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华民国的覆灭

第一节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崩溃"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崩溃

一　国民党军的江防计划和形势" class="reference-link">一　国民党军的江防计划和形势

国民党军在淮海—徐蚌会战之前，统帅部许多人就对战争失去了信心。国防部长何应钦就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作战指导思想，并曾主张迁都广州，成立军政府，他的设想并没有付诸实施。国民党军主力集中在徐州一线，与解放军决战，但一交手，即遭败绩，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即被歼灭，26日黄维兵团又被解放军包围，会战败局已定。

12月1日，蒋介石在败军失将、将才凋丧之际，重新起用孟良崮战役失败后被撤职的汤恩伯，任命他兼任京沪警备总司令。在此之前，汤仅担任着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并不重要。这时，解放军主力即将饮马长江，南京不久就将面临解放军的火力威胁，京沪警备总司令一职的重要性，已非平时可比。

杜聿明集团覆没后，国民党军主力丧尽，已无重兵来沿江布防和保卫首都南京，蒋介石也不能不准备“引退”下野。他为了在幕后继续操纵政局，在军政方面作了一系列部署。1949年1月18日，他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发表汤恩伯专任总司令，同时撤销衢州绥靖公署，由汤恩伯来指挥国民党军残部，负责长江防线及苏浙皖赣军事。与此同时，改设福州绥靖公署，任朱绍良为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接替宋子文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台湾警备司令部扩大为警备总司令部，陈诚兼任总司令。

汤恩伯于1949年1月3日召开江防会议，国防部第三厅也起草了江防计划，但统帅部已因军事危机陷于混乱，一时无意作出江防决策。1月25日，引退后的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指示关于长江布防问题，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40个师，约25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其兵力有75个师，约45万人。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防线划分的方案，蒋介石派专人送交白崇禧执行，但汤恩伯的作战方针，对李宗仁、白崇禧是保密的⁽¹⁾。

在一次有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出席的国防部讨论江防计划的会议上，继郭汝瑰出任第三厅厅长的蔡文治，判断解放军主力将在芜湖以西渡江，他提出的江防计划，主张把防守重点置于芜湖方面，以确保南京的安全。但是，蒋介石的意思是把江防重点放在扬中方面，以江防作为前哨，退而坚守上海⁽²⁾。蒋经国对李以劻说：“上海只要守得住半年，国际就会发生重大变化。”⁽³⁾也就是以残剩的兵力，集中守卫上海，依托海口，在台湾基地的支援下，争取持久战斗，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时候，美苏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国民党一直指望美国在与苏联对抗时，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只要美苏之间的对抗加剧，美国就会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

因此，汤恩伯策定的长江下游作战指导腹案如下：

1．于江防线上尽量阻止敌军，尔后向东南转移。

2．上海为尔后决战及掩护军队物资转移之要区，应就地利用一切力量，构成坚强据点。

3．江防部署重点，在京沪线中部，机动部队应能增援江阴及控制太湖西南与杭州而位置之。

4．皖南部队于江岸阻止敌之渡江，不得已时应竭力利用山地，迟滞敌之向东及南进，并依徽州附近部队之策应，向浙赣线转移⁽⁴⁾。

蔡文治坚决反对这一方案，认为无论从战略战术上都是下策，和汤恩伯发生激烈争论，遭到汤恩伯的无理责骂⁽⁵⁾。

汤恩伯强调：芜湖以西及江阴、镇江，均系敌主力渡江区域，国民党军主力无论集中任何方面，皆难长久阻敌渡江及有利决战。一旦江防被突破，皖南交通不便，大军转移困难；苏南则较容易，尚有另策后图之自由。因此，国民党军主力应配备于南京以东以南⁽⁶⁾。

后来由于国防部的坚持，汤恩伯仍从东面抽调二十军驻芜湖，九十六军驻青阳，加强皖南方面的兵力部署。蒋介石也认为，解放军在合肥、巢县及芜湖对岸集结，如果渡江，必将先行占领皖南，进击浙赣路上的衢县（衢州），成为政府军最大的弱点。3月18日，汤恩伯到溪口晋谒蒋介石，蒋对汤“决心固守上海，甚以为然。但认皖南防御薄弱，惟有于战术上与方略上图谋补救之耳”⁽⁷⁾。

当时，国民党军主力已在三大战役中丧失殆尽，要想沿江直接配备，构成严密的火力网，已经做不到，更没有充分兵力部署间接配备，而没有纵深间接配备的兵力，千里长江是根本守不住的，一处遭到突破，整个防线就要崩溃。汤恩伯以十三个军直接沿江配备，阻击解放军渡江，以三个军守备上海，以四个军分散在丹阳、句容、宁国、徽州附近，作为机动部队。除上海一时没有战争威胁外，沿江守备和机动兵力均十分薄弱。尤其是纵深配备的机动兵力，过于薄弱和分散，无法对突破长江的解放军进行反击作战。指望解放军因缺乏渡船而推迟渡江，也只是一小部分国民党人的侥幸心理。

同时，国民党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人心解体，分崩离析，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对国民党军队的种种策反活动也在积极展开。

