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四章 二次革命及其相关的斗争
第一节 国会召开和袁世凯武力统一政策的实施"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国会召开和袁世凯武力统一政策的实施
一 袁政府加紧战争准备" class="reference-link">一 袁政府加紧战争准备
1913年7月爆发的二次革命，总的说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国民党人发动的；但从爆发前夕的准备情况来看，实际上是袁世凯有意挑起的，因为他早就作了武力统一的准备。
经过辛亥革命，北洋各军战斗与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密札善后办法九条”(1)，着手整补各军。但由于遭到南方的抗议，除雷震春新招八营外，其他各军基本处于停顿，至1912年6月间，缺额状况仍十分严重。据当时有关记载，二镇只存六千，三镇四千，四镇三千(2)。然而，袁世凯懂得没有军队便没有他的一切，因此，他一面“敷衍元勋”，一面仍“尽全力为秘密军事上之准备”(3)。
1912年8月，袁世凯密令“各军统制，一律招足十成，不准缺少一名”(4)。同时，他继续用封建宗法关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总统府军事参议处传谕各镇初级以上军官说：“北方各军官源于小站，故袁总统为北军之父母，今我北方军订互约三事，从者签名，不从者用武力对付。一、袁总统为北方各军之父母，无论何人，有与袁总统反对者必出死力与之抵抗；二、大总统有统辖海陆军全权，凡我军人，只知有总统，不知其他；三、凡我军人当绝对的服从总统命令。”(5)因而北洋各军就一直在秘密备战。1912年底，李纯的参议李廷玉为出席中央军事会议，曾为李纯草拟“简练劲兵，迅筹军实九策”(6)，得到袁世凯和段祺瑞的认可。尽管中央财政拮据，但袁世凯仍在充实军备。据海关统计，天津一口输入的军火，1912年为二百七十二万两，1913年为四百九十万两。而1913年宋案发生前的瑞记第三次借款三十万英镑和陆军部捷成借款二十八万八千余元，更全部用于订购军火。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针对南方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他把第六师（镇改称师）部署在信阳，以师长李纯任豫南镇守使。他支持溃退兖州的张勋所部江防军，同意张于1912年四五月间扩编至一万多人，改称武卫前军，约二十三营，超过一师编制，并不顾南方的强烈抗议，拒绝裁撤张勋所部。他让辛亥时招募的武卫军左翼倪嗣冲部屯兵颍州，兵力扩至十营，于1913年初改编为武卫右军。这三支部队，成为袁世凯监视南方的第一线部队。他又任雷震春为护军使，驻兵郑州；任刘询为直隶混成旅旅长，将建制扩充完备，驻廊坊。更为重要的是，袁世凯于1912年四五月间即着手将武卫右军右翼二十五营扩编为拱卫军，共五路三十营，任段芝贵为总司令，分驻北京、彰德两地。拱卫军的组建，既加强了袁世凯对军队的控制，又使北洋军有了一支战略总预备队性质的军队。除上述各部外，袁世凯直接指挥的北洋各军，第一师（师长何宗莲）驻张家口，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第三师（师长曹锟）、第四师（师长杨善德）驻在京畿、直隶一线，护卫京师，前清禁卫军仍由冯国璋统率驻于北京，第五师（师长靳云鹏）驻山东，第二十师（师长潘矩楹，后为卢永祥）驻奉天新民，中央第二混成旅（旅长吴庆桐）驻奉天旺官屯。毅军（军统姜桂题）主力驻热河，一部由赵倜统带驻豫西，另一部交直隶提督马金叙统带。而地方上，河南有一师一旅，山东兖州尚有田中玉部巡防营等等。以上总兵力，大致相当于十五个建制师，整补后的总兵力当超过十五万人，而整体部署相当严密。
1913年3月间，河南都督张镇芳致函段祺瑞，建议用兵。他说：“窃谓刻下大局虽在外患，尤在内忧。上海欢迎国会团闻已解散，而意存破坏，可虑者甚多：如迁都也，宪法也，用人之同意也，省长之民选也，政党之内阁也，地方之分权也，假公济私，争名夺利，但知运动，不顾危亡。开会前途，可以逆料，非武力解决，恐不能息此风潮。”(7)段复函表示：“至于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8)北洋派在宋案发生以前，就已磨刀霍霍了。
随着南方反袁情绪的高涨，袁世凯也加强了战争准备，并由此引起了一场意外的内部冲突。4月初，参谋部借口蒙事不靖，电令张勋暗中准备，驻济南北洋第五师师长靳云鹏也奉命下动员令，实际上是要他们做好对南方用兵的准备。但参谋部电令不明确，张、靳两部互不摸底。张勋是个顽固的复辟派，企图据有山东，拥宣统复辟。他于4月11日发饷时，宣布备战令，截留津浦车辆，准备向南移动。时靳云鹏的第五师也正向韩庄集中，看到张勋行动异常，即拆毁铁轨，截留车辆，对张戒备。江苏第三师得到警报，根据苏督命令，立即作了战斗准备，并希望与北洋第五师协调行动。参谋部看到自相冲突，只好电明解释误会，靳且亲至兖州与张会晤。于是，一幕喜剧性的冲突暂告结束，各方复归原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从此停止备战活动，而且继续加紧募兵添械。4月中旬，陆军部密令上海制造局督理陈榥赶运一批枪弹交扬州徐宝山，用徐以牵制革命党人，不久又令陈解步枪子弹六十万颗到京。但程德全害怕给南方革命党人火上浇油，命令截留缓发。北京当局遂令德州北洋制造局解运给徐。善后大借款合同签订后，袁世凯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顿时觉得胆壮气粗，开始明目张胆地对南方用兵了。
