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全面内战的爆发与国共关系的破裂

第一节　全面内战的爆发"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全面内战的爆发

一　战前基本形势与国共双方的军事对比" class="reference-link">一　战前基本形势与国共双方的军事对比

全面内战爆发前，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军队大大超过中共军队。据中共方面统计，国民党陆军有86个军（师），248个师（旅），200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特种兵36万人，海、空军19万人（各型舰艇129艘，各种飞机443架），后勤、后方机关和军事院校101万人，总兵力430万人⁽¹⁾。

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国民党军一线兵力主要部署在东北（7个军），华北（13个军7个师），华东（5个军9个师），中原（16个师）四个地区。二线兵力主要部署在华南（1个军3个师），西北（4个军7个师），西南（6个师）三个地区，总兵力为78个军（师），但这不包括国防部和各绥署直辖部队及台湾驻军，如第五军、整编第十一、七十四师等，因此，国民党陆军部队总数不会少于80个军（师），其中部署在第一线的占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三左右⁽²⁾。

中共部队总数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共有野战部队24个纵队（师）、11个旅（师），分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3万人）、晋绥军区（5万人）、晋冀鲁豫军区（27万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42万人）、东北民主联军（30万人）、晋察冀军区（20万人）、中原军区（5万人）等七大战略区，没有海、空军⁽³⁾。

国民党不仅军队数量对中共具有绝对优势，装备也大大超过中共部队。以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中共部队中装备最强的东北第一纵队相比较，前者拥有各种枪11，520支（其中冲锋枪2370支），各种炮440门（其中105榴弹炮8门），汽车360辆；后者拥有各种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92支），各种炮46门（其中75山炮12门），没有汽车。由此可知，国民党军装备的步兵武器大体与中共部队持平，但自动武器占据绝对优势，重火力接近于中共部队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中共部队⁽⁴⁾。

国民党的战争部署从停战令下达后就没有停止。1946年1月14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召集各部门主官开会，提出：“1．陆军方面以整训名义，迅速整编，充实粮弹，赶运各师武器，并多制游动铁丝网，俾适于北地作战；2．空军方面，应多储油弹于各重要基地；3．海军方面，第一舰队已在渤海口游弋，继续阻绝奸匪海运；4．安抚伪军，在未整编完成以前，一律按实有人数发给主副食费，已整编完成者，则由一月起按军政部规定给与发给薪饷，免因粮饷告绝，而投匪军；以上各项系密为准备，如中共听命，则国军各师固应趁此时机，充实整训，如其背信抗命，则我有充分准备，宁未雨以绸缪，亦可毋临渴掘井也。”⁽⁵⁾军队整编方案的实施，为国民党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调整其战争部署（虽然该方案也有对国民党不利的一面），蒋介石要求各部队在整编期内特别注重攻击、防御、清乡侦察、组训民众方面的训练。军方有关部门在2月拟出了一个名为复员行动计划，而“实一作战计划”，蒋介石于3月4日“批交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准备”。该计划将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分为三步，第一步拟攻占热河之赤峰、承德及察省之多伦、张家口，同时以数军由海道输连云港登陆，以拊苏北鲁南共军之背而歼灭之；第二步则打通津浦线；第三步则再击灭冀南、豫北共军。对于延安则认为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时，应一举而攻略之⁽⁶⁾。虽然国民党其后的军事行动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但其大的轮廓此时实际已确定了，即着重于控制华北与华东战略要点，打通主要交通线。

对于打一场全面内战，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将领曾经有过充分的自信。蒋认为“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⁷⁾。

然而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并不必然能够转换为战场上的优势，古往今来，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国民党军事战略战术的一系列致命的失误，使其没有能将最初的优势转化为胜势，从而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

蒋介石对于如何打这一场战争，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想法。他曾经解释说，“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此，蒋的战略是，“第一步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线”；“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⁸⁾。蒋还从中国古代战史中为其主张找来根据，他认为中国历来的“流寇”如要生存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流窜”，居无定所，一种是“负隅”，凭险顽抗。而在现代条件下，由于交通的发达，“不能流窜”；只要国民党军能够攻占中共的根据地，使其“不能负隅，那他就不能持久”，则“剿匪”即可大功告成⁽⁹⁾。蒋这一套逻辑，听起来不无道理，可惜一经实战，则完全显其一厢情愿。首先是中共从不采用固守一处被动挨打的战法，蒋的攻其“负隅”便成了无的放矢；其次是国民党军的能力还达不到以交通线封锁中共灵活性的程度，蒋的阻其“流窜”又成了空谈。

为了达成国民党的军事战略目的，蒋介石主张打速决战，这对国民党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其所处的经济政治环境未必能够支持一场长期的战争。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速决的条件有三个：1．我以优势之兵力与装备，自然有主动迫敌决战之自由；再则为避免三次世界大战之发生，我亦有迅速安定国内实行建设国防之必要；2．我军装备优良，除国械日械之外，并有美械装备，且有飞机坦克，具备发挥优势装备与素质，实行迅速决战之条件；3．我战争准备完善，足够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实行歼灭速决之条件，亦唯有速决歼灭乃最经济之战争⁽¹⁰⁾。然而，国民党军四处出击的战略，与其速战速决的预期背道而驰，最终不仅没有能速战速决，反而在消耗战中拖垮了自己。

蒋介石虽然对战争有自己的设想，但他并未能据此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以及与这个方针相适应的军事部署，国民党军的初期作战指导基本是随机而无序的。全国如此，具体战区亦然⁽¹¹⁾。全面内战爆发前夕，6月13日，国防部举行作战会报，陈诚提出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是：1．剿共方针，东北应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平衡发展，长江以北应以军事为主，政治经济为辅，长江以南则以政治为主，但仍配合军事要求；2．共军利持久，国军利速决，以国军之优攻共军之劣，防国军之劣取共军之优为制胜要诀；准备时间要长，作战时间要短，战前准备极端重要，兵员粮弹补充愈快愈好，要统一战术思想，节约兵力，集结机动使用。参谋次长刘斐具体解说了作战计划是：“今后作战方针，应关内重于关外。关内首先打通津浦、胶济两铁路，肃清山东半岛，控制沿海口岸。”⁽¹²⁾按此设想，国民党政府军进攻初期的战略重点应是在华东和华北的部分地区，尤其是从苏北到山东一线，但为了全面摧毁中共的抵抗能力，国民党总是倾向于将进攻面铺开，也就是采取全面进攻的方法。可是由于政治考虑和军事动员的实际情况⁽¹³⁾，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之初又未能全面行动，而成逐次用兵之势，导致全面进攻难称全面，重点进攻亦无重点，主要作战方向不断在东北、华北、苏北之间徘徊。国民党资深将领程潜曾经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¹⁴⁾根据中共方面的统计，全面内战爆发之时，国民党一线攻击部队为26个师72个旅，占其总兵力的比重为30％，到10月的最高峰也不过为43个师117个旅，占总兵力的50％⁽¹⁵⁾，这个数字与中共部队相比并不占绝对优势，其不能取得预期的战果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具体作战战术上，国民党军亦存在重大的缺陷。其一为攻击力低下，缺乏顽强坚持精神，作战主动性不够，尤惧夜战、近战和白刃战⁽¹⁶⁾，对战术的理解近于教条与机械，因此每逢运动战，国民党军总占不到多少便宜。国民党战史认为这是因为：1．部队对后勤之依赖过重，故不敢过度远离补给线；2．装备钝重，机动不容易；3．在对手所经营之地区，运动亦易遭敌攻击；4．抗战时常采守势，惯用防御，一时不能摆脱积习；5．部队行军力之训练过差，缺乏机动之先决条件；6．接收为先，束手束脚，不能放胆行动⁽¹⁷⁾。

其二为协同不好，各战场之间各战场内部以至军师之间，很少有协同配合的成功范例。进攻时如此，撤退时更是如此，往往是部队与部队守望相助，却终不得助，这种情况的多次出现，导致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的恶性循环，守者对援者没有信心，不敢坚持；援者认为守者不会坚守，救援缓慢，原定的决战设想便总是落空。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我们一般赴援部队因为在未出发的时候不先加研究，更没有切实的准备作积极的行动，而只怕在中途被匪军伏击或包围，这样一开始便没有信心，就存着不能达成任务的心理。同时被围的部队因援军不能及时达到，又不相信援军能达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宁可冒险突围，以致全部覆灭。”⁽¹⁸⁾国民党军复杂的派系渊源更加剧了这种情况，尤其是1946年上半年的整编，因为排斥异己而影响到军队作战士气，又因为编制缩小而影响到军队作战部署。

其三为指挥和情报能力低下。不少战区主官仍为长期没有实战历练的老朽无能之辈占据，其中明显的例子是所谓“福将”刘峙。更糟的是，国民党军的指挥系统叠床架屋，自统帅部至行营（或绥署、绥靖区）至兵团至军，至少有四五级之多，越级指挥，下不服上成了常事，大大削弱了部队战斗力。而且由于派系、个人等种种原因，不仅战区一级，往往是军师一级的指挥，也要靠统帅部和蒋介石的直接命令，姑不论蒋的指挥是否正确，即就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发展而言，蒋的指挥也经常有隔靴搔痒之感。在情报方面，国民党几乎没有获取过中共统帅部和战区一级有价值的重要情报。蒋介石承认，“共匪最大的长处，即在于他们情报工作的确实和灵活。他们不但可以多方面搜集我们的情报，刺探我们的消息，而且他们得到了关于我们的情报之后，立刻就能作适当的布置，实行欺骗诱惑，来打击我们国军。他们情报人员不仅布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打入我们的司令部里面，担任很重要的位置”。徐永昌称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为，“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测国军如指掌，国军对敌在敷衍”⁽¹⁹⁾。更令国民党其后耿耿于怀的是，国防部负责作战的三厅厅长郭汝瑰秘密为中共传递情报，导致国民党统帅部的决策几无秘密可言⁽²⁰⁾。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疏离，其战场情报工作也往往是一无所获。

