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 class="reference-link">一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

自1931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依照国民党党章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1933年11月召开。是年3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开会，决定于7月1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关于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照常举行等问题，并通令海内外各级党部选举代表。后因忙于“剿匪”工作，加上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反对召集临全代会，6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以“时局关系，筹备不及”为由，决定停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径于11月12日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选出之临全大会代表，即作为五全大会代表。9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复以西南陈济棠、李宗仁电请五全大会延期，和“剿匪”工作正在进行，决定五全大会延期一年举行。1934年10月23日，蒋介石电请国民党中央将五全大会展期召开。25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四三次常会，决定：（一）延期举行五全大会；（二）定12月10日举行四届五中全会。随后召开的四届五中全会议定于1935年11月12日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依照历来惯例，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以前，须举行一次中央全会。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是日，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汇文中学、天津中西女子中学等11校学生自治会联名呈请国民党六中全会，要求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青年，并将呈文以快邮代电发给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呈文中说：“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约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万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见于今日之中国，此诚吾民百思莫解者矣。”⁽⁶²⁾呈文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内外政策的不满和改弦更张的强烈要求。

出席六中全会的中委百余人，各机关代表及党部职员共千余人，“其人数之多，为历届记录所未有”⁽⁶³⁾。原先参加过反蒋的冯玉祥、阎锡山，经蒋介石亲自邀请，也参加了会议，“尤使大会精神粹厉奋发”⁽⁶⁴⁾，“显示国内趋于团结”⁽⁶⁵⁾。

会前，蒋介石于10月19日致电冯玉祥说：“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都，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⁶⁶⁾23日冯玉祥复电说：“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他提出关于党务、政治、外交、军事共十三条建议，供蒋参考，其中关于党务者有：“一、开放党禁。凡能共同救国，无论个人或团体，应一律包容，以期集中力量，挽救危机。此条不论如何说法，非诚不能动人，非诚不能感人。二、解放言论。欲使人人能担负救亡责任，必使人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然后始能集众思，广众益，共谋国是。三、真正团结。消极方面，凡同志间已往有意见隔阂，应竭力化除，完全消释。积极方面，邀请展堂北来，但精卫亦不必离京，并与哲生、右任等诸同志，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共决大计。四、大赦政治犯。在宽字厚字上包容一切，使各能竭其所长，以报国家。”关于政治者：“一、非获得民心，不能救国，欲全国一致救亡，必先得民心，即凡人民所喜者兴之作之，否则除去之。”关于军事者：“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电文最后说，以上各点，“所关民族至巨，敢请决断施行。祥之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牲，皆无顾惜也”⁽⁶⁷⁾。蒋介石接电后，即复电冯：“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均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晤，俾得亲承教训，而慰契阔之思。务祈即日命驾，无任祷盼！”⁽⁶⁸⁾与此同时，10月13日，蒋介石由开封乘飞机抵达太原，往访阎锡山，邀请他赴京参加大会，阎亦表示同意。蒋介石日记记载：“由川飞陕、豫入晋，访问阎百川，商谈国事；彼面允入京，参加大会，并表示拒绝‘华北自治运动’。此实为华北局势转危为安之先着也。”⁽⁶⁹⁾26日，蒋又特派专机前往迎接⁽⁷⁰⁾。

全会开幕当日，由国民党中常委、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致开会词。礼成后，中委齐集阶前摄影后转身退上后阶。正在此时，晨光通讯社一名叫孙凤鸣的青年记者因痛恨汪精卫的亲日倾向，挤入人丛中一连朝他开了三枪。汪立即倒地，经急送中央医院抢救后脱险。全会仍照预定日程继续举行。

因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一些方针大计均留待五全大会讨论，故这次全会无甚重要议案，实际上是五全大会的一次预备会议。在这次全会上，冯玉祥联合李烈钧、程潜、柏文蔚、蔡元培等共22人提出了《救亡大计案》，要求：一、切实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理由是“本党主义重在解放六大自由，载之宣言，并迭经决议实行保障，现进行制定宪法，前项自由更应保障”。二、大赦政治犯，理由是“共和国家，原应实行政党政治，连年以政见不同，致遭缧者颇不乏人，现危亡益迫，正国家用人之时，应请颁布大赦，以系人心”。三、精诚团结。四、充实军备。五、注意防灾救灾等七项，并获得全会作为首要议案予以通过⁽⁷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实现抗日和民主的迫切要求。但人们更注意关心的是它能否施行的问题。李公朴在一篇短文中说：提案“决依法切实保障，这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我们知道过去政府对于保障人民言论信仰等的自由，也曾有过很多的决议，但总是议而不行，等于废纸。我们希望这一次的决议能够做到‘切实施行’四个字”⁽⁷²⁾。

