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方的粤桂战争与孙中山回粤"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南方的粤桂战争与孙中山回粤

一　第一次粤桂战争与桂系退出广东" class="reference-link">一　第一次粤桂战争与桂系退出广东

1918年5月广州军政府从大元帅制改为政务总裁制后，在七位政务总裁中，孙中山和唐绍仪居留上海，唐继尧在昆明，留在广州的四总裁，伍廷芳和林葆怿较少参与政务，所谓政务会议实际难以举行，军政府的日常事务由主席总裁岑春煊打理，桂系首领陆荣廷则处在幕后，成为军政府实际的太上皇。参加军政府的各派各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只是因为联合应对北洋系的需要，才维持着形式的统一。

桂系以客卿身份得“护法”之便而在袁世凯败亡后占据着广东。广西贫瘠，广东富庶，桂系在广东享受了种种好处，乐不思归，且态度居高临下，不知持重，提出“以粤养桂”，以征服者自居，各级官僚多用桂人，为政苛刻，滥征税收，重重盘剥，与民争利，“虽前清豁免之粮，亦勒令缴纳”；骚扰地方，军纪废弛，倡赌倡烟，流毒甚烈，“鸦片烟勒种遍地，乡人求免，反遭其祸”⁽⁶¹⁾；从而激起广东绅商和民众的强烈不满，桂系因而与广东地方势力积累下重重矛盾，也在广东民间引发了“仇桂”心理。驱逐桂系、“粤人治粤”的呼声渐起，给其时蛰居上海的孙中山创造了重返广东另开新篇的可能。

孙中山既是革命理论家，更是革命践行者，对于被迫离开广东，而由桂系把持军政府，他自然不甘听任。在双方表面维持、相安无事之余，孙中山实际正在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并决意与桂系决裂，再开新局。1919年8月7日，孙中山致电护法国会，认为不法武人“借国会所授之权，以行国民所深恶之政治，移对付非法政府之力，以残虐尽力救国护法之人，毒害地方，结连叛逆，欺骗国会，蔑视人权”；声明“决不忍以之共饰护法之名，同尸误国之罪。兹特辞去军政府总裁一职，以后关于军政府之行动概不负责”。虽然军政府政务会议立即致电挽留，但孙表示“文志已决，义不再留”。29日，孙中山又致函护法国会两院议长林森和吴景濂，表示“鉴于两年来经过之事实及南中不法武人最近阴谋之真相，觉护法之希望，根本已绝，万无再与周旋之余地”，希望“先将军政府取消，使不致为群盗所居奇”⁽⁶²⁾。留在广州的护法国会议员多为国民党出身，他们虽然派系林立，与孙中山的关系有亲有疏，但在反对桂系控制军政府、为国民党谋取发展地盘方面则是基本一致的。在孙中山的号令下，国民党议员在护法国会提出对岑春煊的不信任案，迫其于10月27日提出辞职。此举最后虽未成事实，但国民党议员主导的护法国会实际已与军政府处在对立状态，从而动摇了军政府继续维持的基础。

继护法国会向军政府发难，桂、滇两系又因驻粤滇军统率权问题而生龃龉。驻粤滇军有二个师，其统领李根源因为与政学系的关系较为密切而亲近军政府（政学系是军政府在政治上的支持者），岂料桂系仍不放心，还想进一步掌控滇军。1920年2月，广东督军莫荣新委任与唐继尧无甚关系的杨晋出任滇军师长，使唐颇为恼怒。军队本是军阀的命根子，桂系此举触动唐继尧的敏感神经，使他对桂系生发恶感，立即改令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李烈钧统领驻粤滇军，确保其控制权，并对军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使军政府权威大受影响。国民党方面随之借机与唐继尧商议将护法国会和军政府从桂系控制的广东迁至昆明另起炉灶的可能性，桂系此举实在是表现轻率而得不偿失。

