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华北军民抗战的开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第一节　长城抗战"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长城抗战

一　日军侵占热河" class="reference-link">一　日军侵占热河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后，又策划侵犯热河省。

热河省地处辽宁、察哈尔两省之间，东界辽宁，南界河北，西界察哈尔，北界蒙古，是东北的屏障，蒙冀交界之要冲，沟通关内外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在“满蒙自由国建立大纲”中，就把热河省划入了伪满洲国版图⁽¹⁾。12月，日本内阁讨论攻热计划⁽²⁾。日本在制造伪满洲国的过程中，所有计划、方案，与伪东北政务委员会发表的所谓“独立宣言”，以及伪满“建国宣言”等，都把热河包括在内，这就意味着日本迟早要侵占热河省。只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忙于在辽吉黑三省镇压抗日武装，一时无足够兵力进攻热河，但它很快就开始策划此事。1932年4月4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热河政策”，其方针规定：“对于热河省，暂时以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其次，使之改革省政。”⁽³⁾同月，日本参谋本部将第八师团调到东北，配置在辽西，受命秘密准备侵热。此后，日本进一步密谋策划，并频繁挑衅。7月3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真崎甚三郎到锦州与关东军将领策划进攻热河。7月17日，日军借口军事联络员石本权四郎等三人在朝阳北票之间失踪，以武装搜索为名，派日军三百余人向辽热边境的朝阳寺进攻，并占领该地。23日，数架日军飞机飞至热河平泉、凌源、承德一带侦察，并散发传单。8月19日，日军一度占领南岭车站，炸毁南岭铁桥，并不断派飞机到热河上空挑衅。与此相配合，日军还派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策动“华北旧军阀将领，使其相机进行反蒋”降日⁽⁴⁾。这一年底，日本又从国内调遣第六师团到东北，与第八师团一起准备进攻热河。另外，关东军还积极收买土匪、招募伪军，建立所谓“谋略部队”，作为执行日本侵略的工具。这样日本侵略热河的军事行动便逐渐准备就绪。

面对日军秣马厉兵，积极准备扩大侵略，进攻热河之时，国民政府不是动员全国民众积极准备抗日，而是顽固推行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如上所述，这一政策遭到国内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和反对。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并没有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本政策，但不得不对热河的防卫进行一些布置，并表示了抵抗的态度。6月中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往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时，特与张学良商谈如何处置热河的防守问题。7月，国民政府命令设置临永警备司令部，任命东北军独立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兼任司令，管辖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县和在都山设治局，统率步兵约二万人，防守榆关地区。同时，蒋介石鉴于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腐败及与敌伪方面的暧昧关系，致电张学良，提出调换汤玉麟，并派张群赴平与张学良商谈进兵热河问题。张学良考虑到东北军内部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及汤与敌伪关系，未下决心调换汤玉麟，但对派兵入热河一事，于8月开始进行。恰在此时，汪精卫挑起对张学良的攻击，引起国民党上层的内讧，因而推延了张学良派兵赴热计划。在张学良调遣万福麟率五个旅陆续进入热河后，12月25日，蒋介石再电张学良，决定密备中央军六个师随时北运增援，并且表示：“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⁵⁾。然而，国民政府在不妨碍“安内”和对日妥协的前提下，被迫采取的这些措施，已无法抑制日本侵华的野心，日军仍按既定计划开始进犯热河。

日军为侵占热河，把矛头首先指向榆关。榆关即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辽冀之咽喉，为平津之屏障，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自古即为军事重镇。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守备队长落合正次郎经过策划，在榆关宪兵分遣队和守备队派出所前，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⁶⁾。事发后，落合向驻守山海关的中国第九旅旅长何柱国提出四项要求，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山海关南门，由日军进驻占领南门，遭到何柱国拒绝。2日上午9时，落合指挥日军向山海关发动攻击，被中国守军击退。3日晨，日军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南城角和南门附近发起重点进攻。何柱国部第九旅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至14时，日军发起总攻，火力更加猛烈，城内多处起火，城上各种防御工事遭到破坏。东南城角终被轰成巨大突破口，日军坦克及步兵跟踪进入，北门至东门立即陷于无险可守状态。中国守军营长安德馨及第二连连长刘窦宸、第三连连长关景泉、第四连连长王宏元、第五连连长谢镇藩等人，冒死迎战，英勇牺牲，其余官兵也伤亡殆尽。团长石世安曾多次组织反击，均未奏效，乃率余部于15时由西水门向石河西岸之线撤退。日军终以阵亡四百余名官兵的代价占领了山海关。4日，日军又攻占五里台，10日再占领九门口。

