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汪精卫集团谋求对日妥协"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汪精卫集团谋求对日妥协

一　低调俱乐部" class="reference-link">一　低调俱乐部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绝大多数中国人毅然选择武装自卫的道路，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然而，也有一些身居要职的民族败类，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竟认贼作父，投敌卖国。汪精卫等人即是最典型的代表。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号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后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并在广州、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居于决策高层。卢沟桥事变时，他正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面对日军侵略，他胆战心惊，力图妥协。然而见到全国抗日洪流汹涌澎湃，他又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骗取民众的信任，曾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讲话，声称：“最近卢沟桥事变突发，危急情形，更加严重……国难如此严重，救亡图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⁷⁴⁾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汪精卫曾一度四处为抗日唱高调，声称：“中国今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惟有抗日才能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惟有全国同胞一致的自动牺牲之精神，从事抗战，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⁷⁵⁾“敌人在政治上有一个最毒的策略，就是拿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兵，来杀中国的人；拿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士大夫，来统制中国的人……只有不成材料几个最无赖的人，才肯做傀儡。敌人要学从前满洲进兵利用中国士大夫统制中国人的办法，是绝对做不到了。……现在全国人民精诚团结，那个士大夫变节，立刻认他作汉奸，不齿于人。”⁽⁷⁶⁾尽管汪精卫一再于公众场合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言论。然而，由于他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于是便利用抗日宣传的缝隙，巧妙散布“亡国论”的论调。

1937年7月30日，日军攻占北平。当晚，汪精卫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在回顾近年来中日关系时，他说：“我们知道日本对于中国是侵略无已的，自九一八以来，对于中国是一步一步的杀进来。”但中国只有“一步一步的后退”。原因何在？他解释说：“因为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在侵略。”讲话中还专门分析了缔结《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的原因，说当时政府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忍辱负重”，“确是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仍然忍下去，让下去，当时所以如此，是想使日本进得慢些，我们退得慢些”⁽⁷⁷⁾。这些言论，不但是为战前的妥协外交作辩解，而且也宣传了中国不敌日本的亡国论调。

8月3日，汪精卫再次发表广播讲话，强调“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他说：“中国宋末、明末曾两次亡国，其亡国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于不说老实话，心里所想与口里所说，并不一样。”怎样才算说老实话呢？他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败于德国，几乎亡国，德国败于协约国，也几乎亡国的例子，说明其终究未亡的原因，是“肯说老实话”。他对此大加发挥：“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格局来。这种做法，无他巧妙，只是说老实话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谓说老实话，就是“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⁷⁸⁾。这些话的意思是：“和”只有暂时吃亏而已，事后可以“有所以抵偿”；而坚持“战”，就会“败个不已”。

在宣扬“抗战必败”理论的同时，汪精卫还不断通过渲染战争恐怖来吓唬国民。他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那就只有“牺牲到底”了。“‘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有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等到“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⁷⁹⁾。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式上，他进一步鼓吹战争的残酷：“一年来，破碎的山河，没有一处不染满了我们同胞的血痕。今年三月……据军政当局的报告，武装同胞死伤之数，已达五十多万。如今又过了三个月了……武装同胞死伤的数目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也可以推想而知。”“至于非武装同胞，在沦陷区域内，死于飞机之轰炸，大炮之轰击，机关枪之扫射，步枪之射击，刺刀之刺杀，其数目一时更不易统计。即在后方区域，一样的也日日在飞机轰炸之下不断流血”。“一切武装同胞非武装同胞的血，从前流着，现在流着，未来还要流着。”⁽⁸⁰⁾这番言论虽没有公开提出对日妥协，但已强调抗战必定要“牺牲”，以“牺牲完了”暗示“再战必亡”。在汪精卫眼中，对日抗战，除了“死”和“流血”以外，别无所有。

汪精卫不仅在公开场合支持和散布关于抗战的“低调”，在国民党高层之间也一直主张对日议和。

1937年8月4日，汪精卫借口报刊关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将南来的报道致函蒋介石，迫不及待地主张国民政府应当主动对日谋和，他说：“今日仅为应战而非求战，彼既来，既先开口，我无不应之理。故此时努力于谈判公开之外，尚须坚决负起责任，如认谈判所开绝对不可接受，则负起战之责任，要求全国一致效死；如认谈判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要求全国赞成，即不赞成，亦要求必不反对。总之，此时吾党所能望于国民者，得其谅解而已。至于责任，则非吾党负之不可。至于谈判所开内容，此时虽未探悉，然以意测度，可归为数个方式，恕未能详叙，如承赐见，当继续敷陈也”⁽⁸¹⁾。汪精卫还面见蒋介石，转告胡适等人提出的和议意见。在答复汪时，蒋介石“以为军心摇动极可虑，不可由彼呼吁和议，亦不可变更应战之原议”⁽⁸²⁾。对此，汪精卫颇不满意。对于当时中、苏之间洽商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汪精卫认为将导致中日之间走向全面战争而失去议和机会，因此直接表示“怀疑”⁽⁸³⁾。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签署后，汪又于23日致函蒋介石，称：“中国接受俄之援助，且力谋其援助之加强，实为当然。而对于日本，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此绝非心怀两端，实乃孤舟出险所不容不采之手段也。”⁽⁸⁴⁾周佛海投敌后曾公开承认：“在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坚确的认识之下，我和几位朋友，就一面设法约人直接向蒋先生进言，一面设法传布我们的主张。汪先生的主张，是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⁸⁵⁾

应当指出，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许多中国人的政治立场面临新的抉择。以原改组派为主体的汪精卫集团，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些人走上了抗战道路。同时，原属蒋介石集团的一些人却被日军吓破了胆，对抗战前途悲观丧气。此时，汪精卫不断鼓吹的抗战失败论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并促使他们转投汪精卫麾下，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就是其中的代表。

