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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节 中国各党派的战后政治设计"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中国各党派的战后政治设计
一 国民党“六大”与其设计的战后政治构架" class="reference-link">一 国民党“六大”与其设计的战后政治构架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在欧洲战场，战争已在德国本土进行，3月美英联军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4月苏联军队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纳粹德国的败亡已成定局。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已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硫磺岛、冲绳岛，并加强了对日本东京及其他战略要地的地毯式轰炸，摧毁了日本的主要军事工业基地。在中国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开始了局部反攻，日本法西斯同样面临绝境。中国的各派政治势力开始各自为战后中国政治设计蓝图，并为此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中国国民党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举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基本任务是：统一全党思想，策划战后国家发展大计，最重要的是抵制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继续维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
国民党统治集团当时正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政治压力，首先，中共所领导和倡导的以建立联合政府为旗帜、由各民主党派和国统区人民参加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已汇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当局的统治，迫使他们必须作出必要的应对。
其次，美国政府对于国民党独裁统治及军事溃败的不满与日俱增，各种不利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情报和报告不断送往华盛顿，而美国最高当局和驻中国机构催促国民政府实行改革的劝告和敦促，也源源不断地提出，甚至以停止美援为要挟，迫使国民党当局必须做出一些“革新”的举措，来换取美援与美国的支持。
第三，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党政革新运动”，豫湘桂战役后，国民党政府政治上贪污腐败日益暴露、经济上通货膨胀情况急剧恶化，国际舆论批评指责有增无减，党内人心涣散，国民党内一批少壮中委和中层干部起而寻求振兴自救之道，他们痛愤国民党之腐败无能和元老派的昏庸误国，具有“亡党亡国，大乱将到”的危机忧患意识。他们逐渐组成松散的跨派系的联合，以国民党的中央全会为其政治论辩的场所，要求实行革新党政人事，改变国民党的现状，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但也向国民党的现实政治发起了挑战(105)。
最重要的是，抗日战争已临近胜利，作为一个执政党在面临党内外各种挑战的情况下，必须确定自身的大政方针，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谋求战后国家的复兴”。
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曾通过决议：“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事实上可能时，尽速召开，至迟应于战争结束后半年内召开之。”(106)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将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功于一役”的意见，表示俟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不待抗战结束，政府决定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还政于民”(107)。显然，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号召的一种对应。1月6日，蒋介石召集五院院长商讨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大会问题，决定于5月5日举行国民党“六大”，国民大会召集日期可在党代表大会中决定。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核定上述决定，并推叶楚伧、陈布雷、吴铁城等七人筹备有关事项(108)。22日，又由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加派张继、张治中、潘公展、朱家骅、王世杰十四人参加，组成二十一人的“审议委员会”，以叶楚伧、吴铁城为召集人，共策筹备事宜(109)。
2月起，在各地区和各党部选举国民党“六大”代表。有45个单位的代表因情形特殊无法如期完成选举，而采用由该单位提出加倍人数，由国民党中央圈定代表人选(110)。外蒙、西藏、台湾等边疆党部的代表，由代表候选人委员会提出代表人选，由中央常委会决定。4月间，各地代表抵达重庆。
5月5日，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复兴关中央干部学校大礼堂举行。出席代表六百余人。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提名，通过居正、于右任、戴传贤等36人为主席团，吴铁城、狄膺为正副秘书长。会议共举行二十次大会，蒋介石致开幕词并作政治报告，吴铁城、吴鼎昌、程潜、翁文灏、潘公展、孙科、何应钦分别作党务、政治、军事、经济、中共问题、宪草问题、部队整编及湘西战役等报告，会上提出各种议案400余件，讨论通过了有关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各项决议案250余件。就议案内容观察，大会关注的重点政治事项居首，经济事项次之，余依次为党务、外交、军事、教育。
这次大会以实施宪政为中心议题，拒绝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在会议开幕词中，针对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打出了“还政于民”的旗帜，提议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指出：“召集国民大会的日期必须及早确定，且必须使之如期集会，不可展缓，即使遇到任何困难或阻力，本党亦应毅然决然执行我们革命建国的使命，力排万难，促其实现。”并不点名地指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野心家假借民主名义，僭窃民权，便利私图，陷国事于紊乱无主的状态”(111)。
为了显示“行宪”的决心，会议通过了《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决定在闭会后若干措施以为实施“宪政”之准备，如：“一、三个月内取消军队中原设的党部；二、各级学校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工作；三、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临时参议会依法选举，而各省临时参议会于所属县市参议会有过半数已经成立时，立即依法选举，俾皆能成为正式民意机关；四、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五、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应于闭会后陆续移政府办理。”(112)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并不能改变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实质，在实践中也并未得到认真执行。
大会关于“国民大会”的决议，则明显地表现出国民党不肯放弃其对于整个国家政权的垄断，坚持“一党独裁”的原则。他们所准备举行的“国民大会”，仍然是一个反民主的、一党包办的大会。如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抗战以前产生的“国大”代表“除因背叛国家及死亡或因他故而丧失其资格者外，一律有效”(113)。这些代表是在战前人民毫无权利的极不自由的情况下选举产生的，当然不能为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所接受。同时，还规定“国民大会开会时，仍应以国民政府公布之五五宪法草案为讨论基础”，“国民大会的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仍要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114)。这表明国民党所勾画的战后政治蓝图，仍将坚持独裁的方针，体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其抵制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政府要求的意图，昭然若揭。