全会共开了五天，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案》、《对于党务报告案》、《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教育改革案》等案。11月6日闭幕，于右任致闭幕词说，这次全会，“中央执监各委员除远在海外及少数直接指挥剿匪之官长外，几乎是全体到会参加，可算是第四届中央的第一次盛会”；充分表现了“精诚团结的历史精神”，“可以说异常圆满”。他强调为了救亡图存，必须进一步增强团结，“集中国力和充实民力”，“来挽救环境的艰难”⁽⁷³⁾。冯玉祥在日记中记：“为抗日南来，为抗日来赴会，不是为位置，不是为分赃的，不是为骂人的。”“六中全会今日闭幕了，一切办法均改为少长有序，整齐严肃了，不似以前之乱七八糟。”⁽⁷⁴⁾

二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class="reference-link">二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继四届六中全会后，在“一心一德，励精图治”，“矢勤矢勇，继往开来”，“集中全党意志”，“发扬革命精神”⁽⁷⁵⁾等口号下，于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接开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是历届代表大会中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开幕前，国民党中央为“完成统一，齐一意志计”，曾派戴季陶、马超俊携蒋介石的亲笔信飞粤，邀请两广重要人物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等入京，共商国是。冯玉祥、阎锡山等几次电促粤桂中委北上赴会，说：“救亡图存，刻不容缓，欲达最大目的，必须举国奋起，聚天下智能，同赴国难，乃克有济。各地同志，咸集中枢，商决大计，尤为至要，故弟等先期入京，尽瘁襄助。……中央同人极望诸公命驾晋都，救民在斯，救国在斯，唯衡察之。”⁽⁷⁶⁾胡汉民当时在国外，大会前国民党中央及冯玉祥、阎锡山电促其回国，胡亦有回国的表示。大会开幕后，又决议电请他“早日返旆，共荷艰巨”⁽⁷⁷⁾。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成员集会磋商应否出席五全大会问题，意见不一。国民党元老邹鲁主张参加，说：“国家民族到这种危紧严重的时候，还不急谋团结御侮，决不是我们革命党人应有的行为，也不是同志对同志的态度，更不足使全国同胞深信我们忠于党国的一贯精神。”⁽⁷⁸⁾萧佛成、陈济棠、林云陔等都表示赞成，并决定北上。随后，李宗仁致电大会说：“大会至大无上之任务，在确定举国一致之对外国策，则过去因对外而起之内在矛盾自可迎刃而解。”“如大会痛下决心确定办法，任何使命，宗仁决不敢辞。……倘徒备议席，复何裨时艰。”⁽⁷⁹⁾萧佛成因病不能出席，致电林森、于右任说：“弟深为国危至此，惟有真诚相见，以团结之精神，赴国家之急难，始足以御侮救亡。现各同志均能共本此旨，悉力以赴，民族生存，党国复兴，端赖于是。弟虽因病，尚须调摄，然必自奋勉，以随诸公之后也。”⁽⁸⁰⁾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虽未前往参加，邹鲁和林云陔、黄旭初、张任民、韦云淞等数人均赴会。邹为元老派重镇；林系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心腹，完全可以代表陈；黄为广西省主席，“模范省领袖”；张是第四集团军参谋长，韦是重要师长，完全可以代表李宗仁和白崇禧。因此舆论认为：“如此人物，其分量尽可代表整个的两广，纵令陈、李、白三人不来，京粤合作的阵容，已算充分表现出来了。”⁽⁸¹⁾还说：“今日举行之大会，出席代表之盛，实包罗过去各派，现今各省。阎百川之南下，足使全国人士对华北现状得到一种慰安；冯焕章之弃嫌入京，自贻实际政治军事领袖一种恢宏大度之风范；而西南代表之多数贲临，实开党内团结之纪元。”⁽⁸²⁾“民国十八年以来所未有之盛况也”⁽⁸³⁾。中国共产党的巴黎《救国时报》的评论也指出：“国民党各派的首领纷集南京，差不多为蒋介石当权以后少见的现象。”“久苦国民党各派割据内哄祸国殃民政策的全国人民，也多少为之耳目一新。”⁽⁸⁴⁾