1913年4月30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海晏堂召开秘密军事会议，除部署军事外，决定采取措施制裁反袁报纸。翌日，袁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让因宋案受到舆论攻击的赵秉钧称病请假，从而加强了军事控制，增强了战争气氛。5月3日，袁世凯以西文报纸报道的革命党人备战消息为由，公然发布除暴安良令，矛头直指孙中山、黄兴。命令威胁说：“总统向称公仆……但使众望允孚，即能被选，何用藉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所言，奸人乘此煽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良，执法不贷。”(9)
5月6日，总统府召开第二次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了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妨害敌军之集中。”(10)李纯即于5月12日命令步兵第十一混成旅旅长马继增亲率二十一团开往田家镇，分兵武穴，监视九江及安徽方面，命令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开往兴国，并亲率师部进驻蕲春。继六师之后，北洋第二师也于5月底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为六师后援，并弹压湖北地面。
与此同时，由于驻上海一带的海军舰队倾向革命，海军总长刘冠雄悄悄派人运动海军拥袁。5月中旬，海军部把这些舰队调赴烟台集中检阅。当时，孙中山主张阻止海军北上，但黄兴、陈其美以为无碍，未予阻拦。结果，海军为袁世凯所收买，改变了政治立场。至此，袁世凯已经摆好了决战的阵势。
二 国会的召开和进步党的组建" class="reference-link">二 国会的召开和进步党的组建
袁世凯虽一心想以武力消灭南方的国民党人，对国会与政党政治本无兴趣，但为笼络人心和保证他的武力统一计划的顺利进行，他暂时采取了克制与容忍的态度，并极力支持梁启超并合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进步党，以争取政治同盟军。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遵袁世凯3月19日通告，在北京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举行。这天风和日暖，街市遍悬国旗，自上午9时起，议员们身着特制礼服陆续齐集会场。其中有参议员一百七十九人，众议员五百零三人，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皆列席，其他内外观礼代表千余人。11时，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鳌宣布典礼开始，拱卫军鸣礼炮一百零八响以志敬。接着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施愚报告国会召集经过，并公推议员中年事最高的云南参议员杨琼为临时主席。杨就席后，首先委托筹备参议院事务处筹备事务员林长民代行宣读开会词，继请袁世凯特派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登台致贺。梁代袁致词说：“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11)！袁世凯对国会的虚伪态度，更增加了北京国民党议员以合法斗争解决“宋案”的幻想，致使“二次革命”爆发时，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仍稳坐国会主张“法律解决”，只有少数议员毅然南下讨袁。
随着国会的开幕，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大政党以国民党为一方，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另一方，为选举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22日，经多次预备会的争吵，四党商定24日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互选规则等案。25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会，并援临时参议院先例，采用有记名投票法分别互选。结果国民党议员张继、王正廷当选为正、副议长。次日，众议院在共和等三党议员的坚持下，改采无记名投票法选举议长，民主党汤化龙获二百七十二票，超过国民党吴景濂六票，但因未过投票总额半数，依选举规则，应由二人决选解决。经28日、30日两次决选，汤化龙最后战胜对手，当选为议长。副议长续于5月1日选出，共和党陈国祥当选。