1920年3月29日，军政府政务总裁兼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不辞而别，离穗去港转沪，还随身带走了数额不菲的关余款项。伍廷芳此举不仅影响到军政府的声望，更使军政府因缺钱而难以运转。4月11日，军政府政务总裁林葆怿辞职。4月25日，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正式宣布脱离军政府，军政府总裁去其大半，已不足决策的法定人数。与此同时，国民党组织护法国会议员离粤赴港转沪，众议院正、副议长林森和褚辅成、参议院议长吴景濂与三百多国会议员先后离去（他们之中的大半都到了上海，并在5月间决议护法国会迁往昆明），护法国会议员亦去其大半，“护法”的法理依据成了问题。伍廷芳、唐继尧、林森、吴景濂相继发表通电，以军政府政务会议不足法定人数而否认其法定效力，提出其“所有一切政治行动，当然无效”⁽⁶³⁾。为了应付此等不利局势，军政府匆匆召集留粤议员集议，推举孙光廷为参院主席，陈鸿钧为众院主席，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军政府政务总裁，以使军政府的运作在名义上具有法理有效性。但参加选举的国会议员人数本就不足法定，而被推举的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实际又未就职，广州军政府还是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

随着形势的发展对桂系渐趋不利，居留上海的孙中山频频动作，一方面在政治上否认广东军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布置军事讨桂行动，企望由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打击桂系，为回粤再度开府创造条件。6月2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及唐继尧的代表李烈钧在沪会议。次日发表宣言，责广州“政务会议成立以来，徒因一二人所把持，论战则惟知拥兵通敌，论和则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济其私，以专擅逞其欲，遂有所谓五条办法者。护法宗旨，久已为所牺牲，犹且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宣示“自当同心戮力，扫除危难，贯彻主张”；声明军政府移昆明办公，广州方面的“一切命令行动，及与北方私行接洽之事，并抵押借款，概属无效。所有西南盐余及关余各款，均应交于本军政府。在军政府移设未完备以前，一切事宜，委托议和总代表分别接洽办理”⁽⁶⁴⁾。7月24日，孙、唐、伍、李在上海再次会议，并在28日发表宣言，表示“倘有违背护法救国主张，复假借名义，以谋个人权利者，不问南北，不问派别，当与国民共讨之”⁽⁶⁵⁾。随后，部分到昆明的护法国会议员在8月7日集会，罢免了岑春煊的职务。护法阵营内部已然决裂，但昆明的对外交通不便，唐继尧实际上也不愿军政府和国会迁到昆明，在自己的地盘上养着太上皇，致其统治碍手碍脚⁽⁶⁶⁾，孙中山继续革命的立足点仍然只能放在广东，而要重回广东，就要解决桂系的问题，为此，孙中山着手发动武力讨桂的行动。

孙中山作为“讨桂”主力运用的军事力量，是其时驻扎在闽南漳州、龙岩一带的粤军陈炯明部。陈部原为广东省长朱庆澜的警卫军，约有二万余人，1918年春以援闽粤军的名义进驻闽南，其后陈驻节漳州，经过两年多的整训发展，具备了一定实力，也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可以依靠的惟一嫡系武装力量。为此，孙中山将邓铿、许崇智等派到这支部队任职，并多方为其筹饷筹械，力图直接掌握这支部队并寄予厚望。但因陈炯明为驻闽粤军的直接领导人，部队各级军官多为其指派，故陈炯明对部队的影响力超过孙中山，部队实权基本控制在陈炯明手中，因此，与其说驻闽粤军是国民党的部队，不如说是陈炯明的部队。对于这支部队的使用，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想法实际是不同的，孙中山希望陈回师广东，驱逐桂系，重新建立国民党的根据地，但陈炯明却不愿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行动，以免有损自己的实力，妨碍自身今后的地位和发展。所以在直皖战前，当孙中山认为“讨桂”时机已经成熟，数次动员陈炯明率部回粤“讨桂”时，陈炯明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一再推脱，迟迟其行。

