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直皖战争

第一节　直皖矛盾的激化"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直皖矛盾的激化

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战争结果，皖系军阀失败，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取得胜利，导致了皖系军阀操纵控制的北京政府倒台，罪恶昭彰、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安福系被解散，直系和奉系掌握了北京政权，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影响甚大。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同一定的阶级和军事政治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直皖战争是直系和皖系这两派军阀势力争夺权势与地盘的矛盾和斗争进一步激化的结果。

一　吴佩孚的撤防北归和西南军阀“联直制皖”的策略" class="reference-link">一　吴佩孚的撤防北归和西南军阀“联直制皖”的策略

如前所述，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逐渐分化为直系和皖系两派。皖系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主张用军事讨伐手段削平因护法问题而崛起的西南军事割据。直系在以北洋为中心来统一全国，继续他们的军阀统治这个根本问题上，与皖系没有分歧，但反对对西南用兵，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维护西南军阀的地位和地盘，以换取他们对北洋政府的承认，并且时与西南军阀暗通款曲，达成默契。直皖两派的矛盾和斗争，当时表现为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的明争暗斗，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南北之间斗争的一种反映。

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继起成为直系领袖，直皖之间的矛盾并未和缓，斗争并没有止息，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激化了。皖系以冯国璋既死，直系失去了中心，北洋首领只有段祺瑞一人，于是提出“重振北洋系问题”，“亟图北洋系之统一，以期发展今后北方之新局面”⁽¹⁾，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然而却遭到直系的抵制和反对。直系方面，特别是吴佩孚这个直系的“后起之秀”和急先锋，利用五四运动后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向皖系军阀统治冲击的有利时机，对段祺瑞控制的亲日卖国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吴佩孚自湖南前线撤防北归，更是直皖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突出表现，是两派军阀势力从政治角逐走向军事冲突的一个重要步骤，“实为直皖战争的起点”⁽²⁾。

吴佩孚由于直皖之间的矛盾，自从1918年4月占领衡阳后，即按兵不动，与南军划界而守，成立停战协定，并且公开发出“罢战主和”的通电，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已如前述。

1919年5月南北和议破裂后，吴佩孚以“前方经济困穷，官兵苦不堪言”为由，屡次致电曹锟转请中央俯准撤防，北京政府不予理睬。此后，吴为了做好撤防准备，防备撤防时皖军的袭击，便加强了同西南的联系和结合，把此前同西南军阀形成的同盟关系发展成正式的军事同盟，并用条约形式确定下来。

8月下旬，由吴佩孚起草，正式提出了一份《救国同盟军草约》（军事密约），通过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转致西南各派军阀首领，征求意见。《草约》共一千余字，分为四个部分，全文如下。

第一条总纲　本约为平息内争，力谋统一，合力对外起见，并非有党见性质。

第二条宗旨　军人以卫国保民为天职，无论何时，国内战〔政〕争不得牵动武力，惟须弭患无形，以尽保民之责务，并须保全现在之主权，兼收回已失之主权，为卫国之主旨。

第三条条目　（甲）对内主旨。查近世以来，国内政争牵动武力，其咎不在政客善于鼓动，而实在军人程度过于卑劣。自草约定后，如再有此等情事发生，凡在约军人均应起而理喻之，排除之，决不为政党所利用。如有未在约军人盲从者，亦应理喻之，或刬除之。其办法手续如左：（一）维持现状。现在和局混沌，无论如何困难，须协力促成之。（二）和局成功。如扫除内奸，废弃密约，选举良善国会，组织不党内阁等条件，均取一致之态度；至必要时，得干预而纠正之。（三）和局破裂。如再起兵端，本团体攻守同盟，若有害甲，则乙援之；害乙，则甲援之。任至何地，彼此援助，不得坐视。（四）和平善后。即目前和成，而内奸余孽未清，则和平仍不能永保；对于非法机关巧立名目，凡未经正式国会通过，而私图扩张军阀势力，为将来和平障碍者，均取一致之反对，必达取消之目的。

（乙）对外主旨。（一）现在对外之意见。无论对于任何一国，有与吾国牴牾而侵占我国领土，妨害我国权利者，应合力争执，一体响应，以作外交之后盾，而促外人之猛省。（二）将来对外之实力。如至外交决裂，应付乏术，凡我军人均应同仇敌忾，以洗国耻，而为东亚吐气。除由与外人接近之军队出其全力对待外，凡同盟各军，应各出全力接济援助，以期最后之胜利，而博军人之荣誉。

（丙）附件。（一）凡属同盟军遇有危迫时，接近者应有实力之援助，不接近者亦应有函电之响应，或转托他军之援助。（二）如同盟军有意见时，得联合同志调解之，不得自起冲突。（三）如有扩张私人权利，破坏大局，或私通奸人，局部分裂者，应由同盟军摈诸团体之外，或驱逐之。（四）凡属南北将领，对内对外心理相同者，皆可联结同盟。惟必须主持和平，宗旨正大，而无权利思想，经本约同盟人认可者，方可列盟，不得以地区限制之。（五）以上各条，由同盟人署名盖章后，永久发生效力。

第四条结论　（一）此项盟约，因中央政府不良，元首大权旁落，深恐群奸盘据，延宕和局，实行其困惫南北征人之计，故不可稍事迁延，以期组织将来良好政府，安内攘外。（二）自签约之日起，如一月内和局仍无解决之望，或和议敷衍完结，及取消非法机关诸目的未能达到，应先由同盟军预定办法暨进行手续，另订副约，秘密签字，以期一致行动，贯彻始终。（三）上列对内对外各条，团结一致，好恶同之。有渝此盟，神明殛之。⁽³⁾

《草约》的矛头指向皖系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是十分明显的。

谭延闿在转达吴佩孚提出的《草约》时说，“吴愤于段氏专横，欲结西南，以期促进和平，协谋国是，情意恳切。”⁽⁴⁾他对《草约》各条所示主旨，自然完全予以支持。滇系军阀首领唐继尧也表示赞同，认为《草约》所提条件，与西南所持者基本相同，惟嫌涉及的范围较狭，希望予以扩大。随后，唐继尧派代表韩凤楼（五峰）至衡州（今衡阳），与吴佩孚洽商。10月中旬，吴佩孚又派其心腹石陶钧（醉六）作为全权代表至昆明和桂林，分别与唐继尧和陆荣廷进一步密谈⁽⁵⁾。11月下旬，谭延闿的代表钟才宏、唐继尧的代表韩凤楼、陆荣廷的代表朱兆熊及粤军代表等，齐集衡州，在《救国同盟军草约》的修改稿上签了字，后来川军代表也在这个密约上签了字。

与签约的同时，吴佩孚还与西南各代表在衡州举行了秘密军事会议，讨论了参加军事同盟条约各方下一步的共同行动和步骤，决定：第一步，由谭延闿主稿，联衔致电国务总理靳云鹏敦促南北议和；第二步，由军政府通电主和；第三步，由吴佩孚致电靳云鹏，要求停止内讧，恢复上海和议，实现国内和平；第四步，为防备皖军的进攻，由西南各方“密饬各前线为相当之准备”；然后第五步，由吴佩孚率军由湖南前线撤防⁽⁶⁾。

救国军事同盟密约的签约和衡州会议，把原来直军和南军互相对峙的局面正式变成为同盟关系，并且进入付诸行动阶段。这对直系和西南均具有重要意义，对吴佩孚的决心北撤，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衡州会议后，西南首领唐继尧、谭延闿、林葆怿、刘显世、谭浩明、熊克武、莫荣新七人，即按照会议的步骤，于12月14日致电靳云鹏。唐等由于找到了直系这个强有力的同盟者而有恃无恐，致靳电以强硬措词诘问说：“前屡得来电，一则曰渴望和平，再则曰欲求精神上之融洽，而为日既久，未闻有具体办法，且进行种种借款，此渴望和平者所不当如是。究竟执事主张何在，用意云何，是否无从措手，徒托空言，抑或别有他图，故意延宕？况夫做事当机立断，和战一言可决，军人信义所关，必须以诚相见。”⁽⁷⁾接着，军政府也于12月19日致电诘责靳云鹏。吴佩孚为履行第三步，于12月中旬派代表穆文善、赵中元晋京，赴府院向徐世昌和靳云鹏陈述对于谋和的种种意见，以及驻湘直军困苦情形和撤防问题⁽⁸⁾。1920年1月2日，吴佩孚又致电靳云鹏，请他“急求国内统一，促成和议”，并说：“南北同胞也，强邻仇敌也。同胞之争，无妨相让，仇敌之侮，万难屈从。”⁽⁹⁾与此同时，吴佩孚还再次致电曹锟，恳求他“俯念兵艰，准予撤防北归”，并“转请中央迅赐救济，明令撤防”⁽¹⁰⁾。吴佩孚的举动，得到曹锟暗中的支持。曹锟在向北京政府转呈吴佩孚要求撤防的电文中说：“该师旅长及各官兵等，自湘事发生，苦战千余里，担任防务，已经两载。战死者既作泉下之游魂，而生存者尤为异乡之饿莩。”⁽¹¹⁾言下之意，吴佩孚所部处境值得同情，撤防要求合乎情理，应予核准。