11月12日，林森致开会词说：“这次参加大会的代表及中央委员人数，超过了历届的纪录，内部的团结情形较之四次代表大会时更有增进”；同时指出，国难比四全大会时严重十倍，“我们应该讨论如何鼓起全国的热诚，集中全国的心思财力，以共济艰危的方案”。他要求全体党员“牺牲自由与贡献能力”，“我们要以党内牺牲自由的精神，来感动全国国民都为国家来牺牲自由；我们又必须加倍刻苦贡献能力，才可以团结全国同胞，人人贡献能力，为国家效命”⁽⁸⁵⁾。

大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孙科、林森、张继、戴季陶、居正、邹鲁、陈果夫、冯玉祥、阎锡山、顾孟馀等二十三人为主席团，由叶楚伧任秘书长。孙科、张继分别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报告，蒋介石作政治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

蒋介石在11月19日第四次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对外关系的政治报告中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敢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⁸⁶⁾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上述方针，全体代表无异议予以通过，确定“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付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⁸⁷⁾。这是国民党第一次表明了对日本侵略比较强硬的态度，标志着国民党已从一贯妥协退让的立场，开始向抗日方面的转变。

国民党蒋介石的上述转变，不只是表现在五全大会上。此前不久的某日，汪精卫请蔡元培共进晚餐，蔡“苦劝他改变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的态度，以推进抗战国策”⁽⁸⁸⁾，并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一面说着，一面两行热泪已经流到杯中⁽⁸⁹⁾。6月19日，国民党开中央政治会议，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及汪派外交次长唐有壬报告华北对日外交谈判经过，蔡元培、吴稚晖等相继发言，指责汪派对日妥协无度，糜烂地方。蔡元培站起来质问汪精卫：“对日外交究持何策？际此时局，殊有请外交当局说明的必要。”汪答：“对日外交这几年来均持‘忍辱求全’四字而行，现在亦复如是。”蔡又问：“忍辱云云，我辈固极明白，求全如何，却望予以解释。”汪避而不答。吴稚晖发言讥讽说：“求全两字极易解释，简而言之，是只忍辱以后求整个国家能完完全全送给敌人，勿兴抗敌之师，反而糜烂地方罢了。”⁽⁹⁰⁾汪精卫为此愤然退席。中政会不予理会，继续开会，向汪发难。于右任大骂汪是汉奸卖国贼，孙科更拍案怒斥汪等“一二小人公然卖国”，盛怒之下将桌上茶杯震翻滚地摔碎。6月下旬，南京政府监察院对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当事者黄郛、殷汝耕、袁良等六人媚日卖国行径提出弹劾，矛头仍然指向汪精卫。与此同时，国民党全国各省市党部联合电呈中央，抨击汪精卫“主持对日外交，过于软弱”，提出惩戒汪和唐有壬两人；冀、平省市党部工作人员，因华北事件被迫返京后，亦联合京中各党政机关的反汪派向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惩处汪精卫及其左右⁽⁹¹⁾。汪于是于6月30日托病离京赴沪，住进了医院，随后又赴青岛疗养。行政院务由副院长孔祥熙暂代。《国闻周报》当时发表一则简评说：“自河北事件发生以来，汪先生身当其冲，心力交瘁，以致旧病复犯。……汪先生的病，不是普通所谓政治病，但得病则由于政治。他的赴沪就医，反映着国家局面，在所谓冀察事件解决后，依然棘手与不安。”⁽⁹²⁾邵元冲8月14日的日记亦曾记其事说：“此数月中，汪因华北外交屈辱，备受国人指摘，中央亦多不满，故称病青岛。”⁽⁹³⁾

9月，蒋介石在日本《经济往来》杂志上发表《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文章，针对日本占领东北和在华北推行自治运动，指出：“中日两国悬案极多，然而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是满洲问题。日本的大陆政策，在满洲的支配，而中国则有保持领土的必要，于是中日关系便演成现在的难局。满洲问题如不能圆满解决，中日关系是无改善可能的。”“中国是一个完全自主独立的国家，我们领土与行政的根本原则，绝无放弃之可能。”并说：“中国对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的限度。”⁽⁹⁴⁾蒋介石在10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寇又向华北提出‘撤销军分会与撤换北平市长’之要求，闻之不胜气愤，舍备战外，更无第二条路矣。”⁽⁹⁵⁾邹鲁在五全大会前即已根据他的观察，认为说蒋不抗日是不对的，因此主张放弃“倒蒋”的口号⁽⁹⁶⁾。后又对人称：“蒋先生热诚抗日。”“中央已决定抗日。”⁽⁹⁷⁾另据冯玉祥11月15日日记记载，蒋对人说：“对日非抗不可。”⁽⁹⁸⁾又30日日记记载：“中央决定抗日，蒋先生一定抗日。”⁽⁹⁹⁾就在蒋介石作报告的第二天，即11月20日，蒋还致电保定的商震说：“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之可能，当下最大之决心；望兄毅然拒绝，切勿赴平，与中央共同存亡为盼。”⁽¹⁰⁰⁾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时，就有关“华北自治”问题明确表示：“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¹⁰¹⁾翌年1月，蒋介石向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和学生代表演讲时说：“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最后当然只有一战，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最后的牺牲。”⁽¹⁰²⁾