2月7日，驻守长江南岸芜湖至繁昌沿江地区的一〇六军二八二师五千余人，在师长张奇率领下起义，陆续渡江到达长江北岸的无为，加入了解放军⁽⁸⁾。

1949年2月间，在民革中央常委兼军事特派员王葆真和中共地下党员的组织下，准备策动南京卫戍部队和警察举行暴动，扣押国民党政府要员，迎接解放军渡江，上海方面也予以响应。但这一计划未及实施，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2月24日，王葆真在上海被捕，民革在南京、上海两地的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和有关人员孟士衡等数十人被捕。3月3日，这一京沪暴动案在报上披露。王葆真系国民党元老，经各方面营救，被判死刑后没有执行，上海解放后出狱，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于5月9日在上海被杀⁽⁹⁾。

是年初，“重庆”号巡洋舰上的士兵成立有两个组织，酝酿起义。2月中旬，“重庆”号在吴淞口停泊，奉命开往江阴，阻止解放军渡江。2月25日，“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组织起义，得到舰长邓兆祥的支持，在邓的指挥下起锚，于翌日开往烟台。起义成功后，国民党军出动空军轰炸，3月20日“重庆”号在葫芦岛沉没⁽¹⁰⁾。

3月25日，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所属第四十五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王宴清率师部直属队和两个团，从江宁防区渡江起义。由于起义组织活动在事先泄漏，王一度被软禁，脱身后于24日晚仓促率部渡江，未能事先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天明后，国民党军空军向起义部队散发传单，策动部队回返。由于这是一支国民党系统的警卫部队，缺乏起义的思想基础，部队迅速哗溃，王宴清率一百多人到了解放军防地。尽管如此，九十七师作为国民党军中枢的“御林军”，其起义行动对国民党军士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¹¹⁾。

4月7日凌晨，原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陆军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总队长贾亦斌在嘉兴起义。这个预干总队成立于1948年11月，为新建的30个军训练下级军官。贾亦斌原是蒋经国的亲信部将，这时，对蒋氏父子深感失望，决心组织起义，并和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但贾的活动受到蒋经国的怀疑，至3月中旬，贾的预干总队的职务被撤销。4月2日，贾亦斌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决定于4月15日在嘉兴发动起义。但在起义动员过程中秘密泄露，于是提早至4月7日晨起义。这支“太子军”起义，震惊了京沪一线，国民党军出动重兵围剿，12日在吴兴（湖州）妙西山良村将起义部队击散，贾亦斌本人突出重围找到了中共的游击队⁽¹²⁾。

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前的这一系列暴动和起义，发生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和直属部队之中，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十分脆弱，而中共地下党的策反工作正在继续积极有效地进行着。

毛泽东早在淮海战役的后期就开始着手考虑渡江战役。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致总前委电，请刘伯承到中央商谈战略方针：“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中央军委就今后作战方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指出：“上述计划，是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许多考虑出发，采取稳扎稳打方针，和我们过去与陈、邓、粟三同志所谈者有些不同，请你们于伯承动身前加以考虑。”⁽¹³⁾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华野、中野各部即转入休整，并准备发起渡江战役。

当时，国民党军在淮河一线的部队相继撤退，解放军前线部队于1949年一二月间先后进占蚌埠、滁县、两淮、扬州、南通、舒城、巢县、庐江诸地。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仅据有两浦（浦口、浦镇，驻有一个军）、安庆（驻有一个师）及在崇明岛驻军一师，其余则占领桥头堡阵地，只能配备一个团甚至一个营、一个连的兵力。

这时，李宗仁正在接洽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并有撤退至浙赣线布防的计划。中共中央获得了相关的情报，于2月3日指示前线将领作好准备，应付国民党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线的两种可能情况，如国民党军在京沪线抵抗，则华野和中野休整至3月底为止，准备4月渡江，如国民党军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准备3月即行渡江，同时要求各中央分局，立即组织训练干部，准备接收江南广大地区。⁽¹⁴⁾为此，邓小平、陈毅于2月4日向中央建议：“为适应形势发展，我军提前于三月初行动，向南进军。”并建议林彪、罗荣桓部抽调五个军、六个纵队，计40万人，提前南下至安阳、新乡休整，待华野、中野渡江时，包围汉口，钳制白崇禧所部，掩护渡江部队的安全⁽¹⁵⁾。这时，中共中央已把注意力转向接收和管理大城市的工作，在考虑军事行动时，更加侧重于考虑与城市接收工作同步进行，因此，复电指示各部，一方面同意华野和中野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同时要求“三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¹⁶⁾。

2月9日，原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问题，主张“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确定以华野四个兵团，中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并继续要求东野出动三个军于三月底运至武汉附近，保障华野、中野行动⁽¹⁷⁾。2月1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计划，并重申“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¹⁸⁾。翌日，又命令东野先出动两个军约12万人，于3月底夺取信阳、武胜关，4月15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钳制白崇禧，以利华野和中野夺取南京⁽¹⁹⁾。

