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同盟会维持共和国的努力"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同盟会维持共和国的努力

一　孙中山鼓吹民生主义及其实业救国计划" class="reference-link">一　孙中山鼓吹民生主义及其实业救国计划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了解职后的第一篇演说，详尽阐述了他对形势的看法和解职后的打算，指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¹¹³⁾三天后，他离开南京到上海，接着开始周游各省。到是年底，在大半年时间里，除8月应袁世凯邀请赴京“商谈国是”外，曾先后到过湖北、福建、广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足迹几达半个中国。孙中山每到一地，都发表演说和谈话。据不完全统计，其中以民生主义为内容或主要内容的即达三十八次之多，占全部演说和谈话的三分之一以上⁽¹¹⁴⁾。

在这些演说和谈话中，孙中山主要宣传了以下各点：

（一）强调实行民生主义为当务之急。他说：当南北“未统一以前，政治、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¹¹⁵⁾。况且振兴中国的目的，绝不是把它变成和西方各国并驾齐驱的国家，而是建立一个没有贫富对立的理想“社会”。因此，“今后欲谋国利民福，其进行之方针，惟有实行提倡民生主义耳”⁽¹¹⁶⁾。“民生主义关系国民生计至重，非达到不可。使大多数人享大幸福，非民生主义不可”⁽¹¹⁷⁾。那种以为“中国之当急者乃政治问题，至社会问题则相去甚远”，不过是“浅见之徒，不足言治也”。

（二）实行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与欧美各国相比，“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他批评同盟会内一部分人认为“社会革命最难”，“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的观点，指出：待“人民程度高时，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晚矣”⁽¹¹⁸⁾。对所谓“凡事必有等级，今资本家之等级尚未经过”，不可“瞢然言民生主义”的论调，他批驳说：“果如所言，则共和之先必经君主立宪之阶级，而今之共和又何以能成厥功乎？此更不待辩而自明者也。”⁽¹¹⁹⁾

（三）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但“平均地权”非“计口授田”，而是实行“单一税法”，即“从税契入手”，包括由地主自报地价、国家“照价收税”和将来土地“涨价归公”等环节。同时“国家当需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因此，孙中山又把“平均地权”简单归纳为：一是照价纳税，一是土地国有。并说：“二者相为因果，双方并进，不患其不能平均矣。”⁽¹²⁰⁾

（四）发展实业为民生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孙中山指出：处当今时代，“中国亦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之中，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¹²¹⁾。同时明确说：“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¹²²⁾他在一次演说中把振兴实业、铁路“国有”，正式归作民生主义“四大纲”之一。

（五）实行民生主义“须以和平手段从事”，而不能采取“武力手段”。孙中山说：“英美诸国资本家已出，障碍物已多”，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¹²³⁾。他还一再申明：“民生主义并非推倒富豪，如世俗所传抢富济贫之说。”⁽¹²⁴⁾“今日讲民生主义，可以不用革命手段，只须预为防范。”⁽¹²⁵⁾

（六）实行民生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少数资本家“压制贫民”。孙中山反复强调，他“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¹²⁶⁾。“苟全国之铁道皆在一、二资本家之手，则其力可以垄断交通，而制旅客、货商、铁路工人等之死命矣。土地若归少数富者之所有，则可以地价及所有权之故而妨害公共之建设，平民将永无立锥地矣。”⁽¹²⁷⁾所以，他总结说：“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¹²⁸⁾

由此可见，孙中山这时对民生主义的宣传和解释，基本上还是他辛亥革命以前的理论的简单重复，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强调和注入了某些新的内容。首先，他更加强调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对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社会主义充满着同情和向往。他痛斥资本家以压抑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痛苦全然不负责任，是“无良心者”。对工人则称赞说：“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¹²⁹⁾他指出他们因受资本家“戕贼”、“苛遇”，起来反抗是完全正义的，理所当然的⁽¹³⁰⁾。他在宣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土地公有论的同时，也称赞马克思的资本公有，说：“亨氏之土地公有，麦（马克思）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社会主义家则莫不主张亨、麦二氏之学说，而为多数工人谋其生存之幸福也。”⁽¹³¹⁾其次，为防止资本家垄断，他明确提出了“大资本国有”的主张，力图限制私人资本的经营范围。“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¹³²⁾。因此，尽管他倡导的民生主义，依然是一个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他的社会主义也远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但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孙中山不但积极宣传民生主义，而且身体力行，提出了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宏大实业救国计划。他的这个计划，从解职后就开始酝酿，到6月下旬由广东回到上海后，经与黄兴共同磋商而渐趋成熟。孙中山早年就十分重视铁路建设，进行过一些研究，此时更认为发展实业必须从铁路入手。他说：“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而“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¹³³⁾；铁路发达，并可移民垦荒，开发资源，繁荣商业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¹³⁴⁾。他计划十年内修南、中、北三大铁路干线：一起南海，由广东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起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迄于伊犁；一起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¹³⁵⁾。资本定为六十万万元。

