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及直系当政

第一节　直奉矛盾的激化"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直奉矛盾的激化

一　靳阁垮台与梁阁登场" class="reference-link">一　靳阁垮台与梁阁登场

直皖战后，直、奉两系因其势力的大体平衡而形成了共治北京政府的局面，但军阀派系的团体利益和扩张意识，注定这种“共治”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直系以其军事实力战胜皖系，认为奉系的贡献有限，不甘与奉系分享北京政权，摆出了凌驾于奉系之上的态势；奉系亦有问鼎中原的企图，在助直倒皖之后，其向关内扩张势力范围，染指中央政权的野心日渐明显。直奉双方虽然还勉强维持着对北京政府的共治格局，但私下里都在勾心斗角、纵横捭阖、整军经武，各有图谋，力图超越对手，独占中央政权。1921年的援鄂战争，使直奉双方原本脆弱的平衡向着有利于直系的方向摆动。张作霖在援鄂战争期间曾经电请北京政府，请缨南下援鄂，目的就是为奉系“在长江下游树一根据地”⁽¹⁾。但直系岂能容奉系染指长江地盘，直军援鄂的结果，夺得湖北地盘，占据两湖要冲，控制京汉全线，实力大为增长。吴佩孚得到两湖巡阅使的任命，成为同曹锟、张作霖并肩的显赫武人与实力人物⁽²⁾，从而大大增强了直系对于北京中央政治的发言权，也引起了奉系的强烈反应，直奉双方的矛盾由隐而显，逐渐激化。

直奉矛盾发展的最初表现，就是对北京政府控制权的争夺。北京政府靳云鹏内阁是直皖战后直奉双方共治妥协的产物，靳云鹏本与皖系有较深关系，直皖战后因缘际会当上了阁揆，为了维持其政治生命，对直奉双方都不敢得罪，只能看直奉的脸色行事。但随着直奉矛盾的发展，靳云鹏的态度使奉系感觉其对奉“表面虽予尊崇”，但实则有“扶直抑奉”之嫌疑，靳云鹏的处境从此越加艰难，在直、奉两强的夹缝间动辄得咎，左右为难，加以财政困难，无力开支，靳内阁的地位已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³⁾。

北京政府的财政一向不宽裕，靳云鹏内阁成立后，财政状况更是江河日下。国内战争频仍，灾荒四起，各地大小军阀需索无度，用款之处所在多有，催款之电日日发至，就连直接支配着北京政府的直系军人，也在不断向北京政府催款，政府深以为难，应对无门。外债因主要抵押品已用尽而无处可借，内债“合计总额超出三万万元，历年本息积压甚巨”，“各银行饱受旧债之累，不复能承受”。北京政府的财政甚至窘迫到“使馆经费亦久不汇寄，致各外使借债度日，实不成体统”⁽⁴⁾。靳云鹏任内换了三任财政总长，还是无法解决财政困窘之局。值此之际，1921年11月发生的中、交两行停兑风潮，更凸显出北京政府财政之困窘，并对北京政局的演变发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国内成立较早、实力较为雄厚的两家主要银行，并因有较多政府参股而成为准国家银行，担负着为北京政府筹资放款的任务。正因为两家银行的官商特质，时因“筹垫军政各款为数太巨，以致周转不灵”，兼之日本为在华盛顿会议上逼中国就范，有意制造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之谣言，“谓中、交两行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现在政府不能按期付还债款，是政府已不能维持，即两行亦将不能自立。……于是外人共管之说随之而成，外国银行从前收用中交钞票者乃一律拒绝收用”⁽⁵⁾。消息传出后，影响到商家和普通民众对中交两行发行的钞票价值的信心，自11月16日起，主要在北京与天津两地发生挤兑风潮，并波及上海、汉口、济南等大中城市。天津中国银行“提存兑现约百万元，行力不支”。由于事发突然，银行准备不及，中、交两行一度限制兑现，天津每人限兑10元，“人极拥挤”，更增加了市面的紧张气氛⁽⁶⁾。为安定市面，平息风潮，11月18日，北京财政部电令要求“凡中国、交通银行钞票一律收用，毋得拒绝”。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提出紧急办法，要求中、交两行在两星期内恢复无限制兑现，高级负责人不得出京，大额现洋不得运出北京，官家收入发饷概须通用钞票，各界不得散布各种捕风捉影之谣言，“遇有拒绝两行钞票之人，无论何界何人，无不立予严惩”，同时派出警察沿街巡视稽查⁽⁷⁾。经此严厉之动作，人心渐定，风潮止息。

在中、交两行停兑风潮中，掌握着交通银行大权及大量金融资源的交通系起初听之任之，不予置理，甚而主张干脆停兑，以向政府施加压力，不仅反映出交通系对早先靳云鹏排斥己方人物入阁的怨恨，而且背后还有奉系支持的影子，反映出奉系因为与直系的矛盾，正在寻找干预北京政治的时机，而中、交停兑风潮恰时逢际会，成为奉系倒阁之手段。奉系的下一步，则为利用徐世昌与靳云鹏的矛盾，借徐之手赶走靳云鹏，改组北京政府，扶植中意的人物上台。

徐世昌和靳云鹏同与皖系有深厚关系，但靳与交通系有隙，而徐与交通系通好，府院关系时有龃龉，“府院同床异梦，徐氏故无时不欲乘机倒靳也”⁽⁸⁾。徐世昌的总统之位来自于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直皖战后因直奉妥协而得以暂保，但随着直系势力的坐大，对徐的总统之位形成直接的威胁，使徐世昌对直奉矛盾的态度开始偏向于奉系，以延续其权位。当中、交停兑风潮发生后，交通系在奉系支持下据以倒阁，徐世昌也乐观其成，借内阁人事问题向靳发难，从而形成了以奉系为后台，以交通系为吹鼓手，以徐世昌为直接运作者的三方共同倒阁运动，而直系因靳云鹏并非己方人物，本无所爱，靳又对解决直系军饷等等问题无能为力，遂对其不愿施以援手，靳阁倒台的命运由此注定。

12月3日，徐世昌发表辞职通电，向靳云鹏施加压力。交通系干将叶恭绰此前到奉，见张作霖言：“总统本有去靳之意，因靳召集新国会，实为曹谋，如张入京去靳，以梁士诒组阁，则国会召成，张当然被选总统。”⁽⁹⁾ 张作霖为之动，9日电致徐世昌表示支持。12日，张作霖由奉天到天津，14日再到北京，表示“此来绝不干涉政治”，但“对于政局上发生之风潮及政府各方面之一般的意见，彼甚愿斡旋一切而化除之”⁽¹⁰⁾。曹锟闻张作霖到京，亦于19日到京对张言：“内阁不宜更换，我等疆吏不应干预中央之事。”张言：“此系总统意思。”曹邀张同见徐世昌，徐言：“责任内阁，我无成见，惟翼卿（靳云鹏）实不相宜。”⁽¹¹⁾在来自各方的压力下，虽然靳云鹏与张作霖有姻亲关系，与曹锟是换帖兄弟，还是吴佩孚的恩师，但夹在直、奉两大派系的利益诉求之中，左右腾挪无方，实已无法再干，17日辞职赴津，徐世昌遂顺水推舟，于次日任命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阁揆，开始组建新阁的运作。

靳阁垮台后，徐世昌认为，“非于财政上有办法，政治上有手腕之人，不能起死回生”，乃属意由其老关系、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组阁，利用其掌握的金融资源，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交通系一向在政治上野心勃勃，从拥袁世凯称帝，到拥徐世昌为大总统，梁士诒都是主角之一。此时梁士诒亟图入主北京政府，过把阁揆瘾，并得到了奉系的大力支持。“奉张与旧交通，实已联合。奉欲攫交通权，旧交通欲攫内阁权，日内正积极进行”，故张作霖“力荐梁”⁽¹²⁾。不过，早先徐世昌询其意见时，他“以在北方则两大军阀对峙，中部则长江各督不一致，西南又另立总统，此时出而问政，殊非易易也”而“婉谢之”⁽¹³⁾。及至靳阁风雨飘摇，梁认为时机成熟，便在11月10日离香港北上，于月底到京，摆出了接任之势。