中共问题也是本次大会讨论的重点问题。潘公展在第八次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共问题的报告》，强调“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条件与环境。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强固党的力量。当前对中共之论争，应集中于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115)。这段讲话及其列出的四个重点，鲜明地反映了两党斗争的焦点所在。
大会组成特种委员会对此议案进行审查，并于第十六次大会通过两个决议：其一是公开发表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一方面仍然指责中国共产党频年以来“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另一方面又表示将“宽大容忍，委曲求全”，“在不妨碍抗战、有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116)。继续摆出政治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姿态。其二是党内文件《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指责中共“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致本党委曲求全政治解决之苦心，迄无成效”；“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复政府，危害国家”；要求本党党员“提高警觉，发扬革命精神，努力奋斗，使本党政治解决之方针得以贯彻”。并制订了六项具体措施：一、“大量吸收工农党员，发展本党在农工社会中的组织”；二、“吸收富于革命性的知识分子，并正确地领导青年”；三、“对外应配合政治环境，加强国际宣传，对内应加强党员政治训练，纠正中共之虚伪宣传”；四、“一切社团中之本党同志，应加强党团组织，争取第三者对本党之同情”；五、“在沦陷区应确立并加强党的领导”，“由中央选派坚强干部深入敌后工作”；六、“加强中央及各地对于本问题之统一指导机构”等(117)。由此可见，国民党“六大”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全面较量的方针，准备随时以所谓的“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帽子强加在共产党的头上，进而用武力解决所谓的“中共问题”。
强化国民党的集权体制，是国民党“六大”的又一重要内容。5月17日，大会主席团提请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吴敬恒在关于选举总裁案的说明中，颂扬蒋介石“在过去一二十年中，擘划军政设施，辛劳备至，总理在其遗墨中论及总裁才能时，亦隐有以蒋总裁为其继任人之意”，吹捧“抗战前后，对我国最注意之人士即为总裁”，并提议总裁一职，职位重要，故用“推选“方式产生(118)。大会全体一致通过推选蒋介石为总裁，并将原党章中总裁代行总理职权，修改为“行使”总理职权，从法理上强化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5月28日，国民党举行六届一中全会，全体新当选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举行效忠蒋介石的宣誓，其誓词为：“余誓以至诚遵奉总理遗嘱，服从总裁命令，信仰本党主义，遵守本党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绝对不组织或加入其他政治团体，绝对不自私自利，绝对不以个人感情或意气用事，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处分。”(119)对于一般党员，国民党新党章也规定，凡国民党党员“不得于党外攻击党员及党部”，否则以违纪论处。这些规定表明国民党在组织上已进一步集权化，这与其政治路线是相适应的。
国民党“六大”对于经济问题也有所讨论，代表的提案中经济类多达70余案，会议通过了《本党政纲政策》、《土地政策》、《农民政策纲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等决议案。这些决议案虽也涉及“耕者有其田”和“扶助民营企业”的内容，却并不准备认真实行，其基本精神则是为扩大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如规定“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一切山林川泽矿产水力等天然资源，应立即宣布完全归公”，“凡私有土地，应即速规定地价，照价征收累进税和土地涨价归公”，这些均有利于国民党国家资本集团扩展势力。同时，又规定“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均归国营或公营”，“原属民营之事业产量未足定额时，由政府筹措”，更是为国民党国家资本集团限制、吞并民族资本大开绿灯(120)。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将继续在中国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
国民党“六大”还对兴办党营生产事业，巩固党的经济基础问题有所讨论和决定。为了适应国民党“还政于民”后的经费问题，与会代表提出数件关于筹措党务经费的提案，交党务组负责审查。第十六次大会讨论通过了党务组的审查意见，决定交下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采行。根据决议案，党费筹措除紧缩机构以节开支，增收党员捐款以供县以下党部经费，宽筹100亿基金取其子息以供中央及省市党部经费外，还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将党费基金全部投资于各种事业，以巩固党的经济基础。并规定党营生产事业，以实践三民主义经济政策为原则，以有关国计民生文化教育事业为宜，应完全依照合法手续成立合作社或公司组织经营等，具体确定文化、电影、合作运输、金融保险储蓄、农林畜牧等为经营范围。此为国民党利用基金营利，厚植党费的起点，对日后国民党解决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121)。
会议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222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人，中央监察委员104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44人。5月28日至31日，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在重庆举行，推选戴季陶、于右任、邹鲁、李文范、陈布雷、程潜、张治中、吴铁城、宋子文、何应钦、潘公展、朱家骅、张厉生、陈果夫、丁惟汾、段锡朋、张道藩、冯玉祥、叶楚伧、陈济棠、孙科、陈立夫、陈诚、白崇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推选吴稚晖、张继、王宠惠、邵力子、程天放、林云陔、王秉钧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次选举有两大特色，一是将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全部吸收为中央执行委员，加强国民党对于军队的集中控制。其二是选举中派系斗争激烈，复兴社、黄埔系、朱家骅派、政学系、新桂系联手对付以陈立夫为核心的CC派，使派系斗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载：“念此次大会竞选中委情形之恶劣，甚为本党耻之，亦为本党前途忧之”；“此次选举中，各部分猜疑过甚，互信消失，纠纷怨望，无所不有，真堪浩叹！”(122)有论者认为，国民党“六大”在决定今后时局的关键时刻，由于派系斗争激烈，使国民党陷入分裂而不团结，种下了日后在大陆失败的前因(123)。
国民党“六大”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继续一党专政的方针。
二 中共“七大”与“联合政府”的新内涵"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中共“七大”与“联合政府”的新内涵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15人为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任弼时、李富春为正副秘书长，彭真等22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设计战后中国政治的蓝图，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做准备。这次会议本早应举行，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以及中共开展整风运动的关系，推迟了若干年。与中共历史上历次代表大会相比，这次会议是在前所未有的新的国际国内党内形势和条件下举行的。
首先，国际形势有了重大变化，世界将走向进步，人民民主势力一定胜利的历史总趋势已经确定，“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其次，国内形势也有利于人民，“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中国国内虽依然存在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阶层的国民党政府，时刻有将中国拖入内战的危险，但“中国人民不但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124)。“七大”召开时，中共已领导着19个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等军队91万人，民兵220万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抗击着中国战场56％的日军和95％的伪军，“成为民主中国的楷模，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125)。