在军事和政治的斗争中，任何一个军事和政治集团，为了保存和壮大自己，孤立并有效地打击敌人，克敌制胜，都需要争取同盟者，那怕是暂时的同盟者。为了促进北洋内部的分化，以利自身的发展，西南利用直皖矛盾，把同吴佩孚的同盟关系进一步扩大为同整个直系的联盟，制定了“联直制皖”的策略。直系则除了同西南结盟外，还提出北结奉系军阀张作霖，并与中央的徐世昌和靳云鹏通气，建立反皖的“三角同盟”。

1920年1月24日，桂系军阀元老、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在给唐继尧的密电中，把联直制皖的策略思想说得最为明确：“河间（冯国璋）新逝，直系骤失中心，段派乘时一面吸收，一面排退。直系恐被压迫，若不自振奋斗，势难自保，现似有此觉悟。直系失势，西南更危。双方处境相同，非彼此彻底联络，无以自存。”⁽¹²⁾岑春煊表示要对吴佩孚撤防加意联络，促其实现，并提出进一步托吴佩孚联络曹锟、李纯及张作霖，以谋共同解决时局的办法。岑春煊将上述联直制皖旨意电告南方驻上海议和代表章士钊，要他迅速进行活动。章随即将西南意见转达江苏都督李纯。李听后，十分欣喜，表示：“苟和非计，徒使安福假借统一名义大借外债，又借政权排斥异己。非有切实之保障，和后仍无益于国。”⁽¹³⁾李纯提出请岑春煊与唐继尧、陆荣廷连结西南诸帅为一团体，他则连结张作霖、曹锟、王占元、陈光远、吴佩孚为一团体，由两团体互商解决时局办法，并且认为必须实行直系与西南及在中央的靳云鹏、徐世昌的“三角同盟，缺一不可”⁽¹⁴⁾。李纯的意见，与西南联直制皖的主张完全合拍，双方决定一致协同行动。后来事实表明，在倒皖的斗争中，这些商订的计划都付诸实行了。

1月下旬，吴佩孚派秘书余道南到广东，与西南军阀进一步磋商撤防具体办法。吴请款六十万元作为撤防费，军政府慨然应允，决定先付给三十万（毫洋），当即由国会议员钟才宏解交与吴，其余三十万留待直军开拔时付清。吴则与之约定，直军开拔时，衡州由湘军填防；撤防时，如遇皖军开衅或直军中途受阻，由同盟军各方恪守协约，极力援助⁽¹⁵⁾。为了诓骗段派，争取撤防的顺利实现，吴佩孚在给北京政府及湖南督军张敬尧的电文中，均一再声称，撤防后由张敬尧的部队接防，他愿竭力负责促进南北两方调停，订立条约，湘南防务不致有虞。

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授意下，对吴佩孚接连不断的撤防恳求一直不予批准，命令他不许自由行动。段祺瑞、徐树铮反对吴佩孚撤防，原因是清楚的：边防军要摆在北方用以自卫，没有足够的兵力接替前方防务；另外，他们需要吴佩孚这支骁勇善战的部队同南军作战，没有吴佩孚，段的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就不能实现。同时他们还担心，吴军北归，将会顺道直取长沙；到北方后，又构成对自己的威胁。但吴佩孚并不理会来自北京的不准命令，他有曹锟和直系长江三督的幕后支持，又找到了西南这个同盟者，表示撤防“志决议定，断无变更”⁽¹⁶⁾。

2月间，在段祺瑞策划下，河南易督问题发生，同时安福系又在北京策划倒靳阁运动（均详后），于直系不利，这样就促使吴佩孚不得不加速率部北撤。从2月底开始，吴佩孚派人将包括自己眷属在内的直军官佐七百余人、家眷约三千人护送北归，并发布撤防布告，禁止士兵随意请假⁽¹⁷⁾，以示北撤决心。曹锟的态度也强硬起来，接连六次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准许直军撤防⁽¹⁸⁾。3月21日，北京政府再次致电曹锟，要他飞电制止吴军开拔。曹锟复电说：“现该军军官眷属等业已北上，归志已决，无法挽回，务请速发欠饷及开拔费，并电湘督拨队接防，迫切待命。”⁽¹⁹⁾3月26日，吴佩孚拍发的最后一个要求撤防电报指出：“我军远戍湘南，瓜期两届，所有必须回防之苦衷，迭经电陈，无事赘述。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同属一家，并非外患仇雠，何须重兵防守。……若谓撤防太速，隳其前功，则三载换防，不可谓速，阋墙煮豆，何敢言功。”⁽²⁰⁾

段祺瑞看到阻止无效，直军撤防势在必行，被迫只好同意撤防。5月18日，吴佩孚接到曹锟转来的允准撤防命令后，即于20日通电撤防北返，开始行动。

5月21日，张敬尧派所部暂编第二师师长吴新田到衡州，会商防务交代事宜。吴佩孚与吴新田及谭延闿的代表萧弼臣在衡州签订了六条协定，规定各守防区，互相不得侵犯。吴佩孚随即率所部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混成旅于5月25日一齐撤出了湘南防地，全体乘船至株洲，再水陆兼程，以期迅速行军。沿途军士们唱着吴佩孚用《满江红》词牌写的军歌《登蓬莱阁歌》：“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²¹⁾

吴佩孚率部由湘江顺流而下，27日经过长沙，29日到岳州，均未停靠，31日抵达汉口。直军到汉口后，由鄂督王占元接济军费六十万元，吴向全军发饷三个月以振士气。吴佩孚一到汉口，即声称：“顺国人之公意，本正义之主张，撤防湘南，集中武汉，以清除奸慝，促进和平，力争外交，以维国体，一俟军队运输告终，即日挥戈北指。”⁽²²⁾这无异是对段祺瑞的宣战书。在武汉休息数日后，吴佩孚率部于6月5日乘车离开汉口，7日清晨到达郑州。吴将第三师全部驻扎在郑州，王承斌的第一混成旅驻许昌，阎相文的第二混成旅驻驻马店，萧耀南的第三混成旅驻顺德、磁州，骑兵团驻黄河桥，步兵八团驻新乡县。

吴佩孚撤防之先，段祺瑞认为这等于是放虎归山，因此与徐树铮等密议决定，一面密电张敬尧迎头截击，一面电令驻在荆州城内的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迅速率师东下集中岳州，准备将吴佩孚部队消灭于洞庭湖中。长江上游暂编第一混成旅旅长赵云龙、北洋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第二混成旅旅长刘海门等部已先赶驻岳州，其余驻沙市、宜昌、宜都等地的第二、第三、第四等旅亦分途开拔，长江上游第二旅旅长刘文明则奉派为前敌军事参赞，驰往长沙与张敬尧联系夹击吴军事宜。湖北都督王占元据报吴光新所部纷纷东开，认为是袭击武汉，急调所部北洋第二师和第十八师宋大霈、湖北第二旅寇英杰、第三旅卢金山，第二十一混成旅孙传芳等部队，沿长江两岸布防堵击。吴光新军第二旅三、四两团渡襄河（即汉水）时，被襄阳镇守使署所属部队迎击，死伤甚多，溃退沙市，第三、四两旅在途中亦被堵不能前进，退驻宜都、宜昌等地。吴佩孚率领全军经过长沙时，张敬尧在长沙城内外及岳麓山布防，但因兵力单薄，不敢冒险截击。吴佩孚的船队到洞庭湖时，吴光新未能赶到岳州，在岳州布防的赵云龙等部皖军，无人敢负代为指挥之责，未向直军开火。因此，吴佩孚率部顺利闯过了两道险关，安全抵达武汉。

吴佩孚在撤离衡州前一天，与张敬尧和谭延闿代表三方签订的南北两方维持原有停战界线互不侵犯的协约，完全是迷惑张敬尧的官样文章。原来，吴佩孚早已秘密与西南达成撤防后由湘军接防，吴军退一步，湘军进一步的协议。因此，吴佩孚一走，湘军就立即行动起来，步步紧跟，抢先接防。5月21日，湘军就将祁阳防地占领。25日，侵夺耒阳。6月7日，进占衡山，并由湘潭、湘乡直逼省垣。张敬尧所部驻湘军队虽有七万人之多，但军纪腐败不堪，毫无抵抗能力，不战自溃。6月11日晚，张敬尧从长沙逃往岳州。次日，湘军赵恒惕进占省城。26日，岳州亦为湘军占领。从此，湖南完全为湘军所有。湖南人民在张敬尧的暴虐统治下，度过了两年零三个月的苦难岁月，对张的暴戾恨之入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驱张运动，最终实现了。6月13日，北京政府以“节节退缩，置原划防区于不顾，又复擅离省垣”为词，褫去张敬尧湖南督军兼省长各职，暂行留任⁽²³⁾。29日，又明令查办。张敬尧的第七师残部退往湖北后，由王占元接管改编。