直皖战争的爆发为陈炯明部回粤“讨桂”创造了时机。直皖战前，北方的直系和南方的桂系虽分处“正统”和“护法”的不同阵营，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直桂双方实际达成了默契，彼此暗中互相支持。桂系知其在粤不得人心，为维持其在粤统治，有意寻求与直系合作，共同对付国民党。桂系首领陆荣廷认为：“直系如得胜利，时局庶有转机，我辈夙主联直，尤应乘时利用，援应直系，自属应有之义。”⁽⁶⁷⁾北方的直皖战争打响后，桂系大将、粤督莫荣新随即部署在广东的桂军移师潮汕，出兵闽南，名为“讨伐”属于皖系的闽督李厚基，实则意在消灭对桂系控制广东构成威胁的陈炯明部。1920年8月，在桂系的督促下，岑春煊代表军政府下令分路攻闽，以桂军沈鸿英为总司令，靖国军方声涛为左路司令，桂军刘志陆为中路司令，浙军吕公望为右路司令，林葆怿率海军配合作战，力图一举荡平闽南。与此同时，在上海的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遂派朱执信、廖仲恺等到漳州，向陈炯明反复说明形势，陈明利害，并联合闽督李厚基（孙此时已有建立粤皖奉反直同盟的考虑），由其向陈部拨发相当数量的军费和军械，促其回师广东。而陈炯明此时亦感觉其部长期驻在闽南，四面被围，发展空间有限，不易得到外援，既为李厚基所疑，亦为桂系所忌，不如回到广东，另谋发展，故同意孙中山的回师计划。他派叶举、邓铿、许崇智分任中、左、右路总指挥，自闽南发兵回师广东。8月12日，陈炯明发出粤军誓师回粤通电称：“全军同仁，忍无可忍，乃不得已全体宣誓，冒死杀敌，救我粤人，粉身碎骨，实有荣光。”⁽⁶⁸⁾

因为桂系在广东数年的统治不得人心，陈炯明部回粤得到广东各地民军的呼应和支持，且陈炯明以“粤人治粤”收揽人心，进展比较顺利。8月中旬粤军回师，18日占潮安，20日占汕头，粤军在潮汕地区立下了稳定的根基。9月初，唐继尧和谭延闿分别派出滇军和湘军自西、北方向增援粤军，与东面的粤军共同构成了对广州的三面包围态势。唐继尧且致电陆荣廷，态度强硬地令其速撤驻粤桂军，“还政粤人”。

9月上旬，粤桂两军先是在河源激战，随后在惠州形成胶着。此时各路民军纷起，形势对桂系不利。9月16日，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在朱执信的策动下宣布独立⁽⁶⁹⁾。18日，陈炯明对莫荣新发出最后通牒，令桂军在两个月内退出粤境，桂系军政官员一律免职，并限岑春煊在双十节前离开广州⁽⁷⁰⁾。民军首领李福林与广东地方实力派首领、广东警察厅长兼江防司令魏邦平合作，在广州河南宣布独立，广州桂军已处在四面楚歌之境。在粤军的军事压力下，陆荣廷先还企图“弃惠州各县，麇集省城，稍养锐气，分守兵工厂，俟我桂军到齐肇庆，以全力分路进攻”⁽⁷¹⁾。但形势的发展已不容陆荣廷的拖延之策，9月28日，陆荣廷被迫致电广东方面，表示“为保全地方计，即请粤省诸公公同筹议，妥速选举贤能，继任督军，以维治安，而息纷扰。除陈炯明倡乱逞私，不能交付，此外无论何人出担粤事，桂军在粤一日，无不尽力维持。……一俟粤局底定，桂军即当全数调回，以符不争利权之初心，而顾全唇齿之本旨”⁽⁷²⁾。