国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环境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它作为资产阶级国会，其成员却大多是“‘原清政府的官吏’（包括参加新政权的旧官吏）和‘士绅’出身的，与封建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密切的议员”，而真正的资产阶级议员反而为数甚少(12)。但是，它与临时参议院一样，毕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是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代表着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和革命先烈们的理想和愿望，具有不可抹杀的历史进步意义。
国会开幕大大加速了进步党的成立。进步党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而成，实际领袖是梁启超。三党合并的计划虽是梁一二月以前提出的，但其构想却早在上年初便形成了，并为实现这—构想作了长期努力。当时，由于同盟会革命主张的胜利，多年来一直为君主立宪而奔走呼号的立宪派人士普遍陷入“若丧家之狗，无所归宿，言之气结”的窘境。为了继续对抗同盟会，他们以为唯一的出路是与袁世凯结成同盟。为此，1912年3月24日，梁启超向袁提出：共和国体下，“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并建议他联合旧立宪派和革命派中分化出来的分子，组织一个所谓“健全之大党”，以与同盟会为“公正之党争”，使“彼自归于劣败”(13)。袁世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欣然接受了梁的献策。他复函梁说：“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14)并托张謇为梁归国问题向南方革命党人代作“疏通”(15)，以期他能及早回国将此计划付诸实行。
这年10月8日，梁启超应袁世凯电召由日本回到天津。其时，同盟会已联合统一共和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成了党势澎湃、莫能禁御的第一大党。共和、民主两党为抵制它的影响，虽正在谋求合并，但成效并不显著。因此，梁启超回国后的第一个行动是积极推动两党合并成功。梁的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他答应为新党提供活动经费二十万元(16)。在梁启超的积极活动下，两党很快达成合并协议，共同议决新党举黎元洪为总理，梁启超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退居干事，准备于一月之内成立发表。为消国民党之忌，梁又通过舆论工具故意放风说合并“难成”(17)。
但是，这次眼见“必成”的合并，事实上并未成功。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与当时形势有关。随着侵犯中国主权的《俄蒙协约》的披露，自11月上旬起，举国上下都在抗议袁政府对俄妥协投降。在此形势下，共和、民主两党对公开合并附袁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他们反不受梁启超约束，联合发表通电，宣布政府十大罪状，以争取主动。其二则涉及两党权力加减问题。当时，举国正准备国会大选，共和、民主两党皆欲借此造成自己的优势，以作合并时向对方索价的筹码。特别是民主党，更有它自己的如意算盘。它预计各省大选结果，当选者必定前清咨议局议员居多，而前清咨议局议员又因历史关系大多将参加民主党。这样，它就有希望在国会中取得多数议席，不仅战胜国民党，且令共和党也黯然失色。正因如此，所以两党皆对合并渐形消极，甚至有根本“反对合并者”(18)。梁启超无可如何，一气之下于1913年2月24日加入了共和党。
然而，截至2月24日的大选结果，不仅民主党仅得约三十席，即获得二百四十余席的共和党也同样不能独占国会多数，而国民党反处于二百六七十席的领先地位。事实证明除非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而为一，将难与国民党对垒。此外，国民党大选获胜，使袁世凯对“健全之大党”的需要也更为迫切了。他意识到不赶紧组织一为己所用的大党，就不能有效控制国会。为此，他要求政见本属相同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以国事为重，速求合并成功，以扩大影响力。这是3月中旬梁启超组党活动出人意外地获得“大进步”，由谋求共和、民主两党合并发展到三党合并达成“定议”的主要原因。三党合并后的新党拟举袁世凯为总理，黎元洪、梁启超分任协理，梁决定于3月19日入京，然后正式发表。
