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直皖战争的爆发"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直皖战争的爆发

一　直皖战争前夕双方的备战活动" class="reference-link">一　直皖战争前夕双方的备战活动

张作霖走后，段祺瑞于7月8日清晨由团河入京，上午即召集近畿各军重要长官及国务员、参谋总长、卫戍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百余人，在将军府开军事会议。段即席讲话说：“国家以纲纪为重，纲纪不振，则国不存。吴佩孚受贿通敌，无故撤防，以至湖南失败，涂炭生灵。撤防后又在保定兴风作浪，逆迹昭彰。曹锟竟敢以兵力要挟元首，胁迫中央，为种种破坏法律之主张，且要求下令免徐使之职。徐使此次收回外蒙，厥功甚伟，并未用中央之款项而收回数万里之疆宇，曹吴等则要求元首罢免徐使，法纪荡然，是非不明。鄙人为维持国家纲纪及维持元首威信起见，不得不兴师讨逆。现拟呈请大总统将曹锟、吴佩孚、曹锳（曹锟弟，时任蓟榆镇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褫夺官勋，交祺瑞拿办。现已入军事范围，如有不听命令者，当按军法办理。”⁽¹³⁴⁾段讲完后，曾毓隽即站起来发言，宣称：“现时我等惟当知有督办，不当复问政府，督办此言，当一致赞成。”⁽¹³⁵⁾与会者自无不同意见，当即通过，并缮具呈请徐世昌将曹锟褫职留任、吴佩孚褫职拿办、曹锳褫职的呈文，由段祺瑞签名，各军官副署，交代理内阁总理萨镇冰转呈徐世昌。呈文略称：“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参战一役，费尽苦心，我国国际地位始获超迁，此后正当整饬纪纲，益巩国基，何能听彼鼠辈任意败坏法律，牵惹外交，希图摇动邦本。用谨揭明罪状，上请大总统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余众概不株连。……兵队现经整备，备齐即发。”⁽¹³⁶⁾会上段祺瑞任命段芝贵为京师戒严总司令，吴炳湘为副司令，自任讨吴军总指挥，徐树铮为总参谋长。同一天，段祺瑞发表了声讨直系的通电，内容与呈文基本相同。

当天下午，上述呈文送至总统府后，徐世昌即召开全体阁员特别会议讨论。徐起初表示不同意惩办曹吴，希望和平解决。经曾毓隽等再三陈说，徐始答应免吴佩孚一人职。曾等仍坚持要求同时罢免曹锟，徐说：“盖印固易事，但因是使时局益纷扰，人民受战争苦，将谁负责？”曾答称：“总统止顾盖印，一切自有合肥负责。”并且威胁说：“苟总统不盖印者，恐时局益难解决，总统且贻后悔。”⁽¹³⁷⁾徐世昌仍不肯盖印，会后派袁乃宽至团河谒段祺瑞，征询缓和办法。段根本不把徐放在眼里，表示：“非将曹锟免职，吴佩孚惩办，曹锳交法庭，不能缓和。”⁽¹³⁸⁾并要挟说：“总统免曹吴职与否，彼亦自有权衡，我不便干与，亦不必干与。纵彼不下令，我岂遂不能免曹吴而拿办之耶？”⁽¹³⁹⁾段随即派重兵包围公府，对徐进行胁迫，并由边防军传出消息说，如免曹吴令候至晚间8时不下，则皖军将于次日（9日）上午在琉璃河首先开火。徐世昌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将内阁呈送惩办曹吴之命令誊印发表，但声明自己不承担意外之责任⁽¹⁴⁰⁾。令文如下：“前以驻湘直军疲师久戍，屡次吁请换防，当经电饬撤回直省，以示体恤。乃该军行抵豫境，逗留多日，并自行散驻各处，实属异常荒谬。吴佩孚统辖军队，具有责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难辞咎，着即开去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军队，应由部接收，切实整顿。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¹⁴¹⁾

围绕徐树铮和曹锟、吴佩孚免职问题而展开激烈斗争的同时，直皖双方都料知战争将不可避免，彼此都在积极进行备战活动。7月初，徐树铮连续召集所属旅团长开会，讨论对付吴佩孚办法，决定：一、持镇静态度，以避其锋；二、暂取守势，以待动静，三、密令驻洛阳西北军两旅牵制吴军；四、密电吴光新调部队到信阳遥为声势，并令其坚辞湘督，任南军扰鄂侵赣，以分其势；五、遇事请示段祺瑞，以资服从而免遗恨⁽¹⁴²⁾。陆宗舆从中日汇业银行拿出现款二百万元，曾毓隽将交通部所存储之中交钞票一百万元，充作战费，给边防军每师开拔费十五万元。5日，边防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后，即向各军发足军饷与枪弹。6日，曲同丰所部边防军第一师向长辛店开拔。8日，段祺瑞在将军府开完军事会议后，即返回团河，在私邸召集近畿各师长开会讨论出兵计划，决定派出五师，以曲同丰的边防军第一师为第一线，刘询所部陆军第十五师为第二线，陈文运的边防军第三师为第三线，李进才的陆军第十三师为第四线，魏宗瀚的陆军第九师为第五线⁽¹⁴³⁾。随后又划定作战区域，以京奉线一带为东路，以固安一带为中路，以琉璃河至高碑店一带为西路。9日，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坊，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向卢沟桥、长辛店、良乡、窦店、房山、琉璃河一带进发，由于锦统带的南苑飞机队亦处于待命状态。消息传出后，京中大起恐慌，京钞暴落，军政要人眷属纷纷迁徙出京，避往天津使馆区，一如当年段祺瑞讨伐张勋时的情景。

直系方面，驻河南吴佩孚军也开始向北开拔，其前锋已达高碑店。留驻郑州部队，严密监视驻洛阳西北军一、四两旅的行动。曹锟的军队亦由保定开赴高碑店。

自惩办曹吴命令发表后，保定方面军心愤激，一意主战。9日上午，曹锟在天津举行誓师典礼，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所部名为讨逆军，设大本营于天津，司令部于高碑店。吴佩孚兼西路总指挥，曹锳为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

直皖双方一方面进行军事调动，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制造舆论，扬己之长，暴人之短，进行反对对方的战争宣传，都力图证明自己是师出有名的，以求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7月12日，吴佩孚、曹锳、王承斌、赵玉珂、潘矩楹、阎相文、萧耀南等率全体将士发出通电，实际上是对皖系的宣战书。通电一反前此不久曹锟、张作霖等为力求避免“以下犯上”的恶名而承袭“清君侧”的传统手法，露骨地指斥自我标榜“创建民国，至再至三”的段祺瑞暴戾恣睢，与徐树铮狼狈为奸，共同作恶。电文写道：“段氏祺瑞，秉性凶残，专擅恣睢，阴贼险狠。……援引小徐（徐树铮），朋比为奸，购械吞款，庇恶乱法。视总统为赘旒，视国疆为敝屣，视民意为刍狗，视约法为弁髦。以国军为一己之爪牙，以疆吏为一家之私产，以他人之从违为黜陟，以一己之喜怒为祸福。漠视民瘼，轻启兵端，嗜杀以争，残民以逞。……尤可恨者，专横暴戾，性与人殊。用徐卖国筹边，则曰为国进贤；引贼扰乱内蒙，则曰为国启土。森林路矿，则抵押净尽；民膏国帑，则斲丧无余。利用参战以供内争，对外则宣而不战，对内则战而不宣。”“为俯顺舆情计，为保存国民人格计，为培养国家命脉计，不得不整饬戎行，诉诸武力，歼厥渠魁，取彼凶残，攘除奸凶，以纾国难。”⁽¹⁴⁴⁾7月13日，吴佩孚又发表出师讨贼通电，痛斥段祺瑞为卖国的汉奸，略称：“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瑭、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¹⁴⁵⁾

张作霖离京后，在天津附近之军粮城下车，表面上仍宣称“局外中立”，实际上和直系一致采取反皖立场。7月8日，他在天津省公署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对皖战争问题，曹锟、吴佩孚及八省同盟均有代表参加。曹锟当时对于是否能战胜段祺瑞有些担忧，态度游移，认为战争一开，直隶首当其冲，如不能获全胜，徐世昌将“受段之要挟，乘风转船，加以叛乱的罪名，则直省危矣”⁽¹⁴⁶⁾。吴佩孚起来发言说：“共和国家，以法律为根据，违犯法律，即是叛乱国家，此等名词，非他人所能妄加也。段派种种行动，皆越法律轨道以外，我等起与相抗，何叛之有？”接着他分析当时直皖双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指出：“就实际上论，段派所恃者仅边防军，该军成军以来，未经战阵，经验缺乏，且闻所用军官多系学生，颇有思想，决不肯效忠奸党，与同胞为难，一临战地，溃散立见。”吴佩孚还认为，仅他自己所部军队，就足当段祺瑞全部之众而有余，即万一战而不胜，我军扼守京汉路线，联合西南，以直省为前敌，河南为中坚，湘粤为后盾，徐图进取，更有张巡阅使控制东北，则段派直如瓮中之鳖，又何虑哉！”⁽¹⁴⁷⁾这一席讲话，使曹锟疑虑冰释，张作霖及其他与会代表也都表示赞同，直系倒皖的战争，于是就这样决定了。