第三，中国共产党自身也获得了大发展，实现了大团结。中共党员已从1937年的五六万发展至120万，“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审查干部，党内思想更加一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组织更加纯洁，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种思想上的准备经过三四年，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126)。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该报告赋予了“联合政府”新的内涵，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构筑了未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
“联合政府”的口号是1944年9月提出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长期以来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也非常拥护。”(127)这个口号是针对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而提出的，其实质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128)。国共间环绕着联合政府进行了多轮的较量，双方毫无通融妥协之余地。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七大”政治报告草案时指出：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其一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我们交出军队，国民党给我们官做。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去不去做官呢？我们要准备这种可能性，不应完全拒绝去做官，这是委曲求全为了团结抗战，好处是可以进行宣传”。其二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其三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150万以上、人口一亿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毛泽东特别指出：“在蒋介石发展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应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129)毛泽东在这段讲话中，对于“联合政府”的政治内涵赋予了三个层次的意义，这三个层次的内涵随着时局的变化与国共力量的升降而发生转换。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着重论述了联合政府问题。其基本的主张是：“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130)显然，毛泽东给“联合政府”赋予了第三个层次的新内涵。
毛泽东首先将两个中国之命运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全党面前，指出：“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131)接着指出：“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了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针对有些人怀疑中共在得势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132)
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形态就是中共所极力倡导的“联合政府”，显然其内涵与中共最初提出“联合政府”时已有很大的变化。其根本的区别在于这个联合政府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个民主阶级的联盟，要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在政治上，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实行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文化上，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联合政府”成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最为合理和合适的形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
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批评了国民党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指出：“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针见血地揭露国民党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做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指出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中国共产党提出以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和正式的联合政府作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并指出：“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133)
为了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那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在报告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史及其主要经验，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34)报告详尽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解放区的不同任务，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迅速行动起来，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中共“七大”还决定以大会的名义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135)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向着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中心的联合政府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根据会议制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会议还规定了若干具体路线和政策。朱德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路线，系统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三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在全国，是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帅部，按照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原则，成立一个能够胜任统一指挥的联合统帅部，毫无例外地把一切新式武器去武装一切能对敌作战的部队，以加紧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完成民族的解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共同奋斗；在沦陷区，是加强对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以争取他们的反正，加强敌后各城市工作和组织地下军的任务，脚踏实地，准备力量，以便时机成熟的时候，即摧毁日寇，光复我们神圣的河山；在解放区，是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扩大人民武装，消灭与瓦解敌伪军，在现有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自卫军的训练，提高军事技术，加强指挥机关，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等，人民军队的中心战略任务是，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的到来(136)。
周恩来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彭德怀所作的《关于华北八年抗日游击战争的成绩和经验》的发言、陈毅所作的《新四军和华中工作的经验》的发言、陈云所作的《要真理不要面子》的发言、彭真所作的《在敌占区城市工作问题》的发言、张闻天所作的《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特点的认识》的发言、李富春所作的《如何争取胜利》的发言、林彪所作的《关于群众观点和发动群众问题》的发言、刘澜涛所作的《关于党在东北工作问题》的发言、马凤舞所作的《关于组织和领导回民斗争问题》的发言、张鼎丞所作的《关于整风问题》的发言、傅钟所作的《关于团结问题》的发言、叶剑英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等，从各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对于中共的总路线和总方针作了具体阐述。
