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继续动荡的政局"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继续动荡的政局

一　北京政府的政治危机" class="reference-link">一　北京政府的政治危机

北京政府罢黜曹、陆、章，不是孤立的事件，必然引起政治上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北洋政权内部发生了一次不小的政治危机。

徐世昌是在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即将开幕时登台的，当时他也曾一度踌躇满志，企图借助两个和会推行其内外政策，以此奠定其统治基础，然而半年来，两个和会相继失败，使他陷入内外交困之中。

6月11日，即罢免曹、陆、章的次日，徐世昌向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辞职，其主要原因就是两个和会牵涉到的内外政策问题。他在辞职咨文中说：关于对德和约，“原拟全约签字，惟提出关于胶澳各条声明保留，此项原属不得已之办法。但体察现情，保留一层，已难办到。……内审国情，外观大势，惟有重视英、美、法各国之意见，毅然全约签字，以维持我国际之地位。……惟是国内舆论，坚拒签字，如出一辙……欲以民意为从违，而熟筹利害，又不忍坐视国步之颠踬。此对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关于上海的南北和会，他说：“乃沪议中辍，群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决之方；在中央欲进和平，而终乏积极进行之效。……此就对内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¹⁶⁷⁾

与此同时，内阁总理钱能训也提出辞职。

徐世昌选择这个时候辞职，以及辞职咨文中反复谈论的两个基本问题，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其实，他并不准备“引咎”，在他的6月11日日记中，对辞职这样重大的事只字未提。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总统一职非己莫属，是没有别人可以替代的。因此，他的辞职必然引起各界人士纷纷挽留，他企图通过挽留来换取各界对其内外政策的支持。徐在辞职咨文中清楚表明，他是因其内外政策无法推行而辞职的，因此，挽留他也就必须支持其内外政策，从而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以退为进，后发制人，是徐世昌惯用的权术韬略。

果然，徐世昌辞职立即引起震动。尽管安福系对徐极为不满，但如徐倒台，势必导致更大的政治危机，因此，当徐世昌的辞职咨文送到国会后，当天便由参、众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亲自登门退还，李、王二人并联名发表通电：“查现行约法，行政之组织，系责任内阁制，一切外交、内政，由国务院负其责任，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规定。且来文未经国务总理副署，在法律上不生效力。当由盛铎、揖唐即日躬赉缴还，吁请大总统照常任职。”⁽¹⁶⁸⁾是日，段祺瑞也亲至徐宅挽留，接踵而来的便是全国性的挽徐浪潮。

各地挽徐电甚多，基本内容不外三条，一是挽徐，二是表明对德和约签字的态度，三是表明对再开南北和会的态度。其中一、三两条均不难表态，关键是第二条。在挽徐通电中，支持对德和约签字的有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树元，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福建督军李厚基、山西督军阎锡山、四川督军刘存厚、甘肃督军张广建、凇沪护军使卢永祥。一度反对签约的江西督军陈光远、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又转而支持签约。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今保留一层，既万难办到，则两害取轻，不得已签字，亦无不可。”一时间，“两害取轻”、“全约签字”的叫喊甚嚣尘上。前一阶段出现过的“如出一辙”的拒约呼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但是，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不少实力人物的通电，或仅言挽徐，不谈其余；或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奉系张作霖、豫督赵倜、湘督张敬尧、浙督杨善德等，在他们的通电中除对徐恭维一番“负亿兆付托之重”不能去职外，其余皆敷衍搪塞之语。

当不少人郑重其事地通电挽徐时，安福系早已识破徐世昌的意图。就在徐世昌提出辞职咨文的第二天，《公言报》发表安福系“某君”的谈话。“某君”以讥讽的口吻说：在当前的局势下，“想大总统亦不忍拂衣而去，以负天下苍生。此种咨文表示，只可当一种发牢骚之文字观也。”⁽¹⁶⁹⁾

