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内政

第一节　国民党的蜕变"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国民党的蜕变

一　清党对国民党的影响" class="reference-link">一　清党对国民党的影响

1927年的清党中，国民党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清党”令下，除少数已暴露的“共党首要分子”外，要从号称百万党员中分辨出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部分国民党青年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员因清党而灰心、悲观失望，以至脱党。在大批农工党员脱党和左派青年被清洗的同时，又有数以万计的“投机分子”涌入国民党内。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评曰：国民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武汉赤化，固属事实，而宁方腐化亦无可为讳”。“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¹⁾

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受清洗，有的因致力于农工运动而被当作共产党惨遭杀害。如浙江豪绅地主“藉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共产党员，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²⁾。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用制造冤案的方法来解决政治对手的问题。另一方面，那些借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又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1929年国民党“三大”检讨清党运动的得失时承认：清党的结果，“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³⁾。国民党所说的“腐化”分子，实际指的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所谓“恶化”分子，实际是“共产党”。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国民党在孙中山时代遗留下来的革命精神被消磨殆尽，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

清党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清党一起，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首当其冲，很快陷入瘫痪状态。当时《中央日报》报道：“几个月来，党务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党务今日改弦，明日更张，停顿的停顿，攘夺的攘夺，完全沉入于阴晦悲观的景象中。”⁽⁴⁾在地方党部中，省市党部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党一起，原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些省市党部职位也就成了国民党各派觊觎的目标，为了打倒政敌，各派之间互相攻击对方为共产党。昨日刚以“共产分子”罪名置对手于死地者，今日又可能被其他的竞争对手以同样的手段打下去。地方党部今日改组，明日整理，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弄成循环报复的局面。由于各省党部纠纷不止，直到南京政权建立以后的第六个年头，全国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多数省区长期处于混乱失序之中⁽⁵⁾。这一点，从战前省党部名称的不断变更亦反映出来，如救党委员会、整理委员会、改组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维持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执监委员会等，频繁改换。蒋介石对此曾深有感慨地说：“中下级党部本为本党的基础……而今则朝易其人，暮更其名，不足则更互相抵拒破坏，使党外民众见之目眩，党内同志闻之痛心！”⁽⁶⁾

与省党部相比，县以下基层组织和党员受到清党运动的冲击似乎更大。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员多不愿下基层，基层组织多由共产党人主持。清党后，形势发生逆转，除极少数地方的县以下基层组织仍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外，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特别是两湖地区一大批曾被大革命洪流迎头痛击的土豪劣绅借清党之机，沉渣泛起，乘机侵夺国民党基层党权。国民党在大城市主要依靠军队清党，而在省城以下的广大乡村社会，土豪劣绅自发成为清党的主力。清党为土豪劣绅提供了恢复其旧有权势地位并进而侵夺国民党党权的一次良机。《中央日报》社论写道：“清党达到我们目的了，但苏皖闽浙各地，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CP，从事农工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⁷⁾在湖南一些地方，自国民党宣布清党后，“土劣猖獗，变本加厉，百倍从前。凡曾在外游历，或曾加入本党，及此时留学在外者，无论是否纯洁，均以共党目之，或没收其财产，或捉拿其家属”⁽⁸⁾。在四川，清党前各地办党人员大多为“共党少年”；清党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派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去填充“共党少年”被清洗后所留下的空缺。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均为土豪劣绅。他们“打着清共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流氓地痞，实行招募党员，以造势力”⁽⁹⁾。在广东，“各县市党部自清党后，差不多都被不明党义党纪的腐化分子所包办，而且他们极尽其毒辣阴狠，排除异己的能事去诬陷忠实同志，弄到各县市执委几乎多于党员，如革命空气非常紧张的琼崖等处的县市党部，听说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党员。不消说，党务亦陷入停顿的现象了”⁽¹⁰⁾。土豪劣绅的重新崛起，并对国民党基层党权的侵夺，使一个曾以“扶助农工”为职志的国民党迅速向一个新的军绅政权蜕变。

对国民党中央而言，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对基层党权的侵夺，显然非其发动清党的初衷。1927年5月5日胡汉民所提出的清党原则中，即声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经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¹¹⁾按照胡汉民的设想，清党有两大目标：一是要清除共产党；二是要清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然而清党的结果，却是“恶化”已清，“腐化”代兴。

国民党清党反共和建国统一这两个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介石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党权付托不到相当的人”。因为共产党被清除后，国民党内“明了党义而能专心于党务者极少”。蒋介石指责说：清党后，“各级党部的职员大部未曾受过训练，不明白党，不明白社会、国家、世界大势”，党员“犹之乌合之众”⁽¹²⁾。当时各省市党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大呼党务人才奇缺。如在河南，“前省党部为共产党徒把持，自从新筹备后，党务人才几无法取求”⁽¹³⁾。在地方党权托付无人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唯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借党为恶。另一方面，蒋介石鉴于清党后国民党“党力”的严重虚脱和裂变涣散，更进而倚赖其武力的支撑，将军事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力量。