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对梁士诒组阁颇不以为然，吴担心以奉系的武力得到梁士诒的财政支持，“将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危及国家”，对直系大为不利，故主张由王士珍组阁，或以颜惠庆代之⁽¹⁴⁾，并告直系各省督军，“慎防梁士诒组阁”⁽¹⁵⁾。但未等吴佩孚布置周全，靳云鹏已经去职，徐世昌即邀梁士诒组阁，并与张作霖共同请直系首领曹锟入京相商，以示对曹之尊重。曹锟的政治敏感度不及吴佩孚，且以为梁士诒组阁事木已成舟，到京后未表反对。12月24日，徐世昌即任命梁士诒为新任国务总理，交通系干将张弧为财政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奉系出身的鲍贵卿为陆军总长，齐耀珊为农商总长，奉系及其支持的交通系显然控制了内阁的大权，从而使直奉矛盾因此而激化。

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之初，因“既握揆席，又占财交两部，踌躇满志，如愿以偿”。他提出了三大政策方针：一、树立外交政策；二、活动金融经济；三、消弭内战⁽¹⁶⁾。但在实行方面，他的做法离此甚远，因为“消弭内战”显然是梁力所不能及者，“树立外交政策”则因其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同意“借日款赎路”的外交决策而广受批评，“活动金融经济”无非举债而已。梁士诒虽有“财神”之誉，但面对北京政府庞大的财政亏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国内主要银行均认为政府“无确立财政整理之计划，惟以滥借为能事，以致各银行号因之资金空乏，受累无穷”，不愿再借款于北京政府，使梁士诒无法靠借内债而解决财政危机。梁士诒只能铤而走险，低声下气地向以外国银行团为主的中外银行团提出巨额借款要求，以盐余为抵押，以新债还旧债，主要是偿还到期的各项短期借款，并以余款作为政府开支。外国银行团提出，“近年以来政府将盐余押借无数小债，抵押无度，致发生紊乱状况。稽核总所及银团方面均感不便，此后不可再蹈覆辙，请备函声明，此后不再用盐余借债”。为北京政府所首肯⁽¹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922年1月26日，北京政府与中外银行团签订“九六公债”借款合同，借款总额9600万元，以未来关税实行切实值百抽五后增加之收入偿还（关税未加前或不敷应用时，仍以盐余偿还），主要用途为偿还各项内外短期公债⁽¹⁸⁾。不过，此项借款虽成，无非以新债还旧债，对直接改善北京政府的财政困境并无多大裨益，反而引来直系的强烈反弹，被攻击为“挖肉补疮”，“丧心病狂”，“为维持私人银行之利益”，并为“垄断政权、植党贿收，而利用此公债以移花接木者”。2月9日，吴佩孚发出通电，直指此债是为“某当局伙开之东陆、大中等银行，历年均经营政府借款，现若如数归还，实不啻收回私债”⁽¹⁹⁾。同时，梁士诒上台后，在政府各部门广为安置交通系人马，把持各个实权部门，在长江以南地方谋划任用奉系人马替代直系，赦免直皖战后被“褫夺官职，免职讯办”的皖系军人如段芝贵、曲同丰等，表现出与奉系合谋并联合皖系与直系对抗的意图。“如此举实行，时局将急转直下，而直系势力，不免大受影响”⁽²⁰⁾。从而引发直系的强烈反弹，也为直系所不能容忍。吴佩孚的心腹幕僚白坚武即认为，“或将以此引起奉直战机”⁽²¹⁾。

二　梁阁被攻的台前幕后" class="reference-link">二　梁阁被攻的台前幕后

还在梁士诒上台之前，直系首领吴佩孚即表示反对，并威胁“梁阁实现之日，即大局翻腾之时”⁽²²⁾。果不其然，梁士诒上台后的所作所为，验证了当初吴佩孚之担心，“张（作霖）的发言权高到极点，直系在中枢的地位几降为零”⁽²³⁾。这当然为直系尤其是吴佩孚所不能容忍，“大局翻腾”自不可免。吴佩孚先以梁士诒为主要攻击对象，发起倒阁运动，但他深知梁与奉系的关系，故明为攻梁，实为攻奉，反对梁士诒的行动本身已经反映出吴佩孚对张作霖的强烈不满及其准备与奉系决裂的决心。

吴佩孚发起倒梁阁的由头是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日交涉。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有关山东问题的交涉中，强迫中国借日款赎回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占的胶济路，以继续控制这条山东的主要交通干线，然中方坚持自筹款项赎路，以摆脱日本的控制。正当双方争持不下之时，却传出梁士诒在会见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时允其以“借日款赎路”的传闻⁽²⁴⁾，从而给了吴佩孚利用民意倒梁的绝好机会⁽²⁵⁾。

1922年1月5日，梁士诒内阁成立不过十日有余，吴佩孚即发表公开通电（“歌电”），打响了倒梁的第一炮。电称：“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所呼号，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电文表示要与全国父老“群策群力，急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吴佩孚此电既出，轰动朝野，又以其为公开通电，市井皆知，使梁士诒处于不能不辩白的尴尬处境。6日，梁士诒发出“微电”（发电日期倒填为5日），故作姿态，表白自己对胶济路亦“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内外筹款，均以截清先后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7日梁再发通电及声明为自己辩解，称：“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其上固望国人之自筹，否则国内外合筹借款，亦可两害取轻，要未尝言及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也”；“关于山东省问题之中国地位，新内阁完全赞成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至各种悬案，凡曾有不良之影响于邦交者，以公正的办法解决之。”⁽²⁶⁾

梁士诒的辩解非但未发生作用，其倒填日期发表通电的做法，无异于授人以柄，吴佩孚攻其“做贼心虚，恐招全国声讨”，因此“预为立脚地步，以冀掩人耳目，而免攻击。设计良狡，殊不知欲盖弥彰，无异自供其作伪”；“以堂堂国务院，而作此鬼蜮伎俩，思以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自8日起，吴佩孚连连发表公开通电，痛责梁士诒外以借款卖国，“铁案确凿”；内而起用曹、陆，“以辅助卖国媚外之所不及”；声称“各省疆吏及各界团体，既皆有请公去位之表示，公亦必不肯拂逆疆吏与民意，而恋栈贻羞。今与公约，其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也。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剧重演于今日，公将有折足灭顶之凶矣，其勿悔！”“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吴佩孚电中还表示：“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既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为民请命，敢效前驱。”矛头暗指支持梁士诒的奉系，对奉系也构成了挑战与压力。还在发起倒梁运动之初，吴佩孚即密电各地直系将领，请求他们的支持，以形成一定的声势。1月6日，吴佩孚在致苏、赣、鲁、鄂、陕、豫等省督军电中称：“梁阁突然实现，所蓄阴谋甚多，包藏祸心，勾结关外，扰乱长江，设不迎头痛击，则塞上风云，江汉波涛，汹涌而来，后患不堪设想。某因此奋作前驱，首先通电揭示，祈各一致声讨。”⁽²⁷⁾ 故当吴之讨梁通电发表后，直系将领纷纷响应，鄂督萧耀南通电称，吴电“义正词严，切中时弊”，自称“识见浅薄，原不敢越分言事，第以兹事关系国权，未便缄默”⁽²⁸⁾ ；齐燮元等通电称，“梁氏入阁以来，种种倒行逆施，至于此极，不第中外大为失望，亦决非全体初料所能及也”；“若竟悍然不顾，依然恋栈，则是愿与国民宣战，国民虽愚，亦必力筹相当之对待”⁽²⁹⁾。 一时间，梁士诒成为直系必欲推倒的对象。