五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案》、《实施宪政程序暨政治制度改革案》、《召集国民大会及宣布宪法草案案》、《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切实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工作案》等有利于抗日的决议案。大会宣言指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国难严重之今日，纵观近年国势之变迁，审察吾国家今后生存之出路，检查过去之工作，深觉吾人此日若不舍弃个人之一切，贡献所有之能力，合同团结，以自效于国家，则革命大业将有中断之危，而民族前途有不可想象之惧。”为此提出了关于“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十条措施，即一、崇道德以振人心；二、兴实学以奠国本；三、弘教育以培民力；四、裕经济以厚民生；五、慎考铨，严考绩，以立国家用人行政之本；六、尊司法，轻讼累，以重人民生命财产之权；七、重监察，励言官，以肃官方而伸民意；八、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九、开宪治，修内政，以立民国确实巩固之基础；十、恪遵总理遗教，恢复民族自信，确立正当之对外关系，以保持国家独立平等之尊严，而达世界大同之目的；并且表示：“吾人处此国难严重之时期，所持以应付危局者，亦唯有秉持总理‘人定胜天’与‘操之自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之二大遗训，以最大之忍耐与决心，保障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生路。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¹⁰³⁾

尽管五全大会在有的决议中仍诬称共产党“为民族复兴之大患”，要求继续肃清陕甘红军，但由于华北局势日益严重，民族矛盾进一步上升，国民党内部反日倾向的增长，以及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得手，共产党和红军已不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反共和“攘外必先安内”已不是这次大会的主题。博古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指出：“在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内部的分化和斗争的基础上，产生了南京政府政策的动摇，他取消了某些以前的基本口号，把它放在第二位。……在五全大会上，国民党几年来的基本政治口号，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是暗淡下去了；‘剿共’‘反共’的口号，在大会的宣言的基本纲领是不见了，训政时期宣布了结束，准备召集国民大会，对于叛逆殷汝耕下了讨伐令，这些都是明显的变更。”⁽¹⁰⁴⁾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100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50人，中央监察委员40人，候补监察委员18人；此外还有由主席团拟定名单，经大会一致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委30人，中央监察委员及候补监委22人，总人数共计260人，为历届最多者，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开国民党之新纪元”。其中军界占40％强，党务占10％，政界占30％，边疆占5％，教育界占10％。舆论称“诚可谓党政军三位一体，中央干部之充实，为国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也”⁽¹⁰⁵⁾。蒋系人马得票最多，其中蒋介石得票第一，为495票，其次为陈立夫、陈果夫、何应钦；汪精卫所想举出的人选不独没有被选上，而且原来属于汪系的中执监委白云梯、邓飞黄、范予遂、郭春涛都纷纷落马，唐生智只得了一个候补执委，其部属何键、刘建绪反倒凌驾于他之上⁽¹⁰⁶⁾。正是对日本的侵略态度如何，导致了上述选举结果的这种现象。五全大会于11月23日闭幕。

五全大会后，邹鲁对记者说：“此次全会盛况，为历届大会所未见”，充分表现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精神”⁽¹⁰⁷⁾。他同时也指出，必须有共赴国难的办法，中央如无切实之办法，则各方同志不能不各本其热忱责任，以谋救国之途径，不特将意见益见分歧，恐人更将从而欺骗恫吓进而拆台，“党不堪问，国更不堪问矣！”⁽¹⁰⁸⁾邹韬奋在一篇短文中更直接了当地指出：“这次五全大会能举出几百个中央委员，所提的议案怎样多，所发的宣言怎样好，这都不是老百姓所注意的。老百姓所注意的，只是要问已发出的‘支票’‘兑现’的问题。”⁽¹⁰⁹⁾

