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一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 class="reference-link">一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

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共同商定，为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将该五省作为和在日本领导下的满洲国保持密切关系的一个自治区域”，首先“以制造事端作为提出要求的借口”⁽⁹⁾，将国民党势力逐出平津及河北省，最后达到“黄河以北事实上之独立目的”⁽¹⁰⁾。因此，5月间制造一个“河北事件”，6月间又制造一个“张北事件”，然后以此为借口提出苛刻无理的强硬要求，逼迫冀察地方当局接受其条件。

所谓“河北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与中国驻屯军联合制造的一项阴谋，主要指两件事：一是天津日本租界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所引起的风波；一是日军“围剿”抗日武装孙永勤部的军事行动。

5月2日深夜11时左右，天津日本租界汉奸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遭到枪击。日租界巡捕闻声赶到，未获凶手，将胡送至租界盐谷医院，因伤势过重于次日晨毙命。在胡恩溥遭枪杀五小时后，即5月3日凌晨4时左右，另一个汉奸报《振报》社长白逾桓在日租界须磨街义德里二十二号私宅内被枪杀，白身中三枪，当日本警察署人员赶到现场时已身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胡白被杀案。胡、白两人都是接受日本津贴的汉奸。他们受日本军方指使发行中文报纸，传播所谓“泛亚细亚思想”，为日本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他们在日本租界办报，在日本租界被暗杀，中国当局自然不负任何责任。但是，日军却诬为“蓝衣社”所为。胡白案件的行刺人是谁，迄今仍是悬案。不论暗杀者是谁，日方利用该案作为寻衅的借口则是事实。

5月11日，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辅佐官高桥坦到北平军分会会见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此次暗杀胡白事件扰乱了日本租界的治安，情形严重，日方万难漠视。他说在一天内暗杀两人，计划周密，必有多数经费及人员，决非少数人所为，想系国家机构或有力的团体所为，省市政府或系知情不敢取缔。何应钦以“白胡被刺事件，因系发生在日租界，我政府无从明了其真相”作答⁽¹¹⁾。同日，高桥坦又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北平特派员程锡庚，仍称暗杀胡白案与中国的蓝衣社、宪兵特务队及青红帮有密切关系。高桥坦信口雌黄，却提不出确切证据。

正当胡白被杀案交涉不可开交之际，日方又提出所谓遵化县当局庇护并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问题。孙永勤部是活跃在热河省南部长城一带的一支抗日武装。早在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孙永勤就在家乡兴隆县黄花川领导农民暴动，组织抗日“民众军”，发动抗日武装斗争，打击日伪势力，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934年2月，中共冀东特委派委员王平陆到孙部，民众军自此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任军长，下辖四个纵队，队伍发展到五千余人。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攻克敌据点一百多个，消灭日伪军1.5万多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¹²⁾。

1935年2月，救国军在日伪“协剿”之下，被迫转移到河北遵化县境内。5月，在茅山地区遭五千余日军包围和国民党军的协同“会剿”，孙身患重病仍坚持指挥抵抗，不幸中弹牺牲，余部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镇压了这支人民武装的反抗斗争，接着又借口孙部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于5月20日由高桥坦向何应钦递交关东军书面通知的两项决定：（一）这次遵化县长等确有庇护孙永勤股匪的事实，过去国境附近的中国官吏也庇护过扰乱热河秩序的股匪，这是不能容许的。因此，关东军追问其责任。（二）关东军数月来虽然在扫除扰乱热河的孙永勤股匪，然而因为中国官方的庇护，动辄向中国领土内逃遁，因而不能消灭之。因此，日军不得已自动进入遵化一带，以期彻底消灭之⁽¹³⁾。

日本为利用上述事件进一步压迫南京政府，于5月2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偕驻华武官辅佐官高桥坦，一同到北平军分会居仁堂，访何应钦及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首先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两点警告：

一、中国方面官宪主动地对满实行阴谋，援助长城附近的中国义勇军，对日实行恐怖主义等，是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而且其发动的根据地在北平、天津。如此，日军遂不但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而进入战区，且实有将北平、天津两地划为停战地区的必要。

二、胡白之被杀案，鉴于胡白是日本军使用之人，所以践踏了庚子事件关于归还天津的交换公文⁽¹⁴⁾，不仅是明显的排外行动，而且实为对我日本的挑衅。实行排外行动，其后果的严重性，看一看庚子事件及满洲事变即可明白。