榆关之战，中国守军第九旅以一个团不足二千人之众，与日本陆海空相配合的强敌三千余人激战三日，官兵伤亡过半，民众伤亡近四千人，毁于炮火的房屋达五百栋以上。尽管损失严重，却表现了中国爱国官兵守土抗战的精神，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侵略气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日军攻占榆关正值国联开会，引起国际上的极大反响，世界各国出于不同目的纷纷发表评论。美国表示反对日本扩大战争的行为，愿意与国联合作制裁日本。苏联也表示不满，《真理报》、《红星报》等不仅痛斥了日本的侵略行径，而且揭露国联袒护日本侵略的事实。

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行径与国际上的反映，除向日本提出抗议、继续依赖国联解决冲突外，拿不出一项制止日军侵略暴行的有效措施。日本政府见此情景，一面由外相内田康哉向美、英、法、苏、意五国驻日大使声明，表示事态“不再扩大”，另一方面大造侵热舆论，加紧侵热准备。1月11日，日陆军省发表声明，公然宣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而满洲国该省内扰乱治安或侵入该省内之不逞分子，自得视为侵略者而讲求自卫手段或对付手段”⁽⁷⁾。21日，日本外相内田在议会作外交方针演说时称：“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境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尤以热河省之属于满洲国之一部者，征诸该国建国之经纬，当可明了。”⁽⁸⁾

与此同时，日本加紧调动军队进行侵热军事部署：1月28日，关东军发出关于作战准备命令；2月10日，又召集有关各兵团主任会议，宣布进攻计划；2月17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这些计划和命令所提出的侵热作战方针是：首先进攻热河东北部，把中国军队牵制于热河北部；接着向热河南部进兵，把热河与河北隔断；然后将热境的中国军队压向西面或西南面聚歼之⁽⁹⁾。至2月，侵热兵力计有：关东军第六师团所属第十一、第三十六旅团，骑兵第四旅团，第八师团所属第四、第十六旅团，混成第十四旅团，以及关东军铁道、兵站、飞行部队，海军第二遣外舰队，共四万余人；另有伪军张海鹏、刘桂堂、程国瑞、于芷山、李寿山、丁强等部。

日本调动军队，步步进逼，把战火引向热河的行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中国共产党于1月17日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¹⁰⁾国民政府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对华北作出若干部署。2月9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在新乡设立中央执委会华北临时办事处，张继为主任，接着先后派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幹、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到北平。2月13日，宋子文对北平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日军如入侵，我决以全国力量应付。”⁽¹¹⁾17日，宋子文、张学良、黄绍竑等赴承德检阅军队，承德一片欢腾。18日，汤玉麟在欢迎宴会上，指天画地发誓“矢志守土”。宋子文对热河守军说，“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¹²⁾。张学良勉励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当日，张学良领衔，与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冯占海等二十七名将领联名自承德发出抗日通电称：“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并表示“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¹³⁾。宋子文还发告前方将士书并致电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向国联及世界各国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抵抗日本入侵的决心。