张作霖回到奉天后，即决心加入曹锟、吴佩孚倒皖战争的行列。7月11日，他召集吉林督军鲍贵卿、黑龙江督军孙烈臣、奉军总司令张景惠及吴俊升、张海峰两师长在奉天省公署开会，决定由二十七、二十八师各出兵一旅入关，保护京奉路，以卫队旅之一部协同二十八师留奉部队，保护关外京奉路，并随即下动员令。二十八师抽编之一旅，已于先一天（即10日）入关，作为前锋部队，二十七师一旅于12日出发⁽¹⁴⁸⁾。

同一天，曹锟致电张作霖，希望在对皖战争中得到他军事上的支持，并和他们联衔发表讨皖通电。张作霖即日复电表示赞同，说：“现在弟处已备二十七八两师步队，兼以马队两旅，当能足用。二十八师先行进关，马队作为后盾。此次出师，由弟亲自带往，现在赶急调集之中，二十八师车到即可全数出发。日前奉军入关者，与贵处军队合计，约有七八万人，如有战事，尽可先行支持。叙五（张景惠）兄即速往前方，与三哥（指曹锟）面商一切，率领第一师并鲍旅许部筹画进行。愚见以兵力论，我众彼寡，以公理论，我直彼曲，绝无不胜之理。彼此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断不能不极力相助，请释厪念。至联衔通电，事已至此，即请拍发为要。刻下战事节节得力，足见天道至公，持强权者终难得善果也。”⁽¹⁴⁹⁾

7月12日，曹锟、张作霖、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等，即联名发表讨皖通电，谴责段祺瑞专横谬妄，“实为全国之公敌”，表示：“对此衅起萧墙，无术挽救，迫不得已，惟有秣马厉兵，共申义愤，解元首之坐困，拯大局于濒危，扫彼妖氛，以靖国难。”⁽¹⁵⁰⁾是日，张作霖还致段祺瑞一电，说他返奉后，拿获胡匪八人，皆持定国军委任状，阴谋破坏东三省秩序，并愤慨地说，“此事公或不知，然群小如此，殊堪痛恨。作霖誓率关外劲旅，入清君侧。”⁽¹⁵¹⁾7月13日，张作霖又向全国发出通电，声称：“作霖奉大总统令入都……哓音瘏口，出为调停。原期暂息争端，借以稍纾国难，无如我则垂涕而道，人则充耳弗闻。……乃甫抵奉垣，即闻京师、保定之间，将欲发生战事，而由京到津避难者已络绎于途，大有琐尾流离之象。……作霖为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用是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其与我一致者，甚愿引为同袍，其敢于抗我者，即当视为公敌。”⁽¹⁵²⁾

段祺瑞也于7月13日发表讨伐曹锟、吴佩孚的传檄通电，指斥曹、吴等“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罪恶确凿，诚属死有余辜”，他义难坐视，要亲自统率定国军，“护卫京师，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歼魁释从，罪止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其余概不株连”⁽¹⁵³⁾。段祺瑞的通电表面上也冠冕堂皇，其势汹汹，实则色厉内荏，自知理亏。当他知道张作霖已完全倒向曹锟、吴佩孚一边，派奉军入关，并且听说皖军有厌战心理，前线直皖两军小有接触，皖军士兵即时有逃亡，眼看战争前景不妙，于是又转而向曹吴乞求和平。他敦请徐世昌于14日下了一道停战令，要求“所有各路军队均应恪遵命令，一律退驻原防，戮力同心，共维大局”⁽¹⁵⁴⁾。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战争已成骑虎之势，欲罢不能。停战令的墨迹未干，战争就爆发了。

二　战争经过" class="reference-link">二　战争经过

直皖战争是7月14日晚开始的。开战之前，直皖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大致如下，

皖系兵力：段祺瑞的定国军在近畿的军队有五师（并不足额）一混成旅，即边防军第一师曲同丰所部一万一千人，边防军第三师陈文运所部一万一千人，陆军第九师魏宗瀚所部八千人（另宋焕章率一混成团驻守在海参崴），第十三师李进才所部八千人（另有两团，一团在公府当卫队，一团在河南彰德为袁世凯看坟），第十五师刘询所部八千人（另吴长植一旅于1918年赴山东剿匪未回），西北军第二混成旅宋子扬所部八千人，边防军训练处学生队约三千人，共约五万七千人。外省属于皖系的军队有：在山东的边防军第二师马良所部一万一千人和陆军第五师一万余人，在洛阳的西北军第一混成旅宋邦翰部和第四混成旅张亚威部各八千人，驻库伦的西北军第三混成旅褚其祥部八千人，安徽督军倪嗣冲所部安武军及新安武军（张勋旧部定武军改隶）约四万人，浙江督军卢永祥所率之第四、第十两师（一部分驻杭州，一部分驻上海）约二万余人，福建督军李厚基所部二三万人，陕西督军陈树藩所部二三万人，在湖北的吴光新所部四个步兵旅和两个混成旅，实额约二万人，共约十七八万人。

直系兵力：曹锟、吴佩孚在保定附近和天津的讨逆军，有吴佩孚第三师一万一千人和第二、第三混成旅一万六千人（另第一混成旅驻郑州），一个补充旅约六千人，曹锟卫队三千人，直隶警备二十六营约一万三千人，曹锳第四混成旅八千人，共约五万七千人。外省军队属于直系的有驻山东德州商德全第五混成旅约八千人，李纯、陈光远、王占元、赵倜所部士卒总数约十一二万人。站在直系一边的还有张作霖的三师军队三四万人，另外察哈尔都统王廷桢率领的第十六师和绥远都统蔡成勋所部一师共约二万余人，亦倾向直系。

综观上述双方兵力，从数量上来说，无论是近畿还是外省，都不相上下。

双方兵力部署：西路在京汉铁路沿线（京保段）。皖军由段芝贵任指挥，有边防军第一师全部、边防军第三师第五混成旅、陆军第十五师全部、第九师两营、第十三师辎重营，在涿州、固安、涞水以北布阵。主力边防军第一师集中在涿州、琉璃河、良乡一线；左为边防军第三师，驻固安之后；右为陆军第十五师，跨门头沟支路列阵于第一师之后；第十三师沿京奉路向东布置，用以策应边防军第三师。

西路直军以吴佩孚为总指挥，有第三师及第二、三两混成旅，在易县、涞水、涿州、固安以南一线。吴佩孚为防皖军两翼包抄，以精兵第三师第六旅当左翼，第三混成旅及第三补充旅当右翼，而以第一补充旅当正面。以保定第一补充旅、曹锟卫队及新从天津开至保定的六营为后援。西路是皖军的主攻方向，双方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这路。

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京津段），皖军总指挥为徐树铮，有宋子扬之西北军第二混成旅、边防军第三师两个团及第九师一部，列阵于落垡、廊坊一带。直军总指挥为蓟榆镇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曹锳，有第四混成旅、李殿荣的第二补充旅及直隶守备队二十营，驻守杨村，与皖军对阵。

皖军的作战计划是，西路以主力部队沿京汉铁路南下，第一个夺取的目标是保定，然后继续往南，在湖北的吴光新则率部沿京汉路北进，在洛阳的西北军两旅由西向东进攻，以这三支部队围歼直系主力，会师中原。东路沿京奉铁路线向东进攻，第一个夺取的目标是天津，然后继续沿津浦路南下，在济南的边防军第二师则沿津浦路由南往北进攻，与东路皖军会合。直军采取的相应对策是：西路以主力部队坚守住京汉路，阻击皖军南下，湖北由王占元的部队监视并拖住吴光新，驻守郑州、信阳一带的直军和豫军阻吴军北犯。洛阳方面，以观音堂（洛阳西面）的奉军和郑州的直军合围洛阳的西北军。东路由商德全的第三混成旅占领德州，与奉军配合，同徐海镇守使张文生的部队合攻马良。