2月24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和平代表团达成了一个八点秘密协定，一方面考虑与南京方面和平谈判，一方面于25日要求前线部队于3月中下旬攻击浦口、炮击南京，向南京方面施加军事压力。3月初，华野和中野开始出动，向长江沿岸开进。3月19日，在前线部队即将到达渡江准备位置时，中央军委指示前线将领要根据谈判情形和军事上的需要，考虑是否攻占两浦，除此之外，即要求准备渡江战斗：“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期（此日期要待三月二十五日才公开宣布），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不论谈判情形如何，对于攻占北岸据点及四月十日渡江均无妨碍。”⁽²⁰⁾最后，由于军事上的理由，确定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二天，即4月2日，开始攻占北岸据点，4月15日发起渡江战斗⁽²¹⁾。

3月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中央军委：“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²²⁾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这时候，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于3月30日到达北平，中共中央根据刘的陈述判定，中共决定联合李宗仁、白崇禧反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对这一计划已有初步认识⁽²³⁾。4月4日，白崇禧有致中共中央支电，毛泽东于5日以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的名义，复白崇禧一电，指出：“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但是，仍与刘仲容商定了一个军事安排，通知白崇禧说：“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四月十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²⁴⁾中共中央军委并就此通知了前线将领遵照执行。但白崇禧复电表示，安庆归国防部管辖，要求“拟请贵方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得到中共方面的同意⁽²⁵⁾。当时，二野开进后，一度攻击安庆，但安庆易守难攻，而对解放军渡江的妨碍并不严重，刘伯承等到前线了解情况后，即于4月4日决定，暂不进攻安庆，仅以一个军包围监视，以便集中精力渡江作战。

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即十二兵团的两个军已迅速南下，4月1日占领信阳，一部已越武胜关南进。于是，刘伯承即调在麻城的陈赓的第四兵团至宿松、太湖一线，掩护渡江部队的安全。十二兵团则向广水、河口、黄安、中馆驿线推进，掩护四兵团侧背的安全。4月8日，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各自下达了渡江作战的部署。

在军事部署大体完成之际，中共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也有进展，中共中央对达成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的前景比较乐观，认为有和平渡江的可能性，为了和谈的需要，向前线将领征询推迟渡江的可能性。但总前委认为，长江5月初发大水，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而且，目前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都很困难，只有在保证和平渡江的情况下，才能推迟时间，或者不得已时，推延至秋后渡江。因此主张：“按目前部队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²⁶⁾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总前委的意见和谈判进展情况，于4月11日电令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廿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并且命令各部于4月11日至16日不要发生任何战斗⁽²⁷⁾。军委告诉前线将领，南京主和派即将签订的和平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但军委强调：“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要求前线部队不要松懈士气⁽²⁸⁾。

4月15日晨5时，中共中央军委通知总前委，当天将向南京代表团送交和平协定草案最后修正稿本，和平谈判决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是否愿意签字尚难预料，有可能拒绝签字，因此，军委命令：“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廿日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²⁹⁾军委一方面要求前线部队准备用战斗方式渡江，一方面再次向总前委征询意见，如果和谈成立，并有必要，是否可以推迟三天渡江。对此，总前委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廿二）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而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作最后抵抗，此种征候，似已日益明显。今天南京广播，在汤恩伯总部之下组织京沪杭政务委员会，汤兼主任，谷正纲、邓文仪等为常委，即其具体步骤之一。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无绝对必需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有（廿五）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³⁰⁾同时，粟裕、张震向军委报告，为了按时发起渡江战役，要求提早于16日攻占永安洲，以便届时船只入江。军委当日复电：“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洲。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20号，请总委通知谭震林。”⁽³¹⁾

解放军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军组成了三个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的第八、第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张黄港至口岸段（即江阴至扬中北岸）实施渡江；由谭震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裕溪口至枞阳镇段（芜湖、铜陵、贵池北岸）实施渡江；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二野第三、第四、第五兵团，为西突击集团，分别在安庆以东至枞阳段、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望江至马珰段渡江。国民党军在西段的江防兵力薄弱，而东段江防有重兵镇守。因此，解放军的渡江重点置于安庆至芜湖段，以第三野战军的第七、第九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第三兵团作为渡江的第一梯队，期望首先突破政府军长江防线。总前委估计：“因敌江防西段较弱，故二野与七、九兵团突破较易。东段敌较集中，八、十兵团必须准备连续恶战数日，方能突破立足。”⁽³²⁾总前委认为，渡江战役成功的关键，是中、东两集团对进会合，围歼南京、镇江方面敌军主力，因此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发起战斗，以吸引和分散敌军的注意力。4月18日9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渡江各集团指挥员：“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廿号（卯哿）开始攻击，廿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³³⁾

至4月19日，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仅余安庆、长生洲、黑沙洲、西梁山、北新洲、六圩、扬中沙洲、两浦（浦口、浦镇）及崇明岛等9处。国民党军海军在长江下游配备了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拥有26艘军舰和三个艇队，但海军在北岸已经失去了掩护阵地，航线受到严重限制，并遭到解放军短兵炮火的袭击，已很难在长江上发挥战斗作用。