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上下交索，捞取实利，贪图享受，缺乏经受又一场艰苦战争的心理准备。其兵员补充仍多依靠强迫性征补，也即所谓抓夫，越到后来越难以适应战争的要求。1946年全国征兵69万人，实际分配至部队59万人，估计超过18—25岁适龄男性青年数的2％⁽²¹⁾。在刚刚经过八年抗战的大规模征补之后，继续维持这样高强度的征补率，极易引起社会的不满与骚动。这些抓来的壮丁，生活水平低下，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²²⁾。结果就是，国民党军队的熟练士兵在战争中或逃跑或投向中共方面，而国民党又依靠强迫征补的新兵补充军队，这些新兵经过训练投入战争后，又不断或逃跑或投向中共方面，使国民党难以维持一支稳定的有战斗力的军队。

因为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它不能不以恢复地盘作为作战重点，作战目标是在广阔的进攻面下以占领点、线为主，一方面没能在野战中削弱或消灭中共军队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又使自己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导致占地越多，则被牵制的兵力就越多，机动兵力越来越少，既给对手造成打击目标，自己也疲于应付，无力作运动战。所谓旁观者清，中共当时即看出了国民党的致命弱点，“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国民党军“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不可避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²³⁾。事实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中共的判断。

至于战争的目的，国民党企求实现的是确保其一党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中国。然而战争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目标的综合行为，国民党在准备战争之时，对政治的分裂、经济的混乱、外交的牵制未及深思熟虑，只企图以军事解决问题，本身就陷入了惟军事论的误区，仅仅倚仗军力的优势是不能打赢一场全面战争的。正如一位美国研究者所言，蒋介石“从未能成功地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个牢固结合的、对抗共产党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战线。他可以操纵个别的政治家，但中共却驾驭着民众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民众革命”⁽²⁴⁾。

国民党的短处恰恰是中共的长处。中共虽然在军事力量上与国民党相比处于劣势，但这种弱者地位迫使中共不敢大意，而是兢兢业业，作战略和战术上的精心算度，将总体劣势转化为局部的优势，又由局部的优势积累为均势而最终超过对手，变为全面优势。

自内战不可避免之后，中共就在作着一系列的战争准备。首先是思想动员，这是中共最为擅长的。政协会议之后，由于一度的和平气氛，中共各地区也就难免缺乏战争的准备。东北战事发生后，中共开始强调战争的可能。5月1日，中共中央对各地发出指示，提出：“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为此，“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²⁵⁾。东北战事迟迟不得停止，表明国民党的大打意图，5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为此又对各军区发出指示，“我应有对敌作战之充分准备”，“各战略区应于电到半月至一月内完成侦察敌情、配备兵力、配备武器弹药（例如黄色炸药）及预拟作战计划等项准备工作，不得有误，对于防御方面之准备工作也是如此”⁽²⁶⁾。这个指示对战争时间的估计相当精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应该是有备无患。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主要军事负责人，电文说：“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全面内战爆发后，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提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指示要求“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²⁷⁾。至此，中共已经将战争的准备传达给了各地区。

与思想动员的同时，中共着重军事战略战术上的部署和动员。中共强调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以保有城市为目的。对于放弃若干城市和地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而在作战上则要求“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蒋军经过整编，其战斗力一般加强，我军对其作战时，必须取集中优势分割歼灭方针，其比例为三对一或四对一，否则不易解决战斗，欲速不达”⁽²⁸⁾。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在战役方面，必须集中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选择敌军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一路歼灭之。在战术方面，当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军后，不应平分兵力，处处攻击，而应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较弱的一点，猛烈攻击之，务期必克。这个指示认为，“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最充分地补充自己；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²⁹⁾。在作战时机上，强调应时而变，应地而变，不恪守成规，给予地方相当的自主权，这些方针为中共部队确立了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且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中共军事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国民党方面失败后也承认中共军事战略战术的高明。

至于作战部署，中共特别强调各大区间和大区内部各地区间的配合，并随着战争的进程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部署。战争爆发前，中共以中原部队原地坚持，吸引国民党军，便利其他各区的准备。战争爆发后，中共在要求各地区打击当面国民党军的同时，最初设想出击外线，太行（晋冀鲁豫）主力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出击陇海路徐（州）开（封）段；山东主力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华中主力出击津浦路蚌（埠）浦（口段），配合徐州方向作战；再视情形由太行和山东主力渡淮河出击大别山，“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介石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³⁰⁾。东北、西北则争取时间，准备作战。此时中共的战略重点是跳到外线打几个大仗，以此迫使国民党坐下来谈判。

7月间，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的情况，认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³¹⁾，并将整个作战进程分为内线与外线作战两个阶段。由于内线作战取得很大胜利，至10月间中共又“估计关内蒋军攻势还可能有两个月至三个月”，“我军……明春即可开始反攻，大量收复失地”，将外线作战时间推至次年春。次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³²⁾。这说明中共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不断调整战略，着重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实际上，中共部队转入外线作战是在全面内战开始的一年之后。

中共强调的是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自战争开始，中共就算计了国民党军用于进攻的总数，将应该歼灭的数字分给各个战略区。最初中共定下的数字是，“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第一线全部进犯军三分之一即一六二个旅中五四个旅”，后来这个数字被定为每年消灭国民党军一百个旅左右⁽³³⁾。中共的征补机制也远较国民党有效。中共部队分为野战（一线）、地方（二线）、民兵（三线）三类，可以逐级迅速递补⁽³⁴⁾。尤其是中共特别注重对国民党军队俘虏的教育争取工作，发展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以此“瓦解敌军”、“壮大我军”，最后达到了“即俘、即补、即战”，使国民党军队几乎成了中共军队的补给队。以华东野战军为例，莱芜战役后，有的部队解放战士（国民党军俘虏参加解放军后的称呼）占50％以上，有的已经达到70％，技术兵种的人员基本是解放战士。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华野伤亡47万人，但人数却从成军时的27万人发展到1949年6月的63.5万人，其中解放战士除伤亡外尚有29.5万人，占总人数的46％⁽³⁵⁾。此外，中共对战争之算计，情报之准确，舆论动员之得力，都是国民党所无法相比的。

虽然如此，中共在国共对抗中毕竟处于弱势的一方，准备尚不充分，下定决裂的决心也并非易事。这其中的关键还是能否在军事上顶住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不仅一般群众和舆论存有疑虑，即便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对于未来的前景也存在着一些担心，因此中共当时并不希望内战的发生。在中共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中共的对策是，“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³⁶⁾。据胡乔木回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多年，有两件事是毛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就是1946年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毛“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但一旦下了决心，毛泽东就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与气魄。他在给东北李富春和黄克诚对和战前途的请示电的复示中写道：“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和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³⁷⁾对于共产党外人士和一般群众的思想疑虑，毛泽东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³⁸⁾可以说，到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也已基本完成了战争的思想动员和实际准备工作，最后的胜负只能留待战场决定了。

二　中原战事的爆发"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中原战事的爆发

关内首先全面打响的是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中共部队是抗战胜利后数支部队汇合而成，主体是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其后又加入了南下的河南军区王树声部和自湘粤赣边北撤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震部。1945年10月底，成立中原局（郑位三任书记）和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王树声、王震任副司令员），下辖二个纵队、三个军区，共六万余人，集中在中原鄂北和豫南地区。中原地区原属中共在重庆谈判中提议让出的八个地区之一，但其后中共根据形势的发展，为了牵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并在未来的战争中以中原地区配合内线作战，不再提让出一事。10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郑位三和李先念，“你们须准备至少六个月内在豫鄂活动”；11月28日，又指示中原局，“只要你们在现地区坚持，蒋军就不能集中兵力北上”，因此应在现地“回旋坚持至一年的时间，不作大的转移的打算”。同时中共中央在11月3日致电重庆代表团，要求：“关于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问题，请不要再提。”⁽³⁹⁾然而，中共在中原地区能够牢固掌握的根据地面积狭小（不过一百余万人），陡然增加众多部队，获取给养非常困难。经中共中央同意，12月底，中原部队越过平汉路，向苏皖地区转移。因停战令发布，他们停止在鄂东北、豫东南以宣化店（位于礼山县，今属大梧县）为中心的一块狭小地区内集结待命。

停战令发布后，中共部队虽停止了前进，但与尾追的国民党军之间仍不断有摩擦发生。1946年1月19日，军调部成立第九小组，负责中原地区的调处工作。21日，第九小组到达汉口，随后召集国共对峙双方前线军事将领会谈，23日，国共双方在河南罗山达成本地区停战协议，规定双方部队“均停止于现在地区，不得向对方前进”；中共军队“得在其所驻地区之间运输给养”，国民党方面“绝不阻挠干涉此种运输行动”⁽⁴⁰⁾。至此，中原的战事才算基本停止了下来。

在中共的全盘战略考虑中，最初有意要中原部队在原地坚持，意图增强中共在谈判中的地位，并在鄂、豫、皖三省未来的政治安排中打进一个楔子。但中原地区情况特殊，一是位于国民党层层设防的中心地区，四周至少有三个军（师）以上的国民党军队；二是孤悬于外，与中共其他部队均无联系；三是地区狭窄，纵横不过百余华里，且无可靠之根据地，回旋余地甚小，尤其是粮食供应极度困难，接近于无米之炊的程度。自停战令发布后，中原部队就要求尽快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准备合法不行则“非法”行动⁽⁴¹⁾。鉴于中原部队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定方针，同意他们的转移要求。2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郑位三和李先念，中原部队的“行动方针是力求合法北移，但估计国民党可能故意为难不让你们北移，因此你们应积极进行自动非法向皖东或向华北行动的一切准备。但在非法行动前，必须先得中央允许，不可冒然行动”⁽⁴²⁾。3月初，军事三人小组巡视各地到达汉口时，周恩来和李先念提出中原中共部队全军调往安徽五河，张治中表示可在回渝后讨论。但周恩来在回渝后提出这个问题时，张治中又表示，只要能够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撤离即无此必要，实际拒绝了中共的要求。郑州绥署主任刘峙曾经说，共军要求移驻苏北，“苏北毗连鲁南，鲁南为窜扰东北之基地，是乃显欲将此共军部队置于开往东北跳板之上，蓄有其最大之阴谋也，当局所以拒绝其请”⁽⁴³⁾。虽然处在停战期中，国民党军队仍云集中原地区，加紧修筑碉堡，包围蚕食，将中共部队挤压到一个尽可能小的空间中，以便在动武时能够尽快解决。中原地区因而成为当时除东北之外的国内第二个可能爆发冲突的热点地区，数量远小于四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部队处境确实非常危险。

