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与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

第一节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一　迎汪运动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class="reference-link">一　迎汪运动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被迫“请假”离国。此后，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日渐涣散，蒋介石的权力则不断膨胀。为了抵制并改变这种情况，左派及其影响下的群众迫切希望汪精卫销假回国。5月25日，彭泽民在中常会上提议：汪精卫病仍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¹⁾。随后，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省党部陆续通电，要求汪精卫归国，主持北伐大计；于右任、经亨颐等并电请中央催促⁽²⁾。7月9日，蒋介石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党权、政权、军权集于一身，左派的迎汪要求因而更为迫切。8月19日，何香凝在中常会上临时动议，要求国民党中央对各方通电作出答复，并将有关函电转交汪精卫⁽³⁾。次日，吴玉章由沪到粤，何香凝一见面就哭道：“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⁴⁾自此，二人即不断联络左派，商量对策。

最初，左派计划在攻克武汉后召开国民党三大或临时代表会议，借以实现迎汪打算。9月4日，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十六次会议，决定于10月1日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执行委员联席会议。此后，左派即决定开好这次会议，顾孟馀自任联络北方左派，拟派吴玉章到长江一带活动。他们制订的宣传原则是：一、说明本党现状及3月20日事变真相；二、口号为：“巩固左派与CP谅解合作”与“恢复党权，拥汪复职”。中共中央认为“第一项太厉害了”，怕刺激蒋，要求“含浑一点”⁽⁵⁾。

蒋介石对迎汪运动愈来愈疑惧不安。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蒋介石曾经表示：要请汪精卫、胡汉民出来，“尤其是汪先生，我们必须请他赶速销假，主持党务”⁽⁶⁾。但这不过是故意作出来的高姿态。事实上，他强烈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8月20日，他从广东来电中得悉迎汪情况，即武断地认为其目的在“倒蒋”⁽⁷⁾。21日，中央军校全体党员电请汪精卫销假，中云：“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彷徨歧路，莫决南针。”⁽⁸⁾这尖锐地刺激了蒋介石的神经，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决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⁹⁾由此，他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憎恨：“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¹⁰⁾但是，这一时期，他因嫡系部队作战无能和进攻武昌失利，受到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正处于困境，对共产党硬不起来。

9月中旬，蒋介石派胡公冕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声称汪精卫回来，将被小军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国民革命势力⁽¹¹⁾。蒋介石这里所指“小军阀”，显然包括唐生智在内。蒋介石担心，汪回来，会受到唐生智等人的拥戴，成为他政治上的劲敌。蒋介石要求中共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要挟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¹²⁾同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会议认为：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纵容各县知事及驻防军与土豪劣绅所控制的民团相勾结，摧残农会，杀戮农民，包庇工贼，打击左派学生，苛取商民捐税，压抑民众自由，迫切需要从政治上恢复左派的指导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迫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为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但现正处于北伐期间，采用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继蒋而起的李济深、唐生智可能比蒋还右；第三个办法进行起来有很多困难；比较好的是第二个办法⁽¹³⁾。会后，陈独秀对胡公冕表示，汪回有三种好处。第一，攻下武汉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汪回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第二，新起来的小军阀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可以和缓一些；第三，张静江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陈独秀并称：中共只是在以下三个条件下赞成汪回。一、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¹⁴⁾。当时，蒋介石邀请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Г．Н．Bойтинский）赴鄂商谈。9月21日，中共中央与吴廷康会议，研究如何在汪、蒋、唐之间进行权力分配以避免冲突⁽¹⁵⁾。但吴廷康和张国焘赶到湖北时，蒋介石已经赴江西指挥作战。　

在苏联顾问中，蒋介石比较相信加伦，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常常通过加伦转达。9月27日，加伦劝蒋介石请汪“出任党政”⁽¹⁶⁾。两天后，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的来信，其中心意思是解释中山舰事件，“声明前事无嫌”⁽¹⁷⁾。10月3日，蒋介石发出迎汪电报，内称：“本党使命前途，非兄与弟共同一致，始终无间，则难望有成。兄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于此。兄可敝屣尊荣，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该电表示，特请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前来劝驾，希望汪精卫与之偕来，肩负艰巨⁽¹⁸⁾，从电报字面看，确能给人一种情意诚挚的感觉，但是，张静江长期瘫痪，他又怎么能远涉重洋，去向汪精卫“劝驾”呢？

