构成了联大校园文化最有生气的部分。联大学生组织了各种社团，利用独特的宣传形式——壁报，出版了《群声》、《耕耘》、《文艺》等刊物。尤其是进步学生组织的社团，更是将联大的校园文化气氛渲染得富有时代朝气和特色。随着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全面实行独裁和专制统治，以联大为核心的昆明抗战文化运动又出现了新的动向，这就是赋予了民主政治文化的品格，使昆明具有了“民主堡垒”的称誉。

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昆明的发展，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实际上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大后方整个抗战文化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了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广州、武汉失陷以后，郭沫若、阳翰笙、老舍等大批文化人士，以及新华日报社、中央日报社、“剧协”、“文协”等大批文化机构、团体，都先后随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委会机关迁到重庆，推动了重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二、抗战爆发后，大批高校内迁，其中先后迁到重庆地区的就有三十一所，占整个内迁七十七所高校的将近一半。加上重庆本地设立的高校，使抗战后期重庆地区的高校达到三十八所，居全国之冠⁽²⁶⁴⁾。这些高校成为传播文化和推动重庆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基地。

第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侵占上海英、法租界、香港、澳门以及南洋各地，迫使留居上述地区的文化人士纷纷向祖国内地转移。数月间，就达几千人⁽²⁶⁵⁾。这批文化人士部分去了桂林、昆明，部分到了重庆。其后，桂林的文化人士1944年夏大都内迁到重庆，昆明也有部分文化人士辗转到了重庆。其中著名的作家有：茅盾、张恨水、胡风、田汉等；诗人有：艾青、臧克家；电影戏剧艺术家有：夏衍、宋之的、洪深、司徒慧敏等；表演艺术家有：金山、凤子、黄宗江、蓝马等；美术家有：徐悲鸿、叶浅予、丁聪；音乐家盛家伦；新闻记者顾执中等70多人⁽²⁶⁶⁾。到1943年上半年，集中于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约有35个，聚集了全国绝大部分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如此巨大的优秀知识分子群体的参与和活动，直接推动着重庆抗战文化运动向高潮阶段发展，并成为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

第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的内迁，原先在上海的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大型印书局也迁到了重庆，并在重庆恢复和扩大了出版业务。许多文化名人和作家自己也开办了小型的出版社，诸如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外出版社、作家书屋等。此外，重庆市还新成立了建国书店、文风书店、南方印书馆等印书馆。上述众多出版机构的建立，不仅使重庆的出版事业日益走向繁荣，而且为重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以及重庆又是国统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缘故，共同构成了重庆作为全国抗战文化运动中心的主客观条件。正是在汇聚于重庆的众多抗战进步文化人士的积极推动与努力下，使重庆的抗战文化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中国的抗战史和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刊物是文学艺术家的活动阵地和舞台。在大批文化人士汇集重庆后，整个重庆新创刊和复刊的文艺杂志很多，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至1943年间仅期刊就有：《文化先锋》、《文艺先锋》、《文坛》、《今文月刊》、《中国漫画》、《文风》、《时与潮文艺》、《演剧生活》、《戏剧月刊》、《天下文章》等。而且陪都出版的各大报纸大都创办了副刊，诸如《大公报》副刊“战国”、“战线”；《国民公报》副刊“文群”、“诗垦地”；《新蜀报》副刊“蜀道”；《新民报》副刊“血潮”；《中央日报》副刊“文综”；《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青灯”；《扫荡报》副刊“扫荡”；《新华日报》副刊“文艺之页”（1942年9月18日改设“新华副刊”）等⁽²⁶⁷⁾。这些副刊内容丰富多彩，它们与新创和复刊的期刊以及先前的刊物一道，迅速促进了文艺界的繁荣。受其影响，此间，重庆的文艺丛书出版也特别盛行，相继出版的丛书有：“每月文库”、“战地文艺丛书”、“中国文艺丛书”、“戏剧丛书”，此外，互生书店、文林出版社、良友出版社、正中书局等均有丛书出版。文艺刊物和书籍出版的繁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状况。

