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与统治危机

第一节　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一　从苏北到山东" class="reference-link">一　从苏北到山东

华东地区一直是国民党军事进攻的重点所在。到1946年底，国民党军将华东中共军队主力从苏皖压到了山东，国民党因此认为中共部队实力受到重大损失，因此企图在山东与中共部队决战，华东主战场因此而由苏皖转入山东。

国民党军队虽在宿北战役中遭到严重损失，但在苏北战场仍居有兵力优势，同时在鲁南的四个师则直接威胁中共山东根据地的中心临沂。中共方面对于下一步作战行动，陈毅、粟裕等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一是在苏北沭阳打整七十四师，但不易割歼；二是出击淮北，创造运动歼敌之机，但须有时间准备；三是回师鲁南，此地国民党军系统不一⁽¹⁾，间隙较大，有利割歼，但须将我主力长途北调山东。虽然中共部队在苏北尚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但毕竟国民党军队已占据苏北大半地盘，而山东为中共长期根据地，后方条件较好，有利内线作战，因而此时的主客观形势都要求中共部队转入山东，陈毅等提出的第三方案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毛泽东在为中共军委代拟的电文中指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第一仗似以打二十六师三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²⁾

国民党军在鲁南的四个师自1946年12月中奉命向前推进，其中整二十六师推进最快，已进至向城一带，离临沂不过几十里路程，“惟以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师长马励武曾建议后撤一步，但徐州绥署只令其就地固守而不同意后撤，使其“孤军久暴，既不进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此诚军语所谓挂形也”⁽³⁾。陈毅等抓住这一机会，决定集中山东野战军一纵和第八、九、十师，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共27个团的兵力，围歼整二十六师，同时苏北部队适时北撤，集中山东。中共部队作战部署的这一改变，并未引起其对手的警惕，从而相应改变其部署。

1947年1月2日晚，山东野战军突然出现于向城、傅山口、卞庄地区，包围了整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整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事先毫无察觉，元旦那天正在峄县后方欣赏京剧《风波亭》。结果风波来时，前方部队群龙无首，又无增援，只能决定于4日突围。但突围之日“天忽大雨，道路泥滑，人马车辆均陷泥淖，行动倍增困难”⁽⁴⁾。快速纵队的战车在泥泞中无法发挥作用，两部于突围当日下午被全歼。蒋介石在得知整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失利的消息后，认为“此乃徐州绥署指挥错误，对战车重炮皆置于最前方突出部分，且其时甚久，此无异以精械贻敌”⁽⁵⁾。

整二十六师被歼后，山野原计划打冯治安部整五十九和七十七师。冯部原已奉令增援整二十六师，但为保存实力，进展极为迟缓，此时更迅速收缩至运河南岸固守。山野遂改变计划，于9日起分头攻击国民党军据守的孤立据点峄县、枣庄，11日占领峄县，俘整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20日占领枣庄，歼整五十一师全部，俘师长周毓英。至此鲁南战役结束，国民党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共五万余人被歼。在近二十天的战斗过程中，徐州绥署没有作出有力反应，尤其是陇海路南的十几万部队停留原地不动，令人莫明所以。

国民党军虽在鲁南又遭损失，但其统帅部判明中共部队主力已经移至山东，符合其原先作战设想，因此策划发起鲁南会战。蒋介石判断，“关内土匪计有四大股，为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现贺聂已无大能为，如陈刘两股能一举击灭，则中原大局可早安定”。他指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此次陇海东段与鲁南之决战，实为堵遏共军成败之唯一关键，万不可以一隅之得失，而置根本计划于不顾……必须先集中我主力对付陈毅一股以后，再肃清刘伯承股，此为既定不易之方针。”⁽⁶⁾参谋总长陈诚认为，经过上年的作战，政府军已获“莫大之成功”，华东中共部队“大势已去，不得不作困兽之斗”，而鲁南“为主要战场所在地，同时更为匪我决战所关”⁽⁷⁾，为此，他亲临济南，策划鲁南会战。他命令将攻击部队编为南北两个兵团。南兵团为主攻兵团，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整编第十一、二十五、五十九、六十四、七十四、七十七、八十三师和第七军，由陇海路沿沂河、沭河分三路直指中共华东区的中心所在地临沂；北兵团为助攻兵团，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第十二、七十三军和整四十六师，由胶济路出莱芜、新泰，断中共部队后路。整个战役部署是南北对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在沂蒙山区夹击中共部队而歼之⁽⁸⁾。1月30日，国防部决定鲁南会战计划，2月初，蒋介石亲至徐州、郑州部署，“责令前方将领乘此有利形势，把握战机，督率所部继续前进”⁽⁹⁾。此时徐州绥署下辖四个绥靖区，24个整编师，7个军（20个师）及特种部队，总兵力达八十余万人，实为国民党军最大的一个战略集团。

1月中旬，中共部队放弃在苏北的最后一座县城沭阳，原在苏北的部队大部撤至山东，酝酿已久的中共华中与山东两支部队的合并在2月初最后完成。2月3日，中共华东野战部队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所辖部队编为十一个纵队（野司直接指挥九个纵队）及一个特种兵纵队，总兵力达到30万人，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指挥，部队数量和战斗力有了较大增长，具备了打大仗的条件。中共中央在整二十六师被歼后即指示陈毅和粟裕：不要轻动，而要休整部队，充分准备，创造战场，吸引对手北上到适当地区，然后歼灭最为有利，“总之，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¹⁰⁾。因此国共两军可谓都有了在山东打大仗的心理与物质准备。

1月28日，徐州绥署发出作命第十号，各部开始行动。或许是吸取了几次失利的教训，南线十余万兵力在宽不过几十里的战线上，以密集平推方式缓慢推进，而且稍遇阻击便停止不前，七天才走了不到七十里，且各部互相观望，都不愿过于突出，行动非常谨慎。绥署的作命特别规定：“如匪集中全力向我某一纵队猛犯时，则其他纵队除以一部向原任务迈进外，应以主力策应该纵队之作战。”⁽¹¹⁾而北线国民党军未遭败绩，表现冒进，2月1日开始行动，4日便到达莱芜，8日，整四十六师已前出至新泰，三个军（师）的兵力沿莱芜、新泰公路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且脱离了胶济路后方。按国民党统帅部原计划，北线为助攻，但在南线主攻部队迟疑不进的情况下，北线助攻部队过于突出，已经处于不利地位。

对于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共已经有了准备⁽¹²⁾。根据情报，1月底中共中央指示华野：“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似宜待其进至郯马以北发起全力歼击，可连续打数个大歼灭战，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如打得太早即有打成胶着陷于被动可能）。”⁽¹³⁾华野最初的设想是在南线诱敌深入，争取歼其一路，为此采取了种种手段逼其突出一路。但因欧震所部行动谨慎，没有暴露明显弱点，2月4日，陈毅和粟裕报告中共中央，南线各路“进攻之敌前进甚为稳重”，“如目前我军进行出击，只能击溃，很难达成歼灭”⁽¹⁴⁾。他们提出三个作战方案，重点放在转兵北线、先打弱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据此，2月10日，合并后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发布命令：南线“尚未获歼敌良机，局部战斗虽能获胜，亦难获得彻底解决整个战局问题，经我们研究后目前战局，以先解决李仙洲所部然后肃清胶济线之王耀武部，再全力南下歼灭南线之敌较为有利”⁽¹⁵⁾。根据这个命令，华野集中在山东的全部主力投入此次作战，其中一、四、六、七纵自临沂北上围歼李仙洲部（另加由胶济路南下的八、九、十纵），二、三纵由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在南线担任牵制任务。2月10日，参战部队秘密撤离临沂，以急行军速度北上⁽¹⁶⁾。由于华野严格保密，并部署了一系列佯动（临沂外围伪装主力节节抗击，在运河上架桥，筹集渡船等），国民党方面一时难以判断华野的真实企图，作战部署难免失误。