西路段芝贵的指挥部设在琉璃河附近铁路的一列火车上。车前悬一木牌，上书“总司令处”四个大字，办事人员有百余人之多。车中除军用品外，尚有烟枪、烟盘十四副，嗬水数百打，麻雀牌七副，厨师二十余人。吴佩孚则轻骑简装，在固安以南约三十里的牛驼镇坐镇指挥。他抱着“擒贼必先擒王”的宗旨，计划亲率第三师的第五旅，出奇兵直捣团河（距固安约五十里），捉拿段祺瑞。7月13日晚，吴以便衣手枪队占据固安、涿州两处，将电报通信交通机关控制起来，旋即派大兵赴团河擒段。不意这一军事行动被一电话分机的电话员泄漏给了段祺瑞。段闻讯后，一面飞调救兵，一面向京城逃走，等救兵到时，吴军仅离团河十余里。吴佩孚见擒段之计不成，而固安、涿州已在掌握之中，于是实行分兵三路的战略，坚守中路固安，以涿州、高碑店为西路，廊坊，杨村为东路，迎战皖军。

西路战争情况：

7月14日下午3时，段祺瑞颁发总攻击令。皖军首先在西路向直军发动进攻。晚8时，涿州、琉璃河的边防军第一师第一团马队及第十三师第一营步兵，向直军第三师第十二团第二营开始总攻击，接连不断地以大炮向直军营地猛轰。直军初以皖军来势甚猛，略事退让。边防军前进，刚要夺取第一道防线，直军突然反攻，边防军抗御不及，退回原线。11时，边防军又往攻直军的右翼第三营，直军第二营由边防军右翼抄袭，两路夹攻，边防军败退回琉璃河原阵地，死伤数十人，失踪营长一人；直军亦伤亡数十人。

15日晨6时开始，边防军第三师及陆军第十五师，由俞垡镇至码头镇西列成一字线，向固安及宫村镇附近的直军进攻。直军极力抵御，战至数小时之久，双方阵地均无变动。后皖军连陷直军外围防线数处后，再图前进，皆被击回，致遭受重大损失，声威顿挫。直军乘势进逼，皖军大溃，内有某营只剩数十人，直军亦伤亡不少。随后皖军再次发动进攻，涿州、固安两处均发生激战。边防军第一师前锋部队及陆军第十五师，在大炮的掩护下，占领涿州及松林店，将直军压退至松林店以南五十里的高碑店。中路皖军则以第十三师攻固安，直军由吴佩孚在城内指挥，极力抵抗，皖军猛攻，始终未下。

16日夜大雨，雷电交作，皖军所有榴弹炮、开花炮均失去效用。吴佩孚调二军分由松林店、三家店向皖军第十五师、第一师之后包抄袭击，切断其归路。正面由刚从河南赶到的奉军第一师第一旅邹芬所部加入作战，直军士气大振。皖军腹背受敌，大败，纷纷弃械逃走。十五师有两团人被围困，投降直军。边防军第一师开炮袭击直军，炮弹误落十五师阵地，士兵死伤不少。十五师官兵大愤，亦开炮还击，因不满段芝贵逼令作战，并向段的司令部开炮轰击泄愤。官兵纷纷往琉璃河方向逃跑，夺取列车，逃回北京。边防军第一师亦向后退，军官虽用机关枪在后押阵，亦不能制止。直军乘势克服松林店、三家店及涿州等城镇。十五师从琉璃河溃退时，适值河水暴涨，士兵溺毙不少。师长刘询涉水渡河时，携带现款七千元，全部落入河中。刘幸抓得船桨一副，凫至对岸，为士兵救起，已不省人事。十五师第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三十旅旅长齐宝善备函派执事官送往吴佩孚军中，略称该师“原与直军一致，因在积威下有不得已苦衷，愿以全师来归”⁽¹⁵⁵⁾。吴佩孚当即要齐宝善亲赴松林店面定办法，达成停战协定，十五师遂全部归顺直军。18日，张、齐两旅长又在前线发表罢战通电，指责“段氏不道，容奸卖国”，宣布十五师全体官佐目兵“不受乱命停战”⁽¹⁵⁶⁾。

直皖战争形势图

16日，吴军右翼萧耀南的第三混成旅和彭寿莘的第三补充旅，由固安向北进攻，将边防军的第三师击散，师长陈文运受伤逃走，第十三师一营投降直军，其余溃逃。皖军退至码头镇，直军占领南庄、长安城等地。

17日晨，直军与边防军第一师大战于涿州北面。由于十五师降直，第一师已成孤军，全被包围。经过鏖战，直军大获胜利，边防军第一旅旅长范尚品阵亡，第二旅旅长程长发潜逃，其团、营、连长及士兵伤亡很多。师长曲同丰见全军战斗力已完全丧失，树起白旗，派副官吴敬珉和法国传教士李司铎向吴佩孚乞和。吴当即答称：“和战非我能做主，停战则可，但须缴械。”⁽¹⁵⁷⁾旋曲亲向吴佩孚投降。吴拒而不见，曲被押送保定。边防军第一师粮秣、子弹、重炮等一切军用物资，尽归直军所有。18日，曲到保定光园晋谒曹锟时，解下军刀，双手捧向曹说：“鄙人等今愿在贵使麾下投降。”并宣誓他们在俘虏期间，对于直军宗旨决不敢有所违背。曹锟当即接下军刀回答说：“本使兹承受执事之投降，阁下等勇敢可钦。”⁽¹⁵⁸⁾仍将军刀还给曲佩带，并允许曲等“享受军事惯例优待俘虏之自由”。19日，曲同丰在保定发表通电，敦劝边防军全体与曹锟一致共讨徐树铮。电文说：“此次战争之起，本为驱逐徐树铮及安福部，名义正大，全国共表同情。同丰率队南来，宁不知此。顾以段督办严令驱迫，不得不为一时之服从。及至交战以后，思及此次出师，似为徐树铮及安福部所利用，遂决计停战，俾国贼无所依恃，以延祸端。兹已将全部军械交由四省经略使接管，所有官兵亦极蒙优待。从此大愤既除，大局渐臻统一。我边防军同袍当各晓斯义，立与经略使取一致宗旨，誓驱奸凶，共申天讨。除电知外，拟再派一二军官面往接洽，以期倾陈鄙悃，尚祈鉴察。”⁽¹⁵⁹⁾同一天，曲还致电指责段祺瑞“纵恶养奸，数年于兹，以致国事日非，大局破裂，丛尤聚怨”，希望他幡然悔悟，将徐树铮、曾毓隽、王揖唐等人“速请大总统令交法庭依律研讯，以治其殃民祸国之罪”⁽¹⁶⁰⁾。边防军第一师为皖军主力，曲同丰又是段祺瑞最识拔的弟子，宠遇不亚于徐树铮，而今倒戈相向，遂使皖军全军溃散，不可收拾。

17日，西路皖军三个师全为直军所败，涿州北面完全为直军占领，总指挥段芝贵知大势已去，当晚由琉璃河搭车回京。行至中途，被直军追赶，弹如雨下，车厢内卫兵死伤数十人，段俯伏于车内，才得幸免。车开到良乡附近，枪声未息。段不得已，单身搭摇车逃回北京，形状狼狈不堪。他前往谒见段祺瑞时，跪伏地下，痛哭不已，表示无再战能力，请求段祺瑞转呈总统徐世昌下令停战。

18日，直军第三师第六旅进占琉璃河，双方炮火已停息，西路已无战事，只待办理善后。20日，直军大队抵长辛店和卢沟桥，将溃散的皖军扫清。

东路战争情况：

7月15日夜9时，皖军由徐树铮在廊坊指挥西北军第二混成旅各队、陆军第九师一部、边防军第三师步兵二团，乘大雨之夜，分三路由张庄、蔡村、皇后店进攻杨村直军第四混成旅防线，而以铁路线上张庄一路为主力。每路配备六门大炮，与直军在杨村北面十里开战。皖军多不愿战，只因被上级长官逼迫，于是不问方向，任意放枪，炮队亦分三队轰击。直军士气甚壮，列阵还击，沉着应战。战至深夜2时，双方各有不少伤亡，于是更换生力军再战。16日晨，战斗更加激烈，直军略占优势，但伤亡甚多，援军由韩柳堡、北仓、宜兴埠、军粮城等地纷纷赶至。是日皖军进攻时，直军在杨村站吊桥两旁安设大炮多尊御敌。此地适与该处日本防军驻地毗连，日本军官出面抗议，要求将所有大炮即刻移走，并不准在铁路附近六里以内作战。直军抗辩无效，只好将部队撤离，退出站外，致第一道防线中央开了一道约十四里宽之缺口。皖军乘隙蜂拥前进，突入缺口。直军因左右翼不能联合，只得节节后退，退至北仓及李家咀中间，阵势才稳定。北仓距直军东路据点天津仅十八里，皖军为租界条约所扼，不敢直入天津⁽¹⁶¹⁾。

