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省港罢工的谈判与收束"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省港罢工的谈判与收束

一　中英省港罢工谈判及其中断"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中英省港罢工谈判及其中断

持久的罢工和排货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经济上，据英国官方估计，1925年的对华贸易额比1924年减少21％，香港对大陆的贸易额减少近23％；同期英国和香港对华贸易商品价值合计损失32％⁽⁵⁹⁾。政治上，数万有组织的罢工工人对香港构成直接的威胁，英国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权威发生动摇。因此，英国和香港政府把解决罢工和排货列为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希望通过谈判化解这场风暴。

罢工和排货提高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外交地位，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因此，广东国民政府中的左派支持罢工，对罢工工人有好感。但是，罢工对广东的经济也有不利影响，长期资助罢工工人更成为广东财政一大负担。左派又觉得，罢工委员会是“第二政府”，纠察队是“第二武装”，加之右派拨弄，政府与工人间渐生鸿沟。当时，国民政府正准备北伐，担心英国借机制造事端，进行武装干涉，骚扰后方，因此，希望以谈判解决罢工。

罢工委员会鉴于五卅怒潮已趋低落，省港罢工呈孤军奋斗之势，罢工工人生活困苦，斗争环境日趋险恶。长期封锁香港，排斥英货，固然重惩了英帝国主义，然而对广东经济也有不利影响。商人贸易不自由，农产品销路堵塞，工人与农民、商人的关系渐趋紧张，与国民政府的矛盾也日趋表面化，加上为了全力支持北伐，罢工委员会也愿通过谈判，在一定胜利条件下结束罢工。

港英当局首先伸出触角。从1925年9月开始，香港的中国商人代表即在港英当局指使下往返奔波于省港之间，谋求谈判解决。广东四商会也于11月派代表团赴港接洽。罢工委员会当时的立场是，政治条件可另觅途径去争取，只要香港当局解决经济条件即可复工⁽⁶⁰⁾。港英当局的对策却是，不接受罢工委员会的任何条件，也不同罢工委员会磋商，只要求同广州政府谈判，以图借广州政府之手压迫罢工组织，平息工潮，解除封锁⁽⁶¹⁾。当时的广州市长伍朝枢迫于罢工工人的强大压力，答复港商代表称：香港政府须与罢工工人磋商，广州政府只能“居间调停”⁽⁶²⁾。尽管如此，广州国民政府同港英当局间的“非正式磋商”却从此开始明来暗往地进行起来。

12月间，港督金文泰委托廖仲恺的妹夫、香港名医杜应坤往见汪精卫，转交一封邀请信，请汪派高级官员赴港一晤。汪精卫立即派宋子文去香港。12月19日，宋子文与金文泰初步会商。次日，港督又派代表陪宋返粤，继续同国民政府磋谈。港方完全回避政治条件，在经济条件方面，则回避罢工赔款问题，拒绝恢复罢工工人原在香港的工作，而向国民政府抛出“借款”诱饵，声称愿意帮助国民政府兴办对省港贸易有利的实业，使组织在革命旗帜下的罢工工人分散就业⁽⁶³⁾。国民政府在此诱惑下，立场有所松动，表示欢迎借款，也可代工人组织磋商政治条件，但香港方面仍应考虑赔款问题；若能补偿罢工者工资，广州政府可劝工人放弃复职的要求；若港方能答应赔款、复职两项要求，广州政府可劝工人早日结束罢工⁽⁶⁴⁾。当时英国殖民部给香港的300万英镑借款尚未生效，香港中国商人怵于年关清账，愿以30万元赔款换取事态了结。12月30日，8名华商代表经香港政府允许，到广州同罢工委员会讨论赔款事宜。伍朝枢却通知港商代表：有关沙基惨案的政治要求极为重要，必须由香港政府与罢工委员会直接谈判此事。香港政府坚持原来的立场，港商代表无功而返，谈判中断⁽⁶⁵⁾。