但就在这时又发生了宋教仁被刺事件，全国舆论集矢袁世凯，梁启超也备受责难。三党部分党员为避免国民党之忌，又多不欲举袁世凯为总理。三党内部对合并后的组织形式与干部配置仍纷争不已，共和党主张总理制，由黎元洪任总理，梁启超任协理，汤化龙和孙武分任政务部长和党务部长，而民主党为提高汤化龙地位起见则仍主理事制，由黎任理事长，梁、汤、孙并列为理事。这样就使刚有“定议”的三党合并计划重又搁浅。袁世凯为减轻国民党对三党合并的压力，一面宣布他暂不入党，一面通知梁启超“暂缓入京”。梁启超虽不满于“民主党诸人所为”，愤愤不平地对他的女儿说：“民主鬼吾恨之刺骨”(19)，并欲公开宣布“不复与闻党事”(20)，以要挟民主党人。但面对国人的反袁情绪，也不得不改采“半消极半积极”的态度，准备辞去“协理”之职，别设进退裕如的“参事长”以自任。
但是，当时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决定了这种搁浅也是不会长久的。随着由宋案而起的反袁事态的扩大，袁世凯对三党“相倚之心”也更加急切(21)。兼以正式国会即将开幕，由于“形式之分立”和“步伐不能如军队之整齐”(22)，三党在议院的多数并未形成。所以三党合并的步伐反较前加快了。4月2日，梁启超为“合党事”在袁世凯所派马队、宪兵、探访队的严密保护下赶往北京。经与各方反复磋商，决议于16日举行三党党员联谊会。届时，梁启超、孙武、汤化龙、王赓等要人皆到会演说，一致强调为取得议院多数，三党务必彼此容忍与牺牲“各方面之小意见小问题”，速求“合并成功”。梁启超指出：“三党在院内尚不能多数，此种现象极为可忧。”他呼吁：“为三党计，为敌党计，皆宜三党合并，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于轨道。”(23)经此次大会后，三党意见渐趋统一，于25日正式签订合组进步党的协议书。5月3日，三党本部联电各党交通处，报告各党本部审时度势，已决议合并，一旦筹备完成，即开成立大会，希各支分部先行接洽合并。15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特别会，讨论党章及成立大会有关事宜。28日，选出新党本部职员。29日，举行三党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
进步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等九人为理事。另由理事长、理事共同推举各地重要党员阿穆尔灵圭、张绍曾、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朱瑞、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翙、程德全、陈国祥、徐勤、庄蕴宽、汪大燮、陈昭常、齐耀琳、陈炯明等人为名誉理事。其本部下设政务、党务二部，分别由林长民、丁世峄任部长。该党遵循梁启超制定、袁世凯批准的组织原则，以“旧立宪党”和“旧革命党”中的变节分子为中坚，同时也不拒绝“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入党(24)。它的支分部遍布全国各省区，大多数相应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支分部改组而成，也有少数是本部特派员在各省区地方当局支持下建立的。鉴于国会大选时华侨“全败”的教训，它还专门派出特派员前往南洋群岛各华侨集中地发展组织，以争取海外华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以上事实表明，进步党是在袁世凯直接操纵下成立的，它的成立标志着袁世凯与进步党人联盟关系的正式确立。
进步党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望。它成立后，即宣布其党纲是：1．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2．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3．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这个党纲虽也笼统提出了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法赋自由”、“平和实利”等纲领，但最根本的是第一条。这第一条究竟是什么意思，参照一下进步党的其他声明和主张就清楚了。进步党曾反复声明：它“以国家之生存发达为目的”(25)，其“唯一之希望在国家不致糜烂，大局不致忧乱”(26)。它以“稳健派”、“建设派”自居，凡事主张“从和平改革入手”，断然摒弃任何“推翻现状”之举(27)。它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暴烈派”，实行“暴民专制”，抱怨袁世凯对革命派“含糊敷衍”(28)，镇压不力。由此可见，进步党所要建设的“强善政府”就是一个抵御“暴民专制”的政府，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过是袁世凯政府的代名词而已。