孙中山修路的基本方针，是实行“门户开放”，利用外资。他说：“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¹³⁶⁾如果不采取“借款修路”办法，而全用本国资本，“则一年筹一千万，亦需六十年始达六万万之数，而已精疲力尽。一切流通资本，悉归之铁路建筑之上，金融机关必全停止。则铁路告成之日，即为国家灭亡之时”⁽¹³⁷⁾。且排斥外资，势必重价购置外国机器，“其不合算亦甚矣”⁽¹³⁸⁾。因此，在难以迅速自筹大量资金及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情况下，为早收铁路之利，非但不宜反对外资，而且应该“欢迎外资”，乃至利用“外国人才”和“良好方法”。但孙中山同时强调指出：实行“开放主义”，必须以不损害国家主权为前提，“但求主权不丧失，无论何国包修，皆未尝不可”⁽¹³⁹⁾。对于帝国主义欲利用借债而提出诸如“置兵保路”等损害中国权益的要求，孙中山断然表示反对，坚持“将来订约，必不许外人有置兵保路之权，沿路之兵，均由我国设置”⁽¹⁴⁰⁾。为此，他提出：1．所有借款事宜，以所设公司名义进行，而不通过政府交涉；2．借款“非全用现款”，其中五分之四“由外国购买材料”；3．采取借资兴办、中外合股和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办三种形式，以“批办为最相宜”。孙中山认为，如是借款修路，不仅可能，而且“能兴利，又无伤主权”，自是“绝好法子”。

孙中山还一再表示，借款修路，最终以“铁路国有”为归宿。他说：“鄙人主张借款办铁路，更主张批给外人包办，且欲实行民生主义，以救种种方面之弊害，此即鄙人修办铁路之大意也。”⁽¹⁴¹⁾这里说的“实行民生主义”，即是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用以防止少数资本家的垄断。所以，孙中山有时又把“铁路国有”直称作“国家社会主义”。并明确宣布：所修铁路，四十年后一律收归国有。

为发展铁路交通，孙中山主张在“不失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并采取种种制约措施，应该说是富有积极意义的。但他所持某些理由，如认为外国资本家会“争先恐后”借款给中国，认为“彼欲保此资本之安全，则有投鼠忌器之思，而不甘破坏平和”，因而无须担心会乘机“侵略中国，瓜分中国”⁽¹⁴²⁾等等，则是不现实的，错误的。这表明他对帝国主义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不曾认识到在真正获得民族独立以前，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平等互利的借款；外国资本家即使愿意借款给中国，也只是为了攫取中国的权益，而绝非真心帮助中国发展铁路交通事业。

1912年10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满怀信心地开始了筹措资金、设计干线等不切实际的修路准备工作。当时，连一些革命党人都说他“理想太高”，但他批驳说：中国幅员如此广大，十年内修二十万里铁路，“此为至小之计划”，“并非大言夸众”。还说：“以二年募齐外债，以二年测量线路，有五年之功夫，可以全路告成。此亦并非空言。”⁽¹⁴³⁾然而，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不独外国资本家无意帮他实现修路计划，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也没有提供最起码的条件。

袁世凯表面上不表示反对，并满足孙中山的要求，于9月9日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但任命刚一公布，北洋集团控制的御用报纸就对孙中山发动攻击，叫嚷该项任命为“违法”，外人承办，“势必丧失主权”，等等。后来，孙中山派王正廷、徐谦携《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到北京请袁世凯交参议院审议，袁又从中作梗，致使参议院对条例多所修改。孙中山虽愤怒抗议，指斥条例修改太多，说“若无特权，即不须有条例。若照修改之条例通过，则总公司无权办事，宁可取消”⁽¹⁴⁴⁾。但毫无效果。袁世凯最后以命令公布的条例，对铁路总公司的职权仍大加削弱。如原条例第一条规定：“除政府所办已成、未成及经签押应筑各路，属交通部之职掌外，所有贯穿各省及边地各干路铁路，总公司有全权办理。”而袁公布的条例改为：“除政府所办已成、未成及经签押或载在草约成案上应筑之路，属交通部直接办理，暨政府已批准他公司承办之路仍归他公司办理外，所有全国各干线，总公司得全权筹办。但指定各干线时，须先协商政府，经其认可。”⁽¹⁴⁵⁾实际上将孙中山的修路计划完全纳入了北洋政府的控制之下。由于袁世凯的暗中阻挠和破坏，孙中山很快陷入了困境。

那么，孙中山解职后，何以舍弃政治斗争而专注于提倡民生主义和发展实业呢？这除了渴望中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外，也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首先，他没有认识到革命已经根本失败，反而为南北“统一”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认为革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造成了“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并由此认为人民为民国主体，“政府不过一极小之机关，其力量不过国民极小之一部分”⁽¹⁴⁶⁾，客观上具备了放手从事“社会革命”的条件。其次，他认为当此“内力日竭，外患日逼”之际，关系民国命运的首先不是政争，而是“经济问题”。政治上的“意见纷歧”，“皆为经济问题所窘”而引起，且“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因此，“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¹⁴⁷⁾。第三，也是主要的，他对袁世凯非但没有认识，而且相信袁有能力治理国家。对社会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使他陷入了绝无希望的“社会革命”幻想之中。

不过，孙中山致力发展实业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他的思想及其“铁路计划”却鼓舞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实业建设，从而推动了兴办实业热潮的进一步高涨。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所进行的又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他的努力并不完全是徒劳的。

二　孙中山、黄兴应邀赴北京调和南北冲突" class="reference-link">二　孙中山、黄兴应邀赴北京调和南北冲突

袁世凯十分重视利用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影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就曾致电孙中山，要他解职后，尽快北上担任最高顾问。以后又多次通过第三者，甚至派专人专车南下迎接。对于黄兴，也同样如此。但他们都一一谢绝了。唐、陆内阁风潮相继发生后，袁世凯为缓和同盟会的反对，再次派人到沪殷殷相劝。孙、黄从巩固新创民国的良好愿望出发，这时也认为有必要亲自了解北方的情况，调和袁与同盟会日益激化的矛盾。他们于是在8月2日复电袁世凯，表示“拟缓数日，即同北上”。