此后，省港罢工委员会加紧排斥英货，严查一切入口货物。港英当局也进行反扑。经过一番密谋，粤海关英籍税务司卑路（F．Hayley Bell）借口罢工纠察队扣留数只未经海关查验的货艇，使他不能执行职务，悍然于1926年2月22日命令海关停止验货起卸。卑路采取这种强硬的行动，目的之一是迫使广州政府干预罢工工人的活动。这一着果然奏效。国民党左派大骂罢工工人不对，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通告，不许工人干涉海关职权。纠察队遵令将扣留的船货交还海关。卑路遂于26日开关⁽⁶⁶⁾。

封关事件使国民党要人深感震动，决心加快谈判进度，早日了却罢工排货这桩心病。2月23日，汪精卫致函香港政府代表周寿臣等人，邀请他们到澳门与广东省交涉员傅秉常秘密会谈。3月2日，双方代表会面。傅秉常表示，汪先生派他来，是为了“努力消除一切误会，找到解决当前工潮的办法”。他承认，若听任罢工纠察队走向极端，对广州是很危险的。广州政府在自己希望的时候一定能控制住罢工者，但不想对他们过于严厉，因为这是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全国性运动。傅还暗示，港方若肯付出适当赔偿，广州政府将放弃政治要求。周寿臣却声明：香港当局从未在原则上同意赔款，香港华商现在也未必还肯拿出钱来。傅再度退让，表示虽要求赔款，但对此不抱多大期望。他要求港府提供“铁路借款”，声称“香港对广州修建铁路、公路的实际援助，将导致友好关系的重建，无疑比香港付给罢工者财政赔偿要好”。他还透露，罢工工人的全部条件都是自己拟定的，广州政府事先并不知情。港方代表认为这一点值得重视，在以后的谈判中对罢工委员会的要求概不理会。傅还透露了罢委会面临的经济困境，保证只要港方提供数额适当的金钱，汪精卫就能够平息罢工风潮。傅并称：汪精卫愿意在广州会见参加此次会谈的香港政府代表，“以便亲自同他们彻底讨论，能以何种方式协助达成满意的解决。”港方则表示非常感谢傅的“友好行为”⁽⁶⁷⁾。

经过这次秘密接触后，汪精卫与港督金文泰之间信使往返，频频磋商。这时省港大罢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英国对香港的贸易贷款已发生效力，“输血”后的香港经济开始稳定，商人们顺利度过了年关。随着“五卅”运动的退潮，英国在华北、华中的贸易状况有所改善，在华南也找到了许多同广东贸易的秘密渠道。港商不再愿付罢工赔款。罢工委员会在香港发动二次罢工，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卑路事件中又受到压抑。香港当局一面不时施放武装干涉的空气，一面顽固地坚持苛刻的谈判条件，如：不以罢工组织为对手，不赔款，借款的前提条件是完全取消排货运动和罢工委员会，由港方控制和监督借款的用途，以确保其用于兴办实业，而不分给罢工工人⁽⁶⁸⁾。汪精卫一再妥协，终于决定将罢工委员会撇在一边，答应由国民政府出面，直接同香港当局举行正式谈判⁽⁶⁹⁾。

3月20日，即发生中山舰事件的同日，港督密使携函到达广州，会见当时正卧病在床的汪精卫。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港督来函，并由汪精卫签署了回函。汪托来使捎去口信说：“正式谈判应在广州举行”，“罢工结束时工人应获赔偿”⁽⁷⁰⁾。24日，金文泰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所鼓舞，急电伦敦，力陈现在正是取代俄国影响的机会，请求授权讨论借款。英政府迅即回电，授权他在广州政府结束拒货和担保用途的前提下，从香港资金中拨款，援助广州市政改良。香港当局内定借款数额为一千万元左右。

省港罢工委员会坚持以获得适当赔偿为收束罢工排货的最低条件，发起广东工、农、商、学联合运动，促使革命气氛再度高涨⁽⁷¹⁾。在这种形势下，广州政府既不能向英方彻底屈服，又担心在正式谈判中争执不下而公开破裂，便一再要求先进行“非正式磋商”。4月上旬，港督代表明确表示，香港当局不仅不同罢工委员会谈判，不付赔款或罢工费用，而且也不允许香港英、华商人作出这类赔偿⁽⁷²⁾。由于在赔偿问题上毫无妥协余地，省港间的正式谈判只得无限期推迟。