正因如此，所以进步党极力为袁世凯一手制造的宋教仁血案辩护，声言“宋案确与政府无关”(29)，并捏称“系同盟会人自屠”(30)，“真主使者，陈其美也”(31)。直到6月15日，宋案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它仍一面主张“法律解决”，一面散布赵秉钧是否“有罪”，尚待“证明”。至于袁世凯违法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因袁已允诺以部分回扣“作该党费用”(32)，自然更为它所竭诚拥护。4月26日，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发表反对违法借款通电后，参议院的进步党人即于5月3日向张、王提出质问，并由丁世峄等八十七人发表通电，声明张、王26日通电“业由张、王二君当院声明纯系个人私电，与参议院无涉”(33)。接着，为了“证明”袁世凯并未“违法”，汤化龙等四十八人又以前参议院议员身份通电全国，说“此项条约，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34)。当参、众两院的国民党议员提议将善后借款咨请查照备案的咨文咨还袁政府时，进步党议员们一面大造舆论，鼓吹“政府为不违法”(35)，攻击国民党“反对借款即是破坏民国”(36)；一面又以暗中退席、制造不足法定人数的手段，阻挠国会表决通过。据坚决反袁的《中华民报》揭露：除此之外，进步党议员还相约以下列办法阻止国会表决此案：1．如遇国民党议员发言，“即大起喧哗，必使其不得发言而止”；2．要求袁政府“概不发给”国民党议员“本月之津贴”，“使其穷困无聊，必为三党所用而后已”；3．如暗中退席和上述二法均无济于事，“即以激烈手段对付”(37)。5月13日，它甚至顾不得进步党尚未正式宣布成立，即迫不及待地以进步党名义发表通电，公开申明善后借款“在实质上本无可议”，“我党在两院势难坐视，不能不据理力争”(38)。
此外，进步党虽口口声声说它深惧“戎马生郊，地方糜烂”，但对袁世凯的武力统一政策却从无异词。对于北洋军的备战活动。它早有所闻，5月2日，梁启超就在给他女儿的一封信中说过“此次战祸必不能免”，并表示过完全支持袁世凯发动一场消灭南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战争。为此，战争爆发前，它多次在国会提出质问书，责问袁政府对李烈钧、柏文蔚等所谓“违抗中央、破坏民国”的种种举动，“畏首畏尾，日事敷衍”，强烈要求袁世凯“执行约法，不可稍缓须臾，以致养痈贻患”(39)。战争爆发后，它指控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40)，并接连两次召开特别会，“讨论维持国家之计划”。会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当此国家多事之秋，本部必须有以自见，始不负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之本意，本党党员务望逐日拨冗至本部互相讨论，共筹良策，以各尽一分子之义务”(41)，并决议：1．由汪荣宝起草《咨请政府征伐叛徒建议案》，即日提交众议院议决；2．同意由熊希龄代替赵秉钧组阁，以巩固中央政府；3．取消程德全、陈炯明进步党名誉理事资格。与此同时，它还两次发表通电，一面极力为袁世凯开脱罪责，一面号召国人明辨所谓“是非”，叫嚷“有效逆者，当共殛之”(42)。至其参、众两院议员即在国会再三要求袁世凯采取坚决有力的“戡乱”措施，并屡次提出诸如《请惩罚破坏国宪扶助乱党之韩玉辰案》、《请拿捕张继案》之类的提案，以打击国民党。关于进步党此时的所作所为及其作用，该党名誉理事、广东支部长徐勤事后曾供认：进步党“当时通电各省，日用电费至八万余元。并各言论机关，随处发挥拥护政府，群疑乃释”。又说：“平乱之功，固由赳赳者之奋勇有以致之，而鼓吹舆论，团结人心，以为武力之后盾者，非他人实吾党也。”(43)以上事实说明，袁世凯在争取同盟军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三 袁世凯的政治阴谋活动" class="reference-link">三 袁世凯的政治阴谋活动
为了实现武力统一计划，袁世凯还玩弄了其他一系列政治阴谋，主要有：
（一）笼络资产阶级。袁世凯是辛亥革命的目击者，他亲眼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参加武装起义、组织政团、奔走呼号废除君主政体，要求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和通过各种途径从财政上支持革命战争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自知这是革命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从准备发动内战的第一天起，就十分注意体察资产阶级的心理变化及其种种要求，对他们极尽拉拢之能事。