在各方面挽留下，徐世昌当然懂得适可而止，于是乘势收兵，再不言“引咎”了。

然而徐世昌可以挽留，钱能训则不能挽留。参、众两院议长早已讲明：现在为责任内阁制，一切问题由内阁负责。因此，钱能训的倒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6月13日，徐世昌下令：“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钱能训，迭呈辞职，情词恳挚，钱能训准免本职。此令。”⁽¹⁷⁰⁾但是钱能训去职，并未使局势稳定下来，在继任总理人选问题上，安福俱乐部与徐世昌的斗争几乎白热化。随着继任总理一再难产，徐世昌由辞职而换取的“两害取轻”的微弱支持，又顿时化为泡影。他所换得的，是山东请愿团进京，和吴佩孚的一系列强硬通电。

当钱能训提出辞呈时，全体内阁成员均照例提出辞职。由于事情发生突然，难以立即组成新内阁，徐世昌仅同意钱能训一人辞职，其余阁员一律暂时留任。徐世昌决定先组成一个临时性内阁，同时尽快决定继任总理人选。然而在当时那种局面下，没有人愿意出任代总理一职。为此，徐世昌决定，按现任内阁成员的席次顺序，由排列在前者出任代总理。北洋时期内阁成员的席次排列，首为外交总长，但陆徵祥远在法国；次为内务总长，而该职为钱能训兼任，已连同总理一并辞去；再次为财政总长，于是时任财政总长的龚心湛被指定为代总理。

龚心湛是无可奈何而主持这个看守内阁的，就职当天，他立即通电各省表示：“比者幹揆（钱能训字幹臣）坚辞引退，心湛迫于主座重委，辞不获已，于本日到院暂任维持，声明十日为期，务希公推贤能继任揆席，斡旋大局，是所至跂。”⁽¹⁷¹⁾

按照规定，国务总理人选应由总统提名，再经国会通过。为此，身为总统的徐世昌和盘据国会的安福俱乐部，都在考虑他们认为适当的人选。

徐世昌清末任东三省总督时，幕下有两位颇为倚重的心腹，一位是奉天右参赞、后任顺天府尹的钱能训，一位是奉天左参赞、后任黑龙江巡抚的周树模，两人形同徐世昌的左右臂。钱能训既下台，徐便有意由周树模接替钱任总理，以便于继续操纵国务院。

安福系的考虑是，徐世昌上台后处处和安福系作对，因此钱能训下台后，他们决不容忍再由徐世昌的人继任，决意由皖系人物出任总理，以控制政府。安福系考虑的总理人选是当时任农商总长的田文烈。田久在袁世凯幕下任职，为老北洋系军人，清末曾任陆军部副大臣，民国后曾任河南都督。

但是，田文烈坚决不肯出任总理，同时龚心湛代职十日已满，急于求去，为尽快结束内阁危机，徐世昌决定将周树模、田文烈两人选公开提出，正式征求安福俱乐部意见。6月28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议员大会，徐树铮也出席坐镇，并对周、田二人作了介绍。接着王揖唐宣布进行辩论，安福干将克希克图发言说：“南北议和，北则北洋派为政治中心，南即滇、桂两派是也。内阁总理为解决时局之中坚，自以与北洋派关系较深者为适。田君为北洋名宿，故鄙人赞成田君。”⁽¹⁷²⁾对此，附和者甚多。最后，王揖唐宣布进行表决，表决结果，赞成周树模的仅两人，其余全部赞成田文烈。周树模为安福俱乐部否决，实际上等于非正式地被国会否决。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田文烈仍坚不肯上台组阁，于是又有人秉承徐世昌之意，再度游说周树模组阁。但是，安福系决心与徐、周对抗到底。因当时盛传徐世昌执意提名周树模，《公言报》于7月8日发表某议员谈话，声称：“或曰总统已拟定周树模，或曰国务院已准备咨文提出，吾人则极为疑虑，以为大总统既征求意见于先，多数既赞成田而反对周也，何以大总统必欲提出吾等已经表决少数之人，强求同意？要知当议员者，当日之我万不能与昨日之我挑战，既经表决，当然服从党议，头可断，志不可夺。……如强迫横来，则吾人牺牲地位，在所不辞矣。”⁽¹⁷³⁾这番谈话，俨然要同徐世昌决战到底。结果，周树模最终未能获得提名。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继任总理问题，长时间未能解决。