虽然中原的战事迫在眉睫，但中共还在争取延迟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争取突围的准备时间。5月1日，周恩来会见徐永昌，建议国共美三方代表同赴宣化店，实地监督停战的实施情形。5日，军事三人小组徐永昌、周恩来和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飞抵汉口。8日，周、白和徐永昌的代表王天鸣到宣化店实地调查，次日回到汉口。10日，三方达成关于中原停战的汉口协议，规定：立即停止本地区之战斗和冲突；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停战令中允许之调动应通知执行小组；停止碉堡和工事的建造；确定对峙部队之界线；同意中共部队运出伤病兵及有关人员1160人至安阳；保证中共军队复员还乡人员之安全⁽⁴⁴⁾。由于该协定的签订，暂时缓解了中原的紧张局势，但在全国局势的影响下，这个协议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际上，周恩来不辞辛劳亲赴宣化店的主要目的，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原部队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并就突围的有关问题进行周密部署。而国民党方面同样也没有放弃围歼中共部队的企图，陈诚对俞大维说：中共李先念部突围，政府不能同意放一条路让其去延安，李部逃得脱，算伊本领好，政府不能打，算政府不行⁽⁴⁵⁾。

东北停战之后，国民党准备关内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中原成为行动的首选地区，因为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完成了对中共部队的包围，行动把握较大。但在讨论对中原地区的进攻战略时，武汉行辕主张先解决平汉路西，郑州绥署则力主先解决平汉路东之中共部队，后者的意见得到国民党统帅部的认可。6月18日，蒋介石电令由郑州绥署刘峙“统一指挥五、六两绥署之部队围歼李先念部”。20日，刘峙下达作战计划，以防剿部队“堵匪流窜”，“肃清收复区潜伏残匪”；以进剿部队“依急攻猛打、穿插分割，先将匪截成数段……分别包围而歼灭之”；以机动部队“准备适时截击企图逃逸之匪”。兵力部署以定远店、泼陂河、宣化店为三个攻击中心，采“四面对进，将匪分割为三部分，同时击灭”的行动方案，其中整四十一师、整四十七师在北面之罗山、光山；整四十八师在东面之商城；整七十二师在南面之黄安、经扶（今新县）；整六十六师、整十五师在西面之武胜关、广水；整七十五师为机动部队，位于应城；整三师为总预备队，位于信阳；总兵力十八万余人（在其后的“追剿”阶段，又增加了六个整编师，总兵力达三十余万人）。绥署驻驻马店指挥，要求“各部队应于6月25日前，进抵指定地区，完成攻击准备，待命开始进剿。预定进剿时间为6月底”⁽⁴⁶⁾。21日，蒋介石再次电令刘峙，“应按既定计划先速歼鄂中李先念部，便尔后主力作战之利”，“担任攻击各部队统于巳月养日（即6月22日——作者注）前秘密完成包围形势及攻击准备，待令实施攻击。各部应于攻击开始之日起，对敌一举包围歼灭之”⁽⁴⁷⁾。在国民党作出上述部署后，其进攻部队开始向指定地区运动，形势异常紧张。

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调动情况为中共侦悉后，中原局立即报告中共中央，“现在我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如果等顽军已经完全部署完毕，正式向我全面进攻时再突围，则我不仅在战略上即在战术上亦处于被动地位”。6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原部队“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⁴⁸⁾。至此中共部队的突围行动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中共中原部队所在地区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在突围方向选择上，中原局认为：向南突围有长江之隔；向东突围则因国民党在津浦铁路上控制有强大兵力，难以达到目的；由界首附近北渡黄河则由于不能徒涉的河川很多，危险极大；因此决定向西，从国民党军队部署的薄弱处突出，再转向豫、陕、鄂交界处的广大山区活动。具体计划是，由皮定均率一纵一旅向东，吸引国民党军队的注意，然后自行突围；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率军区机关和二纵，自西北方广水、信阳间过平汉路后向豫西、陕南运动；王树声率一纵自西面孝感、花园间过平汉路后向鄂西北运动；另以三个独立旅原地游击，掩护突围。在整个行动部署上，中共保持了高度的机密性。

根据部署，6月24日，中共部队开始秘密集结。26日，国共双方军队在前线已有交火，当晚，李先念等率所部开始向平汉路运动。29日，李部乘国民党整十五师在平汉路之部署尚未到位之机，在信阳南之柳林车站附近突过平汉路。7月1日，王树声部在花园北之王家店越过平汉路，皮定均部也利用国民党军两部之间5公里的空隙突出包围，向东疾进。中原军区宣化店留守代表29日在军调第32执行小组会上宣布，中原军区部队已经突围。至此，国民党原定围歼计划落空⁽⁴⁹⁾。

由于中共部队以迅速动作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6月30日，刘峙下令“各部队即以现态势，以主力分途堵击，各以一部兵力，按原计划清剿匪之老巢”⁽⁵⁰⁾。在西线，整四十一师行超越拦截，整四十七师向南阳前进堵截，整十五师向高城攻击，整三师在四望山堵击，但因各部行动不够迅速，李先念部于7月3日、8日两次乘隙越出包围。此后，第一战区胡宗南派整九十师自洛阳南下至荆紫关要隘一线加入堵截，而李先念和王震则分率所部，且战且走，于月底到达陕西南部之商南和商县。王树声部在国民党整六十六师追击、整七十五师堵击下，月底到达鄂西北地区。在东线，国民党追击部队只有一个旅，皮定均部脱离其追击后，于7月20日越过津浦路，进入淮南根据地。国民党军队此后由“追剿”转入“清剿”。

中原战事，国民党虽先后集中了十四个整编师三十余万人，五倍于中共部队，占据了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但由于中共部队行动迅速而灵活，使国民党临时改变军事部署，由围歼转为围堵，兵力调度迟缓，目标不明确，战术配合不完善，没有完成其全部围歼的预定计划。至于中共方面，中原部队在突围过程中减员近三万人，“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比较大”，但就全局而言，“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⁵¹⁾。

中原战事爆发后，6月28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告他国民党已开始进攻中原中共部队，“迫我起而自卫，形势很严重”。周强调，“如蒋愿和平处理，应即电豫、鄂政府军停止进攻”，否则，“闹起来事便大了”，“这里的冲突也会使别的地方（如济南）的战事扩大的”⁽⁵²⁾。但国民党对此不予理睬。直到7月27日，军调部第九小组和三十二小组才在湖北老河口达成《中原临时休战协议》，要求自8月2日起到20日止，双方停战，各自现地后撤20英里，并在西安继续谈判有关事宜。显然这一协定在当时情况下根本无法执行，西安的谈判毫无进展，8月24日，国民党代表宣称老河口协议无效，并退出调处，谈判中断⁽⁵³⁾。中原战事打破了停战协定生效后关内较为平静的局面，意味着内战的战火从关外烧向关内，导致内战的最终爆发。

三　华东战场的激战" class="reference-link">三　华东战场的激战

中原战事尚未了结，华东战场便开始了大规模战斗，这是全面内战初期国共双方倾注全力的战场，对全国战局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国民党在华东的军事进攻准备早在1946年的春天便开始了。第一绥靖区司令汤恩伯在5月初提出了进攻苏北的计划，但此时蒋介石正专注于东北战场，对汤的计划，“初已允许，继因全面冲突多处无把握，其议遂寝”⁽⁵⁴⁾。东北战事告一段落后，因为种种压力，蒋同意东北停战，预备在关内动武，苏北形势顿显紧张。

华东战场包括江苏（苏中和苏北）、安徽（淮南和淮北）、山东三省，河南的部分地区有时也包括在华东的作战行动中。国民党方面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负责指挥华东战事，下辖第一（无锡）、第二（济南）、第三（徐州）、第八（蚌埠）四个绥靖区。但由于华东战场的特殊性，国民党参谋本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经常插手华东战场的指挥。国民党初期军事进攻的重点是，“以徐、蚌地区国军，极力向东、西发展，在第一绥区及第五军北进支援下，合力规复苏北、皖东，彻底歼灭地区之匪军。同时打通胶济路，并准备继续向鲁境进出，寻求华东陈匪主力，实施决战”。徐州绥署计划将华东作战分为三期进行：第一期，徐蚌方面扩展周边空间，江北方面进至天长、盱眙、如皋、海安线；第二期，徐蚌方面西侧贯通陇海路，东侧进至运河线，江北方面进至东台、高邮线，山东方面打通胶济路西段；第三期，徐州方面廓清鲁西，进出两淮，肃清苏北；山东方面打通胶济路全线。作战指导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次完成碉堡线，防匪反扑，确保既得成果。”⁽⁵⁵⁾

中共方面华东战场部署分南北两线。南线为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北线为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两线由新四军及山东军区陈毅负责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策应华东作战。战事开始前，中共中央指示陈毅部“全力担负占领徐蚌间铁路线及调动徐敌出击而歼灭之”；粟裕部“主力占领蚌浦间铁路线”，“策应北面作战”；而以刘伯承部出击陇海路及豫东为策应⁽⁵⁶⁾。战事开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也在不断调整作战部署，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粟裕部改变原定方针而进行内线作战。

1．苏中作战

华东战场最先打响的是苏中地区。自抗战中后期起，苏北就是中共重点经营的地区，抗战胜利后，苏北大部为中共所占，尤其是苏北沿江的苏中地区，除了南通、扬州、泰州等几个孤立城市外，全部控制在中共手中。一江之隔的南京、上海和沪宁路沿线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及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现在处于中共部队的直接威胁下，“使南京政府感到极不安全，面子上很不好看，所以，下决心要攻占苏中、苏北”⁽⁵⁷⁾。

7月4日，徐州绥署发出第二号作命，“以确保京沪津浦长江之交通，而达到确实拱卫首都安全之目的，应先肃清长江以北东台兴化高邮盱眙以南地区，及津浦路南段铁道两侧地区之匪，以利尔后之进剿”⁽⁵⁸⁾。担任此方向作战的主要是第一绥靖区所辖的整编第二十五、四十九、六十五、八十三师，及整二十一、六十九师各一个旅和二个交警总队，共12万人。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刚刚于6月间接替汤恩伯的职务，甫上任便受命进攻苏北。他决定先集中兵力攻占伸入国民党军队防线的如皋、海安等地，解除对北进的后方威胁，再行北进攻击盐城等地，然而就在他部署完毕，准备于15日开始进攻时，出乎其意料的是，他的进攻计划已为中共所获知，由于马歇尔对蒋介石的压力，迫使蒋下令暂缓行动，更使他被动的是，“由于我部的作战计划泄密，导致我部不能按计划行动。粟裕的部队首先向我部发起了进攻，造成我部被动挨打的局面”⁽⁵⁹⁾。