吴佩孚与梁士诒之间的电报战，你来我往，一攻一守，成为1922年初北京政坛的大事。在吴佩孚凌厉的电报攻势下，民意舆论沸腾，此时，梁士诒究竟对日使说了些什么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吴佩孚成功地利用民意，将自己塑造为“爱国者”，将梁士诒打扮为“卖国者”，使梁处于很难辩白的不利地位，倒梁还是保梁也就成了是否“政治正确”的问题，此对于直系以后用以攻奉，并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进行舆论动员亦有相当之益处。1月13日，梁士诒发出“元电”，称自己向未主张借日款赎路，并未就此事训令华会代表，将外界攻击称为“流言迭起”、“误会滋多”，指责这些言论“以感情之冲动，供他人之利用，为事实之牺牲，牵动政潮，贻误大局”；并表示胶济路即应完全收回，对筹款赎路“誓当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力图共济，以绵力所及，尽当担任筹借国内款项三百万元，以资倡始”⁽³⁰⁾。即便梁士诒如此“慷慨”，但其“卖国”形象已成，此电仍然无法挽回其声誉之损失。

吴佩孚对梁士诒大加攻击，使梁的支持者张作霖再也坐不住了。对吴攻梁之目的，张作霖亦心知肚明。早在1月1日，吴佩孚与梁士诒的电报战尚未开打时，张作霖即致电徐世昌，称华会办法“其间并未参加梁阁之意见。是梁氏对于此案既未有单独之主张，即不得指为有若何之作用”⁽³¹⁾。为以后出面为梁辩解预留余地。吴佩孚发动攻梁后，张作霖先是致电梁士诒，“请其不可灰心”⁽³²⁾。后又特意致电徐世昌，为梁曲加辩解，认为吴佩孚对梁士诒“不加谅解，肆意讥弹”；“不问是非，辄加打击”；请求徐世昌“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事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³³⁾。此时，“吴使（吴佩孚）攻击梁阁日见激烈，决无转圜余地。梁揆意态镇静，作事仍前积极，毫无退志。元首（徐世昌）亦以年关在即，华会将闭，不愿遽易内阁，奉天屡为新阁缓颊”⁽³⁴⁾。梁士诒内阁似乎还有继续维持的余地。

吴佩孚攻梁的本意即为攻奉，故当张作霖出面为梁辩解后，吴佩孚更是不依不饶，在1月中旬发动新一轮电报战，矛头直指梁士诒，要求其立即下野，以此向梁的后台张作霖示以眼色。1月13日，吴佩孚在致鄂督萧耀南的电报中指示：“梁氏如果恋栈，联合各省，所辖之财交，用人行政，收归自主。”⁽³⁵⁾ 19日，吴佩孚与苏、赣、鄂、鲁、豫、陕六省督军、省长联名致电徐世昌称：梁士诒“以洪宪罪魁，为国民共弃”；“孤行己意，罔恤人言，上负元首知遇之明，下违亿兆希望之切。既犯众怒，即属公敌”；“应请我大总统乾纲独振，立罢梁士诒，以谢天下”；进而又威胁说：“倘贤奸不辨，忠悃莫伸，则佩孚等仰体元首苦衷，俯顺国民公意，万不获已，惟有与内阁断绝关系。”⁽³⁶⁾23日，吴佩孚又致电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告其梁氏“非常坚决，万不肯去云云。似此挟制元首，目无法纪，长此跋扈恣睢，势必危及至尊，摇动国本。我公既掌北门管钥，有拥护元首之责，巩固中枢之任，应速行使职权，以武力强迫梁士诒迅速去职，以安元首而定人心”⁽³⁷⁾。可见吴佩孚已下了不得已时以武力倒梁的决心。同时，吴佩孚还给曹锟、张绍曾和直系各督军去电，言称倒阁后“阁事听元首主持，惟命是遵”，表示自己无意对组阁问题说三道四，以减轻倒阁的阻力⁽³⁸⁾。

在直系吴佩孚倒阁的强大压力下，梁士诒备受攻击，无法再干，上台不过一月，即于1月23日称病请假，离京赴津，由颜惠庆再度代理总理职；但梁士诒也未明确表示辞职；显对奉系支持仍持期望，并为自己复出留有后路。梁士诒黯然而去，使其后台奉系大失颜面。面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攻势，张作霖十分恼怒，他不甘就此退让，公开站到前台为梁士诒辩护。1月30日，张作霖公开致电徐世昌，强硬声称：“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如果实有其事，即加以严惩，梁阁尚有何辞。倘事为子虚或涉误会，则锻炼周纳，以入人罪，不特有伤钧座之威信，其何以服天下之人心”；“倘彰纪不明，是非莫辨，国民人心不死，爱国必有其人。作霖疾恶素严，当仁不让，亦必随贤哲之后，而为吾民请命也”⁽³⁹⁾。张作霖此电既出，表明直奉矛盾已趋于公开化，为了准备与实力强于自己的直系决裂，张作霖开始联络皖系与南方广东政府，酝酿成立奉、皖、粤“三角同盟”共同抗直。2月1日，直皖战后皖系仅存的大将、浙督卢永祥发表通电，提出如有梁阁欲借日款之举，“不惟梁总理个人应负责任，即全体阁员亦应公同负责”；要求徐世昌“将总理梁士诒经办鲁案、赎路情形，迅饬查明，详为宣布”；“若不亟为宣布，则外间不明真相，国人何所适从”⁽⁴⁰⁾。此电实际呼应了张作霖的主张，奉皖携手合作以对直的同盟雏形正在形成。

从吴佩孚发动倒梁阁的运动以后，直系对外表示的态度疾言厉色，剑拔弩张，一时间风云四起，大有战端将起之意。但梁士诒有奉系的支持，如何应对张作霖的挑战，对直系亦非轻而易举之事。在直系内部，曹锟的态度一直较为和缓，加上他与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关系，对奉系不似吴佩孚那般强硬外露、咄咄逼人。吴发起倒梁运动后，1月9日曾有电告曹：“梁倒填日期之微电已经自认，我方倒梁原为救济外交，外无意见，请强毅镇静。”但曹锟态度谨慎，并有电致吴佩孚，吴碍于上下关系，只能复电表示，“默体尊指，不为操切”。曹锟毕竟资望高过吴佩孚，而吴对曹也一向表示尊重，曹既主对奉留有余地，故吴在对外猛烈攻梁的同时，也在私下里数次向奉系首领表示，“勿为外人挑拨，疏通误会”；“讨梁原为救国，直奉并无意见，拒听浮言”。吴还向直系各督表示，“奉直亲睦照常”，以释他们可能有的疑义。1月30日张作霖通电发表后，吴特意致电直系各省督军，要求他们不要与张争辩，以免节外生枝。

2月初，曹锟在保定召集直系诸将领集议，不赞成与奉系决裂，并面训吴佩孚谨慎行事⁽⁴¹⁾。3月10日，吴佩孚针对外间“奉直两方将以兵戎相见”之议论，发表通电称：一、反对梁士诒，“乃反对其举国共愤之媚外政策，非反对其组阁”；二、“佩孚服从曹巡阅使，为国人所共知，对于张使抱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能反对也明甚”；三、“内阁失败，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此不能以佩孚之反对梁氏，终为奉直间别有问题者也”；四、“奉直元气也，内阁股肱也。股肱有疾，方欲进药石以救之，讵有自戕元气之理”；五、“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畛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足以证明谣言之不足信，稍有智识之人，当悉为挑拨者另有作用，我奉直当局，亦何至为其所愚耶”⁽⁴²⁾。吴电明示和解，实际不过是敷衍曹锟的面子，并非吴之本意，事实上也不能约束吴的行动。就在吴发出拥曹锟、张作霖电前数日，3月7日吴佩孚上呈大总统并通告各省督军，以财政部长张弧在发行“九六公债”中徇私枉法为由，“请明令罢黜，交法庭严追吞款，没收私产”⁽⁴³⁾。其后直系各督一拥而上，纷纷发出通电，责张弧“处心积虑之阴险，实无有过于此者”；表示“若非立予罢斥，提交法庭判定罪状，实不足以快海内之心”⁽⁴⁴⁾。吴佩孚一手策划导演了打张倒梁攻奉“盐余借款大参案”，在吴支持下，由代理司法总长董康主持对“九六公债”的审核，查出其间弊案重重，梁士诒自然脱不了干系，从而又为推倒梁阁投下了重磅炸弹⁽⁴⁵⁾。