今后在发生此类行为或预知要发生时，日本军根据条约的权限，如果认为有自卫的必要将采取行动。而且，对由此而发生的事态，日军不负责任⁽¹⁵⁾。

然后，酒井、高桥提出如下要求：

一、蒋介石放弃对日二重政策。

二、起码把下述各机关，即宪兵第三团及类似团体、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国民党党部与蓝衣社撤出华北。

三、撤走作为上述各机关后盾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

四、罢免事件的直接间接当事者蒋孝先（宪兵第三团团长）、丁正（该团副团长）、曾扩情（政治训练处长）、何一飞（蓝衣社平津办事处长）。

五、罢免于学忠（河北省政府主席）⁽¹⁶⁾。

面对日方蛮横无理要求，俞家骥答复立即打电报向黄郛报告；何应钦则表示，关于罢免当事者等，要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尽量加以处理，其他在调查之后务必求得中日关系的改善。对此，酒井、高桥很不满意，进一步强调说：“不仅是在何应钦权限范围内，而是必须在华北迅速实现放弃蒋介石的二重政策。”最后附言道：“今天不是来商谈的，而是通告我军的决心！”⁽¹⁷⁾气势汹汹，颇有下最后通牒之意。

酒井、高桥提出要求后，日方从各方面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5月30日，驻天津日军一个中队乘坐装甲车，手持机关枪、轻型炮等，在河北省政府门前举行武装示威。同时，日本飞机也飞临平津上空低飞盘旋。31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向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提出书面抗议，以策应军方的行动。与此同时，日本驻上海武官矶谷廉介于5月30日访晤黄郛，驻南京武官雨宫巽也于5月31日和6月3日两次访晤外交次长唐有壬，压迫国民政府方面接受日方要求。

在日方压力下，何应钦多次致电蒋介石、黄郛商讨对策，并提出在可能范围内决然自动办理数件的建议。这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南京政府，正集中力量对长征途中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对日方在华北的挑衅则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决定满足日方要求撤退宪兵第三团及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党部亦可考虑停止活动及宣传，并由何应钦向于学忠征询免职的意见。5月31日，南京政府命令原定7月1日迁往保定的河北省政府，提前于6月1日起开始迁移，并令何应钦尽量按日方要求“妥善办理”。6月1日，又把蒋孝先、曾扩情等免职。6月3日，蒋介石亲自把张学良由汉口召到成都，商量改组河北省政府和于学忠他调问题。至此，日方5月29日提出的要求，南京政府方面基本上一一落实了。

然而，日方并不满足，酒井、高桥又于6月9日向何应钦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第五十一军撤退，并将全部离开河北日期告知日方；（三）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四）全国排日行为之禁止⁽¹⁸⁾，同时要求解散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蓝衣社、励志社及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等行政官吏。6月10日，何应钦会见高桥，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指令，以口头形式答应了日方的全部要求。同日，南京政府发布《敦睦邻邦令》，要求人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¹⁹⁾。但日方对此仍不满足，催逼中方用文书形式答复。11日，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派高桥给何应钦送去一份“备忘录”，要求：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正、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用有碍中日关系之不良人物；（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²⁰⁾。7月6日，何应钦经汪精卫同意复函梅津，内称：“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²¹⁾中日双方以梅津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的特殊形式实际达成的协议，史称“何梅协定”。该协定是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使日本又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部分主权，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气焰。

河北事件的交涉尚未落幕，土肥原又制造张北事件。6月5日，日关东军驻阿巴嘎旗特务机关长大月桂等四人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在张北县被中国驻军扣留，不久释放。11日，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借口四名日本军人受到恐吓，向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三项要求：（一）惩办直接负责人；（二）第二十九军军长亲自道歉；（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并威胁说，五日之内得不到回答，日军将自由行动⁽²²⁾。秦德纯感到事态严重，12日赶到北平向何应钦等报告事件经过和日方要求，并请示应付办法。

在松井提出要求前，驻热河的日伪军从6月9日起开始侵扰察哈尔省境，占领永安堡等地。11日，热河伪军进犯东栅子；12日，伪满国境警察队进攻小厂，均与二十九军发生冲突⁽²³⁾。