袁接到孙、黄电报，除立即复电，表示“得遂夙慕，至深欢忭”外，又急派蓝建枢、张昉为迎接专员，携函至沪迎接。并特派赵秉钧、梁士诒、王赓、傅良佐、陈宧等军政要人为招待员，负责接待事宜；还腾出他的公事房——外交部迎宾馆，供孙中山下榻。袁虽极力装出竭诚欢迎的样子，然而就在这时，他又下令杀害了张振武。许多同盟会员从领袖安全出发，反对孙、黄北上。有一女会员甚至向孙中山坚决表示：“公国民代表，共和坚城，必欲投入虎穴，某誓死反对。”但孙中山认为，既已同意北上，就无论如何不应“失信于袁总统”，且正可借此检验一下袁世凯到底可靠不可靠，因而坚持就道⁽¹⁴⁸⁾。只有黄兴为群情所动，决定暂不进京。

8月24日，孙中山一行经天津到达北京，果然受到国家元首规格的隆重接待。当晚，袁世凯在总统府约见孙中山⁽¹⁴⁹⁾，还亲至门口迎接，态度极为“谦恭”，说他受国民付托，识薄能鲜，“用敢代表四万万同胞求赐宏论，以匡不逮”⁽¹⁵⁰⁾。28日，袁举行盛大欢迎宴会，他在致词中对孙中山“备极嘉许”，说：“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先后历二十余年，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诚为民国第一首功”，“此次来京，实为南北统一之一绝大关键，亦即民国前途安危之所系”，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¹⁵¹⁾。孙中山在答词中，也称袁世凯“善于练兵”，“富于政治经验”，高呼“袁大总统万岁”。接着，便开始了引人注目的秘密会谈。

经两次会谈后，孙中山认定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于是，他致电黄兴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¹⁵²⁾在孙的电促和赵凤昌等人的怂恿下，9月5日，黄兴遂偕陈其美、李书城等十余人离沪北上。11日到京，受到袁世凯同样“热情的欢迎”。

孙中山到京当天，曾开宗明义宣布：“此次北来，惟一宗旨在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并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¹⁵³⁾黄兴到后也说：“定当调和一切，使我同胞无稍隔阂，和衷共济，以巩固民国基础。”⁽¹⁵⁴⁾为达此“宗旨”，孙中山和黄兴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停止党争，劝说革命党人平和对待政府。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就告诫革命党人要“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即有他党反对，我党亦宜以和平对付”。他并不顾袁世凯屡用军警干涉政治的严重事实，要革命党人相信“此次共和既由军人赞成，则军人决无破坏共和之事”⁽¹⁵⁵⁾。他还邀集原同盟会在京各报负责人座谈，要求他们“勿猛烈攻击袁”⁽¹⁵⁶⁾。黄兴北上途中，在天津演讲也宣称：“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¹⁵⁷⁾到京后更提出“以和缓手段，对待婴儿之政府”，要求报界“诸君须牺牲党见，共维大局”⁽¹⁵⁸⁾。当然，孙、黄所说“破除党见”，也有反对不顾大局，不重党德，纯争“党见”的意思，但主要是反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采取激烈行动。孙中山就说过：“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¹⁵⁹⁾

在悬而未决的组阁问题上，孙中山应袁世凯要求，出面劝说革命党人同意梁如浩任外交总长。黄兴“提议国务总理人选可遂袁意”，同意赵秉钧为正式总理，同时遍邀国务员全体加入刚刚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组织所谓“国民党内阁”。他还极力拉袁世凯入党，作国民党首领。孙中山称赞黄兴此举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¹⁶⁰⁾实际上，这个政党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讥为“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¹⁶¹⁾。

孙中山在京近一月，先后与袁世凯晤谈十三次，每次谈话由梁士诒一人陪同。谈话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有三、四次直谈到凌晨2时。由于袁世凯竭力装出诚恳的样子，孙中山也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二人谈得十分投机。自然，袁世凯的“谦恭”，不过是为骗取孙中山的好感，实际上是要孙作更大让步。因此，谈话中他总是“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诉党派竞争之苦”，并表示：“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袁世凯就这样终于取得了孙中山“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指袁世凯）莫属”的保证。

从孙中山和黄兴发表的大量言论来看，他们对会谈是满意的。孙中山说：与袁世凯“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¹⁶²⁾“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¹⁶³⁾黄兴同袁世凯晤谈后，也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袁“热心维持民国”，“实为今日第一人物”⁽¹⁶⁴⁾；“袁总统经营国事，不辞劳怨”，“实所钦服”⁽¹⁶⁵⁾。这些议论，显然不全是应酬之词。凡此种种，说明孙中山、黄兴确有为袁世凯的伪装与花言巧语所蒙骗的一面。