在苏北的中共部队是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1945年11月成立），下辖二个师、三个纵队，五万余人。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中央部署外线作战计划，赋予华中方面的任务是，“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国民党军，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出淮南，“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限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⁶⁰⁾。中共中央的意图是以此配合刘邓和陈毅出击外线的行动，争取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华东局据此于6月27日命令粟裕部留一个纵队在苏中牵制，主力集中西移天长整训，准备行动。

粟裕受命后，经过仔细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第一，如集中兵力在淮南地区作战，“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第二，如主力出击，苏中被国民党军占领可能性极大，“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政治、军事、经济影响均不利；第三，淮南国民党军实力较强，不如苏北好打，对初战获胜不利。因此，他建议“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⁶¹⁾。他的看法得到了华中分局负责人的支持，29日他们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强调“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建议仍在苏中作战⁽⁶²⁾。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在7月连续发电给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并华中局，提出：“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⁶³⁾苏北首先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至此确定。

虽然国民党军占据着数量和装备的优势，但粟裕没有采用中共部队通常采用的诱敌深入战法，而是选择在苏中前部主动出击，利用对手的骄傲轻敌，一战获胜，既可鼓舞士气，又可掩护作战准备，还可收战略侦察之效。他选择的初战对手是宣家堡、泰兴一线的国民党整八十三师孤立、分散部署的二个团，以一个师打一个团，形成6:1的绝对优势。7月13日，华中第一师遵令发起对宣家堡，第六师发起对泰兴的攻击，李默庵接到报告，事出意外，不知中共主力何在，没有及时派出增援，结果战至15日，宣家堡的一个团全军覆没，泰兴的一个团基本被歼。

苏中战斗打响，国民党统帅部急令徐州绥署各部按原计划发动进攻。16日，李默庵命整四十九师自南通的白蒲进攻如皋，整六十五师和九十九旅由靖江增援泰兴并攻击黄桥，整八十三师自泰县向东策应。他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自认“信心很大，决心很硬，严令各部要不惜代价，一举突破”⁽⁶⁴⁾。

粟裕部初战获胜，内线连续作战的设想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粟裕得知国民党军队的行动部署后，再次作出一个出乎对手意料的决定，将部队迅速由西转东，二天急行军一百多里，奔袭四十九师。17日，四十九师已到如皋附近，当晚，华中第一、六师和第七纵队发起突然攻击，整四十九师仓促由攻转守，损失甚大，至19日晚，右路第二十六旅被歼，师长王铁汉率师直突围而出。此时，整四十九师一〇五旅北上增援，整六十五师于18日占领黄桥，随后向如皋进逼，整八十三师于19日占领姜堰，粟裕部在国民党援军进迫下，被迫于22日放弃对进攻如皋的七十九旅的攻击，随后，又在23日放弃如皋，向北撤退，未能完成预想的作战目的。粟裕认为这是由于国民党军“有日美各种装备，弹药充实，有飞机配合。我军技术、战术均差，且兵团配合亦不协同，不能如愿圆满完成战役计划”⁽⁶⁵⁾。

国民党军占领如皋后，继续向北进攻，目标指向苏中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海安，因为拿下海安，便可使国民党军在苏中的防线取直，巩固长江沿岸的苏中占领区，确保长江通道的安全。李默庵以整六十五师附整二十一师新七旅由如皋北、整八十三师附二十五师一四八旅由姜堰东，两路向海安进攻，整四十九师一〇五旅向李堡进攻，30日开始行动。面对兵力居优的对手，粟裕决定实行运动防御，华中七纵于8月3日放弃海安。

占领海安，使国民党军实现了进攻苏中的战略目的，李默庵认为自己“打了胜仗”，而对手“大势已去”，“一时不会有大的行动”，遂命令部队抓紧时机，建立自泰州、海安直到海边的防线。而此时，中共华中部队主力就在海安东北休整，近者离海安不过十几里地，国民党却一无所知。正是由于对手的轻敌，使中共部队又抓住了一次机会。8月10日，驻海安的国民党整二十一师新七旅和驻李堡的整四十九师一〇五旅换防，粟裕即令华中第一师和第六师十六旅攻击一〇五旅，第七纵队和第六师十八旅求歼新七旅。当晚，国民党军在李堡交接当中突遭攻击，新七旅和一〇五旅各损失一个团。次日，新七旅另一个团又在开赴李堡途中被歼。

就在李默庵决定暂停进攻，调整部署之时，粟裕看准国民党军防线的薄弱处，率部南下对手的侧后，21日以第一师攻丁堰，第六师攻林梓，守军交通警察第七和第十一总队缺乏正规作战经验，除了一个大队突围而出外，余皆被歼。就在这同时，李默庵接令以驻扬州的整二十五师在西线北上攻击运河要地邵伯、乔墅、丁沟一线，策应国民党军对淮阴的进攻，粟裕则指挥所部西进如（皋）黄（桥）公路，攻黄（桥）救邵（伯）。25日，粟裕部在如黄路上遭遇自黄桥增援如皋的整六十九师九十九旅和自如皋开出接应的整六十五师一八七旅，粟裕当即决定以第六师攻九十九旅，以第一师和第二师第五旅攻一八七旅，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部署，战至27日，全歼这两个旅和如皋出援的一个团，获得苏中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1日，乘胜攻占黄桥。在西线，华中第十纵队顽强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虽丁沟、乔墅相继失守，但邵伯阵地仍能保持，而国民党方面因东线失利，影响军心，26日李默庵下令撤攻后退，“以主要精力巩固如皋、海安等地的防区，设置障碍，构筑堡垒，休整和补充部队”⁽⁶⁶⁾。苏中战斗暂告一段落。

国共两军苏中作战，国民党重在收复失地，解除中共军队对京沪一线的威胁；中共重在发挥内线优势，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因此，双方对作战结果的看法也不一致。战役历时一个半月，中共方面以损失1.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六个旅和二个交警总队，共5.4万余人（国民党方面统计为五个旅4万余人）。国民党战役指挥官李默庵认为：“我部虽然受到较重的损失，但是，实现了第一期作战计划。”⁽⁶⁷⁾中共则称苏中作战为七战七捷，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指示中称：华中部队“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⁶⁸⁾。对于中共而言，苏中作战带有战争初期战略侦察的性质，其成功的战略战术运用，对中共确立内线作战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起了重要作用。客观地分析，苏中作战，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粟裕能够抓住战机，连续作战，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胜面确实大于国民党方面。而且，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军事进攻势头正盛之时，中共在苏中战役中的胜利，对于坚定并鼓舞各战区与国民党作战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

2．皖北作战

与苏中相比，国民党在皖北的军事行动进展较为顺利。皖北战场分淮南和淮北两部分，部署在淮南的国民党军是其精锐主力第五军和整编七十四师五十八旅，作战目的是“确保津浦南段交通及首都安全”⁽⁶⁹⁾。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以四十五师为右翼，由六合攻天长；以九十六师为左翼，由来安攻盱眙；五十八旅为预备队，随右翼北进。7月16日，第五军开始北进。中共在淮南的部队是华中第二师，兵力装备上显然不及对手，地处孤立，又未能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而是采取了分兵防御的战术，使本已不足的兵力更形分散，在占据优势的国民党军压迫下，步步后退，处于被动，遭受严重损失。26日，四十五师攻入天长，29日九十六师占领盱眙，中共部队背靠洪泽湖，已无可退处，被迫向东转移至苏北淮安一带。

国民党在淮北战场的军事进攻由徐州绥署直接指挥，部署是：南路第七军由固镇向东面之灵璧、泗县、五河进攻；中路整五十八师由宿县、蒙城向北面之濉溪口进攻；整六十九师由宿县北之夹沟向东面之朝阳集进攻；北路整二十八师向徐州东陇海路两侧进攻；总的目标是从西、北两面进迫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便于随后在南面苏中、淮南国民党军策应下，三面合围淮阴。在淮北的中共部队是由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第七、八师和第二纵队，以及华中第九纵队，共五万余人。其作战计划是按原部署出击，在淮北寻机歼灭国民党军队一部，巩固苏北。

7月18日，国民党在淮北的军事进攻开始。在南路，第七军于22日占灵璧，28日占泗县，30日占五河。在中路，整五十八师于20日进占濉溪口，整六十九师于25日进占朝阳集。在北路，整二十八师于21日进至曹八集。陈毅抓住对手中路较为突出孤立的弱点，集中十三个团于27日攻击朝阳集，歼灭整六十九师九十二旅。此时苏中连战皆捷，陈毅认为：“现华中全境，苏中敌势已颓，淮南、淮北敌势正旺，”因此“决心在淮北打一二好仗，即可改变局势”⁽⁷⁰⁾。这种急于求成的想法，为其后作战不利埋下了种因。

朝阳集战斗之后，因北路国民党军队密集，“只能击溃，不能歼灭”，陈毅“决心以主力向灵壁、泗城找桂顽求战”。中共中央军委得知后，于8月3日指示陈毅：“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战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⁷¹⁾华中方面和山野内部也对先打泗县有不同意见，但陈毅决心已定，他以第八师主攻泗县城，第九和第二纵队分攻泗县东、西关，第七师位于泗县南阻援。这个部署使用兵力分散，攻城兵力不足。7日晚，陈毅部发起攻击，次日晨第八师攻入泗县城内，但守城的第七军一七二师为桂系主力，作战顽强，拼死抵抗，并借助优势火力反击，致八师伤亡严重，无力扩张战果，攻守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九纵和二纵对泗县东、西关的攻击均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因正值雨季，“火炮、辎重因雨水影响未及跟上，打援兵团又为河水所阻，无法投入攻城作战”⁽⁷²⁾，而第七军一七一师增援部队已突破阻击线逼近泗县，陈毅于9日决定后撤休整待机。