问题不在于继任总理问题解决与否，而在于龚心湛这个看守内阁是个权威甚小、地位十分软弱的过渡性政府，对任何重大问题均无力做出决定。在龚心湛主持下，北洋政府在对德和约签字问题上，演出了一幕幕荒诞的笑剧。

二　英美在华势力对山东问题的态度" class="reference-link">二　英美在华势力对山东问题的态度

关于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置，英美在华势力同各自政府之间持有不同政见，其代表人物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

芮恩施于1913年出使中国，在历时六年的驻华公使任内，竭力维持“机会均等”、“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芮恩施焦虑地注视着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一再提请美国政府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他始终鼓励美国加强对华投资并提供贷款，以便让中国从对日本的依赖中摆脱出来，但成效甚微。

战争结束后，芮恩施在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日本“利用大战和协约国自顾不暇情况，使中国落入与它缔结秘密军事同盟的圈套”。他明确指出：“只有拒绝承认日本过去四年来在中国秘密操纵的种种结果，特别是日本在山东建立的政治势力和特权地位，才能避免这样一个结果：要末使中国成为一个军事独裁国家的附庸……要末引起列强在华因建立势力范围和地方特权而不可避免地进行军事斗争。”⁽¹⁷⁴⁾同中国广大舆论一样，芮恩施也认为，随着中国对德宣战，日本无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在巴黎和会前期，英、法、美、意驻华公使曾一致采取行动，抵制日本继续单方面向中国贷款，单方面向中国提供军火，以防止中国进一步倒向日本。正当欧美在华势力为抵制日本而积极活动时，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处置的消息传来了，芮恩施十分懊丧，他认为：“这个决议使人们丧失了对国际联盟的一切信任，因为它把这样一种丑恶行为做为它的重大决策。”⁽¹⁷⁵⁾他还认为，威尔逊和毫斯上校对日本退出巴黎和会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毫斯上校错误估计了这一点。

当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竭力想把这一运动说成是排外行动，与义和团相提并论，企图怂恿英、美共同镇压运动。当芮恩施得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准备对六三运动采取严厉措施时，立即指示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不要介入，让日本单独去承受运动的打击。因为他看出：“这个运动是单只反对日本的，幸而与我们无关，也没有排外的意思。”

芮恩施甚至对五四运动作出这样的评价：“从巴黎和会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¹⁷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是同情的，认为：“对学生们正在为祖国的自由和复兴而奋斗的目的和理想，没有一个人会不表示同情。我对此也寄于深切的同情。”⁽¹⁷⁷⁾芮恩施作为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代表之一，他所认识到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基本上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而言的，与中国人民真正的民族觉醒是有区别的。但是，他能够看到中华民族正在觉醒，并寄予同情，因此也不失为一位资产阶级有识之士。

6月6日，北京英美侨民协会召开会议，芮恩施和英使朱尔典均出席。会议最后通过一项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指出：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必将造成严重后果，“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罪恶的后果不但破坏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而且也否定了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如果中国的近邻日本现在代替了德国（其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心在地球的另一边），那么这种罪恶的后果还将会大大地加重。因此，我们北京英美侨民协会的全体会员决定向英美政府建议，主张凡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应该拟订和贯彻一项不会危及中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公正的解决办法”⁽¹⁷⁸⁾。这个决议，可以说集中代表了英美在华势力对山东问题的意见。直到8月22日，天津英国商会还致电英国外交部，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芮恩施由于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政府的意见分歧日益加深，6月7日，他向威尔逊提出辞职，并在辞呈中提醒美国政府，如不改变对华政策，“美国将要不可避免地丧失在中国一百四十年来工作的成果”。

从总体上看，欧美方面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基本采取旁观的态度，即如芮恩施所说，“既不要鼓励也不要反对这个运动”。在山东问题上，英美在华势力与各自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态度有着明显的意见分歧。