天津小站原驻有龙济光部队振武军十二营，约二千人。龙支持皖系，皖军派参谋与他联系，想和龙军东西合攻直军。曾毓隽赠款十三万三千元，作为振武军军饷，龙满口答应调部袭攻天津，并与皖军合扑保定。但龙济光将全部款项攫为己有，吝不发饷，士兵怨怒，不肯发难。

当直军与皖军相持于北仓以西时，适有奉军工程兵一营驰来相助，直军士气大振，立即开始反攻。17日，张作霖发表通电，明确表示协同直军作战。电文指出：“奉省侦获由北京派来姚步瀛等十三名，亲笔供认受曾云霈（曾毓隽）等指派，并有定国军第三军委任，给予大洋十二万元，来东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一带扰乱东省，使奉军内顾不暇，牵制奉省兵力。且据曾云霈云：款项如有不足，即由哈尔滨绥北木植公司取用，不拘多少。该公司系曾云霈所开。并说此事详情，已与徐树铮议妥，商承段督办意旨，决定照此办理等语。”电文还说：“近见报载督办呈文，自称‘本上将军’而文内乃痛詈吴佩孚之种种不法。夫对于大总统而称‘本上将军’，民国以来亦尚无此公文程式。此皆奸徒有心构乱，陷督办于不义，祸全国之人民，便逆党之阴谋，逼疆吏以兵谏者也。作霖此次出师，为民国诛锄奸党，为元首恢复自由，拯近畿数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倘国难不解，党恶不除，誓不旋还乡里。”⁽¹⁶²⁾16日和17日，从京奉线入关奉军第二十七、二十八师两旅数千人到达天津附近。奉军因张作霖前年在秦皇岛劫夺了冯国璋从日本购运回国的一批军火，装备较好，配备有威力很大的四十生口径的大炮，机关枪也较多。奉军的参战，大大加强了东路直军实力，并给皖军心理上以很大威胁。直军与奉军并肩战斗，于17日重新占领杨村，直下落垡和廊坊，击毙皖军很多，剩下的逃散大半。徐树铮见战争失利，当晚踉跄逃回北京。20日，京奉线一带皖军已逃走一空。东路战争也以皖军失败直军胜利而告终。

东西两路战争全线溃败，段祺瑞愧恨交加，有如丧家之犬。7月18日，靳云鹏去见段，向他进最后忠告说：“战争已完全失败，边防军战斗力已失，若不从速设法，恐三数日内，京中粮食问题将令全军不战自溃，至兵临城下，为时已晚，追悔莫及矣。”⁽¹⁶³⁾段表示同意，便向徐世昌请求下令停战。是日，徐世昌颁布停战令，责成各路将领迅饬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

7月19日，段祺瑞发表通电，自请罢免官职，解除定国军名义。电文说：“顷奉主座巧日电谕：‘近日叠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战事如再延长，危险宁堪言状。应令双方即日停战，迅饬前方各守界线，停止进攻，听候明令解决’等因，祺瑞当即分饬前方将士一律停止进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初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招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厪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谬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情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共谅寸衷。”⁽¹⁶⁴⁾这个电报文过饰非，掩盖自己的罪责，不承认自己战败，而把停止战争的理由说成是出自外交团的警告和徐世昌的电谕，并且是他主动命令前方将士停止进攻的，真可谓恬不知耻。

直皖战争主要是在京畿一带进行，但其他地方也有牵动和连锁反应。双方都想调派在外地的军队和盟军配合和支持各自在京畿的军事行动，以保证战争的胜利。

湖北方面：战争爆发前不久，段祺瑞即密电在湖北的吴光新调遣驻鄂西的军队集中汉口，沿京汉路北上，以牵制吴佩孚，袭击吴军的后路。北京边防军司令部也有急电致王占元，要求他令已改编的张敬尧第七师“暂待后命”⁽¹⁶⁵⁾，企图恢复张旧部，以配合吴光新的军事行动。为此，吴光新与张敬尧潜居汉口，进行密谋策划。曹锟、吴佩孚则于7月上旬派代表余道南持函分赴汉口和长沙，和王占元、谭延闿联系，要求他们出兵监视吴光新的军队，如有异动，即予以消灭，以解除直军后顾之忧⁽¹⁶⁶⁾。同时吴佩孚还致电陆荣廷，恳请西南各省发表宣言助直反皖，希望桂军一致行动，并另嘱在湘桂军“听候机会随时北上”。陆荣廷复电表示湖南刚刚恢复，宜暂时休养，不可遽然加入，牵动大局，且西南距离直隶太远，行军不易，嘱吴佩孚自己“竭力猛进”，西南只能在旁观察，保持中立态度⁽¹⁶⁷⁾。王占元和谭延闿则从直系和自身的利害出发，对曹吴的主张积极予以支持。王占元派代表到长沙与谭延闿磋商，谭也派代表到郑州和保定，分别与赵倜、吴佩孚联系，并达成组织湘鄂赣豫四省援直联军的协议。

7月11日至13日，吴光新在汉口密调原驻宜昌所部赵云龙第一暂编混成旅和陶云鹤第三旅到汉口，并随即开赴武胜关、信阳一带，准备与河南南阳镇守使吴庆桐的军队联合，继续北上，从后面袭击吴佩孚的直军。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吴光新的一切举动，早被王占元所监视，并做了相应的部署。王将鄂军一些主力部队集结于武汉附近一带，以防备吴的反叛。7月16日，吴光新在武昌直隶会馆邀宴武汉军民两界高级官员，请王占元为首座，借以“离间军队，冀图一逞”⁽¹⁶⁸⁾。候至下午4时，仍不见王来，吴于是亲往省督署面迎，旋即被王占元扣留，押于督署花园内。驻扎在汉口硚口吴光新的卫队千余人，得知吴被扣后，群起骚扰劫掠，当即被包围缴械。张敬尧闻讯后，连夜仓皇逃离汉口。7月16日、17日，王占元接连发表通电，揭露吴光新的阴谋，表示他扣留吴是不得已的。

扣押吴光新的当日，王占元命令直军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原驻通城，12日进抵武汉）迅即于晚间开赴武胜关南北一线待命。李率部于18日抵武胜关，21日占据信阳，吴光新所部赵云龙和陶云鹤两旅被包围缴械投诚。留驻宜昌、沙市的吴部刘文明第二混成旅和张元培暂编第二旅，见形势不利，亦宣告中立。

河南方面：驻守河南洛阳的西北军宋邦翰第一混成旅和张亚威的第四混成旅，原拟配合京畿皖军的军事行动，东攻直军，后鉴于处在直奉军包围中，未敢轻举妄动。直军在京畿战场击败皖军后，7月24日，宋、张为了保存西北军实力，避免被直军改编，采取应变策略，发表通电，表示愿改隶陆军部，而战前（7月初）他们曾通电反对归陆军部节制。7月27日，吴佩孚致电宋、张，勒令其解除武装，指出：“边防西北各军，由外债组合而成，豢养为一家之爪牙，断无存在之理由。且附逆各军如长江上游各旅及第九师，尚皆缴械遣散，况贵旅为小徐手造，何能独异？大丈夫弃暗投明，何时不可为国效力，更何争此一时之去就。贵部素明大义，理应自请缴械，以释嫌疑而去污点。”⁽¹⁶⁹⁾宋、张不愿归曹锟、吴佩孚节制，以“该旅成立之初，与奉军渊源可溯”为辞，提出愿拨归张作霖统率⁽¹⁷⁰⁾。曹锟不允，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前往接收，并由张作霖饬驻扎石家庄的奉军旅长鲍德山派员帮同办理。7月30日，西北军宋、张两旅在洛阳哗变，王承斌率部会同奉军合力围剿，变兵溃散，向西北方向逃窜。

山东方面：在山东与河北交界处，马良所属边防军第二师，以黄河涯（位于德州南约二十五里之津浦线上）为界，与驻守德州的直军商德全第五混成旅对峙。7月18日，马良派兵一支北上，拟夺取德州兵工厂，然后率大队北上天津，与东路皖军会师。兵到德州境内时，为商德全所赶走。商并将德州以南的津浦路铁轨拆除，以防边防军第二师北进。19日，马良亲率边防军发动总攻击，20日夺取德州。与此同时，十五师留驻山东的吴长植旅，则移防济南与德州之间的平原、禹城一带。商德全部退至河北境内桑园（今吴桥，距德州约四十五里）连镇。天津小站龙济光的振武军又蠢蠢欲动，准备前往接应援助马良。但此时皖军东西两路均已失败，大势已去，边防军第二师已成孤军，败局已定。是日，靳云鹏、姜桂题致电马良说：“直皖交战，两路边防军已退至京师附近，曲师长投诚缴械，陈师长受伤，不能动作，全部溃退，伊等自认听候处分。东路奉军大队已到，寡不敌众，人所共知。总之，此后两无战事，胜者让步，败者认罪，自无再行祸民之理。望即收兵勿进，听候办理，决无加罪于执事之理。”⁽¹⁷¹⁾21日，奉军总司令张景惠派员到龙济光军中交涉，阻止他援助马良，并要求他解除武装。龙济光拒不服从。22日，奉军与之开战，龙军溃败，全被缴械，龙济光挈眷逃走。