二　国民党组织规模与基础的变化" class="reference-link">二　国民党组织规模与基础的变化

一般而言，一个政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出于维持其政权统治的需要，以及执政党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源所具有的吸引力，其组织规模一般会呈现出急速膨胀的势头，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来适度抑制其增长。而1927年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其情形却是另一番景象。北伐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曾经历了一个急速扩充的过程。在1924年春至1927年春的三年间，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增长了五倍，即由不到20万，增至100万，其中国内普通党员约60万。经过清党，据1929年10月的统计，国民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其中国内普通党员不足27万。

国民党执政后，其组织发展呈现出一个畸形的走势，即军人党员迅速膨胀，而普通党员缓慢增长。1929年10月至1937年1月，国民党军人党员由30万增至101万。北伐战争初期（1926年10月），军人党员仅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4％，至1937年1月，这一比例上升到61％。也就是说，在抗战前夕，几乎三名国民党党员中，就有二名是军人。

军人党员的膨胀，显示出抗战前国民党组织的军事化倾向。蒋介石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党员。蒋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增大军人党员在国民党党员中的比例，以军队的严密组织来改造国民党的松弛散漫。在蒋介石看来，古今中外最合理最严密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组织。蒋设想如何让涣散的党机器如军事组织一样严密有序，让每一个党员像士兵一样服从指挥。当军人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数60％以上时，蒋的“军队党化”和“党军队化”的设想似乎初步实现。然而，数逾百万的军队党员并不是基于对党的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而仅在形式上履行一道集体登记入党的简单手续而已。这种有名无实的膨胀数字，无论是对党的组织力量，还是对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都毫无意义，以至于考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时，完全可以将其军队党员剔除在外。

真正能代表国民党组织规模的，是普通党员的数量。1927年4月国民党国内普通党员约60万。经过一场清党运动后，到1928年3月，国内普通党员减至22万人。其后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缓慢回升。到1937年1月，国内普通党员增至52万多人，其中预备党员近16万，正式党员约36万⁽¹⁴⁾。十年间仅增加了30万普通党员，尚未恢复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的规模。

如果进一步考察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则更加清楚地显示国民党组织力量的弱小。以1935年为例，是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300。若将有名无实的军队党员和海外党员排除在外，则这一比例为1∶990，远低于同时期苏联、意大利等一党制国家中党员与人口的比例。作为一个执政党，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实在太小。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地域基础主要是两广，其次是两湖。据1926年10月统计，两广（含广州）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近70％，两湖（含汉口）约占15％。这与当时国民党的控制地域和军事政治进程基本上是吻合的。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其统治中心由珠江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党员的地域布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抗战前党员的地域分布与南京政权的地域基础并不完全吻合。据1935年8月的资料显示，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党员占16.8％，湖南、湖北（含汉口）、江西、安徽、河南、福建六省党员合计占27.6％，两广（含广州）党员占31.1％，其他省区共占25.5％。据此观之，抗战前南京政权之核心的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其党员所占的比例相当低。即使再加上南京中央还有相当控制力的湘、鄂、赣、皖、豫、闽六省，其党员人数合计亦未过国民党党员总额的半数。另外，抗战前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的两广，其党员人数虽较北伐时期大减，但仍占国民党党员总数近三分之一。抗战前国民党显然是一个组织基础非常脆弱的执政党。

国民党执政后，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急剧扩张其党势的高潮？

1929年以前，国民党忙于清共和举办党员总登记，在此期间，为了防止“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基本上停止吸收党员。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决定实行预备党员制。“三大”修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年龄在16岁以上，由两名党员介绍，经区分部党员大会通过，并经区党部考查及县市党部核准，方得为预备党员；预备党员受党的训练一年以上，年龄在20岁以上者，由区党部考查合格，经县市党部审查及省党部核准，方得为正式党员⁽¹⁵⁾。这是国民党自1924年“一大”实行直接吸收制以来，在党员吸纳机制上的一大调整。预备党员制度从1929年底开始在部分省市实施，最初国民党中央规定各省征求预备党员有一定的期限，一般为二至五个月，并非随时征求⁽¹⁶⁾。

从1932年下半年起，国民党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开始大规模征求党员，改定期征求为随时征求。同时鉴于预备党员制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因感到手续不便而不愿入党，又先后颁布了《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办法》和《特许入党办法》，规定一部分人可以不经过预备党员程序而直接加入国民党。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最初限定为“对党国有特殊贡献或劳绩者”和原为国民党员而未履行总登记者。其后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日趋宽泛，乃至免除预备程序直接入党的人数，与经由预备程序晋升为党员的人数，几乎不相上下。