张学良、宋子文等回到北平后，北平军分会拟定了热河保卫战的初步计划。其作战方针是：“华北军以捍卫疆土收复失地之目的，务需确保冀热，巩固平津，以为将来进出辽河流域之根据。集中主力于冀、热东部及平津、察南一带，对由河北沿海登陆及自热河方面侵入之敌，预期各个击破之，并乘机东进，向辽西平原转取攻势。”⁽¹⁴⁾张学良把现有部队编成两个集团军，共八个军团和一个预备军团。其任务区分与防御部署为：第一军团确保津塘，第二军团确保滦东，第三军团确保冀北，第七军团确保察东，第八军团及预备军团集中于北平附近；第四军团万福麟部所属第五十三军六个师，第五军团汤玉麟部所属第五十五军一个师、四个旅，第六军团张作相部所属第四十一军三个旅及第六十三军和挺进军等，共约八万人，直接担任热河防守任务。在热河境内，划凌南、凌源、平泉至承德的公路以南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自兼）防区，主要由万福麟率第四军团六个师担任；此公路以北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副总司令汤玉麟）防区，由张作相、汤玉麟分别率第六、第五军团担任。海军以主力担任青岛以北海面警戒；航空队临时分配之。

北平军分会拟定的作战方针和指导要领尚未下达，日军的进攻即提前开始了。2月23日，日本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中国军队撤出热河的备忘录，遭到拒绝后，当日日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分三路向热河发动总攻：北路指向开鲁、赤峰；中路指向北票、朝阳；南路指向凌南、凌源，以夺取承德为主要作战目标。中国驻热河境内的军队被迫仓促应战。

2月23日，日军茂木旅团从通辽攻开鲁，中国守军汤部骑兵旅长崔兴武率部刚一接战，即向林东溃退（3月上旬投敌）。24日，开鲁被占，日军沿辽河直趋下洼。25日，日军第八师团进犯朝阳，守军董福亭旅复有一营投敌，日军占领朝阳。随后，日军第八师团向叶柏寿、凌源一线进犯。茂木旅团向下洼、赤峰进犯。热河守军节节败退，退入热河的各路抗日义勇军也因指挥不一，各自后撤。28日，日军第十四旅团攻击纱帽山附近阵地，同日占凌南，中国守军进行了一些抵抗即后撤。3月1日，日军铃木旅团进攻叶柏寿，中国守军于兆麟旅进行顽强抵抗，激战六七小时，第六八八团第十一连连长以下全部阵亡，但中国军始终守住阵地，日军被迫绕过叶柏寿直攻凌源。3月2日，凌源失陷。驻平泉的万福麟部不战即退往喜峰口。于是，从朝阳至承德的大路完全敞开。

这时，从北平抵承德仅数日的张作相见大势已去，率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人员于3月3日撤往古北口。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更是惊慌失措，早在3月1日就急电平津，征集汽车并扣留前线军车共二百余辆，装载私产运往天津租界。3月3日，又仓皇西逃，后听说平泉尚未失守，又返回承德。3月4日，他终于弃热河民众于不顾，率千余人逃往丰宁。义勇军李纯华部与承德一部守军，在敌兵压境、主帅出逃的情况下，还在承德县红石砬进行英勇阻击，夺得小炮四门和大批弹药，终因孤立无援而撤退。是日，日军先头部队128人侵占了承德。

当日军第八师团进攻凌源、承德之时，日军茂木旅团于3月1日进犯赤峰，当即遭到由山西援热的第四十一军孙殿英所部的阻击。3月2日，日军炮火轰开赤峰东门附近的一段围墙，大批日军涌入街内，孙殿英指挥士兵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在日军的强攻下，孙部被迫撤退，当天赤峰失守。3月4日，日军占领林西。汤军崔兴武旅所部团长李守信叛变投敌后，孙殿英部又在围场的津生泰和广德号阻击日军，因孤立无援，于3月8日撤出围场，向沽源、多伦一带撤退。抗日义勇军邓文等部也退入察哈尔境内。3月21日，日军占领兴隆。至此，除热西丰宁等县外，热河全境沦陷。

国民政府原来宣传，“热河为北方屏障，且多天险，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三个月”⁽¹⁵⁾，结果从日军开始攻热到承德失守，前后不过十余天，八万大军仓皇败走，19.21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造成这种局面的首要原因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在日军进攻热河之际，蒋介石正在江西南昌指挥中央军三十余师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只调未参加“剿共”的三个师北上应付，但在北上途中，热河已被日军完全占领。其次，身为北平军分会主要首脑的张学良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学良如果在日军进攻热河之前，抓紧整顿部队，提高士气，撤掉与日本有暧昧关系的热河军阀汤玉麟的职务，将军队部署在热东和冀北，加强防务，相机出击，也不会在旬日之间将热河丢失。