对于蒋介石的意图，张静江心领神会。还在联席会议筹备期间，他就千方百计阻挠迎汪问题的提出。政治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之后，曾经成立过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成员为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鲍罗廷、顾孟馀等7人。从9月14日至29日，共开过6次会。其间，左派曾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将中常会、中政会合并，另选13人组织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可以包括左、中、右三派，但主席及秘书必须是左派。张静江蛮横地表示，这次大会不能提到主席问题，不能反对蒋做主席，声言“请汪复职”就是“拥汪倒蒋”，“誓以去就争”⁽¹⁹⁾。会下，他又以“前方战事紧张”为理由，对鲍罗廷说：“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的。”⁽²⁰⁾这样，终于迫使议案起草委员会未能提出该案。

联席会议（全名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于10月15日开幕，28日结束，共开会12天。出席者中央委员34人，各省区党部代表52人。由于中共中央会前指示各地组织，务必“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实在不得已再派我们同志去”⁽²¹⁾，因此，会上共产党人占四分之一，左派占四分之一强，另有一些半左派，中派和右派仅占四分之一。会议主要讨论了下列问题。

一、国民政府发展案。9月9日，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中称：“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也。”⁽²²⁾18日，再电张、谭，声称：“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²³⁾蒋介石的意图是运用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中共中央看出了这一点，但担心国民政府迁武汉后，“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因此，对之持反对态度⁽²⁴⁾。会议讨论这一议案时，谭延闿作了说明，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基础，这种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迁到北方将与奉系发生冲突，“目前无急迁之必要”，“与其忙于迁移，不如先把各省的基础巩固起来”⁽²⁵⁾。会议一致决定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

二、迎汪案。这是会上斗争最激烈的议案。事前徐谦曾要求张静江早日发表蒋介石迎汪电，但张坚持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并称：“汪系个人的事，不用过事张皇。”右派并扬言，要提出欢迎胡汉民案以为抵制⁽²⁶⁾。18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等四个党部将该案作为临时动议提出，内称：“当此党政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同志主持军事于外，一切建设政治与党务，非有能提纲挈领如汪同志者主持大计于内，不足巩固革命基础，实现党政真精神。”⁽²⁷⁾该案有山西、山东等25个党部附署，声势浩大，在此情况下，张静江才无可奈何地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但又表示，不知何处可以寻汪，受到与会代表的嗤笑⁽²⁸⁾。会议决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褚民谊五人会同张静江、李石曾即日前往劝驾。随后，江苏代表张曙时提出：此时非汪、蒋合作不可，应表示对汪、蒋同样信任，以免人家挑拨，甘乃光等附议，于是，会议又决定电蒋，“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²⁹⁾。

三、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案。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后，即指示广东区委，“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³⁰⁾联席会上通过的《最近政纲》即体现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意图。《政纲》共105条，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教育、行政、军事、妇女待遇、工业家、商人、学校教职员、各机关职员及雇员、农民、工人、军人等多方面的问题，在实际上规定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内外奋斗目标。如对内提出：“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之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对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行缔结尊重中国主权之新条约”。在妇女待遇上，规定“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社会上一切地位与男子有同等权利”；在农民问题上，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在工人问题上，规定“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自由，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等⁽³¹⁾。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精神而又能为各派所接受的纲领。

四、民团问题案。当时的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团大都掌握在土豪劣绅及不法地主手中，成为镇压农民运动，威胁国民政府统治的反动武装。会上通过了甘乃光、毛泽东等提出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案》，规定民团团长须由乡民选举，禁止劣绅包办；不得受理民刑诉讼；已有农民自卫军之地方不得重新设立民团；凡摧残农民之民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等。这就为改造民团、限制民团权力提供了根据，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

五、执行本党纪律及肃清反动分子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决定向西山会议参加者叶楚伧、邵元冲、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林森、张知本等提出警告，责令改正，限期两个月具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联席会议上，左派认为叶、邵二人虽有申明，但已超过期限，并系为到粤做事，不能相信，经共产党人转圜，未予议处⁽³²⁾。石瑛等八人因迄无表示，均开除党籍。同时决定“本党统治之地域内，不许西山会议叛党分子居留”⁽³³⁾。