泗县战斗是淮北战场初期的关键一战。中共部队攻城未克，主力部队伤亡近二千五百人，这不仅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对部队的作战心态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国民党军借中共部队调整部署之机，迅速行动，导致中共部队在淮北、苏北均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3．两淮作战

8月10日，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为配合华东作战，以三个纵队出击陇海路豫东段，半月内占城五座，破路三百余里，威胁到徐州侧翼安全。徐州绥署在策定第二期作战计划时，不得不考虑这一情况，将作战重点置于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路东西两侧，以期改善徐州当面态势。徐西方面，以刚调来的精锐主力第五军和整十一师为左右两翼，分由宿县和黄口向砀山、夏邑进击；徐东方面，陇海路南侧由第八绥区夏威指挥整六十九师、整七十四师和第七军向宿迁进攻，陇海路北侧由第三绥区刘汝明指挥整二十八师向碾庄进攻，整五十九和七十七师向台儿庄进攻。

徐西方面，8月13日，整十一师自黄口向西攻击前进，19日再占砀山，21日第五军占夏邑，中共部队主动撤退。其后徐州绥署又命该两部配合郑州绥署的攻势，向鲁西南进攻。（有关鲁西南作战情况，详见下目）徐东方面，陇海路南整六十九和七十四师自西向东，第七军自南向北，21日发起进攻，直指宿迁、睢宁。整七十四师为刚投入战场的生力军，自恃兵精械优，一味冒进，与南路第七军很快形成对宿迁的夹击之势。陈毅部自泗县战后甚为疲劳，兼之对手又是重兵推进，遂决定暂避其锋，未作坚守之打算。8月27日，整六十九师占睢宁，29日占宿迁。陇海路北，整二十八师于22日占碾庄，整五十九师于9月2日占台儿庄，10月8日，又占峄县、枣庄。

自9月起，徐州绥署开始实施其第三期作战计划，重点是攻击中共苏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淮阴和淮安，以求尽早结束苏北战事，将中共部队压至陇海路北，再行山东作战计划。由于第一绥区作战不利，此期作战主要由淮北方面担负。其部署是：第七军由洋河向泗阳推进，占领泗阳后掩护整七十四师侧后安全，策应作战；整七十四师正面攻击两淮；整二十八师推进至洋河，为预备队；整六十九师守备宿迁。作战行动由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统一指挥。

经过前一阶段的作战，山东野战军转移至泗阳以东休整，华中野战军则在休整的同时准备攻击海安。面对国民党新的军事进攻，山野和华野之间在作战部署上出现不同意见。陈毅倾向于北移沭阳，而粟裕认为这样将使两淮空虚，一旦两淮失守，苏中与山东的联系将大受威胁，势将处于被动，建议山野在泗阳地区作战。这种不同意见，实际反映了自华东作战开始后，陈毅和粟裕在作战重点置于何处问题上的不同看法。陈毅强调淮北和山东的重要性，要求华中主力尽早北上作战。粟裕则更着重在苏中作战，认为如苏中“不断向坏的方向发展，于我不利，且部队拖来拖去亦徒增疲劳，着实不合算”⁽⁷³⁾。因此他不仅主张陈毅所部作战方向尽可能靠近苏中，而且认为“淮北如山东主力不南下，很难支持……对将来整个战局不利。建议山东主力迅速南下”⁽⁷⁴⁾。虽然陈毅受命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但他需要统筹各方关系，兵力的调动洵非易事，何况在战争初期，华中毕竟有很大的独立性，在兵力向什么方向集中的问题上，经过了反复的讨论⁽⁷⁵⁾。

对于华东战场的兵力使用，中共中央是在尊重战区指挥员建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的。最初，中共中央支持了粟裕的意见，指示华中野战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⁷⁶⁾。粟裕遂按照这个精神，部署攻击海安。然国民党军逼近两淮的现实，使苏北根据地处于危境，中共中央改变了方针，于9月9日指示粟裕，“目前各方敌情正在改变，无论将来向何方作战，似宜放弃海安，及时休整”。11日又致电粟裕等：“两淮危急，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⁷⁷⁾这表明中共在苏北作战方针的一大变化，华中主力北上作战的方针得以确定。

就在中共华中主力转移北上途中，山东野战军对国民党军的动向判断失误，将主力由泗阳北调，采取由北转西的作战方针，准备求歼由宿迁出动之整七十四师或攻睢宁，但整七十四师并未经宿迁出动，而是自运河西岸南下洋河，会同第七军从10日起进攻泗阳。山野不及调整部署，第七军于12日攻进泗阳。次日，整七十四师超越第七军，向淮阴发起猛烈攻击，守军虽是地方部队，但仍顽强抵抗。整七十四师借助优势火力，并由空军连日出动轰炸，17日进至淮阴城郊，复经二日激战，19日终于攻下淮阴。22日，整七十四师又占领了淮安。此时，山野和华野的主力部队均未能及时赶到战地，陈毅虽“五内如焚，力图挽救”，但终不能挽回两淮之失。

中共苏皖根据地首府淮阴失守，使国民党在苏北战场的军事进攻暂告一段落。此一阶段，国民党军将中共苏皖根据地压迫为自南向北沿运河以东的一条狭长地带，并对其形成了半弧形包围，迫使中共不得不作放弃苏北，向山东转移的计划。中共部队在作战中受到一些挫折，尤其是两淮失守，“由于事先缺乏思想准备，撤退非常混乱，损失不小，惊恐、埋怨情绪，一时相当严重”⁽⁷⁸⁾。至于失利原因，既有华野和山野兵力一直分散使用不能集中，也有对对手的进攻意图估计不确，还与陈毅在指挥中的失误不无关系。陈毅坦承：山野三月来未打好，“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⁷⁹⁾。但在整个苏皖作战过程中，国民党军注重的只是扩大占领区，故平均使用兵力，多点进攻，而未求歼中共部队的有生力量，虽然解除了中共部队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区的直接威胁，但并未能在战略上获得优势。

4．胶济路作战

全面内战爆发之时，国民党在山东只控制了济南、青岛和潍坊三座城市，大约占全省面积4％的地区。国民党在山东共有五个军，经略全省显然实力不够，因此，国民党在山东的初期作战目标主要为打通胶济路，建立济南、青岛两大城市间之联系，同时从徐州以一部进出鲁南，控制进攻基地，等待苏皖战事结束后，再会攻山东。

1946年6月，第二绥区制订了山东作战计划，以“贯通胶济路西段为目的。以一部确保济、青基地，而以主力编成东、西兵团，分由济南、昌乐，沿胶济路对进”⁽⁸⁰⁾。兵力部署为：东兵团为第八军，西兵团为七十三、九十六军，第十二军固守济南，第五十四军扫荡胶东，策应东兵团。6月25日，东、西兵团发起攻势，中共山东军区各部进行节节抵抗，但因实力不济，7月6日，国民党东、西兵团在张店西会合，打通了胶济路西段。继之，第八军于9日占淄川，七十三军于11日占博山，胶济路西段作战结束。

胶东方面，第五十四军自6月23日起由青岛北之城阳对即墨发动进攻，中共胶东军区部队进行阻击作战。城阳距即墨不过15公里，然因中共部队的坚强阻击，五十四军耗时10天，直至7月2日才攻下即墨。随后，五十四军以全部主力西进，10日占蓝村车站，12日占领胶县。此后转入休整。

9月底，第二绥区开始胶济路第二期作战行动，以“贯通胶济全线之目的”，“打通胶县至坊子间交通，并索匪主力而歼灭之”⁽⁸¹⁾。部署是，以第八军为西路，五十四军为东路，分自坊子和胶县东西对进。10月1日，第八军占昌邑，9日，五十四军攻占高密，次日与第八军会合，胶济路全线打通。

5．苏北作战

苏北战场经过短暂的平静之后，10月间大战又起。南线国民党第一绥靖区部队经过休整，于10月初开始自苏中向北进攻，由于中共华中野战军北调，战斗并不十分激烈，西线整二十五师于10月8日攻占高邮，控制了运河一线。东线整八十三师自海安北攻东台，26日占领东台，30日又占兴化。至此，中共在苏中的据点尽失，部队被挤压至苏北以盐城为中心的一个狭窄地域，处境不利。

在运河一线作战的同时，攻下两淮的国民党整七十四师自10月中起倾全力向东攻击涟水。涟水位于中共苏北尚存地区的中心，如涟水失守，不仅苏北无法立足，而且盐城北撤的后路将被切断，因此粟裕认为“必须彻底歼灭该敌，才能巩固涟水，保障苏中坚持之后路有所依托”⁽⁸²⁾。他部署在涟水进行坚决抵抗，华野第一、六师和九、十、十一纵均参加了涟水守备及外围运动作战。19日起，整七十四师分三路猛攻涟水，并以飞机大炮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持，与华中野战军发生激烈战斗。23日，整七十四师一部突入城内，双方以白刃战相拼，战况惨烈。经过反复争夺，华野终迫使整七十四师后退，至27日暂停进攻。此役中共部队付出伤亡六千余人的代价，其中包括十纵司令员谢祥军于10月24日战死城下，成为内战期间战死于战场的唯一一位中共野战部队纵队一级指挥官。

就在战场激战之时，中共华东部队内部有关作战战略战术的争论也在继续进行。由于前此分散作战的不利之处，华中野战军北上之后，粟裕等建议集中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得到了陈毅的赞成，陈毅还建议将两个指挥部合而为一，“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中共中央于9月22日复电，“同意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望即按此方针坚决执行”，并指示集中行动后，由陈毅担任司令员，粟裕担任副司令员⁽⁸³⁾。

对集中兵力作战的方针，华野和山野均无异议，但集中在哪一个方向，双方的考虑不尽相同。起初，陈、粟共同决定了一个首先在宿迁作战，然后西渡运河、恢复淮北的方案。然而此时，国民党在苏北发动军事攻势，在山东则占领峄县、枣庄，威胁山东解放区中心城市临沂。为此，陈毅认为：如临沂不保，全军供应困难，山东破碎，华中也难恢复，主张山野回鲁或全军回师入鲁作战。粟裕则认为，“两淮失陷后，华中局势即已严重……华中如不能坚持，则将使我大军局促于鲁中地区更为不利，造成山东莫大困难”，主张继续在苏北作战，然后出击两淮⁽⁸⁴⁾。这种分歧意见实际上是华东战事爆发后，华野与山野在主要作战方向置于何处上一直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⁸⁵⁾。