三　一个独特的军阀——吴佩孚" class="reference-link">三　一个独特的军阀——吴佩孚

直系和皖系的矛盾早已存在，在护法战争和新国会选举中，两系公开发生冲突，南北议和破裂以后，其矛盾又进一步激化。五四运动的爆发，无疑为直系提供了一次打击政敌、捞取政治资本的时机。

直系的主体“长江三督”，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是皖系的对立面，不满皖系的内外政策，力主南北议和；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参预镇压群众运动。特别是湖北督军王占元，曾制造“六一”大惨案，军警刺伤示威学生多人⁽¹⁷⁹⁾。因此，在护法战争中因主和罢战而名噪一时的“长江三督”，这时被戴季陶斥为“长江三毒”。总之，他们并未因与皖系的对立而站到人民群众一边。

六三运动爆发后，李纯的幕僚白坚武力劝李“应时而起”，借助运动的波澜，促成直系崛起，然而李纯却没有这种胆略。7月初，全国学联代表许德珩等到南京要求会见李纯，他称病不见，将学联代表拒之门外。但是，直系诸将领中，却有一位才略和胆识颇为与众不同的将领吴佩孚，他应时而起，介入了五四运动。

吴佩孚基本上是在南北议和破裂之后才开始介入五四运动的。作为一个手握重兵、驻戍南北交战前沿的北洋高级将领，吴佩孚的言行确有不少独特之处。

6月9日，在三罢斗争的高潮中，当各地大肆镇压群众运动之际，吴佩孚向徐世昌拍发了一份电报，公开站到爱国学生一边，表示支持。他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要求释放学生，收回青岛⁽¹⁸⁰⁾。他还含蓄地批评了徐世昌5月25日逮捕学生的命令，指出大狱之兴，定招大乱。

罢免曹、陆、章之后，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集中为拒签对德和约。如前所述，在徐世昌提出辞职咨文后，“两害取轻”、“毅然签字”的叫嚣声时有所闻，当时各派军阀的基本状况是：皖系主签，奉系旁观，直系动摇，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签约的几乎没有。就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接连发出一系列措词强烈的反对签约的通电，打破了北洋军界相对沉寂的局面。

6月15日，吴佩孚致电南方将领，建议驻湘南北将领联名通电反对签约，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删电”。吴佩孚说：“顷接京电，惊悉青岛问题有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徐世昌等主张签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拒约会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对此，吴佩孚驳斥道：“如谓不签字则失英、法、美诸国之感情，亦未闻有牺牲本国绝大之权利，而博友邦一时之欢心者。”他还驳斥了两害取轻的论点，最后以极为尖锐的措词痛斥日本侵华野心，再次表示军人的卫国之责，不惜对日背城一战。他说：“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敌忾。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¹⁸¹⁾该电后又略作修改，于7月1日以谭浩明、谭延闿、赵恒惕、冯玉祥等南北六十一将领的名义联名发表。

吴佩孚“删电”对日本侵略者的抨击，反映出他这个封建军阀强烈的民族意识，既赢得对内主张南北和解的各界人士的赞扬，又赢得对外主张拒签德约的广大群众的支持。抓住对内主和、对外抗争这两个时局核心问题大做文章，敢言他人之不敢言，敢为他人所不敢为，这就是吴佩孚不同于其他军阀之处。

不仅如此，当李纯将全国学联代表许德珩等拒之门外后，吴佩孚却在衡州会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盛称此次全国学生之举动”，同时表示愿作“学生保障”。

当包括南方桂系在内的各派军阀对五四运动或镇压或诋毁或回避的时候，吴佩孚却能够明确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山东问题上，坚决主张抵抗日本，拒签对德和约，他的这种态度赢得各界的广泛称赞，并且博得了“爱国将军”的美名，从而一举奠定日后发迹的政治基础。