六、请办沈鸿慈案。沈鸿慈原为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反共团体“司的派”，声言“预备从广州出发，再冲锋到全省全国去”，“打杀了假革命的CP”⁽³⁴⁾。左派学生将沈扭送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但张静江则认为“案情并不严重”，他把持下的监察委员会则认为沈“反对CP之假革命者则有之，仍未达到反对本党之程度”，仅予警告处分。联席会议期间，广州市警察特别党部所属组织纷纷要求惩办沈鸿慈，提案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等袒护反革命⁽³⁵⁾。会议要求张静江就沈案作出说明，张委托陈果夫报告。在张曙时、孙科二人责问下，陈表示“自应从严办理”⁽³⁶⁾。结果，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沈鸿慈的党籍，驱逐出境。

会议最后一天，丁惟汾突然提出，联席会议只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不能变更或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必定是无效的”，于是发生会议权能问题的激烈质辩。吴玉章提出：“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实行，只有第三次全国大会方有修正之权”，得到通过。

联席会议以左派的胜利结束。中山舰事件后，左派士气不振。此次会上，左派扬眉吐气，屡次向右派进攻，而右派则处于完全无力抵抗的地位。但是，由于未能改组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和权力结构，因而，左派的胜利只能停留在书面上。很快，陈独秀就慨叹：“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惟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顾忌⁽³⁷⁾。

二　迁都之争" class="reference-link">二　迁都之争

尽管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地点暂不迁移，但蒋介石仍然提出，希望“中央党部移鄂”。10月22日，他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力陈理由，说明“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³⁸⁾。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但10月底，在武汉的顾问铁罗尼（Теруни）向他写了一份报告，陈述对唐生智的忧虑，认为唐“像是一个卖弄风情（武装力量）的女人，谁给她最多，她就将自己出卖给谁”。铁罗尼说：“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与他对抗的只有陈公博这个懒虫和邓演达。”铁罗尼提出：“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或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³⁹⁾与此同时，张国焘也致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明唐生智“太聪明，野心也大，各方不满其态度”，须请粤方速派徐谦来⁽⁴⁰⁾。这样，鲍罗廷对迁都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日本和张作霖的关系紧张，清浦奎吾子爵在北京和李石曾、易培基谈判，询问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派代表到日本会商。广东国民政府的领袖们认为，“在这日本同张作霖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因而消除了迁都武汉会与奉系发生冲突的顾虑，并决定派戴季陶使日⁽⁴¹⁾。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宋庆龄等以调查各省党务、政务为名，自广州启程北上，拟经江西赴武汉，筹备迁都。

蒋介石闻讯，非常兴奋，于11月19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声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他并表示，在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自己不到武汉，因为“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⁴²⁾。同日，他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Schwartz）时说：“新国都将设于武昌，且将为中国永久之国都。国民政府由粤迁鄂，虽不能决定期限，但在最近期内必能实现，鄙人将于两星期内，由赣赴鄂，参与盛典。”⁽⁴³⁾22日，他派邓演达、张发奎二人飞粤催促。26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重要人员于12月5日第一批出发。这样，迁都武汉问题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中共中央仍然反对迁都。11月9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认为此举系蒋介石反对汪精卫回国的策略，倘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昌，则不仅汪不能回，左派势必相随赴鄂，使广东成为“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的计划必将成为泡影⁽⁴⁴⁾。12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批评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贸然主张马上迁移”⁽⁴⁵⁾。次日，在《政治报告》中指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⁴⁶⁾直到次年1月，迁都已成事实后，中共中央才决定支持武汉临时联席会议⁽⁴⁷⁾。

鲍罗廷等一行于12月2日到达南昌。6日晚在庐山会谈。蒋介石报告党务、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由于缺乏准备，蒋介石自觉“语多支吾”，“致启人疑”⁽⁴⁸⁾。7日，继续会谈，讨论外交、财政、军事各方面的问题。其内容，据蒋介石记载：一、对安国军问题，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二、工运主缓和，农运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发言说：“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连带解决。”会议中，有人提出取消主席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的，但他却立即表示附议，并进一步提出，请汪精卫回国，得到一致赞同⁽⁴⁹⁾。会议自然也谈到了迁都。这时，蒋介石还是积极主张迁鄂的。他在电复朱培德、白崇禧二人时曾说：“政府迁鄂，有益无损。”⁽⁵⁰⁾他并表示，在前方军事布置稍定后也要前赴武汉⁽⁵¹⁾。