7月25日，直军商德全旅与曹锳的第四混成旅，在奉军配合下，在连镇举行反攻，马良的边防军第二师恐被包围，迅速从桑园、德州撤退至黄河涯。26日，直奉军再次会同进攻，边防军伤亡甚多，纷纷退至平原、济南一线。战事结束后，边防军第二师被遣散。

三　直胜皖败的原因" class="reference-link">三　直胜皖败的原因

在直皖战争中，皖军投入战斗的兵力比直军多，装备也比直军好，战争爆发前，段祺瑞曾号称有“五师听其指挥”⁽¹⁷²⁾；安福系还扬言：“若战，必七日内占保（定）、德（州），十日俘曹、吴。”⁽¹⁷³⁾然而，曾几何时，东西两路战场只打了三、四天，皖军即众叛亲离，全军覆没，一败涂地，直军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其原因何在？归纳起来，不外以下几点：

一、人心向背不同

军阀无义战。直皖战争是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之间争夺权势和地盘的战争，双方都不是义战，因此总的说来，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和直皖双方提出的口号，以及舆论的态度，就不难看出，人民并不是毫无比较选择而一概加以排斥和反对的。

如前所述，自袁世凯死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成为中央的实际统治者。几年来，皖系军阀、安福系政客及其所操纵的北京政府盗卖国权，和日本私订密约，大借日债，培植私党，穷兵黩武，涂炭生灵，阻梗和议，干尽了坏事，恶贯满盈，人民对他们深恶痛绝，大有“时日曷丧”之慨。人们的认识是受历史条件的制约的。恩格斯说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¹⁷⁴⁾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产生，孙中山虽然坚持革命斗争，但提不出正确的革命行动纲领，不依靠人民，而是联合某一个军阀去反对另一个军阀。孙中山从广东军政府内部斗争的需要出发，企图与皖系军阀合作，进行反对直系和桂系军阀的斗争，而这恰恰与国人深恶皖系、左袒直系的想法相径庭。五四时期，人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阻止北京军阀政府出卖山东的权利，但是不能根本推翻皖系军阀的统治。人民要求铲除祸国殃民的安福系的愿望，只能通过北洋军阀内部斗争来实现，通过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结局来实现。诚如当时舆论分析所指出：“国民欲铲除卖国亲日之安福派也久矣。顾国民有心而无力。此出自国民之口，固当自惭，然亦实情，不必为讳。国民对于卖国亲日派虽有铲除之决心，然急切无实力，于此之际，苟有人焉，起而代为国民为之，不问其人为甲乙丙丁，但须不为外人，国民无不乐为赞成。国民之赞成其人也，绝非赞成其前此之行为与此后之期望，乃止断章取义，赞成其铲除卖国亲日者一事而已。故此次国民之赞成直系，乃止赞成其事，而非赞成其人。”⁽¹⁷⁵⁾如同历史上常常有过的人民盼望清官来取代赃官的情况一样，人们希望直系胜利，皖系失败；期望吴佩孚这个当时具有爱国思想，表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勾结外人，不做督军”，强烈反对安福系卖国勾当，同情学生爱国运动，主张和平统一的直系急先锋，来取代段祺瑞和徐树铮这类卖国祸民众矢之的的罪魁祸首。吴佩孚也正是顺应了这种民心，利用了群众对皖系和安福系的强烈不满，打着“锄诛卖国奸党”、“为民除害”、“召开国民会议”等旗号，来进行他的倒皖战争的。吴佩孚受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的影响，他的一些言论和行动，和群众的斗争目标基本一致，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一部分人心，人民给予他从而也给予直军以某种同情和支持。可以说，人民要求推翻皖系军阀统治的意愿，是曲折地通过吴佩孚的行动反映出来的。

直皖战争前后，全国许多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声讨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系的罪行，支持吴佩孚的对皖战争。7月15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等一百一十四个团体致吴佩孚等的电报说：“数年来国人受安福党人祸国殃民之毒害，农工商学，无日不企望国民年出数千万膏血所养之国军，起而为民除害。前读吴子玉师长宣言，虽能如民意之所欲出，犹虑其不能见诸实行。今果誓众兴师，义声所播，河山壮气。使不于此时扫荡妖氛，去毒务尽，贻害国家之罪，诸公亦不能自诿。试观年来对外密约，卖路卖矿，何一非出于安福党人之手。使非绝其根据，国家主权，将永受他人束缚。诸公今日既有自负为国为民之责任，慎毋于堕彼方之诡谋，为感情所牵制，除恶未尽，遽藉口于息事宁人，致重贻国民以痛苦。倘能一本民意，以义始者，亦以义终，四亿同胞，固誓为后盾。”⁽¹⁷⁶⁾同一天，全国和平联合会、和平期成会给徐世昌的电文中指出：“直军驱除安福，深符民意，免徐一令，众论翕然。”要求徐世昌“洞察民心，当机立断，惩办营私祸国之安福首领徐树铮、曾毓隽等，解散安福国会，卸段氏兵柄，彰明正义，与民更始，庶几乱原杜绝，和平可待”⁽¹⁷⁷⁾。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声讨段祺瑞的电文，列举段祺瑞、徐树铮种种罪状，同样表示了支持吴佩孚的直军对皖战争的态度⁽¹⁷⁸⁾。当时一家外国报纸的社论也指出：“北方舆论大多数表同情于吴佩孚，似愿诉诸武力，以期推翻误国已久之人物。”⁽¹⁷⁹⁾战争结束后不久，杭州学生联合会写给吴佩孚的信中还说：“公此次誓师讨贼，救国热忱，歆动寰宇，凡有血气，罔不钦佩。兼旬以来，段党纷纷败溃，联军胜券可操。舆论推公，各界亦愿助公，此固廓清卖国贼之大好机会，吾国前途之一线曙光也。”⁽¹⁸⁰⁾一个著名的新闻记者后来曾做了如下的追忆：“直皖之役，我站在火线外数千里之长沙暗中替吴（佩孚）使着劲。闻吴师胜利则喜，像我自己参加了那次战事一样。”⁽¹⁸¹⁾人们不仅对吴佩孚的反皖战争给以道义上的声援，而且在行动上也给予了支持。当吴佩孚在涿州及琉璃河一带与段军鏖战时，曾有数百名各界义勇队参加吴军，即其一例⁽¹⁸²⁾。

人民对皖系军阀和安福系的痛恨，对吴佩孚倒皖战争的支持，是皖系失败、直系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吴佩孚的取胜，是民众心理倾向的结果。”⁽¹⁸³⁾吴佩孚自己也说：“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¹⁸⁴⁾“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¹⁸⁵⁾

二、两军士气不同

人心的向背，毫无疑问，会直接影响到两军的士气。直皖战争的首先发动者是皖系，但皖军是师出无名的。段祺瑞发布战争动员令后，提出讨伐曹锟、吴佩孚的罪名是“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其目的是“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¹⁸⁶⁾。因此，他把出师的军队称为定国军。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正是段祺瑞、徐树铮一伙是应该铲除的奸凶；“目无政府，兵胁元首”的，也恰恰是他们自己。这种宣传是很难动员士兵，鼓舞士气的。皖军的主力是边防军，边防军建立的主旨是防边御外，现在拿来对内反对直军，这就亏了理，说服不了士兵。