为了避免粤、桂两军交战殃及广州市面安定，广东地方士绅出面调停。9月29日，广东省议会议长林正煊面见莫荣新，讨论善后办法。莫虽然知晓桂系已难在广州立足，但仍反对陈炯明接任粤督。林正煊遂与李福林、魏邦平等推举海军次长、广东人汤廷光接任粤督。但莫荣新又节外生枝，索要200万元的巨额开拔费，表示非如此桂军不能撤离。10月初，广东各界维持和平会决定筹款50万元付与桂军，俾其早日撤离。此时粤桂两军在东江前线对峙，莫荣新认为战局有望维持，故又出尔反尔，不愿交权，声明“凡驻粤各军安顿结束事宜，一日未能妥洽，本督军照常维持，断不敢稍弃权责”⁽⁷³⁾。又提出以沈鸿英督粤，桂军留两师长期驻粤，陈炯明部退回闽南，广东承认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的方案。桂系此举无异于继续维持其对广东的控制，引来粤军上下的一致反对及同仇敌忾，双方战火重开，21日粤军攻占惠州，兵临广州城下，桂系方觉大势已去，不能不准备退出。24日，陆荣廷、岑春煊、林葆怿、温宗尧等以护法军政府总裁名义联名发表通电称：“即日自决辞去总裁，解除军府职务，以期回复国家原状，而减愆由于万一。自今以后，当局应从全国军民愿望，依法召集国会，遵循法轨，与民更始。西南诸省亦应顾念全局，迅速促成统一，妥筹善后，苏息民生。”⁽⁷⁴⁾莫荣新则于26日“率同将士宣布取消自主，粤事应听中央政府主持。……一面派出代表切实磋商，一面迭电前方各军相机撤回，赶办收束。兹为保全粤民，减免战祸起见，于中央政府未任专员以前，先率将士让出广州市区，所有维持地方治安事宜，应由粤民所举之新督军负此责任”⁽⁷⁵⁾。随后，莫荣新入广州沙面英国领事馆暂避，马济、林虎收容桂军残部撤离广东。

10月28日，粤军进驻广州，结束了桂系对广东四年多的统治，但陈炯明并不承认先前广东各界推出的汤廷光为督军，孙中山为得到陈炯明对其回粤开府的支持，于11月1日通过广州军政府驻沪办事处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主持广东军政事务，陈炯明从此成为广东的实际统治者。

二　孙中山回粤重建军政府" class="reference-link">二　孙中山回粤重建军政府

桂系失去对广东的控制后，为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宣布撤销护法军政府并广东取消自主，又在11月4日由桂督谭浩明宣布广西取消自主，从而在北洋系中引起了对“统一”的鼓噪。10月31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和平统一”令，称“南北纠纷，累年未戢，民生久 ，国计日殚，国人延颈跋踵，惟日盼统一之日”，令各军民长官“务期导扬文治，康济民生，以巩固我中华民国维新之运”⁽⁷⁶⁾。国务总理靳云鹏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讨论“统一”问题。11月7日，徐世昌主持召开“统一善后事宜”筹备会议，决定在北京国务院设立筹办“统一善后会议”事务处，14日由靳云鹏主持召开了“统一善后委员会”的首次正式会议。不过，北洋系的举动在南方护法各省并未引起应有的反响，显得是自说自话。10月31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发表通电称：“最近粤军回粤，岑、莫败亡，乃相率逃窜之余，辄为取消自主之说，其情可悯，其事可笑。初不意北方竟引为口实，据闻有伪统一之宣布，似此举动，过于滑稽儿戏，直无否认之价值。惟深察北方之用意，实思以伪统一之名义，希图借取外债，以延长其非法政府之命脉。文等用不惮烦，更为正式宣告，须知岑春煊早丧失地位、资格，而军政府依然存在，初不因岑等个人反复致生问题。此次北方宣言，文等绝不承认。”⁽⁷⁷⁾在桂系从广东败退之后，孙中山考虑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因应政治现实，延续护法“法统”，从而与北洋军阀操控下的中央“法统”相抗衡。

为了在广东恢复政权，孙中山需要得到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而在当时南北对立的情况下，为了联合对北，只要不实际干预地方内部事务，西南各省对恢复广东政权也乐观其成，惟有广东的实际当家人陈炯明并不积极，因为广东政权恢复后，具有“中央”的名分，而且又驻留广州，陈炯明实在是不愿意有这个“中央”架在他头上，对其发号施令，妨碍其独断专行，所以他迟迟没有表态，反而电劝孙中山等可以就近在上海处理有关政务。不过，当时国民党内外都有孙中山回粤开府的强烈呼声，陈炯明刚刚回粤，立足未稳，孙中山考虑到陈的情绪，又赋陈以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管理广东军务，全省所属陆海各军，均归节制调遣”的重任⁽⁷⁸⁾。陈炯明不便即时发作，勉强同意了孙中山回粤开府的计划。