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一度信仰过共产主义，后投靠国民党，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步步升高，进入蒋介石的智囊团，成为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1931年，他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后历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南昌行营政治训练部主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周佛海正参加蒋介石、汪精卫主持的庐山谈话会。他对蒋介石的抗日言论感到迷惑，认为蒋介石是“绝顶聪明的”，目前朝野上下都在“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蒋介石不能不附和，而且调子还要唱得比别人更高，只有这样才能压服反对派，争取舆论的支持。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的用心虽然良苦，但决不会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作茧自缚”，“逼迫他走上不愿意走的路”⁽⁸⁶⁾。周佛海还曾对抗日形势做过如下分析：“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日是倒蒋惟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因为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适足烧身，前途是未可乐观的”；“如果战事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⁸⁷⁾。当时周佛海与一批高层政要和知识精英往来密切，他们一面设法约人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同时也利用机会传播自己的主张，并且自诩为“低调俱乐部”⁽⁸⁸⁾。

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与周佛海两人见面时经常谈起时局问题。汪精卫认为“仗不能再打下去”，周佛海也认为，“中国本身的力量同日本比较，赶不上他”，国际上“对于中国除道德的同情、精神的援助外”，“没有实际的援助”⁽⁸⁹⁾。两人很快结成亲日派系。于是，“低调俱乐部”成为汪精卫进行所谓“和平运动”的基干力量，周佛海亦变为汪精卫的心腹，为其叛国投敌出谋划策，担当起“总参谋长”的角色。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之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当时汪精卫主张接受，向蒋表示提出“彼甚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但蒋明确表示“此不可能之事也”⁽⁹⁰⁾。陶德曼调停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后，汪精卫集团加紧宣传抗战必败的亡国论调。1938年1月，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在武汉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艺文研究会来头很大，根据蒋介石“面命”，受汪精卫“指导”，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⁹¹⁾其活动经费经蒋介石批准，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拨付，每月5万元。艺文研究会总部设在汉口，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了分会。

与此同时，汪精卫、周佛海又派自己的亲信、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林柏生以及梅思平前往香港，开设国际编译社，创办蔚蓝书店。国际编译社实际上是“艺文研究会”的分支机构，由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他们每周开一次国际问题座谈会，研究一周来的国际时事，主要分析对日情报，会后起草两份内容相同的报告交周佛海，让他转呈蒋介石和汪精卫。由于他们打着研究国际问题的招牌，一时间吸引了不少同类，“许多人猬集于两间小房之中，跻跻跄跄，极为热闹”⁽⁹²⁾。后来汪精卫逃离重庆，在香港的这批人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不断为汪精卫集团摇旗呐喊。

周佛海曾明白供认艺文研究会的宣传宗旨，由于当时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怎好针锋相对的明白反对”全民族抗战？“所以我当时的宣传方针，便是提出科学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⁹³⁾。他打着讲理性、讲科学的幌子，归纳夸大国民党临全大会方针中的消极因素，写成《抗战建国的两个要点》一文，进行宣传。他认为《抗战建国纲领》主要提了两点：一是民族国家的信仰；二是科学的信仰。这种信仰要求“全国国民应当牺牲党派的成见，阶级的利害，来服从民族国家，来支持民族国家，全国国民应当认定民族国家高于一切”。换言之，就是要一切服从国民党，它的矛头完全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科学信仰，文章认为科学的研究，“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没有临时抱佛脚的符咒式的观念存在的余地”⁽⁹⁴⁾。这实际上是以谈科学研究为名暗示中国的科学不如日本发达，武器不科学，“民族抗战”就不能取得胜利。

成立“艺文研究会”，标志着汪精卫集团组织的进一步扩大。此后，他们继续大唱“战必大败”，同时又开始明目张胆地反对继续抗战。汪精卫在武昌一个训练班上发表演讲时称：“打败仗要和，打胜仗也要和，到底总是要和。”另一次，他更直截了当地对唐生智等高级将领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了。”⁽⁹⁵⁾汪派集团的骨干林柏生、陈春圃等人，也以“优胜劣败是绝对真理，强权就是公理”为口头禅，鼓吹“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贫弱的中国和富强的外国打仗总是要吃亏。结果不是割让土地，就是赔款求和。而自己没有力量，外援又靠不住，空喊抗战，这样抗下去，一定要把整个国土抗光”⁽⁹⁶⁾。

早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即明确指出：“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⁹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正是这样的民族悲观主义者，他们低估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高估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因而对抗战前途丧失了信心。在日本和平烟幕的诱惑下，他们一步步地走上了叛国投敌之路。

二　董道宁、高宗武赴日" class="reference-link">二　董道宁、高宗武赴日

陶德曼调停终告失败之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对此深感失望，但没有死心。由于受日本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中，“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等词句的诱惑，他们急于寻找新的渠道，与日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周佛海曾回忆说：“我们几个同志，虽然力薄势微，没有方法挽回劫运，但是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⁹⁸⁾

为进行所谓的“和平工作”，汪精卫与周佛海几经密商，于1938年2月在“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之下设立“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负责。

高宗武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后转入东京帝大，1931年结束学业回国，并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此间，他担任《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经常就中日问题发表论文，一时名声大噪，被称为“日本通”。蒋介石亦十分欣赏他的文章，并有意延揽其进侍从室工作，最终被其婉拒。1932年底，高宗武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研究日本问题。是时，汪精卫正以行政院长身份自兼外交部长，他遂邀请高宗武进外交部任职。1934年初，高宗武入外交部工作，次年即升任亚洲司司长，时年二十九岁。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召见高宗武，与他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此后，高宗武在获得蒋介石许可后辞去外交部工作，南下香港，以“日本问题研究会”为掩护刺探日本的和战动向。