2月9日，徐州绥署发出第十二号作命，令南线各部于10日起“向临沂及其以西地区攻击前进，诱致匪主力于当面一举歼灭之”⁽¹⁷⁾。由于华野主力已转兵北上，南线部队佯作抵抗后即行撤离，国民党南线部队于15日占领临沂。蒋介石对此颇为得意，认为“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国军占领临沂以后，如果我们计划周密，部队努力，则鲁南、胶东不难收复，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对于外传中共是主动撤退的说法，蒋不屑一顾，声称“他们退出老巢，放弃军事重镇，便证明他们是受了严重的打击，不能不出此穷途末路的一着了”⁽¹⁸⁾。然而南线部队未经大战便占领临沂的情形，使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起了疑心，他得到中共部队正在北移的情报，遂判断“由南向北急进之匪军，应为其主力之转用，显有打击北路兵团之企图”⁽¹⁹⁾，因此急令李仙洲部收缩。然而国民党统帅部的判断与王耀武正相反，他们以为中共部队是“无力与我军主力作战，有北渡黄河避战的企图”，因此命令王耀武执行原南北夹击之作战方案，“勿使其继续北窜”，并派飞机向李部空投命令，严令其回防，否则以抗命论处⁽²⁰⁾。本来李仙洲在接到王耀武的命令后已于16日开始将整四十六师自新泰后撤颜庄，七十三军自颜庄后撤莱芜，十二军自莱芜后撤胶济路，次日又因徐州绥署和南京统帅部的严令，各部重回原地。部队来回运动，疲于奔命。及至19日，中共大部队已出现在李部四周，王耀武不等批准命李部火速后撤。但就是这两天的动摇与延误，注定了李仙洲部的覆灭命运。

华野主力北上后，虽然其对手的行动反复变化，华野部署也随之变化，但歼灭李仙洲部的决心不为所动。2月20日，华野首先以八、九纵在莱芜北设伏，歼灭了由博山南下莱芜归建的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又以六纵攻吐丝口，封闭李部向北退路；以十纵阻击莱芜西北可能来的增援。此时整四十六师自新泰北撤，且战且走，21日到达莱芜南，而莱芜城外各要点多已为华野占领。南线欧震兵团自占领临沂后，因对华野动向判断不明，迟迟未有行动，距李部尚有相当距离。王耀武认为，李部孤守莱芜，粮弹缺乏，援军无望，因此下令李部突围，先至吐丝口与新三十六师会合。莱芜至吐丝口不过二十余里路程，王耀武认为“以如此强大力量，在空军掩护下作短距离之战斗前进，绝未料其失败”⁽²¹⁾。但李仙洲属下的两个军（师）互有矛盾，李本人既非军事长才，又无与中共作战的经验，突围不过无奈之举，注定很难成功。还有一个很长时间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使得李部注定难逃覆灭命运。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与周恩来早有联系，上年11月调往山东前，韩在南京曾受董必武交待与华野联系的办法。战役开始前，韩与华野建立了联系，并透露了己方的行动部署。战役开始后，整四十六师因韩之拖延而行动迟缓，及至李仙洲接令突围，韩坚持准备不及而要求将突围时间自22日延至23日，使李部进一步陷于不利境地⁽²²⁾。

23日晨，李仙洲部开始突围行动。临行前，韩练成不知去向，此时李仙洲尚不知韩已在中共安排下离队出走，他以七十三军和整四十六师并列行动，因突围心切，出莱芜城后即径行向北，未派有力部队占领突围路线外侧山地要点掩护，也未派一部留守莱芜以为支持，而华野已派一、七纵在左，四、八纵在右，六纵在北既定阵地设伏。李部后尾刚刚脱离莱芜，华野便占领莱芜城，断李部回城之路，预伏各部发起有力攻击，李部全军陷入重围⁽²³⁾。因北撤队列位于一狭长地段，正面宽不过几公里，机动空间有限，无法展开，李部被迫向内收缩，互相拥挤，队形大乱，已无法实施有效指挥。整四十六师因韩练成离队，全军失去指挥，在中共部队打击下，迅速崩溃解体，并直接影响了七十三军的队形与士气。四万人的部队，不过四个小时即遭全歼，李仙洲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及多名高级将领被俘⁽²⁴⁾。当晚，驻守吐丝口的十二军新三十六师弃城而走，又遭华野九纵伏击，大部被歼。华野乘胜占领博山、张店等地，再次切断胶济路。

奇怪的是，就在国民党统帅部严令北线各部不得后退之时，南线欧震兵团在占领临沂后，却在原地停止不动，徘徊近十日之久。既然判断华野主力向北“溃退”，正应令欧兵团从速北上，以实现南北夹击之原定计划，而且也不至于使北线李仙洲部其后处于孤立无援之境⁽²⁵⁾。16日，蒋介石电令陈诚与薛岳，望吸取以往之教训，“务希激励所部积极扫荡，以为一劳永逸之计”⁽²⁶⁾，但直到23日，李仙洲部被歼当天，徐州绥署才发出第十三号作命，以一部“监视临沂以北山地之匪”，主力向临沂西北费县、曲阜、汶上、东平“进剿，会师兖泰，将匪压迫于黄河右岸而歼灭之”。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国民党之想当然于此可见⁽²⁷⁾。

莱芜战役，国民党军在四天内损失七个师（旅），五万余人，开其大兵团被歼之例，为内战开始以来之空前失败，王耀武自认为“不仅损失重大，使党国蒙忧，而本部一年来在鲁省艰苦奋斗所开创之新局面亦悉告破产，每一回忆实有无限之沉痛与惭愧”⁽²⁸⁾。此次战役，连同先前之鲁南（峄枣）战役，使国民党军在鲁南的攻势顿挫，被国民党战史称为“其对双方战力与士气之消长，影响尔后作战者甚巨，所以此次作战，实为双方在主战场上胜败之转捩点所在”⁽²⁹⁾。在战后总结中，陈诚认为：“匪以轻装，我以重装，面大线长，消极防守，未有不败。”王耀武认为：“此次南进兵团之失败，为战场上诸种错误之总和。本部在奉令向新泰进出之前，已深感态势不利，既进出新泰之后，尤觉兵力分散过于突出，随时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共军放弃临沂后，本部即已判断共军必打击我南进兵团，以挽回其颓势，故一再要求机动作战，但层峰因有整个计划，始终未能采纳。”结果，国民党军“旋进旋退，轻进轻退，举棋不定，措置乖方，涣散了军心，打乱了步骤，以致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³⁰⁾。

莱芜之败，使蒋介石极为恼火，他在日记中写道：“莱芜所造成之最大损失，实为国军无上之耻辱……本月下旬，实为军事最危急之时期也。”⁽³¹⁾2月24日，他亲飞济南部署善后。他将失败的原因总结为“全在于李仙洲司令官指挥部署之错误及其怕敌心理所造成”，并训斥王耀武说：莱芜既已被围，你为什么又要撤退，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你是不能辞其咎的。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尾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挥？如派个能力好的人指挥，还不致失败⁽³²⁾。在追究失利责任时，徐州绥署主任薛岳成了替罪羊。3月3日，国民党统帅部下令撤销徐州与郑州两个绥署，设立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和郑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阵徐州，统一指挥华东战事。此举实际是将陆军总部搬到了徐州，由此也可见国民党对华东战场的重视。然而顾祝同其人并非大将之才，守成有余，进取不够，即在国民党内亦被评为“太无军事天才”，“军事上之庸才耳”⁽³³⁾，很难期望他能够改变华东战局。中共得知国民党换将的消息后，评论为：“薛岳用兵尚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的败将，这无异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更迭上，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³⁴⁾果不其然，不出三个月，国民党军便在山东遭受了又一次惨重的失败。