对于华东战场应以何方为作战重点的不同看法，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支持了粟裕的意见，指示陈、粟等人：“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开展局面，对淮海本身，对鲁南，对苏中，对配合刘邓均好”；“蒋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中共中央特别要求：华东各负责同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⁸⁶⁾。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仍未完全解决。涟水战后，华野留原地整补，陈毅率山野司令部和八师回鲁南，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整个华东局势，计胶济线、淮北、鲁南、苏中四个战场，目前不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彻底解决一面，战局难以改变。仍主张全力解决鲁南、鲁中之敌为主。”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敌既不打通津浦，又不切断陇海，而进攻临沂，其目的是欲调动我苏北主力北援（调虎离山），以便先解决苏北，然后以苏北、苏中主力（十二个旅以上）进攻山东，我们切不可上当”⁽⁸⁷⁾。这样，自9月两淮失守，到12月宿北战前，中共部队一直在苏北还是鲁南作战之间徘徊，“部队南调北移数次，虽也组织过一些战斗，但均未获得大量歼灭敌人的战果。部队打得很艰苦，也有不少损失，思想波动很大”⁽⁸⁸⁾。直到国民党军队在苏北继续向前推进，客观形势不得不要求中共部队集中兵力迎战，此一问题才得以最终解决。

国民党在苏北的军事行动于12月再度大规模展开，此时正值制宪国大进行期间，国民党急需战场上的胜利为自己打气。12月7日，徐州绥署发出第七号作命：“以迅速击溃共匪陈毅部主力于陇东以南地区，再向鲁南追歼其残余之目的，决先攻占阜宁……涟水沭阳……各要点，以利尔后之进剿。”⁽⁸⁹⁾具体部署为：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整十一、六十九师自宿迁进攻沭阳；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整七十四、二十八师和第七军进攻涟水；第一绥区李默庵指挥整六十五、八十三、二十五师进攻盐城；第三绥区冯治安指挥整二十八、五十一、五十九、七十七师在鲁南威胁临沂。

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仍以占领实地为目标。整七十四师自12月3日起再攻涟水，这一次他们避开涟水正面，改由侧翼突击，以伤亡四千余人的代价，于16日攻占涟水。与此同时，整八十三师于18日攻占盐城，整二十五师于27日攻占阜宁。

国民党军虽然在占领实地上得了便宜，但在宿北野战中却遭到重大损失。担任宿迁一线进攻的国民党军右翼为整十一师，自宿迁进攻沭阳；左翼为整六十九师，自宿迁进攻新安镇。这一路被认为对中共威胁最大，因为“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⁹⁰⁾。而整六十九师是由三个原建制不同的单位组成，战斗力及协同作战能力均较差，因此陈毅和粟裕在提出多个方案反复考虑之后，决定先打整六十九师。作战部署是，由谭震林统一指挥涟水、盐城方向的华中部队，尽可能牵制当面国民党军，粟裕则指挥山野第一、二纵队、第七、八师和华野九纵共三倍于整六十九师的兵力，秘密行动，隐蔽开进，在对手尚未发现自己的意图时，于15日晚突然出击，切断了整六十九师与整十一师之间的联系，将整六十九师分割包围于宿迁北人和圩一带。整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言大而夸，“平时侈谈战略战术滔滔不绝”，然缺少实战历炼，“遭此不意袭击，张皇失措，无法对付，部队陷于混乱”⁽⁹¹⁾。近在咫尺的整十一师非但未能解救戴之奇，反因其在整六十九师右翼的二个团弃守阵地时未通知整六十九师，而使整六十九师师部所在地人和圩更陷于重围之中。战至19日晨，整六十九师三个旅二万余人被全歼，师长戴之奇自杀，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也因而丢了官。

宿北战役首开内战以来中共部队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三个整旅的记录，这是中共在华东战场一大胜利。这也是中共华中与山东野战军统一行动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上下都极为关注。中共中央严令“只许打胜，不许打败”⁽⁹²⁾，这对于一贯重视下属主观能动性的中共来说，并不多见，可见中共对此役的重视。此役之胜，对中共华中与山东两大部队此后顺利协同作战、积累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提高民心士气都具有重要意义。粟裕认为：此前，中共在苏北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战役将决定我们能否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将战役的主动权夺取到手中”。因此宿北战役“可以说是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开端……是胜利实现这一转折的标志”⁽⁹³⁾。此战之后，华东战场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陈毅“长期抑郁的心情为之一扫”，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要尽量保持华中盐阜地区，我未能贯彻集中大兵力的主张，数月来，用于钳制的兵力太大，今后当可多用兵去突击（由于华中城镇沦陷，包袱放下）。”“过去的问题是山东部队常不安心南下作战，华中部队亦不肯入鲁作战。数月来的矛盾，由于战局演变，现已解决，今后可集中从鲁南向南打。部队编制、番号均须统一。一面作战，一面正商讨整编办法。”⁽⁹⁴⁾虽然中共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最终被迫自苏北撤向山东，但在这一转战过程中，中共不仅没有在有生力量上受到大的损失，而且保持了部队的高昂士气与战斗力，这在战略防御的一方并不是容易做到的。

国民党军队苏中、苏皖、两淮、苏北作战的结果，于损兵折将的同时，基本完成了其最初的作战计划，最大的收获是占领了苏北全部县以上城镇，将中共主力部队压过了陇海路，既解除了中共对长江南岸南京、上海一带的直接威胁，又为下一步山东决战准备了条件。李默庵认为：“由于双方作战目的不一样，各自评价也不一样。我当时奉命作战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驱走解放军，维护占领区的安全。所以，尽管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军对南京政府的威胁。从这点上看，我部达到了作战目的。由于我指挥的部队较多，损失一些，也算正常，南京政府从来没有怪罪我什么。”⁽⁹⁵⁾然而他也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采取的是分进合击，稳扎稳打的正规战法，但是因为各部队之间的战斗力不整齐，战力强的部队容易受战力弱的部队拖累，加之指挥官麻痹大意，骄傲自信，又不能集中兵力，优势变成了劣势，战斗中吃亏甚多。

尽管如此，苏中、苏北作战对国民党军队确立对中共的战略优势地位并无多大裨益，其中关键在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目标大多局限在占领实地，各个部队为了确保自己任务的完成，只求占领上级规定的要地，而对当面中共部队则都乐于推至其他部队的作战地域，这种战术使中共部队有生力量未受大的损失，而国民党军队每占一地必分兵守卫，反赋予中共部队灵活运用、任意打击国民党军队驻守各点的机会。国民党军队在苏北战场投入兵力虽数倍于中共，但主攻方向不明，缺乏协同与策应，“兵力虽较优势，但均胶着于据点，致决战方面，兵力反较敌为劣”⁽⁹⁶⁾。然而当时国民党仍然陶醉于苏北的军事进展之中，其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华东主战场即将转入山东境内。

四　华北战场的风云" class="reference-link">四　华北战场的风云

华北战场是国共争夺的重点之一，自抗战结束之后，华北战场便一直冲突不断。停战协定签订后，华北战场暂时得以平静，及至全面内战爆发，华北的战火再度燃起。不同的是，中共在华北战场一度占据着军事主动地位。

1．北线作战

华北北线国民党军分为第二（山西）、第十一（河北）、第十二（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战区。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在华北除了晋南和豫北有攻势外，其他地区暂取守势。中共方面，赋予华北部队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即首先集中晋察冀四个纵队主力出击平汉路北平石门（石家庄）段，相机占领保定与石门两城；然后以晋察冀主力入晋，会合晋绥部队夺取正太、同蒲两路，相机夺取太原与大同两城；这样将使中共华北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可西接陕甘宁，东接东北，确立中共在华北的战略优势。因此，中共中央强调此一计划“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⁹⁷⁾。就国共在华北的军事实力对比而言，中共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显然脱离了实际，同时高估了己方力量，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和决心。

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共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和晋绥军区贺龙等负责人认为，如果同时出击三路四城，则兵力不易集中，建议先打大同，再战平汉路，末战正太路。大同位于国民党华北三个战区的结合部，其兵力调动不易迅捷，而且经过前一阶段的晋北作战，大同已陷于孤立，如攻下大同，则晋绥到晋察冀的交通得以畅通，并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因此这一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首肯。

大同为著名煤都，三面环山，筑有四郊、外廓和内城三道防线，易守难攻。守军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指挥的三个师及零散部队两万余人。楚溪春判断中共部队为有备而来，而大同至太原铁路已断，增援不能北上，东西援军则分属另两个战区，能否及时赶到难以预料，因此作了困守的准备，事先即储存了大量粮弹。大同城池设防坚固，阎锡山部队接收后，增挖深12米、宽16米外壕一道，并以暗道通入城内，同时筑有侧防工事，控制壕内。城外要点均以碉堡和壕沟构成防线⁽⁹⁸⁾。防守部署考虑到“若将兵力分散，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虑”，因此要求“选择要点而占领之”，主动放弃了若干城外据点，收缩至城郊，依托核心据点和坚固工事，划定责任区据守⁽⁹⁹⁾。尽管大同守军成分复杂，建制混乱（两万人的部队，单位则有七八个之多），但在一定的协调准备之下，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

作为大同攻击战的序战，7月20日，中共晋察冀部队开始攻击应县，但历时20天攻击四次未克（后来直至大同战役结束也未能攻下），此一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8月1日，他致电聂荣臻、贺龙等人，提出：“应县久攻不下，你们对攻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估计到。”同时，他还请自北平回晋察冀的罗瑞卿向聂、贺等人转达了他的先打平汉路的意见⁽¹⁰⁰⁾。然而毛泽东的提醒和意见未能引起前线将领应有的注意。8月2日，聂荣臻在阳高主持晋察冀和晋绥军区联席会议，会上多数人认为大同已成孤城，守军战斗力不强，估计一个月内可以解决战斗。会后调集了晋察冀五个旅和晋绥四个旅的兵力，以四个旅攻城，五个旅打援，战役前线指挥部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和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分任司令员和政委。实际上这九个旅并非全建制参战，尤其是攻城部队总人数不到两万人，与大同守军人数相比并不占优势。而且由于整个作战准备时间不够充分，又是两个方面联合作战，联络不能得心应手，为失利埋下了伏笔。