吴佩孚撤防，直军主力北上，湖南由原来皖系占据的地盘转归直系的盟军所有，不仅加深了直皖之间的对抗，意味着战争迫近了，而且这一变化，从军事形势和力量对比上来说，显然是有利于直系而不利于皖系的。这对后来战争结局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　河南易督和八省同盟的建立" class="reference-link">二　河南易督和八省同盟的建立

与吴佩孚积极准备撤防的同时，发生了河南易督问题。它与直军撤防有密切关系，是直皖战争前两派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河南地处中原，居南北要冲，有京汉路纵贯其间，在军事上地理上占有重要地位。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1871—1933），字周人，河南汝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隶属于毅军，官至总兵。民国成立后，曾任河南护军使，因镇压白朗起义有功，1914年被袁世凯封为宏威将军，督理河南军务。袁死后，任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虽属北洋派，但不是安福系人，对直皖两系采取中立态度，对于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命令也不愿积极执行。段祺瑞、徐树铮衔恨在心，早有去赵之意。

还在1919年七八月间，段派为了排斥直系，就密谋策划河南易督。因吴佩孚谋任湖南督军，其最初计划，即拟以湘督给吴，将张敬尧调豫，赵倜则调热河。此节做到后，再设法进一步谋去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使南北要区，密布心腹，以力制西南，宰割天下⁽²⁴⁾。但因赵倜反对张敬尧，易督问题未得解决。稍后不久（11月），又提出以吴光新督豫。

吴光新（1886—1939），安徽合肥人，为段祺瑞的妻弟，皖系军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早就想谋得一个督军的位置，占有地盘。1917年8月6日，段政府于任命傅良佐督湘的同时，派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让他率兵两混成旅由岳州入川。段原想以川军为驱逐滇、黔军的先锋，而用北洋军队在后面监视，然后以吴光新督川。不久，段祺瑞对湘用兵失败，傅良佐从长沙逃走。熊克武的川军也乘吴光新不备，把到达重庆的北军包围缴械。吴趁船逃走，重庆为熊克武所占领。段对川省方面的计划归于失败，吴的川督也就随之落空。

1919年11月间，靳云鹏组阁，吴光新为裁兵事回京见靳。靳为了想取得安福系对其组阁的支持，便向吴表示愿以陆军总长让出，请他担任。吴说他“志愿不在中央，如外地一省督军之任，尚可尽力”，并指明想当河南督军。靳未表示同意，说：“赵倜有兵三万余人，恐难收束。”吴答称他自己“有部下一万余人，可以全行携带前往。至豫军各将领，犹可以设法疏通”⁽²⁵⁾。吴一面向靳表白心意，一面即极力与段祺瑞、徐树铮商议谋取豫督。赵倜闻讯后，大起恐慌，即派其弟赵杰晋京运动。赵杰到京后，花了二十万元贿赂段祺瑞及其部下，段始答应暂不更动，但以裁兵为交换条件，故河南督军署于一月以内即全力从事裁兵。

不料裁兵刚刚就绪，尚未编定，段祺瑞又提出撤换赵倜。2月13日，皖派一些重要人物在段宅开会，决定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安福国会众议院秘书长王印川为河南省长。随后，吴光新以平定河南匪患为名，率兵到信阳，大有走马上任之势。吴还密谋与南阳镇守使吴庆桐等河南内部的反赵军采取联合行动。与此同时，徐树铮南下到济南，与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密议，决定如赵倜反抗，则由马良带兵入河南，援吴攻赵。随后徐又到蚌埠，与皖督倪嗣冲会商，牵制苏督李纯，为吴光新后盾。段祺瑞之所以重视河南地盘，迫不及待地想易督，是因为当时吴佩孚在衡州正积极准备撤防，河南是直军撤防北返必由之路，由吴光新接替赵倜任河南督军，就能成功地阻止北返直军通过；同时可以打破曹锟与长江三督的联络，使之首尾不能相接。

易督消息传出以后，河南人心浮动，赵倜部下大哗，群以段祺瑞无信，要与之决一雌雄。河南省议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反对易督，要求吴光新部队撤出河南。赵倜怒不可遏地说：“二十万元只买得裁兵二字！”⁽²⁶⁾他不甘心被逐，当即一面以河南第一混成旅旅长成慎为第一路司令，豫东镇守使兼毅军统领宝德全为第二路司令，宏威军司令赵杰为第三路司令，分驻各处要隘，准备抵抗皖军进攻；一面派其亲信王杰到广东与西南联系，寻求援助，表示倾向西南，一致反皖。2月14日，赵倜给岑春煊的密电说：“时局纠纷，已达极点，非速解决，难救危亡。靳阁现正竭力图豫，计在统一北方，破坏长江，然后进取西南，贯彻主战初衷。刻北方军人多已解体，宜速拒绝和议，联合各省，以定时局。敝省商定，均愿执鞭，强随诸君后，机不可失，祈即图之。”⁽²⁷⁾王杰从广东返回河南后给岑春煊的电报中，进一步指明河南易督与西南的利害关系：“现在吴光新督豫之说，声浪日高，果成事实，则长江必危；长江危，则西南亦难支持。务恳速定大计，一面电商宁督设法阻止，阴电各军一致进行。”⁽²⁸⁾

段祺瑞提出河南易督，以吴代赵，是想切断吴佩孚的归路，破坏直系的兵势连锁。他这一着关系到直系的兴亡盛衰，当时舆论就指出：“豫省为直皖两系生死存亡之关键，为两系必争之点，无论如何，不肯轻易放手。”⁽²⁹⁾因此，除了赵倜进行抵制和反抗外，直系各省督军也一致表示反对。曹锟、李纯、王占元、陈光远都发电阻止。2月下旬曹锟给靳云鹏的电报说，“去赵用吴，北洋解体，万不可办。”⁽³⁰⁾吴佩孚更是怒火中烧，对段派进行了较前更加猛烈的抨击。2月23日，他在一则通电中严词诘质说：“夫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共戴一天。而乃长恶不悛，鬼蜮百出，值兹全国蜩螗之秋，潜为位置私人之计，只知扩张党势，不顾牵动大局，如果一意孤行，势必酿成大乱。……吴光新既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万取千取，法纪荡然，排除异己，人人自危。政府比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赞许者则排击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威权较满清、项城为何如？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家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³¹⁾他要求徐世昌和靳云鹏“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以弭战祸，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

为了防止段派的阴谋实现，吴佩孚派代表赴河南与赵倜接洽，商议共同对付皖系办法，同时加速撤防的进程，决心以实力援赵。吴还与西南互通声气，希望采取一致态度。2月23日和24日，吴佩孚连续给岑春煊发出密电说：“中央决定以吴督豫，虽各方反对，悍然不顾，即牵动大局，亦所不惜，发表命令，即在目前。除由敝处通电全国力争，并派专员赴豫与赵接洽应付外，并希我公密电转达豫督，嘱其抗拒勿交，敝军立即撤防，以实力援助，决不令其蹈吉、鲁两督之故辙也。”他要求岑“联合西南各军全体，警告中央，以破阴谋而杜后患”⁽³²⁾。吴佩孚还介绍赵倜参加了救国同盟军，与西南联为一体⁽³³⁾。

河南易督如果成功，不惟予直系以沉重打击，而且显然对西南也是不利的。西南军阀从保存地盘和向外扩张的切身利害考虑，自然是支持赵倜和直系反对皖系，不同意易督的，况且他们还同吴佩孚签有同盟密约的关系。西南渴望乱中取胜，从北洋内部直皖两派的厮杀中坐收渔人之利，发展自己的力量。2月27日，岑春煊致西南军阀首领陆荣廷、谭浩明、唐继尧、刘显世、熊克武、谭延闿的密电中，把这—意图说得最为明白：“段派阴谋夺豫，藉以控制长江，情势已逼。子玉（吴佩孚）义愤慷慨，既决以实力援助，若能回军武汉，而中原发生剧变，则北部内乱，适予西南以绝好发展之机。此时应请速谋团结内部，预筹战备，迎机速起，以求最后之胜利。”⁽³⁴⁾滇军驻夔州（今重庆奉节县）总司令、襄郧镇守使黎天才认为战端发生，滇军“乘势东下，窥取荆、宜，互相策应，诚属千载一时之机”⁽³⁵⁾。蓝天蔚则说：“吴佩孚撤防不专为湘，亦含有救赵之意。此事与西南作战计划，颇有关系。……前方机会虽好，而施、夔无能战之兵，若能于赵、顾两军中，分一东下捣武汉，直意中事。且武汉谋响应者甚多，一经连络，胜券可操也。”⁽³⁶⁾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也在2月下旬致电徐世昌，以赵倜部下群怀义愤，准备抵抗，北洋因地位争持，牵动大局，将追悔莫及，主张暂不更易豫督⁽³⁷⁾。如前所述，张作霖原本是依附段祺瑞，在直皖两系关于和战问题的争执中是支持段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的。1918年2月间，徐树铮怂恿拉拢奉军在秦皇岛劫械，引奉军入关，胁迫冯国璋对南方护法军作战。随后，张作霖在军粮城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以徐树铮为奉军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并帮助段祺瑞、徐树铮组织安福国会。但不久，徐树铮未经张作霖之同意，随意调遣奉军，并以奉军副司令名义在天津擅杀直军将领陆建章，嗣后又挪用奉军军饷数百万元，张因之对徐产生恶感。同年9月，他解除了徐的奉军副司令职，撤回奉军总司令部，从此张、徐分离。五四运动后，张作霖看到段祺瑞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完全失去了人心，而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经营外蒙，又有碍奉系势力的扩张，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同时直系利用张作霖同徐树铮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联奉制皖”的策略，吴佩孚曾派人对张作霖说，徐树铮谋夺关外利权，劝张勿为徐所利用，以致不利于己⁽³⁸⁾。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张遂转而倾向直系方面，从而在河南易督问题上，与直系持相同的态度。