赴港之前，高宗武曾前往南京银行公会主席吴震修家中会见正在中国的日本人西义显，商谈中日“和平问题”。西义显是日本满铁南京事务所主任，长期在沪宁地区活动，与不少工商金融界人士及政府官员相交甚笃。听罢高宗武的意见之后，他专程赶赴大连，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报告，请他为之设法。松冈对西义显说：“事已至此，实为中日两民族宿命所定。但将来或有机会恢复和平。你能获得中国人如此信任，亦属难得，你可待机行事。你如有意，可任意选择住地，以便与南京（中国）同志再行会面。”⁽⁹⁹⁾为让他专心从事和平工作，松冈免去了西义显在满铁的一切工作，还给他一笔巨款和一封介绍信，让他去东京面见近卫文麿首相。当时中国军民正在淞沪地区奋勇抗战，举国上下抗日情绪异常高涨，和谈活动无从下手，西义显只得返回上海，等待时机。

1938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官员董道宁突然前去上海拜访西义显。董道宁早年留学日本，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曾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参事，同西义显早有交往。两人一见面，西义显即明白其来意。得知他为两国和平曾找过川越茂大使后，就鼓动他直接去东京活动。为打消董道宁的疑虑，西义显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以交战国外交官之身份，既秘密来上海，会见敌国大使，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赴东京直接说服敌国政府，理义虽同，而效果则更大”。“对于你的行动秘密，我负绝对责任，其实较你在上海之保守秘密更为容易。你若有此决意，我当先赴东京，但你是以（中国）亚洲司第一科科长之资格前去，东京自当感激。……今日之悲剧，系由两民族缺少互相信任而起，你赴东京，即表示中国人信任日本人，为建筑信用之第一步。两民族能互信则生共感，东洋之社会始能走上构成之路”⁽¹⁰⁰⁾。

1月17日，西义显将此消息向长驻上海的日本同盟通讯社中南总分局局长松本重治报告⁽¹⁰¹⁾。松本非常重视，亲自会见董道宁，他说：“我认为这次访日旅行对两国都有重大意义，就这样置于不相往来的状态是不适宜的。”⁽¹⁰²⁾同时他还建议西义显立即返回日本，与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联系。1月19日，西义显即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得到影佐首肯之后，他急派助手伊藤芳南前往上海，为董道宁代办赴日手续，自己则留在东京安排接待事宜。

事实上，董道宁此次与日方秘密接触进而秘访日本，是直接受到高宗武指派的。2月25日，董道宁在伊藤芳南陪同下离开上海，次日抵达日本长崎，28日赴横滨，然后去东京，在横滨与东京共待了九天。3月10日董道宁离日，取道大连，于3月15日回到上海。秘密访日期间，董道宁先后与陆军省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第二部长本间等人进行了会谈，大体摸到了日本陆军对解决中日战争的基本立场。如多田骏一开始虽然表示：“此次两国间不幸冲突……应及时妥为解决。”他信誓旦旦地说道：“日本对于贵国领土完整、行政独立，完全尊重，毫无野心……以后对于贵国内政问题，绝对不采取干涉态度，此点可以明言。”但是，旋即多田骏宣称：“惟贵国必须根本放弃抗日政策。换言之，将现在之抗日亲苏政策一变而为亲日抗苏政策是也。”而影佐则赤裸裸地提出：“日方希望中国有大政治家亲自出马，与日方开始交涉。”他提出了中国必须接受的“最基本条件”：放弃抗日政策，与日方合作；承认伪满洲国；对日本赔款；日本在华北驻兵；严加防共⁽¹⁰³⁾。这与1937年占领南京之后日本通过陶德曼向国民政府提出的条件并无二致。

结束访问时，影佐特地至车站送行，并请他将两封亲笔信带给当年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何应钦和张群。信中称：“要解决中日事变，不是用条件做交易所能解决的，无论日本和中国，都必须互相赤诚相见。”“如能有这样的态度，把过去的事情付之东流，披沥诚意，赤诚与日本相会，则深信日本作为武士道国家，应有赤诚握手的气概。”⁽¹⁰⁴⁾显然，影佐的立场非常明确，即希望中国的亲日派一笔勾销日本侵华的滔天罪行，无条件地与他们“赤诚相见”，充当汉奸，其本质与一个月前发表的“近卫声明”毫无二致。

董道宁秘密访日期间，高宗武也在努力寻找同日本方面接触的渠道。为给谋和活动披上合法外衣，周佛海向蒋介石提出，派高宗武去香港等地收集日本情报。得到蒋介石首肯后，高宗武不仅取得了军事委员会的出差证明书，以避免出入境的麻烦，同时又可按月从蒋介石的军事机密费中领取一笔活动经费。到香港不久后，他即秘密前往上海，与松本重治取得联系。3月15日，董道宁与伊藤芳南抵达上海。次日下午，高宗武与松本重治在一家饭店约见他们，询问访日情况。为进一步扩大秘密联系的渠道，几位中日人士决定以兄弟相称，并给每人编一个代号：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二郎”，伊藤芳南为“三郎”，高宗武为“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影佐祯昭为“六郎”⁽¹⁰⁵⁾。