此后一段时间内，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一直期待着国民党温和派在广州进一步得势。英国外交部认为，最终解决的前景“将取决于温和派与共产派之间政治斗争的发展，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前者真诚地希望取得解决”⁽⁷³⁾。金文泰甚至相信，一旦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圆满成功，共产派罢工委员会将不复存在，排货运动会自行停止⁽⁷⁴⁾。当然，广州形势的变化并未使他们如愿。由于温和派一时受到抑制，港英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下一步对策。

正在这时，前广东交涉员、省港谈判的重要人物傅秉常于6月2日逃往香港，向港英当局透露：蒋介石本人希望一举解决省港间的纠葛，但共产党人不赞成在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收束。尽管现在许多右派已经离开广州，但国民政府仍可能尽量设法，解决这场纠葛，因其持续时间太久，给政府造成极大麻烦和开销。傅并称：蒋介石独到的策略是，先巩固自己的军事地位，以便能够最终在全中国实行他所信奉的政策。只是因为需要苏俄的援助，蒋才同鲍罗廷妥协，但“蒋介石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党人分裂”⁽⁷⁵⁾。港英当局了解上述内情后，更加不肯让步，坚持诱迫国民政府收束省港罢工。

陈友仁于1926年5月底就任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6月4日、5日，他分别通知白利安和金文泰，表示准备与英国和香港当局公开谈判罢工事件，请英方派出全权代表。陈向白利安强调，罢工排货的起因在于英国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必须以赔款作为解决前提。白利安避而不谈赔款，却表示香港政府愿为广州建设省港互利的项目提供1000万元借款，条件比一般情况宽大，但将以分期付款和监督的办法来保障其用途。陈友仁提出，若以借款取代罢工赔偿费，则将用于军事项目，而且不能接受外国监督。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⁷⁶⁾。

英国驻北京公使麻克类反对同正在积极准备北伐的国民政府谈判，认为这将损害吴佩孚等北洋将领的利益。参赞欧马利却认为，从解救英国在华南的利益出发，“与广东谈判是最迫切、最紧要之事，不应服从华北、华中变幻不定的形势”。金文泰指出，吴佩孚、张作霖的表现很令人失望，而广州政权的支配者是蒋介石。谈判很可能出于蒋的要求，蒋需要钱，也需要解除广州工人纠察队对其基地的威胁。因此，金文泰主张立即与广州方面正式谈判⁽⁷⁷⁾。英国决策部门也将解救英国利益和分化革命阵营作为主要考虑，期望“随着排货的解决，英国与华南的关系将得到全面而显著的改善”，“罢工组织被解散”，“保守、温和分子们得到加强，俄国的影响相应地减少”⁽⁷⁸⁾。6月11日，张伯伦下令参加谈判。他授权英方代表酌情提出三项反要求，以拒绝广州方面为沙基惨案遇难者和罢工者提出的赔偿要求，但他同意向国民政府提供实业借款。17日，张伯伦训令驻华使领官员：“解决排货必须是我国政策的首要目标。”⁽⁷⁹⁾

谈判开始前后，广东工人和各界民众连续集会，表达实现罢工要求和支持、监督政府外交的意思。6月19日，罢工委员会宣布：罢工工人将团结一致，以反对英帝国主义，直到罢工工人提出的解决条件为港府接受为止。22日，农工商学联合会决定，支持罢工到底⁽⁸⁰⁾。罢工领导者之一、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说，批驳英方的各种狡辩和谬论，为国民政府谈判代表提供论据⁽⁸¹⁾。舆论界也广泛认为，应以沙基惨案五项条件和省港罢工各项条件为解决问题的根据，不容修改⁽⁸²⁾。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和民众的多方支持，国民政府代表才能在谈判桌前，以较为坚定的立场同强悍的英帝国主义相周旋。