1920年2月26日，北京政府国务院在安福系的操纵挟持下，通过吴光新任河南都督，王印川任省长。会后，靳云鹏即将两议案送徐世昌盖印发表。徐不同意更动河南督军，只在任命王印川为河南省长的命令上签了字。徐之所以不肯撤换赵倜，是因为一方面他早就不满意安福系的专横，不甘心做段祺瑞的政治傀儡；另一方面徐和赵倜素有往来，关系比较密切，且赵之所部豫军，属于姜桂题的旧淮军，对徐素表忠诚，故人早视河南为徐的势力范围。加上曹锟当时有密电致徐，说先前湖南战后，段祺瑞即以湘督给了张敬尧，致使湖南风潮至今未息，今又为其亲戚谋地盘，使秩序完好之河南濒于战争危险，宁能服天下之心。如吴、赵果有争执，则他将助赵⁽³⁹⁾。徐世昌害怕河南发生战乱，便坚不肯易督，曾对人说：“即不说我是总统，而我以河南巨绅之资格，亦决不能任河南地方发生扰乱，故罢赵用吴，激起反动，我决不为。”⁽⁴⁰⁾

由于赵倜的坚决抗拒，曹锟、张作霖、长江三省以及吴佩孚的声援，加之徐世昌也不同意易督，段派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被迫让步，表示暂时可以不撤换赵倜，但必须立即将移动的豫军一律撤回原防。3月初，曹锟致电北京政府替赵倜的军事调动辩解，提出将吴光新的部队撤离河南境内，作为豫军回防的先决条件。电文说：“豫省此次震动，实因吴军抵境所致，如吴军能即日开离豫省，则豫军亦即日各回原防。”⁽⁴¹⁾随后又补发一电：“吴光新之奉调到豫，原为剿办土匪，现豫省并无匪迹，则吴军自应迅为撤去，以免发生误会。”⁽⁴²⁾赵倜也致电北京政府，声称河南并无匪患发生，“境内弭平，堪纾廑念”⁽⁴³⁾。“豫军回防原无不可，但必俟吴光新军队退出豫境之后，方能遵令办理”⁽⁴⁴⁾。

安福系易督阴谋未能得逞，于心不甘。3月下旬，赵倜因南阳镇守使吴庆桐有叛迹，拒绝让他回任，其时又有驻郑州第八旅旅长靳云鹗（靳云鹏之弟）所部在荥泽县发生兵变。安福系以吴庆桐系中央命官，不得由本省大吏任意进退，今赵拒绝其回任，是大损中央威信，兵变一事，更说明赵无统治能力，再次向靳云鹏提出将赵倜撤换，并拟由安福国会对赵提出弹劾。靳云鹏因与徐树铮的关系早已形同水火（详后），而同赵倜感情颇好，在易督问题上，表面上采取骑墙态度，实际上是支持赵的。因此不同意撤换赵倜⁽⁴⁵⁾。

河南问题发生后，使1919年秋冬间形成的直奉同盟日趋成熟。原来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孟恩远七省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现在又加上豫督赵倜，形成以直系为核心的反对皖系的八省同盟。

4月8日，曹锟在保定发起阵亡将士追悼会，各省区均派代表参加。次日，八省同盟代表，加上吴佩孚的代表共九人，在另一地点开了秘密会议，商讨对付皖系的方策。由于安福系罪恶昭彰，声名狼藉，成为全国人民众矢之的，所以八省在反皖特别是反对安福系的立场上基本取得一致。但参加八省同盟各方的见解不尽相同，因此会议只决定铲除安福系，而避开了段祺瑞这个皖系头目，认为搞垮了安福系，段便不攻自倒。会议当场通过三条：一、拥护靳内阁，但不反对段祺瑞；二、前线各省防军一律撤回，但须保证南军不进攻；三、宣布安福系罪状，通电政府，请求解散⁽⁴⁶⁾。

段派为了破坏八省同盟，3月间曾策划进行选举副总统活动，并内定选举曹锟。他们以为举曹则其余七省必将以为曹与段祺瑞订有密约，由于暂时利益关系结合起来的八省同盟，必因之解体。曹锟在安福国会成立时曾受过一次骗，吃了苦头，这次当然不会轻易再上当了，他拒绝了这种诱骗。参加八省同盟的军阀也指使本籍国会议员不得出席副总统选举会。两次会议均因不够法定人数而流产，因而段派的计谋无法实现。

中止河南易督，是直皖斗争中直系的一大胜利。因八省同盟的建立，直系的声势更增大了，皖系处在直奉南北夹击之中，直皖两派间的斗争因之也更尖锐化了。

三　安福系的倒阁运动和靳内阁去留之争" class="reference-link">三　安福系的倒阁运动和靳内阁去留之争

河南易督问题发生后，不仅加强了直系和奉系及西南的同盟关系，开始实现李纯在1920年初提出的“借张胡（指张作霖）倾安福”，“直系与西南提携，协谋倒段”的策略主张⁽⁴⁷⁾，而且为了利用徐世昌、靳云鹏在中央的地位来抵制安福系，他们把这种同盟关系正式扩大到徐、靳，形成直奉、西南及徐、靳反安福系的“三角同盟”。针对当时安福系发动的倒阁运动，八省同盟作出了拥护靳内阁、解散安福系的决定。围绕靳阁去留问题，展开了反对安福系的激烈斗争，加速了直皖两派的决裂。

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山东邹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学堂监督为段祺瑞），后任清军十九镇总参议，驻守云南。1911年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靳在昆明五华山战败，化装逃走。到北方后，由段祺瑞引荐，袁世凯任命他为北洋军第五师师长，署理山东都督。袁死后，复受段祺瑞重用，1918年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他忠实执行段的武力统一政策，被段倚为左右手，与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同称为段手下的“四大金刚”。即在此时，徐树铮因与靳争权争宠而矛盾日趋尖锐。徐处处揽权，又年壮气盛，仗势凌人，往往故意使靳难堪，靳曾多次负气请假，表示消极对抗。徐是段的嫡系门生，政治关系比较简单，唯一的靠山是段，加上他会玩弄手腕，善于出谋划策，而深得段的宠信，人称为段的“小扇子军师”。靳与段虽然也很接近，且有师生关系，但他和冯国璋是同学同事，同曹锟是把兄弟，又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往来都较密切。因此，段对他不能毫无戒心，对徐的信任就逐渐超过他。靳因之对徐衔恨在心，两人关系更加恶化。

1919年6月13日钱能训内阁总理辞职后，由龚心湛兼代。9月5日，龚又为安福系所迫去职。龚辞职时，徐世昌的夹袋中原有一个周树模作内阁总理的继任人选，但亲日的安福系认为周是英美派人物，反对他组阁。于是由徐世昌提议并征得段祺瑞的同意，由靳云鹏（时任陆军总长）兼代国务总理。靳云鹏组阁时，曹锟、张作霖为了能在中央多找到一个共同对付安福系的同盟者，都对他表示支持。9月22日，曹锟、张作霖联名致电徐世昌，略谓：“国政端在内阁负责，龚代阁久萌退志，继任之人，甚难其选，暂行代理。现闻有靳云鹏总长兼代之说，大总统潜移默化，想已得选。靳总长心地光明，操行稳健，以靳代龚，众望允孚。如龚代总理必欲退职，即请以靳总长组阁。”⁽⁴⁸⁾连一向同北京政府作对的吴佩孚，也表示赞同靳出任内阁总理。徐树铮曾推出皖系安徽督军倪嗣冲等通电反对靳云鹏组阁，但阻挠无效。11月5日，靳云鹏被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旋即为参众两院通过。

靳云鹏上台后，想摆脱段祺瑞的控制而独树一帜，使自己成为各派的中心，以左右政局。他力主与南方议和，反对对南用兵，表示“中央主张所在，惟以和平统一为归”⁽⁴⁹⁾。这一点与直系的主张完全一致。安福系拉他入伙，使其为该党的政治目的效力，他拒绝参加，说：“余系军人，万不能公然加入政党。”⁽⁵⁰⁾关于阁员人选，安福系为了便于操纵内阁，提出以己派人物吴炳湘、李思浩、姚震、朱深、曾毓隽分任内务、财政、司法、交通各部总长及国务院秘书长，靳云鹏起初表示接受。及至国会通过靳组阁案时，靳改提田文烈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张志潭为农商总长，夏寿康为教育总长。靳以为周自齐为旧交通系梁士诒的人（旧交通系1918年底即已与安福系处于对立），由周长财政，可得旧交通系经济上的援助，为中央垫拨军政各项费用。张志潭本任陆军次长，为靳的忠实助手，平日也与徐树铮不睦，靳畀以农商总长，是想利用欧美资本发展国家财源，摆脱金融上的困境，同时拉他以与安福系相抗衡。夏寿康为湖北人，与黎元洪为旧识，关系较深。靳拟请黎出任调停南北和议，由夏任教育总长，便是为了联合黎元洪。