四　西南方面对五四爱国运动的意图及镇压" class="reference-link">四　西南方面对五四爱国运动的意图及镇压

西南方面最初是全力支持五四运动的。运动发生后，广东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率全体议员通电谴责北京政府，表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甘为外人鹰犬，密与日本勾结，外而阻挠赴欧代表之要求撤销中日密约及交还青岛，内则企图破坏上海和议，以遂卖国阴谋。罪状昭著，天人共愤。京津学生怵于国亡之惨，目击贼党横行，奋不顾身，义气勃发，焚灭曹宅，痛击章獠，有史以来，无此痛快。”⁽¹⁸²⁾参、众两院于5月9日召开两院联合会议，一致议决，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维持各校现状，惩办曹、陆、章。

广东军政府也致电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指出：“青年学子，以单纯爱国之诚，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要亦情有可原。”“倘不求正本之法，但借淫威以杀一二文弱无助之学生，以此立威，威于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¹⁸³⁾从表面看来，军政府似乎完全站到了人民群众一边，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上，仍旧是“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在军政府七位总裁中，发电最多、态度最为活跃的是唐继尧。他曾通电要求惩办卖国贼，指出：“故使卖国诸人未能摒弃，则此后卖国之事，将续而无穷，而国内之和平，亦终无由恢复。当此国势岌岌，应请北京当局惩前毖后，将卖国诸人严行惩办，以谢天下。”⁽¹⁸⁴⁾他并且通电要求拒签对德和约，认为青岛交与日本，“此不独山东问题，实国家存亡之关系。现唐总代表（唐绍仪）已通电巴黎陆专使等，请其力争，勿予签字，尤冀我国上下一致坚持，为议和专使之后盾”⁽¹⁸⁵⁾。总的来看，在罢免曹、陆、章和拒签对德和约两个问题上，西南方面和全国广大进步舆论是一致的。

但是，西南方面对五四运动的支持，是抱有自身的政治目的的，简言之，就是借助群众打击北京政府。5月18日，孙洪伊致电曹锐、卢永祥、王占元、吴光新、陈光远、吴佩孚、张敬尧、阎锡山等三十多名北洋高级将领，煽动他们和徐世昌、段祺瑞决裂。他说：“夫大义可以灭亲，岂私交即可废公。……徐、段并非中国皇帝，公等并非徐、段臣子，乃甘举公众托命之国家，徇彼一二人之私图而不悔。……请速脱离卖国党羁绊，宣布徐世昌、段祺瑞及其徒党徐树铮、靳云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诸贼人之罪状，兴师致讨，先除内奸，然后合力对外。”⁽¹⁸⁶⁾

5月16日，唐绍仪在上海会见群众代表时，首先高度评价学生运动。他说：“此次北京学生怒潮，实为吾国政治史上放一异彩……所可惜者，学生所揭橥之卖国诸人，仅仅指为曹、陆、章等，不知曹等犹为附从，真正祸首，则固另有人在。”⁽¹⁸⁷⁾

军政府作为北京政府的敌对政权，它的一切言行必然围绕其政治目的而展开。军政府的中心任务是护法，护法的核心问题是国会；而当时人们所最关心的政治问题，是山东问题、外交问题；把外交问题和国会问题联系起来，从而使外交问题服务于护法的政治目的，这是西南方面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5月15日，唐绍仪通电全国，公布他在南北和会第八次会议上提出的八项条件。关于第五条国会问题，他强调指出：“且年来中国外交失败，皆由国会解散而来。如民国二年袁世凯解散国会，而中日密约以成，二十一条款以定。六年黎元洪解散国会，而中日密约陆续缔结，可知恢复国会为救亡最急要之图。且今后所恃以取消一切不平等契约之一线希望，只有以未经正式国会通过为理由。”⁽¹⁸⁸⁾5月14日，南方代表秘书处致函北方代表秘书处，同样强调了这一点。

六三运动爆发后，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云集上海的广东非常国会的两院议员，早已看出群众运动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非常国会众议员张瑞萱等立即和商界、学界进行接洽，并于6月6日密电吴景濂：“可否由议会通电劝勉全国商会并再声明：订卖国条约，由于国会解散导其由；惩办卖国贼救国，进而主张维持法律救国。”⁽¹⁸⁹⁾所谓“法律”就是国会问题。