吴佩孚利用段祺瑞的这种弱点，在战争爆发前夕，先后发表了《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直军将士再忠告段军书》，指出：“我国边防军、西北军之设制，为对外御侮之嚆矢，凡属袍泽，畴不以手加额，距跃三百，边防有托，西北无忧矣。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凭藉西北，讨伐西南，直视我堂堂国军，桓桓武士，为一家之鹰犬。……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国军同仇对外，又安有芥蒂之嫌？……此后凡我军人，遐迩一体，披肝沥胆，敌忾同仇，耿耿此心，可对天日。外御其侮，内息阋墙，堂堂男儿，绝不堕其收买离间术中。我军人幡然觉悟，不为利用，而彼术穷矣。”⁽¹⁸⁷⁾又说：“试思南北战争，何人作俑；卖国媚外，何人作伥；国危民病，何人作祟？追原祸始，段为戎首，徐为祸水，而安福则助虐者也。讵以堂堂国军，桓桓武士，而甘为卖国贼作鹰犬耶？彼军阀利用愚民政策，动辄曰‘拥护中央，服从命令’，试问段命徐树铮包围公府，软禁元首，为拥护中央耶，抑危迫中央耶？贵师旅此次出师攻击直军，为元首命令耶，抑为段徐命令耶？徐树铮夺出印信，大总统已失自由，国军处此，应助元首除段徐耶，抑助段徐逼元首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元首幽囚之日，正军人救国之秋。军人坐视不救，已为有负天职；若此军起而救之，彼军则进而击之，有是理耶？自问良知，当能自解。敝军声讨安福，为救国也。贵师旅进攻敝军，亦为救国耶？”⁽¹⁸⁸⁾这种宣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理透辟，颇能击中段祺瑞、徐树铮的要害，相当具有说服力。吴佩孚通过某种渠道将这些宣传品送到皖军中，在当时对瓦解皖军士气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上述情况和原因，皖军士气低落，缺乏斗志，普遍存在厌战情绪。段祺瑞发布战争动员令后，边防军军官及士兵即纷纷提出开往何处、与何人作战的质问⁽¹⁸⁹⁾，并时有离队逃跑的情事发生。皖军“军官皆有智识，决不肯冒助卖国党之罪名”⁽¹⁹⁰⁾。“军官皆曾受教育者，对于无聊之内争，为个人权利而战者，早不谓然。”⁽¹⁹¹⁾段祺瑞在对皖军的训词中，于军官“则告以直派掌权，将并咨议差遣而不可得；于兵士则怵以我一失势，即将解散”⁽¹⁹²⁾。边防军第一师誓师时，曲同丰竟无词可措，仅对兵士说：“这次战争，名义上是说不出来的，不过我们不打过去，人家就打过来。”又对长官说：“这回的打仗，是我们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同那没有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的战争。”⁽¹⁹³⁾理由如此站不住脚，官兵自然无心恋战，在战场上不会拚死效力。魏宗瀚第九师官兵表示“绝不助逆”。7月10日，魏向官兵进行战争动员时，大家以师出无名为词，一致反对，魏当场昏倒，不省人事⁽¹⁹⁴⁾。由于师出无名，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前线“段军部下，大半不肯作战……段军且多与吴佩孚表同情”⁽¹⁹⁵⁾。“各路直皖军队，时有往返，互相嘻笑，感情甚洽，多数皖军不愿作战，以免自伤同类。”⁽¹⁹⁶⁾“边防军将官多属学生出身，明白事理，声言边防军原用以对外，用以对内不肯任命。一日之间，营长、连长、排长逃走者达四五十人，即旅长团长亦有逃走者。段军军心不稳，可见一斑。”⁽¹⁹⁷⁾因此，开战后，经不起吴佩孚的军队一击，皖军即开始溃退投降，倒戈相向。

曹锟、吴佩孚称兵反对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系，自然也是为了直系军阀本身的存在和谋求扩张的自私目的，从根本上来说，和人民的利益无关。但是直系当时没有掌握中央政权，没有干皖系和安福系那么多坏事，人们对它没有像对皖系那样的憎恨。而且如前所述，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打出的是讨逆、铲除卖国奸党的堂堂正正的旗帜，这对士卒确能起到一些鼓动激励作用。吴佩孚的三师三混成旅官兵，曾远离家乡，在湘南戍防两年多，受段祺瑞的压抑，饱尝辛苦，且痛恨安福系的专横，因而在对皖战争中比较能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很少有临阵脱逃倒戈反叛的。

三、两军素质的差异

段祺瑞号称有五师兵力听其指挥，但皖军的素质很差，而且真正能听命作战的，加起来也不过两师人。“定国军之实际战斗力，不过仅有直隶军之半数。”⁽¹⁹⁸⁾

皖军的主力是段祺瑞亲手缔造的边防军，特别是边防军第一师被看成是主力中的主力。但边防军建制不久，兵系新招，未经战阵，缺乏实战经验。边防军第一师上中级军官除部分来自军队者外，多是保定军校的教职员，讲战术原则还可以，一到指挥实战则心中茫然，而初级军官多数是保定军校刚毕业的学生，更没有作战经验。这样一个学生班子率领的军队，与久经战阵，曾在湖南战场上屡建战功，有着比较丰富作战经验的吴佩孚军队相较量，在素质上就差了一大截；何况他们又素来慑于吴佩孚的声威，在心理上早就很有几分内怯，所以临战一触即溃，是不可避免的。

边防军官兵和直军将士，不少“非姻即故”⁽¹⁹⁹⁾，有比较密切的亲属关系。加之，边防军第一师出身于保定军校的下级军官，在校时都曾受到曹锟的礼遇。“曹锟在保，礼军官学校学生甚厚，星期休假，特于各戏园池座中为军官学生备座，而点戏之单，则数日前即送至军官学校，以是凡出自保校者，罔不德曹”⁽²⁰⁰⁾。而且，“边防军多山东人，都赞成吴子玉的主张”⁽²⁰¹⁾。因此，他们都不愿与曹锟、吴佩孚作战。当时一个在边防军中任职、了解内情的日本军官曾断言：“如欲该军作战，除非将军官另换一班。”⁽²⁰²⁾

尤为明显的，是刘询的十五师问题。十五师是由禁卫军改编而成的，原系冯国璋的亲信部队，直系的主力，其前身是直隶第五混成旅。该混成旅1912年驻扎在天津西北韩家墅时，即由刘询统带。刘询为河间人，是冯国璋的同乡。1913年7月，冯在袁世凯指令下，组织第二军镇压二次革命时，该混成旅出力很多。是年12月，冯国璋任江苏都督，调该旅到南京，后刘询被任为淮扬镇守使。1917年8月，冯国璋入京代理总统，改编禁卫军，加入第五混成旅，并以它为中坚，成立第十五师，担任公府警卫，由刘询任师长。1918年冯国璋下台后，十五师仍由冯掌握，购械发饷均听其自由处置，不受陆军部节制。段祺瑞知道冯野心未死，忌恨他兵权在握，一再怂恿徐世昌解除冯的兵柄。徐屡与冯交涉，均未获同意。冯死后，十五师归陆军部节制。刘询为了谋取枪械银饷，不得不依附于段祺瑞，但对段并不忠心效命。十五师官兵多数是河间人，不少下级军官且系冯国璋的亲族，由于这种同直系的历史渊源和血缘关系，他们仍然倾向直系，其“内部团结之坚，无异家人父子”⁽²⁰³⁾。因此，十五师并不为段派所信任。段企图扼杀这支异己军队，曾积欠军饷达七个月之久，并有一部分被改编裁遣回籍。1920年1月4日，十五师曾一度准备哗变，北京戒严，后发饷六十万元始平息。段祺瑞组织定国军时，刘询自告奋勇，表示愿赴前敌讨直，段疑信参半，将十五师作为后卫。当战斗开始前，就有刘询不稳之说。在琉璃河集中时，边防军第一师正式通知各级军官，说刘询部队恐有意外，要严加戒备，监视其行动⁽²⁰⁴⁾。7月16日，十五师调往前线与直军作战，终于不战倒戈降直，最后导致了皖军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西路战场的失败。

四、战略战术的优劣不同

直皖战争爆发前，南面直军扼守了京汉路，保定与河南、湖北、湖南连成一片，并且与西南桂系军阀结了盟；东面直军与奉军占领了京奉铁路，得到张作霖的支持；西北则有倾向直系的察哈尔都统王廷桢和绥远都统蔡成勋，北京实际上是处在直军四面包围之中。其他各地的皖军，也同样被直军所分割包围，后援缺乏。因此，军事形势对直系有利而对皖系不利。段祺瑞鉴于这种不利形势，加上部队士气低落，军心不稳，担心旷日持久，局面更将不利于己，因此在战略上主张主动出击，速战速决。吴佩孚则有恃无恐，采取盘马弯弓，不急进攻，以逸待劳，巧战胜人的方针。“皖派之利在速，直派之利在缓。”⁽²⁰⁵⁾在战术上，皖军凭藉自己的大炮优势，用密集的军队实行正面攻击，长驱直入；吴佩孚则把自己的精兵摆在左右两翼，采取诱敌深入，避实捣虚，两翼包抄，分进合击的战术原则。事实证明，吴佩孚的战略战术比段祺瑞、段芝贵、徐树铮要高明得多，这是他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之一。西路和东路战场，都是直军先退后进，先败后胜。特别是西路，吴佩孚运用灵活的作战方法，不在正面与皖军硬拚，而是乘其不备，分兵两路，包围打击敌军。松林店一役，大获成功，奠定了战争胜利的基础，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另外，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领导者和战斗指挥者，吴佩孚的胆略与精力，也不是段芝贵、徐树铮之流所能企及的。当时一个在吴佩孚军中的目击者说：“延陵（指吴佩孚）用兵，诚有天才，临敌如无事，兼旬不暇而不疲，精力胆量，实少其比。”⁽²⁰⁶⁾段芝贵、徐树铮看到前线战事失利溃败，自己指挥失灵，即闻风丧胆，仓皇逃回北京。此外，吴佩孚不仅深明韬略，而且长于治军，他的军队纪律比较严明，因而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这也是段军所不及的。当时的报纸报道说：“直军士气旺盛，纪律严明，外人赞叹，大胜可必。”⁽²⁰⁷⁾