11月25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在许崇智到沪敦请后乘轮离沪，28日到达广州，在当晚广东省署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称：“吾国必须统一，惟以民治为统一方法，然后可期长久；武力不过辅助民治之不及，非不得已，不宜轻用”；“此次归来，即本斯旨，于广东实行建设，以树全国之模范，而立和平统一之基础”⁽⁷⁹⁾。

11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军政府，通告称“在广州重开政务会议，继续执行职务”⁽⁸⁰⁾。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发表军政府重建宣言，称“当以护法诸省为基础，厉行地方自治，普及平民教育，利便交通，发展实业，统筹民食，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废督裁兵，进国家于富强，谋社会之康乐”⁽⁸¹⁾。12月7日，军政府各部组成，孙中山兼内务部长，唐绍仪兼财政部长，伍廷芳兼外交部长，唐继尧兼交通部长（未到任前由王伯群署理），陈炯明兼陆军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李烈钧为参谋部长（暂由次长蒋尊簋代理），徐谦为司法部长，马君武为秘书长。

此次孙中山回粤重新开府，因为没有了桂系的掣肘，颇思有所作为。他自兼军政府内务总长，以其先前提出的《地方自治实行法》为蓝本，希望从地方自治入手，推行民主政治实验。孙中山提出的《地方自治实行法》的主要内容是：一、清户口。以现居地为准，一律造册列入自治团体，悉尽义务，同享权利；二、立机关。组织自治机关，使成年人都有选举、创制、复决、罢免权；三、定地价。先定地价，后从事公共经营，庶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四、修道路。凡道路所经之地，则人口为之繁盛，地价为之增加，产业为之振兴，社会为之活动，道路一通，则全境必立改旧观；五、垦荒地。凡山林、沼泽、水利、矿场，悉归公有，由公家管理开发；六、设学校。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学费、书籍以及学童之衣食，当由公家供给。如办有成效，当逐渐推广，及于他事。此后之要事，为地方自治团体所应办者，则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事。“如是，由一县而推之各县，以至一省一国，而民国之基于是乎立”。此次他在广州重新开府，在内政部设立了地方自治、社会事业、劳动、土地、教育、农务、矿务、工业、渔业、商务、粮食、文官考试局和行政讲习、积弊调查所，希望对内政有所革新⁽⁸²⁾。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孙中山的举措多半只能流于形式，而且在其施政过程中仍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其中令他颇为不满的是列强对“关余”问题的处理。

所谓“关余”，是指海关收入在支付各项债务还款及必须开支之后的余额。本来，1919年北京公使团已同意将关余总数的13.7％拨交广州军政府使用，但1920年4月因军政府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出走，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以伍“擅离职守”为由免其职，并请北京政府转告公使团，以后的关余交由岑主持的军政府领取。此后，原本交付广州军政府的关余被冻结。孙中山回粤重建军政府后，财政极为困难，伍廷芳向广东领事团和总税务司多次交涉，要求拨付被冻结的二百余万两关余，但北京公使团以军政府权力仅及广东、孙中山难以代表西南为借口，不同意拨付，使孙中山深受刺激。1921年1月21日，孙中山下令强行接收粤海关管理权，要求“凡在军政府所属各省之海关，须从二月一日起，服从军政府之训令，听其管辖”⁽⁸³⁾。但列强不仅不接受孙中山的通令，而且派出军舰到白鹅潭示威，使孙中山极为愤慨，也使他觉得只有建立正式政府，才能名正言顺地与列强打交道，盖因“时北方徐世昌事事以总统名义行使职权及向外借款，益使南方有成立正式政府之必要”⁽⁸⁴⁾。

1921年元旦，广州军政府举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九周年纪念会”，孙中山发表演说：“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变乱。方针维何？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盖护法不过矫正北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但建议设立正式政府之权，全在国会。国会在北京不能行使职权，而在广州能自由行使，是望国会诸君建议，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东设立一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中华民国前途其庶几乎！余认广东此时实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⁸⁵⁾

