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临时政府的根本弱点和北伐的夭折" class="reference-link">第六节　临时政府的根本弱点和北伐的夭折

南京临时政府在短暂的三个月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领导革命的政党——同盟会，存在着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根本弱点：政治上纷歧，组织上涣散，使革命缺乏坚强的领导；不敢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又使革命缺乏依靠的力量；酝酿北伐又半途而废，革命势力未能胜利发展；加以帝国主义的干涉、国内反动势力的压迫和革命内部敌人的捣乱，这样就使南京临时政府最后不能不归于失败。

一　同盟会的涣散" class="reference-link">一　同盟会的涣散

革命形势的迅速到来，要求革命政党加强统一领导，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同盟会却恰恰相反，在革命紧要关头反而更加涣散了。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同盟会本部发表宣言，虽然指出了“元凶尚在，中夏未清”，应“长驱河朔”，以“建立民国”，但却表白革命党人将于“功成事遂”之后引退，“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¹⁴⁵⁾。同年12月，同盟会本部在上海召开临时会议，旅沪各省份会部分负责人也参加。这次会议改订了同盟会暂行章程，并再次发表宣言。宣言虽然指出了在同盟会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并强调了“当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号召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群”⁽¹⁴⁶⁾。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能阻止“议论歧为万途”的现象继续发展，相反，却更加严重了。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日益激化。同盟会的陈其美和光复会的李燮和同在上海策动起义。上海光复后，陈自称都督，李初拟率部攻陈，后据吴淞，自称吴淞都督。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章炳麟即正式脱离同盟会，而与立宪派、旧官僚联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章自任会长，以程德全为副会长，接着又推张謇为“特务干事”⁽¹⁴⁷⁾。章在联合会第一次大会讲演说：“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¹⁴⁸⁾1月4日，他创办《大共和日报》，在发刊辞中公然说：“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¹⁴⁹⁾其攻击的矛头显然指向刚刚诞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公布自1912年起改用阳历，章炳麟却在《大共和日报》第2号上以“本社社长”的名义，发表《宣言》说：“今日南北未一，观听互殊，岂容遽改正朔。况此次参事会，大半即各省都督府代表之变名，既非国民公选，何有决议改历之权。故在议员未选，历书未颁，对于此等少数空言，断难遵行，愿全国人民审思之，愿各代表反省之。”

浙江独立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自南洋返国，担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他公开在上海设立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沪局，招兵买马。沪军都督陈其美不能容许禁脔之内出现一支异己的军队。于是，就指使蒋介石于1月14日暗杀陶成章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陶成章被刺是民国成立后第一件轰动一时的政治暗杀事件。陈其美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解决政争，不仅无补于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分歧，反而给向往革命的人们的心中投下了阴影，由此，光复会和同盟会的矛盾更形扩大。章炳麟断然拒绝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

3月，章炳麟又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为统一党，他在改党大会的演说辞中说：“本党宗旨，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¹⁵⁰⁾接着，统一党又发表《宣言书》，声称：“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

总之，章炳麟在辛亥革命后已经明显右倾，不论联合会或统一党，都不过是一种官僚、政客、立宪派的大杂烩。因此，它对南京临时政府的许多改革措施，无不加以反对。例如，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以牵制袁世凯，章极力反对，公然为袁张目说：“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¹⁵¹⁾3月下旬，在南京的四川籍革命党人召开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亲往参加，而章炳麟却送来了这样一副对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对于章的这种态度，四川革命党人吴玉章在后来曾加以评论说：“他骂南京鼠窃狗偷，但当时鼠窃狗偷的大半还是立宪党人，而章太炎不正是和他们沆瀣一气吗？他反对建都南京，认为南京并非龙蟠虎踞，难道北京果真就是龙蟠虎踞的地方吗？很明显，章太炎为了反对孙中山先生，已经实际上站到袁世凯那方面去了。”⁽¹⁵²⁾

对于同盟会员与光复会员之间的争端，孙中山主张尽力调解。如，广东汕头民军司令、光复会员许雪湫、陈芸生“与同盟会员之领军不合，势成水火”。孙中山致电陈炯明，要他“解释调处”，并强调指出：“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之团体”；“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阋墙”⁽¹⁵³⁾。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双方仍然纷争不已。

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党人孙武等由于未能取得南京临时政府中的部长席位，也愤然脱离了同盟会，而联合湖北的立宪派另组“民社”，拥戴黎元洪为领袖。因此，同盟会的力量被进一步削弱。

黄兴是同盟会的军事领袖。他虽然在1907年因旗帜设计问题和孙中山发生过严重的争执，但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他和孙中山配合得不错，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支持了孙中山。但是，这样一个重要领导人，在民国建立之初却有了功成隐退的思想。他在一个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吾辈十余年兢兢业业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圆满之幸福。今目的已达，掉臂林泉，所得多矣。”⁽¹⁵⁴⁾