会议的另一重要议程是通过刘少奇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137)新党章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一切工作的指针，并将“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每个共产党员的基本义务。“七大”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祖涵、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形成了一个具有很高政治威信的、能够领导中共去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强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所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口号及其赋予的新涵义，是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二十四年英勇奋斗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订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奋斗纲领，勾画了未来共和国的清晰蓝图。它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中共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式上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138)
三 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 class="reference-link">三 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
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分别举行“七大”和“六大”，确定争取抗战胜利和战后建国政治路线，勾画各自的政治蓝图前后，中国第三种政治势力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积极参政议政，扩大政治影响，试图形成中国的第三大党，在国共两党之外另辟第三条道路。
根据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中间党派的某些领导人发出了“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的呼声。罗隆基撰文指出：“假使中国要走上真正民主的轨道，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第三个大党”，这个大党有两个很大的作用：“第一，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冲突，防止内战；第二，团结国共两党以外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并论证说“假使反对内战的人民真有了组织，真有了政团为之领导，他们拒绝供给从事内战的财力与人力，内战自然打不起来”，“两大政党间有了倚重的平衡力量，于是谁是内战的发难者，谁就成了民意的公敌，自然内战不至轻易发生”，这是第三大党的缓冲作用；“有了一个纯粹以民主主义为信仰，以实现中国的民主为目标的政团，他们团结一切小党派及无党派的进步人士，这必能使中国的民主提早实现”，这是第三大党的民主效用。他的结论是：“当前是中国复兴的最大机会，亦是中国复兴的惟一机会，同时亦是中国最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只有产生第三个有力的政党，国家目前许多困难才有解决的途径。”(139)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顺应时局的需要，在重庆举行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使其更具政党的色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其背景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日本法西斯加紧侵华的战争环境中，这种打击和企图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也激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国民参政会中一些在野党派人士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一面试图调解国共矛盾和冲突，同时也企图谋取自身的发展空间。该同盟由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派、职业教育派、乡村建设派三党三派的主要人物参加，实际上只是几个中间党派领导人的较为松散的联盟。该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后，“不再是过去党派的联合，而成为争取民主的各界各阶层的大联合”。尽管该同盟领导人自称他们不是一个政党，但实际上他们同其他政党一样，选举产生了由99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15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由张澜任主席，下设组织、宣传、文化、财务、国内关系、国际关系六个委员会和秘书处，由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张澜（兼）、梁漱溟、张君劢和左舜生分任主任委员和秘书长。并在各地设立支部，如东南总支部、华北总支部、四川省支部、昆明支部、上海支部、重庆支部等。参加对象也由原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扩大为广大的作家、编辑、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和工商界的从业员，而且相当多的无党派关系的盟员也加入进来，使同盟具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140)。
尽管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的政治哲学和基本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并不相同，但他们在中国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却与中共的政治主张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争取民主的问题上，他们一般能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并肩，团结合作。1944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共五条三十五款。其主要内容是：1．贯彻抗战国策，切实整理军队，以期加强反攻，争取最后胜利；2．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3．确立亲睦之外交政策，加强对英美苏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并把握当前之胜利，奠定世界永久之和平；4．确立战时经济、财政之合理机构与政策，以期对内对外树立政府与国家之信誉，并奠定和平建设之坚实基础；5．彻底革新目前之教育文化政策，保证思想、学术之自由发展，并迅速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准等(141)。从中可见，中国民主同盟的基本立场是赞同和呼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的，尽管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要求，与中共提出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从总体上观察，该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与国民党的专制政治进行斗争。
1945年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针对蒋介石在其新年文告中提出的“及时召开国民大会，不必再待战争结束以后”的主张，针锋相对地指出：“假定能召开一个举国一致而又确能解决当前一切实际问题的国民大会，吾人在原则上自亦赞成之，但目前事实上乃绝少办到的希望。如仅仅将二十五六年所选出之一部分代表，再就无法选举之若干省份指派若干，以足1400名之额，更益以数百名国民党中委及候补中委为当然代表，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国共遵之宪法，以此而居然‘还政于民’，并欲以此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吾人以为必将适得其反。”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其理由与中国共产党方面所表述的内容并无二致。中国民主同盟在该宣言中重申了该同盟的十点主张：
1．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
2．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并筹备正式国民大会之召开，宪法之制定；