靳阁人选提出以后，11月7日和9日，曹锟、张作霖先后致电靳云鹏表示赞同。张在电文中说，“我公出膺艰巨，定能利国福民。承示各部总长，贤才硕彦，独出冠时，为国得人，共图匡济，逖听之下，极表赞同。”⁽⁵¹⁾安福系则感到上了靳云鹏的当，认为“此项组阁与本系势力之消长至有关系，不可忽视”⁽⁵²⁾，因而拚力反对。尤其是财政总长一席，提出非己派之李思浩担任不可，因为安福系每月十四万元党费要由财政部支付，他们视财政部为命根子，决不肯轻易让给他人。11月16日，傅良佐去公府见徐世昌征求意见，徐不肯迁就安福系，表示不愿更动财长⁽⁵³⁾。靳云鹏引曹锟、张作霖为助，也表示宁可不干，决不更动⁽⁵⁴⁾。安福系无可奈何，不得不稍事收敛。但19日徐树铮从库伦（徐于10月下旬去库伦）打来一电，内有“若有人主张危及国会，某将声罪致讨”的话⁽⁵⁵⁾。在京的安福系分子得到徐的指示，态度复转为强硬，有人主张提出周自齐借款卖国案，以窘政府⁽⁵⁶⁾。曾毓隽则多次游说段祺瑞，请他出面迫靳改变主张。11月22日，段召靳入见说：“财长一席，安福方面绝对不赞同周自齐，为之奈何。余意此时不妨依彼等之请，改提李思浩试办财政，如果实在不能支持下去，再换周自齐，亦不为晚。”⁽⁵⁷⁾

靳云鹏虽然想摆脱段祺瑞的羁绊，但毕竟不敢公然违抗恩师的旨意，不得不屈服。于是，财政总长改提李思浩（后以周自齐任币制局总裁）。对此，安福系自然喜形于色。11月25日，曾毓隽给上海王揖唐的电报说：“阁员已定赞侯（李思浩，字赞侯）长财，吾党完全胜利，未始非合肥主持之力，本星期内可以完全通过两院，知念特闻。”⁽⁵⁸⁾11月28日和12月3日，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开会通过各部总长同意案，靳云鹏提出的教育总长夏寿康、农商总长张志潭又被否决。靳与安福系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失败了，预示着靳内阁的前途不妙。当时有舆论指出说：“李思浩一上台，靳阁的命运决定了，靳得一内阁，不能损安福部的毫末，安福部得一财政总长，却是窘靳而有余。”⁽⁵⁹⁾

12月3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靳内阁阁员：外交总长陆徵祥（陈箓暂代），内务田文烈，财政李思浩，陆军靳云鹏兼，海军萨镇冰，司法朱深，交通曾毓隽，农商田文烈兼，教育总长仍由次长傅岳棻代理。安福系对农教两部派员兼代大不满意，连日开会，企图压迫靳云鹏将两部人选更换，以己派之人充任，同时要几个部的次长。其中李思浩提出与他共事多年关系比较密切的财政部秘书钱锦荪为次长，靳云鹏没有答应。12月初，靳未经李思浩的副署，下令委自己的同乡和好友潘复（馨航）为财政次长，作为自己在财部的耳目，以便对李思浩起一些监视作用。李即愤而辞职，表示抗议，安福系予以全力支持，坚持不令潘复到任，并暗中策划倒阁运动。对此，靳云鹏大发牢骚说：“以正式总理不能用一次长，处处受某派牵制，此等总理，有何趣味。”⁽⁶⁰⁾由于安福系的逼迫，靳又不得不退让，潘复请假告退，由钱锦荪任次长，靳与安福系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又失败了。以后，靳阁便因安福系处处牵制要挟，“一步不能发展，一人不能任用，一事不能顺手办理”⁽⁶¹⁾。

1920年初，河南易督问题发生，靳云鹏对安福系所提撤换赵倜代之以吴光新的计划，采取消极抵制态度，未予支持。加上当时日本向中国提出就山东问题进行直接交涉，安福系为了想获得日本借款，暗中与日本勾结，阴谋出卖主权，满足日本的要求。靳云鹏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八省同盟督军和吴佩孚也通电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表示不同意直接交涉，声称：“中国既在和议席上拒绝签字，早知日本方面必有此举。惟既拒签于前，在理势二方面说，均无今日反接受直接谈判之理。”⁽⁶²⁾他还向山东代表说：“余宗祖坟墓均在山东，余之爱山东，决不后于国人。总之山东一案，本人在阁一日，必不至草草从事，余对此案，已抱定‘尊重民意，保持主权’八字。”⁽⁶³⁾因此，安福系决定发动倒阁运动。

1月间，由于安福系的刁难和作对，即有靳阁不稳之说。2月26日，因徐世昌不同意在罢免赵倜、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的命令上签字，安福系把罪过归咨于靳云鹏的暗中作梗，乘机向段褀瑞进谗说：“靳对公之至戚尚怀排斥，何能保其不叛公而去。”⁽⁶⁴⁾因此，当晚靳云鹏去见段祺瑞时，段斥责靳说：“你如此无用，如何能配做总理。”⁽⁶⁵⁾27日，靳即向徐世昌请假，并于29日以“病迫才拙”为辞提出辞呈。徐世昌对靳辞职表示殷切挽留，当即派秘书吴笈孙将原呈退回。吴向靳转达徐的话说，“同是为国家做事，不必过于坚持”。靳说：“总统好意，固极感激，但某方面有意为难，如不改就妥洽，实难再任国事。”⁽⁶⁶⁾徐还派人请段祺瑞出面挽劝，段也表示希望靳勿辞职。靳在徐劝挽之下，便打消辞意，于3月3日销假视事。但安福系把靳云鹏看成是直系在中央政府的代言人，必欲倒之而后快，于是便以“和议无期，而国会开会后诸端待理”⁽⁶⁷⁾为表面理由，电促上海王揖唐“即日回京”，实际上是要他来主持倒阁运动。

3月4日，靳云鹏一早到院，整理积压案件，预备提交国务会议。开会时，安福系阁员李思浩、曾毓隽、朱深等临时逃席，出席者仅田文烈、萨镇冰及傅岳棻三人。靳多次用电话催促，并派田文烈赴各处劝说，均无效果，直至下午2时，仍只三人，致国务会议终于未能开成。对此，靳云鹏很气愤。徐世昌也认为安福系这样做“殊欠堂皇”⁽⁶⁸⁾，表示不满。在徐看来，维持靳内阁，可以收到府院一致之效，在对付安福系专横方面，靳云鹏可以是自己的一大帮手。因此，3月4日，徐世昌派吴笈孙向安福系斡旋疏通，提出：“时局孔艰，内阁不宜摇动，务须相与维持，免酿政潮。”⁽⁶⁹⁾安福系便提出三条要求：一、更易河南督军；二、山东问题必须按该党方针办理；三、委派该党之人充任外交（总长陆徵祥因外交问题棘手于2月初提出辞职）、农商、教育三部总长；如不满足这些要求，就决不与靳并立。对于这些条件，徐世昌自然不会同意。靳云鹏以阁员中安福系已有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人，如果外交、教育、农商三总长再为其把持，将来阁务更难办理，也表示决不答应，誓将以去就相争⁽⁷⁰⁾。其他两项，也因八省同盟督军和全国人民反对，靳表示不能同意。

为了倒阁，3月9日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人向徐世昌提出辞职，不出席阁议，声称：“靳总理为人过于执拗，共事实难，不如另找合手替代”⁽⁷¹⁾，想以此相要挟，迫靳下台。11日，安福系开会决定对外交、农商、教育三部提人问题坚不退让。安福系之所以如此，不仅是想进一步操纵阁务，其目的还在于：外交部一得手，即可实行其对日直接交涉；掌握了农商、教育两部，便能联络各省总商会、劝学所，可为下次选举提供方便条件，且便于取缔学潮。徐一面对曾毓隽等辞职表示慰留，将辞呈退还，一面劝他们体谅靳的苦衷，勿以意气用事⁽⁷²⁾；而对于安福系提出的要求，则置之不理。靳云鹏由于内有徐世昌支持，外得曹锟、张作霖等的援助，对于安福系的倒阁，也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表示“阁员如必辞职，则先以各该部次长暂代部务，再作计议”⁽⁷³⁾；并说：“他们如同我干不来，只有任凭他去他的，我干我的，我不肯自己塌台，难道说他能把我拆台么？”⁽⁷⁴⁾曾、李、朱看到硬干不行，同时又担心徐世昌另委代理人员，失去了自己固有的职位，于是采取暗中拆台的办法，在靳阁施政方面设置种种障碍。