日本为了利用张北事件在华北攫取更多的权益，6月17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召集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张家口日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等，共同制订《对宋哲元交涉要领》，规定交涉的目的是，“希望使宋哲元军队今后绝对不能在察哈尔省内妨碍我行动”，并为此向宋哲元提出：（一）第二十九军撤至长城西南地区；（二）解散一切排日机关；（三）宋哲元谢罪并处罚张北事件负责人。以上要求限两周内答复，并由土肥原负责交涉⁽²⁴⁾。

6月23日，土肥原、高桥、松井与察哈尔省代理省主席秦德纯在北平举行谈判。关东军为配合土肥原谈判，调四千余兵力在古北口、南天门等长城一线进行实弹演习。在关东军咄咄逼人的威胁下，南京政府又一次妥协退让。6月27日，秦德纯根据南京政府的训令同意日方的下列要求：（一）对张北事件表示遗憾，将事件责任者免职；（二）撤退排日机关；（三）尊重日本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四）二十九军撤出昌平、延庆、大村堡长城一线以东及独石口至张家口一线以北地区；（五）自6月23日起，两周内撤退完毕；（六）同意日本在察哈尔设置机构，聘请日本人为顾问，不干涉日本在内蒙的活动等⁽²⁵⁾。此即《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日本根据此协定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的北部地区。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使华北几乎成为非武装地带，从而便利了日本的下一步侵略行动。紧接着，日本即以军事为后盾，策动华北“自治”，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二　华北“自治”事件" class="reference-link">二　华北“自治”事件

在“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签订后，日本便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包括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在内的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在关内制造第二个“满洲国”。9月24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公然声称：“依靠华北民众的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并存的基础。”并宣布日军对华北的三点态度：“（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为此，必须改变和建立华北政治机构”⁽²⁶⁾。多田声明集中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分离华北的侵略政策。

多田的分离华北言论，不仅反映军部侵华激进派的思想，而且也得到陆相和日本内阁的支持。9月28日，陆相川岛义一综合陆军各方面的意见拟定的《鼓动华北自主案》提交给内阁，并于10月4日获得正式通过。这样，日本分离华北的活动提上了日程。

日本分离华北的活动，即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是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共同导演，由驻屯军参谋人员及驻华武官穿梭于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等地具体策划的。10月，土肥原带着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分治华北的使命到华北。其计划是：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土肥原将此计划上报关东军，并得到批复：“最迟11月中旬，对宋哲元工作必须搞出头绪。”⁽²⁷⁾土肥原按此计划开始谋略工作，他先是将领导华北“自治”运动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滞留华北的失意军阀吴佩孚等身上，但未成功。他又把目光转向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但阎锡山在民族危机的刺激、蒋介石的安抚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没有坠入日本的圈套。土肥原策动阎锡山失败后，又把目标转向宋哲元，他向宋哲元等人提出要求：（一）政治方面，通电宣告成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政府所任命的华北官员一律罢免，并控制北平、天津的反对华北自治言论。（二）经济方面，建筑津石（天津至石家庄）铁路，修改天津海关税则，便利日货输入，打击英美贸易⁽²⁸⁾。宋哲元拒绝了土肥原的要求，并在10月19日发表公开谈话，说他就职后即奉中央睦邻令努力进行，在互不侵犯、平等的原则下与日本交涉，决无文字或口头上之任何秘密条件⁽²⁹⁾。土肥原乃商妥关东军出兵威胁，并于11月11日向宋哲元提出限令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五个师团的兵力攻取河北，六个师团的兵力攻取山东。

土肥原一方面对二十九军军政官员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操纵汉奸进行“自治”活动。他于11月19日策动汉奸组织所谓“河北民众代表联席会议”、“中华民主同盟会”、“国民自救会”、“山东人民自治协会”、“绥远军政自治协会”、“河北全省人民自救会”、“察绥商民联合会”、“天津工商联合会”等团体，联名致电北平宋哲元、保定商震、山东韩复榘、太原徐永昌、绥远傅作义、察哈尔张自忠、北平秦德纯、天津程克、青岛沈鸿烈等，要求开放政权，允许“自治”⁽³⁰⁾。这些所谓“民众团体”还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五全大会，要求“自治”⁽³¹⁾。同时，停战区各机关、华北新闻公会、各学校在殷汝耕鼓动下，也出现了与之相呼应的舆论⁽³²⁾。一时间，华北“自治”的叫喊声甚嚣尘上。