热河失陷，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追究责任，矛头所向，直指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及张学良。蒋介石为平息众怒，把失地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张学良被迫于3月8日向国民政府引咎辞职。3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准张学良辞职及派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命令。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怀着愤懑的心情和难言的苦衷，安排善后一切，决定将东北军编组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任军长，归北平军分会指挥。至此，蒋介石取得了东北军军权，并完全控制了华北地区。

二　长城抗战" class="reference-link">二　长城抗战

日军攻陷热河后，为逼迫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达到划长城为“国界”的目的，随即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使华北局势更为严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3月3日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丧师失地，重申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直接作战，表示愿意在1月17日所宣示的三个条件下与一切真心抗日的军队订立作战协定⁽¹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推动上海三十多个民众团体于3月8日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宋庆龄在成立大会上演说，谴责政府对日妥协投降，要求派全国80％以上的军队北上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武装民众，恢复民权，停止进攻苏区，号召“形成武装人民抵抗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¹⁷⁾。3月9日，热河省朝阳、凌南民众以联村自治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表示“力谋自卫，誓死抗战”⁽¹⁸⁾。同时，上海商人救国协会致国民政府各委员代电，要求政府“明令对日作战”⁽¹⁹⁾。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呼声，激发了国民党军官兵的爱国热情，驻防在平津附近及滦东一带的广大爱国官兵，义愤填膺，准备以实际行动与日本侵略者一拼，雪热河速败之耻。

蒋介石面对热河防卫战的惨败和日本侵略者的肆无忌惮，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也感到如再不认真对付，“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也”⁽²⁰⁾。3月6日，他在北上途中分电张学良、何应钦及北方将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指示“即断行反攻”，“以宋部与万（福麟）部全力出口，袭取凌源、平泉，以古北口各部反攻承德”⁽²¹⁾。3月8日，蒋介石到达石家庄，召见何应钦，并令调驻河南洛阳第八十三师全部开赴保定，调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北上。他还先后在石家庄、保定召见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以及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等将领，商谈调兵及防务问题，并指示何应钦指挥华北军事，抗击日军的进犯。于是中日双方在长城各口及平榆大道以北地区进行了一次大战役。是役从3月5日至5月25日，进行了八十余日。全战役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3月初至月底，长城东段各口的争夺战

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后乘势分路南犯，以坦克、飞机、大炮开路，向长城线推进。我军在长城沿线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主要战场在几个长城关口附近展开：一、古北口内外的鏖战；二、冷口地区的拉锯战；三、喜峰口血战；四、罗文峪反击战；五、界岭口、义院口地区的战斗。我军给日军以重创，喜峰口之战尤其引人注目。

3月9日下午，第二十九军先头部队刚到喜峰口，日军混成第十四旅一部追击万福麟的部队，并占领了口门。第二十九军立即以第二一七团投入战斗，才暂时稳住了口上的战局。当日晚，第二一七团团长王长海挑选精壮战士500人，组成大刀队，利用夜幕掩护潜登日军所占山头，以大刀砍杀敌军。日军猝不及防，慌忙迎战，只见寒光闪闪，血染城头，百余敌人被砍杀毙命，五百壮士生还者仅三十余人。10日至11日，第二十九军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几处高地失而复得，来回拉锯激烈争夺。由于二十九军士兵手持大刀与日军短兵相接，胶着一团，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挥作用，双方伤亡惨重。11日夜间，第二十九军决定乘日军疲惫之际，采取迂回夜袭战术打击敌人。二十九军赵登禹、佟泽光两旅分别出潘家口和董家口，绕攻敌侧背。夜半，敌正酣睡，两旅发动突然袭击，手持大刀猛砍猛杀，在方圆20里的战场上一片杀声，敌军四处鼠窜，死伤惨重，日军阵地的火炮和辎重粮秣亦被炸毁烧尽。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反击作战中，毙伤日军三千人左右，取得长城抗战以来的唯一的一次胜利。这是中日交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给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振奋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和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激情。当时日本报纸发出这样的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日支、日露（俄）、日独（德）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净尽。”⁽²²⁾宋哲元军长统率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威名远扬。著名的《大刀进行曲》，虽然是七七事变后写成，但却是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二十九军官兵用赤诚的爱国之心与热血，为抗日战争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经过二十余日长城各口的反击战，中国军队顶住了日军的进攻，不仅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而且鼓舞了中国的士气与民心。这期间先后调到北平至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十倍于日军，如有正确的作战指导，坚定的抗敌信心，不仅可以夺回长城各口，而且还可以反攻热河。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日，把长城抗战只不过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直到3月底，不仅未采取发展胜利的措施，相反，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南京会商后，开始筹划对日谈判，因而导致长城战局向不利方面转化。