3．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之自由，废除现行一切有妨害上列自由权利之法令条例；
4．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并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
5．废除特务及劳动营一类纯粹法西斯之组织；
6．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轨；
7．财政绝对公开，凡预算决算及增加人民负担之措施，必须交现有民意机关审查通过；
8．保障人民最低生活，改善士兵及公务人员之待遇，对战时战后之受灾人民，尤应统筹救济；
9．立即停止党化教育，保障讲学自由及从事教育职业之自由；
10．促进中苏邦交，加强对英美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
宣言强调：“吾人以为在战争未结束以前，必须将此项过渡办法切实做到，中国始有实现民主宪政之可能，否则借延宕以资敷衍，弄名词以布观听，则不惟当前一切困难无从解决，整个国家民族且有陷于分裂破碎之虞。为国民党计，与其空谈‘为政于民’，何如实行与民合作以免自误误国之为愈也。”(142)该宣言的态度较之1944年10月发表的政治主张更为明确，也更有抗击国民党当局的力度。
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通过发行报章刊物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如左舜生主编的《民宪》（半月刊），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黄炎培主办的《国讯》、《宪政》，罗隆基主编的《民主周刊》，潘光旦主编的《自由论坛》等，都盛行一时，颇具影响力。在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和组织下，各界民主人士积极参与了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重点在于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国民党片面的“还政于民”。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再次发表谈话，重弹“11月12日举行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行宪政”的老调。昆明文化界342人联名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蒋氏此举“只是蒙蔽国际视听，拖延国内民主的技术”，责问国民党当局“宪法是十年前一党包办的草案，国民代表是十年前一党包办的选举，试问以这样的代表，通过这样的宪法，再来选举大总统，产生新政府，这样的民主有真实的意义吗？试问这样迂回迁延的方式，能够挽救当前千钧一发的危局吗？”再次提出了以召开党派联席会议、建立联合政府为中心的四项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一、政府立即邀约全国在野各党如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自推选的代表，而后会同各政党代表共同推定社会上无党无派各界进步人士，共同举行国是会议，决定战时的政治纲领，并重行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筹备召集真能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以通过宪法，实行宪政；二、国是会议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由该会议产生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执行战时纲领，并共同负担抗战及参预一切国际会议，奠定世界和平的责任；三、现政府应立即宣布解散特务组织，取消言论出版登记制度，释放全国政治犯，切实保障人民身体、思想、言论、演剧、集会、结社、居住、旅行、通信等自由；四、彻底改组国家最高统帅部，使统帅部成为超党派的国家机构，以统一全国军事指挥，集中全国军事力量，以便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消灭日寇，争取抗战胜利，并保障在民主政治基础上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143)。显然，这些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十分相似。
中国共产党“七大”和中国国民党“六大”结束后，环绕着“联合政府”问题展开的两个中国命运之争，更加激烈。国民党一意孤行，5月间，宣布将于7月7日召开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会议，审议召集国民大会办法等，并仍决定于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6月16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共产党决定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6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代表会议筹备事项的决议》，决议国民党如独裁地召开所谓国民大会，中共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日期也定在11月(144)。毛泽东指出：“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拒绝参加。我们决定不参加，把一个问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145)在国共两党针锋相对的情况下，中间党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
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遹、傅斯年六参政员经蒋介石同意访问延安，调解国共分歧。4日，中共中央代表与六参政员达成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国民大会工作，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并建议：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各自推出三分之一的代表，并经其他方面同意的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政治会议性质应是公开的、平等的、自由的、有决定权的；政治会议应议的事项为：关于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关于将来国民大会的召集；政治会议召开以前，应释放政治犯，并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等(146)。10日，蒋介石接见六参政员，表示对他们带回来的中共意见将加以研究考虑，实际上却将其束之高阁。然而，六参政员访问延安本身表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第三种力量已被国共双方所承认，并各自都想加以利用。
对于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会议，中国民主同盟内部意见不一，以云南省支部为代表，主张抵制该会议。他们认为：“国民参政会七年的历史，只证明‘参政’徒有其名，而‘国民参政’更无其实。国民参政会是政府圈定指派的机关，一党包办，绝对不能代表民意。国民参政会今天惟一的作用，是为政府伪装国内民主，蒙蔽国际观听的工具，是中国实现真正民主的障碍。”为此，他们不仅反对将于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而且也反对在7月7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他们提出了“圆桌会议”的政治口号，表达了他们强烈的参政意识，其具体主张是：
1．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三大政团的圆桌会议；
2．在这圆桌会议上，由三大政团共同推定国内无党派的代表人士，请其前来共同参加会议；
3．由这种圆桌会议产生举国一致（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代表人士）的联合政府；
4．联合政府再拟定人民代表，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重新起草宪法；
5．联合政府重新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依据这种新的法律，重新选举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
6．由联合政府召集新选的国民大会代表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并实行真正的还政于民。
他们认为，国共谈判不能成功的基本原因有两条：其一是国共两党的谈判“没有一个缓和调剂的力量，两党外的政团及人民代表对谈判缺乏一个公正的评判者”；其二是“政府几年来始终不肯认识、承认正在发展、代表中国民主运动新生力量的中国民主同盟，其结果不能得到中国第三大政党的合作与协助，全国人民所热望推行的团结统一方案，也就始终得不到效果”(147)。显然，他们已自称为中国第三大政党，并表达了中国政治非第三大党加入不得成功的强烈意识。