在这次倒阁运动中，出面站在前台活动的，是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人，而在背后兴风作浪的则是徐树铮。安福系每次阴谋策划会议，均由徐树铮暗中主持。看风使舵的李、曾、朱等人，惟徐马首是瞻。3月28日，由于徐、靳间的斗争激烈，段避居团河，闭门谢客，表示“不管闲事”。就在此时，徐树铮捏造了一封北洋系同人联合署名致靳云鹏的书信，对靳进行恫吓，信中说：“自公莅席总揆以来，吾党谓公必有一番振作，以为北洋系光荣。乃近来举止颠倒，长外藩嚣张之气，生宵小觊觎之心，中央威信，丧失殆尽。以合肥提携，我公方有今日，而我公反令合肥出走，公清夜自思，何以对合肥？何以对吾党？仆等亦无他言，请公作良心上之裁判。”⁽⁷⁵⁾此信辞锋所指，咄咄逼人，不啻一纸逼靳下台的通牒。31日，靳得此信后，即刻驱车前往公府谒见徐世昌，将书信呈徐阅览，并提出辞职。徐阅毕后将书信交还靳，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理他作什么？……倘若足下干不了，难道我又干得了吗？总而言之一句话，足下是不能走的。如万一他们逼迫，我们俩可以同时辞职。”⁽⁷⁶⁾经徐世昌慰留，靳又打消辞意。

如前所述，靳云鹏组阁，是得到曹锟、张作霖赞助的。靳上台后，没有按照安福系的旨意行事，在内政、外交上采取比较独立的立场，而且与直系的主张比较一致，因此直系和奉系对靳阁给予全力支持，坚决反对安福系掀起的倒阁运动。靳云鹏和徐树铮安福系之间的斗争，一变而为直皖之间的斗争，并使这一斗争进一步尖锐化。

靳云鹏提出辞职后，2月28日，曹锟致电劝他“勉力为国，万勿遽萌退志”，并通电各省拥护靳内阁⁽⁷⁷⁾。直系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和河南督军赵倜也都要求维持靳内阁。3月1日，张作霖致靳的电文中说得很恳切：“吾弟综握政衡，全国视线所集，岂宜于一发千钧之际遽萌退志，牵动根本。……务祈以国家为重，早日销假视事，藉副全体上下一致期望之殷，大局前途，实利赖之。”⁽⁷⁸⁾3月15日，张作霖还致书段祺瑞，责备段纵容安福系干涉政权，植党营私，希望他以后“勿纳宵小之言为盛德之累”⁽⁷⁹⁾。所谓“宵小”，就是指的徐树铮。

八省同盟的建立和做出拥护靳内阁、解散安福系的决议，加强了反皖力量的结合，不仅使徐世昌反对安福系倒阁采取了比较坚定的态度，而且使段祺瑞不得不对安福系有所约束，对靳云鹏表示支持。4月1日，当靳云鹏持上述徐树铮捏造的北洋系同人的信件去见段祺瑞，诉说自己难以维持阁务时，段对他说：“你做总理以来，舆论很好，东海（徐世昌）和各省督军对你都很融洽，此是难得之事，何故必要辞职。”⁽⁸⁰⁾他还表示自己并不与闻徐树铮等的主张，要靳不必多心。

4月间，阁潮一度平息，北京政局表面上显得比较平静稳定。但安福系倒阁计谋并未放弃，活动并没有中止。5月初，靳云鹏为财政、外交所迫，再次提出辞职，决心不再干下去。

原来自李思浩、曾毓隽、朱深取消辞职，出席阁议后，安福系改变策略，决定以不筹款困靳。5月份北京政府所需政费六百余万元无着，财政部所存现洋仅十五万元，各方请款之电报如雪片飞来，还有的派专人到财政部坐索。财政部长李思浩一概不管，要求索款者径直向靳索取，并请靳自行筹款，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赶他下台。靳因此如坐针毡，有说不出的苦痛。4月26日，日本政府又送来关于山东问题直接交涉的第二次通牒，催促中国政府迅速答复，措词强硬，语带恐吓。靳云鹏受全国舆论的影响，主张以明令通电全国不直接交涉，安福系不赞成。靳主张答复日本通牒须直截了当地写明不直接交涉，不留丝毫余地，而安福系则要求含糊其词，留有直接交涉之余地。外交次长陈箓（自2月份陆徵祥辞职后，即望坐升总长，倾向安福系，得到日本的支持）所起草给日本的回文，措词含混，与靳意有很大出入。靳云鹏和徐世昌阅后发还外交部，令陈箓大加修改。陈箓大为不满，5月6日阁议即借病不出席，由外交部参事刘崇杰代述修改稿，仍与靳的主张有距离。而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为维持党议，留有机会与日本直接交涉，在会上支持外交部的意见，与靳展开争论，并对靳旁敲侧击，致会议无结果而散。至此，靳云鹏再也不能忍受，当晚召国务院秘书郭则沄起草辞呈，8日正式送呈徐世昌。徐一再慰留无效，于5月14日签发三道命令：一、靳云鹏准假十日；二、由萨镇冰兼代国务总理；三、罗开榜代理陆军部部务⁽⁸¹⁾。由于靳云鹏坚辞而不肯销假，以后徐又连续几次给假。

是否让靳云鹏辞职，靳下台后由谁来继任，是徐世昌所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尤其是直皖两派共同关注的中心，斗争的焦点。徐世昌是挽留靳的，但是他深知靳久为安福系所窘，表示体谅靳的苦衷，万一不可留时，即属意周树模组阁。安福系开始也赞成周组阁，但提出外交、农商、教育三部总长必须由己派的人担任，还须奉行该派的方针大计，作为交换条件。其实，安福系并非真正拥戴周树模，不过是想藉周以倒靳，靳阁倒后周阁亦不令产生，其时内阁当然落在自己手里。徐世昌窥破了这一点，因此他只给靳云鹏一再批假而不准他辞职，也不急于提周，只有等周组阁能保证在国会通过后，才正式提周，并准靳辞职。周树模是个老官僚，有比较丰富的政治经验，他知道安福系的阴谋权术，当然不会轻易上当，也不愿拜倒在安福系门下充当傀儡。有人问他关于组阁的事，他说：“吾若于安福系条件下组阁，是绝不可能之事也。况徐总统亦并无劝我组阁的话。”⁽⁸²⁾他还向人表示：“为维持现状计，不如留靳，为组织内阁计，则不如拥段，故无硬拉余出山之必要。”⁽⁸³⁾

安福系见此计不成，于是又表示反对周组阁，主张由萨镇冰组织过渡内阁。安福系像一股祸水，谁都怕同它沾边，萨闻讯后声称：“如以组阁相强，即当襆被出京。”⁽⁸⁴⁾萨镇冰深知徐树铮、李思浩、曾毓隽等奸险刁恶，难与共事。当徐世昌开始要他代理总理时，他就声明不能长期代理，并不负财政责任。靳云鹏续假十日快满期时，徐鉴于一再代理，于名义上不甚相宜，提出以改代为署的办法和萨商量，他坚决回绝，表示如果改署，就将一走了之⁽⁸⁵⁾。

5月下旬，吴佩孚从湖南撤兵，南军步步紧跟，从张敬尧手中夺去了湖南大部分地方，安福系又几次召开秘密会议，提出请段祺瑞上台，组织“强有力之政府，以靖国内战争”⁽⁸⁶⁾。段祺瑞未尝不想重新粉墨登场，无奈这太不是时候了，由他出来取代靳云鹏，于己不利，也行不通，所以不愿冒此风险。

靳云鹏提出辞职时，曾派秘书到保定与曹锟联系，并和张作霖的驻京代表打招呼，说明自己去志已决，要求他们切勿挽留⁽⁸⁷⁾。但曹锟、张作霖认为安福系逼靳下台，是对自己和民意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示弱。自靳辞职后，曹、张和长江三督等各反皖督军，掀起了拥护靳内阁，反对安福系的高潮，在短短的二十天内，便先后发表了数十份通电，并且开始行动起来。