直系虽发动猛烈的倒梁攻势，但梁士诒自恃有奉系的支持，虽不到任却拒不辞职。张弧在被直系攻击后一走了之，司法总长王宠惠和教育总长黄炎培一直未到任，内阁成员残缺不全，无法办事，负责代理的颜惠庆苦不堪言，屡屡求去。徐世昌虽然与奉系和交通系联手驱除了靳云鹏，但他也知道，无论直奉双方谁单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都对他留在大总统之位不利，而直奉共治对他维持现状最为有利。故徐世昌在吴佩孚发动倒梁后，并未站在梁的一方，而是观察形势发展，决定自己的对策。他本有意请奉系首领张作霖的部属鲍贵卿接任阁揆，并已得曹锟之首肯，不料张却坚持维持梁阁。“当年内阁又以武人之喜怒为进退，何以吴以狮子搏兔之力推倒梁阁，一电不能则三电，三电不能则五电，五电不能则七电，而梁阁屹然不为动摇？不用说，梁以奉张为后盾，张叫他‘安心供职’，所以他有恃无恐，要与酸秀才互争一日之短长”⁽⁴⁶⁾。及至直系非去梁不可之意大明之后，徐世昌已经无法两面讨好，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先舍梁以敷衍直系，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张作霖曾致电曹锟，企图以梁士诒为砝码，以吴佩孚辞去直鲁豫巡阅副使作为梁士诒下台的交换条件，结果当然为吴佩孚所严拒⁽⁴⁷⁾。

4月8日，徐世昌不管梁士诒是否辞职，径行任命周自齐为署理内阁总理，免去梁士诒的总理职。至此，喧腾经月的梁士诒组阁风潮总算以直系的胜利而暂告结束（周自齐为交通系，徐世昌任其署理阁务，也有敷衍奉系之意）。但是，梁士诒内阁垮台虽遂了直系的心愿，却被奉系视为莫大的侮辱，张作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直奉矛盾因此而更加紧张，战争的阴影正在积聚。如颜惠庆所论：“梁内阁已然倒了，支持他的张作霖大帅又岂能甘休。北洋直、奉两系军阀，先是相互攻讦，继而剑拔弩张，军事行动如箭在弦上。……两系军阀争雄斗胜，互不相让，皆渴望夺取总统之位，不再有耐心等待一年半后的总统改选。此外，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中取得的某些成果，刺激了这些人的政治野心。两系的某些追随者虽然才智不足论，却极为觊觎内阁席位，或其他政府高级职位，因此煽惑他们的主人发难。而一帮失意政客似乎觉得不把政局搅乱，他们就无法浑水摸鱼，故也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⁴⁸⁾

三　直奉两系的战争准备" class="reference-link">三　直奉两系的战争准备

吴佩孚敢于发起对梁士诒的攻击，当然知道梁背后依托的奉系势力，他早有准备，不患动武。1922年1月9日，吴佩孚在刚刚发起倒梁运动之初，即在给苏督齐燮元的电报中分析形势，认为张作霖“决不盲动无名之师，再蹈辫帅覆辙”；曹锟“不至为关外（指张作霖）及梁叶（指梁士诒、叶恭绰）所软化”；“川湘感情接近，必不肯甘心为关外与财神作伥”；“粤陈（炯明）已有接洽”；“就事实已表见者，据理辩论，彼亦无可藉口”；“倒阁以救济外交，于元首无涉”；“仅攻击交系阁员，余均维持不动”。有鉴于此，吴佩孚认为倒梁有很大把握⁽⁴⁹⁾。不过为防奉系的武力介入，吴佩孚也进行了一定的军事准备，主要是令两湖直军整军备战，以其中一部由京汉路北上，以备应对奉系可能之行动，另有部队监视湘、川动向；对邻近京畿的直鲁豫各战略要地及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汉铁路精心布防，确保万全；新编若干部队，补充缺额，赶造军火枪械，筹集战费。2月23日，吴佩孚在其驻节地洛阳召开直、鲁、豫、苏、鄂、赣、陕、甘八省督军代表会议，一致主张“对奉坚持到底”，摆出了准备与奉系大干一场的架势。但是，吴佩孚的强硬态度在直系内部也非通行无阻，直系首领曹锟与张作霖为儿女亲家，对张的态度一向较为缓和，不主张与奉系立即决裂，数次派人出关到沈阳，向张作霖疏通，寻求与奉张和解的可能性，直奉关系一时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

直皖战后将势力范围伸入关内的奉系，当然不甘心在直系的武力压迫下再退到关外，因此也在积极准备应付直系的挑战。自2月初起，奉系高级将领即连续开会，讨论应战部署，决定令关外奉军向关内运动，关内奉军进行实战演练，同时备粮备饷。由于奉系的军事实力不及直系，故张作霖更注意寻求反直同盟军。他一方面与残余的皖系势力联络，得其支持，另一方面向南方广东政府及孙中山示好，探寻与孙合作的可能性。1922年1月，张作霖派李梦庚到上海，向孙中山的代表杨庶堪转达：张意甚决，且促我速出师（北伐）。2月21日，李梦庚到桂林面见孙中山，陈述张作霖关于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的主张。对于正在准备北伐的孙中山而言，首要敌人就是控制了北上交通要道的直系，故他对奉系的试探表示积极。3月上旬，孙中山派伍朝枢（外交次长）、朱庆澜（广东省长）、吴景濂（非常国会议长）等赴奉天与张作霖磋商，张作霖对孙中山推崇备至，建议奉、皖、粤三角同盟推倒直系，召开南北统一会议，恢复法统⁽⁵⁰⁾。孙中山设想粤方“先以兵出湖南，与敌战于长岳，胜利可进据武汉，退亦可与相持于衡阳”；奉方则“以大兵，直指京畿，囊括直豫，敌前后受攻，势必无幸”⁽⁵¹⁾。奉、皖、粤“三角同盟”的初步成立，进一步激化了奉直矛盾，对奉系敢于开战也有鼓励作用。“张作霖当初之计划，奉粤皖三系联络，加以复辟派张勋残余之势力，并力齐起，协以攻吴，则洛阳及其关系各省有全被包围之势”⁽⁵²⁾。但皖系惟余浙督卢永祥较具实力，他和孙中山均因受种种因素牵制，未能如预期发动攻奉与北伐，不能担当对直系南北夹击的任务，应付直系武力的主要责任仍须张作霖承担。如时人所论：张作霖“欲联络孙文、段祺瑞、张勋等，以树吴之敌”；“而孙、段等毫不能为一臂之助。奉张骑虎成势，不能不孤军独进，以冀邀幸于万一。而不知其将骄兵疲，不足以致吴氏百战之兵，此又直胜奉败之原因也”⁽⁵³⁾。

直奉矛盾的发展至梁士诒内阁倒台达到高潮，双方关系已接近破裂边缘，各自都在大张旗鼓地准备以武力最后解决问题。2月间，直奉双方都有在铁路沿线扣车之举，“双方均已积极预备”⁽⁵⁴⁾。其后，关外奉军主力开始向关内调动，先期到达关内的奉军部队则集中在军粮城等京畿周边地带，每日操练备战，摆出进攻的军事态势。直军则以主力准备与奉军的交战，同时在南方湖南和四川两个方向部署了专任防卫力量，态势先以防御为重心。