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普遍要求维护秩序，安定人心，保障和平。1912年5月1日，上海出口皮毛杂货公会、商界共和团皮商公会为通告同业而发的一则公启十分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情况。该公启说：“生命财产，人人自有保护之权。……故光复之初，吾商界输财助饷，不遗余力，无非欲保全治安，维持大局。近因政党中人横争意见，总统未经选定，宪法未经提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外间妄加揣测，遂有南北剖分之谣。……刻下金融机关，十分停滞，推原其故，实由于造言生事者危词耸听，构成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象，使人人皆有戒心。就市面情形而论，金钱不活动，货物无往来，谁实使之然哉？皆此造言生事者阶之厉也。此而不急求维持之法，对待之方，生命财产，从何保守？用是拟开临时会议，其开会宗旨，无非图社会之安宁，免邪说之煽惑。至如何办法，或电政府、议院及各都督，伏恳同业诸君于本月三号齐集事务所，公同研究，各抒谠论。”(44)其为保守自身生命财产而渴望社会安宁的倾向，表达得何等露骨而突出！资产者们为此提出的“对待之方”，不外要求政府维持秩序。5月7日，上海总商会致电袁世凯等说：“近日纷纷争议宋案也，借款也，选举总统也。……若有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叠据各业团体交相诟责，殊难缄默。务祈大总统、国务院、参众两院、各省都督民政长以保卫商民，维持秩序为宗旨，无使我商业喘息余生，再罹惨祸，坐致大局沦胥，贻革命丰功之玷。”(45)与此同时，北京、汉口、苏州等总分商会、蜀商公益会、旅沪全浙工业团、洋货九业公会、旅沪客帮商务联合会、香港各银行团以及各业公会公所等也纷纷向袁世凯发出了同样内容的电报。
袁世凯对当时绝大多数资产者的心理变化是清楚的，因此，当他看到上海4月29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第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时，便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商民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发布命令说：“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良，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省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46)接阅上海等地总分商会电报后，他连忙表示“愿商旅不惊、廛市不变，安居乐业为十年生聚之谋”，并再次装出关心其命运的样子，命各省都督民政长官“督饬军警竭力保护，如有匪徒藉端扰乱，损害商人，惟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47)。为了进一步取得资产阶级的好感和信任，他还故作姿态，自我责备说：“自前年九月以迄今兹，人民之颠连困苦，损失于无形者不知凡几……骎骎焉成为暴民专制，此皆由本大总统无德无能，未克尽职，旁皇夙夜，悲愤无穷，所愿与我无罪之良民洒一掬同情之泪者也。”并解释他所以“懔佳兵不祥之戒，作横逆不校之观，任彼隳突叫嚣者内省良知，自崖而返，非懦也，为救民计，为救国计，当祈天永命，不当张脉偾兴也”(48)。针对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要求，7月13日，他又发布“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49)。其实，对袁世凯来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无关紧要的，其真正目的在于把资产阶级引上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讨袁派的邪路，其针对商民心理而发的一道命令便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在命令中说：如果全国军人（实际上指的是讨袁派军人）都能服从他的命令，不“逾越范围”，不干涉“非分之事”，“提倡改革之先觉”（暗指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又能“爱惜名誉，诰诫同侪，毋使依附之徒托名暴动，倾覆邦家”，他“必当与我全国人民开诚见心，刷新政治，造世界和平之福，永民国无疆之庥”(50)。意思是说，你不是请我维持社会安宁吗？当然可以，但须先与我共同对付讨袁派的“暴动”，固我“邦家”。其用心之苦，由此可见一斑。