戏剧是重庆抗战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最重要的标志。由于受国民党政府书报审查制度的干扰和限制，其他文艺形式的活动受到了一定影响，陪都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便利用“雾季公演”的机会，推出了每年一度的雾季戏剧节，使戏剧这一文艺形式在重庆抗战文化运动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第一届雾季公演，戏剧界共演出了《大地回春》、《愁城记》、《屈原》、《猴儿大王》等二十九台大型话剧，还有活报歌舞剧《法西斯丧钟敲响了》、小型歌剧《农村曲》、大型歌剧《秋子》、独幕话剧《孤岛小景》等。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的第二届雾季公演中，共演出《法西斯细菌》、《祖国在召唤》、《蜕变》等二十二台大型话剧。雾季公演，不仅使中国抗战话剧运动进入空前未有的黄金时代，也使得戏剧这一文艺形式在抗战文化运动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戏剧内容丰富，有的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宋之的的《雾重庆》，集中表现发国难财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陈白尘的《升官图》，讽刺官场的腐败；最突出的是曹禺的《蜕变》，它刻画一所管理不善的军医院原始状况⁽²⁶⁸⁾。有的借用历史剧的形式痛斥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行为，最典型的如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等。

重庆作为抗战文化运动中心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全国学术研究的中心，此时期在重庆共设有全国性学术团体141个，各种学术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从学术研究成果获奖的状况就可看出，从1941年至1945年，重庆市共有266人获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学术研究和著作发明奖，其中一等奖14人，二等奖74人，三等奖152人，余为奖助金⁽²⁶⁹⁾。除此之外，抗战后期重庆的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创作以及科学和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总之，抗日文化运动是揭露敌人、发动群众共赴国难、参加抗日的重要手段。抗战后期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在唤醒民众将士的觉悟，粉碎日本侵略者妄图涣散我国军民抗日的意志和精神的文化进攻战和精神战，激励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防止妥协投降行为和失败心理，暴露和抨击时弊，推进中国社会进步，推动大后方文化事业发展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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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17页。

(2)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第204页。

(3)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第210页。

(4) 张掖地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四）6。

(5)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2日。

(6)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第216—217页。

(7) 《政治情报》第171期（1943年11月），张掖地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四）6。

(8)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61页。

(9)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第220页。

(10)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

(11) 蒋介石：《行政三联制大纲》，1940年3月。

(12) 蒋介石：《行政三联制大纲》，1940年3月。

(13) 孔祥熙1943年5月26日在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开幕式致词，转引自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

(14) 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上），第212—213页。

(15)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对于行政三联制实施成绩之总检讨及党政工作考察报告之决议案》，转引自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页。

(16) 蒋介石在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训词，1943年5月26日。

(17) 刘佑人：《行政三联制发凡》第六章，转引自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

(18) 《行政三联制会议辑要》，第14—15页。

(19) 参见乐嘉庆：《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权力结构的运行》，《学述论坛》（南宁）1991年第5期，第94页。

(20) 韦永成：《新县制的认识》，载《安徽政治》第四卷第七期。

(21)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二），中共浙江党史协会编印，第356页。

(22) 《地方自治实施案》，载胡昭华《新县制概论》，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127页。

(23)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中国第二历史馆藏档案。

(24) 韦永成：《新县制的认识》。

(25) 《加强推行新县制办法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122目录1卷号223。

(26) 《国民政府年鉴》第一章“内政”，1943年行政院编，第10页。

(27) 内政部档案9048—163，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28) 忻平：《论新县制》，《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二期，第195页。

(29)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会第十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42年12月编印。

(30) 《国民政府公报》，转引自孔庆泰等著：《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9页。

(31) 《国民政府年鉴》（上），第一章“内政”，1945年行政院编印。

(3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1543/173。

(33) 《浙江省政府致内政部盈致字第一一二七号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1543/12/3。

(34) 忻平：《论新县制》，《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二期，第196页。

(35)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增编”（二），1946年5月中执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

(36) 《四川省内政工作总报书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9075/190。

(37)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1945年5月5日编印。

(38) ［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39) 延安时事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92页。

(40) 李建昌：《新县制下的财政问题》，载《地方财政》第一期，1941年7月。

(41) 沈鹏：《在实施中发现之问题及其改进意见》，重庆市档案馆馆藏三专署秘书室档案28号。

(42) 彦奇、张同新主编：《中国国民党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43) 参见宋进：《挈其瑰宝——抗战时期中共与三民主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44) 参见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上），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352—1353页。

(45)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4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47)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页。

(48)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49)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13—314页。

(50) 张锡昌：《中国工业化的当前问题》，《中国工业》，1943年第13期，第28页。

(51) 关吉玉：《四十年来之民国财政》，载台北《中国经济》第十九期，第23页。

(52)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53)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台北“国史馆”1997年印行，第34页。

(54)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39页。

(55) 许性初：《我国后方之战时经济》，《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1948年版，第437页。

(56)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57) 匡球：《中国抗战时期税制概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211页。