高宗武认为，下一步工作关系重大，于是决定去香港与日方仔细商量后再作决定。3月27日，高宗武、董道宁同松本重治、西义显、伊藤芳南等人，围绕中日“和平”谈判的主题，在香港浅水湾旅馆展开长谈。高宗武首先介绍了武汉国民党中枢对陶德曼调停的态度，他强调说，之所以将这些情况向日方报告，是为了让在座的日本代表“了解中国方面对陶德曼大使所转达的广田外相的和平条件，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是面向和平的。如果日本稍加忍耐，那么两国就是已经走到和平的大门口了”⁽¹⁰⁶⁾。松本重治与西义显谈了日本方面的情况，认为董道宁在东京的活动，使陆军内部一些人对“和平”的愿望愈发强烈了。作为陆军统帅部现役军人影佐祯昭，能够直接给中国高级官员写信，证明他已“布下背水之阵的决心”。于是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看法，即中日两国之间的“和平”意向如果能够互相沟通，再加上两国“和平派”的活动，两国之间开展“和平运动”的可能性是充分具备的⁽¹⁰⁷⁾。

会谈过程中，高宗武又向日方透露了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情况，认为国民党内已经形成一个“和平派”，而且其势力正逐步扩大。松本等人听后，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感到异常兴奋。在具体讨论如何把影佐的信交给何应钦与张群时，决定由周佛海转交蒋介石，让蒋介石了解此事⁽¹⁰⁸⁾。会谈结束后，高宗武、董道宁返回汉口，西义显则去东京，相约十天后仍在香港碰头，交换后续活动情况。

高宗武回到汉口后，立即向周佛海详细汇报，并拿出影佐的两封信。周佛海兴奋不已⁽¹⁰⁹⁾，他随即向汪精卫请示，汪认为这是日本方面的重要意见，应让蒋介石知道为好。于是，周佛海通过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将影佐的两封信交给了蒋介石。蒋命高宗武再去香港，并向他指示：“把这一主要意思传给日本：我们并不是反对和平！不过先反共然后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自己反共的。”⁽¹¹⁰⁾蒋介石日记也有较明确的记载：“上午听高司长报告，乃知倭急欲求和，而其急于攻俄之意，亦昭然若揭矣。”⁽¹¹¹⁾可见，结合战局进展状况和其他资讯，对于来自高宗武的有明确导向性报告，蒋介石主要解读为日本急于与重庆政府休战议和。至于如何应对，蒋介石在稍后的日记中提到“对倭和战方针”之时，既写到要“准备大战”，又指出“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与准备”，并且“与汪（精卫）张（群）谈对倭策略”⁽¹¹²⁾。可见，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乃都认为，以津浦线为主要区域的徐州会战的有利态势，已经挫败日军自攻占南京以来的新一轮军事战略目的，中方大可乘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停战乃至达成和局。

4月16日，高宗武重返香港，他在浅水湾旅馆再次与西义显会面时称：“蒋委员长读影佐大佐之信非常感动，拟向日本当局口头转达委员长之意向。”蒋介石的主要意向是：对影佐的“诚意与勇气表示敬意”；“除对此事深表铭感外，当绝对不发表”；“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这两项趣旨，原则上可予承认”；“若上述趣旨承你们谅解，则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入和平细目的交涉”⁽¹¹³⁾。高宗武一再强调：这是蒋介石亲口对自己说的，希望西义显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及时向影佐转告。

4月27日，西义显自香港返回东京，正式向陆军参谋本部要员汇报。然而，此前对“和平工作”很有兴趣的参谋次长多田骏却保持沉默，连影佐祯昭也一言不发。原来，侵华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被歼二万余人，不仅损失惨重，而且面子大失。日本政府恼羞成怒，正调集兵力，准备向徐州发起大规模进攻。在此情况下，“和平运动”自然被抛到了一边。

5月底，高宗武返回汉口，同汪精卫、周佛海等商量对策。这时，日本国内矛盾激化，近卫内阁进行改组，宇垣一成替代广田弘毅出任外相。宇垣是个老资格军人，曾任清浦、加藤、若槻等多届内阁的陆军大臣，被认为是日本军内“中庸派”人物。他对英、美较亲近，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抗力量也有一定认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曾主张采用“不扩大”方针，企图通过“和平”途径实现日本的侵华目标。因此，宇垣的上台，预示日本对华策略将有所改变。事实固然如此，宇垣在入阁时曾向近卫首相提出四项条件，其中两项是关于对华方针的：“对中国开始和平交涉”；“1月16日的近卫声明（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迫于必要时予以取消”⁽¹¹⁴⁾。他一上任，即向新设立的五相会议提出修改对华方针的建议，再次向中国政府伸出招降之手。6月24日，五相会议确定了“以大体在本年内达成战争目的为前提”，“不妨碍有条件地接受第三国的调解”的新的对华方针⁽¹¹⁵⁾。

对于宇垣上台，中国方面表示欢迎。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专门发贺电表示，日本如有意重开“和平”谈判之门，可由汪精卫或他本人出面接洽。汪精卫等人则更显得兴奋。周佛海认为，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有较大可能性，于是一再对高宗武说：“到东京去一趟怎么样？”高宗武也因此有些跃跃欲试。此时，蒋介石已考虑另派亲信前往香港与日本接洽和谈，而让高宗武继续留在武汉活动。周佛海认为，中日“和平”出现了转机，不能就此撒手，于是又给高宗武打气，称：“蒋先生方面由我负责，你应该断然到东京去！”⁽¹¹⁶⁾经周佛海屡次鼓动，高宗武瞒着蒋介石再次秘密前往香港，与西义显等人会面。

经多次接触，双方都已表明立场。为使今后工作不致引起误会，经西义显提议，两人于6月14日签订《备忘录》，主要内容是：“鉴于日华两国内部事情，为中介和平，计划第三势力之结合”；“第三势力，对于互相交战之日华两势力须保持公正妥当之立场”；“和平实现之绝对条件，为日本放弃其帝国主义，以两国平等之原则，相互承认其立场”；“第三势力于达成和平中介之目的时，即行消解，不使妨害统一中国之实现”⁽¹¹⁷⁾。显然，所谓“第三势力”，即指以汪精卫为首的“主和派”，他们准备离开抗日阵线，以独立姿态“调处”中日两国的战争。