对于孙中山的提议，云集广州的各方政治势力有不同的考量。国会议员中有主张选孙中山为总统、组织正式政府者；有主张以委员制建立西南联省政府者，不过主张选孙中山为总统的意见占了上风，其理由仍在于总统代表全国，可获得国际地位与承认，也符合国民心理，否则听由徐世昌“窃据”总统之位，将混淆国内外视听。不过，国会议员的意见对政治运作并不具有根本影响，而实力派的意见则更为孙中山所看重。

在军政府所辖范围内，失掉了广东的桂系仍然控制着广西，四川内部纷争不已，湖南主张“联省自治”，云、贵地处偏僻且对听命于广东不以为然。因此，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的立足点仍在广东，而掌握着广东实权的陈炯明对此不仅不热心而且反对甚力。陈炯明在两院议员招待会上公开声言反对选举总统，理由是在粤议员距开常会法定人数相距甚远，更不足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即令选出总统，仍不得谓之合法政府。如不首先巩固广东自治，再图团结西南，恐难共同对抗直系的武力统一。故当今急务，在保境安民，与邻省联防互保，以免兵祸，不至进退失据⁽⁸⁶⁾。其实，对陈炯明而言，“法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在自己头上再架上位管着自己的“总统”。陈炯明还利用自己掌握的军事实力，嗾使手下军官对选举总统表示异议，提出一旦因选举总统而使广东成为北方的进攻目标，则军事方面能否支持战争实为疑问，以此要挟孙中山让步。孙中山受制于陈，但因陈握有兵权，对他亦无可奈何。据孙中山言：“陈炯明回粤后，对国事则有馁气，对粤事则怀私心。其所主张，以为今之所务，惟在保境息民，并窥测四邻军阀意旨，联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据粤，进可合诸利害相同之军阀，把持国事，可不烦用兵而国内自定。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溃烂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国既不保，吾粤一隅何能独保？……凡此所言，陈炯明虽无以难，而终未肯信。”⁽⁸⁷⁾实际上，陈炯明之所以不愿孙中山出任正式总统，是担心妨碍他在广东的统治，因“陈握广东最高政权，可进可退，于愿已足，匪特不须乎非常总统，即恢复军府，亦属多事，因军府之设，直接则损害其政权，间接则阻碍其南北之地步”⁽⁸⁸⁾。因为陈炯明掌握着广东的实权，孙中山如果在广东建立正式政府，得到陈的支持至少是默认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于陈炯明的反对，孙中山不断向其说服与疏通，并得到了粤军中以许崇智为代表的部分将领的支持。由于陈炯明此时还需要利用孙中山的支持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因此最终同意了孙建立正式政府的主张⁽⁸⁹⁾。

1921年4月7日，在广州的护法国会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因出席人数不足法定人数，遂改开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一、大总统依本大纲之规定行使其职权；二、大总统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三、大总统总揽政务，公布命令，统率陆海军；四、大总统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五、政府设置各部，掌理部务，部长由大总统任免之；六、本大纲自宣布之日实行；七、本大纲自施行之日，军政府组织大纲即废止⁽⁹⁰⁾。当日，非常国会以218票（出席议员二百二十余人）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因其为非常国会所选出，故一般称其为“非常大总统”）。

对于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北京政府及北洋系自然表示反对。4月27日，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发表通电，称孙中山“是少数私党私认之总统，非全数公民公认之总统”；“彼既自绝于国人，当与国人共弃之”⁽⁹¹⁾。在南方阵营内部，陈炯明提出孙中山可暂不就职，或就职后先赴欧美考察，以避免南北矛盾的激化。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在4月9日致电广州非常国会，声明不承认“非法选出”之总统，并在10日致电孙中山，“劝其严词拒绝，勿允轻就”。甚而在表面上对孙中山当选表示支持的唐绍仪和唐继尧，也在私下里对选举持反对态度⁽⁹²⁾。