8月初大同攻击战打响。中共部队经一周作战，基本攻克了外围据点，守军收缩至城郊。14日，中共部队以十三个团的兵力对大同近郊和城关据点发起攻击，由于守军“依托坚固工事、充足的弹药和复杂交错的碉堡群进行抵抗”，而中共部队“由于没有攻坚经验，火力不强，仅用手榴弹和梯子攻敌人的碉堡，效果不大”。大同矿区虽然有充足的炸药，但“没有利用爆破进攻。近郊作战打得非常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许多据点得而复失，形成拉锯”⁽¹⁰¹⁾。直到9月4日，才攻至城垣。

大同被围后，因为阎锡山困守太原，自顾不暇，8月9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告以“大同部队应归兄指挥，如此则调配补给皆易生效，如兄以为可，则中即电阎长官照办，此乃有益大局之事，兄自无须推辞也。……至如何空运交警部队及武器增援，请兄主持定夺，概可照办”。次日蒋电阎锡山称：“大同情势日急，该处作战似由绥远方面负责指挥为便，……中意大同方面之指挥，就近暂归第十二战区之战斗序列为宜。”⁽¹⁰²⁾此在蒋为一举两得，既可促傅速援，解大同之围，又可在傅、阎间打入一个楔子，便于居间运用。此着果然生效。傅作义因大同划归自己指挥，增援颇为积极，而阎锡山因大同危在旦夕，对这块肥肉落入他人之口也不便表示什么。8月底，傅作义在先派出一个交警大队空运大同后，下达了增援大同的作战计划，“以夺取集宁，威胁张垣，并解大同之围之目的，即以战区主力，分途向集宁攻击，并相机捕捉匪军主力于丰镇附近，予以歼灭之”。具体部署为，中路以暂三军攻击平绥路之卓资山，北路以暂骑第十二、十四纵队攻击集宁，南路以三十五军攻击归绥丰镇公路上之香火地，俟后会合攻击丰镇，解大同之围⁽¹⁰³⁾。

9月1日，傅作义各部开始自归绥向东攻击前进。中共事先未估计傅部会全力援大同，打援准备不足，部队猝不及防，5日傅部暂三军占领卓资山，由于其他各部距离尚远，傅改令暂三军攻击集宁。面对傅部积极东援的态势，中共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对大同暂取围困之势，集中七个旅四万部队打击傅军。7日，暂三军绕道进抵集宁城下，发起攻击，而中共部队因联络不畅，8日晚才得知此信息，随后各部陆续到达集宁四周，自10日起双方在集宁城郊展开激战。傅部一面抵抗，一面攻城，各据点有反复争夺至五六次者，由于中共部队占据了兵力优势，战况渐对傅军不利。9日，傅部主力三十五军到达卓资山集结，然因情况不明，未能及时向集宁前进，暂三军陷于苦撑之境，由于空军的支持，也由于中共部队没有组织连续进攻，使其得以稳住阵脚。

12日，傅部三十五军一〇一师开始东进增援，暂三军一部攻入集宁城内，此时中共部队如能集中兵力一鼓而下集宁暂三军，则形势有利，但此时前指决定调兵打击三十五军，结果导致兵力分散，而且因为是临时决定，部署、协同、联络等问题均不能及时解决，甚至连对手的位置也不十分清楚，结果打援计划未能实现，集宁战场也陷于胶着。这是中共部队此役关键的一次失误，傅作义其后总结时认为：“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一个是侥幸。”⁽¹⁰⁴⁾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13日中共前指决定撤出集宁。聂荣臻认为“我如仍以重兵屯驻于大同坚墙之下，已属不利”，因而“决心撤除围攻大同之部队，以便迅速休整，准备执行新任务”⁽¹⁰⁵⁾。大同遂于16日撤围。

大同、集宁作战，中共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集中兵力并确定作战重点。中共在大同战场的兵力本居一定优势，但由于重在攻城，且对国民党军队守城决心与攻击坚固设防城市的困难估计不足，攻城战术有误，导致久攻不克。在集宁作战中，又未能集中兵力一鼓而下，轻率分兵，导致战场形势胶着，不得不撤出战斗。聂荣臻这样评价大同战役：“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在攻城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打援上，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前来救援大同的敌人，那后果就会大不相同了。起初虽然我们部署了五个旅准备对付傅作义的增援，但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这一点是不明确的。再加上后来集宁方面战场指挥的错误，就导致了这次战役的失利。”⁽¹⁰⁶⁾当时作战的指挥者之一罗瑞卿认为：“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这是起了战略性的影响的。主要的还不是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主要的是影响了冀察晋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是没有明确的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相当典型的战例！”⁽¹⁰⁷⁾

中共大同作战失利，立即导致中共华北区中心城市张家口处于危境之中。9月中旬，北平行辕制订张垣（张家口）会战计划，“以收复张垣，打通平绥路，巩固华北，截断共匪国际通路之目的，以十一、十二两战区主力，分沿平绥路及其两侧地区，东西并进，向张垣攻击，以东北兵团之一部，分别进出赤峰、围场及独石口各附近，策应张垣攻势，并遮断匪北窜退路，将匪包围而歼灭之”⁽¹⁰⁸⁾。根据此一计划，东线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第十六军由南口、五十三军由怀柔进攻张家口，九十四军集结于沙河，准备出击怀来南侧，对张家口形成包围之势。十六军率先出动，于9月29日起，从南口、青龙桥向怀来方向攻击前进。

自大同作战失利后，中共即已估计国民党军将向张家口发起进攻，面对对手的东西夹击战略，兼之己方部队因大同之战伤亡较大，甚为疲劳，聂荣臻等晋察冀军区领导人本“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然而，由于华北方面初战不利，中共中央指示“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¹⁰⁹⁾。遵此，晋察冀军区以主力二个纵队置于东线，以一个纵队置于西线，另以一个纵队出击平汉路，准备以防御作战结合运动作战，打击进攻的国民党军队。

9月30日，国民党第十六军进占平绥路要点康庄，并经整顿后于10月3日开始猛攻怀来，中共部队一面节节抵抗，一面发起运动反击，致十六军苦战一周而仍无进展。此时，五十三军经激战于11日占领延庆，九十四军之四十三师进至怀来南之长城线。就在东线激战之时，西线傅作义部却坐山观虎斗，按兵不动。傅作义曾于9月24日飞大同视察后致电蒋介石，称：“大同守军经四十余日之苦战，均已疲惫不堪，且该部素乏攻击训练，势难再赋予第二任务。”⁽¹¹⁰⁾傅明知蒋已令其攻击张家口而如此说，一面是对他增援大同期间第十一战区不予配合行动表示不满，一面也是借机向蒋提高要价，而蒋也只有重施故伎，将张家口划入第十二战区管辖，诱使傅积极行动。

傅作义在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后，积极部署进攻张家口的行动，企图乘中共主力“与第十一战区部队在怀来方面作战，而张垣西侧防务空虚之顷，尽速秘密移师东进，夺取张垣”⁽¹¹¹⁾。他采取声东击西战法，一方面令部下在大同扩大番号，采办军需，造成将由大同沿平绥路正面东援的假象，而以董其武指挥三十五军的二个师和暂三军一个师及骑兵集团秘密集结于集宁地区进行演练准备，并以三十五军和暂三军各一个师为二梯队在大同随时准备增援。傅充分发挥骑兵在塞外的作用，令董部绕由长城外荒芜之地向张家口以北疾进，保证了行动的迅捷与出人意外。由于中共事先估计傅部出动将在怀来攻下之后，援军将走平绥路，而且援军数量不会很大，因此西线部队大部位于平绥路待命，不料傅部避开铁路，由北面直扑而来，9月27日袭占兴和，10月6日占尚义，8日傅部骑兵直下张北，中共守城部队只有一个连，不得不退出。张北位于张家口以北不过百余里，此处一失牵动张家口形势顿趋紧张。东西线中共部队临时调动已缓不济急，10日傅部进至长城要隘狼窝沟，张家口完全处于其威胁之下，当晚中共晋察冀各机关仓促撤离，次日，傅部进入张家口。

张家口既失，平绥路阻击战也失去意义，中共部队主动撤退，国民党西线部队于12日占宣化，东线部队于13日占怀来，14日在宣化东会师，打通了平绥路。随后继续向南北扩展，至11月初，北线先后攻占了商都、新明、康保、宝昌等地，使热、察、绥三地交通得以贯通；南线则占领了蔚县、广灵、阳原等地，使大同周边态势得以改善。

张家口作战实际是大同、集宁作战的延续，对国民党而言，打下张家口是其既定目标，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大同和张家口先后划归第十二战区管辖，调动了早就想向华北中心腹地发展的傅作义的积极性，傅则运用了适当的战略战术，并充分发挥了奇兵的作用⁽¹¹²⁾。因为傅作义的部队多年跟随他，彼此熟悉，指挥运用得当，协同能力明显好于所谓中央军⁽¹¹³⁾。几仗打下来，傅作义颇为自负，他在部队长会议上声称：“无论如何今天和共产党作战，比过去和日本人打仗，容易的太多了。”⁽¹¹⁴⁾他还特意让其新闻处副处长阎又文捉刀起草了一份《致毛泽东的公开电》，自吹自擂：“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¹¹⁵⁾

对中共而言，张家口是中共所占的有数的大城市之一，虽然有了撤离的准备，但在东线阻击成功的情况下，为傅作义部所乘，导致张家口的过早丢失，确有失误之处。内战开始，华北几仗中共部队打得都不理想，“有些同志震惊于张家口之失，议论纷纭”，“由此产生的埋怨情绪，甚至对战胜蒋介石缺乏信心”⁽¹¹⁶⁾。事后总结，罗瑞卿的意见可为代表：失利原因，“一个是远的，叫和平幻想，备战不足，和的工作作得太多了，备战工作太少了，复员过多直接影响到战争，练兵工作我们没有抓紧，军工建设也没有大力进行，当时张家口那样好的环境，我们连手榴弹迫击炮弹也没有多准备些”；“近的原因，主要是在军事指导上，初战没打好，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战役指导上和战术指挥上均存在问题”⁽¹¹⁷⁾。