关东军与驻屯军均全力配合土肥原等人的活动。11月12日，多田骏军司令官飞往济南会晤韩复榘，次日又有十余名日军将校至济访韩。韩复榘乃于11月13日向国民党五全大会发出要求开放政权的通电。而关东军也于11月12日向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长发出命令，令独立步兵第一联队等部于11月13日前在山海关附近集中，准备进入华北⁽³³⁾。同时，日本海军还命令巡洋舰、驱逐舰驶往天津大沽口⁽³⁴⁾。日本飞机则连续侵入北平上空。这是关东军以陆、海、空军三方面之示威指向宋哲元，从而表明日本侵略势力已经不惜动用武力来策动华北“自治”运动。

宋哲元接到土肥原限期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的通牒后态度有所软化，宋以平津卫戍司令名义于11月11日向国民党五全大会发出要求结束训政、开放政权之通电⁽³⁵⁾。13日，宋哲元又向南京政府发出电报说，“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处于在11月20日至22日之间不得不宣布自治的苦境”⁽³⁶⁾。到19日，宋的态度进一步软化，甚至准备向日方妥协。当日他给何应钦的电报说：“刻下环境至为明显，似非少数军人自由之行动，彼方要求，必须华北脱离中央，另成局面，迭经拒绝，相逼益紧，不得已拟在拥护中央系统之下，与之研商，以（一）不干涉内政，（二）不侵犯领土主权，（三）平等互惠为限度，作进一步亲善表示。”⁽³⁷⁾所谓“进一步亲善”，实即准备“自治”的同义语。此时华北情势遂呈现空前紧张，外交部驻平特派员程锡庚于11月18日报告南京说：“华北新组织因彼方威迫限20日以前实现，否则将自行办理。现当局陷于不得不屈服之势，华北政局变化恐难幸免，唯地方尚称安谧。”⁽³⁸⁾

面对华北河山瞬息变色的危急关头，南京政府在军事、外交方面予以应付，采取挽救危亡的措施。11月10日即宋哲元发出真电的前一日，蒋介石特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保定、北平，对宋哲元、韩复榘称：“中央政府对华北的具体方案已经决定，故为局部自治或独立运动而狂奔极为不利。”⁽³⁹⁾蒋介石还接连致电宋哲元，勉励宋在日本武力威胁和政治压力面前，“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并说“国家存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仍以百折不挠之精神与以不卑不亢相周旋。如能以最大之忍耐，而加以最后牺牲之决心出之，则无不可为之事”⁽⁴⁰⁾。在11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南京政府其他要人也纷纷致电宋哲元予以鼓励。这时，蒋介石根据五全大会的精神，作了军事与外交上的部署。在军事上，以“在南京附近进行特别大演习，集中了几个师，并且把其中的一部分沿陇海线北上佯动，又准备了许多军用列车”⁽⁴¹⁾，摆出将要北上的态势；在外交上，指令中国驻日使馆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制止土肥原分离华北的行动，同时密切注意日本的动向。当蒋介石于11月19日晚得悉“日本内阁与元老等恐惹起国际纠纷，不准行使武力”⁽⁴²⁾的情报后，立即电示宋哲元，告以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的资格，令立即停止与土肥原间的谈判⁽⁴³⁾。第二天，蒋介石还针对宋在19日给何应钦电报中提出的拟在拥护中央系统下与日妥协的主张复电宋，严厉予以斥责说：“来电所称，拟在中央系统之下，以不干涉内政，不侵犯领土主权及平等互惠为限度”，是中了日本“诱陷之毒计”，“已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⁴⁴⁾。这时，北平各大学的校长、教务长等五十余人，当面向宋哲元表示，他们一致反对“自治”运动，要求宋力撑危局，勿使国家领土主权招致分裂⁽⁴⁵⁾。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宋哲元于11月20日让萧振瀛向北平报界宣布“华北事件停止谈判”，并通知土肥原“不能于20日宣布自治”⁽⁴⁶⁾。土肥原逼宋哲元于20日宣布“自治”的计划遂告破产。其后数日内，土肥原对宋哲元继续加以逼迫，并怂恿冀东“非武装区”专员殷汝耕于11月24日宣布“自治”，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伪冀东防共委员会的建立，不仅使宋哲元获得拒绝即行宣布“自治”的借口，且触发了华北各大学教授的严词指责，以及学生抗日运动的蓬勃开展，英、美两国亦表示严重之关切。正是在以上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政府指示关东军，应对华北“自治”力谋轻缓之候。结果，在南京政府的主动提议下，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它是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虽隶于南京政府，但也为适应华北的特殊情况而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冀察政委会设立，使日本军方所期盼的“自治”政府完全失去设立的根据，土肥原扰攘数月之分离华北阴谋只得暂时搁置。