当然，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同袁世凯秘密会谈中，孙中山和黄兴都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更没有放弃原则主张。例如：对于南北冲突，黄兴指出：“南北现已统一，而尚有以为仍未实行统一者，并非南北不愿统一实现，在政府无一定政策，南方各省无从遵守，故似未统一。若中央将此策拟定，则南北行政自然统一矣。”⁽¹⁶⁶⁾孙中山也说：“只须袁总统略为迁就，便可互相了解。”⁽¹⁶⁷⁾对于借款，孙中山告诫袁世凯说：“目下财政困难，势不能不出借款之一途，但用途宜加详审，数目不可太多耳。”⁽¹⁶⁸⁾黄兴批评说：“政府专借外债，以消耗于无形，而不谋生产事业，殊甚非计。”⁽¹⁶⁹⁾对于裁军，孙中山提出“宜南北同时举行”，反对只裁南方军队⁽¹⁷⁰⁾。对于军民分治，孙中山和黄兴都认为短期内难于实行，主张民政长“民选”和实行“有限的中央集权”。此外，孙中山还始终不渝地宣传民生主义，宣传他的“铁路计划”和坚持迁都的主张，指出北京处外人牵制之下，“万不可居，将来急速迁移”。黄兴既主张“调和”，又认为必须维护革命党人的地位。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孙中山和黄兴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的革命政治家本色，说明他们从事“调和”，不单是为了“疏通”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感情”，消除彼此的“隔阂”，最重要的是为了求得共和国的根本巩固。

正因如此，孙中山、黄兴同袁世凯的会谈，除了同意由赵秉钧担任内阁总理之外，在上述问题上并未能达成一致协议，而这些问题则又是当时南北争执最烈和袁世凯一直在压革命党人屈从的问题。因此，黄远庸在评论孙中山同袁世凯会谈时说：“惟是二公之推襟解决，尚未触著于时局之痛痒问题之焦点。”⁽¹⁷¹⁾这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孙中山和黄兴既热心“调和”，又公开表示信任、拥护袁世凯，就为袁利用会谈进一步施展诡谋提供了可乘之机。为给全国人民造成会谈圆满成功的假象，9月25日，袁以总统府秘书厅名义，抛出一个所谓共同协定的“内政大纲”。这个由袁世凯一手拟订的“内政大纲”，又称“八大政纲”，其内容是：1．立国取统一制度；2．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4．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5．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6．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7．迅速整理财政；8．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¹⁷²⁾。十分明显，这个“大纲”的主旨是强调“统一”和“中央集权”，为袁世凯加强个人独裁服务的。其他“收束武备”、兴办实业等等，虽与孙、黄主张相似，但各自的内涵及出发点都不相同，这是当时无数事实证明了的。袁世凯正是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骗取了孙、黄对“八大政纲”的默认和赞同。“政纲”公布时，孙中山已离京南下，但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黄兴当时尚在北京，他对袁世凯说：“承示内政大纲八条……睹兹伟画，实所赞同。”⁽¹⁷³⁾

孙中山、黄兴身为革命领袖，在北京期间不仅对袁世凯大加赞赏，称他“忠心谋国”，决无“野心”，所谓“帝制自为”，纯属无识之徒妄相猜忌，而且同意了他提出的旨在加强专制统治的“八大政纲”，这就在实际上麻痹了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帮助袁世凯摆脱了困境。关于这一点，袁的党羽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认为这是袁世凯“收笼异派”的一种高明手段，从此以后，“内可减群恶（指革命党人）之破坏，外可坚他族（指帝国主义列强）信吾南北确已统一，于承认、借款两端或易为力”，实在“令人钦仰”⁽¹⁷⁴⁾。总之，经他们这次北上“调和”，政局诚然出现了某种和缓的现象，但对革命是不利的。10月5日，英国《旁观者》刊载一则驻北京记者的通讯说：“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民国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¹⁷⁵⁾同一天的上海英文刊物《国民评论》也载文说：“黄兴到北京后，继续致力于消除党派之间的猜忌和纷争，其结果无疑是加强了政府的力量。”⁽¹⁷⁶⁾这清楚说明，孙中山和黄兴企望通过“调和”，消除南北冲突，维持共和国的努力，终究事与愿违。

三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class="reference-link">三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宋教仁从唐内阁垮台中，感到同盟会要反对袁世凯利用混合内阁把持权力，就必须“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成一“强大真正之政党”。同时，他还认为党派纷立，不利于“和平竞争”，只有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局面，才“合于共和立宪国原则”。因此，从退出内阁，“尽力党务”以来，他便积极主张并实际成为改组同盟会的主持者。

1912年7月16日，同盟会本部召集全体职员会，讨论改组问题。多数会员认为“现值各党竞争剧烈之时，本党若稍有动摇，恐他人利我改名而分势力，其危险有不堪设想者”⁽¹⁷⁷⁾。白逾桓、田桐等人反对尤力，表示“同盟会系数十年流血所成，今日当以生命拥护此名”⁽¹⁷⁸⁾。宋教仁等人提出的改组同盟会提案没有通过。21日，同盟会召开夏季大会，多数会员仍不表同意，蔡元培也提出“不能舍己从人，决不能变更名称”⁽¹⁷⁹⁾。但大会选举结果，宋教仁与赞成改组的孙毓筠、张耀曾分别当选为总务、财政、政事部主任，改组意见实际上占了上风。此后，由于多数会员主要反对同盟会改变名称，而并不反对改组本身⁽¹⁸⁰⁾，所以宋教仁等人继续坚持改组工作。

他们首先与统一共和党谋求合并。统一共和党由于在陆内阁风潮中摇摆不定，受到北洋势力和共和党指责，便转而与同盟会取一致态度，主张政党内阁。但即使这样，它也不同意无保留地与同盟会合并。谈判一开始，吴景濂就提出三项先决条件：1．变更同盟会名义；2．废去民生主义；3．改良内部组织。8月5日，以旧官僚岑春煊为首领的上海国民公党得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消息，派代表到京表示愿意参加，除同意统一共和党三项条件外，还提出取消“男女平权”的要求。同盟会为了求得合并的成功，对于这些条件和要求，原则上一律加以接受，但坚持政纲中须保留“民生”这一特殊名词。7日，三党代表开会，就党名、党纲达成最后协议，推宋教仁、张耀曾和国民公党代表杨南生起草宣言。是日，在北京的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两个小政团也派代表与会，同意加入合并。11日，五党代表集会，通过“宣言”，即于13日以五党本部名义公诸于世⁽¹⁸¹⁾。25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