二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class="reference-link">二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南京政府对于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拖延到1949年4月20日深夜，才复电给在北平谈判的代表团，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要求成立临时停战协定，继续进行谈判。南京代表团于21日上午9时向中共代表团抄送了南京政府拒绝签字的复电，于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于4月21日联名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宣布“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命令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³⁴⁾。命令发布之时，解放军渡江的先头部队已经顺利地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江防阵地，在长江南岸登陆。

根据总前委的决定，解放军各部于20日晚开始攻夺各江心洲的战斗，21日至22日正式发起渡江作战。20日晨，正在各部摩拳擦掌、积极准备渡江之际，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经过南京政府同意，自上海上驶，准备与在南京的“伴侣”号换防。他们抱着老殖民主义的思想，不顾解放军即将渡江的军事形势，继续在长江上游弋。当“紫石英”号进入三江营江段时，正在临战状态的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三团，不明英舰企图，即发炮警告。但英舰傲慢地不予置理，继续上驶，超越炮三团三江营左翼炮位。炮三团随即发炮攻击，“紫石英”号遭到攻击后即行还击，发生激烈的水陆炮战。当时江面平静，别无船只。“紫石英”号在炮战中受到重创，被迫悬起白旗，驶靠南岸。下午，“伴侣”号增援“紫石英”号，与解放军炮兵展开激战，受伤后下驶。21日，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率两艘军舰上驶，至下午4时，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斗，炮六团奉命发炮攻击，与英国海军激战。英舰受伤后被迫下驶⁽³⁵⁾。

在东线偶发的中英军事冲突之际，中集团已经横渡长江。4月20日20时，在江岸强大炮火掩护下，中集团先头突击各军发起渡江战斗。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和二十五军并肩渡江攻击黑沙洲和鲫鱼洲。原计划是日仅为攻占江心洲的前哨战斗，但战役发起前，第九兵团向总前委请示：“拟于20日夜与打黑沙洲同时全部渡江，如此较有把握。”得到总前委的批准⁽³⁶⁾。于是，九兵团连续突击，当日即在南岸突破敌第八十八军防地，相继登陆，迅速扩张战果，于21日间攻占繁昌、荻港、旧县等地。第七兵团第二十四军同时渡江，在闻新洲和紫沙洲登陆，继而强渡夹江，突破敌八十八军防线，于21日占领铜陵，与九兵团二十七军会师，右翼二十一军突入长生洲等江心洲集结。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军战斗力薄弱，防广兵单，面临解放军两个强大兵团的突击，未经坚强抵抗，即纷纷溃退。解放军顺利撕开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驻芜湖的第二十军只能在三山街一线抵抗已经渡江的解放军的攻击，无力增援第八十八军收复阵地。21日，汤恩伯到芜湖指挥，命令驻汤山的九十九军两个师增援芜湖，但当该军到达时，解放军已大批南下，该军即向宣城撤退。

21日黄昏，解放军东西两集团全面发起渡江战斗。西集团三个兵团相继渡江，国民党军第五十五军、九十六军、六十八军诸部纷纷撤退，安庆守军也于22日夜渡江撤退。解放军于22日晚占领安庆，渡江部队转入追击。东集团第十兵团21日晚在天生港一带广正面渡江，迅速建立了滩头阵地，与敌第二十一军、五十四军等部发生激烈战斗。21日晚，解放军渡江时，中共地下组织已控制了江阴要塞，向北岸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阵地发炮。22日凌晨，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了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要塞总台长唐秉琳等集合队伍宣布起义，解放军第二十九军随即占领了要塞，要塞炮转向攻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阵地，迫使其向无锡方向撤退。第八兵团先头军于21日晚渡江，22日攻占扬中岛，守敌第五十一军渡江南逃。同时，第三十五军于22日间攻击浦口、浦镇。第三十四军起渡，进击瓜洲，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军渡江南撤。右翼担任策应任务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也发起攻击，向长江北岸推进，钳制武汉、九江守敌，保障渡江部队的侧翼安全。

解放军东集团渡江后，汤恩伯调在常州北的第五十四军主力和九十九军一个师增援江阴，但22日解放军各部陆续强渡，并向纵深发展，对南京形成包围态势。是夜，汤恩伯仓促命令各军后撤，命令扬中以东四个军，即五十四军、五十一军、第二十一军、第一二三军向淞沪地区撤退，镇江以西十二个军（即第四、第九十九、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六十六、第二十、第八十八、第五十五、第九十六、第六十八、第一〇六、第七十三军），分别向浙赣线撤退。汤恩伯率司令部从南京直退上海，准备淞沪防卫，而对向浙赣线撤退各军，既无预定撤退计划，又放任各军自行行动。第二十一军及九十九师已先期向无锡撤退，第一二三军未经激烈战斗，顺利退守常熟一线，第五十四军在常州阻击之后，与第五十一军沿太湖西岸，经宜兴、吴兴、嘉兴，边战边撤。镇江以西4个军即第四、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六十六军撤退时，各军争先恐后沿着京杭国道撤退，秩序非常混乱。