二　重点进攻的展开" class="reference-link">二　重点进攻的展开

战争进行到1947年初，国民党军在各战场的进攻已由盛而衰。在晋冀鲁豫战场，1946年12月，国民党以王仲廉的整二十六军和王敬久的整二十七军发起冀南攻势，1947年1月初占领大名和临漳，逼近邯郸。晋冀鲁豫野战军转而出击鲁西南，发起巨金鱼战役，20天内收复县城九座，迫使国民党军自冀南回援。此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局部反攻，先以五个纵队出击豫皖边陇海路两侧地区，接着又于3月下旬到5月下旬在豫北发动攻势，收复了豫北大片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陈赓部，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5月也在晋南地区先后发起多次攻势。国民党军在豫北和晋南被迫收缩到安阳、新乡、临汾、运城等少数孤立据点。

在华北战场，国民党军于攻占张家口之后，自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4次南进攻击易县，企图占领中共整个晋察冀区，但遇到了中共晋察冀部队的有力反击，进攻受挫。5月，中共晋察冀部队重组野战军，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下辖三个纵队。在此前后，晋察冀野战军连续发起正太、青沧、保北战役，攻占了冀晋两省交界处的要点娘子关，控制了正太路大半；占领沧县、徐水，切断津浦路天津至济南段和平汉路北平至保定段。

经过大半年的作战，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若干中共根据地，但远未达成其战略构想，机动兵力不足的弱点也在逐渐显现，高层已有这样的议论，“败固败，胜亦不胜，盖每发动一攻势，胜后即将能机动之部队悉供于驻守，则尔后即无再主动能力”⁽³⁵⁾。因此，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对未来的进攻计划重作检讨。1946年11月15日，陈诚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已经提出：“为争取主动计，我应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分区扫荡原则。先肃清苏北、鲁南地区，再准备解决刘伯承匪部主力，进一步再准备对刘伯承、聂荣臻两股匪军联合之作战。”18日到19日，陈诚在北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出席者有华东的顾祝同、王耀武，华北的李宗仁、孙连仲、傅作义，东北的熊式辉等。与会者多提到集中兵力、打击中共主力的问题，陈诚总结为四点：兵力转用免化众为寡，与空军密切协同，发挥特种兵效用，各战区协力⁽³⁶⁾。1947年初，国防部在作战检讨中认为：“国军因受政略影响及局部状况之诱惑，致将主力逐渐分散于各战场，遂使主战场之陇海方面，无法集注绝对优势及精锐之部队，以致进展迟缓”；“各战场之兵力，均非绝对优势。以各个战场比较优势之兵力，发动攻势，固不能获致重大之战果。同时，散布各战场之兵力，因种种关系，抽调转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发现良机，而不能捕捉”⁽³⁷⁾。在军官训练团的讨论中，国民党高级将领总结军事失利的原因时也认为，政府军“无计划，无准备，处于被动，常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之过失”；“多行全面攻击，兵力分散，攻防均无重点，建制常被分割，指挥系统重复而紊乱”；“任务赋予不明确，多以城镇为作战目标，故使匪主力得以逃走”；建议今后“确实控制战略要点，控置战略机动部队，迅速以围歼匪之主力不计其他点线得失”，“要点要线应施以据点工事，以节约兵力而固守，得以彻底集中兵力，以机动歼灭敌人”⁽³⁸⁾。即便蒋介石也不能不承认：“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攻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匪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致匪越战越强，我则兵力日减，士气日以萎靡不振。”⁽³⁹⁾这些情况说明，国民党统帅部此时也认识到全面进攻在兵力调度上的困难和战略上的不利，而考虑对作战战略作出一定调整。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在全国范围的进攻已呈疲态，蒋介石决定改行重点进攻计划。他的设想是：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因此“凡是匪军的老巢，尤其是他的制弹厂和粮秣、弹药的集中地，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根据这个设想，蒋将作战重点置于山东和陕北两地。前者是企图捕捉中共主力进行决战，或者至少将中共部队压过黄河再行歼灭；后者是企图摧毁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使中共陷于群龙无首之境。而在这两个战场中，蒋更注重山东战场。他认为，“照现在的战局来观察，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所以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而其他皆是支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⁴⁰⁾。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基本计划是：

一、西北第一战区及徐州绥署同为本反击作战之主攻，分别于西安、徐州地区，向北发起攻势。

（一）第一战区为西翼主攻，首先反击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战志，削弱其对外声势，然后荡平陕北，东渡黄河，连系第二、第十二战区，续向北平亘石门之线进击，会合徐州绥署部队，协同郑州绥署，捕歼刘伯承部于晋、冀、豫、鲁边区地带。

（二）徐州绥署为东翼主攻，首先摧毁沂蒙山区陈毅根据地，消灭陈毅主力，控领山东，截断共军来自东北之外援。尔后再北渡黄河，除以主力继续进出天津及其以北地区外，另以一部左旋，于石门附近地区会合第一战区部队，协同郑州绥署，捕歼刘伯承部，肃清关内共军。

二、郑州绥署应与华东、西北战场切取联系，以有限攻势，拘束刘伯承部，并准备于后期作战中，协同友军，围歼共军于晋、冀、豫、鲁边区。

三、第十一战区（北平）确保冀境要点、要线，对当面聂荣臻部，相机发起攻势，策应主攻作战。

四、第十二战区（归绥）及第二战区（太原）准备协同第一战区在晋、冀之作战。

五、东北保安司令部暂采战略持久，以待国军主力移师关外后，随同转移攻势，彻底歼灭共军，规复东北⁽⁴¹⁾。

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自1947年3月开始，以山东和陕北为中心战场，尤以山东战场投入兵力最多，战斗规模最大。蒋介石一直重视山东在战略上的地位，在军事部署上强调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因为山东地当要冲，交通便利，便于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军队的决战。他认为只要消灭了山东境内中共军队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中共部队也就容易肃清了。蒋此时虽仍强调作战目标为收复据点，控制交通线，但在方法上则提出集中兵力，增加部队机动性的问题。山东战场的大规模战斗因此而展开。

莱芜之败，负责国民党政府军全盘作战指挥的陈诚实不甘心，对于山东攻势，他下了绝大的赌注，集中了原徐州、郑州两个绥署的绝大部分机动兵力，将其编组为三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指挥整编第二十五、二十八、五十七、六十五、七十四、八十三师，以临沂为中心，加强据点工事，准备尔后向北推进；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指挥第五军及整编第七十、七十二、七十五、八十五师，以主力自宁阳、汶上东进，逐次攻击大汶口、泰安等要地；第三兵团司令欧震指挥第七军及整编第十一、四十八、六十四师，自兖州进出曲阜、邹县地区，并续向新泰、蒙阴地区攻击；三路互相协力，构成一个半月形攻击态势；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指挥第八、十二、五十四、七十三、九十六军，第三绥区司令冯治安指挥整编第五十九、七十七师，徐兖绥区司令李玉堂指挥整编第二十师，担任守备、牵制任务，整编第九师为总预备队，全部兵力达到24个军（师）45万人。作战基本目标是“迫匪于蒙山与沂山地区，与我决战，抑或迫匪放弃沂蒙山区老巢，向胶济路以北、东北地区退缩，以利我尔后之围剿”⁽⁴²⁾。由于以往作战经常由于缺乏协同而被各个击破，此次攻击部队编组为兵团，强调统一指挥和行动，基本战法则改为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强调纵深配备与兵力密度，最重要的变化是，此次战役目标强调的是寻找中共主力决战，而不再如以往着重于点的占领。