4月3日，吴佩孚以“陕西剿匪事殷”为由，婉拒曹锟令其赴保定相商之电，留在洛阳与以祝寿为由前来的直系将领商讨军事方略⁽⁵⁵⁾。他曾对人说：“张作霖欺人太甚，看来战事不能避免，老师（曹锟）忠厚太过，受曹四（曹锐）蒙蔽，节节退让，时至今日，还犹豫不决，再这样下去，全盘皆成被动。我日内即去保定，军队已经部署，造成箭在弦上之势，老帅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⁵⁶⁾

4月初，关外奉军大举入关，集结于京奉与津浦沿线，后自名为“镇威军”，由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奉系自恃兵强马壮、枪精械足，对直系的态度表现强硬。10日，张作霖致电曹锟，提出三项条件：一、请元首颁令，军人不得干涉中央政治；二、请责令吴佩孚回两湖巡阅使本任；三、允许梁士诒、叶恭绰、张弧自动销假回任。张作霖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引起直系军人的大反感，表示“吾等不能容忍”，即便是本主缓和的曹锟也无法接受，而直系内部此前的和战之争亦因此而消解⁽⁵⁷⁾。13日，吴佩孚致电曹锟，警告“奉军进驻小站、静海、独流，我马厂之二十六师已成包围之势，若不及早准备，必贻噬脐之悔”，望曹“速下决心，有备无患”⁽⁵⁸⁾。曹锟外有奉系动武之压迫，内有吴佩孚等主战之动议，至此已无退路，只能决心一战。当日，曹锟在保定召开直系高级将领会议，决策“放弃天津，固守保（定）、郑（州），衅不我开，取攻势防御”，并授吴佩孚作战指挥全权，并称“本人亦完全听令”。当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称：“奉军入关，逼人太甚，吴佩孚为大局计，不得不有所准备。”⁽⁵⁹⁾ 14日，曹锟下令直军驻马厂、德州的部队撤退至大城、河间，吴佩孚电致曹锟云：“此乃自杀政策，恐系四先生（曹锐）主谋，万不可服从。务祈固守根据，对奉暂行虚与委蛇，立候增援。”⁽⁶⁰⁾ 吴佩孚主导了直系的对奉作战部署。

与直军的部署相对应，奉军自称“镇威军”，张作霖任总司令，将总部设在山海关。4月19日，张作霖发布入关布告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将领则通电指责“奉军队伍，无故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官长”，要求张“迅令入关队伍，仍回关外原防”⁽⁶¹⁾。

与北京政府历次军阀战争相仿，第一次直奉战争实际开战前，直奉双方均以电报战开场，以此指责对方的不道德，并为己方抢占道德制高点，为发动战争寻求合法合道的理由。“宣战的理由都是巨大堂皇的‘法’或‘统’的理论，在好听的话的背后，真正的理由是控制北京政府的政权、财权和合法有道的权威，也是控制地方的资源以养兵，以扩充势力”⁽⁶²⁾。

4月19日，张作霖以“镇威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声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⁶³⁾ 21日，吴佩孚等直军将领通电回应，声称：“彼以武力为后盾，我以公理为前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舆论即为裁判，功罪自有定评。蟊贼不除，永无宁日，为民国保庄严，为华族存人格。凡我袍泽，职责攸在，除暴安良，义无反顾。”⁽⁶⁴⁾25日，吴佩孚等又联名通电，声讨奉系所谓“十大罪状”：一、窥窃神器，障碍统一；二、举荐帝制祸首，起用复辟罪魁，倒行逆施，危害国体；三、祸国通外，断送青胶；四、招匪为兵，“负罪友邦”；五、垄断政权，破坏法纪；六、滋扰京师，纵匪殃民；七、得陇望蜀，黩武逞兵；八、劫掠饷械，行同盗匪；九、招亡纳叛；十、残杀同类；宣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盗阀不去，统一难期”；表示“既负治盗剿匪之责，应尽锄奸除恶之义。爰整义师，奸阙渠魁，以泄公忿，以快人心”⁽⁶⁵⁾。27日张作霖发表回应通电，撇开曹锟不提，专责“吴佩孚者，狡黠成性，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顿衡阳之兵，干法乱纪，致成慎于死，卖友欺心。决金口之堤，直以民命为草芥。截铁路之款，俨同强盗之横行。蔑视外交，则劫夺盐款；不顾国土，则贿卖铜山。逐王使于荆襄，首破坏北洋团体；骗各方之款项，隐鼓动大局风潮。盘踞洛阳，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显为蚕食之谋。迫胁中交两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汉商会，竭阛阓之脂膏。涂炭生灵，较闯献为更甚；强梁罪状，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图，无恶不作，实破坏和平之大憝，障碍统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自不能不简率师徒，相与周旋”⁽⁶⁶⁾。

战前双方发表这些通电“主要是一场心理战，为了孤立敌人，争取中立者。需要说明的是，大多数的谴责侧重于责备敌人违反了传统的个人道德而不是历数他在政治方面的功与过。子女的不孝顺，对友谊的背叛，对上级的不尊重，或违背了家庭关系的准则，为这样的谴责提供大量的弹药”⁽⁶⁷⁾。这些多为旧式文人执笔捉刀而成，套用古文格式，用些四六骈体式的对仗文字，极尽道德煽动之能事，以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⁶⁸⁾。如果不解实情，只看一方文字，便以为天下美德尽在一方，而天下恶德尽在对方。以道德良善为标榜的电报战，亦可谓北洋时期北京政治一景。如后人所论：“大抵民国政争，往往朝为友朋，暮成仇敌，兵戈不足，济以笔舌，彼此相诟，无异村妪乡童之所为，而电文往复诋排，大抵脱胎于《古文观止》，徒为旧日文案师爷舔毫摇笔之资，非彼赳赳武夫所能卒读，一般老百姓亦茫然不知其所云。”⁽⁶⁹⁾

在直奉开战前夕，为了争取舆论的同情，直奉双方都曾作出让步的姿态。张作霖曾在4月16日致电直隶代省长杨以德称：“奉直本系一家，复为本使原籍，断无歧视之理”；“绝不能轻启衅端，致令自相惊扰。”“本使安全大局，必与曹使商定最后之办法，以资解决。”⁽⁷⁰⁾复于21日表示，“吴佩孚复省会电，肆口谩骂，足见从前谣传，皆彼一人嗾使。独惜曹使以老友至戚，听其谩骂，殊不可解。彼方不先开衅，我决不越雷池一步。师发在途，应饬驻守原地，未经出发者停止进行，仍候明教”⁽⁷¹⁾。曹锟亦电徐世昌，表示愿“严束军士，保护人民，静候奉军出关固防，以竟息事宁人之志”。然一论及退兵事，直奉双方又都先人后己，互责对方，不愿自己先撤。张作霖电称，“奉军原驻关内，今年一月决计撤回，乃大总统派鲍总长、曹使遣其令弟曹省长先后东来，谆谆挽回，电牍具在”，责曹锟通电为“不合事实”，“断章取义”。吴佩孚则电称：“退兵非我军片面义务，不敢遵命。”⁽⁷²⁾ 为了避免北洋系之间的又一次内战，北洋元老王士珍等也出面调停直奉关系，尤其希望促成直奉两系的最高首领曹锟与张作霖在天津见面相商，但因直奉双方的矛盾已发展之无可调和的地步，他们的调停没能成功。奉方还有人扬言：“此次胜败，决不足虑，即使败北，究是蹂躏他人地盘，至更不关心，再做我事业，有何不可。”⁽⁷³⁾