12月10日，鲍罗廷等到达武昌。当时，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鲍罗廷等感到，没有中央机关，许多事都无法办理。13日，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举行谈话会。会上，根据鲍罗廷提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⁵²⁾。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其成员除上述各人外，特准湖北政府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用威（必武）二人参加。会后，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⁵³⁾。蒋介石迟至20日才复电表示赞成。

从提出迁鄂之议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执掌大权。1月24日，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至武昌，喜惧交集。惧者，责任加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者，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⁵⁴⁾这里所说的“责任加重”，显然是指他自己。现在临时联席会议居然没有他的位置，这使他很不高兴。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之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以反对“左稚病”，维护“联合战线”为主题。《政治报告议决案》称：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益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之勃起而恐怖而日益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⁵⁵⁾。陈独秀认为，当时“左稚病”有六种表现：一、看不起国民党；二、包办国民党；三、包办民众运动；四、否认左派存在；五、误解党的独立；六、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⁵⁶⁾。这次会议的中心口号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其办法主要是：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改善我们和国民党之关系”，“扶助左派势力的发展”，“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首领的文人政府”，确定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等⁽⁵⁷⁾。其中最核心的是扶持和援助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会议在《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的议决案》中提出，我们必须从上、中、下三层“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其内容为：一、帮助左派的上层领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结合，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二、在社会下层中，即手工业工人、店员及农民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使左派领袖有左派的群众，并且要使社会下层的民众团体接近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使他们有党外的左派群众。三、帮助左派造成中层势力，做上层左派和下层群众间之链锁⁽⁵⁸⁾。

应该承认，支持和扶植左派的想法并不错，问题是：第一，左派必须看准，不能是软弱的动摇不定的左派，或假左派。第二，不能把希望只放在左派身上，必须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有必要的应变准备。

在土地问题上，陈独秀和鲍罗廷有分歧。当时，鲍罗廷主张以对农民问题的态度作为识别真假左派的标准，陈独秀不同意。他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取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中央特别会议完全接受陈独秀的观点，把土地问题列为“研究室中”的问题。决议规定：“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办而孤立。”⁽⁵⁹⁾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以国民党左派为主，以徐谦为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精神一致，但是，特别会议没有讨论临时联席会议的有关问题，显然，不论是陈独秀，还是鲍罗廷，都没有估计到，由此会引发一场剧烈的争论。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人员为张静江、谭延闿、顾孟馀、何香凝、丁惟汾等。12月6日，张静江等自广州出发。同月31日，抵达南昌，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就西上武汉。但蒋介石却于1927年1月3日，突然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出席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邓演达、宋子文、林祖涵、朱培德、柏文蔚、何香凝、顾孟馀、陈公博等人。会后通告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⁶⁰⁾。关于这一次会议的情况，陈公博回忆说：“虽说是讨论，但实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机会。”⁽⁶¹⁾4日，上项决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通过，随即在南昌设立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7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上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十三人为分会委员，同时通过组织湖北省政府案，以邓演达等五人组织之。这些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武汉方面接到南昌的通知后，徐谦、孙科曾于1月6日致电蒋介石等，询问不迁汉理由，要求暂保守秘密，认为“如宣布，民众必起恐谎，武汉大局必受影响”⁽⁶²⁾。7日，鲍罗廷也致电蒋介石，要求缓迁南昌⁽⁶³⁾，同日，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开会讨论。当时，正值武汉各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会议认为：“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⁶⁴⁾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之前，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会后，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并称：“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⁶⁵⁾10日，再次开会讨论，陈友仁提出，如果将临时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对英交涉将立即停顿，“于外交前途殊属不利”。会议决定，仍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蒋介石对武汉左派的意见置若罔闻。1月12日，蒋介石偕彭泽民、顾孟馀、何香凝以及加伦抵达武汉，与鲍罗廷、徐谦等人晤谈，要求在鄂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武汉给了蒋介石以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一时间，“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武汉也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在人海旗林的群众集会上，或在觥筹交错的宴席中，便免不了出现与气氛迥异的插曲。当晚，在欢宴蒋介石时，鲍罗廷犹豫再三，终于说：革命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到武汉，“乃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他并说：“以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CP，欺压CP，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那我可不答应的。”第二天，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交谈，并且写了一封长信，和孙科一起交给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的理由。蒋介石以为“很对”，但表示须一星期后回南昌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他对鲍罗廷昨日晚宴时的讲话耿耿于怀，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并说：现在“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他指责鲍罗廷“跋扈横行”，声称：“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⁶⁶⁾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本来还过得去，自此，双方就都难以相容了。