解放军迅速抓住国民党军后撤的征兆，改变部署，转入追击。第七、九兵团渡江后，即归还三野建制。22日下午，粟裕根据谍报，敌有撤退迹象，即于17时命令第七、九兵团分别向郎溪、广德、宣城方向追击，24时又命令第八、十兵团转入追击，计划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地区。23日晚至24日晨，粟裕“连续几次电促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命令第十兵团除以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向苏州进逼，监视上海方向之敌外，以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急进，首先占领宜兴，再继续向长兴挺进，以求与第九兵团在此地区会师。以第二十三军从长荡湖东西地区向南急进，切断溧阳、宜兴之间的通路。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以西一线南下，配合各部歼灭逃敌。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向广德、长兴、吴兴急进，务于25日、26日赶到广德以东之天平桥、梅溪之线以东，与第二十八军取得联系。第八兵团部率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在南京、镇江地区担任警备任务”⁽³⁷⁾。西集团第四兵团原有接管南京的任务，这时敌江防崩溃，全面溃退，23日，总前委决定扩大战役规模，命令第四兵团改为沿五兵团右侧，出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三兵团进击徽州，五兵团进击衢州，追击逃敌。

22日至23日间，南京国民党政府机关纷纷撤逃，23日晚，解放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南京宣告解放。

23日深夜，经过中共地下组织的长期工作，国民党军海防第二舰队在司令林遵率领下，于南京附近的笆斗山江面宣布起义，共有二十五艘舰艇（内军舰九艘）参加起义。拒绝起义的“永嘉”等军舰则向下游突围，连同在镇江、江阴一带的海军军舰共十三艘，驶出长江口，有四艘军舰为解放军炮火击沉。海军在江防战斗中没有发挥有效作用。

国民党军在撤退过程中，士气低落，组织混乱，在解放军强大兵团的追击下，纷纷溃散。第二十军及九十九军一部从芜湖向宣城撤退，24日，在湾沚镇被赶来的解放军第二十五军包围，大部被歼，军长杨干才被击毙。解放军第二十五军奉命继续南下追击敌第六十六军。第六十六军自当涂南撤，秩序混乱，经溧阳附近时，即被解放军击散，转入山地。国民党军第四军奉命经句容掩护南京退却部队，然后转京杭国道。25日下午到达溧阳北的南渡时，解放军已先期占领宜兴、溧阳，截断了京杭国道，第四军不得不改走宜兴以西的山区，第四十五军随第四军跟进，有时互相穿插，道路堵塞，同样被迫进入山地。27日，解放军中集团的第二十七军和东集团的第二十八军在吴兴附近打通了联系，封闭了合围口。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最后撤退，途经宜兴西的山地时，正值解放军围歼第四军、第四十五军，即被卷入包围。至29日，上述国民党军，连同第六十六军、第二十军残部及第五十一军一部共十万余众被歼。

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军撤至宣城后组织抵抗，遭到解放军第二十七军的攻击，撤出宣城后部队溃散。刘汝明的第八兵团本系杂牌部队，战力不强，解放军渡江后，即望风逃跑。刘汝明率五十五军自贵池一线向徽州撤退，与第八十八军会合，一路上人员散失，到达福建后，五十五及八十八军仅各余二千人。第九十六军向祁门、第六十八军及跟进的第四十六军一七四师向浮梁撤退，遭到解放军追击部队的围堵、袭击。第一七四师在吴田铺、牌楼街地区于24日被解放军第十一军包围歼灭。第九十六军第二一二师一路上被解放军截歼，26日退至祁门，被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十一军等部割歼一部。第一四一师撤退至婺源，于5月1日被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歼灭大部。残部经玉山、广丰撤至福建。国民党军第六十八军遭到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和十五军的追击，后尾部队多次被截歼。4月29日在乐平一线，第一一九师被解放军第十三军歼灭大部，5月3日，第八十一师在弋阳投降。5月4日，第一四三师在德兴被解放军第十五军包围歼灭。国民党军在第二线的第一〇六军和第七十三军，解放军渡江后，并未向前开进，即行撤退，后卫部队遭到解放军截歼。

国民党军江防各部，仅扬中以东四个军先后撤至上海，还保持着战斗力。

解放军渡江各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实施追击，旬日之间，挺进千里之遥。第三兵团于4月28日进抵徽州，5月2日另一部进抵休宁、屯溪，5月6日进击浙赣线上重镇金华。至5月15日，兵团集结在金华、江山、兰溪一线。第五兵团于5月1日占领婺源，5月6日占领衢州、江山，前锋进击福建北部。至5月20日，兵团集结在上饶一线。第四兵团为战役右翼兵团，负有隔断白崇禧部和汤恩伯部联系的任务。4月29日进抵乐平，5月4日进抵横峰、上饶，5月5日进抵鹰潭、东乡，截断了浙赣路。前锋部队于5月14日直达福建南平。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各部在进行了郎广围歼战之后，第七兵团即向杭州挺进，5月2日进抵余杭，3日首先抢占、保护钱塘江大桥，然后攻击市区，黄昏时占领杭州。7日在诸暨与二野三兵团会师。第九兵团于5月初在太湖南岸集结，准备进击上海。第十兵团的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南进，于4月27日占领苏州。5月初，十兵团各军在苏州、无锡、常熟集结，准备进围上海。