上述函电将外交失败和国会问题联系起来，无非是向全国各界表明：旧国会的解散，是一系列外交失败的根源，因此，要收回山东主权，救亡图存，也就必须支持恢复旧国会。可见，他们是力图把广大人民群众的五四爱国运动纳入到他们的护法运动的轨道上，服务于护法的政治需要。

西南方面也是一个十分松散的政权，政府、国会、督军、政客，都是各自为政，互不相谋。对于五四运动，他们大都自行通电，发表意见，其议论也十分庞杂，难以给予统一的评价。单就军政府本身来说，态度并不十分积极。

从总体上看，西南方面对五四运动的支持，基本上以其自身政治利益为转移，因此，这种支持的局限性是很大的。他们可以怂恿、煽动北京政府统治区域的群众运动，并给予某种意义上的“高度评价”。但是，当五四烈火燃烧到他们自己的辖区时，军阀的本质便原形毕露，再也不把五四运动视为“吾国政治史上放一异彩”的美好事物了。

广州的五四运动，突出表现为抵制日货。5月下旬，广州市民一再宣传抵制日货，许多商号接受了学生的检查，不再买卖日货。当时广州有三家最大的百货公司——长堤的先施公司，西堤的大新公司，以及真光公司，这三家公司均不理会学生的劝告，继续经营日货，人称“三大亡国公司”。

5月30日，广州全市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先施公司时，群众高呼“打倒亡国公司”等口号，并冲进公司。这时大批警察赶来镇压，先施公司乘机将商店大门关上，三百名学生被困在公司内，第二天才放出，警方并逮捕了数名学生骨干。翌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太田喜平致函广东督军莫荣新抗议道：“风闻近日本地各学校学生，因政治问题，遂欲抵抗日货，并运动排日。事果属实，恐将来于中日邦交大有影响……兹为防备未然起见，特请贵督军预为遏止，免成事实。”⁽¹⁹⁰⁾

当日，莫荣新和广东省长翟汪联名发布布告：“本月三十日晚，惠爱街及长堤等处，聚有多数匪徒，借端滋扰，实属妨害社会康宁。本督军、省长有维持治安之责任，断不容此等乱民扰乱秩序，亟应严行禁止。……倘敢仍纠众肆意骚扰，定予严拿，尽法惩办，决不姑宽。”⁽¹⁹¹⁾他们把爱国学生称作“匪徒”、“乱民”，这是北京政府尚未敢说出的话。同日，翟汪在另一布告中宣称：“至政治问题，应听政府解决，断不能有妨碍邦交之举动。”⁽¹⁹²⁾这里说的“邦交”，就是军政府和日本的关系，军政府可以斥责北洋政府勾结日本卖国，但不能容忍辖区内抵制日货的爱国行为，不允许损害它和日本的“邦交”。

7月10日，广州召开国民大会，对外交失败和国内政局表示不满。会后举行游行，到军政府请愿，要求下令讨伐卖国贼，废除一切密约，并要求伍廷芳任广东省长（翟汪于6月20日辞职）。军政府未置可否。请愿群众立即前往广州总商会，请其罢市。总商会当即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商号于7月11日早一律罢市。14日后，工、商、学界和政府方面多次发生流血冲突，军警枪伤学生多人，并逮捕大批学生。这样，西南军阀制造了五四运动以来军政府辖区内最严重的政治事件。

7月19日，唐绍仪致电军政府政务会议及莫荣新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说：“当五月初间北京学界风潮，北京政府对于所捕学生亦随即释放，不复诛求。况广东为护法政府所在之地，文明宽大更应过之，此为内外视线所集，不可不慎。敬请就于此事取宽和之态度，将所拘学生人等即予省释，无俾他人借为口实，是所切盼。”⁽¹⁹³⁾五四运动发生之际，作为军政府总裁之一的唐绍仪，曾义正词严地发表通电或谈话，斥责北洋政府反动，他对于军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暴行，却无一语谴责之词，仅仅要求军政府效法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无俾他人借为口实”而已。

事实证明，孙中山关于“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