15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是否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一事。徐谦说明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和经过，认为“已无继续之必要”。鲍罗廷提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过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⁶⁷⁾经过讨论，决定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当晚，蒋介石宴请各界代表。各代表发言中，“一致恳切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迁鄂”。蒋介石无法，只能表示：“我当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⁶⁸⁾

蒋介石在鄂期间，街上已经出现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他曾先后会见陈铭枢、何成濬、周佛海、叶楚伧等人，这些人都对武汉群众运动和中共力量的发展不满。蒋对何成濬说：“此间形势不可久留，我去矣，汝亦速去为好。”⁽⁶⁹⁾1月18日，蒋介石返赣。

事实表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返赣途中，他在牯岭与张静江商量，提出驱逐鲍罗廷。21日、22日，又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致电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命令联席会议毋庸继续，立即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武汉方面再次经过讨论，回电表示：“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

为了迫使蒋介石同意照原议迁鄂，武汉的左派们决定动员群众的舆论，并施加财政压力。当蒋介石还在武汉的时候，湖北省党部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会议发表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深滋疑虑”，要求蒋介石“根据前议，定鼎鄂渚”⁽⁷⁰⁾。17日，发表第二号通告，指示各级党部、各团体共同通电要求⁽⁷¹⁾。此后，省总工会、省学联、汉口市商协陆续发表通电：2月5日，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又联合呼吁全国各级党部一致电请。与此同时，宋子文则将蒋介石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扣不发，急得蒋介石不能不派徐桴到武汉催领。宋子文称：“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⁷²⁾徐桴无奈，只好电劝蒋介石：“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⁷³⁾4日，宋子文亲赴江西斡旋。群众的舆论蒋介石可以不理，但军费不能不要。2月8日，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昌。但是，同时决定，派徐谦赴美，戴传贤赴俄。这一决定貌似公正，而实际上是打向临时联席会议的一根棍子。至于中央全会，则被推迟到“俟东南战事告一段落”以后。

在经历了重重风波之后，迁鄂之议再次定下来了。2月9日，宋子文自南昌致电武汉，说是谭延闿等三人数日内即可莅鄂。20日，南昌各界召开了欢送党、政府迁鄂大会。会后，仍不见人员启程。武汉方面真是望眼欲穿了。21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一、结束联席会议；二、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办公；三、中央执行委员会3月1日以前在武汉召开全体会议⁽⁷⁴⁾。

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但是，谭延闿等还滞留在南昌，风波并未平息。2月22日，南昌方面声明：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反应的迅速和强烈预示着更大的风波还在后边。

三　恢复党权运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class="reference-link">三　恢复党权运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为了改变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情况，1926年10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即拟提出恢复党权问题，但由于张静江的抵制，未能成功。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专制跋扈有了进一步的感受，因有恢复党权运动的展开。

徐谦接到蒋介石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职务的电报后，非常紧张，立电在宜昌工作的吴玉章回武昌商量，吴玉章表示：“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⁷⁵⁾2月9日，部分在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集会，决定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馀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从事党权集中”⁽⁷⁶⁾。2月11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要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⁷⁷⁾13日，湖北省市两党部召开会议，宛希俨提出，党已经出现了一种“危机”，“失去民主集中制性质，而且有一种独裁的趋势”⁽⁷⁸⁾。会议通过“恢复党权，统一党的领导机关”等党务宣传四大要点。14日，颁布全省民众欢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委员全体迁鄂口号，其中提出的要求有：“提高党的威权”；“打倒党内、党外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反对个人独裁，实现党的民主化”；“实行清党运动”等⁽⁷⁹⁾。15日，湖北省党部发表《为欢迎谭主席迁鄂告民众》，内称：“如有不受党的指挥，违反党的政治，以及一切不利于党的腐化分子，我们要努力的铲除他；如果有使汪主席不能复职的障碍，我们要尽力的消除他。”⁽⁸⁰⁾同日，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出席邓演达、顾孟馀、张太雷、叶楚伧等三十余人，由顾孟馀报告党务宣传情形，会议通过《党务宣传要点》：一、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二、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四、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五、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六、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七、军队在党的指挥之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的武装决斗⁽⁸¹⁾。在此前后，安徽临时省党部代表团、第七军政治部等纷纷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一时舆论沸腾，群情激昂。