三　内蒙“自治”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三　内蒙“自治”运动

民国以后，内蒙古在行政区划上经历了两次变动。1915年，北洋政府将内蒙古的绝大部分划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1928年9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决定将上述特别区改为行省。1935年前后，内蒙古共有六个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两个特别部（呼伦贝尔部、察哈尔部）、四个特别旗（土默特旗、阿拉善霍硕特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依克明安旗）和一个牧场（达里冈崖牧场）。这些盟、部、旗分属于热河、察哈尔、绥远、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七个省。内蒙古地区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曾长期担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战后回忆道：“在地政学上看，内蒙古地区在东亚大局中占一个重要地位。内蒙古是中国本土与‘满洲国’利害冲突点，也是中、日、苏利害交叉点。”⁽⁴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征服“满洲”，即意味着征服内蒙古的开始，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卓索图盟。1932年3月12日，日本内阁通过《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声称：“对于满蒙，力求在帝国的支持之下，使该地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各种关系上体现作为帝国生存的重要因素的作用。”“由于满蒙的现状可以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成为一个政权统治下的地区，应逐步诱导，使它具有作为一个国家的实质。”其目的在于“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不允许有外来捣乱行为”⁽⁴⁸⁾。

1933年春，日军占领昭乌达盟和热河省全境后，整个内蒙古东部沦为日本的军事统治范围，内蒙古西部则直接暴露于日本的进攻矛头之下，日本侵略者自1933年起将进占内蒙古西部作为“内蒙工作”的重点。“内蒙工作”实施的第一步是寻找傀儡和代理人。按照先以察东和锡盟为施策目标的侵略方针，日本侵略者在察东扶植李守信，在锡盟拉拢利诱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是年初，李守信在通辽特务机关长田中玖的策动下，投靠关东军。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要求李守信同日本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李守信说：“关东军送你子弹22万发，手提机枪15挺，韩林春步枪25支，到奉天兵工厂去提取。另外，送你3万元。”⁽⁴⁹⁾3月，田中玖任命他为“热河游击师司令”。5月，关东军为稳定伪满洲国西南部与察哈尔省相接的“国境”地带，指令对李守信加紧进行工作，并指导该军按照既定方针，在察哈尔东部一带扶植亲日“满”势力，同时逐步使其势力向乌珠穆沁方面扩张。从此，关东军正式利用李守信的伪军向内蒙古西部扩张，并任命他为“察东警备司令”。8月，李守信部占领察东重镇多伦。此后，多伦成为关东军侵略内蒙古西部的军事据点。1934年1月，日本陆军参谋部决定了《对察施策》，规定施策目标先定为察东锡林郭勒盟，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向西扩张范围。其方法以经济、文化为主（发展交通、开展贸易、开发实业、设立善邻协会等），继之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工作（建立蒙古军、巩固蒙古自卫军、设立通讯谍报机关等），使蒙古人于不知不觉间亲日附“满”，从而有利于“满洲国”的统治与国防，并使之成为对华北和外蒙施策的根据地。其施策任务由关东军领导下的特务机关实施⁽⁵⁰⁾。9月，关东军将多伦划为伪满洲国“察东特别自治区”，任命李守信为行政长官。“察东特别自治区”在日本人看来是“坚实的内蒙工作据点”⁽⁵¹⁾。