然而，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领导人却依然参加了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拒绝到会，与会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参政员就成为与国民党代表就国是发生争执的主角。会议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的决议案，关于国民大会之日期，因意见未尽一致，“由政府斟酌情形决定”；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请政府参照本会参政员提案衡酌法律与事实，妥定办法”；“宪法制定时，应即予实施，俾政府还政于民之旨，早获实现”等(148)。对此，新华社发表记者时论，进行严厉批判，并告示国人“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149)。7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发表谈话，呼吁国民党当局：“顺适世界民主潮流，容受人民的要求，以壮士断腕之决心，作悬崖勒马之毅行，实施民主改革，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迅速召开政治会议。假如错认时机，固执成议，则此后纠纷益增，演成分裂，将难以邀国人之谅解。”(150)主张停开国大，立即召开政治会议，共商国是。
7月28日，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发表对时局宣言，再次呼吁召开各党各派政治会议，挽救危局。宣言指出：“谋取团结实现之关键，只视各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之政治性的会议能否重开。本同盟以为在此紧迫时期，此项会议实以万难再缓。应请政府体察时势，顾念民情，即早召集。”要求国民党当局“为表放弃专政，实现民主之诚心”，立予实行四事：确实保障人民身体、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居住之充分自由，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彻底取消一切特务及类似特务之法令及机构，承认各党派公开活动之权利等，强调该四事“实为任何民主国家内人民最起码之权利，政府果欲实行民主，即宜立刻照办，同时进行政治协商，召开上述会议，务使最短期内，达成改组举国一致政府之目的，以利国家”(151)。
综观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后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其基本宗旨是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能左右中国政局的第三大党，在激烈的国共冲突中寻求新的出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在政治上反对国共内战，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反对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赞成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赞成举行各党派的政治会议共商国是，赞成由联合政府主持重新选举代表，举行新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行宪政。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斗争纲领比较接近，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和同盟军。但由于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基本纲领并不相同，互相间的分歧在所难免，战后国共两党斗争更为激烈，中国民主同盟内部就出现了分化，分别倒向国共两党，他们组建第三大党的理想将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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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
(3) 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300—1304页。
(4) 《解放日报》，1943年5月17日。
(5) 达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消息》（1944年9月3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1页。
(6) 张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张澜文集》，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306页。
(7)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某些报刊揭露国民党政权专制、腐败的片断资料》，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313页。
(8)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某些报刊揭露国民党政权专制、腐败的片断资料》，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313页。
(9) 《谢伟思致国务院报告》（1944年6月2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333—335页。
(10)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5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页。
(11)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34—844页。
(12) 《宪政实施协进会组织规则》、《宪政实施协进会会员名单》、《宪政实施协进会会员分组名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二），第1782—1784页。以下简称《战时建设》。
(13) 《宪政实施协进会工作报告》（1944年5月），《战时建设》（二），第1791—1793页。
(14) 《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78—179页。
(15) 《解放日报》，1944年3月14日。
(16)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8页。
(17) 以上国社党、青年党、中华职教社的反应，参见达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消息》（1944年9月3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69—470页。
(18)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0日。
(19) 《宪政月刊》第10号，1944年10月1日。
(20) 《宪政月刊》第9号，1944年9月1日。
(21) 《新华日报》，1944年7月3日。
(22) 《华西日报》，1944年5月11日、18日、20日，7月12日。
(23) 参考达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消息》（1944年9月3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65—466页。
(24)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8日。
(25) 《云南日报》，1944年5月26日。
(26) 《云南日报》，1944年8月12日。
(27) 刘文辉：《在省参会的开幕词》，《西康日报》，1944年8月8日。
(28) 参见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29) 参见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52页。
(30) 《关于胡世合事件》，《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237页。
(31) 参见达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消息》（1944年9月30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0页。
(32) 《解放日报》，1943年8月30日。
(33) 参见李良志、李隆基主编：《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402页。
(34) 参见王军：《基诺族起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5) 参见程奎朗：《黔东事变经过》，《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350页。
(36)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略方针》（1941年12月28日），引自《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48页。
(37)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90页。
(38) 《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39)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41页。
(40)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41—542页。
(4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02页。