五、奉军的参战

在当时北方军阀中，除了直系和皖系外，还有奉系军阀的力量比较强大，张作霖也正想乘机向关内扩张势力，因此在直皖对峙、双方力量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奉军有举足轻重之势。好像一架天平，张作霖站在哪一边，哪一边的砝码就会往下降，失去平衡。段派原来指望张作霖保持中立，以便自己和直军单独作战；直系则极力拉拢奉军作为盟军，结成反皖的联合战线。双方都意识到奉军的参战与否，会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对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前途。7月16日和17日，在西路战场和东路战场战斗正激烈，直军处于不利的时刻，奉军大队先后分别赶到高碑店和北仓前线，协同直军作战，对振奋直军斗志，瓦解皖军士气，扭转局势，促成直胜皖败，起了不小的作用。

四　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战争双方的态度" class="reference-link">四　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战争双方的态度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列强角逐争夺的场所。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和取得它们在华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都竞相培养扶植中国有利于自己的势力和代理人。在直皖战争中，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战争双方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从1916年6月到1920年8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及其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直是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支持的。日本通过对皖系军阀的支持，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权益；皖系军阀则通过卖国借款，从日本方面得到了大量的金钱武器，其反动统治才得以维持。段祺瑞和皖系军阀正是依靠其一系列的卖国勾当，取得日本空前的借款支持，建立并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皖系军阀与日本侵略者的关系，徐树铮曾一语道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²⁰⁸⁾在皖系军阀统治时期，日本从中国获得的经济好处，还可以从下面情况中得到说明：1920年下半年，日本海外投资的百分之九十都集中在中国。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中，日本约占一半左右，其中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称为“满蒙”地区）的外国投资总额中，日本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前已述及，寺内正毅下台后，由原敬接任日本内阁首相。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反对日本对中国的独霸局面。原敬被迫采取与欧美各国协调一致的侵略方针，开始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作了某些修正，但并未根本改变它对皖系军阀的支持。

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一切政策均出自军阀元老之手，如寺内内阁时除派林权助为驻中国公使外，复派军国主义分子西原龟三长驻北京，一切借款的穿针引线，都经西原之手，权力远在驻华公使之上。此外还有两人，一为公使馆武官斋藤季治郎少将，一为北京政府顾问坂西利八郎少将，他们周旋于两国军阀之间，干了不少罪恶勾当。1919年春间，日本军部受内外压力，不得已召回斋藤，以避军阀外交之名，而让坂西转任段祺瑞的边防军顾问，以掩世人耳目。由此两国军阀间的联络，系于坂西一人。1920年初，坂西回国述职时，受徐世昌、靳云鹏的委托谒见日本军阀元老山县有朋，陈述北京政府殷切希望日本援助。坂西分析说：“徐、靳均仰助段氏之势力。援靳与援段无异。而以靳较段可以缓和南方之攻击，援靳则北方军阀均托庇日本宇下，日本在中国之活动可以发展，对美外交亦容易就范。”⁽²⁰⁹⁾山县听后，深表赞同，立即指示原敬内阁妥筹办理。原敬受山县之命，开始改变踌躇经年未决的对华借款方针，决定支持四国银行团，自为盟主，拟定借款纲领，通知英、法，求其赞同，并怂恿美国加入，以积极援助中国北方军阀。如美国不肯加入，日本将偕同英法支持旧借款团，实行三国共同对华借款：如英法也不赞同，日本则实行单独借款。2月间，北京政府曾向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要求借款五百万镑，迭次往来磋商条件，后因四国公使答复未能满意，不得不中止。旋即由日本单独借日金九百万元，利息八厘，实收九二，以国库债券为担保，期限六个月，于2月18日签约交款⁽²¹⁰⁾。日本企图通过单独对华借款支持皖系军阀，以取得皖系同意与它就山东问题进行直接交涉，攫取中国的主权。

皖系军阀和安福系由于是日本一手扶植的，所以他们处处依赖并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而直系吴佩孚坚决反对日本的侵华政策和皖系盗卖国权、投靠日本的可耻行径。因此，在直皖战争中，日本从切身的利害出发，支持皖系对直系开战。尽管战争前夕，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对，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训令其驻华使馆严守“中立”，不得参加一方反对另一方⁽²¹¹⁾，但它同皖系军阀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它不可能对这场战争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事实上它完全站在皖系一边，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这场战争。

如前所述，段祺瑞用以对直战争的主力边防军，不仅是用日本的借款建立起来的，其军火装备也由日本供给，而且直接接受日本军官的训练。边防军的最高军事顾问是坂西少将，边防军的一些军事教官大都由日本军人充任⁽²¹²⁾，这种情况一直到直皖战争爆发时均是如此。战争前夕，坂西参与了皖军对直战争计划的拟定，日本借款八百万元给段祺瑞充作战费⁽²¹³⁾，还有一些在华的日本人参加段军对直作战⁽²¹⁴⁾。为此，曹锟曾电请北京公使团注意日本暗中助段这一事实。全国学生联合会致北京公使团的电报也指出：“日人加入段军，事实昭然，此不但助长敝国内乱，抑大背国际成例，除由国民直接提出抗议外，望主持公道。”该会在致日本驻华公使小幡的电报中更加严正地指出：“贵国国民加入段军，业已证实。此举不特有背贵国严守中立之宣言，抑且贻贵国羞。倘不严加取缔，敝国国民自有正当办法，以对此等非礼无法之举。”⁽²¹⁵⁾日本知道奉军参战对皖军极为不利，因此，当张作霖还未明确表示援直倒皖时，它的驻奉领事曾奉令照会张作霖，不准二十七、二十八师开入关内助直⁽²¹⁶⁾。战争进行中，东路战场16日直军在杨村安置大炮抵御皖军时，遭到驻防该地日军的横蛮干涉，以致被迫后撤，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但皖军占领杨村后，在该地架炮等一切军事设施和军事活动，日军却概不过问。两相对比，明显地表现出日本助皖反直的态度。

除了日本外，援助段祺瑞的还有意大利。7月初，意大利私将大炮、炮弹、子弹、炸弹等军火，从山海关运往南苑，供给段军，意大利的飞行员也参加了战争活动。7月12日，曹锟、吴佩孚以此举违背了国际公约中有关各国不得干涉他国内争，和各国外交使团关于中国不统一不售军火给中国的规定，特提出抗议⁽²¹⁷⁾。意大利公使以并未同意外交使团禁运武器的规约为理由，表示拒绝接受曹吴的抗议⁽²¹⁸⁾。

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后，中国亲日派被打倒，日本失去了多年扶植的代理人，其在华利益直接受到危害，因而感到沮丧和担忧。东京《朝日新闻》8月3日发表的社论说：“亲日派既灭亡，于日本的利害，有不能不视为重大。……无论如何，段派比之其他各派，较了解日本所与以中国的利益。何言之，因彼派系有利用日本的势力，以固其立脚地的倾向，此系事实。……其结果至失全国人的信望，单剩因与日本军阀的关系而为列国嫉视之的，终至今日陷于悲惨的败亡。……此次段派势力消灭尽净，亲日派灭亡，世人一般不免叹息，此乃吾人所了解。”⁽²¹⁹⁾文章认为：“段派之武力中心思想，乃与中国之情势相背驰，故助段图谋中国统一之日本，乃陷于非常之过误”；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纠正过去的错误。但是战争结束，日本仍然偏袒皖系军阀余孽，深恐徐树铮等一旦伏法，亲日派势力被彻底铲除，势将丧失其在华利益，因而对安福系罪魁祸首极力予以庇护。