7月15日，国民政府与英港政府的正式谈判在广州举行。国民政府全权代表为陈友仁和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顾孟馀。英港政府全权代表为白利安、香港律政司凯普（J．H．Kemp）、华民政务司哈利法克斯（E．R．Ha1ifax）。16日，陈友仁宣读了一份关于排斥英货运动原由的意见书，指出排货是华南人民有组织的爱国运动，其直接原因是沙基惨案，间接原因是“五卅”惨案，两案皆为英国参与制造。香港政府先对广东实行封锁，尤为激起和延长对英杯葛的有力辅因。19日，英方代表书面答复，为“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辩护，并称香港先行封锁广东是“自卫政策”。当日，陈友仁邀白利安到另一房间进行“私人谈话”，要求香港政府从财政上帮助广州政府解除“失业者”负担。白利安称，无论是以赔偿罢工者的形式，还是以可充军费的自由资金形式，香港绝不会付一分钱。中方若坚持这种要求，香港政府宁愿同排货对抗到底。但他表示：为使广州政府能够在人民面前不显得完全失败，并为恢复省港友好关系，香港当局可借款帮助广州的建设性项目。陈友仁则重申，拒付赔款将使解决难以实现⁽⁸³⁾。

7月21日，第四次会议，陈友仁逐条驳斥英国代表19日的答复意见书，提议由两方协力分任：一、为使沙基惨案不致重演，整顿沙面海陆军，限制英舰停泊内河；二、赔偿惨案受害者；三、筹款解决“失业”问题。英方声称：只有中方采取充分措施保证外国居民安全，英方才能变更防卫措施。同时明确拒绝后两项要求，并暗示保留赔偿英方损失的反要求。中方表示：排货是沙基惨案的直接产物，既然英方不承认先射击的责任，则应进行国际调查。在此之前，由国民政府与香港政府共同借款给“失业”工人。将来如英方在国际法庭胜诉，香港政府负担的借款由国民政府偿还；中方胜诉，则国民政府负担的借款，由香港政府偿还。英方代表反对这种办法，口头提出以港方实业借款换取立即结束排货的反建议。双方均以考虑为由推至下次再议⁽⁸⁴⁾。

7月23日，第五次会议。中方就国际调查沙基惨案责任问题提出详细意见书。英代表以种种借口进行刁难，遭到中方代表驳斥。英方代表表示须向政府请示。随后英代表团提出借款意见书，声称愿为开辟黄埔商埠、接通粤汉、广九铁路或其他省港互利的用途提供约一千万元借款。条件是此后广州政府所辖地区应完全停止排斥英货及其他反英活动，并须雇用英籍总工程师及总管账各一人，以保证这笔款项的“正当支销”与偿还。中方代表也以请示为由，未置可否。谈判至此宣告无限期休会⁽⁸⁵⁾。

列强根本不把广东政权放在眼里。国民党人在广东建立政权以来，没有同外国开过平等的正式会议。只是因为省港大罢工和排斥英货运动的发生与坚持，英港政府才不得不派同等权责、同等数目的代表同国民政府平起平坐地进行谈判。

为了使谈判早日成功，国民政府作了许多让步。它放弃了从前提出的英方为沙基惨案道歉、惩办有关长官、撤退兵舰、交还沙面等要求；也不再坚持罢工工人历次所提各项条件，仅要求赔偿惨案受害者和限制英舰；至于罢工赔款，则表示愿谋变通办法筹集。然而，英国政府仍不愿改变立场，省港谈判陷于中断。

谈判中断后，罢工委员会加紧排斥英货、封锁香港的斗争，新补充2000名纠察队员，在各海口要道增岗加哨，严密盘查往来船货，严厉处置走私违法活动。工人群众并上书国民党中央，说明罢工及一年来的奋斗，都是为民族求解放，前途不外乎三端：“一、其将不念先烈沉冤，无条件屈服耶？二、抑不但屈服，且进而接受其实业借款条件耶？三、或不甘屈服而继续奋斗，以求最后胜利耶？”⁽⁸⁶⁾对于这么尖锐的问题，国民党中央没有正面答复。

二　英国的胁迫与罢工排货的收束" class="reference-link">二　英国的胁迫与罢工排货的收束

省港谈判中断后，英国在华工商业利益集团开始向政府施加压力。1926年8月初，伦敦中国协会向外交部转呈一份英国在华工商巨头会议的报告，指出中国市场的复兴，是解决英国面临的贸易衰退和失业问题的重要出路。英国应与日、美联合行动，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维护在华根本利益。“英国各界宁肯面对中国公众舆论暂时仇视的后果，也不愿对极端派实行和解政策”⁽⁸⁷⁾。