6月17日，松本重治从东京来到香港，参与策划。他们一致认为，“和平运动的主要之点”是日本从中国撤兵。高宗武满怀信心地说：“问题就是这样。日本方面如果声明在一定期间内撤兵，仅仅有这个声明，和平运动必定成功。”⁽¹¹⁸⁾同时，他们也承认，日本撤兵是个难题。如果不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日本连撤兵声明也不会发表；而要蒋介石下野，中国方面也绝对不会同意。为寻找妥协方案，高宗武设想：日本先发表撤兵声明，蒋介石自己下野，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这时希望停止战争的各种“杂牌军”会从“各方面响应”，形势应当会出现转机。松本等人对此计划存有疑虑，认为有些地方“相当地混乱”。因没有更好办法，只能对此计划做进一步研究⁽¹¹⁹⁾。在战争进行之际研究撤兵问题，松本重治深知风险很大。他一面提议双方都要“绝对秘密”，同时又邀请高宗武一起去东京。为进一步探知日方的“和平”意图，高宗武决定秘密前往东京。

1938年7月2日晚，高宗武乘坐日本“皇后号”客轮抵达横滨。上岸后，高宗武为避免外界探悉，“即乘汽车径赴东京”，当晚“住九段‘偕行社’”⁽¹²⁰⁾。次日，他在松本重治、影佐祯昭等人的协助下，移往麻布区住友银行贵宾别墅居住。当晚，高宗武与前来拜访的日本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进行会谈。7月4日上午，高宗武又与影佐祯昭会谈一小时。日本陆军省改组后，影佐祯昭获任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兼陆军省军务局课长，手中实权大增，“可称为日本对华政策之中心人物”。高宗武事后回忆说：“此一小时之会见，余以为意义颇为重大。”当天下午，高宗武还与来访的日本参谋次长多田骏进行了会谈⁽¹²¹⁾。此后数日，高宗武先后会见了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同盟通讯社社长岩永裕吉等重要人物，并前往首相官邸拜访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并与之会谈。

7月3日晚与松冈洋右见面时，高宗武表示：“此行既不代表政府，亦不代表个人，既非求和之密使，又非军事之密探，专以个人资格请教贵国朝野之意见，以作余个人今后努力张本。”⁽¹²²⁾此后与其他日本政要会谈时，高宗武又反复强调这一点。在谈话中，这些日本政府的军政要员顽强狡辩，不断推卸战争责任。板垣征四郎强硬地声称：“非蒋介石先生负责下野、国府改组，日本只有忍痛牺牲一切，以求事件之根本解决。”⁽¹²³⁾影佐祯昭也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则不但于日本方面容易转旋，即中国方面亦易作到，于中国面子，亦可保持。”⁽¹²⁴⁾他们对蒋介石既想同日本谋和，又要依靠欧美的两面政策非常不满，因而感到谋和还是以汪精卫出面为宜，于是得出以下结论：“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¹²⁵⁾对此，高宗武一面呼吁日本深入了解中国人之恐日心理，率先表态息战，同时坚持只有蒋介石方能主持大局。

7月9日上午11时半，高宗武由东京动身，赴横滨乘船返国⁽¹²⁶⁾。回到上海后，高宗武由于肺病恶化，住进医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后，他于8月下旬返回香港。高宗武深知，此次赴日未经蒋介石同意，问题严重，回武汉恐被蒋介石扣留，于是请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回武汉，将他的报告送交周佛海。周佛海接报后，立即向汪精卫汇报。汪精卫听说日本要自己出面“主持和平”，装出有些“吃惊”的样子。此时他尚未下定单独与日本谋和的决心，很想试探一下蒋介石的态度，于是装作不知，让周佛海“将报告原样交给蒋”。同时又表示：“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¹²⁷⁾蒋介石看到报告，知道日本仍想要自己下台，心里当然恼火。但他不动声色，将这份报告批转张群和汪精卫阅读。几天后，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对他大发雷霆，同时严厉责问：“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¹²⁸⁾他下令立即停发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并要高马上从香港返回汉口。

如前所述，关于高宗武与日方有接触一事，蒋介石是知晓的。据陈布雷日记记载，蒋介石在1938年6月5日曾约见高宗武近一个小时⁽¹²⁹⁾。第二天，蒋再次约见高⁽¹³⁰⁾。只是这两次约谈的内容，陈布雷在日记中只字未提。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武是6月23日自香港启程，经上海，于7月2日抵达日本横滨的⁽¹³¹⁾。但蒋介石在6月24日的日记中便提到：“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6月26日的日记提到：“高宗武行踪与处置。”7月9日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他的赴日情况报告送抵重庆后，由周佛海送呈蒋介石，其内容包括日本希望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来实现中日和平。蒋介石看了之后，在其日记中写到：“接高报告，知其误事不浅也。……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安有关系也。”⁽¹³²⁾7月25日，蒋介石“与汪谈高宗武报告内容，觉汪神情皆不自然，岂果有愧怍之心乎”⁽¹³³⁾？总之，蒋介石对汪精卫在当时中日秘密接洽中的扮演的角色，以及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结果十分不满，下令停止向高提供活动经费。而“低调”集团日后便由梅思平出面与日方秘密接洽，谋划汪精卫出走。

高宗武的东京之行，为汪精卫直接与日本交涉铺设了道路。此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心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和平”。因高宗武身体不佳，周佛海遂让梅思平负责与日方秘密联络的工作。