皖系被打败后，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国桢、姚震九人，为了躲避直奉和国人的惩办，先后逃入日本使馆，寻求主子的庇护（李思浩逃入华俄道胜银行内）。7月28日，各国外交使团在法国公使馆开会，讨论是否收容安福系罪犯问题。美、英、法三国公使主张除妇孺外，其他一律不许在使馆居住，但是日本和意大利公使表示反对，认为是违反了人道主义⁽²²⁰⁾，结果决定各行其是。会后，美、英、法三国公使发出训令，告诫各该国旅京侨民应按条约规定，不许华人男子寓于使馆界内，如有私自庇护罪犯情事，限四十八小时以内勒令出境⁽²²¹⁾。日本使馆则将徐树铮等人藏匿在使馆界内的护卫营中，为了避免外泄，将中国男仆全行辞退，一切事务均由日本下女伺候，并在使馆秘书厅“宴以大餐”，“款待周至”⁽²²²⁾。

7月29日，徐世昌根据直、奉方面的要求，发表了通缉惩办徐树铮、曾毓隽等十人的命令。但是，要对他们进行惩办，就必须同北京外交使团和日本公使馆交涉，将徐等引渡归案。因此，8月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北京公使团领衔法国公使柏卜，要求转达各国公使将徐树铮等十人，“切实查缉引渡，以便归案讯办”⁽²²³⁾。

8月9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奉本国政府训令，复照外交部代理总长陈箓，拒不同意交出安福罪犯。复文声称徐树铮等九人，“各自投本公使馆，以求一身之保护，本公使顾及国际之道义及中国之事例（按此指张勋复辟失败后逃入荷兰使馆，使馆曾予庇护），认为不得已而对于以上各人决定加以相当之保护，收容于公使馆护卫营内矣。本馆严重告诫，在收容所内不得干与一切政治，且全然断绝与外部之交通。本公使当通告以上事情于贵代理总长之际，深信贵国政府能十分谅解本使馆之措置全然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现在各氏所受之保护，非依其隶属于某政派而与以特别之待遇，亦如不能因其非属他政派之故而即拒绝收容者也。”⁽²²⁴⁾22日，外交部又照会日本驻华公使，表示不同意9日复照中所述各节，指出我国政府正从事调查各罪犯之罪状，一俟调查完了，即将犯罪证据详细奉复转达，俾将各该犯引渡法办，并要求在此之前不让各犯逃走，或迁移他处藏匿，以期归案讯办⁽²²⁵⁾。27日，日使又复照外交部，再次表示拒绝引渡祸首，认为中国政府7月29日惩办徐树铮等的命令，系以政治为根据，故日使馆即视为政治犯而予以收容保护，并声称：“无论彼等将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诉，敝使不能承认贵总长所说将彼等引渡。”⁽²²⁶⁾

日本包庇安福系罪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全国许多团体发表通电，表示强烈抗议。8月17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日本驻华公使的电报说：“查徐树铮等犯侵蚀国币，骫法杀人，通匪谋乱等罪，均证据确凿，完全为刑事罪犯，绝对无政治性质，苟许容留，适蹈袒庇段党之嫌。敝国人民对此必更加一重遗憾”，要求日本公使尊重中国民意，“将徐树铮等罪犯引渡惩治，以申国法而全邦交”⁽²²⁷⁾。北京学生会的通电指出：“日使小幡此次庇护安福祸首徐树铮等，藉口国际习惯，强词夺理，中外共愤。该祸首等穷凶极恶，杀人赃污，靡所不为，安得与国事犯比。且按诸国际公法，公使馆决不能庇护犯人，其治外法权亦仅限于保护公使与公使馆之公文两者之独立及不受侵犯而已。今小幡滥用公使不可侵犯之权利，以庇护我举国欲甘之罪人，实属破坏国际公法，侵犯吾国主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除一面陈情政府速与交涉引渡外，务望各界厉行抵制日货，以为对待，促其最后之觉悟。”⁽²²⁸⁾8月14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致电日本政府表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将不适任之小幡公使撤回，从速将徐树铮罪魁等九名引渡于我国，以顾全两国邦交，以平我五亿国民之公忿”⁽²²⁹⁾。

11月14日，日本公使馆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掩护安福系罪魁徐树铮从使馆逃往天津，转送至上海公共租界匿居。

段祺瑞、徐树铮倒台后，日本开始物色新的代理人，并且看中了张作霖；而张作霖也想利用日本作后台，来扩展自己的势力。当时的外报指出：“外人界内，皆视张作霖为继段祺瑞而赞助日本军阀者。”⁽²³⁰⁾

美、英、法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日本对皖系军阀的支持，阻挠了南北议和，影响中国的统一，它在中国独霸，损害了美、英、法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因此，英、法特别是美国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对皖系军阀投靠日本，坚持武力统一中国，表示不满。

1919年8月，由于美国人民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和凡尔赛条约中有关中国山东问题条款的规定，同情中国拒签和约运动，美国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通过一项保留案：“美国对德约第一五六条、一五七条、一五八条之规定，不予同意，并保留美国对中日间因此项条款所起争论之完全自由行动权。”⁽²³¹⁾英、法两国对美国参议院的保留案，也表示赞同，决定采取一致态度。11月间，日本为了保持对中国满蒙地区的独占，向美国提出所谓“满蒙除外”条件，美国以其违反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坚决予以拒绝。英国和法国也同美国取一致的步调，反对日本的要求。美、英、法三国还订有中国不统一不售予军火的协约，并拒绝日本提出共同向皖系军阀及其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借款的要求。前述直系特别是吴佩孚提出的一些主张，比较符合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口味，因此在直皖战争中，美英法三国在政治和道义上是支持直系的。

直皖战争前夕，美、英、法驻京公使对皖军发动对直战争即屡有不满的表示。1920年7月8日，法国公使柏卜代表驻华公使团照会外交部，声明倘有外国侨民，因战争“致受性命或财产之损失，公使团应使中国政府担负全责”，要求中国政府“筹设一切妥协办法，以免携械军队进入京城，或使用抛掷炸弹之飞艇于京城空际之上”⁽²³²⁾。这是企图限制边防军的军事行动，是不利于皖军的。英国驻京公使还通知北京政府，要求不用英国飞机参与战争，并将英国技师撤回⁽²³³⁾。一家英国人在中国所办的报纸，从北方舆论大多数同情吴佩孚，反对段祺瑞和徐树铮亲日卖国政策，支持直军倒皖战争的理由出发，甚至认为公使团上述照会，从外国侨民的安全考虑，“固属正常”，但照会中劝止战争的话，“似为保全安福部之间接行为”，“未免有遗憾焉”⁽²³⁴⁾。战争爆发后，7月17日，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参赞马格德和江苏督军李纯督署顾问美国人安德森，曾一同到保定前线观战⁽²³⁵⁾，以表示对吴佩孚的支持。

在如何对待安福系罪犯问题上，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同日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反对日本对徐树铮等人进行庇护。如上所述，三国驻华公使曾指令本国侨民不许罪犯留居于使馆界内，并认为中国政府有权引渡罪犯归案法办。英国《泰晤士报》的文章说：“此次安福党之罪犯，纯属非政治犯性质。该人之行为，实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民国政府应有要求各公使将各犯等引渡，按照中国法律惩办之权。……使署界内，不得为犯罪之逋逃薮。”⁽²³⁶⁾吴佩孚对三国上述所持态度表示赞许，他希望公使团协助捕拿藏匿在使馆界内的安福系祸首⁽²³⁷⁾。

战争结束后，一些英美在中国创办的报纸及其记者，对吴佩孚给予很高的评价，发出一片赞扬之声，并且对他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等主张（吴的主张详见下节）表示支持。《密勒氏评论报》指出：“吴佩孚将军为一时代之人物……公认为中国一国之英雄，与保障人格之伟大，一时人咸注目其身，而叹服其战段之神勇，中外之人，无不皆然。”⁽²³⁸⁾一个英国记者说：“吴佩孚将军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²³⁹⁾另一美国记者说：“吴佩孚之主张大公无私，曹、张两使若能尊重吴将军之意见，唯吴之言是听，则时局必能彻底解决，中国之兴，亦可立待。”⁽²⁴⁰⁾8月中旬，随同美国议员团访华的美国参议院议员、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一份给中国政府的建议书中，认为中国只有像英美那样，实行代议制度，根绝军阀官僚政治，才能解决时局问题，因此他表示赞赏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他说：“就目前中国之情势而论，苟欲解决时局，则不但在理论上应当召集国民会议，征求意见，且在事实上亦系舍此而外，别无他法。”⁽²⁴¹⁾这些看法表明，美英等西方国家开始把吴佩孚看成是它们在中国推行对华政策的合意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