英国外务副大臣、对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韦尔斯利认为，当国民革命在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下迅猛兴起之际，采取简单的炮舰政策是极其危险的。英国没有足够的陆海军力量对付如此众多的中国民众，若与列强联合行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或许可收一时之效，但终将引起致命恶果。正确的政策是暂时观望，寻得修订条约的时机和方法。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一、英国人生命面临紧迫危险；二、保卫英国利益⁽⁸⁸⁾。

广州和香港的英国官员就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寻找解决排货运动的新途径。他们通过前一阶段的接触和窥测，看准了国民政府同罢工工人之间的分歧，摸透了国民党人怕乱、怕民众运动的心理，于是决心以军事行动直接遏制罢工工人，胁迫国民政府收束罢工排货运动。

这种策略，在6月下旬梧州事件中已经预演并取得成效。当时，英国驻华南的西江舰队司令费慈（J．U．P．Fitzgerald）率三艘英舰溯江而上，“查处”一英人被害事件。途经广西梧州，索要引水员，遭到工会抵制。费慈向梧州当局施行恫吓。梧州当局遵照广西政府指示，说服工会允许英舰雇人引水。工会又要求加倍付薪，费慈便向广西省政府主席及梧州交涉员发出最后通牒。广西及梧州当局接受了费慈的条件，但因引水工人未如期到舰，费慈竟于6月24日封锁梧州港，直至引水工人到舰才罢休。

8月中旬，港督金文泰召集驻港英军将领，研讨武力解决省港罢工的行动方案，并进行了实地考察。英方顾虑没有足够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对华战争，也没有把握取得其他列强的合作，如果武力行动激起全国规模的反英排货运动，英国得不偿失。因此，英方决定尽可能控制冲突的规模，以有限的武装行动，实现“解决排货”这一主要目标。

港英陆军当局提出可用100人突袭罢工委员会总部，但如果国民政府将此举视为战争行动，出动政府军对沙面实行反击，香港英军将难以应付。费慈则根据梧州事件的经验，提出可依次实行的五条行动方案。其中，第一是扣押并毁坏一切罢工纠察船和其他罢工者使用的船只；第二是将炮舰停靠于罢工检查站和罢工委员会总部，使罢工组织陷于瘫痪。费慈认为，实行这两条方案，不须登陆作战，甚至可能不费一枪一弹，便可破坏排货运动。如果行动时向有关方面说明，这完全是针对罢工者采取的，效果更佳⁽⁸⁹⁾。白利安向英国使馆和政府力荐这两个方案，并提出补充意见：一、设法说明我方只攻击罢工委员会，不攻击广州政府；后者出于对北伐战事的考虑，可能除提出抗议、诉诸报端之外，不会采取其他行动；二、采取只打击罢工委员会的行动，会得到广州商人们的支持，其他列强也无异议；三、广州政府正与吴佩孚、孙传芳作战，北方发生反英报复的可能性很小；四、可从香港派一两艘空船到广州进行非法贸易，诱使纠察队干涉，英国便可以此为借口，采取上述“报复行动”⁽⁹⁰⁾。

借口终于有了。8月28日晨，英人利利克拉（Lilicrap）、美国人班伯理（J．W．Banbury）及一个白俄雇员驾汽艇从广州岸边偷运中国乘客上港轮，为纠察队截击，被迫折回海关。利利克拉逃走，班伯理和白俄被押往罢工委员会，经交涉后旋即获释。英方闻讯，立即派两艘炮舰开抵现场，夺回被纠察队扣押的汽艇，纠察队退避。港英当局不甘罢休，要借此机会实施费慈方案。

几乎与此同时，吴佩孚的下属川军杨森部因英轮万流号荡沉中国木船，致使数十名中国士兵和乘客及大笔饷银没入江中，遂在万县扣押另外两艘英轮万通号、万县号，监困英舰科克查夫（Cocksharer）号。