在黄兴看来，只要把满人统治换成汉人统治，革命就算达到目的，就可以“大风歌罢不如归”了⁽¹⁵⁵⁾。这样，当然就失去了对袁世凯的戒备。在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他仍是力主和袁世凯妥协。

综上所述，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已处于思想混乱、四分五裂的状态，这样的政党当然不能领导南京临时政府走向胜利。孙中山在后来解释这一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¹⁵⁶⁾

二　错误地对待农民问题" class="reference-link">二　错误地对待农民问题

土地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使广大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又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广大农民的参加，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同盟会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其纲领中提出了解决土地制度的主张，即“平均地权”，并把这一主张作为同盟会的三大纲领之一。可是，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方针、宣言和一系列法令、规章中，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密切相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土地所有制有矛盾，又同封建的地租剥削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即使在革命时，他们虽然在理论上敢于承认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必要，但在实践上却没有触及封建势力根基的勇气。

当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之时，农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极为广泛。在南京临时政府管辖的地区，也到处发生农民的抗租斗争。仅1912年1月间便有多起：江苏昆山、青浦交界地区一百三十余村农民，“宰牲结社，齐心抗租”。上海南汇地区大团等处人民抗租，“聚众千余人，打伤政府收租委员，抢走当地驻军枪支”。江苏奉贤蔡家桥乡民，“闻南汇抗租，遂遍发传单，抗纳租粮，影响遍及全县”。浙江海盐县“澉浦乡民因抗租聚众千余抢夺民团枪械”⁽¹⁵⁷⁾。浙江嘉兴府石门湾鸽子滨一地主因催收租米、扣押佃户，结果被乡民一二千人围殴。其中，以江苏青浦县的抗租斗争，最为典型。现将当时关于这一斗争经过的原委报导，节录如下：“青浦县光复后，民政部酌定业户租籽收取八成，乡民借口松城仅收六成，共结团体，饮齐心酒，力图霸抗。民政部以租务攸关赋税，传知地保，谕各地乡民依限还租，地保不善处置，语多压制，致乡民激怒，麕集县城，与民团抵抗。该乡民受伤数人，遂将民政长徐彭龄之子劫去，大起风潮。当经徐君请松军政分府派兵弹压。”⁽¹⁵⁸⁾

这些自发的反抗斗争，反映出广大农民渴望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不仅没有得到革命党人支持，相反，差不多都遭到各省都督包括革命党人的都督派兵镇压。江苏都督多次出示，严禁抗租，竟说：如抗租不还，“准由各业户禀经该管衙门，按户提案押追以凭照例严办，如聚众抗租或竟持械横行，即属有意破坏治安……惟有按军法从事。”⁽¹⁵⁹⁾

由于革命党对农民的自发斗争采取敌视的态度，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后，广阔的农村依然如故，一方面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丝毫触动，封建政治势力没有受到打击；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也就不可能真正组织农民群众来参加革命斗争，因而，在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面前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软弱地位。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¹⁶⁰⁾

三　不敢明确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 class="reference-link">三　不敢明确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

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辛亥革命是革清政府的命，因而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武昌起义后不久，英国的《字林西报》就直截了当地承认：“就某种意义说，这一事件是反对我们自己的。”

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的建立，在反帝方面所起的客观效果是显著的。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国家的独立。下述事件就是显明的例证：

2月19日，荷属爪哇岛泗水市的华侨集会，升旗、鸣爆，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遭到荷兰警察的武装干涉，华侨三人被打死，十多人被打伤，百余人被逮捕，书报社被封，外埠来电被截⁽¹⁶¹⁾。华侨全体罢市，以示抗议，荷兰政府出动军队强迫开市，继续逮捕了四百多人，最后的逮捕数目，竟达一两千人⁽¹⁶²⁾。

事件发生后，泗水华侨分别向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上海华侨联合会发电，请求保护。南京临时政府接电后，立即连电袁世凯要其必须和驻北京的荷兰公使交涉，并同时要驻荷兰中国公使直接和荷兰政府进行交涉。上海《民立报》曾以《讨荷兰之辱我民国》为题，发表社论说：“当满清窃国，献媚外人，弃我数百万华侨于海外，不与保护，致备受强敌凌辱，可惨可痛之事，不止一端。……今日之民国，非昔日专制时代可比也。外人对我，胡犹若是之野蛮残暴也。呜呼！荷兰人竟辱我民国矣，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吾以是裂眦愤书，而为泗水华侨请命。”⁽¹⁶³⁾在群众的愤怒声援下，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于2月26日“电荷外部，要求赔偿损失，辞极激昂”⁽¹⁶⁴⁾。2月28日，临时政府拟令沿海都督禁止华工赴荷属地⁽¹⁶⁵⁾。