因为需要疏通己方阵营内部的反对意见，孙中山当选后并未立即就职，直到当选后近一个月，孙中山才于5月5日在广州举行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刘显世于4日发表通电，取消军政府，“所有军政府政务总裁职务，即应解除”）。他在就职宣言中阐述其“拨乱返治”的主张，号召“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主张“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至其内外政策方针为，“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对外“讲信修睦，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和平”⁽⁹³⁾。7日，孙中山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徐绍桢为参军长，徐谦为大理院院长，政府构架的搭建宣告完成。

出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力图在各方面有所作为，诸如刷新政治、发扬民主、厉行节约、致力建设、倡廉反腐、保护华侨等等，希望以此体现新政权的新气象。不过，虽然孙中山有了大总统和正式政府之名，但其政治地位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变化，政府的政令仍只能通行于广东，并由于陈炯明的牵制而难能实行。与那些显得琐碎而不易为、短时间又难收明显成效的举措相比，孙中山上任后的施政方针着重于对外，即通过征讨桂系，平定广西，向外扩张，既可扩大广州政府的基础与影响，打开局面，凝聚人心，团结各方，为实行北伐、统一全国的宏大目标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又可缓解广东内部的矛盾，并以此培养自己信任的军事力量和将领。在这样的思路下，解决退出广东后继续盘踞广西，但却实力下降、内部不稳的桂系军阀，就成了孙中山下一步行动的最佳目标，而桂系在退回广西后，仍然威胁着广东的安全与稳定，并有与北洋军阀联手对抗西南阵营之势，征讨桂系较易凝聚己方阵营内部的共识，得到实力派的支持，因此孙中山将讨桂作为其上任后的首要目标并非偶然。

三　第二次粤桂战争与广西平定" class="reference-link">三　第二次粤桂战争与广西平定

桂系军阀兵败退出广东回到广西后，并不甘于就此蛰伏广西，对他们而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供养自己属下的部队。与富庶的广东相比，广西是贫瘠之地，每年的岁入不过二百余万元，军费支出却占到收入的近半，这还不包括在广东的部队。当广东的桂军退回广西后，军费开支远远超过广西每年的岁入总额，向外扩张实为桂系军阀不得不为之举。何况当经历了广东相对富裕的生活之后，桂军上下对被迫退回广西亦多抱怨连连。所以，桂系在退回广西后无日不在谋划重回广东，并为此而力图得到北洋系的支持。

对于南方阵营内部的分化以及桂系的动向，北洋系自然是乐观其成。从大总统徐世昌到国务总理靳云鹏再到他们背后的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等，都对孙中山在广东重组政府与北方抗衡非常不满，力图打消，而桂系为自身利益而通款北方，当然为他们所喜，正可借此支持桂系反攻广东，推倒孙中山政府，实现南北“统一”。1920年10月30日，北京政府致电曹锟、张作霖及各省督军，表示“西林（岑春煊）引退，军府收束，并经分电西南各省取消自主，由中央分别接管，是军府已将西南统治之权归还中央，统一时机完全成熟，亟应及时妥筹办理，以资收束”⁽⁹⁴⁾。12月29日，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粤桂边防督办，1921年1月9日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5月任命陈炳焜为梧州护军使，摆出了支持桂系与孙中山对抗的姿态。此后，桂系与北洋系信使往还，联络密切，北洋系允诺给桂系以实际的财政和军械支持，从而也对刚刚在广东重新开府的孙中山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促使孙中山下决心对广西采取军事行动。

1921年5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讨桂而后北伐，掌握对北洋系斗争的主动权。北京政府则企图利用粤桂矛盾，挑动桂系攻粤，坐收“统一”之利。桂系在败退广西后颇思回粤，又得到北京政府的支持，自然对攻粤颇为积极。6月13日，陆荣廷下达攻粤令，以林虎、沈鸿英、马济、陈炳焜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司令，由广西出动，分路进攻广东南路、北江、钦廉、肇庆，总兵力有六七万之众。面对桂系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西南阵营各省为自身利益计，对讨桂态度趋向一致，孙中山得以大总统名义号令各军，展开讨桂战争。他以陈炯明为讨桂军总司令，率许崇智第一路、魏邦平第二路、叶举第三路会攻梧州；翁式亮第四路、黄志恒第五路、何国亮第六路出击钦廉；李烈钧率滇、赣军自湖南攻桂林，谷正伦率黔军自贵州攻柳州，形成合击桂军的态势⁽⁹⁵⁾。与孙中山有隙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对此次出师亦态度积极，发表通电称：“桂贼无状，先开兵衅”，“炯明将率三军，保障乡土。……歼除桂贼，以拯救粤人。”⁽⁹⁶⁾