国民党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平和”为党纲。党纲坚持了同盟会“发展地方自治”的一贯主张；但同时把“实行民生主义”改为含糊的“采用民生政策”，把“力谋国际平等”改为毫无斗争意义的“保持国际平和”，又不顾女同盟会员的强烈反对，取消了“男女平权”的条文。这表明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后，从党纲上看，革命精神的确有所减退，妥协色彩更加浓厚了。吴景濂等人在致岑春煊电中十分得意地说：国民党“名虽合党，实系新造”，“同盟会牺牲一切，从我主张，尤为难得”⁽¹⁸²⁾。

但同当时所有政党一样，单从党纲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它的真实意向。实际上，宋教仁等人改组同盟会，更多的是着眼现实斗争的需要。宋教仁说：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国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政府”⁽¹⁸³⁾。他一再强调：国民党与同盟会所持态度与手段虽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¹⁸⁴⁾。“从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¹⁸⁵⁾有的同盟会员说得更为明确：“当此时也，进步派人士苟不互相联络，互相结合，为一致之进行，则进步党之势力失，保守党之势力盛，共和之维持不可期，而少数人政治上之专横将复活矣。为维持国民公意，建设之共和计，并合主张进步之党为一，以谋政治上之统一，盖事实上所不容缓者。此国民党之所以成立也。”⁽¹⁸⁶⁾此外，国民党虽然在党纲里放弃了“民生主义”的提法，但从它对“采用民生政策”的解释和党员坚持的实际内容来看，“民生政策”不过是“民生主义”的代名词。《国民党宣言》说，“采用民生政策”，就是“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宋教仁则直截了当地说：党纲第四条，“他党多讥为劫富济贫，此大误也。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¹⁸⁷⁾。这表明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废去民生主义”。

由此可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既有妥协（主要是迁就统一共和党等政团的要求），同时又充满了进取和斗争精神。或者说，它的妥协含有一定策略成分，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斗争。

那么，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成立又是什么态度呢？8月13日，国民党成立前夕，他与黄兴联电同盟会各支部，说各党彼此所提条件“与本会宗旨毫不相背，又得此多数政团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要求对改组“务求同意，以便正式发表”。电文并针对部分会员反对改名，强调说：“同盟会成立之时，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意义，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变更名称者日益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¹⁸⁸⁾25日，他亲自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发表演说称：“合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又说：“男女平权，本同盟会之党纲。此次欲组织坚强之大政党，既据五大党之政见，以此条可置为缓图，则吾人以国家为前提，自不得不暂从多数取决。”⁽¹⁸⁹⁾国民党成立后，他又不止一次地称：“合党之功与南北统一相同”，要党员“以当年经营革命之精神，用温和稳健之手段共谋建设民国之事业”⁽¹⁹⁰⁾。此外，同盟会本部致各支部电中，称改组为孙中山和黄兴所“提议”：“两先生由上海屡来函电，欲与他党谋合并之方。”⁽¹⁹¹⁾宋教仁还为此发表“声明”说：“此次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¹⁹²⁾这些都说明，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深为赞成”的。

孙中山赞成同盟会改组并不是偶然的。首先，与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样，孙中山此时同样认为同盟会革命目的已达，为着巩固共和国，“非合大多数人才”造成一大政党不可。他说：“今则共和成立，我同盟会目的已达，并不能再言破坏。凡赞同共和者皆我良友，故须广为联合，以巩固共和；若仍坚持同盟会以前手段，是为守旧。故改组一事，今日为必要之事。”⁽¹⁹³⁾其次，孙中山同样认为政党内阁“可以代表民意”；认为造成两党对峙，有利于竞争。这样，当同盟会为着实现“政党内阁”改组为国民党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地视为“时势所趋，不得不然”⁽¹⁹⁴⁾，甚至称“同盟会即国民党”⁽¹⁹⁵⁾。

但孙中山虽然赞成同盟会改组，却并不热心。这是因为，他一则此时正专心致志他的“铁路计划”，“无暇顾及党务”；一则由于他认为一味从事政治斗争不可能有多大希望。因此，他只愿做一个普通党员而坚辞理事长一职，采取了“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的态度。

国民党成立后，在孙中山和黄兴影响下，开会议决“取稳健态度，与袁总统提携”。但为时不久，即又在下述问题上与袁世凯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一）省长“民选”、“简任”之争。袁世凯为削弱革命党人在地方的势力，在顽固推行“军民分治”的同时，一直鼓吹省长简任，即由中央直接任命。为反对袁世凯这一“欲极端集权，以便威福”的阴谋，国民党坚持民选立场，针锋相对地指出：“以全国人民之铁血精神购此共和，其希望目的在能发达其民权”，“省长民选与否，即与共和政治能成立与否同一问题”，只有省长民选“始能完全发现民意”；“若由中央简任，前清督抚旧习必将复现”，“与民国精神大相反背”。且国民党主张地方自治，“以发达民权为惟一目的”，于省长民选“必死力以争之”。还有的径直提出：省长民选本为“政治问题”，“不必以法理空争”，“当以政治眼光解决”⁽¹⁹⁶⁾，即不管袁世凯同意与否，坚持实行。1913年1月8日，袁世凯借口全国行政“划一”，公然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后，国民党转向集中反对该项命令的斗争。议员彭允彝等首先提出质问书，指斥袁“逾越约法，蔑视立法机关”。接着，国民党各省支部纷纷通电猛烈抨击，要求参议院根据《临时约法》，“迅即提起弹劾案，交大理院组织特别法庭，秉公判断，以维约法、固国本而警专横”⁽¹⁹⁷⁾。在国民党人的抵制和反对下，尽管袁世凯百般狡辩，诡称“并非以命令制定官制”，但实际上还是被搁置了起来。