第二阶段：3月底至5月初，长城东段南侧的作战

日军在长城沿线受挫后改变战术，在长城东段南侧的滦东和南天门交替发动进攻，威胁中国守军的侧背。同时，配合板垣征四郎在平津地区的策反工作。

3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发布命令，决定以主力重新转向积极作战，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并作了相应的部署⁽²³⁾。3月31日凌晨4时，日军一部在伪军配合下 由九门口、义院口向石门寨进犯，并于次日占领石门寨。守军何柱国部退守海阳、秦皇岛。4月9日，日军第六师团主力在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团各一部配合下，连续猛攻冷口。至11日，商震部防线被突破，全军退至滦河西岸。日军向纵深发展，占领建昌营和迁安，威胁滦河西岸守军阵地侧背，主力则绕到喜峰口后面，对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军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宋哲元部和界岭口的第五十三军之杨正治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先后奉命向滦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至17日全部占领了滦东地区。

日军越过长城后，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日本天皇唯恐引起国际纠纷，遂命令日军自4月21日逐次回长城一线。但日军一刻也没有停止军事侵略活动。在日军第六师团等部奉命撤回滦东的同时，日军第八师团却于4月20日攻占南天门左侧制高点八道楼子。中国守军第二师曾组织几次反攻，均未奏效。23日至25日，日军利用八道楼子瞰制的有利条件，以陆空协同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四二一高地数次发动猛攻，均被第二师击退。由于连日苦战，第二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八十三师接替。26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继续向四二一主阵地猛攻。第八十三师战至下午，因伤亡过大，遂将该主阵地放弃。28日5时，日军乘势再向南天门右侧高地进攻。第八十三师激战竟日后，即奉命向新开岭转移，南天门乃被日军占领。

南天门之战及在此之前的古北口之战，是长城抗战中作战的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战场。参加作战的中央军徐庭瑶第十七军所属之关麟徵第二十五师、黄杰第二师、刘戡第八十三师的广大官兵，以民族大义为重，表达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意愿，在古北口、南天门、石匣镇一线同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再次显示了中国军队的爱国热情和守土卫国、抵抗外侮的能力。

在日军第八师团进攻南天门的同时，日军还纠集伪军刘桂堂、李寿山、崔兴武等部万余人，进犯察东多伦，守军骑兵第一军赵承绶部被迫于4月28日退往沽源。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甚为消极。3月24日，蒋介石在北平对华北高级将领说：“要以现有的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增加援军。”⁽²⁴⁾4月26日，何应钦召开北平军分会会议，讨论滦东日军撤走后的防务，决定“不轻易推进”；并决定整饬河北省境内的义勇军，实际上是要取消义勇军，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从4月下旬开始的滦东战场上相对平静局面，维持到5月初发生了突然变化，由于板垣在华北策反失败，日军决定迅速扩大战火，以“武力迫和”。

第三阶段：从5月7日至25日，长城以南冀东的作战

5月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制定沿长城作战，“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动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经天皇裕仁批准后带回长春。据此，关东军司令官于5月3日下达入侵关内的作战命令，决定给中国守军以所谓“致命打击，挫折其挑战意志”⁽²⁵⁾。接着，日军第八师团和第六师团便再次越过长城，向关内发动大规模进攻。