在袁世凯的哄骗、唆使下，资产阶级除了频电袁世凯，表示“效忠政府，服从命令”(51)，“反对此次扰乱”(52)，“通电全国各省埠商会及海外华侨团体，请勿助破坏”(53)，广发传单劝谕“商人务宜各持定见，安居乐业、切勿为流言所惑，互相惊扰”(54)外，很快就由主要请求袁世凯维护秩序转向直接反对国民党讨袁派了。江西商务总会总理曾秉钰致函李烈钧，要求他“即出布告，禁止谣言，维持市面”(55)。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和各省商会联合会纷纷致电参众两院，要求国民党议员“勿持党见，勿尚意气，以国事为前提，以道德为正鹄，速定良善宪法，选举正式总统，俾安民志，而巩邦基”(56)。其中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还气势汹汹致函孙中山、黄兴、陈其美三人说：“拟请诸公通电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谋为不轨者，一体严拿尽法惩治。并恳电致北京贵党本部，以国家为前提，一致进行。庶几诸公爱国之心乃大白于天下，彼造谣生事之匪徒，自知计穷力竭，不复敢公然倡乱。”(57)而湖南商界则莫不主张“以不助捐不开市相抵制”(58)。以上事实表明袁世凯的廉价许诺，的确加剧了资产阶级的右倾，使他们大部分站到袁世凯反革命一边了。这正是“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三年后《民国日报》曾总结说：“癸丑义师之挫，即一般商民姑息苟且之所致。”(59)
（二）分裂国民党。袁世凯为什么要分裂国民党，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因为它拥有多数议席，是国会第一大党，对他的专制统治构成威胁。他分裂国民党的办法主要有二，一是吸收使入进步党，二是“别设小团以容纳之”，由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及总统府的梁士诒、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等代为经营。据邹鲁回忆，他当选众议员到达北京不久，就有原北伐军参谋刘某和淮军司令陈某（陈幹）来同他拉关系。一天，他们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总统很想借重先生，拟拨四十万元随先生组织新党。这事总统命军政执法处陆处长建章办理，陆处长叫我来致意先生的。”邹鲁严词拒绝之后，陆建章又亲自请他吃饭，说：“我有事请刘、陈两位转达先生，这是总统的意思，千万请先生答应。”(60)邹鲁虽然拒绝组织新党，而一些政治上的不坚定分子和变节分子却纷纷脱离国民党，另组小政团。大体说来，首开另组小政团纪录的是国民党重要人物孙毓筠，接着司徒颖、刘揆一、景耀月等也纷起效法，不到五个月时间，便先后从国民党分裂出七八个小政团。它们是：
1．国事维持会 由孙毓筠、王芝祥、林述庆、杨曾蔚、温寿泉等人发起，1913年2月17日宣告成立。它宣布“其宗旨在维持时局，巩固国家，以至诚大公之心，为排难解纷之举”(61)。凡议会与政府有意见隔阂，各省与中央有误会抵触，甲党与乙党有激生恶感，它都将设法疏通，委曲解释，居间调停。关于它的性质与作用。袁乃宽在致张镇芳的一封密信中曾明白透露：“孙少侯（毓筠）兄在政界有年，虽系国民党重要人物，而党见并不深，深悉时势之危险，非袁大总统不能担任，创办国事维持会，欲联合各党及各省都督力争宪法□□四端：一、加入解散权（总统解散议会）；二、消去通过权（国务员概不通过）；三、先选大总统；四、大总统有发紧要命令权。”又说：“以上各事皆系设维持会之表面，其实则欲销薄宋（指宋教仁）之势力。其势力既薄，必不至捣乱。”(62)可见，当时的日本《新支那报》说它“虽藉国民党人所组织，而事实上多赞助中央者”，“与统一党首领王赓颇接洽，应可视为统一党之右游击也。……国民党员之人数渐减，此实与有力焉”(63)。这个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该会建有不少地方支部，影响恶劣而广泛。
2．潜社 由司徒颖、陈垣、梁仲则等十多人发起，约成立于1913年4月中旬，以司徒颖、黄霄九为领袖。司徒颖等虽系国民党员，但自另组潜社后，“一切行动不与该党相关。嗣正式加入公民党，即一律登报脱离关系”(64)。
3．相友会 由陆内阁时期曾公开宣布脱离同盟会的工商总长刘揆一发起，1913年5月8日正式成立，推举刘为会长，陈黻宸为副会长，主要骨干有辛汉、张国溶、黄赞元、汪秉忠、王黻袆等。其宣布的宗旨是“实行调和党见，俾各融洽，共支此危局”(65)，但实际上采取的却是不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其总务部主任干事辛汉就曾公开声明脱离国民党，会计部主任干事黄赞元也自我供认：“六月，相友会在议院设议员休息室，自是与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66)
4．超然议员社 由夏同龢为首的秦、晋、鄂、浙、赣、吉、滇、黔等省部分议员发起，1913年5月18日宣告成立。该社不置社长，全体社员俱为事务员，所推职员皆以一月为限，届期递推轮换。首期总务科主任为张汉、王鸿宾，文牍科主任为夏同龢、李增，交际科主任为黄懋鑫、汪哕鸾、俞炜、范樵。它标榜“以不偏不倚之精神调和党见，维持国是为宗旨”(67)，但实际上是倒向袁世凯一边的。其参众两院议员为反对江西李烈钧宣布独立所发的通电就是证明。该通电说：“赣军倒行逆施，首〈先〉倡乱，假讨袁之名，行叛国之实”，“望各军统帅剿抚并用，公私团体，扫除荧惑，使奸邪无自而逞，俾叛徒早日肃清。”(68)