在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之际，进行侧翼掩护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也向监利、孝感、黄冈、蕲春一线推进，兵逼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但当时第四野战军主力尚未南下，所以仅系牵制性质。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28日指示前线将领，对于白崇禧部，“应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导致解放军仓促接管武汉三镇，引起管理大城市的困难。但同时要求前线将领和中原局，“应当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以免敌人退走，仓猝接收，毫无准备”⁽³⁸⁾。4月29日，第四野战军以先遣的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向武汉进击，第十三兵团为右路军，沿平汉路及其西侧向武汉以西前进，第十五兵团为左路军，由平汉路以东，向九江前进，第十四兵团由中路南进。5月初，林彪率第四野战军主力开始南下作战，军委所获情报，“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要求四野在前线的部队先期渡江⁽³⁹⁾。于是，林彪于5月10日命令第十二兵团：“你们先头两个军（共八个师的兵力）应争取提前到达江边，并极力争取先头部队即到立渡，后续部队陆续继渡。望注意采取多路前进、宽正面的袭抢船只和利用敌人窜逃的方法，求得袭渡成功。”并要求尽量提早过江⁽⁴⁰⁾。

白崇禧鉴于解放军已在长江下游胜利渡江，解放军右翼兵团且自彭泽渡江，对自己防区的东侧和后路构成威胁，当面第四野战军已直接威胁武汉三镇，即于4月28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收缩兵力，将北岸主力撤至南岸，将襄樊地区的第十五军撤至宜昌，归入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序列，撤销第十五绥区。然后，白崇禧又决定于5月15日从武汉地区撤退，在汨罗江、通城、平江、修水、奉新、高安、清江（今樟树）一线布防，主力在长沙、株洲地区集结，以宋希濂的鄂西绥靖司令部担任巴东至沙市的江防⁽⁴¹⁾。长官公署移驻祁阳。解放军渡江后，临时成立的国民党军南昌指挥所（主要辖重建的胡琏第十二兵团）主任方天，以“本所督训各部队，战力均未长成，似难骤负重任”，要求免去保卫南昌的任务，将指挥所移驻吉安⁽⁴²⁾。得到统帅部同意后即于5月6日移驻，而把九江到南昌的防务全部交给了白崇禧所辖的第八绥区部队（以第四十六军为主，后改第十兵团），致使白崇禧右翼十分空虚，不能不全面收缩。正当白崇禧部署撤退之际，驻在贺胜桥、金口一线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决心起义。14日，白崇禧从广州飞回武昌，召见张轸，迫令他命令所部后撤。白对张已经有所怀疑，张设法脱身后，直奔金口，白崇禧则包围了张轸在贺胜桥的兵团司令部，勒令缴械。15日晨，张轸在金口率一个军部、四个师，约2.5万人宣布起义，并派兵袭击白崇禧后撤部队。白崇禧部无心恋战，予张部反击后，即加速后撤。

解放军第十二兵团于14日发起战斗，顺利占领团风、黄冈、兰溪、蕲春等北岸沿江地区，15日晨，第四十三军在兰溪及其东西地段渡江，并先后占领大冶、九江诸地。第四十军一部进击汉口，敌先期撤逃，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汉阳，一部随四十三军渡江，17日占领鄂南重镇贺胜桥。为配合第四野战军在江南的挺进，第二野战军命令第四兵团向南昌方向发展，于5月22日占领南昌。

三　国民党政府逃离南京" class="reference-link">三　国民党政府逃离南京

李宗仁既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即决心继续作战。4月18日，他派人请傅泾波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迁往广州⁽⁴³⁾。19日，从上海无线电广播中已传出政府南迁广州的消息。20日，蒋介石的亲信吴铁城、吴忠信、王世杰等拜访了李宗仁⁽⁴⁴⁾，显然准备合作抵抗中共的进军。

4月21日晨，解放军已在荻港一线突破江防，南京行政、立法、监察三院院长及秘书长开会讨论紧急疏散事宜，李宗仁也下达了中央各机关南迁广州的命令。除国防部迁往上海外，总统府、行政院各部会及立法、监察两院都迁往广州。

是日上午，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汤恩伯等在国防部开会，会商今后战略。国防部次长萧毅肃、第三厅厅长蔡文治报告，解放军在第八十八军防区突破江防，第七兵团司令官张世希报告“如无大量援兵，无法恢复”⁽⁴⁵⁾。何应钦、白崇禧等主张调六十六、九十九军前往增援，李宗仁表示赞同，汤恩伯“即请政府早迁，俾无顾虑的调京浦之六十六及九十九军等往援”。下午，他们又继续商量调动驻新疆的部队到内地参战，并商量甘青两马的军队出击方向，但没有结果⁽⁴⁶⁾。