西线日军第八师团一部于5月4日向石匣镇攻击。中国守军第八十三师利用既设阵地顽强抵抗，在新开岭地区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5月10日，日军第八师团主力投入战斗，中国第十七军之第八十三师和第二师轮番与日军激战，敌我双方都有很大伤亡。战至13日，第十七军奉命经密云向怀柔和顺义以西之线撤退，日军尾追其后，于19日占领密云。正当日军向怀柔、顺义追击的时候，中国守军第五十九军傅作义部，由昌平进到怀柔侧击敌人。5月23日拂晓战斗展开后，日军向我左右两区队主阵地猛扑，“但在我英勇战士的猛烈反击下，敌迄未得逞，我正面阵地岿然无恙”⁽²⁶⁾。正当第五十九军战事方酣之际，突接何应钦停火命令，限该部于5月24日后撤至高丽营附近一带。傅作义拒绝向前线下撤退令，但在何应钦接连三次催促下，才不得不派参谋人员往前线各部传达撤退命令。停战协定签订前的最后一场恶战，至此结束。中国官兵不屈服于外敌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在这次战斗中，第五十九军阵亡367人，伤484人，也是用他们的血使敌人付出沉重的代价，被击毙346人，击伤六百余人。

东线日军第六师团所属各部，于5月7日分别从山海关、石门寨、抬头营、建昌营等地出发，一路沿平榆公路西攻抚宁；一路由界岭口附近向五达营前进；一路由建昌营直扑迁安。5月9日，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占领了抚宁、迁安、卢龙等地，然后集结于建昌营、吴庄附近地区，准备渡过滦河西进。中国守军何柱国、王以哲部西撤，滦东再次失陷。5月12日，日军渡过滦河，于15日占领丰润、遵化后，中国守军被迫西退。17日，日军又决定“扫荡”密云、平谷、蓟运河以东的中国军队，22日日军相继占领滦县、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并推进到蓟运河一线。至23日、24日，日军进逼通县、顺义，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态势。此时，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遂提出举行谈判。国民政府甘心屈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25日两军对峙在平津与平榆大道之间开始停战。

综观长城抗战全局，中国军队出动35个师三十余万人参加战斗，损失6.5万人；但其中动用中央军不到十分之一。日军出动十五万余人、伪军十万人，被毙伤达四万人。从中日两军的实力对比看，中国军队并非注定失败。关东军已倾全力作战，而中央军主力并未北调抗日，而且参战官兵也曾打了不少使日军胆寒的胜仗。我国军队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国民政府的决策者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造成的。

三　《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 class="reference-link">三　《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

蒋介石在长城抗战的初期虽一度表现了抵抗的姿态，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不抵抗主义的总方针。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只不过是为了稳定华北局势，以便为集中全力“剿共”创造条件。因此，当日军进攻长城受挫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于3月下旬赶回南京，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密商，又经过几次中枢会议，确定了对日谋求停战、对内加紧“剿共”的决策。4月上旬，当日军疯狂向滦东进犯之际，蒋介石选定多年从政、与各方人士特别与日本方面有较深历史渊源的黄郛，充当国民党华北当局对日“交涉”的代理人。黄郛受命后于4月19日偕同军政部次长陈仪，在上海与日本武官根本博开始频繁接触，广泛地讨论所谓关系“中日大局”的停战问题。为了使黄能担负此任，国民政府于5月3日决定在北平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并指定黄郛为委员长。但黄郛没有立即走马上任，而是在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的调停下与日本代表在上海秘密谈判，对停战的具体条款达成了口头妥协，然后才于15日夜离开南京，17日抵达北平。而在黄郛离沪之日，何应钦已派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晤谈，永津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到顺义、宝坻、芦台一线。16日，熊斌表示同意按永津的要求向宝坻、芦台方面撤军，但对撤出密云表示犹豫。永津看破中国军心不稳，立刻电告关东军迅速攻取密云等县，施加更大的压力。日军为了造成有利的谈判形势，逼迫国民政府求和，乃加紧向中国守军进攻。至21日，日军陷香河，其前锋已到离北平东面通县只有7公里的地方，北平危急。这时，何应钦、黄郛等在日军进攻面前正惊惶无主、准备南下保定；只是由于日本政府感到战争已进入最有利的态势，可以通过外交来实现其战争目标，才使他们绝处逢生，开始停战的具体谈判。22日晚11时，日本驻北平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公使馆书记官中山详一及永津佐比重与黄郛会谈，日方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包括中国军队的撤退线以及为正式缔结停战协定而采取的步骤等。至次晨4时半，黄郛在南京政府划定的“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²⁷⁾的范围内，与日方达成停战协议。23日，何应钦等决定按照日方要求，先派军分会上校参谋徐祖诒往密云接洽停战，同时将日方条件电告蒋介石和汪精卫。汪精卫即回电称：“弟决同负责，请坚决进行为要。”⁽²⁸⁾24日，蒋介石回电说：“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唯停战而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²⁹⁾同日，南京国防会议也决定：“与对方商洽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不涉政治，其条件须经中央核准。”汪精卫将此决定电告何、黄（郛），并说明“此为中央自负责任”⁽³⁰⁾。