交涉结果，荷兰政府不得不接受了下面的条件：（1）惩办杀害华侨的荷兰人；（2）对被害华侨，由荷兰政府优礼埋葬，并抚恤其家属；（3）受伤华侨，由荷兰政府负责治疗；（4）赔偿华侨财产损失；（5）对华侨应和荷兰人同等待遇。

从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对外一向是屈辱忍让，卖国残民，而这次中荷交涉，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最新纪录，使国外华侨扬眉吐气，一新耳目，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国开国的重大结果。

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主观上并没有提出反帝的目标和纲领，同盟会成立时没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也没有。如果说在同盟会成立前还出现过《警世钟》、《猛回头》那样痛快淋漓、激动人心的反帝文字，可是在同盟会成立后，特别是越接近辛亥革命前夕，这样的文字反而少见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其《宣告友邦书》中，明确地宣布愿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宣言书中又说：“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¹⁶⁶⁾

要想在一个早晨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那是不现实的。革命也允许权宜之计。但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切都加以“照旧”、“承认”，那么中国就无法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了。正是由于这种无区别的“承认”，在临时政府的军事行动中，立即呈现了它的恶果。下述事件就是一个显明的例证：

1912年1月下旬，山东青岛附近地区的即墨县为同盟会所光复。但是根据1898年的《中德条约》，德国租借了青岛，并且规定在青岛周围约五十八公里的面积，划为由德国监视的不设防地区。而即墨县就在这个不设防地区的范围内。因此，德国派遣一百三十名骑兵前往即墨，以条约为借口，要求革命党撤退武装；同时自青岛发电给山东巡抚胡廷枢，告知即墨情况。清政府闻讯后，立即派兵四百余人突袭即墨，杀死革命党人三十多名，并将附近村庄烧光。当地革命军请求南京临时政府与德国政府交涉。而临时政府拘于旧约之“承认”，也就无能为力，最后不得不由孙中山于2月10日下令革命军自即墨撤退⁽¹⁶⁷⁾。

南京临时政府的这种态度，是和同盟会领导人对帝国主义缺乏本质认识分不开的。在他们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先进的文明国家，中国革命是向它们学来的，学生向先生学习，先生自然会对学生进行帮助。孙中山长期旅游海外，就是为了取得这种帮助。南京临时政府发表种种“睦邻”、“保护外人”、“承认”一切旧约的宣言和法令，也是为了取得这种帮助。

但是，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时代的反革命“先生”并不帮助半殖民地中的革命“学生”。它们绝对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月11日、17日、19日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就是证明。

四　北伐的夭折" class="reference-link">四　北伐的夭折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起义各省的革命群众团体和都督府就酝酿进行北伐。最早倡议北伐的是群众革命团体。广东独立不久，一个名叫光汉社的团体，在11月15日致广东都督胡汉民书中就要求“即日召集各府州县各团体代表，开大会决议筹兵筹饷平胡之大计”⁽¹⁶⁸⁾。表达了广东人民北伐的决心并愿为天下倡。

稍后，江浙一带也出现了许多主张北伐的团体。上海旅沪各省人士纷纷发起组织北伐队，青年学生尤为积极，一时出现了“学生北伐队”、“中华民国学生军团”、“学生军”、“学生北伐团”、“国民军北伐团”、“学生守卫团”等组织。特别应指出的是，妇女们也组织了“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女子后援会北伐军救济队”、“中华女子竞进会”、“女子劝捐会”等团体，积极支援北伐。“女子后援会北伐军救济队”在简章中指出：“本会专为北伐军而设，随赴战地医救受伤士兵。”⁽¹⁶⁹⁾

与此同时，陈其美以沪军都督名义建议组织北伐联军。他在致各省都督要求派代表到沪组织临时政府的电中说：“北京未下，大局难平，拟组织联军，共谋北伐。现定蜀湘楚为第一军，由京汉路进行。宁苏皖浙为第二军，由京（津）浦路进行。闽粤为第三军，由海道进行。”⁽¹⁷⁰⁾

当时，孙中山既未回国，临时政府也未成立，北伐活动还只是民间的倡议和各省都督间的自愿结合。12月5日，北伐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推程德全为会长，章驾时为副会长，朱芸为司令。11日，北伐联合会设立“军机统一总汇处”，并发布该处章程说：“本处为民立战时机关”，“以联合各省都督，会同北伐，招集兵队，统合军机，以期一致进行，共谋光复为宗旨。”北伐联合会一面在上海招募士兵，一面致电各省都督，要求各省将北伐之师电告，以便划一军制。