为配合诱降工作的实施，日本政府在部署武汉、广东作战的同时，开始修订原有的对华方针。7月，日本内阁连续举行五相会议，确立调整日华关系新方针，总目标是通过武汉、广东作战，压迫国民政府屈服，力争在年内结束战争。若无法实现此目的，则将以此配合对华新策略的贯彻实施，以适应侵华战争长期化的需要。具体策略有《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适应时局的对华谋略》、《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指导方策》、《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大纲》等⁽¹³⁴⁾。

对日本政府而言，只有国民政府停止抗日，战争才会结束。因此，近卫内阁把对付国民政府置于各项对华策略之首。7月8日，五相会议针对国民政府是否屈服的两种情况制定两套对策。如果屈服，即将其作为一个政权来对待。在什么情况下才算屈服？对策中列出了四项标准：“一、合并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权；二、与上述情况相配合，旧国民政府改变名称或改组；三、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取亲日满与反共政策；四、蒋介石下野。”⁽¹³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开始把“不作为对手”的对象只限于蒋介石个人，而把国民政府也包含在“新兴中国中央政权”的概念之中，这是其对华政策的重要转变。

日本政府设想于攻占武汉之后，立即着手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他们对于新政权寄予极大希望，即不仅使它“成为处理这次事变的中国方面的当事者”，而且要“使它成为能把日华国交从过去的一切矛盾中解脱出来，并以大众之观点，成为确立善邻基础的中国政府”。新政权的建立表面上“使中国方面行使”，实际上由日本从内部操纵，其政权组织形式，“采用分治合作主义”，即仅做到表面上的统一⁽¹³⁶⁾。

按照日方的设想，新政权的建立大体可分两步走：首先，“尽快先使临时及维新两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再联合蒙疆政权以及吸收各种势力，使其初具规模。在攻占武汉或蒋政权发生改组前，暂不正式建立。其次，在攻占武汉后，蒋政权如不发生分裂改组，就以现政府建立“中央政府”；蒋政权分裂改组，出现亲日政权时，“把它作为组成中央政府的一个成员，参加中央政府的建立”。日本政府在该新政权具备中央政府实力时，正式予以承认。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日本政府还要继续研究确定调整日华关系的基本内容，以便同该新政府签订新条约⁽¹³⁷⁾。

根据上述方针，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通过各种渠道，在抗日阵营里寻找合适对象。汪精卫集团当时只是诸多对象中的一个，尚未引起日本政府特别的重视。随着武汉战役的发动，日本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接连遭到失败，而对汪工作却进展顺利。于是，“汪兆铭工作”便日渐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

三　“重光堂”会谈" class="reference-link">三　“重光堂”会谈

梅思平是紧随高宗武与日本接洽“和平”的重要人物。他是浙江永嘉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政治系，先后担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战前曾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等职，因其才能为蒋介石赏识，故成为蒋介石系统的重要干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也参与“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并跟随周佛海等密谋策划对日“和谈”。

1938年初，梅思平奉命前往香港主编《国际丛书》，以收集情报为名，鼓吹民族失败主义论调。此后，他与在香港活动的高宗武交往密切。同年8月，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于是提议让梅思平接替自己与日本方面密谈。8月29日，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港首次会面，以后又就“和平”、“撤兵”等问题进行详细交谈。梅思平熟知中国抗日阵营内幕，他强调指出：“撤兵是和平运动的关键，但如果日本方面采取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形式，那是最笨拙的做法。”“日本要求蒋下野作为日军的撤兵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但作为中国方面的情况，如果日本方面要求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蒋介石下野，那么，一切谈判就无望了。”⁽¹³⁸⁾松本了解这一情况后，当即表示：“日本方面要求蒋介石下野，不会固执下去，这一点我到日本去也将要进行说服。”⁽¹³⁹⁾

为防止泄密，他们不断改变会谈地点。至9月4日，他们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对中日和平谈判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均事先交换了意见。如关于承认伪满洲国、撤兵所需要的时间及划定例外的驻兵区域、如何消除抗日排日的宣传和教育等问题。这轮会谈为中日双方正式谈判勾画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因而把日汪的秘密勾结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由于日军向武汉发动全面攻击，汪精卫、周佛海等人随国民政府撤至重庆。10月22日，梅思平从香港返回重庆，通过周佛海、陶希圣，向汪精卫汇报了同日方商谈的结果，以“促汪奋起”。汪精卫倍感振奋，认为“和平运动”的前景不错，决定亲自出马。他指定高宗武、梅思平为中方谈判代表，正式与日方展开交涉。

自8月下旬开始，日军组织10个师团的兵力，在长江南北两岸约600公里的战线上，分多路向武汉发起猛攻。与此同时，又调派侵占台湾的第二十一军向广州发起攻击。军事上向国民政府施加强大压力的同时，日方也积极开展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工作。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同时与国民政府各派人物进行联络。

新上任的外相宇垣一成在诱降活动中一马当先。他上台伊始，即与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互通电报。不久，又策划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建立秘密联系。6月中旬，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同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开始在香港秘密接触，进行“日华和平”的第一次试探⁽¹⁴⁰⁾。日方提出由原外相广田拟订的六项条件，并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¹⁴¹⁾。中方对谈判条件未作争论，而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不肯让步。由于双方意见都由代表转达，不仅耗费时日，且难于取得一致意见。孔曾把其僚属与日方洽晤的情况报告蒋介石，蒋“属孔不可另自接洽”，认为“对倭事亟须统一”⁽¹⁴²⁾。谈判很快陷入僵局，宇垣的希望开始落空。另外，通过萱野长知开辟的民间谈判渠道也中途夭折。武汉战役发动后，日本政府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外相宇垣内外交困，被迫辞职，诱降工作宣告失败。