6月20日，粤桂两军在桂东南的粤桂门户——梧州一线展开战斗，粤军士气高涨，连获胜利，对梧州形成包围之势，除了海军之外，粤军还出动了当时少见的空军助战。梧州防卫司令卓伟民、桂军游击司令刘震寰战前即与广东方面有所接洽，此时决定倒戈。25日，陈炳焜见事无可为，放弃梧州，次日粤军进占梧州，打开了入桂的东南大门。与此同时，李烈钧指挥滇军与赣军自湖南出兵桂北，于7月13日占领桂林，打开了入桂的东北大门。驻贺县的桂军沈鸿英亦发表通电称：“自治为近日潮流所趋，联省即将来统一之计”，“鸿英勉循军民之请，即于7月10日就救桂军总司令之职，脱离陆氏命令，与粤军一致行动，并从省议会诸君之后，厉行自治，而与西南各省联合一气，共奠国基。”⁽⁹⁷⁾

桂系自广东退回广西后，陆荣廷的威望受到严重影响，首领地位已经动摇，上下失和，将相猜疑，内部矛盾渐起，影响到桂系内部的军心和团结。在这种情况下，陆荣廷不仅不能有效地整合内部关系，反而轻率决定发动对粤战争，而实际上桂军的作战意愿并不强，统兵将领为保存实力亦不愿力战，当战事初步失利后，桂军不能坚持，显出分崩离析之势，粤军则乘胜而击，扩大战果，各地民军纷起响应，使战争很快呈现出一边倒的势头。桂军先后失守梧州、桂林后，各部纷纷自谋出路，脱离桂系，粤军兵锋直指南宁。陆荣廷于无可奈何之下，7月22日与谭浩明发表通电，称“因年老病衰，久思息影，……倾接总司令沈鸿英等通电，主张自治，荣廷夙持爱民主义，乐于赞同，当即电饬该总司令等维持本省治安，勉负完全责任”；自身“解除兵柄，引退林泉，一切军民各政，概不与闻”⁽⁹⁸⁾。此后，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等及追随他们的桂军残部退居桂南龙州。23日，粤军不战而入南宁。9月下旬，粤军各部进逼龙州，桂军无力抵抗，30日粤军克龙州，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等逃往越南⁽⁹⁹⁾。

孙中山发动的讨桂战争（第二次粤桂战争）为时三个月，虽然粤军兵力并不较桂系为优，但却进展顺利，平定了广西，实现了两广统一，扩大了广州政府的势力范围与影响力，并使孙中山得以集中力量筹划北伐统一事业，但讨桂战争也使陈炯明的实力大为增长，对孙中山的离心倾向日渐发展。8月8日，陈炯明进入南宁后，即利用他“全权办理桂省军事善后事宜”的有利地位，成立广西全省善后督办处，除了在广西的粤、滇、黔、赣诸军均归陈节制外，他还收容散落桂军，扩大自身实力，军事力量渐趋其顶峰时期。陈炯明还在南宁召集广西省议会和各县代表会议，讨论“广西和平秩序及改造方法”，并在8月18日致电浙江督军卢永祥，支持他“先定省宪，以树民治之期，进制国宪，以图统一之效”；“拟请各省区代表集沪开议，协立大法，付诸国民公意”的主张，请卢“领衔通电全国，定期在沪开会。届期当派代表出席，敬随诸公之后”⁽¹⁰⁰⁾。陈炯明的如此主张与孙中山企望通过北伐实现统一全国的宏图显有距离，孙中山仍然面临着整合己方阵营内部关系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