5月9日，曹锟致电徐世昌，陈述靳阁不宜更动的三大理由：“（一）西南各省首领与靳之联络，颇有进步，倘内阁突然改组，则前功尽弃；（二）和议正在进行之际，倘内阁更动，未免受根本上之影响；（三）若因一党之意见即更换阁揆，将来恐无人敢膺揆席。”⁽⁸⁸⁾同日，曹锟还致电靳云鹏，请靳“勿为浮言所动，俾保阁基”，表示如果安福系再行逼迫，他必有办法对付⁽⁸⁹⁾。5月10日、11日，反皖各省督军代表在天津开会，重申前此做出的拥护靳内阁、解散安福系的决议，并提出各军一律撤防，用某种方法扫除一切时局之障碍⁽⁹⁰⁾。后来又有人提议，这次留靳，“非文电所能为力，必由事实上着手”⁽⁹¹⁾。张作霖一方面派其子持密函送呈段祺瑞，规劝他维持靳阁，“勿轻信佥壬，致失信于天下人”⁽⁹²⁾，一方面电请徐世昌“对于中央阁潮，务速行决然手段办理”，勿再“瞻徇情面，敷衍时局”⁽⁹³⁾。6月13日，吴佩孚在郑州发表一个通电，谴责安福系“毒痡四海，腥闻于天”；说安福当道，国难难平，卖国党不除，不能长治久安，提出“召集国民大会，以真正民意公决”时局问题，“庶可无偏无党，永绝后患”⁽⁹⁴⁾。为了推倒安福系，吴佩孚准备实行兵谏，将部队撤回河南后，布置在京汉铁路沿线上待命。张作霖也准备调遣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入关，6月10日驻独流镇的奉军四营经过天津开往廊坊。6月15日，吴佩孚偕所部第二、三混成旅旅长阎相文、萧耀南及曹锳到保定，参加曹锟的军事会议，张作霖、李纯也派代表前往参加。16日，曹锟电请辞去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17日，徐树铮从库伦返回北京应付时局（徐于4月9日离京赴库）。直皖之间准备诉诸武力了。

赞成维护靳内阁的，除八省同盟外，还有绥远、察哈尔、热河、新疆等省的军民长官，留靳声浪占了压倒优势，但安福系仍坚持倒阁。靳云鹏怕卷入两派的漩涡中，坚不肯复任，从5月初到6月中旬一个多月时间内，连续四上辞呈。被拟定为组阁的那些人，也都知难而退，北京政局陷入严重的内阁危机之中。直皖两派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平日笃信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的徐世昌，也感到左右为难，惶惶然不可终日了。为了想找到一条摆脱时局危机、避免战争的途径，他电召张作霖、曹锟、李纯来京一起会商。

四　张作霖的调停及其失败" class="reference-link">四　张作霖的调停及其失败

6月7日、14日、18日，徐世昌连发三电，邀张作霖、曹锟、李纯等来京磋商挽救时局办法。6月19日，张作霖以“调人”的姿态应召抵京。北京全体军、警、政长官均往车站迎接。安福系希望张作霖保持一个真正调解者的立场，不要完全倒向直系一边，对他的来京，欢迎极其热烈，但张作霖对安福系的热烈表示却反应冷淡。他舍安福系特意为他设置的奉天会馆不住，而住在化石桥奉军司令部。这时，李纯称病不能长途跋涉，派参谋长何恩溥为代表前来。曹锟也未前来参加，派代表王某赴京，向张作霖说：“此次某方面（指安福系）把持政权，未可以理喻，即锟来京，亦无办法。况三军忿激，急需绥抚，故暂留保定，以促某方面之省悟。”⁽⁹⁵⁾

20日、21日，张作霖两次晋谒徐世昌，陈述本人并代陈直系各督军对内阁的意见，认为责任内阁必须各阁员和衷共济，如果同床异梦，则政务难免纠纷，历观以前阁潮，均是如此。因此，他提出“以留靳为唯一解决办法”，同时补提外交、农商、教育三总长，并撤换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总长⁽⁹⁶⁾。徐世昌表示赞同，并请他去劝挽靳云鹏。张随即去棉花胡同靳宅，劝靳销假，不可再持成见，“致使渔人得利”；并说：“总统对执事之诚恳，亦当稍答知遇。”⁽⁹⁷⁾“余奉命劝君销假，君若不销，吾不能复命。”⁽⁹⁸⁾靳云鹏仍以病辞，没有答应。

21日，张作霖去团河会见段祺瑞，提出挽靳复职，劝段不要庇护徐树铮等人，以免发生“意外之事变”，损害自身“半世之名望”⁽⁹⁹⁾。段表示他无意反对徐世昌，不想组阁，也不想当副总统，暗示可以副总统给张⁽¹⁰⁰⁾。关于靳阁问题，段说：已敦劝靳数次，无奈他执意不干，“今当再派人切实请其销假”⁽¹⁰¹⁾。

和张作霖与各方面进行斡旋留靳活动的同时，安福系则在太平湖开会议决，无论如何决不承认靳复职，仍拟提周树模组阁，以抵制各方面留靳⁽¹⁰²⁾。

6月22日下午，张作霖偕同其部属王乃斌、张景惠以及苏、鄂、赣、豫、绥、察、新疆等省代表，乘车前往保定与曹锟磋商。当晚，张作霖、曹锟、吴佩孚及各省代表开会讨论解决时局方案。吴佩孚发言语词强硬，他说：“国事如斯，佩孚身为军人，食国之禄，保国之责，义所难辞。部下士兵，虽不敢谓久经训练节制之师，但亦颇知大义”，如果安福系“不顾国家，徒以破坏大局为事，佩孚虽能容忍，诚恐部下义忿，亦难压抑。”⁽¹⁰³⁾他主张：第一、解散安福系；第二、免除徐树铮之筹边使，卸去其兵权；第三、将上海和议之总代表王揖唐及北京财政、交通、司法三总长均予免职⁽¹⁰⁴⁾。各省代表亦相继发言，讨论结果，决定办法五条：一、靳云鹏复职；二、内阁局部改组，撤换安福系三总长，补提外交、农商、教育三总长；三、撤换王揖唐议和总代表，取消上海和议，由中央与西南直接谈判；四、解散安福系；五、解除徐树铮之兵权，撤销筹边使官制，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张作霖对前三条表示赞同，后两条未置可否。他以此次来京系负调停之责，不愿趋于极端，为了避免纠纷扩大，不使徐世昌为难，决定回京后相机行事；如果前三条能顺利解决，则其余或者暂可不提，等靳云鹏销假复职后再从长计议⁽¹⁰⁵⁾。

6月23日晚，张作霖返京，次日将保定会议情况向徐世昌报告。徐表示可以酌量采纳，但需逐渐办理，万不能操之过急。徐电复曹锟说：“中央自有办法，少安毋躁。”⁽¹⁰⁶⁾接着张作霖一连几天同各方面进行磋商，他认为靳的能否复任，主要关键在于内阁局部改组、安福系三总长出阁是否能成为事实，当即托参谋总长张怀芝把这个意见转达段祺瑞，并亲自去团河劝段动员三总长下野以为转圜。段没有同意，他表示希望各方面不要坚持成见，提出以恢复原状为调解办法，即阁揆仍由靳云鹏复任，而安福三总长也不下野⁽¹⁰⁷⁾，至少也须保留财政、交通两席。安福系死抱住财政、交通不放，是因为两部关系安福系的党费命脉，尤其是交通部包含铁路、航船、邮电、航空四路收入，是安福系的金库和最大财源。曾毓隽曾说：“有交通部，够安福吃十年饭。”⁽¹⁰⁸⁾不仅如此，安福系和政府的账目混在一起，通过两部侵吞了大量公款，仅交通部一部就有二千余万元不能报销的账目。

张作霖去劝靳即日销假，说：“公一日不销假，我即一日不回奉。”⁽¹⁰⁹⁾靳仍不肯答应，以为因自己的缘故，使三总长同时去职，于友谊和面子上均过不去，但若三部不改组，则以后办事仍很棘手，徒拥总理虚名；同时，他感到处在直皖两派的激烈斗争中，左右为难，不好应付，还不如荐贤自代为好。因此，他极力推荐周树模组阁，自己答应继续担任陆军总长，全力协助周内阁。他说：“余非置大总统、诸帅之意于不顾，余销假后，余之政策仍不能行使。余为合肥门下，几无人不知，苟销假后，对于应付时局之处，其有不便于合肥方面者，人将谓我忘恩；其有不便于各督方面者，人将谓我究竟是合肥的人。此种难题，实属无法解决。余之欲贡献于总统者，拟请政府另提周少朴（周树模）组织内阁，既可将前内阁之罪恶作一结束，又可将前内阁引起之政治葛藤一刀斩断，俾新内阁努力于建设之一途，而政潮于以平静，所谓不了了之，此则国与民皆蒙其利。”⁽¹¹⁰⁾

张作霖回京后，各省代表仍留在保定磋商时局，等待北京消息，各督军始终坚持强硬态度。25日至27日，保定方面连续致电张作霖及徐世昌，要求对内阁及时局问题从速解决，至少亦必须先办妥一两件，以安军心，除靳阁复职，撤免安福系三总长外，还必须裁撤徐树铮的筹边使，边防军归陆军部管辖⁽¹¹¹⁾。与此同时，保定还发表了《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指出：“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于阉宦貂珰，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殃民祸国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还说，“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界？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¹¹²⁾直军所采取的仍然是历史上“清君侧”的做法，只提反对安福系和徐树铮，而表示不对“先进泰斗”段祺瑞采取敌对行为。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内部有分歧，张作霖不主张反段，另一方面显然也是为了分化皖系的军事力量。