4月1日，国民党军各部全面行动，当天占领泰安，随后打通了津浦路济南至兖州段和临沂兖州公路。不久，徐州司令部发现中共华野部队由鲁中向南运动，遂调整部署，令第一兵团向临沂收缩，调第三兵团第七军和整四十八师东援，加强第一兵团，同时以第二、三兵团东进威胁华野侧后方。此举虽使华野打击第一兵团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同时却使泰安陷于孤立。华野遂拟订泰蒙战役计划，集中了三个纵队，十纵于22日围攻泰安，一、三纵预备打援，希望以此调动国民党驻大汶口的两个师北上而歼之。对于前方将领的谨慎，蒋介石颇不以为然，他训斥顾祝同、汤恩伯等：敌人退了你不知，自己又无计划，不知打什么仗，令其尽速行动⁽⁴³⁾。在蒋的命令下，顾祝同决定置泰安于不顾，各部按原计划行动。26日泰安被华野攻占，整七十二师被歼，但向华野正面进攻的汤恩伯、王敬久兵团仍无大的进展，只有欧震兵团经过激战，于28日攻占蒙阴，30日占领新泰。

自国民党发起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后，华东野战军一直在寻找机会，以打破此次进攻。但此次对手表现非常谨慎，大军麇集一团，稳扎稳打，不以一地之失而变更计划，而华野“耐心持重不够，战役企图过大，兵力不够集中，因而几次决心都未能实现”⁽⁴⁴⁾。陈毅、粟裕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蒋、陈以进攻山东为其战略重点，企图依靠黄河封锁，迫我东撤海滨，同时集中使用兵力，不轻易分散，自然增加我方许多困难。”⁽⁴⁵⁾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华野：“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让敌放心前进，又使敌完全不知我主力所在，当此时机，好打则打之，不好打则以主力转入敌后，局势必起变化。”⁽⁴⁶⁾华野遂将部队集结待机，同时采取各种行动，调动、迷惑对手，等待并创造作战时机，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了。

国民党军在经过一段巩固调整后，得到情报称华野“损失甚重，刻已北窜”。5月3日，蒋介石飞徐州、济南，部署新的攻势，令汤恩伯兵团自正面北进，欧震兵团和王敬久兵团自西向东推进。顾祝同于10日下令各部开始行动，重点放在汤恩伯第一兵团，令其进至莒县、沂水、坦埠一线⁽⁴⁷⁾。第一兵团自此次进攻开始后，行动较他部更为谨慎⁽⁴⁸⁾，此时汤恩伯也认为当面中共主力部队已北撤，遂令所部于11日自临蒙公路上的垛庄，经孟良崮北进，“先行攻略坦埠，尔后，与友军协同，求匪主力而歼灭之”⁽⁴⁹⁾。攻击部队以整七十四师为中心，其左翼为整二十五、六十五师，右翼为整八十三、四十八师及第七军，整个部署成一弧形。行动开始后，由于整七十四师比其他部队速度稍快，12日已进至坦埠南，独立展开攻击，处于弧顶的位置，而且与两翼拉开了一段距离。

国民党军队的动向立即为中共抓住。陈毅、粟裕原准备先打右翼桂系第七军，情况变化后，他们认为整七十四师态势突出，又正处华野主力当面，便于分割歼灭。虽然该部战斗力较强，且四周国民党大军云集，一旦形成胶着于华野极不利，但陈、粟仍定下了打整七十四师的决心。陈毅豪迈地说：打整七十四师就是要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5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和粟裕，指示根据情况选其一路打之，“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⁵⁰⁾。此战的关键，一是将整七十四师从国民党进攻部队中割裂出来并迅速歼灭之，使国民党其他部队不及增援；二是在国民党大军环伺下，能否阻止其增援。陈、粟为此作了周密部署，以一、八纵自左右插入，割裂整七十四师与他部的联系，六纵封闭其退路，四、九纵正面进攻，二、三、七、十纵负责阻击、牵制国民党援军。华野以五个纵队对付整七十四师，兵力上居于优势。何况自内战爆发后，整七十四师占两淮，攻涟水，与华野几次交手都占了便宜，华野上下“久已抱有同第七十四师决一死战的夙愿，可以说是完全达到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灭此朝食的气概”⁽⁵¹⁾。此役华野一改先打弱敌的传统战法，舍弱取强，充分表明了中共部队能够根据主客观形势而适时改变战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造成强弱易势。粟裕在战后总结中认为：“我们几次定下决心和变更决心，而最后决心集中全部兵力捕歼位于敌军密集队形中央的‘王牌’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地区，是很不容易的。充分体现了歼敌决心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⁵²⁾

5月13日，华野第一、八纵队分向整七十四师左右两翼运动，但国民党此时尚未判明华野的真实意图。参谋本部方面判断，在汤兵团进至沂水后，中共部队有攻其右翼可能，但并未料到中共部队会强行楔入汤兵团的当面中心⁽⁵³⁾。因此，蒋介石于当日决定在山东发起全面攻势，令汤恩伯部占莒县、沂水，欧震部占南麻，王敬久部占淄川、博山，“达成包围歼灭淄博山地共匪之目的”⁽⁵⁴⁾。汤恩伯即令整七十四师于14日攻占坦埠。但实际情况完全不似国民党的判断。次日，整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发现华野部队续向己部两翼运动，有封闭己部退路的征兆，而左翼整二十五师一〇八旅和右翼整八十三师十九旅已在华野打击下放弃界牌、桃花山要点后撤⁽⁵⁵⁾，己部已陷于孤立。正面华野部队又发起猛烈攻击，张灵甫“乃确信解放军有积极企图，已成包围我师之态势，乃决心撤退”，立即向后收缩⁽⁵⁶⁾。但又一次出乎张灵甫的意料，华野在鲁南埋下的伏兵六纵昼夜兼程，两天走了二百余里赶到战场，15日拂晓攻占整七十四师后退必经之地垛庄，断其退路。张灵甫遂决定全师退踞孟良崮固守待援，他以为如此可以居高临下，态势有利，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他犯的一个致命错误。

整七十四师被围后，起初张灵甫“以为左右友军，在毗接相靠，决不会有意外问题”，又以“顾虑战责及上级指定勿退”，因此指挥所部顽强抵抗。“战斗空前激烈，官兵伤亡重大，骡马、非战斗人员多漫山遍野，通讯机构时断时续，已成混乱状态；且因石地无法构筑工事，伤亡特大，而伤兵又无法护运，呻吟不绝，士气影响很大”⁽⁵⁷⁾。此役再次暴露了国民党军队缺乏灵活死守教条的错误。据其作战详报载，张灵甫为集中兵力，将全军挤在一处，又盲目相信高地的优势，然而“退守山地之后，饮料断绝，渴不可支，体力渐弱，各种火炮以俯角全失，效力降低，且阵地毫无遮蔽，全受共方火制。而山地概系岩石，匪方射击威力倍增，人马损害更大，尤以我军骡马及杂役兵夫，受敌炮击惊扰奔窜，引起部队混乱，致使掌握困难，匪军因得自各方渗入”⁽⁵⁸⁾。经15日一天战斗，整七十四师阵地“人马纷杂，混乱不堪”，大部已失去抵抗能力。