与军事上侵略察东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又在政治上策划分裂内蒙古。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制订《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提出要在内蒙古西部树立排斥苏、中两国势力的自治政权，于是开始了在内蒙古王公中物色和培植其代理人的工作。在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运动以前，日本侵略者拉拢蒙古王公是以锡林郭勒盟盟长索诺木拉布坦（即索王）为主要对象的。但索王对日人存有戒心，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日本虽以索王为拉拢的主要对象，而对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王很感兴趣。早在1930年冬，驻在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曾以游历为名，到苏尼特右旗以及贝子庙、浩特济左旗进行活动。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和日本军事教官英佐在扶桑馆请其吃饭。席间盛岛盛赞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以迎合、煽动德王。1932年，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大佐松井石根函介笹目到苏尼特旗“游历”，笹目到后却冒充喇嘛，长期潜伏在德王领地做谍报工作。德王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一心想建立“蒙古帝国”，欲利用日本人在内蒙古西部扩充自己的势力。“九一八”事变后，德王看到南京政府无力顾及边陲，就想联合各盟旗王公乘机向南京政府讨价还价，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1933年7月26日，德王和乌兰察布盟盟长云栋旺楚克（即云王）在绥远百灵庙共同倡导召开第一次内蒙古“自治”会议。8月，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开始对索王和德王进行策反工作。9月28日，德王等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内蒙古“自治”会议，向南京政府提出实行高度自治的要求。1934年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内蒙古设立推行自治的组织机构，派何应钦为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选云王为委员长，索王和沙王（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为副委员长，但实权掌握在秘书长德王手中。这样，德王就成为日本拉拢的主要对象。日本对于内蒙古西部各盟旗王公所进行的种种威迫利诱阴谋，是企图诱使各盟旗加入或在它的卵翼之下建立傀儡政权。当它对内蒙古西部蒙旗王公以“满”蒙联合的阴谋诱归“满洲国”未成之后，又改用所谓“大蒙古主义”作为煽动的口号。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对德王发动内蒙古“自治”表示祝贺，要德王“收回”长城以北的蒙古“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随后，关东军送给德王200支捷克式新枪和一些套筒式旧枪。是年秋，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来到苏尼特旗，拉拢德王进一步投靠日本。他对德王说：“你进行蒙古工作怎样？有没有困难？如有困难时，可向我说，我当尽力帮助。”⁽⁵²⁾是年冬，德王指使其亲信宝贵廷同李守信勾结，在内蒙古东部（伪满洲国境内）秘密招兵，并得到关东军的支持。不久，经德王准许，驻苏尼特旗特务机关长浦直德在德王家乡设立日本特务机关和架设电台。从此，德王和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的固定关系。

1935年1月，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研究和策划插手华北和内蒙工作问题。4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派参谋田中隆吉和蒙事处第二课长石本寅三会见德王。田中表示：“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合作。”⁽⁵³⁾是年夏，日本大使馆北平参赞渡边渡要求德王加强日蒙之间的合作，不必再和南京政府打交道。关东军为进一步拉拢德王，送其飞机一架。满铁株式会社总裁赠给德王整套的电影、照相和放映机一台。7月25日，关东军制订《对内蒙施策要领》，其方针是：“关东军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及为此作准备的平时诸项工作，并以便加强满洲国的国防和统治安全为目的，先图扩大强化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⁵⁴⁾在施策要领中，对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交通政策、经济工作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随后，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少将亲自出马拉拢德王。他偕同第二课长石本寅三大佐、参谋田中隆吉中佐等，于9月18日乘专机抵达乌珠穆沁右旗，在索王府与德王密谈，德王说：“前次田中参谋前来我旗，曾提到帮助我们建立‘蒙古国’的问题，我们很喜欢，希望日本帮助我们早日实现，并把东西蒙合并起来，完成蒙古独立建国。”板垣表示：“蒙古独立建国，我们日本是愿意帮助的。”⁽⁵⁵⁾12月，德王抵达长春，拜见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寿造，并同板垣和田中隆吉等就所谓“日蒙合作”进行具体会谈。德王表示不满意“满洲国”处理东蒙各旗的办法，希望日本能帮助内蒙先搞一个“独立”的局面，再帮助蒙古“建国”。板垣答复道：“好，我们尽量帮助你们，先送给日币50万元。”田中接着说：“还给你们5000条枪，作为扩充军队之用。”⁽⁵⁶⁾12月，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伪军李守信部占领察东张北、沽源、宝昌、康保、商都、多伦六县。至此，锡林郭勒盟十旗和察东六县陷入日伪魔掌之中。1936年1月，德王以蒙政会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驻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任命卓特巴扎布为“察哈尔盟盟长”。这是日本侵略内蒙古西部的一个重要举措。日伪控制了察东，为建立伪蒙政权和侵略绥远打下了基础。

日本策动德王的事实，南京政府很清楚。1935年夏，南京政府连续接到傅作义、阎锡山和宋哲元关于德王计划成立独立政府的密报。1936年1月18日，戴笠派驻张家口的特务获得“德王现已宣布自治，改年号为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六（应为七百三十一——引者）年，以红黄蓝白色旗为国旗，伪首都设张北”的情报⁽⁵⁷⁾。在此紧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先发制人，指责德王分裂国家。为防止内蒙古西部被德王夺走，于1月25日下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听命于南京和绥远省的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的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绥境蒙政会以乌、伊两盟和土默特旗为管辖区域；察境蒙政会以锡、察两盟为管辖区域。绥东四旗并入绥境蒙政会管辖。