11月下旬，在蒋介石指示下，由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会拟了《国防计划》方案，分国民训练、民兵训练、军实制造、要塞构成、交通建设等六项。同时，阎锡山与陈仪、张群、黄郛、熊式辉、杨永泰、黄绍竑还奉示会拟了《三十年防守国策》（又称《三十年自力更生国策》）。该文件指出：“今日言自存，非自力更生不可。欲图自力更生，舍增加国力外别无办法。于此国难迫切之时而言增加国力，深有赶不及之慨。但此为立国之有效方法，虽为时已迟，亦必须努力于此，以图补救。”“若只在外交上用力，纵获一时之胜利，终难泯将来之祸患，且恐愈演愈烈也。”因此他们提出增加国力，即集中人力，发展物力的主张。集中人力方面，提出疏通、团结、组织、训练，中央与地方，人与人间，应确实疏通隔阂，精诚团结；民众方面，应组织训练，统一意志，尤应注重实施适合现代中国人之教育，以作育人才，使达举国一致，自力更生之目的。发展物力方面，要求增进科学技能，开辟造产途径。为达到上述目的，要求详计划，专责成，严考核，当赏罚，并说：“以我国今日之处境，危亡迫切，已至眉急，若仍按经常办法，以图自力更生，万难赶及，必须以非常方法，增加速度，用促猛进。”⁽¹¹⁰⁾

三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 class="reference-link">三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

继国民党五全大会后，接着于12月2日召开了五届一中全会。会议重大决议是订于1936年5月5日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设立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由主席团指定叶楚伧、李文范等十九人组成；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交审议委员会草拟原则，呈交常会发交立法院迅速决议公布；各省应赶办地方自治，完成训政工作，以巩固宪政之基础。

全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案，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常务委员会添设主席、副主席，“为国民党之创举”⁽¹¹¹⁾。胡汉民为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其他常委为汪精卫、冯玉祥、丁惟汾、叶楚伧、孔祥熙、邹鲁、陈立夫，秘书长由叶楚伧兼任。组织部长张厉生，宣传部长刘芦隐；中央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政治会议改为政治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委员为张静江、阎锡山、李烈钧、张学良、宋子文、陈果夫、唐生智、顾孟馀、何应钦等二十五人；添设主席、副主席，主席为汪精卫，副主席为蒋介石，秘书长为顾孟馀（不久由朱家骅代）。大会还通过了国民政府主席及各院院长人选，主席仍为林森。由于汪精卫因伤病未愈，请辞行政院院长，由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院长孙科，副院长叶楚伧；司法院院长居正，副院长覃振；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副院长钮永建；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副院长许崇智。

12月12日，中政会通过了行政院各部、会的人选：内政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群，财政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教育部长王世杰，实业部长吴鼎昌，交通部长顾孟馀，铁道部长张嘉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13日，国民政府免去褚民谊行政院秘书长职，由翁文灏继任。18日，又特任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免去蒋介石总参谋长兼职，由程潜继任。

国民党中枢改组，由胡、汪、蒋三人分担党政责任，舆论认为自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来，“三巨头始终未能完全合作”，“党国三公，多年以来，总是天南地北，意见参商，这次能有机会合作，是政府的幸事，也是国民的幸事”⁽¹¹²⁾。“显示着集体集权的形式”，是“最值得注意的事”⁽¹¹³⁾。另外，蒋介石网罗非党员的“财界重镇”张嘉璈、吴鼎昌参加国务，分任铁道、实业两部部长，“此为从来所无”⁽¹¹⁴⁾。同时以学术界名人翁文灏、蒋廷黻分任行政院秘书长及政务处长，“颇为世人所注目”⁽¹¹⁵⁾。“是以就中央新局全体而观，实质上精神上，皆得表现某种程度的举国一致之色彩，且实网罗中国一部分人才之精英”；“此乃表现国难已演至最大最急之阶段是也”⁽¹¹⁶⁾。舆论还认为，阎锡山、冯玉祥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任参谋总长，在军事行政上，也“是一件很可注意的问题”。这几年来，军政由蒋介石大权独揽，现在阎、冯二人参加，“自然加重了统率的意义”；程潜几年不参与中央政治，是与所谓留沪中委在一起，和两广军人也很亲密，“此次入长参部，也是大家共同负责的一个重要表现”⁽¹¹⁷⁾。“阎、冯、程三位之参加军政最高统率机关，使得全国军队更巩固了统一的壁垒”⁽¹¹⁸⁾。冯玉祥在宣誓就职的答词中表示：“奉命之日，异常慌悚。当兹外患日亟，国将不国，玉祥既为党员，又系军人，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不敢稍有规避之心，愿本愚诚，追随各位同志之后，效命国家。……竭诚辅佐蒋委员长，努力复兴民族之工作，确【恪】尽救亡图存之责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¹¹⁹⁾