南京方面，12月20日“江浙联军在谘议局开军事大会，提议北伐，并推举北伐总司令，当用投票互选法。到会各军将校一百余人，当举定徐绍桢为北伐总司令官，随即电各省都督”⁽¹⁷¹⁾。

广东北伐军是最早见诸行动的。其第一军于1911年12月抵沪，约一混成协，组织甚完备。并准备在当月再发广东第二期北伐军约一混成协。1912年一二月再发第三期北伐军约一镇。由于广东北伐军有华侨支援，所以兵精饷足，战斗力较强。

当时的北伐，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机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忙于南北议和，加以财政又非常困难，革命党的领导人对北伐有各种具体不同的态度：如宋教仁等“认为攻取北京之类，只能做为鼓舞士气的一种策略，实际上难于实行”⁽¹⁷²⁾。孙中山则是坚决支持北伐的，他在1912年1月4日令广东都督陈炯明速出兵北伐的电文中说：“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民军，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¹⁷³⁾孙中山本人并表示：“拟俟和议决裂后，亲统大兵北伐。”⁽¹⁷⁴⁾

1月9日，黄兴领导的陆军部正式成立，不久即确定了北伐计划；以湘鄂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在宁之各省北伐军为第二军，沿津浦路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军。第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目标后，再与五、六军会合，攻占北京。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即已经是以议和为主了。北伐军虽然组织起来，并表示一旦“和局破裂，即行宣战”⁽¹⁷⁵⁾。但仍不能摆脱下面的困境：“各军名目众多，编制歧异，且统帅指挥，既不统一，后方接济，又无专责。”⁽¹⁷⁶⁾

北伐也受到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任命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率军北伐。蓝军乘海容号等三艘军舰先到达山东烟台，后又进军满洲，拟在辽东半岛登陆，支援东北人民的斗争。1月20日，日本“音羽”舰将校访蓝天蔚，谈到在满洲中立地带登陆问题，日本将校即一再强调，不但中立地带绝对拒绝利用，即在其他满洲沿岸地域登陆，“亦将使满洲之安宁秩序发生紊乱……为避免将来发生紊乱，应该请贵军放弃登陆计划”⁽¹⁷⁷⁾。最后，北伐军主力不得不驶向大孤山、安东方面登陆。

孙中山组织的六路北伐军，在实际上，除宁皖、淮扬二路于1月下旬北进，烟台、关外二路有所行动外，其他二路并无进展。

南方是以北伐配合议和，逼清帝退位，而北方则以议和破坏南方的北伐。这一点无论是伍廷芳或唐绍仪，都看得很清楚。伍曾对唐说：“宜速谏君让国，自保安全。则北伐之师，无名可借。”⁽¹⁷⁸⁾议和果然破坏了北伐。如担任淮扬一路北伐司令的林述庆便认为南北议和行将达成协议，此后，决无战斗，随即“电请交卸……并遣散本部各员”⁽¹⁷⁹⁾。

谭人凤在谈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形势和对北伐的评价时，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分析：“时南军援鄂者，有沈秉堃统率之湘桂联军，马毓宝移驻九江之赣军，南京派遣黎天才之镇军，唐牺支、王政雅光复荆襄，重庆四川亦已光复，鄂固无虞矣。南京方面，柏文蔚率领滇粤军驻临淮，扼由徐入皖之路；扬州徐分府合皖军屯宿迁，扼由京入浦之路；正阳六合等处亦有军扼守，以防由豫入皖之路。其集合于南京城者，有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卫戍军，以及固有之军队与新编之各军，合计不下十万余众。而广东、闽、浙尚议继续出军，兵力不可谓不厚。加之长安、太原早已光复，烟台有刘基炎等独立，河南有王天纵举兵，直隶有滦州兵变之一事，东省自牛庄发难后，关外都督蓝天蔚尚谋大举。使南政府毅然攻击，以援鄂各军出武胜关，直趋河南，与山、陕义军合；以南京集合各军分配前敌，三路夹攻徐州，分一支捣开封与鄂军合，一支由京（津）浦取济南与齐鲁义军合。行见北方健儿群起响应，袁且将为瓮中之鳖矣，岂能操必胜之算哉！乃袁奸险狡猾，一方断行组织内阁，胁迫皇室军费数百万，着着准备进行，而于休战期间，使倪嗣冲攻下颍州，为安徽进攻南京之计划；一方与伍代表用电报谈话之创举，再请延期十五日，冀使民党师疲饷匮，易就范围。民党堕其术中，号令各军不许进击，决与议和，则大错特错者也。”⁽¹⁸⁰⁾

谭的这段论述，具体地描绘了北伐的形势，特别指出了以议和阻止北伐的重大错误，是比较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