5月25日，北平军分会派徐祖诒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请求停战，实际上是“阵前求和”。同时，北平军分会命令前线各部队按照已规定的撤退线向后转移。接着，何应钦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为代表，到塘沽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代表、该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举行正式停战谈判。

5月30日至31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塘沽举行停战谈判。中方首席代表为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中将，代表有：铁道部政务次长钱宗泽、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祖诒、军分会顾问雷寿荣、李择一及华北第一军团参谋处长张熙光；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有：关东军参谋喜多诚一、炮兵参谋远藤三郎、步兵参谋藤本铁雄、师团参谋河野悦次郎、骑兵参谋冈部英一、公使馆武官永津佐比重。为了进一步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日本海军将军舰开进塘沽港，并将炮口对准会场。所谓谈判，实际上是日方强迫中方接受其既定的条款。31日上午9时，冈村宁次拿出关东军拟定的停战协定气势汹汹地对熊斌说：“本协定案是最后方案，没有更改的余地。”他限定中方代表必须在两小时内作出回答。熊斌阅草案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冈村竟然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是”与“不是”，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到10时50分，离日方要求的最后时限只有十分钟时，中方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这就是《塘沽停战协定》。其主要条文如下：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戟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³¹⁾。

在这个协定签字后，冈村才允许熊斌提出声明。经讨论，双方又签订一项《觉书》（备忘录），内容是“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此外，日方在谈判中还提出希望事项四项，迫使熊斌口头允诺，其中一项是，“中日纷争祸根之排日，望即彻底取缔”。

《塘沽停战协定》是一个损害中国主权的对日屈服妥协的条约。首先它把中国军队在自己国土上抗击外国侵略的正义战争诬蔑为“挑战”和“扰乱”行动，从根本上颠倒了中日战争的性质，颠倒侵略与被侵略的位置，公开承认日本的侵华行径的合理性。其次，它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认可日本对东北四省的非法侵占；第三，由于长城线和中国撤军线之间定为中国非武装区（停战区），冀东二十余县成为一个特殊地区，这事实上使冀东5000平方公里的大片国土，脱离了中国的主权范围，从中国领土上割裂出去，从而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

《塘沽停战协定》是蒋汪国民政府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产物，标志着长城抗战以妥协而结束，也暴露了蒋介石以“攘外”掩盖其一贯坚持的对日妥协，以达到集中力量“剿共”的反动实质。他们以为牺牲华北部分权益就可以换取日本不再侵华，赢得消灭红军、剪除异己的时间，以巩固其独裁统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并未停止在华北的军事行动，而是进一步对华北实施大规模扩张和分离政策，从而华北危机日益严重，华北事变接踵发生。

长城抗战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这是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以前，规模最大的一场民族自卫战争，对于保卫民族利益，反抗日本侵略作出了贡献；但由于长城抗战是在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