(42)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43)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02页。
(44)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45页。
(45) 《蒋委员长召见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谈话记录》（1942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四），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5年版，第236—242页。以下简称《中共活动真相》。
(46) 《周恩来年谱》，第540页。
(47)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1942年10月27日），转引自李良志、李隆基主编：《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第449—450页。
(48) 《周恩来年谱》，第542页。
(49)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93—794页。
(50)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转引自《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15—416页。
(51)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中国国民党十中全会发表谈话》，《新华日报》，1942年12月9日。
(52) 转引自李良志、李隆基主编：《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第452页。
(53) 《中共南方局关于国共关系的报告提纲》（1942年12月12日），转引自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074页。
(54) 《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48页。
(55) 《参谋总长何应钦呈蒋委员长就林彪周恩来所提要求四项排列并附具研究意见列表签呈鉴核》（1942年12月31日），《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45—246页。
(56)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54—557页。
(57) 《毛泽东年谱》，第427页；《周恩来年谱》，第549页。
(58)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57页。
(59)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61页。
(60) 四个具体方案分别是：1．军事上十八集团军完全国军化，一律听中央编遣，政治上取消边区政府，听候中央处置，党务上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2．军事上十八集团军调驻黄河以北指定地区，取消政委制度，解散军内共党组织，听候中央处置，党务上修改党章党纲，改组为纯政党性之团体；3．军事上取消十八集团军之政委制度，解散军内之共党组织，政治上改组边区政府，恢复原有行政区，党务上保存中共现有组织的存在，但在国民党任何机关中不进行秘密活动与党团组织；4．军事上取消十八集团军之政委制度，政治上改组陕甘宁边区为陕西省两个行政区，并放弃其在甘宁两省之侵占地区，党务上保存中共组织之存在，但在国民党内之任何机关中不得进行秘密组织与党团活动等。
(6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51、456页。
(62)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841页。
(63) 《毛泽东年谱》，第475页。
(64)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解放日报》，1943年10月5日。
(65)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582页。
(66)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93页。
(67)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11页。
(68) 《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55—256页。
(69)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87页。
(70) 《毛泽东年谱》，第516页。
(71) 《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出之意见书》（1944年6月5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41—442页。
(72) 《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67—271页。
(73)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7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06—312页。
(75) 《中央日报》，1944年9月17日。
(76) 《解放日报》，1944年9月22日。
(77) 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39—440页。
(7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6页。
(79) 转引自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17页。
(80)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1062页。
(81)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2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步骤是：1．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代表总额为应时局急需，且便于召集起见，可不必太多。2．国是会议，国民政府应于最近期间召开，以免延误事机，陷大后方于不可收拾的地步。3．在国是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4．在众所公认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5．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6．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
(82) 《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1944年10月10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6页。中国民主同盟的十项具体主张是：1．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举国一致之政府；2．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之自由，废除现行一切有妨害上列自由权利之法令与条例；3．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4．迅速筹备实施宪政，立即召集全国宪政会议，制颁宪法；5．在宪法颁布前，赋予国民参政会以各民主国家议会具有之主要职权，并扩大省市参议会之职权；6．充实一切地方自治基层组织，普遍实行民选；7．废除特务及劳动营等类组织；8．简化政府机构，分明权责；9．本公平原则，按照生活指数，改善公务员待遇，并厉行裁汰冗员，严惩贪污；10．对于战时战后之受灾人民，统筹切实救济等。
(83) 转引自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378页。
(84) 转引自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35页。
(85) 转引自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24—625页。
(86)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9日。
(87)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25、626、628页。
(88) 五款的具体内容是：1．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2．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3．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4．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5．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8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6—557页。
(90)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32页。
(9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8页。
(92) FRUS，1944，China，pp．669-701．
(93) ［美］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90页。