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以及在此前后占领安东等城，使当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控制区城市数达到63座，可称其进攻的顶点。10月17日，陈诚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对国民党军事行动作了乐观的展望。他认为，张家口收复后，冀察热绥以及晋北均可联系起来，对战略有很大的影响。当有记者问及内战前景时，陈诚自负地说，如果迫不得已而作战，我想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对于交通，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¹¹⁸⁾。但张家口之战的影响不仅是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中共以国民党军是否停止攻击张家口作为能否继续维持国共关系的条件之一，而国民党军攻下张家口的当天，蒋介石得意之余，宣布如期召开国大，导致国共关系急转直下，从此再无挽回的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家口之战是全面内战爆发初期的标志性战役之一。

大同、张家口作战是华北战场北线的西路，华北战场北线的东路是热河作战，不过热河位于华北与东北的结合部，国共双方在此的作战都由东北方面负责，而又与华北密切相关。

承德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攻击重点之一，还在上年底，承德即发生激烈战斗，只是由于停战令的颁布，才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停止前进，为此，东北国民党军指挥官杜聿明一直心有不甘。关内打响之后，国民党在东北方面暂时维持了和局，而将东北部分兵力转用于热河，企图拿下承德，截断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大区之间的联系，并保证东北的侧翼安全。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为热河的行动调动了第十三军和九十三军，又加上了第十一战区的第五十三军，共三个军的兵力，而中共部队则只有冀热辽地方部队七个旅，就军事实力而言，显然不及对手，因此中共也没有准备在承德地区与国民党军队硬拼。8月下旬，第十三军担任主攻，由凌源沿锦承路进攻承德，五十三军和九十三军策应，分由绥中进攻都山（今青龙）、由锦西进攻凌南（今建昌）。28日，十三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随后，第十三军负责热河守备，五十三军和九十三军转向冀东卢龙、迁安方面进攻，第十一战区出动第十六、九十二军由平北之怀柔、密云向平谷、遵化进攻，九十四军由唐山向丰润、玉田进攻，整六十二师由滦县向乐亭进攻，企图全面解决冀东中共部队，安定东北后方和平津侧翼。至9月底，国民党军在冀东占领了十余座县城。张家口作战期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又以第十三军和九十三军出动配合作战。10月7日，十三军攻占围场，然后转向西进，12日占领多伦，17日占领沽源，与察境之国民党军打通联系，同时九十三军于10日占领了热河中心城市与交通枢纽之赤峰。然而就全盘战局而言，热南冀东的作战并不是国共双方关注的重点。

2．南线作战

华北战场南线主要指以豫东、豫北、鲁西南为中心，包括晋南部分地区的作战地域。国民党方面以郑州绥署刘峙所辖兵力为主，并得到徐州绥署薛岳部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的支持，中共方面则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承担该线作战任务。由于该区域地理位置处于华北北线、华东和中原诸战场的结合部，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共双方在此线的作战，除了攻与防之外，还有牵制、配合其他战场作战的目的。

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根据其全盘部署，赋予晋冀鲁豫刘邓部的任务是，“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开（封）徐（州）间陇海线之占领及豫东、淮北各城之占领全归刘邓薄（一波）负担”⁽¹¹⁹⁾。此一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出击陇海路，切断国民党徐州和郑州两大军事集团间的联系，分散国民党军兵力，沟通中共晋冀鲁豫和华东两大区的联系，从而配合华东以至全国战场的作战。根据这个指示，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三个纵队首先出击豫东。

国民党在豫东的兵力部署极为单薄，只有战斗力不强的前西北军刘汝明部整五十五和六十八师及一些地方部队，分布在陇海路开封至黄口段及豫东广大地区。“惟因正面过广，处处形成空隙；且地当徐、郑两绥署之结合部……仓促应变，难期发挥统合战力”⁽¹²⁰⁾。8月10日夜，刘邓以三个纵队分左、右两路向陇海路沿线突然出击，当夜左路攻占砀山，右路攻占兰封，控制了百余公里铁路沿线地区。随后继续南下豫东，半月内连占杞县、虞城、通许等地。迫使国民党调华东战场的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和在豫西的三个整编师分从东西两面驰援。在国民党东西对进的军事压力下，加之“作战半月，伤亡五千余，已感疲惫，亟待休整”⁽¹²¹⁾，刘邓部队遂撤回陇海路北，结束了此次作战行动。

陇海路两侧战事虽告一段落，但蒋介石判断“刘伯承部经各部反击，伤亡惨重，开始向北溃退”，因此于8月底下令徐州、郑州两绥署发起对中共冀鲁豫区的攻势⁽¹²²⁾。国民党军队摆出钳形攻击态势，东线以徐州绥署所属之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率第五军、整十一师及新二十一旅，自虞城、砀山一线向北出动；西线以郑州绥署所属第五绥区孙震部整三、四十七师为左翼兵团，第四绥区刘汝明部整五十五师和六十八师的一一九旅为右翼兵团，自考城、兰封一线向北出动，另以整四十一师自长垣东进，掩护北侧安全，各部进攻的中心目标是中共冀鲁豫区的中心城市菏泽和定陶。为了显示进攻决心，刘峙将郑州绥署前进指挥所设于攻击出发地考城，将第四、五绥区司令部由许昌和驻马店前移至兰封和开封，就近督导攻势。8月底9月初，东西两线部队开始攻击前进。

面对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中共中央指示刘邓以整三师为打击重点。因为西线国民党军队实力不及东线（两个师不过1.7万余人），整三师又是其中唯一的嫡系部队，如能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聚而歼之，估计其余各部将知难而退。为此，刘伯承、邓小平调回原在豫北的一个纵队，集中全部主力四个纵队，预备在鲁西南歼灭整三师。恰于此时，刘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或许是因为攻击途中并未遭到大的抵抗，他令原为齐头并进、会攻定陶的整三师和整四十七师分别攻击菏泽和定陶，使两部之间的距离拉大到二十余公里，与其他部队相距至少也在三十公里开外。事为中共部队侦知后，刘邓立即决定改变原定作战时间与地区，提前开始围歼整三师的行动。

9月3日，晋冀鲁豫野战军诱使整三师进入定陶西南天爷庙预设地区，以第二、六纵队为右集团，第三、七纵队为左集团，实施向心攻击。刘峙得知整三师被围，急令各部迅速增援，但为晋冀鲁豫阻击部队所阻，整四十七师离整三师不到十里，仍未能会合。整三师方面，战至6日晨，大部被歼，师长赵锡田见增援无望，于当日午后率余部突围，结果于混乱中全军覆没，赵本人被俘⁽¹²³⁾。随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乘胜追击，又歼灭退却中之整四十一、四十七师各一个旅。至9月8日，国民党军退回进攻出发地。定陶战役，国民党损失一个整编师及二个旅，共1.7万余人，被中共誉为“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¹²⁴⁾。此役之败，国民党指挥无能、协调不周、将无斗志、兵无士气的诸多弊病暴露无遗。刘峙轻率下令改变攻击目标，导致战线出现漏洞，而在一部被围的情况下，增援部队又迟迟不能到位（最近者不过相距五公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结局。国民党统帅部恼怒于刘峙的指挥无能，于9月14日下令免去他的郑州绥署主任职务，改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郑州绥署主任。

由于中共的攻击重点在西线，东线国民党军的行动较为顺利，9月初起先后进占单县、城武、鱼台、金乡，12日攻占定陶，20日攻占菏泽，完成了预定作战目的。接着，第五军和整十一师北、南两路，沿菏泽、济宁公路自西向东行动，作战目标进一步指向巨野、嘉祥。由于整十一师态势稍为突出，部署较分散，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以一个纵队牵制第五军，集中三个纵队寻歼整十一师。9月29日，第五军首先与阻击部队接战，晋冀鲁豫二纵以龙堌集为核心，顽强抵抗十天，第五军前进不过十余里。与此同时，晋冀鲁豫三、六、七纵从10月3日开始攻击整十一师，因整十一师几次变更部署，攻击扑空。6日，晋冀鲁豫三、七纵猛攻张凤集，与守军1团展开逐屋争夺，双方战线犬牙交错，均有惨重损失。奉令解救的第五军激战竟日，终未有大的进展。整十一师师长胡琏对第五军进展缓慢甚为不满，如果不是整十一师战斗力较强，必定重演定陶战役之一幕。结果整十一师还是靠自己的力量，于次晚以两个团接应张凤集守军余部突围而出，全师集中一处，方免被歼之命运。此后，国民党统帅部感到鲁西南作战地域分属两个绥署在指挥上的不便，将其全部划归郑州绥署指挥。郑州绥署于10月下旬集中八个整编师兵力，继续在鲁西南追踪刘邓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甄城以南歼其一个旅后，主力避其锋芒，主动撤过黄河，至濮阳一带休整。

在晋南战场，郑州绥署所属的第一战区胡宗南派出四个师，北渡黄河自运城沿同蒲路北进，期与介休南下的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会合，打通同蒲路南段；中共则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部在晋南作战，任务是夺取同蒲路南段若干县城，沟通与晋绥区的联系⁽¹²⁵⁾。7月上旬，胡宗南部进入山西，连续占领同蒲路上之闻喜、侯马、曲沃等地。陈赓部首先于7月中旬歼其一个旅，接着于8月下半月在同蒲路南段临汾以北地区，连续攻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五城，控制了同蒲路南段，又于9月24日在临汾、浮山公路全歼了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部整一师第一旅五千余人。不出3月，陈赓部三战三捷，受到中共中央的嘉奖，陈赓因而和粟裕一道被誉为中共新起的军事家。

豫北战场，郑州绥署为巩固平汉、陇海两路安全，策应鲁西南作战，由整二十六军军长王仲廉指挥四个师，先于9月底占领了平汉路东的道口、浚县等地，再于10月中旬占领平汉路西的焦作、博爱、沁阳等县城，下旬占领鹤壁，结束了豫北作战。

华北南线以鲁西南为中心的作战，国民党军队占领县城二十五座，并将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暂时抑制在黄河以北，但国民党军队为此被牵制诸多兵力，战略上也未达成其预期目的。其战史承认：“国军两绥署投入之兵力达三十余万，以优势战力居外线之有利态势……惜因缺乏统一之指挥、齐一之行动，虽屡有斩获，但亦损兵折将。”⁽¹²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