除宇垣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其他多条渠道进行诱降活动。其中，以土肥原为首的特务机关，在诱降国民政府、拼凑全国性伪政权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该机关以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为首，全称为“对华特别委员会”，简称“土肥原机关”，是专门负责“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¹⁴³⁾。它由陆军、海军、外务三省高级官员组成，直接受内阁的五相会议领导，在业务上统辖除军事统帅部门以外的所有侵华机关，负责除军事作战外的各种政治、经济方面的谋略。

土肥原机关成立后，即根据《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中的“政略指导”原则，捕捉在攻击广州后至侵占武汉前可能出现的两次诱降机会。10月7日，武汉作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土肥原机关接到华南特务机关的报告，称与国民党代表萧振瀛取得了联系。他们认为第一次诱降机会已经出现，于是迅速拟订诱降方案，计划先后派出三个不同级别的使者，渐次推进谈判：首先立即派出第一使者去香港，试探蒋介石的态度，初步提出谈判要点。接着再派出级别较高的第二使者，听取蒋介石对第一使者提案的答复。待国民党当局同意日本的提案，马上着手安排中日高级官员的直接会谈。第三使者须由政府特使、首相或陆相担当，直接与国民党首脑谈判解决战争问题⁽¹⁴⁴⁾。

虽然日本军政当局对此次诱降满怀信心，但事态并未按照日方确定的方向发展。第一使者初步接触后，中国政府因武汉危在旦夕，急于要求在10月17日前进行第二使者会谈。担任日方第二使者的土肥原不愿前往香港谈判，于是临时选在作战区域以外的福州会面。土肥原坚持要在福州海面的日本军舰上会谈，而国民党代表则坚持在福州城内进行。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另外，蒋介石虽有和谈愿望，但坚持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为前提。10月14日，他明确指示：“绝对拒绝之事，宁死勿允”；“以18日为限期，防其缓兵”，“破裂则不怪，越范则不可”⁽¹⁴⁵⁾。由于日中双方均不肯让步，这次和谈遂无果而终。

在实施对国民党当局诱降计划期间，土肥原机关并未放松在中国占领区拼凑伪政权的工作。它把目标集中到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这三个“中国第一流人物”的身上，企图让这些曾在北洋政坛上出过风头的遗老重登政坛，充当伪政权的军政头目。9月下旬，土肥原秘密前往上海，拜访隐居的唐绍仪，策动其出山。受名利驱使，唐绍仪产生了重返政坛的欲望，马上与手下党羽商讨组阁事宜，并拟出了未来政权中高级官员的初步人选⁽¹⁴⁶⁾。可是，唐在9月30日突遭国民党特工人员袭击死亡。土肥原失去了目标，又跑到华北做吴佩孚、靳云鹏的工作。隐居天津的靳云鹏，虽有出山意愿，但因早已在政坛上失势，故没有什么作为。吴佩孚失势后，在北京什景花园隐居，当时仍有不少旧部属。因此，土肥原开始把策动重点转向吴佩孚。然而，吴佩孚与“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有矛盾，又不能与土肥原很好合作。土肥原费尽心机，工作始终没有明显进展。

日本政府诱迫国民政府屈服，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充当统一政权傀儡这两项主要政略遭遇挫折之后，原先不受重视的“汪兆铭工作”逐步引起他们注意，并被置于重要位置。10月下旬，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把在香港同高宗武、梅思平会谈的内容带回东京，建议陆军大臣与参谋总长推进这项工作。由于会谈内容已同日本政府调整日华关系的原则接近，因而引起东京方面的重视。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召开协调会议，对香港会谈中提出的和平方案进行了若干修正，作为下次对华和谈的基础。同时决定派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与民间人士犬养健、西义显等急赴上海，与汪精卫的代表进行正式会谈⁽¹⁴⁷⁾。

为争取这次诱降活动获得成功，近卫内阁在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立即抓紧时机，于11月3日公开发表对华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高唱中国政府如“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的调子，同时强调：“帝国所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合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¹⁴⁸⁾。与同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相比，日本的对华政策有了明显改变，即由企图武力消灭国民政府转为向国民政府诱降。第二次近卫声明向汪精卫集团伸出了招降之手。

经日方代表精心安排，双方会谈地点选在上海的“重光堂”，它地处上海东北虹口公园附近，是一幢深处茂密树丛中的西式二层楼住宅，门牌为东体育会路7号，当时中国居民习惯将其称为“梅华堂”。1938年11月初，今井武夫等人从附近旅馆借了可供七八人使用的生活用具，开始对这幢房子进行布置，准备接待中方代表。

11月7日，梅思平从重庆赶到香港，与高宗武会合。为缩小目标，他们分乘法国和意大利的轮船，先后于12日和13日到达上海。随后由日方人员将他们接到“重光堂”，并立即与今井武夫、伊藤芳南举行预备会议。双方会谈从12日晚一直延续到14日晚，会谈核心内容是商量汪精卫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和汪精卫逃离重庆的详细办法。

会谈伊始，梅思平转述了在重庆与汪精卫等人协商的意见：汪表示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将来保证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开发权，以及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部门的日华合作。中方的底牌亮出之后，根据日方提议，双方就具体方案逐一进行讨论。日方拿出的具体方案为：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区域，允许驻扎日本军队；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国内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承认日本有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的优先权；同意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之损失等。经过一番争论，梅思平等承认了日方的提案，同时也提出几点“希望”：要求日军驻兵内蒙有一定的期限，并在期满后撤退；要求内蒙以外之日军在实现“和平”条件后立即开始撤退，并在规定期限内撤退完毕；要求日本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¹⁴⁹⁾。与日方条件相比，汪精卫方面的“撤兵”希望是虚无的。对此，日方尚认为要价太高，只同意作为“暂行解决的条件”记录在案。