英国政府立即批准在广州和万县分别采取武力行动，挽救英国的侵略权益。8月31日和9月1日，伦敦连续电令驻华南海军，扣押并毁坏一切纠察船和罢工排货用船，避免陆地作战，尽可能争取美国海军合作⁽⁹¹⁾。9月3日，又令万县方面英国官员自行处理局势，可将使用武力作为最后手段⁽⁹²⁾。

为了收到分化效果，英国官员特意在行动之前向广州政府说明，英方将要采取的行动完全是针对罢工纠察队的。8月28日，白利安赴陈友仁的晚宴，于觥筹交错之间表示：不理解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设法谋求英国的同情和支持，打消敌意。他警告说：纠察队在省河里操船弄枪，太放肆了。鉴于今晨发生的事件，英方不能再容忍，将以炮舰制止这类事情。如果英方不得不采取武力行动压制省河中的纠察队时，希望陈友仁了解，英国矛头所向是“海盗组织”，不是广州政府。英方希望尽可能与广州政府友好相处。陈友仁答以政府将努力约束纠察队，避免发生严重事件⁽⁹³⁾。这就使英方对原来最担心的问题摸到了底。

国民政府对英方即将采取的行动感到紧张。9月2日，再度答应制止纠察队在河中开枪⁽⁹⁴⁾。这时，英方的作战训令已经下达，白利安正按训令争取美国的合作。美方拒绝参加⁽⁹⁵⁾，英国遂单独行动。

9月4日9时许，费慈指挥两艘英舰突然闯入省河，驶向广州西堤。纠察船已有警觉，纷纷走避。英舰强泊于西堤的两个码头，炮口指向工商检查站，水兵上岸，逐走执勤的纠察队员，捣毁验货棚。国民政府没有动用军队，只派来警察“维持码头秩序”，防止工人和民众同英兵冲突。下午，另一艘英舰开抵检查站旁，放走全部待检的货船，不许任何船只靠近检查站。又有英水兵五十余人携机枪数挺登岸，占据省港澳码头。次日，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撤走英兵、英舰。英方害怕的是国民政府出动正规军队实行武装反击。现在看到不至于发生这种可怕的后果，便迟迟不退。罢工领袖苏兆征当天即将英舰暴行报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但政治会议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此后数日，英兵不断行凶挑衅。汕头英舰也于4日采取了类似行动。

9月5日晚，英舰威警号、嘉禾号从长江上下游两个方向同时突袭万县，威警号同被困在万县的科克查夫号悍然炮轰万县，成为英国20年代在中国制造的最大惨案。面对英舰的无理挑衅，杨森部自卫还击，三艘英舰远遁⁽⁹⁶⁾。后来，英国当局因兵力不足，担心四川民众对英侨实行报复，不得不暂停行动，恢复谈判⁽⁹⁷⁾。杨森在英国武力威胁下，终于按北京政府的旨意释放了被扣英轮，惨案不了了之。

武力行动所能取得的成效毕竟是有限的、暂时的。为了达到解决排货的目的，英国需要利用武装干涉的气氛，继续向广州政府施加压力。9月10日，白利安连向陈友仁提出两项照会，一是要求立即命令长江前线北伐军司令官，制止射击英国船舰，一是要求澄清广州市长孙科最近的反英演说是否代表国民政府政策⁽⁹⁸⁾。

9月11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英国已用兵舰政策，党和政府应设法破坏其计划。政治会议决定从宣传、民众运动、谈判三个环节反对，但特别强调“极力避免冲突”⁽⁹⁹⁾。政治会议同时议决：“政府人员发表外交上言论应极慎重，演说词尤需先经审查，不得同意而各报自由发表，应严行取缔。”⁽¹⁰⁰⁾据此，广州国民政府虽对英舰强泊西堤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又同英方达成谅解：今后由中国警察巡逻保护省河及码头，防止破坏“公共秩序与和平”。英方认为，“这意味着不允许罢工纠察队在码头与河道执勤”，驱逐纠察船和破坏排货封锁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另一方面，英方惧怕岸上居高临下的攻击，特别是广州政府军开来反击，因而决定顺势下台。白利安通知陈友仁，英国海军暂时停止最近采取的行动，但如果上述谅解未得兑现，或解决排货的谈判未于适当时间内恢复，英方保留重新采取行动的权利⁽¹⁰¹⁾。12日，英舰撤走。