还想保住总统之位的徐世昌也在极力调停直奉关系。他有电致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称：“畿辅无曹，孰为重心，蒙疆无张，谁可震慑，长江上游惟吴使赖，若使大局及我身而破裂，惟有引退。与其坐视乱亡，无宁避世而去。”⁽⁷⁴⁾不过，此等酸文假醋的文字打动不了对立的双方。4月25日，徐世昌先是请直奉双方军队各向后退30里，继又提议奉军完全退出关外，吴佩孚回汉口组织巡署，近畿治安及善后诸问题由曹锟完全负责，但根本未得到正在准备打仗的直奉双方的响应。次日，徐世昌徒劳无功地命令直奉“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⁷⁵⁾。但此时直奉战争的炮火就要响起，哪里还有人理会徐世昌的纸上命令。等到战争打响后，徐世昌也只能例行公事，在29日发出三道命令，以“京畿一带，人情惶惑，闾阎骚动，粮食腾踊，商民呼吁情急词哀”为由，令曹锟和张作霖“迅饬所属军队立即停止攻击，仍懔遵前令将移调军队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听候查办”；令京师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督饬所属严重警备，认真防卫，各该管长官等身任地方，责无旁贷”；令京内外军民长官，“对于外人生命财产一律妥为保护，务令安全勿受损害，以重邦交”⁽⁷⁶⁾。北京为外国公使团所在地，京津地区也是各列强的利益所在，无论是曹锟、吴佩孚还是张作霖，对于徐世昌的命令可以不闻不问，但是对于列强的眼色还是不能不看的。他们都表示战火不会波及京津城区。5月1日，吴佩孚还致电北京外交部称：“外国生命财产，已分令所属各军队切实保护。惟此次战事实因奉军入关，越境寻衅而起，推原祸始，则一切应由首难人担负，方符公理。祈转知各使团。”⁽⁷⁷⁾

四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经过与结局" class="reference-link">四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经过与结局

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直军，部署以京汉线北段为作战中心，下分东、中、西三路，东路司令张国熔，率第二十六师及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混成旅，驻防任丘、大城，负责津浦线方向；西路司令王承斌，率第二十三师、第一、第十五混成旅，驻防琉璃河、良乡，负责京汉线方向；中路司令由吴佩孚自兼，吴既为直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全盘战事，同时率第二十四师及第三师一部，驻防固安、霸县，位于津浦与京汉线之间，负责照应东、西两路，机动运用；令鲁督田中玉，“如奉军开徐州，万勿令其通过”⁽⁷⁸⁾，以切断奉军与浙江皖系军队的联络通道；曹锟坐镇保定，镇守后方，往来支援。直军总兵力约十万人，数量少于奉军，为保证作战重点，遂主动放弃津浦线，收缩兵力于京汉线，以保定为中心，成三角阵形，态势稳固，进退有据，确保防御，再图进攻，体现出吴佩孚的军事素养与指挥谋略。时人论之为：“吴氏之作战计划，在缩短战线，以谋交通便利，兵力集中”；“或以为吴氏让津浦路于奉军，未免失策，而不知吴氏固以予为取，将以诱其深入也。”⁽⁷⁹⁾“此次直军防务，布置迅速周密”⁽⁸⁰⁾，是其能最终获胜的重要原因。4月22日，吴佩孚向各部发出号令，“通令各路军队速进，奉军已于二十六号攻击”。25日，吴佩孚自洛阳启程赴保定督战。27日，吴佩孚通告各部，“定二十九日开始运动，已到者准备，未到者速进”⁽⁸¹⁾。28日，吴佩孚向直系各督发出密电，称“奉军坚不撤退，依然节节进逼，不得不实行抵御”⁽⁸²⁾。吴佩孚还向部下军官鼓动说：“此次兴师，纯为抵抗武力之压迫，惟力是视。事成则民国之福，不成则以死继之。若失败之余，托足于异国国旗之下偷生，非吴佩孚也。”⁽⁸³⁾

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副总司令孙烈臣，参谋长杨宇霆，总兵力约十二万人，其部署东线以京奉、津浦线为中心，总司令张作相，下辖第一梯队张作相部第二十七师驻防廊坊，第二梯队张学良部第三、四混成旅驻防静海，第三梯队李景林部第七、八旅驻防马厂；张作霖坐镇津东军粮城，指挥一切；西线以京汉线为中心，总司令张景惠，司令部设长辛店，下辖第一梯队张景惠部第一师，第二梯队邹芬部第十六师及第六混成旅，第三梯队郑殿陞部第二、九混成旅，驻于北京南郊长辛店、南苑等地。奉军人数及装备数量与质量均超过直军，但其部署注重进攻，摊子铺得过大，两线作战，兵力分散，中央空虚，易为对手所乘，且深入直军地盘，后方补给线较长，为直军突破留下了易受攻击的软肋，也为作战失利伏下了隐患。 “所谓入人之地深，为兵法所忌。况千里运粮，于军不利”⁽⁸⁴⁾。

时人论战前直奉双方的军事部署，认为“奉军意在久持，直军意在速战”⁽⁸⁵⁾，而战事的演进，则基本符合直方的预期和部署。惟就直奉双方的战前态势而言，“直军志气激昂，军纪严明，且调动军队非常迅速，三日内即将前线军队调齐。而奉军秩序不整，随意游行，其调动军队甚为濡滞，由奉至前线，十日内仍未布置妥贴，加之军心涣散，有一营开至杨柳青，逃散过半，故人心皆倾向直军。至飞机重炮，两方皆有，军器锐利亦颇相等，惟直所缺者饷项，奉所缺者海军耳”⁽⁸⁶⁾。“直军步兵优于奉，奉之骑兵胜于直”⁽⁸⁷⁾。两相比较，直军在技术方面稍占上风，再加上相对合理的战略战术和吴佩孚的有力指挥，战争的结局偏向于直方并不意外。

直奉两军正式交战前，已有规模不等的接触。4月26日，直军在东路首先发动进攻，与奉军在任丘接战，此后战火扩展到静海、马厂、文安、青县一线。直军初战得手，但旋因奉军李景林部反攻而败退，丢失大城。西路直军则在良乡附近与奉军接战，暂成胶着。29日，直奉两军同时下令发动总攻击，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大幕正式拉开。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战场分东、中、西三路，其中西路京汉线战场为直军布防重点，战况最为激烈，对战局进程的影响也最大。4月28日，直军首先进攻西线奉军司令部所在地长辛店，与奉军展开激战，直军一度攻入长辛店，后因奉军来援而退出。29日，奉军与直军激战良乡，两进两出，直军反败为胜，终保有良乡，并进至长辛店。自30日到5月2日，直奉两军集中西线兵力数万人，在长辛店及其附近地区连续展开三日大战，其间炮火之猛烈、战况之激烈为北洋时期军阀内战中之少见，双方反复拉锯，死伤惨重，各折旅长一人（直军旅长董政国，奉军旅长梁朝栋）。奉军炮兵实力明显占优，炮火较为猛烈，“如此滥用炮火，为欧洲战事中所未见”。但吴佩孚的战术运用较为灵活，注重扬长避短，以步兵进行夜战和运动战，既可避开奉军炮火，又因地利而使奉军处于被动地位；奉军骑兵本为其强项，但在狭窄地域用处不大，而且用于正面作战，难免炮火袭击，结果“直将骑兵作成无用之物，与原计划全相违背”⁽⁸⁸⁾。同时，直军渊源于北洋军系正宗，作战训练、经验与历史均强于出身“草莽”的奉军⁽⁸⁹⁾，从而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直奉双方还出动了当时很少见的飞机助战。“直系利用其航空优势，派飞机在长辛店投掷重磅炸弹，对奉军弹药、给养、车辆等军用物资实施轰炸，炸得车辆翻滚、轨道纷飞，房屋震塌，并引起弹药爆炸和炽烈的燃烧，使奉军的前后方同时受到极大的威胁”⁽⁹⁰⁾。5月4日，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⁹¹⁾，直军向奉军发动多路进攻，并利用奉军邹芬部第十六师原为直系冯国璋旧部的关系，诱迫其降直，致奉军自乱阵线，“骤然退下，致不可收拾”⁽⁹²⁾，战场态势开始对直军有利。奉军“子弹不继，士无战志”⁽⁹³⁾，主帅张景惠信心动摇，未能坚持，先是退往丰台⁽⁹⁴⁾，继又脱离指挥，乘车逃往天津。奉军失去统一指挥后，全线溃退，直军连占长辛店、丰台。5日西路战事以直军获胜而告终。