蒋介石在先几日已邀约李宗仁晤谈，面临和谈破裂、解放军渡江的严重形势，李宗仁即于22日偕同白崇禧、何应钦等飞往杭州，与蒋介石会晤，蒋则自溪口飞杭，商讨拒绝中共和平协定后的时局和应付方策。张群、吴忠信、王世杰等也与会。行前，白崇禧向李宗仁表示：“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产权全部交出。”⁽⁴⁷⁾会商时，李宗仁表示：“和平方针既告失败，请公复职。”⁽⁴⁸⁾蒋则表示：“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⁴⁹⁾并且主张必须表明反共到底的态度，仍让李宗仁处于前台，承担抵抗解放军推进的责任。蒋、李在政权崩溃之际，仍然同床异梦，互不相让，难以合作。蒋介石利用李宗仁和谈政策的失败，乘机在会上决定，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非常委员会”，凡政府重大政策，先在党中获致协议，再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实施，由此来“协助李宗仁”⁽⁵⁰⁾。这样，李宗仁不仅没有从蒋介石那里要到实权，反而更方便蒋介石利用党权来操纵国民党残部，按照蒋介石的意图，继续抵抗。

在此次杭州会议上通过决议：“（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惟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在军事方面，由何院长兼任国防部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四）采取紧急有效步骤，以加强中国国民党之团结及党与政府之联系。”李宗仁同日发布命令，特任何应钦为国防部长，改变指挥体制，以参谋总长为国防部长的幕僚长⁽⁵¹⁾。

同时发表通电明示：“由于共党毫无诚意，和平谈判已告决裂，中华民国特昭告全世界，此后将继续抵抗共产主义侵略，从明日起，政府迁往广州办公。”⁽⁵²⁾

当晚，李宗仁仍飞回南京，但这时军队已在部署撤退，李即召见汤恩伯。汤报告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⁵³⁾这时，中共方面仍在通过南京代表团向李宗仁做工作，希望李宗仁留在南京，签订和平协定。邵力子、章士钊致电李宗仁，请李“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必求公飞莅燕京，与某等共图转圜突变之方”⁽⁵⁴⁾。李已决心战斗，即“将电文掷去，未加理会”⁽⁵⁵⁾。当时在南京的阎锡山怀疑李宗仁仍要谋和，徐永昌解释说：“将来不知，此时实无。”阎仍有所怀疑，徐表示：“此而看不出，是连自己也不信。”⁽⁵⁶⁾

23日晨9时，李宗仁经汤恩伯催促，驱车前往明故宫机场，乘专机飞离南京，他愁肠满怀，在南京上空转了两圈，只见钟山屹立，长江如练，而硝烟弥漫，炮火连天。驾驶员前来请示飞航目标，李宗仁对蒋介石依然在幕后操纵深感疑虑，于是，他没有让驾驶员飞往政府南迁的广州，而是飞往自己起家的根据地桂林。

南京各机关于22日铁路被解放军切断后，沿京杭国道撤退。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23日先飞上海，24日飞广州。

当时，国民党军曾企图破坏南京，一方面中共地下组织正发动群众予以保护，维持社会治安，另一方面，国民党军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进行破坏活动。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覃异之和总司令张耀明商量，由张耀明和马青苑等联系，成立维持治安组织。同时，在北平的南京代表团于23日晚上也与南京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及参议会议长陈裕光联系，要他们联络各界，负责维持城内治安，防止破坏，静候解放军入城接收。是日下午6时，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员等致电毛泽东：“毛主席勋鉴：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委员会，推青苑为主任委员，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十三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京陵（原文如此——引者）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便欢迎。”⁽⁵⁷⁾翌日晨，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电告总前委和粟裕、刘伯承等前线将领：“请你们迅即令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⁵⁸⁾

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在国民党军撤退后，占领浦口，但没有渡船，至23日黄昏，只是以两只小船首先渡过十八个侦察兵。中共地下党组织了以水上警察局二号巡艇为首的第一批巡艇到浦口迎接，并继续组织渡船。是日深夜至24日凌晨，第三十五军顺利进占南京。

2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闻报道宣布：“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⁵⁹⁾以代总统李宗仁为首的由国民党执掌的中华民国政府放弃首都南京撤逃，是中华民国败亡的标志。国民党军政残部则继续在广州、重庆等南方地区组织抵抗。

对于在北平的南京和谈代表团，李宗仁、何应钦于21日电询张治中：“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这时候，中共和谈代表周恩来等一再对南京代表表示挽留，“以保留和谈线索”，“词意恳挚、温和而又坚决”⁽⁶⁰⁾。毛泽东早在4月13日就函示周恩来说：“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果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在北平。”⁽⁶¹⁾张治中是首席代表，他认为，“我是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和谈破裂，理应回去复命”，但在中共的诚意和善意的劝说下，又深感犹豫。24日南京方面派出的飞机来平，经过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张治中的眷属竟随机来平。于是，张治中“在无可奈何之中也只有暂时留下来了”。当时，民革李民欣带来了何应钦致张治中转各代表的信：“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团同人即日径飞上海为盼。”南京代表们经过中共代表的劝说，决定留下，复信说：“昨闻中央公司今日有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申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静待而已。”这架来接南京代表团的飞机，就只好带上这封信，独自飞回去了⁽⁶²⁾。