整七十四师被围，国民党统帅部认为是决战之机，企图以整七十四师吸引华野，调各部援军对华野实行反包围，与华野决战。汤恩伯致电张灵甫，称此“实难得之歼匪良机……贵师为全局之枢纽，务希激励全体将士，坚强沉毅，固守孟良崮，并以一部占领垛庄，协同友军予匪痛击，以收预期之伟大战绩”⁽⁵⁹⁾。他令驻桃墟的整二十五师，驻青驼寺的整八十三师，驻汤头的第七军和整四十八师，驻蒙阴的整六十五师，同时王敬久令驻新泰的整十一师向孟良崮增援。这些部队多数离孟良崮只有一两天路程，它们如能及时赶到战场，华野将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在孟良崮外围还有第五军和整六十四、二十、九师接令向孟良崮运动。然而事实证明了国民党军指挥系统不一，缺乏协同精神，行动迟缓，不能互救的顽疾。身为兵团司令的汤恩伯，一方面在15日晚给张灵甫去电，为其打气：“目前战局，贵师处境最苦，而关系最重，本日空军全力来助，黄（百韬）、李（天霞）两师并王凌云师即向东出击，只要贵军站稳，则可收极大之战果，亦即贵师极大之功，希必转告全体将士，一致坚毅奋斗，以达成此伟大任务。”⁽⁶⁰⁾另一方面，他在16日电令各部增援时已近于恳求：“我张灵甫师连日固守孟良崮孤军苦战，处境艰危，我奉令应援各部队，务须以果敢之行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袍泽于危困，以发扬我革命军亲爱精诚之无上武德与光荣，岂有徘徊不前、见危不救者，绝非我同胞所忍，亦恩伯所不忍言也。”⁽⁶¹⁾然而两天时间里，各部多则前进十余公里，少不过三五公里，及至整七十四师被消灭，离孟良崮最近的整二十五师仍在十里开外的界牌。从而也印证了张灵甫在战役开始前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所言：“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⁶²⁾

5月16日，华野对孟良崮发起总攻，至下午5时，全歼整七十四师三个旅3.2万余人，击毙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以下高级军官多人，自己损失1.2万余人⁽⁶³⁾。此时蒋介石尚存决战之念，16日手令各部：“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之惟一良机。凡我全体将士，应竭尽全力，把握此一战机，万众一心，共同一致，密切联系，协力迈进，各向当面之匪猛攻……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以致友军危亡，致使匪军漏网逃脱者，定以畏匪避战，纵匪害国，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顾祝同因此命令“集中主力围歼匪军于蒙阴以东汶河畔”⁽⁶⁴⁾。除了第一兵团继续向北进攻外，顾还令欧震进驻新泰指挥整十一、九师向东进攻，与一兵团会师孟良崮。但华野部队面对国民党援军的逼近，改变原定继续打整二十五师的计划，迅速脱离战场，使蒋的决战计划又落了空。

5月19日，整八十三师终于进至孟良崮，但华野部队已经撤退，空余昔日激战的战场供其凭吊。经此一役，国民党亟须调整作战部署，当日蒋介石飞徐州，与陈诚、顾祝同商讨山东军事，决定“各部暂驻原防，实施全面整训，改正战术，期作最后决战之准备”⁽⁶⁵⁾。次日，陈诚与顾祝同赴临沂处理善后，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攻势暂告一段落。

孟良崮战役，整七十四师被全歼，对国民党军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和全国战场的作战都是一次沉重打击，蒋介石称之为“悲哀痛愤”，“尤增愤激”，痛责“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能缓急相救”；“官兵生活脱节，军心涣散”⁽⁶⁶⁾。5月29日，蒋介石为此役发出通令称：“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至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为此，他下令对作战不力的整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革职拿办，交军法审判”，其他“与作战应援有关者，迅即查明责任，依法严处，以昭炯戒”⁽⁶⁷⁾。

对于孟良崮战役之失败，即使在国民党内，亦有不少人感觉不可理解。郭汝瑰在其日记中写道：余以纯军事立场甚觉此失败十分怪异。整七十四师左右翼友军均相距五六公里之遥，何以竟三日之久不能增加。各部队如此不协同，战斗力如此之差，舍失败而外，当无二条路。他认为：山东已集中全国兵力，如仍失败，则政府军前途堪虞之至⁽⁶⁸⁾。为了检讨此役的得失，国民党在山东的将领大半被召到南京接受训练，以“对整个军队之战术、精神、纪律，作一番彻底检讨，彻底改革”。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攻势也因而停止了一个多月。但是效果如何，连蒋介石自己也没有把握，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对前方将领之教训勖勉，心力已尽，未知果有效验否？”⁽⁶⁹⁾更妙的是，蒋介石不承认他和国防部的作战指导有什么错误，而是指责汤恩伯错在部署失当、下令整七十四师孤军仓促行动，张灵甫错在修路暴露目标（因张部行动必须借助道路）、而后退时又不留意地形、不肯放弃地点，甚而指责重装备部队不该使用于山地。他忘了正是他自己下令汤部速进，下令张部坚守，并且很以国民党军队的重装备而得意的。蒋认为以后作战，“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并且独出心裁地提出，“可采逊清打长毛所用梅花阵办法”⁽⁷⁰⁾。他倒没有具体说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如何摆梅花阵法，可见蒋介石自己对如何与中共作战也失了方寸。

孟良崮战役对中共而言，“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灭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⁷¹⁾。此时，东北民主联军已在东北战场发动大规模攻势，给国民党以极大的震撼，战局即将进入一个转折点。

三　陕北作战暂时得手" class="reference-link">三　陕北作战暂时得手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另外一个战场是陕北。全面内战爆发前，负责镇守陕西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便于1946年5月令部下拟订了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但因陕北是中共中央总部所在地，此时国民党尚未与中共最后决裂，此一计划“因碍于政治因素，未蒙批准”。10月间胡托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再向南京建议攻延，王告他“暂缓，将来如何，尚不一定”。胡为此进京“力言进攻延安之时机，逾此，天候限制、地形限制、补给限制，不可为矣”。然蒋介石仍以为时机不至，要他出兵晋南，打通同蒲路⁽⁷²⁾。直到1947年初，国民党重开和谈的建议遭到中共拒绝，2月底蒋介石下令驱逐中共驻南京等地的谈判代表团，国共关系最后破裂，进攻陕北的计划才得以付诸实施，目的是“摧毁共匪叛乱之神经中枢，瓦解匪军意志，并打击其在国际上之虚妄宣传”⁽⁷³⁾。

1947年2月28日，胡宗南应召到南京，与蒋介石商讨陕北作战方案。因国民党军刚在山东莱芜失利，蒋对陕北作战亦不放心，连问胡两次“陕北作战有把握否”？胡“列举匪我兵力以对，并称极有把握”，蒋因此决定实施进攻延安方案⁽⁷⁴⁾。胡回西安后，立即下令各部按计划进行。战役目标为，“彻底集中优势兵力，由宜、洛间地区直捣延安，以有力一部突入敌后而奇袭之”；战术指导为，“第一线兵团应以步工兵编组多数攻击群，于空军及炮兵掩护之下，突破敌之阵地并继续贯穿其纵深，遇匪之顽抗，则由第二线兵团迅速前进作翼之延伸包围而歼灭之”；具体部署为，以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整十七、三十六师及整十五师一三五旅为左兵团，自洛川北攻甘泉、延安；整一军军长董钊指挥整一、二十七、九十师为右兵团，自宜川北攻临镇、延安；整三十六师副师长顾锡九指挥整七十六师新一旅及六个团为陇东兵团，自合水向东作扰乱性攻击；整七十六师为预备队；进攻总兵力达到15万人⁽⁷⁵⁾。3月12日，胡宗南率前线指挥所到达攻击出发地洛川，次日，国民党军开始全线进攻。

延安虽为中共中央驻地，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西北恰恰为中共军事力量最为薄弱的一个地区。战前，陕北部队尚无野战指挥机关。2月14日，为了应付国民党军即将开始的进攻，陕北部队编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张宗逊。随后，面对国民党大军压境之势，中共中央决定调晋绥军区王震部至陕北，3月20日将陕北部队编为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但所辖只有两个纵队六个旅，两万余人（有的部队每支枪只有十发子弹），与进攻的国民党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因此，中共自始就没有固守延安之意。其部署为，以晋冀鲁豫陈赓纵队出击晋南，刘伯承、邓小平部出击豫北，牵制国民党军；陕北部队则在内线构筑三道防线，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中共中央机关的转移。放弃延安后，继续吸引国民党军，“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它区作战取得胜利”⁽⁷⁶⁾。陕北成为中共全盘战略部署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以后的战局发展，基本是按中共的设想进行的。