基本原则确定后，即考虑如何实施的问题。高宗武、梅思平代表汪精卫提出“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以及建立政府的有关政策。经过讨论，日方表示同意。行动计划包括“发动”、“建立新政府”、“新政府的政策”三部分；其重点是“发动”，即关于汪精卫等人如何逃离抗日阵营，与日本携手合作。他们设想了七步环环相扣的行动计划：1．“日华代表间如达成协议，日本政府确定解决和平条件，通过中国方面的联络人通知在重庆的汪精卫”；2．“汪精卫在接到上述通知的一两天后，与陈公博、陶希圣等干部同人寻找借口前往昆明”；3．“日本政府准备在汪到达昆明之际，公布日华解决和平的条件”；4．“汪精卫于次日发表对蒋介石断绝关系的声明，当天乘飞机到河内，再赴香港”；5．“汪精卫到达香港后，立即与建设东亚新秩序相呼应，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同时，“对中国内地及南洋华侨开始进行和平运动”；6．“与上述之声明相呼应，云南军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与之呼应”；7．“日本军如能援助上述军事行动，以使中央军的讨伐陷于困难，可隔断中央军，向贵州等后方进攻”⁽¹⁵⁰⁾。上述计划清楚地表明，汪精卫集团的所谓“和平运动”其实只是叛离抗日阵营的代名词而已。

虽然中日双方代表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成功与否仍须由日本当局决定。11月15日，今井武夫带着与高宗武、梅思平两人达成的秘密协定草案，乘飞机赶回东京汇报。今井武夫赶到时，陆军省部首脑恰巧聚集在陆相官邸开会，今井武夫急向板垣征四郎陆相和多田骏参谋次长汇报。对于如此巨大的进展，陆军首脑们感到惊奇，同时也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下午6时，省部中层干部专门召集研究座谈会，详细研究协议草案的可信度。与会者反复向今井武夫提出质疑，而今井则将在上海的三天三夜中讨论、争执的情况详细介绍。对于是否会上当的疑虑，今井断言：“我认为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万一有的话，也是我甘心上当，从我个人的心境来讲是没有什么可后悔的。”⁽¹⁵¹⁾鉴于今井武夫的态度，军部最后作出了大力推进这项和平运动的决定。

此后，陆军省决定派遣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派遣今井武夫作为日方代表负责这项工作。11月18日，今井武夫等人乘飞机返回上海。次日开始，双方在“重光堂”举行正式会谈。由于在预备会议中双方已就重大问题达成一致，所以正式会谈反而比较轻松，仅对协议文本词句做了简单修改。20日晚上7点，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代表日方，高宗武、梅思平代表中方正式在《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同时还达成一项《日华秘密协议记录》。最后，日方还把日本内阁将要发表的声明草案亦送给中国方面参考⁽¹⁵²⁾。

《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双方全面合作的条件，二是合作的行动计划概要。合作条件共有六项，主要是：1．“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2．“中国承认满洲国”；3．“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4．“日华经济提携基于平等互惠之原则”，“承认日本之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之开发、利用，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5．“中国方面应补偿日本在华侨民的损失”；6．“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自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行动计划大体分四步：首先是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解决时局的条件；其次是汪精卫等中方人士立即响应，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第三步是“共同发表日华提携和反共政策的声明”；最后是“俟机成立新政府”。《谅解事项》是对上述协议内容的补充说明，主要是关于驻兵地区以及期限，优先权之解释，日本协助救济难民等三项⁽¹⁵³⁾。

“重光堂”会谈达成的《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其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对中国新政权的控制，以及要求中国协助其向中国周边地区的扩张。对中国控制方面，规定中国将实施亲日的教育及政策，日华进行经济合作，两国设置必要的合作委员等。协助日本侵略扩张方面的规定则更为宽泛，如对苏设置“共同宣传机关”，“缔结军事攻守同盟条约”，“于战时实行联合作战”，“务必努力使日华两国以外之亚洲各国参加本协定”，等等⁽¹⁵⁴⁾。因这些内容影响大、涉及面广，一旦泄漏，对双方都很不利，所以没有放入正式协议之中。

上述协议正式签订后，中日双方都加快了行动步伐。11月21日，影佐祯昭与今井武夫再次飞回东京，向陆军省部首脑汇报。22日，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带着影佐征昭和今井武夫两人前往首相官邸，向首相及其他内阁成员征求意见。内阁同意军方意见，商定将《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作为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内容。得到政府批准后，今井等人立即于11月26日返回上海，守在旅馆里，焦急地等待中国方面的消息。中方代表梅思平则于会谈结束后马上回香港，11月25日又从香港乘飞机出发前往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

“重光堂”会谈的成功，使日本运作多时的政略攻势取得显著成效。面对这一有利形势，他们自然不肯轻易放弃原有目标。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该方针不仅包含了以前已经确定的条款，而且还把正在考虑中的对华要求也添加了进去。《方针》的指导原则为：“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之下，作为友好邻邦互相结合，并以形成东亚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其基本方针是：“制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一般合作原则，特别要制定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和经济合作的原则”；“在华北及蒙疆划定国防上、经济上（特别是有关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在蒙疆地方，除上述外，特别为了防共，应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在长江下游地带，划定日华在经济上的紧密结合地区”；“在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上取得特殊地位”。其中的重要事项，如“善邻友好原则”、“共同防卫原则”、“经济合作事项”等，在《方针》的附件中都有详细的规定⁽¹⁵⁵⁾。

与十天前与高宗武、梅思平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相比，此《方针》中日本对中国的权益要求要广泛苛刻得多。日本代表在“重光堂”谈判中一再强调的“相互本着公正的关系”、“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等美丽词句，不过是吸引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分裂，叛离抗日阵营的诱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