（二）宪法起草权之争。据临时参议院议定之“国会组织法”规定，制定宪法为国会固有权利，其他任何人不得随意干预。但程德全竟通电倡议由各省推举代表共同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此论一出，袁世凯如获至宝，当即电令各省都督即刻派人到京，“讨论宪法大旨”。于是，为反对袁世凯肆意控制制宪权，国民党坚决主张宪法必须由国会自定。宋教仁发表演说指出：“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使制定宪法时为外力所干涉，或为居心叵测者将他说变更共和精义，以造成不良宪法，则共和政体不能成立。”⁽¹⁹⁸⁾就连一向较为温和的《民立报》也发表文章，认为：“宪法之制定与起草权均当然属之上下两院，无容另生异议”；否则所定宪法，“国民必不承认”⁽¹⁹⁹⁾。后来，袁世凯以“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案”为参议院所否决，又提出设立宪法顾问。国民党人指出这不过“是劫夺国会起草宪法之故智，易其名而不变其实”，是“袁世凯欲得宪法之提案权，又欲得宪法之裁可权”⁽²⁰⁰⁾。针对袁世凯所谓“制定宪法必须取消防御主义”的说法，国民党提出“共和国家之宪法，其作用即在限制元首，使其不能如专制君主之为恶”，“若大权仍操诸元首，则是总统其名，而君主其实”⁽²⁰¹⁾。可见，国民党反对袁世凯干涉宪法起草，不只是维护宪法起草权，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将来宪法按其意愿制定，使总统真正“处于无责任之地位”。这与它主张“政党内阁”是完全相一致的。

除此之外，国民党还坚持先定宪法后举总统，部分议员并主张大总统无解散省议会权。为加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提出了改革税约、厘清地亩、开发产业、兴办铁路、振兴教育、厉行征兵制度、统一司法、统一币制等一系列积极政策。

因此，从实际活动看，国民党是当时积极维护共和，决意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政治”的中心力量，是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的最大障碍，因而它仍然是一个反映革命党人利益和要求的有生气的资产阶级政党。对此，列宁在《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一文中曾给以很高的评价，称赞国民党是“为着唤醒人民，为着争取自由和彻底民主的制度积极斗争”的党。并说：“不管那些以国内反动势力为靠山的政治骗子、冒险家和独裁者可能使这个党遭到什么样的失败，但是这个党的工作永远都不会是徒劳无功的。”⁽²⁰²⁾

当然，国民党自身的弱点也是极为明显的。首先，它一开始就面临着内部权力分配的激烈争夺。成立不到十天，共和实进会就因该政团无一人被选为参议，不甘居于“随班逐队”的配角地位，而重组“群进会”，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统一共和党等其他政团，从狭隘的小团体利益出发，也极力反对以同盟会为中心，动辄以退出相要挟。而部分同盟会员“把持权力”又为这些政团提供了借口。这样，国民党内部赖以维系的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其次，为了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在“新旧合糅”口号下，组织上采取了“兼容并包”的发展方针。这就使得一大批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为着个人政治目的，“或家道殷实富于财产者，以为苟不欲与同盟人联系，恐不能全体保身”，纷纷跻身于国民党，并从各方面施展他们的政治影响。所以，当时有人评论说：“中国之革命党，非使官僚党同化，是同化于官僚党。”⁽²⁰³⁾谭人凤甚至“以狐群狗党目之”⁽²⁰⁴⁾。这种情况说明国民党成分较同盟会公开后尤为庞杂。再次，主张纷歧，步调不尽一致。如上所述，国民党议员为“防总统滥用权力，以蹂躏立法之机关”，主张大总统无解散省议会权，而胡汉民、李烈钧则坚决反对，联名电请总统有解散省议会权。固然，胡汉民等从本省临时议会与都督对立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大总统有解散权是为了加强自身的地位，但也反映国民党远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领导核心。最后，国民党由于以实现“政党内阁”为职志，全力从事议会斗争，以致越来越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所有这些，决定了国民党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造成极大声势，对袁世凯形成一定威胁，但最终却无法战胜袁世凯而达到自己的既定目的。