3月13日，国民党军发起对延安的进攻，中共部队以三个团兵力，作宽正面纵深阻击。16日，毛泽东发布保卫延安命令，要求“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⁷⁷⁾。中共部队遵此在延安近郊对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周激烈的阻击作战。3月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居住了十余年的延安，19日上午中共部队放弃延安。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21日蒋介石电致胡宗南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诚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24日，胡宗南率指挥部进驻延安。陈诚认为陕北战事不久将可结束，已令部下拟订胡部兵力转用计划，并准备撤销郑州指挥所，由胡担任郑州绥署主任，负责平汉路战事并策应山东方面⁽⁷⁸⁾。因此，胡宗南更为志得意满，急于实现其战役计划，一举将中共部队歼灭或赶过黄河，这种轻敌浪战、急于求成的指挥，为自己的失败准备了条件。他判断中共部队已向安塞“北窜”，遂令向安塞攻击，同时以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向安塞东南的青化砭进发，以掩护大队侧翼。24日，整一军占领安塞，但并未发现中共主力，不等胡宗南判明实情，次日，西北野战兵团利用青化砭的有利地形，预先设伏，歼灭了三十一旅。胡宗南此时才发现中共主力在东面，改令所属转向东进，“以主力由延川、清涧地区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回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⁷⁹⁾。26日胡部占延长，29日占延川，30日占清涧，4月3日西转占瓦窑堡，但都未能找到中共部队决战。

3月29日晚，毛泽东在清涧北枣林子沟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⁸⁰⁾。这是一个重要决定，充分表明了中共对于战争前途的自信，并以此在战略上吸引胡军在陕北，以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幽默地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地打胜仗。”⁽⁸¹⁾4月9日，中共中央对全党发出通知，通报了这个决定：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⁸²⁾。

青化砭战后，为了避免再受中共部队的伏击，胡宗南部行动“异常谨慎”，采取所谓“方形战术”，各部排成数十里方阵，“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⁸³⁾。一时在陕北的山梁上，胡军的行进队列浩浩荡荡，蔚为壮观，被中共讽之为“武装大游行”。中共则利用有利的地形与群众条件，不断调动对手，使其始终无法确切得知中共首脑机关和主力之所在⁽⁸⁴⁾。胡军来回扑空，疲于奔命，补给困难，士气大受影响⁽⁸⁵⁾，而中共部队则选择时机，予以打击。毛泽东在给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等负责人的电报中称之为“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⁸⁶⁾。国民党战史也不得不承认，“陕北追剿作战，因无全程之指导，加以情报失灵，不仅使追剿作战捕风捉影，往返奔驰，徒劳无功，全陷被动”⁽⁸⁷⁾。

胡军在陕北多日求战不得之后，主力南下蟠龙整补，4月13日，再向蟠龙西北进出，并令驻守瓦窑堡的整十五师一三五旅南下策应。西北野战兵团抓住战机，集中四个旅于14日在羊马河设伏，全歼一三五旅。其后，蒋介石、胡宗南据空军侦察发现在绥德附近黄河渡口出现渡船，判断中共部队将东渡黄河入晋。26日胡宗南下令以所部为南兵团，由蟠龙北进绥德，另以榆林守军三个旅组成北兵团，南下米脂镇川堡，企图南北夹击中共部队。西北野战兵团得知后，决定避其锋芒，以一部伪装主力诱胡部北上，主力四个旅则大胆南下，攻击胡部后方唯一的补给基地蟠龙，这样既可补充自己，又可使胡部后方动摇。

5月2日，整一军占领绥德，出乎胡宗南意料的是，非但没有发现中共主力，自家的后方基地蟠龙已在当晚受到西北野战兵团的猛烈攻击。此时，胡部后方空虚，在绥德的部队一时难以调回，胡宗南只能急令驻延安的整二十七师派出一个旅前往救援，但已缓不济急，蟠龙守军整一师一六七旅在抵抗了两天之后，于4日被歼灭，大量物资为中共部队缴获。9日，胡部主力放弃绥德，撤回延安、蟠龙地区休整。曾经对胡攻占延安大为嘉许的蒋介石，发现陕北战况并不如前之预期，面对各战场均兵力不足的窘境，此时已有自陕北调兵他用之意。5月25日，蒋在召见胡时直截了当地问他：“陕北军事何时可以结束？”胡为了己部的利益，称“今日对陕北作战，必须更积极行动”。蒋因而同意陕北兵力暂不南调，令其在两个月内肃清陕北⁽⁸⁸⁾。然而，胡宗南部已陷入陕北作战僵局难以自拔，所谓两个月肃清陕北也成了遥遥无期之事。

国民党军攻占延安，除了在政治上可以借此鼓吹一番之外，在军事上几乎没有得到利益，反而被牵制了大量兵力。中共部队三次作战，虽然战斗规模并不大，但基本度过了延安被占后的困难局面。就战场作战而言，胡宗南部虽占了绝对优势，但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不高，并未表现出过人之处。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被俘后认为：胡宗南指挥无能，孤军深入，下了一着死棋，摆开了挨打架式⁽⁸⁹⁾。国民党战史认为这是因为“各级干部缺乏战场磨练，一般官兵临战慌张，战况稍显不利，即莫知所措，以一个旅万人之众，仅经一个多小时战斗，即全军覆没。其战斗力之脆弱，深值检讨”⁽⁹⁰⁾。蒋介石以胡部作为战略预备队，长期控置于西北，一朝投入战场又无所表现，显示其无知人之明。周恩来为新华社改写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对胡作了辛辣的讽刺：“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恶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⁹¹⁾

四　东北战场攻守易势" class="reference-link">四　东北战场攻守易势

东北战场自1946年6月停战后，因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调整而维持了四个月的平静局面。进入10月，东北战场战火重燃，战场主要在南满。

杜聿明对东北的停战始终耿耿于怀，因此他并未放弃在东北动武的准备⁽⁹²⁾。蒋介石当然也不甘心让中共在东北生根，不过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与关内相比，他对东北军事行动的态度略为谨慎一些，尤其对苏联可能的反应，他不能无动于衷。这是东北战场与关内的不同之处，也是东北战事暂时主要局限在南满的最主要原因。而在军事上，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有限，既要占领点线，可使用的兵力便更少，兵力不足与东北地域的辽阔恰成矛盾，使国民党也无力在东北发动全面进攻，因此杜聿明经与下属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其基本思想是，先集中足够兵力进攻南满，消灭兵力相对弱小的南满解放军，解除后顾之忧，再全力向北满进攻”。要旨为：辽西方面，控制热河，确保北宁路安全；辽南方面，将中共部队压至貔子窝、普兰店之线以南，封锁旅大与内地的交通；辽北、辽东方面，将中共部队压至松花江、长白山以北；待上述任务完成后，再进攻北满⁽⁹³⁾。

10月中旬，国民党军在华北东线热河的攻势已近结束，西线已占张家口，蒋介石自感无后顾之忧，遂令杜聿明“对安东方面迭次进犯之匪，应集结主力而痛击之，并尽可能予以彻底歼灭之”⁽⁹⁴⁾。此时正值中共部队为牵制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进攻而攻占西丰，杜判断中共南满部队主力集结于沈阳至梅河口铁路（沈吉路南段）以北，因此以打通沈吉路，捕捉中共军队为第一步进攻目标。他以新一军新二十二师为左路，自长春路上之开原出发，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为右路，自沈吉路上之营盘出发，攻击沈吉路两侧，新一军新三十师出梅河口策应，行动统由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10月6日开始进攻，至中旬先后占领西丰、清原、柳河、新宾、辉南等地，打通了沈吉路全线。