这次改组，国民党中央虽然形式上是胡、汪、蒋三驾马车并立，采“集体集权”的形式，但实际上是蒋的权力得到很大加强。蒋派在党政二方面均占大多数。在中常会、中政会，蒋介石虽屈居副主席职，但因胡汉民从欧洲回国后，国民党中央虽曾电请他晋京主持中常会，并派出许崇智、叶楚伧、陈策等前往劝驾迎迓，邹鲁五全大会返回广东后，也敦促他启程，胡的反南京态度虽有缓和，但他对蒋的积恨难消，始终犹豫不决，再加上西南对他殷切挽留，终未能成行，随后不久即因脑溢血逝世，蒋于是成了中常会事实上的主持人；汪精卫因被枪击受伤，一个时期内不能主掌中枢，蒋又成了中政会的主持人，除顾孟馀外，汪派在中枢不剩一人。舆论因此说“此系蒋氏专政加强之表示”⁽¹²⁰⁾。蒋介石的亲信秘书陈布雷也由此得出结论：“自兹，蒋公遂躬负党政军重职于一身。”⁽¹²¹⁾五全大会通过的《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中，第一条即规定：“为冲破目前危局，统一全党意志，集中全民力量起见，应授权于本党文武兼赅、伟大崇高之领袖，使之统筹一切，全党同志听其指挥。”⁽¹²²⁾五届一中全会只不过把这一规定付诸实践而已。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为了解决两广事变问题（详后），研究对日本侵略的方针政策，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秉承五全大会既定的方针进行，参加中委一百六十余人，“各地委员躬负重责或久未来京者，无不专莅首都，共襄大计”⁽¹²³⁾。全会推定蒋介石、孙科、冯玉祥、于右任、丁惟汾、居正、陈果夫、王法勤、孔祥熙九人为主席团，叶楚伧为秘书长。13日，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其在西南指导党务政治之同志，均应集中中央，共同负责。同时还通过了组织国防会议及粤桂两省军事政治之调整案。决定组织国防会议，并通过国防会议条例。其第一条说：“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各重要问题。”⁽¹²⁴⁾指定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峙、张学良、宋哲元、傅作义、余汉谋等十八人为国防会议成员。

关于成立国防会议，蒋介石解释说“主要的意义，就是希望各地方的军事当局，能够共同一致，来中央参加讨论，对于各项决议办法，大家可以彻底明了。一旦发生事变，也可以团结一致，共同负责来抵御外侮。”⁽¹²⁵⁾7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蒋介石为国防会议议长，汪精卫为副议长；阎锡山、冯玉祥、程潜、朱培德、唐生智、孔祥熙、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张学良、宋哲元、杨虎城、傅作义、余汉谋等三十人为国防会议会员。同日，冯玉祥日记中记：“连日开会，其最大事件：开国防会议，而其中之事件又为陈、李、白如何下台。”“我思之甚久，觉得不妥，故对介石说，如冒【贸】然取消，恐对大局不利，莫若设一最高国防会议，指定七人或九人，容纳陈、李、白在内，可以免除意外。”“我对介石谈高级国防会议之重要性，不论如何须留两广同志一条路，以期能和平了事而不伤国家之实力也。介石甚是之。”⁽¹²⁶⁾

蒋介石代表主席团在全会上作了题为《救亡御侮的步骤与限度》的报告，对他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外交报告，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还说：“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¹²⁷⁾蒋介石的上述言论，较之五全大会时有了明确的态度。他第一次公开表示决不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要确保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蒋介石的对外政策为二中全会所接受。全会通过的宣言说：“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谋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国家既处此非常之形势，吾人对内唯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¹²⁸⁾

14日，冯玉祥致闭幕词说：“这次二中全会会期虽然不长，但是精神很好。在这样热的天气，大家平心静气聚在一起，讨论一切救亡大计，这样好的光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实在是很好的现象。这回大会中最紧要最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国防会议。这个会议，可以说是救国会议，实在非常重要的。”⁽¹²⁹⁾舆论称：“二中全会舍解决时局具体办法外，要以国防会议为其最大的成就。”⁽¹³⁰⁾

五届二中全会后，南京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时，放弃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了强硬立场；同时在外交、军事、经济方面，为抗日积极进行准备工作。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指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¹³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