中路津浦、京汉线之间战场的战斗主要发生在固安。29日大战开始后，直奉双方互有胜负，奉军于29日和5月1日两克固安，但又被直军两度夺回。奉军新锐张学良、郭松龄部加入战斗后，战况愈加激烈，直奉相持不下。为了占得主动地位，直奉双方主将吴佩孚、张作相均亲临前线督战。“奉军对于此路，本抱极大希望，故不惜重大之牺牲，而卒为直军尽力制止，不得逾固安一步”。结果，奉军首先不支败退，5月4日，直军连克永清、杨村、落垡，张作相败逃天津。5日直军占廊坊，中路战事又以直军获胜告终⁽⁹⁵⁾。

东路津浦线战场以大城、马厂为重点。战争开始后，奉军初时在东路占有一定优势，29日占大城。30日，直军后续部队开始反攻，与奉军在大城一线展开反复激战，5月1日夺回大城，此后双方争夺的重点移至马厂。3日，“直军忽得中路胜讯，士气大奋，奉军始不支，向唐官屯、静海败退。直军遂克马厂、青县”。4日，直军在西、中两路连续获胜的消息传至，奉军士气大受影响，主帅“张作霖一日夜连闻中、西两路败讯，知大势已去，遂带六车头，运残部万余人，离军粮城奔滦州”⁽⁹⁶⁾。战局发展至此，奉军一路败退，直军胜势已定，4日占静海，7日追至前奉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军粮城。随后，吴佩孚将司令部移至军粮城，下令直军对奉军溃兵“赶速设法收束，解除武装及枪支，发给川资执照，遣送回籍。如有抗拒，不受收束者，应按照土匪，一律痛剿”，准备一举消灭奉系入关的军事力量，并摆出进窥东北的态势⁽⁹⁷⁾。吴佩孚甚而致电张作霖，奚落他说：“胜败兵家之常，无足介意，退兵须按秩序的退却，如公无力制止，佩孚助送出关。”⁽⁹⁸⁾

直系在军事上获得胜利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奉系的政治清算以及对己方的政治犒赏。5月5日，战争尚在进行中，大总统徐世昌即向直系主动示好，将“此次近畿发生战事，残害生灵，折伤军士”归罪于梁士诒等“构煽酝酿而成，误国殃民，实属罪无可逭”，下令将梁士诒、叶恭绰、张弧即行褫职并褫夺勋位勋章，逮交法庭依法讯办（梁等不能束手就擒，即行离京赴津，7日乘船赴日）⁽⁹⁹⁾。5月8日，曹锟发表通电，故作姿态地宣布，此次战争为张作霖“不惜甘冒不韪，首发大难”，而直系获胜则为“由人心公理战胜强权”，“穷究祸根，皆张使一念，争攘政权所致”⁽¹⁰⁰⁾。吴佩孚也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要求惩处张作霖，褫夺其职务，并威胁非如此即不回洛阳。曹、吴要求惩罚张作霖的表态，容不得还在直系实力威胁下讨饭吃的大总统徐世昌斟酌犹豫。5月10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职，免去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因为东北当时还是奉系地盘，直系势力实际上无法插足，故徐世昌仍任命奉系人马吴俊陞署奉天督军，袁金铠署省长，冯德麟署黑龙江督军，史纪常署省长。这也是直系企图在奉系中打入楔子，以在政治上淆乱奉系阵线的招数。但张作霖虽然在军事上大败，却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地境，以吴俊陞等之实力及其与张作霖的关系，当然不会贸然有代张之心，故他们不仅未接受徐世昌的任命，还发表公开通电，以“北庭乱命”称徐之命令，表示“概不承认”⁽¹⁰¹⁾。

直系碍于种种原因对东北还无力取之，但对紧邻其大本营的河南则是另一种态度。吴佩孚自洛阳北上后，河南督军赵倜暗通奉系，有独占河南之意。5月5日，在奉军已趋败退的形势下，赵却发表通电，宣布河南“严守中立。凡有加入战争之客军过境，均须一律卸除武装。如或不谅此衷，有意破坏中立者，河南为正当防卫计，自当不畏强权，唯力是视” ⁽¹⁰²⁾。其弟赵杰又率部攻击郑州，“起事原因，闻系交系造谣，谓吴使（吴佩孚）遭不测。赵杰认以为真，遂即发难”⁽¹⁰³⁾。由此大大激怒了视河南为其后方根据地的吴佩孚。10日，徐世昌在吴佩孚的压力下，下令免去赵倜的河南督军职，听候查办；调陕西督军冯玉祥为河南督军，刘镇华署陕西督军。赵倜本还不愿轻易离职，但在冯玉祥自陕西向东、萧耀南自湖北向北，对河南两路夹攻的军事压力下，被迫于11日通电遵令下台，河南地盘完全落入直系手中。

奉军在直奉战争中全面失利之后，向关外败退的张作霖先是停留在冀东滦州，并于5月12日宣布“自主”独立，观察形势发展，收束分途向关外败退的部队。“奉天内部甚为团结，此次竭全力由滦至奉，步步为营，似作久战之计”⁽¹⁰⁴⁾。其后，直军继续压迫奉军，5月20日直军占滦州，张作霖随即下令奉军完全退至关外，准备利用关内外相对隔绝的地理形势，拥兵自守。

5月19日，奉天省议会在张作霖的授意下，宣布响应“联省自治”口号，在东北实行“闭关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长（6月4日改称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陞为副司令）。26日，张作霖回到老根据地奉天，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东三省一切政事与东三省人民自作主张，并与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取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铲除强暴，促进统一。”⁽¹⁰⁵⁾虽然吴佩孚希望利用军事上的胜势，直捣奉军关外老巢，直军将领王承斌还请吴佩孚联衔通电讨伐张作霖，但东北毕竟是奉系经营多年的地盘，“张之势力在奉，分毫未减，专制尤烈”⁽¹⁰⁶⁾；且东北为日本经营多年的传统势力范围，日本当时虽对直奉战争保持克制，持中立立场，但也不能容忍有英美色彩的直系势力伸入东北。日本陆军大臣山梨半造曾明确表示：“万一将来战事之结果乱及日本权利有重大关系之东三省……则军事当局实有相当之考虑。”⁽¹⁰⁷⁾ 加之孙中山在南方兴兵北伐，内外形势不容直军再进。吴佩孚遂令前方将领，“莫由海道进攻，因赣事吃紧，前方动作须格外审慎”；“以时机环境察之，不宜通电申讨，宜相机进行。现当徐（世昌）退黎（元洪）来，如黎果以各方面之敦促入京，前提既定，余可易于解决也”⁽¹⁰⁸⁾。因此，直军兵至山海关而不得不停止，与奉军对峙于关内外。

为了解决直奉战争的善后问题，在英国教士杨古、美国教士普来德的调停之下，直奉双方代表自6月9日开始在秦皇岛进行议和交涉。14日，张作霖致电鲍贵卿，表示“元首如诚意息战，宜令彼军停止攻击，议定双方撤退办法。弟必勒令前方将士，撤出关外，以听解决。现已严令前方将士，不准进攻”⁽¹⁰⁹⁾。双方实际达成了不再战的默契。17日，由王承斌、彭寿莘代表直军，孙烈臣、张学良代表奉军，在秦皇岛附近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协定。主要内容为：一、直奉两军同意罢兵；二、奉军撤离直境，直军亦不得入奉境；三、双方军队于18日至20日之三日内撤离前线，脱离接触，奉军撤完前，直军不得有军事行动⁽¹¹⁰⁾。协定签订后，双方划滦州以东、锦州以西为中立区，双方在此驻兵均不得超过一旅。此后，直奉双方如约撤兵，7月4日，直军司令部撤离滦州。次日京奉路恢复通车，直奉战事终告结束。