10月17日，杜聿明发布对中共南满根据地的攻击作战命令。他以新六军十四师、新二十二师及六十军一八四师为右兵团，自海城进攻普兰店、庄河一线，担任迂回任务；五十二军为中央兵团，其中二、二十五师由本溪沿沈安路两侧正面进攻安东，一九五师自新宾进攻桓仁、通化，牵制安东方面；新一军新三十师及六十军一八二师为左兵团（七十一军九十一师稍后加入），自柳河向南进攻当面中共部队，并相机协助占领通化。

10月20日，各路国民党军开始攻击行动。南满中共部队是由萧华指挥的第三、四两个纵队，实力对比处于劣势，林彪等人电示萧华：我军如勉强进行保卫安东的战斗，则不仅仍然达不到保卫安东的目的，且反加上碰坏了部队；此次你们应一心一意集中兵力打运动战⁽⁹⁵⁾。因此南满中共部队并未作固守安东的准备，在进行了几天阻击后，10月25日退出安东。此时，新六军已进至普兰店、庄河一线，一九五师逼近通化，杜聿明据情报判断中共军队已被“击溃”，遂越过五十二军军部，径令二十五师向东攻击宽甸，企图夹击中共部队于通化、桓仁地区。30日，二十五师进至宽甸西北，为南满军区四纵包围，经三日激战，11月2日全师在新开岭被歼。当天国民党军占领通化、桓仁、宽甸，达到其在东北攻势的顶点，但二十五师被歼事实预示着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兵力不足与地域辽阔之间的矛盾将日趋严重。

国民党军占领安东后，中共在南满所占地区已缩小为沿鸭绿江中朝边境的狭窄地带（最少时只有四个县23万人口及部队3.6万人），内部对是否继续坚持南满地区有不同意见。东北局经过讨论，认为坚持南满“意义甚大，使我们仍能保有广大土地与人口，使敌不能全力向北摧毁北面的根据地，使我南北互相依存”⁽⁹⁶⁾，因此决定东北工作方针为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互相配合，改变东北局面。中共中央也指示东北局：“在目前情况下暂取守势，力求拖延敌对北满之进攻，并准备迎击敌之进攻部署甚妥。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⁹⁷⁾为此东北局加强了南满的领导，派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辽东（南满）分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兼辽东军区司令员，陈云到任后，12月中旬在分局七道江会议上确定了坚持南满的方针。

安东作战告一段落后，杜聿明已感兵力不足，需要调整部署，进行整补。11月他去南京向蒋介石面陈增援要求，未得批准，相反国防部认为应一鼓作气，收复南满还在中共掌握之中的临江地区，确保国民党在南满的优势地位。熊式辉则认为，南满临江地区山林丛密，军事意义不大，而北满“地形平阔，攻取自易”，主张“不如收复哈市齐齐哈尔较为有利也”⁽⁹⁸⁾。但蒋介石顾虑苏联的反应，对进攻北满始终持慎重态度。因此从12月中旬到1947年4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先后以五到六个师的兵力，四次进攻南满临江地区。辽东（南满）军区以内外线结合、防御和出击并用战法，扰乱、打击对手的进攻。此时正值东北的冬季，气候严寒，临江地区地形复杂，国民党军的进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非但始终未能攻占临江，而且还丢失了已占的桓仁、柳河、辉南等地。在此期间，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次渡过松花江南下作战，使国民党军往来调动，疲于奔命，也消耗了其有生力量。

自最后一次进攻临江地区失败后，东北国共之间攻守易势，国民党军在东北已无力发动攻势，被迫转取守势。国民党在东北军事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地域广阔与兵力不足之间的矛盾⁽⁹⁹⁾，大量城镇只能以团、营为单位守备，极易被各个击破。杜聿明因为担心中共即将发起的进攻，5月上旬特意派其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去南京向蒋介石要求增援。蒋强调各个战场的兵力都不够用，因此无兵可派，指示东北“采取‘收缩兵力，重点防御，维持现状’的方针，将来再待机出动”⁽¹⁰⁰⁾。杜聿明无奈，只得将作战方针改为：“为保持战力，及确保战略要点要线，依工事及火力之加强，逐次消耗匪军战力之目的，分别集结兵力，固守永吉、长春、四平、沈阳、葫芦岛诸要点，期待关内增援部队之到达，相机转移攻势，捕捉匪之主力而歼灭之。”具体部署为，新一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五十二军、二〇七师、九十三军各以长春、永吉、四平、本溪、抚顺、锦州为中心，“确保战略要点及机场之安全，并逐次以保安部队，扩张外围据点；如遇匪之主力，即依机动战法，退返守备据点，同时注意埋伏及袭击之实施”。以新六军位于沈阳附近为机动兵团，利用铁路线往来支援各点⁽¹⁰¹⁾。但还未等杜聿明完全部署完毕，中共部队便发起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中共部队在东北顶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之后，部队数量与战斗力都有了迅速的增长。到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45万余人，其中野战部队20万人，虽然数量与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基本持平，装备仍不如国民党军，但可以主动出击，攻其不备，而且北满在经过剿匪与初步的土改之后，中共地位较前更为稳固，具备了转守为攻的条件。国民党军对临江最后一次进攻失败后，4月7日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表示根据东北局的讨论，“决将我军战略主攻方向与主要力量使用于南满”，“进行大规模作战，使东北局势发生根本变化”。23日林对东北全军发布指示，要求“全军高度集中兵力，坚决放手打击敌人，实行连续攻势作战和规模日益扩大的歼灭战，以根本改变东北战局”⁽¹⁰²⁾。5月5日，东北局作出《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提出“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¹⁰³⁾。中共中央不仅同意了东北局的意见，而且要求晋察冀部队配合行动“钳制关内敌军，不使东调，使东北取得胜利”⁽¹⁰⁴⁾。

5月8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第一、二纵队及两个独立师共八个师，东满六纵及三个独立师共六个师分别自扶余和榆树渡松花江南下。13日，东北民主联军在五条战线同时向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夏季攻势由此拉开战幕。北满部队首攻长春西之怀德，东满部队攻击吉林周边地区，同时南满第三、四纵队出击沈吉路，西满辽吉纵队出击四平西北地区，刚刚划归东北民主联军指挥的冀察热辽部队则出击热河西部与河北东部，配合东北作战。由于东北民主联军同时在广大战场全面出击，迫使东北国民党军往来救援，疲于奔命，他们不得不大量放弃中小城镇，同时也放弃了一些位置较偏的中等城市，开始向中心城市收缩。至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占领了中长路上的公主岭、开原、昌图，南满部队重占通化与安东，攻占沈吉路重镇梅河口，西满部队占领通辽、郑家屯，东满部队收复沈吉路东大片地区，打通了东、南、北满之间的联系，冀察热辽部队占领热河的围场、赤峰，冀东的昌黎、抚宁，共计二十余座城镇。

中共部队在东北的大规模攻势，使本已兵力不足的东北国民党军捉襟见肘，难以应付。此前，杜聿明旧病复发，难以指挥战事，临时代理的熊式辉更形慌张，5月20日匆匆飞往南京求援。蒋介石无兵可派，只能指示其“速将南满各地之正规部队完全集中于四平街附近，而以地方团队接替其防务，除沈阳外围……各据点必须固守外，其他至不得己时，皆可放弃，须立下决心，切勿犹豫，至于长春与永吉，应严令死守核心，待援勿失”；同时又教训熊式辉：“身处危急之际，凡事须尽其在己，而尤须以顾全大局为第一要着。”⁽¹⁰⁵⁾30日，蒋介石亲临东北，视察战局，观察到的形势完全不容他乐观。他在日记中写道：“沈阳内部复杂，天翼（熊式辉）威信已失，光亭（杜聿明）卧病在床，军国大事，推诿延宕，几误全局。”但蒋并无制胜之方，只是手书各将领（包括四平陈明仁、长春孙立人、永吉曾泽生、朝阳孙渡等人），望“淬励所部，沉着固守”而已。由于杜聿明身体欠佳，他令熊式辉全权处理东北军政事宜，不得有误⁽¹⁰⁶⁾。