四　部分同盟会员的反袁活动" class="reference-link">四　部分同盟会员的反袁活动

当时，尚有部分同盟会员根本不相信袁世凯，认为他终将“帝制自为”。他们或以报纸为阵地，或一直坚持武装斗争，成为革命党人中维护共和、反对专制最激进的力量。

在舆论方面，上海《民权报》可称为代表。《民权报》原由自由党谢树华发起筹备，但大宗股本多由周浩招集，且自周浩以及编辑重要人物“俱未入自由党”。因此到1912年3月正式创刊，实际成了周浩、戴季陶、牛辟生、尹仲材等同盟会员所掌握的一份反袁报纸。创刊伊始，戴就在《失败之革命》一文中尖锐指出：“中央政府既未经事实上之改造，更未受思想上之淘汰”，“故此次之革命，非能革去恶政治也，所革去者仅满洲皇室之主权耳，专制腐败犹旧也”。以后，随着袁世凯专制独裁面目的不断暴露，《民权报》对他的揭露和抨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4月16日，《民权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一文，揭露袁下令特赦杀害革命党人而被判处死刑的姚荣泽。接着，以同样题目连续发表时评九篇，抨击袁以私人名义向外国接洽借款，任命黎元洪为参谋总长和听任张作霖封禁《中华日报》。19、20两日，戴季陶发表《袁世凯罪状》一文，历数武昌起义以来袁对抗革命、抢夺革命果实的种种罪恶活动。26日，又发表《讨袁世凯》一文，指出：当撰写《袁世凯罪状》时，“深欲袁之悔悟而改其所为，以谋国利民福，为共和之保障。故语意间于激烈之中，尤含劝勉之意。孰意袁氏病国病民之行，日以加甚，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夫忠告不见信，骂詈不见畏，举国人民之痛苦亦毫不加惜，是弃民也，是杀民也。弃民者民亦弃之，杀民者民亦杀之。则袁氏今日之地位，已由国民属望者变而为反对，更由反对者变而为公敌矣”。

5月以后，《民权报》对袁世凯的揭露批判更加无所顾忌。它指斥袁世凯为达其中央集权之目的，压迫黄兴辞南京留守；猛烈抨击财政总长熊希龄仰承袁的意旨，与六国银行团秘密签订垫款合同。唐绍仪内阁被袁挤垮后，它载文指出：“此次之举动，非推翻同盟会之国务员也，直欲推翻此中华民国耳。……中华民国所以亡矣！”⁽²⁰⁵⁾袁以武力胁迫临时参议院通过陆徵祥内阁后，它进而指出：“今后之内阁，既为段祺瑞以兵力逼迫成立，又为袁世凯私意组织，质言之，是非中华民国之内阁，而袁世凯之秘书院也。”⁽²⁰⁶⁾袁与黎元洪合谋杀害张振武和方维后，它直称“袁世凯之盗国，与悍盗贼之行抢掠无异”⁽²⁰⁷⁾。该报还坚决反对孙中山、黄兴北上调和南北冲突。

《民权报》还公开鼓吹武力反抗袁世凯。它指出：“新造民国之结果，所以至于如斯者，‘借重’二字误之也。”⁽²⁰⁸⁾“袁氏之在民国，盖病者血中之毒菌，留之病者之身，则虽有良医，终不能愈病者之痼疾也。”⁽²⁰⁹⁾且“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²¹⁰⁾，因此对袁万不可再存幻想，唯有“以武力治之而已”。为此它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武力反袁的必要和号召“全国同胞共革彼命”，指出：“百万言之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盖借兵力以行恶者，仍不能不以兵力防止其恶也。”⁽²¹¹⁾

当武力反袁不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时，《民权报》也主张利用法律同袁世凯进行斗争。但《民权报》的真正目的是借以把袁世凯拉下大总统的宝座，并为此发动了一场国会脱离袁世凯控制的活动。

《民权报》对临时参议院本不抱希望，更痛恨它不敢坚持《临时约法》，屈从袁世凯的武力威胁。它曾愤慨指出：“苟袁氏而真以兵力压制解散参议院，杀参议员，则参议员之死，为遵崇约法而死，为代表民意而死，死亦荣也，更何必瑟缩畏惧，忍以代表民意之机关而曲服袁世凯之私意？”“袁世凯将来若更以兵力胁参议院，使上皇帝劝进表，然则参议院亦将畏威力而草改元诏耶？”⁽²¹²⁾因此，它认为行将召开的第一届国会必须摆脱袁世凯的武力胁迫，自由行使权力。9月，《民权报》发表文章提出：鉴于将来国会议员“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中，皆成无数木偶”，第一届国会应“自行召集，并自行择定相当集会地点”。12月，尹仲材、何海鸣（何原在武汉主编《大江报》，8月黎元洪查封该报并下令捉拿何就地正法，何逃至上海加入《民权报》编辑部）、李元箸等遂发起成立“欢迎国会团”，宣称“以保持立法机关之安全，预防临时政府之纷扰，欢迎第一届正式国会议员开预备会于上海，自择集会所在地为宗旨”；还特别指出：“第一届正式国会既兼有参议院之特别职权，又有草定宪法、选举正式总统之特别事项，且又应避北京武力世界之虐”，“先开预备会于上海，随即开成立会于南京，极为得体”⁽²¹³⁾。与此相配合，《民权报》接连发表文章，说“正式总统非袁莫属”、“正式总统非袁则乱”、“袁如不当选，军人必以武力干涉”等谬论，都是“妄谈而已矣”⁽²¹⁴⁾。由于“欢迎国会团”以“预防北京军警之干涉”相号召，尖锐地提出了“自由议定宪法”和“自由选举总统”，不啻宣告取消袁世凯继续为正式大总统的资格，袁世凯“张皇失措”，惊呼：“此项团体之用意，显系纯为反对本总统一人而起”，“宜速行解散”⁽²¹⁵⁾。他一面指使孙毓筠通电反对，授意冯国璋进行恫吓，一面秘密与法使交涉，转饬驻沪领事加以查禁。何海鸣等进行了坚决反击，但终因袁世凯的破坏，又得不到国会议员的积极响应，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以后，“欢迎国会团”即演变而为“铁血监视团”，由何海鸣任团长，继续从事反袁活动。