(58) 《财政年鉴》第三编，第131—150页。

(59)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60)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61)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3—148页。

(62)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88—690页。

(63) 中央银行经研处编印：《民国卅一年上半年国内经济概况》，第22页。

(64)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65) 参见侯德础：《抗战时期四川田赋征实述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陆大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及国民党政府的战时粮食政策》，《民国档案》1989年第四期。

(66) 周天豹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9页。

(67)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日。

(6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粮食部工作报告》（1945年4月），见粮食部档案，（八三）100—2.7270。

(69) 王洪峻：《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7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89页。

(71) 参见周天豹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8页。

(72)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粮食部报告》，粮食部档案（八三）100—1.7278。

(73) 伍丹戈：《四川地方摊派》，载《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2期。

(74) ［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75)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

(76) 《革命文献》第80辑，中正书局1977年版，第237页。

(77)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78)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

(79) 《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89页。

(80)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81) 郑友揆：《中国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

(82) 《财政年鉴》第三编，第十一篇，第50页。

(83)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84) 《物资局平价布停止配售》，《新华时报》，1942年4月25日。

(85)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86)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9页。

(87)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64页。

(88) 《经济部训令》（1942年10月），《民国档案》1994年第二期，第38—39页。

(89) 《为奉谕抄送政府管制物资不彻底之影响等情报一件查照由》（侍六字第54006号，1942年5月24日），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馆藏，物资局档案828/1049。

(90) 参见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64—66页。

(91) 秦孝仪等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53页。

(92) 秦孝仪等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

(93)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80页。

(94) 参见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83页。

(95) 参见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84—86页。

(96)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538页。

(97) 秦孝仪等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第298—299页。

(98) 转引自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368页。

(99)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8—89页。

(100) 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0页。

(101) 傅润华、汤约生：《陪都工商年鉴》（1945年）第三编，行文书局印行，第5页。

(102)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第448—452页。

(103) 《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社1985年10月版，第811页。

(104) 《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社1985年10月版，第812页。

(105)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页。

(106) 《电令各省市政府负责实施管制物价由（1942年）》，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经济2—（7）。

(107) 《如何解决物价问题（1942年）》，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经济2—（7）。

(108) 《破获制造中中交农四行伪造之机关我方因应方案》（1942年1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50—（5）。

(109) 王汎生：《为呈复罗坚白现任何职及在重庆否等由》（1943年8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特种情报39—（5）。

(110) 参见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26），1996年。

(111) 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7页。

(112)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

(113) 《四联总处秘书处关于修正通过对日宣战后处理金融办法的报告》，转引自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386页。

(114)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

(115) 《财政部拟划设银行监理官》，《新华日报》，1942年6月4日。

(116) 《财政部决定增加中交农三行官股》，《新华日报》，1942年6月30日。

(117) 《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8页。

(118) 陈绍闻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页。

(119) 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9页。

(120) 康永仁：《重庆的银行》，《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3期。

(121) 《成都及附近各县破获大批囤积案》，《新华日报》，1941年12月5日。

(122) 《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36页。

(123) 《四联总处三十一年重要工作报告》，四联总处档案（五八五）—210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124) 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82—83页。

(125)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致财政部函》（1945年7月7日），财政部档案（二七五）19936，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26) 《银行投资生产事业事实表》，财政部档案（二七五）19937，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27) 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84页。

(128) 《1942年度农贷概况》，国家总动员会议档案（一八一）979，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29)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26—727页。

(130) 资源委员会编：《复员以来资源委员会工作述要》（1948年），第38—39页，转引自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86页。

(131)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53—854页。

(132)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04页。

(133) 《人和公司董事长杨萃文、总经理康步七致资源委员会呈文》（1941年7月18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二八）6427，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34) 《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135)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656页。

(136) 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

(137) 转引自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87页。

(138)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4页。

(139)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22页。

(140) 财政部档案（一四八）153，《贸易委员会工作概况》（1937年10月—1940年8月），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4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十六）6193。

(142)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11页。

(143) 《财政年鉴》三编，第十一篇，第13页。

(144) 参见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第90页。

(145) 张掖地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四）347卷。

(146) 参见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第543页。

(147)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103页。

(148)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104页。

(149) 《重庆工商史料丛刊》第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

(150) 何思瞇：《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第522页。

(151)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152)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6页。