广州国民政府继续缓和局势。9月16日，陈友仁书面答复白利安提出的两项照会，称孙科的讲话只代表个人意见，国民政府将电告蒋介石，制止射击长江中的外国船舰⁽¹⁰²⁾。白利安得寸进尺，接连胁迫道：英政府的忍耐已到极限，正在考虑处理局势的措施。如果陈友仁不能在一两天内作出解决排货的令人满意的书面表示，就将会发生某种后果十分可怕的事情⁽¹⁰³⁾。

17日，陈友仁紧急约见白利安，告诉他政府已同罢工委员会商妥，将在10月10日或此前结束排货封锁，同时对各国货物平等征收一项特别产销税，以供收束之用。税额与华盛顿会议允许的附加税相等，出口货和进口普通货加征2．5％，进口奢侈品加征5％。该项税收不要求英政府正式同意，只要求不反对即可⁽¹⁰⁴⁾。次日，陈友仁又按白利安的要求，正式发函证实国民政府的这一决定⁽¹⁰⁵⁾。

这时，是进一步扩大武装干涉，甚至公然援助北洋军阀呢？还是继续实行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力促广州阵营发生分裂呢？英国的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英国在华工商业利益集团呼吁英政府进一步打击“激进派”。金文泰数周前还在请求英国对广州政府予以适当承认，现在却力主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广州政府立即制止辖区内的一切反英宣传，否则便用炮舰封锁广州⁽¹⁰⁶⁾。

北洋军阀集团也把挽救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英国的武装干涉上，接二连三地向英国乞援。9月10日，张作霖请英、法干涉北伐，支持自己充当“反赤领袖”和外国利益保护人⁽¹⁰⁷⁾。12日，孙传芳的密使求见英国驻沪总领事巴顿（Sydney Barton），吁请英国给予“任何方式的援助”，只要能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他“甘冒奉军滞留长江一带及被指责为把祖国出卖给外国人的风险”。两天后，北洋政客梁士诒拜访麻克类，请求英国援孙反粤⁽¹⁰⁸⁾。9月20日，吴佩孚的密使访问英国公使馆，表示愿以盐税担保取得英国借款，与总税务司协商发行新的海关债券，以购买军火，甚至乞求英国以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样方式来帮助吴佩孚镇压“赤党”，至少立即援助军火和金钱。这位密使宣称吴对英国一向友好，此时英国若帮吴解决燃眉之急，吴为英国“做什么都行”⁽¹⁰⁹⁾。

英国驻华外交官们一面将北洋军阀的求助信息报往伦敦，一面向乞援者表示，英国政策是严守中立，不介入中国内战，在广州、万县等地动武，仅仅是为了保卫英国人的生命财产，使之不受任何一方的攻击，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行动。麻克类公使建议英国政府修改“不干涉”政策，在南方实行金文泰拟定的武装干涉方案，在北方给孙传芳以物质援助，并直接向一切广州派和国民党的敌人供应武器、弹药和金钱⁽¹¹⁰⁾。

了解广州内情的白利安坚决反对公使和港督的意见。他认为，“孙、张并非我们的真正朋友，为使他们的统治长存而进攻国民运动，只能使中国人长久地怨恨我们”。白利安称：就广州方面的情况而论，英方9月10日的两项照会已得到满意答复，广州政府遵守了不让纠察队干扰河道、码头的协议，香港轮船已能够运送客货进出广州，纠察队也已撤走了封锁沙面的哨卡，广州报纸上充满了拥护收束的宣传。他又称：陈友仁向他私下保证：国民政府不支持反英鼓动，防止任何“非法行动”，但又不得不谨慎从事，因为经年历久的反英热潮不可能在一天内平息。关于产销税的征收，陈友仁也表示愿与海关合作。白利安还探听到：蒋介石害怕英国骚扰后方，曾要求政府立即停止排货；政府其他领导也觉得罢工委员会权力过大，有最终取代政府的危险，因而想力图取消这个组织。他指出：通过强泊西堤，已达到迫使广州政府处理罢工委员会，停止排货的目的；至于收束的方式，以表面上由中国当局自愿解决为好。若英方一味恃强用武，使广州政府无法避免对英彻底失败的形象，则后者即使为了面子也要战斗到底。英国并没有从华南消灭国民党的有效措施，向广州宣战，只会使国民党和其他中国人重新聚集到极端派一边。白利安估计，今后还会存在反英宣传，“这是无法用战争制止的事情，只能用耐心和圆滑的举动克服它”。因此，白利安主张，英国必须审慎地兼用软化与耀武政策。他相信，对付华南“反英煽动”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国民党及广州国民政府之手加以平息。白利安宣称，他已经发现，有可能同广州政府达成妥协，平息所谓的“煽动”⁽¹¹¹⁾。