在恢复党权运动中，孙科、邓演达、徐谦尤为活跃。孙科曾激愤地对陈公博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⁸²⁾他于2月19日发表文章，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总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⁸³⁾。继孙科之后，邓演达也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作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⁸⁴⁾他要求大家认识目前斗争的性质，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

孙科、邓演达的文章反映出武汉左派们的普遍情绪。2月22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五次会议，通过于树德提议，决定接受21日扩大联席会议的要求，即日以中央名义通电各地中央委员如期到会，推徐谦、孙科、顾孟馀、宋子文、吴玉章、陈友仁七人为提案委员会委员。23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以监察委员代理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使党的意志无由表现，造成“朕即国家”的状况⁽⁸⁵⁾。次日，武汉三镇1．5万人集会，拥护恢复党权运动。会议由董必武主持，徐谦讲话提出“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台下群情激昂，大呼打倒张静江口号⁽⁸⁶⁾。下午，续开庆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鄂办公及上海大罢工示威大会，到会群众达20万人。

尽管武汉的恢复党权运动如火如荼，左派们也义愤满腔，但是始终没有正面批判蒋介石，并且仍然期望他勒马回头。2月5日，根据邓演达的提议，派陈铭枢、谢晋二人，携带徐谦等26人的联名信件和拟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的《议案大纲》前往南昌，征求蒋介石的意见，并邀请他到武汉参加会议。函件表示，相信蒋介石“在此军事上屡建奇功之时，定能体现总理建党之意与北伐将士为党效死之决心，使本党威权普及于军事势力所及之地。”⁽⁸⁷⁾同行者还有蒋介石派到武昌来刺探情况的陈公博。

对武汉左派的恢复党权运动，蒋介石恼怒异常。2月19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自称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如果中正想成为一个独裁制，把持一切，操纵一切，如果中正有这样要做一个军阀的倾向，岂但本党各同志可加中正以极严厉的处分，中正随时都可以自杀的”。他又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⁸⁸⁾两天后，他在南昌再次发表演讲，声称：“现在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限有冲突的”，“就是现在汉口的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还说：“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制。”讲话中，他一方面表白：“中正是向来援助共产党的。”但又说：“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⁸⁹⁾这些讲话，透露了他心中秘藏的杀机，预示了他将要采取某些行动。26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撤回鲍罗廷⁽⁹⁰⁾。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财政问题还未解决，不具备和武汉左派彻底决裂的条件。因此，在谢晋等人到达南昌后，他的态度不得不作某种“转变”。

在听取陈公博的汇报后，蒋介石即命陈替他起草拥护中央的通电。2月27日，他发表《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虽然语中含刺：“个人之左右，固须严防；党团之操纵，尤须注意”，但还是表示，希望各同志“一致接受”⁽⁹¹⁾。28日，致电宋子文、孙科，声称“各同志所拟提案，皆中正夙昔主张，完全同意，深望党中同志共体党之存亡，一致团结”⁽⁹²⁾。他要求展期一星期开会。同日，武汉方面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决定将会议延至3月7日。

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二届三中全会问题。谢晋和谭延闿有旧谊，此时谭已为谢晋说动⁽⁹³⁾，何香凝、陈公博等也都主张赴鄂与会。经长时间讨论和诸人苦劝，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全体在赣委员6日启程，但第二天，蒋介石随即表示，通电服从中央并非他的“本意”⁽⁹⁴⁾。他再次要求会议展期，表示谭延闿等五人可以先行，自己须待朱培德去樟树镇检阅军队后一起动身。5日，在为谭延闿等饯行时，蒋介石慷慨地表示：“党部、政府迁鄂，南昌同志誓拥护到底。”⁽⁹⁵⁾但又说：“他们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⁹⁶⁾他终于没有到会。