(94) 《1944年5月—1945年1月国共谈判资料》，《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
(95) 参见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50页。
(96)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37页。
(97)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6—358页。
(9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3—564页。
(9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4—565页。
(100)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2页。
(10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4页。
(102)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50页。
(103)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6页。
(104)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105) 参见王奇生：《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的自省——以1944年至1947年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为视点》，1999年12月，2000年1月“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106)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07)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第101、107页。
(108)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4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09)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下），第1303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10)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下），第1352—1353页。
(111)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辞》（1945年5月5日），《战时建设》（二），第1799—1800页。
(112)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记录》，第200—201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13) 《中国国民党六全大会第九次会议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讨论速记录》（1945年5月1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1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60页。
(115) 王千秋：《重庆的喜剧——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内情》，1946年油印本，第27页。
(116) 转引自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384页。
(117) 转引自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3卷，第1384—1385页。
(11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002页。
(11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025页。
(12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25、936页。
(121) 参见邵铭煌：《为抗战胜利而绸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与时代意义》，北京“1994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9年12月。
(122)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民国三十二年1月1日至三十四年12月31日），第774—775页，转引自邵铭煌：《为抗战胜利而绸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与时代意义》。
(123) 邵铭煌：《为抗战胜利而绸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与时代意义》。
(12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32—933页。
(125)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46页。
(126) 《任弼时报告七大筹备经过》，《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119页。
(127)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86页。
(12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6页。
(12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86—587页。
(130)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30—931页。
(131) 毛泽东：《七大开幕词》，《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92页。
(13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56—957、963页。
(13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69—970页。
(13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99页。
(135)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93页。中共“七大”后，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并由各解放区代表共同开过一次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日本投降后，因时局变化，该会议没有举行。
(136)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523—526页。
(137)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4页。
(138)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1003页。
(139) 昆明《民主周刊》第1卷第16期，1945年4月9日。
(140) 参见曾守约：《介绍中国民主同盟——为中国实现民主团结》，《中华论坛》第4期，1945年4月1日。
(141) 《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1944年10月10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6—477页。
(142) 《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1945年1月15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78—479页。
(143) 《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1945年3月12日），《解放日报》1945年5月11日。
(144)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第664—665页。
(145) 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07页。
(146) 参见毛磊、范小方等主编：《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147)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为纪念抗战八周年敬告国人书》（1945年7月7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44—46页。
(148) 《参政员提案案由及国民参政会之决议文》，《战时建设》（二），第1454—1455页。
(149) 《新华社记者论时局内战危险空前严重》，《解放日报》，1945年7月23日。
(150)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7月19日。
(151)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49—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