强泊西堤前，英国曾将计划采取的行动分别通知美、日、法等国，并请美国“协调行动”，遭到美方拒绝，日、法当局也表示爱莫能助。强泊西堤后，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又于9月9日正式答复英国政府：“来照所述英政府正在采取的行动，本政府不准备参加。”⁽¹¹²⁾日本外务省人士也声明：不偏向中国任何党派、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迄无变化⁽¹¹³⁾。英国的陆、海、空部门反复研究了在广州动武的可能性和金文泰方案后，主张维持帝国国防委员会3月份作出的结论，即：使用武力的唯一现实办法是实行封锁，这就需要事先取得国际上的同意；一旦封锁失败，势将引起同中国的大规模战争，这绝非英国独家力量所能进行。就目前情况看，不可能获得国际合作⁽¹¹⁴⁾。另外，英国国防委员会咨询机构认为，即使取得国际谅解，也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最近一次稻米收成很糟；二、能在全部三角洲及海滩巡逻，用炮舰封锁西江；三、反工人阶级的广州商人阶级正在掌权⁽¹¹⁵⁾。这些条件当时都不具备，所以英国政府认为，没有扩大对广州武装干涉的可行方案。

英国政府还考虑到，支持孙传芳或其他北洋军阀，等于推翻不与中国任何冲突中的派系结盟的政策，可能会“引起深远而危险的后果”。中国军阀长期以来升降沉浮，变幻莫测，如果孙传芳等失败，英国将处于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¹¹⁶⁾。

基于上述考虑，英国外交部驳回麻克类、金文泰的建议，重申“英国政府的政策是避免卷入大规模地干涉中国事务，尽可能实行忍耐与怀柔政策”，“武装行动应限于防卫对英国人生命财产和利益的袭击”⁽¹¹⁷⁾；对广州国民政府，则继续实行威胁利诱相结合的方针。9月22日，英国外交部授权白利安，可正式照会陈友仁，欢迎广州政府关于10月10日或此前结束排货的保证。另嘱白择机口头表示：在完全取消排货，对一切外国货平等征税这两个先决条件下，“特别产销税”将得到英政府的默认。但如果允许罢工委员会重新进行“非法”活动，英国政府则可能要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行动⁽¹¹⁸⁾。

英国赖以进行威胁的“必要行动”，究竟是什么法宝呢？说来很可笑。英国政府经反复研究，其结论是：万一10月10日以后广州不停止排货，香港海军司令提出的武装封锁方案仍不可行，除已采取过的针对纠察队的措施和在广州湾武装示威外，并没有什么“有效措施”。英国政府最后决定，让白利安按上述已发之训令，采取自认为最佳的办法，继续努力，促使广州方面取消排货运动⁽¹¹⁹⁾。10月上旬，白利安通知陈友仁，产销税显然破坏了现行条约，英政府在表态之前将等着看排货被取消的程度⁽¹²⁰⁾。

10月10日，广州集会，正式宣告结束对香港的经济封锁和排斥英货运动。历时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到此告一段落。英国政府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在广东受到的压力和打击有所减轻，初步实现其政策的“首要目标”。

以征收产销税来代替封锁和排货，广东国民政府也取得了一定收获，但是，毕竟未能取得本来能够取得的成果，更远远没有满足广大爱国民众和罢工工人的正当要求。这笔税收本应用于津贴罢工工人，但只发了两个月，国民政府北迁后，广东当局便将这笔津贴扣发了⁽¹²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