6月25日，张作霖赴团河见段，正式提出免除徐树铮职务的问题（事先征得徐世昌的同意）。段含糊其词，表面答应让步，实际上是不同意。他说：“安福之坏，我已知之，我非安福，君亦知之。偌大政党，难保无不良分子，无可讳言。”“徐树铮得罪人，我亦知之，我对于国家，始终以直道，绝无权利之私，现在惟望徐总统收拾时局。”⁽¹¹³⁾后又对人说：“徐有功蒙古，为取消（蒙古）独立之经手者，不应遽夺其职。”⁽¹¹⁴⁾

由于靳云鹏坚决不干，并力荐周树模组阁，28日张作霖同段祺瑞达成一妥协方案，并得到徐世昌的认可，即：解散旧阁，改组新阁，靳云鹏不再复任，安福系三总长下野，双方各得其半；由周树模组织新阁，除财政、交通、司法三总长脱离阁席外，其余如内务、海军两部不动，外交、农商、教育三部补提，靳辞职后仍任陆军总长⁽¹¹⁵⁾。关于徐树铮免职，边防军、西北军归部直辖问题，段祺瑞和安福系同意做一种“掩耳盗铃式之让步”，即边防军西北军归段祺瑞节制，徐树铮的筹边使保留，名义上虽有变更，实际上仍然照旧。当日，张作霖将靳云鹏坚不肯复职和上述调停情况电告保定方面。保定电复张作霖并转徐世昌，对于阁揆问题，其措词为“悉凭元首主张”，未表示可否，但仍坚持取消筹边使官制，解除徐树铮兵权，罢免李、曾、朱三总长及其他条件⁽¹¹⁶⁾。电文还举例说：“民国六年，段合肥联合各军，向黎黄陂兵谏，今日各军向合肥兵谏，均是为国，毫无私意。”⁽¹¹⁷⁾与此同时，安福系成员百余人则于6月29日在太平湖俱乐部开临时大会，讨论对付办法，提出周树模如组阁，他们在新内阁中无论如何须保留财、交两部，以维持现有势力，最后通过不保留两部，即不通过周阁的决议⁽¹¹⁸⁾。

6月30日，张作霖赴团河将保定回电报告段祺瑞，段拒绝保定所提条件，态度异常坚决，说：“调停政局，乃极好之事，惟吴佩孚以一师长干预政事，要挟条件，此风一开，则中央威信扫地。”⁽¹¹⁹⁾张作霖立即当面向段表示谢绝再做调人，即日出京，并于当晚即去徐世昌处辞行。时徐已就寝，未接见，但传谕请张务必不可出京。后由于徐坚决挽留，同时段祺瑞和安福系担心张走后，局势发展对自己不利，亦托人劝挽，表示“诸事尚有磋商之余地”⁽¹²⁰⁾，张始答应留下。但声明东三省防务紧张，不可久居京城，只能以五日为期，如届时再不能解决，就将卸责不管。

7月1日，安福系又开会，决定请段祺瑞组阁及惩办吴佩孚两事，作为抵制直系进攻之计。他们认为：直系各督既只反对段祺瑞左右之人，对段本人并无意见，自应由段组阁；吴佩孚以一师长干犯国政，亦应惩办。这两条如能做到，则徐树铮可以解职，安福系愿意解散，三总长亦愿意辞职⁽¹²¹⁾。会后一二日间，安福系对段组阁事便大力进行。

就在此时，徐世昌抢先了一步。7月2日，北京政府发表了批准靳云鹏辞职的命令，同时将徐世昌总统关于由周树模组阁的咨文送至众议院，咨文内容仅提出国务总理一人，并无阁员名单。徐世昌这一着，是同张作霖商量后做出的，一方面是破坏安福系拥段组阁的阴谋，另一方面是为下一步免徐树铮职做准备：先免靳，后免徐，可以减轻安福系的反对。安福系的计谋落了空，自然大不满意。7月3日，徐树铮去见徐世昌，质问为何不疏通各方即提周树模组阁，是谁的主张？徐世昌回答说：“主提周，合肥也，汝若有疑，可询合肥。”⁽¹²²⁾徐树铮无言可对而退。

徐世昌决定由周树模组阁时，周声明并非出于自愿。曾毓隽去见他，请他宣布施政方针，并提出：“新阁成立，须本党阁员有（财交）两部蝉联，国会方面方能担任通过。”周当即回答说：“本人现尚无意出山，说不到宣布施政方针，即使宣布，亦当公诸国人，不能私向个人宣布，亦不能私向一党宣布。至国会通过不通过，与予本身毫无关系，请不必代为费心。”⁽¹²³⁾他还对人说，“现在内阁之地位，实一牺牲人之地位，我固知之，惟以总统交情所关，果非牺牲我不可者，我亦何能坚拒。”⁽¹²⁴⁾他提出组阁三项要求：一、阁员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二、各项行政不受各方面之束缚；三、关于军事、外交与财政各方面，亦不得把持⁽¹²⁵⁾。明白人一听都知道，这些都是针对安福系干政乱纪而说的。安福系碰到了一个比靳云鹏还强硬得多的对手，感到十分沮丧。他们知道周树模其人不好对付，因此国会方面主张通过他组阁的人寥寥无几。而且由于议员出京的也很多，不够法定人数，众议院并没有就政府咨文提付表决。

显然，内阁危机并未得到解决，也丝毫没有满足直系的要求。对周树模组阁，保定方面也不甚赞同，认为他无力解决当前时局问题。吴佩孚曾说：“周树模官场经验，纸片文章，吾人固甚佩服，若当太平无事之时，以为伴食宰相，固甚称职。但当此风雨飘摇之局，而欲责周戡乱致治，吾知其难矣。”⁽¹²⁶⁾

其实，保定方面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内阁问题，而是解散安福系、罢免徐树铮的问题。在吴佩孚看来，只有解散安福系，除掉徐树铮这个罪魁祸首，时局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他实行兵谏的主要目的也在此。北京免靳令下后，曹锟、吴佩孚当即有电到京，指出：西北军不移归陆军部节制，祸根尚在，“归段统率，与归徐统率一也”⁽¹²⁷⁾，坚持要求褫夺徐树铮的兵权。

7月3日，保定方面又发表曹锟致张作霖并转徐世昌的电报，要求罢免徐树铮一切职务。电文说：“安福奸党，倒行逆施，天人共愤，迭经中央申明法纪，迄未奉准。今闻彼党益无忌惮，竟欲拥段组阁，贯彻亡国主义，是皆徐树铮等之鬼蜮伎俩。三军将士，倏闻之下，义愤填膺，甚有直向神京歼此丑类之势。幸请大总统刚断，先行罢免徐树铮各职为入手办法，以平众怒，否则锟实无法排解，惟有不负维系之责。”⁽¹²⁸⁾张作霖是反对徐树铮的，夺去徐的兵权，对他扩张势力，向内蒙与热河发展有利。他在调停开始时没有急于提出这问题，主要是由于策略方面的考虑。因此，他同一天（7月3日）和曹锟、李纯联名通电声讨徐树铮，宣布徐“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权”、“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六大罪状，声称：“为国除奸，义无反顾。谨厉戎行，引领待发，扫清君侧，奠我神京。”⁽¹²⁹⁾

在保定咄咄逼人的形势和张作霖、曹锟、吴佩孚里应外合的配合下，7月4日，徐世昌在公府召集特别会议，参陆处主要成员均与会。讨论结果决定：西北军用陆军部令改归部辖，西北边防司令部撤销；徐树铮开去筹边使，改任将军，遗缺令李垣护理。散会后，随即由公府拟就三道命令，发交阁员副署，同时颁发：一、特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二、徐树铮现经任为远威将军，应即开去西北筹边使，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代理；三、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辖军队由陆军部接收办理⁽¹³⁰⁾。

徐树铮免职令发表后，安福系愤愤不平，要求徐世昌对“干政兵谏，紊乱国宪”的吴佩孚依法进行惩办，以维纲纪⁽¹³¹⁾。徐树铮认为徐世昌此举，并非是针对他一人的，而是助直排皖，一则巩固其元首地位，一则削夺段祺瑞兵权，于是往诉于段说：“树铮之滥借巨款，编练重兵，甘为天下之不韪，无非为督办计耳。今总统惑于佥壬，免去树铮之职，是欲排去皖系也。排皖系，即所以排督办。树铮一身不足惜，其如督办一身之威名扫地何？”⁽¹³²⁾言毕痛哭不已。事实上，段祺瑞同徐树铮是穿连裆裤的，是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当时人们把徐看成是段的灵魂，段是徐的影子。经徐树铮这样一激，段祺瑞压不住心头的怒火，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吾与东海有数十年之交好，故于改选之时，愿与河间同时下野，而以元首之位让之。何意彼年老昏聩，竟出此非法之举动。彼既不念前情，老夫亦顾不得面子，今日誓不与之甘休。”⁽¹³³⁾

由于段祺瑞和安福系坚持要求惩办吴佩孚，7月5日，段并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积极准备对直战争，张作霖以劝阻无效，调停失败，便于7日深夜离京返奉。苏、鄂、赣、绥等省代表亦随即出京。

直皖之间的矛盾已发展成为尖锐的对抗，不可能用调停的办法来解决了。政治斗争无法解决时，必须让位于军事斗争，也就是只能兵戎相见，在战场上决一雌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