5．癸丑同志会 由陈家鼎发起，1913年6月15日宣告正式成立，选举刘公为正会长，张我华、王湘为副会长，胡祖舜、陈家鼐、胡鄂公、马小进、高旭等分别为总务、政务、交际、文事、评议各部正长。据当时记者黄远庸说，该会纯因陈家鼎“与吴景濂争议长不合而起”(69)。它宣布的宗旨是“力矫两党（指国民党、进步党）之弊，而以主张正义，发挥真实民意为指归。虽不敢直命为第三党，而天道后起者胜，一旦时势到来，夫亦未遑多让”(70)。对于当时政局之争。它认为“本无所谓南北问题，自奸人从中播弄，南疑北帝制复生，北疑南割据独立，大局岌岌，势将破裂。……此类非常举动，有逾宪政常轨之外，无论孰胜孰败，皆足破坏民国本体，宁不若恪守政争范围，以维持共和为维持国家统一之道”(71)。其用语和腔调与当时的进步党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这表明它在政治上对袁世凯同样有利而无害。
6．政友会 原为景耀月所发起，初举景为会长，于右任、彭占元为副长，以巩固共和国体、发展国民经济、力谋教育普及、完成国内交通、增厚边防军备、经营拓殖事业、维持国际平和为会纲。后又与孙毓筠所发起的另一小政团民宪党实行合并，仍名政友会，于1913年6月19日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选举景耀月、孙毓筠为理事（后增选袁乃宽、程克二名理事）。其宗旨为“巩固共和，发展国力，实行世界的国家主义”(72)。该会成员以国民党籍居多，其余属进步党籍，占五分之二。其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袁世凯，据说所给达五十万元之多(73)。这是它政治上脱离国民党转向袁世凯的根本原因。
7．集益社 这是一个完全由广东人组织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小政团，以朱兆莘为首领，有社员二十余人。后除朱外，其余全部并入梁士诒所组织的袁世凯御用组织公民党。
此外，湖南众议员郭人漳组织的大公无我俱乐部（又称大公俱乐部、自由俱乐部）也是一个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主张“稳健”的小政团。
以上事实说明：在袁世凯的分化瓦解、威胁利诱下，国民党早在与袁世凯决战之前，便已四分五裂，丧失了战斗力，这对袁世凯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三）施放和平烟幕。袁世凯明明在加紧扩军备战，但表面上却大念和平经，以欺骗人民和麻痹国民党讨袁派。1913年6月22日，他发布裁兵节饷令，命参谋、陆军两部会商财政部，“妥筹限制兵额，分配军区，核实简练，以足维持地方治安为度”，并规定行政经费应由“各部各省权衡缓急，大加裁减，制定预算，依法颁行，务使漏卮尽塞，丝毫无滥”(74)，好像他从无发动战争的打算。为了消除国人对他“复生帝制”的疑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将信守诺言，效忠共和。5月底，他对入京探听情况的章炳麟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75)与此同时，他又特地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共和英雄”与“和平天使”。
弥勒问：“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岂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76)
事实证明，袁世凯的欺骗宣传的确收到相当效果，不但全国商民大多信以为真，即如满腹经纶的章炳麟也确信“帝王思想是其所无，终身总统之念是其所有”(77)。
（四）拉拢黎元洪。由于黎元洪捞有武昌首义的虚名，在湖北又拥有相当实力，且武汉地处要冲，是北洋军进攻南方国民党人的前进基地，因此，袁世凯从准备发动战争的第一天起就把争取黎元洪视为至关紧要的问题。5月初，他特意拨给湖北“军饷”一百万元，实际上即是对黎的一种收买。不久，黎元洪果然来电效忠，表示“元洪唯知服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元洪誓死撑持，决不瞻顾”。黎的电报使袁世凯大受鼓舞，他立刻回电嘉勉，并且表示：“世凯苟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在不赦。”(78)此后，黎元洪接连发出通电，开始以“劝告”国民党讨袁派为名，行攻击之实；后来则和袁世凯异口同声地骂讨袁派是“奸人”，“假政党之名义，图利己之私衷，以破坏为宗旨，以运动军队为至计”；并传谕“各军队如遇有运动之人，无论官兵出首报告，或拿获首领，或探悉秘密机关，俾先事预防得保治安，则按照后开各条给赏，以昭激劝。计开赏格：一、如有乱党运动兵士，由该兵士拿获确实证据，报告长官者，赏洋一百元；二、运动官长，由该官长查获确据，报告长官者，提升官阶一级；三、有查确乱党机关报告长官，因而拿获匪首者，赏洋一万元；四、有查确分机关报告长官，因而拿获要犯者，赏洋五千元；五、有查确各机关地点报告长官，因而破案者，赏洋一千元”(79)。黎元洪的这些表态和措施把他的反动立场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以上事实表明，袁世凯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早就做了军事、政治、舆论等方面的充分准备，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