3月7日，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到达武汉，受到伫立在滂沱大雨中的十万市民的热烈欢迎，随即被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场。当日到执、监委员25人，以孙科为临时主席。首由谭延闿报告南昌方面情况，声称蒋介石、朱培德11日可到鄂。要求稍等一两天，“候其亲来则两方意思可以调和”⁽⁹⁷⁾。李烈钧则表示：“希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同志捐除意见。”⁽⁹⁸⁾徐谦报告联席会议的成立经过，说明中山舰事件以来，党出现了迁就军事的不正常现象，他说：“为今之计，须赶紧纠正。此非对人问题，乃改正制度，使革命得最后之胜利而已。”⁽⁹⁹⁾会议就是否等候蒋、朱二人，延期至11日召开进行讨论。彭泽民、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顾孟馀等认为到会人数已足，不能再延，一致要求当日正式开会。彭泽民说：“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又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¹⁰⁰⁾吴玉章说：“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¹⁰¹⁾谭延闿再次发言，声称：“南昌要求展期之理论上固不足，可是事实上亦须顾到。”“延闾不愿党有裂痕，南昌之请求，请大家须注意！”⁽¹⁰²⁾此后，会议就是否已足法定人数进行讨论。谭延闿认为，须中央委员19人出席方可，徐谦则认为到会中央委员16人，已足法定人数。谭称：“西山会议不足法定人数，吾人即以此驳斥之，请注意！”谭延闿的话受到吴玉章的强烈反对，他质问说：“西山会议，是根本的不对，还是人数的不对？（谭插话：人数亦不对。）今日会议绝对不能与西山会议相提并论。此种说话，甚为妨害彼此感情。”至此，会议气氛已经相当紧张。在主席询问是否付表决时，李烈钧宣布退席，这使会议的气氛更形紧张。休息后，徐谦提议将当日会议作为预备会，孙科提议8日开提案委员会，9日开全体提案审查会，10日开全体会议，得到通过。会议同时选定徐谦、谭延闿、孙科、宋庆龄、顾孟馀五人为主席团，陈其瑗为秘书长。

二届三中全会筹备期间，陈铭枢准备利用第十一军的力量发动政变，逮捕与会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但由于邓演达、唐生智防范严密，未敢动手⁽¹⁰³⁾。6日，陈铭枢声称到外国一换环境，补充革命学识，辞去武汉卫戍司令及第十一军军长职务，潜往南昌。

3月10日，会议正式开幕，詹大悲、经亨颐、谭延闿、恽代英、谢晋、丁惟汾、孙科、周启刚、朱霁青、徐谦、夏曦、宋庆龄、于树德、毛泽东、陈其瑗、王法勤、吴玉章、丁超五、林祖涵、董用威、宋子文、陈友仁、顾孟馀、邓懋修、何香凝、李宗仁、陈公博、彭泽民、江浩、邓演达、许苏魂、王乐平、柏文蔚等33人到会，其中中央执行委员18人，候补中委11人，候补监委4人。左派占压倒优势。会议至17日闭幕，共通过决议案二十项，宣言及训令三份。

一、充分肯定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必要及其工作成绩。会议明确指出，该会“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认为它领导群众进攻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因而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的权威⁽¹⁰⁴⁾。这就针锋相对地否定了蒋介石对“临时联席会议”的指责。

二、恢复和提高党权，采取了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政的新的集体领导体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实行主席制，蒋介石借此集权于一身。此次会上，主席制成为集矢对象。徐谦批评其“只见个人权利，不见党的威权”⁽¹⁰⁵⁾。孙科称：“以主席为唯一领袖，并且兼为军事领导，此种封建思想对于党内党外皆有影响，渐次便成独裁制度。”⁽¹⁰⁶⁾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与安徽、直隶、山西、河南四省党部代表联合提出《请取消主席制度案》，认为“有主席一日，党内就一日不宁，革命前途有很大之危险。”⁽¹⁰⁷⁾会议通过的《统一领导机关案》确定不设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前后，由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同时设立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由全体常务委员及全体会议选出之执行委员6人组成，并指定其中7人为主席团，审议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¹⁰⁸⁾。会议通过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须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人组成，前者9至13人，后者6人，其中7人为主席团；主席团之决议及命令，须有4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须军委会提出，由中央委员会任命⁽¹⁰⁹⁾。为了防止个人干预外交，会议通过的《统一外交决议案》规定：党员不得擅自变更外交主张或直接与列强接洽任何条件；政府职员不得私自与帝国主义接洽或进行秘密交涉；所有外交人员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¹¹⁰⁾。为了防止个人干预财政，会议又通过《统一财政决议案》，规定“集中各省财政管理权于财政部”，在正式省政府未成立前，各省财政主管人员由财政部选任，对财政部完全负责；非经财政部许可，各省不得征收新税、改变税率、组织新银行、发行新公债、新钞票⁽¹¹¹⁾。此外，为了改变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的状况。会议还通过了由彭泽民提出的《关于军事政治学校之决议案》，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¹¹²⁾。