张作霖退出关内回到关外后，在东北划疆“自治”，埋头练兵。7月3日，张作霖召开东三省军事会议，决定对北京政府守中立态度，不接受任何方面之命令及调解，并认真训练三省军队，准备以后与直系再作军事较量⁽¹¹¹⁾。16日，张作霖将巡阅使署与督军署合并，成立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自任保安总司令，孙烈臣任副总司令，下设参谋、副官、军务、军需、军法、军医、秘书处。25日，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的财政收入全部归三省所有，作为军政费用，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涉，亦不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8月31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拟定联省保安规约，主要内容是：东三省联合为自治区，拟定规约，军民共同遵守；自治权由三省人民共主之；人民权利义务遵照旧约法；实行军民分治；省长由省议会选举；共同立法由三省议会联合会行之⁽¹¹²⁾。对张作霖如此“独立”之举，北京政府亦无可如何，只能听之任之。

与北洋军阀掌权时期的几次大战相似，第一次直奉战争在战前经过较长时间的政治较量与酝酿，但实际的军事作战时间并不长，动员程度也不高，牵涉军力、人力与地域亦有限，军事作战的烈度与战前双方的政治高调并不匹配⁽¹¹³⁾。战争善后及对失败者的处置也无非是走过场的形式，如时人所论：“此次奉直之战，当其发动时，风波激荡，全国震撼，勿论两方遣将调兵，汲汲不遑，即关系各省之互相牵动，举国人民之奔走惶骇，亦大有不可终日之势。及既接战，以两方筹备之久，酝酿之深，大兵接触，亘数日而胜负难分。吾人观其初战斗之猛，死亡之众，大将之在前敌者，频以死伤闻，而后方之调遣，尤汲汲不遑，方以为此次战事，其始既如是其可惊，其后必将有如何震天动地之事，以更令吾人惊骇不置者。而不谓数日之间，胜负立判，奉军仓皇溃退，大有不可收拾之势。”⁽¹¹⁴⁾

就战场表现而言，“此次直军战略多智术，如各小部队之诱敌与埋伏地雷、乔装、暗杀等，奉军每中其计。奉方则马队、炮队均甚得力，且俱勇敢无却，惟智术经验上实逊一筹”⁽¹¹⁵⁾。作为直系的对立面，曹汝霖对此战有持平之论：“双方均拥兵十万以上，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惟将领方面，似直优于奉。况吴自领之第三师，及后编的三混成旅，久经战争，尤善于迂回山岳之战，故开战以后，旗鼓相当，攻击猛烈。初则屡进屡退，不分胜负，奉方恃火力之强，马队之勇；吴方善攻人弱点，乘虚奇袭，加以接济方便，奉方接济辽远，于是吴方占优势，奉方渐渐不支。”⁽¹¹⁶⁾ 不过，奉方自身的总结对骑兵（马队）的评价并不高，王永江认为：“此次最误事者，为骑兵集团。许司令（许兰洲）本不长于骑兵，亦不谙骑兵之作用，而其所用之常参谋长（常荫槐），亦系不晓军务之人，且于总部计划亦不明了故。总部原计划骑兵必须集团者，其目的在绕出敌军战线，或扰其侧面，或扰其后路。今许司令乃用为正面作战，大城白洋淀一役，直将骑兵作成无用之物，与原计划全相违背，岂不可惜！”⁽¹¹⁷⁾ 也有在华的外报将直奉战争比之为“民国第一大战，纪律战术均为进步”。据驻京外国公使团派出的观战人员在战地现场观察的印象：“直军多谋，长于夜战，奉军勇往，长于昼攻，惟直饷械远不及奉”⁽¹¹⁸⁾；“直军战法强于奉军”；“双方军队布置整齐，战斗亦悉合程序，使团观战人员颇为赞美。”⁽¹¹⁹⁾

就政治意义而言，直奉双方虽然在战前的电报战中，都在拼命抬高自身行动的“正义”性，痛贬对方行动的非“正义”性，然军阀对垒，所在多为利益，其实本无所谓“正义”而言。不过，直方以吴佩孚为代表，较谙民众及舆论心理，通过此前声讨梁士诒内阁和战前对奉方的攻击，更善于塑造己方的“爱国”形象，而将对手塑造为“卖国”代表，从而为交战双方划出了“政治正确”的界限。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处在弱势，民众及舆论出于对中国悠久历史及辉煌文明的追忆，天然推崇“爱国”者，而对“卖国”与否则高度敏感，故吴佩孚将对手定义为“卖国”的宣传技巧与成效显较奉方为成功。结果，即便是与奉系为盟友的皖系大将徐树铮也承认，“奉之败退，久在意中，吴胜祸小，奉胜祸大，天下莫不同此心理”⁽¹²⁰⁾。甚而在不少外国人眼中，当时的张作霖是“藉日本的援助以自固其势力的，他在中国是一切保守势力的代表”，而吴佩孚“却被人家认为有自由主义的倾向的人。他是一个能干的将军”⁽¹²¹⁾。这至少说明，吴佩孚的公众形象胜过张作霖，如果追溯到直皖战争时期，以吴佩孚和段祺瑞相比较亦如此，因此，或可以此解释“民意”在战争中的作用⁽¹²²⁾。

第一次直奉战争及此前此后的多次军阀内战，亦反映出北洋时期的军事政治特质。民国年间，中国仍处于现代化转型的艰难过程中，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社会组织、社会参与与民众动员程度均不高，不足以支撑大规模长时间的现代战争。“因为饷械都有限，战争的期限很短，战争本身的破坏性也不很大，死伤的人数远不如投降和逃亡的人数。因此战争的结果总是：（一）控制北京政府；（二）扩充地盘；（三）收编战败者的军队。换言之，这些都是分赃的战争，分赃不公平也就为下一次战争种下爆发的原因”⁽¹²³⁾。战争本来是基于各种利益之上的政治矛盾对抗的激烈化结果，而北洋军阀各派之间系出同门，虽有利益之争，却无本质的政治分野，互相之间并非完全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且在组织架构上间有重合，各级将领互有联系，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谁胜谁负，胜利者都不太可能对失败者痛下狠手，其政治上的清算也多为点到即止。再加上各派实力大体平衡，掌握的政治军事资源均有其限度，内外关系又错综复杂，互相牵制，即便一派控制了中央政权，也无非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能形成为高度集中统一有效的中央权力，控制中央的表面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第一次直奉战争也反映出上述各方面的特点。战争的结果，在军事上，直系获胜，力量发展至鼎盛期，但势力扩张的结果，也隐伏着力量分散、矛盾复杂、恃骄而衰的结局；奉系失败，但实力地盘犹存，并未伤筋动骨，仍存励精图治、卷土重来的可能。在政治上，直系此后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到处伸手，扩张地盘，获取利益，但也由此成为其他各派力量的“公敌”，反处孤立之境；奉系失去了对北京中央政权曾有之影响力，全国性政治地位大为下降，但也由此促成了奉、皖、粤“三角同盟”的加速形成与稳固，政治上反处可以联络各方之主动地位。而且东北特殊的、与关内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较为丰富的物质资源，迅速发展的现代经济与交通，以及日本与奉系较为紧密的利益关系，都有利于此次战争失败后，张作霖与奉系在东北治疗战争创伤，恢复元气，整军经武，为再起创造条件。因此，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奉双方仍然维持着一定的力量平衡，奉系暂避直系锋芒，而直系亦不能将奉系置于死地。直奉战后的国内政局重心，由原先之直奉矛盾转为直系为控制北京中央政府而引发之各种内外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