代总统没有撤往广州，部分国民党人在广州集会，要求蒋介石前往广州领导全党。但这位国民党的总裁，注意力仍然放在军事上，25日，决定离开故乡溪口，前往上海指挥残部。他深知此行一去，故土难归，两度展谒母亲的坟墓，迟迟而行。他到象山港登上了“太康”军舰，于26日驶抵上海复兴岛。27日进驻上海金神父路励志社。他一方面与汤恩伯等研究军事部署，一方面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鼓吹反共。他在文告中侈谈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诬蔑中共是第三国际（已经解散）的第五纵队，毫无根据地武断说：“（中共）妄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前，控制全中国，为共产国际充实其应付世界大战之人力物力与资源，犯了日本军阀一样的错误，他这个大错的铸成，就是他自取灭亡的基因，亦就是我们中国剿共最后胜利的把握……不出三年，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⁶³⁾尽管他仍然大权在握，但他重登前台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他伪善地表示：“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⁶⁴⁾直到5月6日，蒋介石才从市区撤往复兴岛，登上“江静”轮，并于第二天开往舟山。

国民党政权一派败亡景象，下野的国民党总裁在前线指挥战斗，而负有行政责任的代总统，躲到离前线十分遥远的后方。他们都想收拾残局，但又各存私心，依然无法通力合作。和谈的失败，使白崇禧对李宗仁也很失望。据程思远回忆，白崇禧对他说：“过去三个月，德公不知误了多少事，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⁶⁵⁾桂系既缺乏力量，也缺乏施政的魄力，广州群龙无首。4月25日，国民党中常委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一）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任务终了，立即撤销；（二）推派李文范、吴铁城两委员赴桂，促请李代总统宗仁同志早日来穗。”⁽⁶⁶⁾李宗仁在桂林也电召白崇禧前往商议。白于4月29日从武汉起飞，因气候原因，未能飞往桂林，改飞广州。5月1日，何应钦和政要们谈话，认为“蒋先生要干即来，不干则将钞权拿出来，不必管事”。会上“各夸功德而怨尤他人”，阎锡山把它称之为老鼠会。他解释说：群鼠会议制猫，以为如以铃拴猫项，则各得警觉。询谁去拴，则皆不愿⁽⁶⁷⁾。

5月2日，广州方面公派的李文范和作为私人身份的居正、阎锡山一起前往桂林，劝说李宗仁前往广州主持，白崇禧也随机同往。居正等三人向李宗仁表示：“他们来桂之前已得到蒋先生的保证，说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希望李代总统领导下去。”⁽⁶⁸⁾5月3日，李宗仁复信给何应钦，并附有谈话记录一份，转达蒋介石，提出了六点要求⁽⁶⁹⁾：

（一）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

（二）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以应政府急需。

（三）所有前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指挥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

（五）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党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党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党内决定，只能作为对政府之建议。

（六）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李宗仁曾召集桂系骨干商量这份记录，“白崇禧听后，表示完全同意，他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一贯主张。但是现在政府迁到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失去了领导重心，恐怕影响是很大的。’言外之意，就是同蒋争权，也要到广州去”⁽⁷⁰⁾。当时，白崇禧尚雄心勃勃，企图一战，力主李宗仁赴广州主持。阎锡山认为李的这份记录刺激性太大，劝李宗仁予以修改，但李没有同意，阎即以自己是私人资格来桂，没有同意带转，即由李文范带回，由何应钦转送给蒋介石。⁽⁷¹⁾

6日，蒋介石向李宗仁回复了一封长函，由林蔚文带到广州交何应钦，转交李宗仁。蒋介石在信中一派冠冕堂皇的话，认为一切由代总统依法行使，自己引退后，对存台金钞“未尝再行与闻”。国防部事务，已“无权过问”。对于非常委员会认为可以复议，但他强调：“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为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蒋在信中强烈表示拒绝出国，并声明：“中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告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⁷²⁾其实，他刚刚部署好上海军事后从上海撤走，进行着东山再起的图谋。他预定：“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区；建设则以台湾为着手之起点。”⁽⁷³⁾他把台湾作为他的最后根据地，全力经营，台湾事务以及转移到台湾的财政部库存，李宗仁根本无法插手。何应钦接信后，召集十数人研究，多数人请阎锡山带往桂林，“仍劝李来穗，勿因是而负气”⁽⁷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在广州举行会议，请蒋介石打消遁迹远行之意，并推阎锡山、于右任、吴忠信等研究促成蒋介石和李宗仁在短期内再度晤谈。

7日，阎锡山偕朱家骅、陈济棠及白崇禧再次前往桂林劝说李宗仁。阎说明蒋介石“六条已承认五条半，不过发点牢骚。并说发牢骚较应允而不发牢骚还好”⁽⁷⁵⁾。所谓半条，就是未允出国。当时桂系骨干都主张李宗仁去广州，李得了面子，对未来存有一线希望，即于5月8日自桂林飞往广州。

李宗仁到广州后即于当日发布命令宣布：“政府以和谈无法继续进行，畿辅又突遭侵袭，遂不得不于四月二十一日令饬尚在南京之各中央机关迅即全部迁至广州，并责成军事主管妥慎规划集中力量缩短防线，续为保障民主自由与国家独立作自卫之抵抗。在此期间广州即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除前已由外交部照会各国驻京使节外，特此通令昭告全国。”⁽⁷⁶⁾

同时，立法院也于5月6日在广州复会。逃离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残部又正式运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