“察盟公署”虽经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因此，德王亟需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协助扩编军队，于是开始了筹建“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活动。2月12日，德王在苏尼特右旗德王府大蒙古包中仿效成吉思汗大祭仪式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名义宣读誓词，决心“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⁵⁸⁾。日本驻苏尼特右旗特务机关长浦直德等参加了典礼。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前来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会议推举德王担任“蒙古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李守信为副总司令。日陆军省担心关东军的侵略行为过于显眼，为避免不必要的国际纠纷，要求其在全面吞并内蒙古西部的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主要通过特务机关及顾问控制德王。日陆军省制定《对内蒙措施实施要领》，规定对内蒙目前工作范围为锡盟、察盟、乌盟及阿拉善地区，使中国政令达不到这些地区。关东军对内蒙古军政府的指导，应依靠隐蔽和内部进行工作，主要通过特务机关进行，以最小限度的日人顾问团等辅佐之。在军政府管辖区域内，以亲日“满”为基准，以建设蒙古人的蒙古为根本。

伪蒙古军司令部地处偏僻，不足以扩大“独立”的影响，因此关东军极力怂恿德王将其改为“蒙古军政府”，迁往他处。2月21日，驻百灵庙的蒙政会保安队一千余人因不满德王的投日活动，在绥远当局的策动下，由保安科长云继先等率领倒戈投向傅作义，使德王苦心经营的武装瓦解，德王由此对傅怀恨在心，决定正式打出“蒙古军政府”的旗号，公开建立“蒙古国”。4月24日至5月1日，德王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主持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出席了会议。田中向与会的王公总管们表示：“大日本帝国政府体念蒙古民族的落后，要帮助蒙古独立进步，以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⁵⁹⁾并将他带来的八音子手枪多支分赠给各盟旗，有实力的王公每人一支，以资拉拢。大会最后一天进行选举，选出云王为伪蒙古军政府主席，索王和沙王为副主席。云王希望德王多负实际责任。5月12日，“军政府”在化德县嘉卜寺粉墨登场。德王在成立典礼上表示，该政权的成立“是为蒙古建国之前，作好进军之准备，积极从事训民养民，扩充兵力，以谋在友邦日本帝国的热心援助下，驱逐党阀，实现蒙古建国”的目的⁽⁶⁰⁾。成立大会上正式使用成吉思汗纪元七三一年的纪年，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参谋田中隆吉、化德特务机关田中玖、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参加了成立大会。今村祝贺“蒙古军政府”的成立，并强调日蒙亲善，协同一致：完成“蒙古军政府”所负之使命。云王、索王和沙王以正、副主席名义，任命德王为总裁，负实际责任掌握军政大权。伪府成立表示，内蒙古脱离中国隶属走上“独立”道路。这样，德王终于公开背叛祖国，走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道路。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即着手扩充伪蒙古军。兵源除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从伪满东三盟各旗招来的新兵外，又从锡、察两盟的各旗征来一批新兵。至1936年8月大致编制完成两个军共八个师，另有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宪兵队。以德王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统率五、六、七、八各师；李守信为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统率一、二、三、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总兵力约一万余人。“何梅协定”签订后，平绥铁路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羽山喜郎策动王英组织“西北防共自治军”。王英收罗土匪、流氓、失意军人约三四千人，编为五个旅，也编入伪蒙古军。这些军队，连级以上都有日本顾问官，是蒙汉伪军的实际指挥者。关东军补给伪军全部武器装备，承诺给德王每月3000万日元，战时补助讨伐费30万日元；日本令德王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察哈尔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商都，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关东军一面帮助德王扩编内蒙古伪军，一面鼓动他在“外交”上“应和满洲国缔结协定”⁽⁶¹⁾。德王于6月偕同李守信等人再访问长春，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与伪满外交部缔结所谓“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的“蒙满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伪满派遣玉春为驻伪蒙代表，伪蒙古军政府派金永昌为驻满代表。这样，伪蒙、伪满双方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德王又按照关东军的旨意，派伪军政府外交署长陶克陶赴冀东，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会商，双方政权缔结了以“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为内容的所谓“蒙冀协定”。这样，关内外三个傀儡政权连成一气，汉奸、蒙奸融为一体，共同充当日本侵略中国的走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