除《民权报》外，上海《太平洋报》、《中华民报》、天津《民意报》、北京《国光新闻》、《中国报》等等，同样充满了反袁文字。如《太平洋报》发表文章斥责袁世凯为“专制魔王”，“日日以帝制自为为心”，鼓吹“欲解决此种问题，非从根本上着手不可”⁽²¹⁶⁾。《民意报》从8月19日至23日连发论说，指名道姓称袁为“袁贼”，斥袁“为桀纣，为操莽，为狼子，为猘犬”，号召“国民必速立大决心，人怀死志，全国奋起，与此残害国民之民贼相周旋”⁽²¹⁷⁾。该报曾因此一度遭到查禁。《中国报》于文字反袁的同时，并发起组织“国会地点研究会”，与“欢迎国会团”遥相呼应，表示：“同人等不惜牺牲生命财产，组织斯会，其间不知经几多挫折，受几多诽谤。同人等坦白之心矢志不移，虽头断身裂亦无所辞，总期达到军人不干涉政治，司法能以独立之目的而已。”⁽²¹⁸⁾

《民权报》等在鼓吹反袁的同时，对同盟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稳健派”也提出了批评或忠告。《民权报》并同《民立报》展开了公开论战。论战的中心，即是认为革命并没有取得胜利，而是已经失败；认为造成形势日益严重的根源，完全由于袁世凯的“弃民”、“卖国”的反动统治，而绝不是由于无谓的“党争”；“今日之所谓总统及内阁总理与各部代理大臣，为往日中国之蟊贼者，什之八九”⁽²¹⁹⁾，当然不能相信；袁世凯帝制自为，绝非“虚造之伪言，摇惑天下之人心”。这说明革命党人中的激进派同稳健派对形势的看法和对袁世凯的态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激进的同盟会员，一直在坚持武力反袁斗争。

湖南邹永成，武昌起义后反对与袁妥协，到处宣传袁“靠不住”。及见革命党人拱手交出政权，他在上海“因此郁闷于心，决计自杀”，以为反抗。他在绝命诗中写道：“轰轰革命十余年，志灭胡儿着祖鞭。不谅猿猴（指袁世凯）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²²⁰⁾1912年4月20日晚，他怀着满腔悲愤，投入黄浦江，经人救起后，经北京回到湖南。他在湖南积极联络军界中下层革命党人，进而与退职骑兵团长刘文锦、飞翰水师统领易棠龄、分统杨玉生及谢介僧等“密谋起事”，首先“推倒谭延闿”，将政权重掌革命党人手中⁽²²¹⁾。在以“湘政改良会”名义发布的告全省“布告”中，他们号召说：“湘省自前年反正以来，我辈死力经营，皆为同胞起见，不料政界当道诸人昏愦用事，遇事迟疑，成此腐败现象。……今已抱定目的，准于日内实行，改建湘政府，扶助谢（介僧）、刘（文锦）诸君，代我同胞作事。”⁽²²²⁾只是由于计划泄露，这次夺权行动没有成功。

湖北革命党人的斗争从未停止。1912年9月发生了南湖马队暴动。这次暴动是在何海鸣等人策划下，由顾斌、罗子常联络驻省城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发动的。它矛头直指袁世凯、黎元洪，宣称：“袁、黎不死，即不能真享共和幸福。”⁽²²³⁾他们原定10月10日武昌首义纪念日武装起义，推倒黎元洪，夺回湖北政权，但起义计划被黎元洪侦悉，先于9月23日晚派宪警包围札珠街总机关，逮捕罗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十余人，连夜处决。于是，驻南湖马队第二标官兵群情激愤，深夜1时全副武装直扑起义门。经三小时激战，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南湖马队暴动是袁、黎相互勾结，残酷摧残革命力量的必然结果，也是激进派进行的一次最有声势的反抗行动。

其他各省，包括袁世凯严密控制的北方各省，都有革命党人不畏强暴，或秘密组织团体，或积极筹饷购械，散发传单，组织暴动，掀起一次次的反袁声浪。袁世凯的亲信、署理直隶都督张锡銮曾惶恐不安地叫嚷说：“各省人民每多招集党徒，建设团体，或擅称某军，或号为某队，铁血、敢死种种名称，怪异离奇。……天津尚有镇北敢死队等名目，名称奇异，骇人听闻。即此意气嚣张，实足以酿乱阶。”⁽²²⁴⁾就是在北京，也有人倡言：“袁大总统将为第二拿破仑。袁所最惧者炸弹，吾辈当以炸弹从事。”⁽²²⁵⁾

激进派的反袁活动，无论是舆论鼓吹还是武装反抗，集中表现了不妥协的立场和坚持继续革命的决心。这是由于，激进派主要是一些与人民群众比较接近的中下层同盟会员。他们满腔热忱参加辛亥革命，对胜利充满无限希望，并始终主张通过革命党人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他们对旧势力深恶痛绝，更反对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妥协。他们中有的人虽也曾“惑于共和二字”，以为“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至为袁氏所把持”，但很快认识到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²²⁶⁾。同时，革命并没有使他们获得实际利益，而只是一般处于无权在野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仅敏锐感到“革命为议和所误，留下帝王余毒，必为后患”⁽²²⁷⁾，而且无所顾忌，毅然坚持斗争，矛头直指袁世凯。

由于缺乏实际力量，又得不到同盟会上层领导人的支持⁽²²⁸⁾，激进派的活动终未能汇成强大洪流。但它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了袁世凯的欺骗伎俩，揭露了他企图帝制自为的罪恶用心。历史证明，他们是最早看清袁世凯反革命真面目并为之积极斗争的革命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