三、坚持并重申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前所未有地提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曾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席会议，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与“纠纷”，一直未能召开。会议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规定：该项联席会议“须立时开会”，但其目的则与前迥然不同，旨在“讨论一般的合作办法”，“共同指导”农民与工人运动⁽¹¹³⁾。《决议案》实际上否定了二届二中全会作出的限制，达到了使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及各种政治组织、民众组织的预期目的⁽¹¹⁴⁾。《决议案》表示，本党应第三国际之邀请，应即派代表三人出席第三国际会议，接洽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决议案》甚至提出，应由第三国际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省政府。

北伐出师之后，群众运动有了迅猛的发展。会议通过的《对全国人民宣言》提出：“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宣言》表示，将设立农政部及劳工部，“实现本党的农工政策”⁽¹¹⁵⁾。在讨论中，孙科说：“革命根本问题为农民解放问题。中国人民中百分之七八十为农民，如农民解放运动做不到，国民革命即难成功。”⁽¹¹⁶⁾邓演达说：“乡村农民之兴起，参加政治斗争，打碎封建思想，其结果非常伟大。”他热情肯定了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农民运动的成绩，认为“如旁观或制止即系自杀”，主张“令农民放胆去做”⁽¹¹⁷⁾。会议除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外，又通过了《对全国农民宣言》。《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当时应立即实行的十条事项，如：建立区乡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在本年内完全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依法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明令禁止高利盘剥、赋予区乡自治机关管理粮食出境的权力等⁽¹¹⁸⁾。《对全国农民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肯定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转移到农民手中。《宣言》表示，为保障胜利，农民“应得到武装”，“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¹¹⁹⁾。《农民问题决议案》与《对全国农民宣言》均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提出，又经会议指定徐谦、恽代英、王法勤、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顾孟馀、邓懋修、毛泽东组成审查委员会修订，其中不少观点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一致，显然有他的手笔在内。

为了镇压农村反动势力，会议批准了董用威（必武）代表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与《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四、否定非法选举，打击了右派势力。1926年12月，广东省党部召开代表大会，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在陈果夫操纵下，以中央名义指定若干人加入预选，然后再以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名义圈定15人，结果，使右派当权。其后的江西省和广州特别市党部选举都存在类似情况，为此，会议不顾陈果夫的抗辩，通过了张曙时等人的提案，指出上述选举“违背总章，应由常务委员会令其从速改选”⁽¹²⁰⁾。会议并接受暹罗支部控告，批评萧佛成的言论与行为，决定停止其中央委员职权，解除其在暹罗的一切职务。

五、改选并组成了新的党、政领导机构，其结果为：

常务委员九人：汪精卫、谭延闿、顾孟馀、徐谦、蒋中正、吴玉章、陈公博、孙科、谭平山。

中央各部长：组织部部长汪精卫、宣传部部长顾孟馀、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工人部部长陈公博、商民部部长陈其瑗⁽¹²¹⁾、妇女部部长何香凝、青年部部长孙科、海外部部长彭泽民。

政治委员会：宋子文、宋庆龄、王法勤、林祖涵（伯渠）、陈友仁、邓演达。

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馀、徐谦、谭平山、宋子文。

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冯玉祥、唐生智、程潜、李宗仁、何应钦、李济深、朱培德、张发奎、谭延闿（以上为军人）、汪精卫、孙科、徐谦、邓演达、顾孟馀、宋子文。

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汪精卫、徐谦、谭延闿、蒋中正、邓演达、唐生智、程潜。

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谭延闿、于右任、程潜、孙科、李宗仁、黄绍竑、徐谦、蒋中正、宋子文、朱培德、李济深、唐生智、冯玉祥、陈友仁、顾孟馀、谭平山、孔庚、杨树庄、柏文蔚、钮永建、何应钦、彭泽民、经亨颐、宋庆龄、王法勤、吴玉章、陈调元。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

根据上述名单，蒋介石虽然还担任常务委员、军事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四项职务，但已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而汪精卫则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3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誓词为：“余敬谨宣誓，余将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忠心并努力于本职，并节省经费。余决不雇用无用人员，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¹²²⁾至此，新的一届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二届三中全会似乎功德圆满了。

二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空前的胜利。它完成了1926年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纠正了二届二中全会所作出的许多错误决定，使它成为一大、二大以后国民党史上又一次充满革命热情和气氛的会议。但是，兴高采烈的左派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胜利远不是巩固的，因为蒋介石还掌握着军权。当纸上的宣言和决议与枪杆子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显然不能与后者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