(153)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63页。

(154) 赵德馨等著：《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页。

(155) 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715—717页。

(156)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

(157)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3页。

(158) 《商务日报》，1943年12月24日。

(159) 《新华日报》，1944年7月9日。

(160) 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二卷第3期，第26—41页。

(161) 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二卷第3期，第27—41页。

(162) 吴培荣、吴华芝、李本哲：《重庆钢铁机器业概述》，载《重庆工商史料》第五辑，第63页。

(163) 吴培荣、吴华芝、李本哲：《重庆钢铁机器业概述》，载《重庆工商史料》第五辑，第64页。

(164) 《新工商》1943年8月第2期，转引自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2页。

(165) 康家仁：《战时重庆的银行》，载《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3期，第13页。

(166) 《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39—40页。

(167)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1—502页。

(168) 《商务日报》，1944年1月4日。

(169) 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02—403页。

(170)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5页。

(171) 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172) 傅润华、汤约生主编：《陪都工商年鉴》第一编，重庆文信书局1945年版，第7页。

(173) 《贵州省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174)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0年第23期，第63页。

(175) 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

(176) 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9页。

(177) 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0页。

(178) 参见李凯：《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之初探》，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6年第6期。

(179)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经济破坏的惨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第324、328页。

(180) 《新华日报》，1939年4月26日。

(181) 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第66—68页，转引自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182) 参见陈翰生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页。

(183)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184) 周天豹等：《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页。

(185) 侯德础：《试论抗战时期四川农业的艰难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186) 谢放：《抗战时期四川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6页。

(187) 《国民政府政绩报告》，《地震通讯》第15期，第46页。

(188) 参见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76—377页。

(189) 杨振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的土地政策初探》，载《抗日战争史新论》，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

(190) 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下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4—507页。

(191)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20页。

(192) 《战时佃农概况》，《武汉日报年鉴》1947年。

(193) 陈翰生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194) 吕士鹏：《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页。

(195) 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参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0年第23期。

(196) 《大公报》（重庆），1945年4月27日。

(197)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209页。

(198) 董时进：《抗战以来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43年2月15日），第51页。

(199) 周天豹等：《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

(200)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页。

(201) ［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202)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662页。

(203) 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参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0年第23期，第64页。

(204) 参见张强：《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民国档案》1991年第二期。

(205) 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六十）10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206) 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207) 江沛：《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管理剖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三期。

(208) 江沛：《南京政府时期舆论管理评析》，《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三期。

(209) 江沛：《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管理剖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三期，第73页。

(210) 文天行：《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年出版，第169页。

(211)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212) 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化先锋》创刊号第5页，1942年9月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编。

(213) 苏光文：《抗战文学简论》，转引自张强：《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民国档案》1991年第二期，第99页。

(214) 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215页。

(215) 穆欣：《1937年至1945年新闻界大事纪要》，张静庐主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

(216)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466页。

(217) 张掖地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四）339、（四）348、（四）377。

(218) 袁润芳、方庆秋：《抗战期间国民党的书刊审查制度及其实施概况》，参见《抗日战争史新论》，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80页。

(219) 《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3、194页。

(220) 《新唯识论》。

(221) 参见张建祥、张扬主编：《中国现代史》（中），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23页。

(222) 参见冯友兰：《冯友兰自传》，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1页。

(223) 参见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224) 郑家栋、陈鹏主编：《解析冯友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1页。

(225)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第3页。

(226)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4页。

(227) 参见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228)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10页。

(229)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10—11页。

(230)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1页。

(231)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5页。

(232)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233)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234)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21页。

(235)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75页。

(236)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6页。

(237)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83页。

(238) 参见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239)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国民教育制度》初等教育，第5—8页。

(240) 参见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9页。

(241) 参见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242)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记录》，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

(243) 《查禁初中新本国史第四册一、二、三页令饬更正或查禁由》（1943年），张掖地区档案馆档案（四）150。

(244) 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245) “陈立夫关于制止各级学生参加群众集会游行等呈文”，《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第三辑，第98册。

(246)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3—614页。

(247)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633页。

(248) 《抗战时期教育》，《革命文献》第58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刊行，1972年版。

(249)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707页。

(250)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7—32页。

(251)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页。

(252) 1942年毕业生为373人，1943年为516人，1944年为531人，1945年为426人。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72页。

(253)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20—534页。

(254)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73页。

(255)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35页。

(256) 《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9日。

(257)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页。

(258)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259) 胡愈之：《我在抗战时期的经历》，《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第125页。

(260) 《桂林文化城概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转引自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261) 参见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214页。

(262)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263)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264) 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65页。

(265) 《慰励归国文化人》，《中央日报》，1942年5月3日社论。

(266)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07—108页。

(267)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43—344页。

(268) 转引自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1页。

(269) 参见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