经过一个月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取得重大胜利，随后将作战矛头指向中长路沈阳、长春间的孤立据点四平。如果攻下四平，则可切断中长路沈阳与长春两大城市间的联系，孤立长春、吉林，威胁沈阳。为此，东北民主联军以一纵、辽吉纵队和六纵十七师，共七个师的兵力攻击四平；以八个师位于四平东南之西丰地区，三个师位于中长路四平南之昌图地区，一个独立师位于开原南，阻击沈阳援军；以五个独立师位于四平北，阻击长春援军。攻击发起前，林彪要求攻城部队“发扬高度攻坚精神、小部队硬打死打精神”，“力求乘胜猛烈扩张战果，须准备数天解决战斗之精神”，“充分准备，务期必胜”⁽¹⁰⁷⁾。

四平守军是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指挥的七十一军八十七、八十八师和十三军五十四师，以及保安团队，共三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后，七十一军在5月中旬救援怀德时遭到重大损失，八十八师几乎被全歼⁽¹⁰⁸⁾。退回四平后，周边据点尽失，态势孤立，势将成为中共部队攻击的下一个目标。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身经百战，自认“平生以打胜仗著名”，“到东北后却无特殊表现，仅仅解德惠之围有点成绩，但怀德一役又失败了，希望能够特别出一次风头”；而且他“估计当时凡属国民党的部队，守了一个地方，如能坚守下去还比较有把握，如守到中途而要撤退，则绝对会被击溃、被消灭的”，因此他作好了“置之死地”、“全力死守”的准备⁽¹⁰⁹⁾。事前，蒋介石曾亲书于陈，告他“此时为弟成功成仁之机会，切不可因一时之小胜小负而自馁”，并表示“必集中陆空军尽速增援”⁽¹¹⁰⁾。这与陈想出风头的想法正相吻合，作为战场最高指挥官，陈明仁的决心对四平防守确实起了相当作用⁽¹¹¹⁾。

陈明仁为守四平制订了完整严密的守卫计划。其指导要领为：“依都市防守要领及要塞配备方式，依核心内外复廓之细胞组线构筑坚强工事，大量储积粮弹而死守之。”在具体部署上，他将全城划为核心守备区及一、二、三、四守备区，各守备区“除在指定之地区构成复廓及核心工事外，并在内外复廓及核心工事间，构成据点严密之纵深工事。使相互间成为带式阵地网状配备，使匪无法向任何方向突进，均不能长趋直入”；“在主阵地前选择要点构成前进阵地，迟滞匪人于远方，非万不得已时不得弃守，俾心脏不受作战之威胁”；“市区工事应将既设半永久性之据点工事予以加强，阵地之编成应采纵深配备，各阵地带须编成犄角侧防若干支点以半永久机枪掩体为骨干而以野战工事连系之”；控制强大预备队，集中使用炮兵。对通信、交通、补给、民政等都作了具体规定⁽¹¹²⁾。整个部署强调以面为主，以点控面，纵深配备，交叉火力，对进攻一方形成较大威胁。

6月10日，东北民主联军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指挥部队发起了对四平的攻击。经过三天外围战斗，14日对城区发起总攻。由于保安团队战斗力不强，弃守后退，一纵当晚攻入市内铁路以西市区，守军利用纵深工事进行顽强抵抗，攻守双方反复拉锯拼杀，战况之激烈前所未有。由于是城市攻防战，进攻与防守双方的作战地域都不大，兼之守军利用城区坚固楼房为工事，双方遂进行逐屋争夺，死伤惨重。东北民主联军此时装备已有了很大改善，此次进攻动用重火炮近百门，而国民党方面则动用大批次空军助战，更加剧了战斗的激烈程度⁽¹¹³⁾。19日，七十一军司令部在猛烈进攻下告急，陈明仁不得不率部退往铁路以东。为尽快结束战斗，林彪下令调准备打援的六纵两个师投入战斗，并和罗荣桓电示各部：决以共计付出一万五千之伤亡，再以一星期的时间将此仗打到底，以达到完全消灭敌人和打垮敌守城信心⁽¹¹⁴⁾。至22日，七十一军机动兵力已告用尽，陈明仁已将军直属队编组投入战场，守军退至城区东北隅作最后的抵抗。当天，蒋介石电致陈明仁鼓其气，告以“关于增援陆空各军，中朝夕督促向前迈进，预计五日内必可直上四平”⁽¹¹⁵⁾。

由于四平在国民党军东北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四平被围之后，国民党东北当局立即部署南、北两路增援，企图夹击中共部队，解四平之围。南兵团以新六军三个师自中长路右侧向四平东南迂回，另以二〇七师掩护其右侧安全；九十三军两个师及五十二军一九五师自铁岭沿中长路正面向四平推进，另以骑兵第一军掩护其左侧安全；刚刚由关内增援东北的五十三军两个师为预备队，随后跟进；北兵团以新一军两个师自长春南下四平。为了避免以往中共围点打援的情况再现，援军被要求实行纵深配备，逐段跃进，保持后方稳固。

6月22日，四平援军南、北同时出动，南线占开原，27日又占昌图，北线逼近公主岭。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对四平采取佯攻方针，吸打增援”，抽调部分攻城兵力，集中四平南阻击援军并着重打击新六军。但因援军行动谨慎，未能捕捉到战机，而四平前线攻击部队已显疲惫，态势不利，林彪遂决定停止攻击，除掩护部队外，全军于30日撤离四平战场。7月2日，林彪等决定：后移休整，整顿组织，另寻战机。

四平攻城战，是继上年四平作战后在这一地区的又一次大规模作战，不同的是主客易位，仅仅一年时间，国民党军便由攻转守。东北民主联军以1.3万人伤亡的代价，未能攻下四平，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四平守军情况不明（原估计只有两万人，有战斗力者不过五个团，实际有三万余人），因此未能形成绝对优势（攻击部队人数不到守军的两倍）；对其坚守决心估计过低（认为大半系新兵败兵），因此急躁轻敌；对城市攻坚战的战略战术掌握不够（主要是突破后的纵深战斗和巷战未及充分演练），因此伤亡较大；步炮协同不够熟练，有时压制火力已经结束，而进攻部队还在三里路之外⁽¹¹⁶⁾。还有一个事先未料到的原因，当时正值东北夏季，“日长夜短，白天不进攻，黄昏调集部队，一打天就亮，白天不能作战，其伤亡之大超过晚上作战伤亡”⁽¹¹⁷⁾，对素擅夜战的中共部队不利。但这种情况便利空军活动，国民党空军出动大规模机队支援守军作战，空投补给⁽¹¹⁸⁾，对攻击部队威胁极大，对守军也是个鼓舞。因为攻击四平是东北以至全国中共部队首次大规模攻坚作战，“对我军建立攻坚信心关系甚大”，而最后未达预期目的，多少影响到其后林彪对攻坚战的看法。

虽然国民党方面经苦战保住了四平，但经过此次作战，东北国民党军损失兵力八万余人（四平一地即近三万），丢失县城42座，兵力大部退据几大城市和南满、北宁铁路沿线，已完全处于守势。不仅如此，东北是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由守转攻的战场，而且其攻势规模之大，动用兵力之多，大大出乎国民党的意料之外，连同其在山东战场遭到的挫折，已经使国民党切身感受到了中共对其统治的威胁。如同新华社在社论中所言：“东北形势的变化，不能不震动全国。东北解放军的全面反攻，难道不是整个解放区全面反攻的信号吗？以东北在全国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而首先反攻并取得了胜利，难道不是大大加强了华北解放军反攻时的地位吗？”⁽¹¹⁹⁾就在东北大战前后，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使国民党在另一条战线上也疲于应付，国民党统治处于危机之中，由此而导致一系列更为严酷的统治措施的出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戡乱总动员”的酝酿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