预备党员制度于1938年废止，前后实行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制度仿自俄共，但与俄共相比，国民党的入党条件仍甚宽松。如俄共针对不同阶级的入党对象，规定不同的入党介绍人和预备训练期。而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仅在入党程序上多一道手续而已。

按理，作为一个掌控丰富政治资源的执政党，在入党限制不严的情况下，其组织规模会急速膨胀。而国民党除有名无实的军人党员与年俱增外，普通党员规模一直处于低幅滞长状态。1932年以后，国民党中央一再训令各省市党部加大征求力度，并按各省市人口和环境，规定应征党员数量指标，严饬各地方党部加紧努力不得怠忽。尽管所定指标不高，但各省市均未能按期如数完成中央下达的征求任务。如规定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北、南京、上海、北平等省市各应征3万人，河南、陕西各应征2万人，山东应征4万人，天津应征2.6万人。但直至1936年底，上述各省市均未完成指标⁽¹⁷⁾。

抗战前国民党员数量的低幅增长，至少还和以下两个因素紧密相关：一是党组织松弛涣散，二是党与民众相疏离。由于党组织涣散无力，便不能有效地通过各级组织管道，自下而上大规模地吸纳新生力量。如1936年国民党中央在给地方党部的训令中指出：“各地党部办理党员之征求与晋升手续诸多迟缓，往往申请入党经年，尚未领得预备党证，或预备期满已久，尚未晋为正式党员……向地方申请入党者积年累月，尚不能得一预备党证”⁽¹⁸⁾。而党与民众相疏离，则民众对党失去信仰，党对民众失去吸引力，党的组织来源因之枯竭。

抗战前国民党的地方党组织建设滞后于地方政权的建设。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的第六个年头，仍只有不到40％的省份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不到17％的县成立了正式的县党部。即使在国民党党务基础较好的长江中下游省份，县党部亦未能普遍建立。据1933年底的统计，江、浙、湘、鄂四省分别只有73％、69％、54％、42％的县正式成立了县级党部⁽¹⁹⁾。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不见党组织和党员的踪影。如1931年程天放在考察河南省国民党党务后指出：“河南全省党员总数，在1928年总登记时只有八千人，经过十八、十九两年的变乱，淘汰了许多，现在只有六千余人……党员不但数量少，并且往往集中在县城内，有许多县份，乡村里面一个党员都没有。”⁽²⁰⁾这种情形不独河南一省为然。从各省市国民党党员与人口比例观之，除南京、汉口、上海、北平、广东、浙江等省市低于1∶1000外，江西、广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都在1∶1000以上，江苏、河北、四川、安徽等省则在1∶2000以上，山东、陕西等省则平均5000至9000人中才有一名国民党员。这些为数不多的党员主要集中于城市，“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党的踪迹”⁽²¹⁾。直到抗战前，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未深入到县以下乡村社会。

抗战前已成立县党部的地区，其组织运作情形如何？据1930年江苏省党部的调查，“各县党部不健全者甚多，委员与委员冲突，下级与上级反对，政府与党部倾轧，纠纷叠起，怪象百出”。全省各县党务分为两类情形：一类是“可工作而不工作”；一类是“要工作而不能工作”，结果是“无一好好做工作的县党部”⁽²²⁾。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中亦谈到，江苏省不仅省党部派系斗争激烈，各县党务亦时起纠纷，党员党籍十分混乱。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训令江苏各县党部一度停业整饬⁽²³⁾。安徽一些县党部空有招牌，并无实际活动。1935年，中央政治学校学生陈少书在安徽实习调查时发现，安徽各县党务，以经费关系，许多县份均在紧缩中。县党部只设干事、书记各一人。如当涂县党部干事还不是专职，党部平时无人办公⁽²⁴⁾。

在那些处于半控制或只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的边缘省区，国民党的组织基础自然更为空虚。在这些省区，地方实力派抵制和抗拒南京国民党组织力量的扩张和渗透，有的明令禁止国民党党部组织在其控制区域合法存在；有的表面上允许国民党在其省区建立党部组织，而暗地里严加防范；还有的地方实力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发展忠于自己的组织力量。党员数量和地域分布的局限性，以及地方组织基础的脆弱性，均显示出国民党是一个“党力”十分衰微软弱的执政党，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

三　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 class="reference-link">三　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

在西方议会政党体系中，党员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引人注目。党员除在选举中投下自己的一张选票外，并无其他特别的权利和义务。选民对党籍并不看重。政党发展党员的目的，也主要是多拉选票，扩大影响，故对发展党员一般没有严格的标准和手续。如美国两大政党的大多数党员都是不固定的，也没有履行过任何手续。普通选民只要在选举时投某党的票，即被认为属于某党的党员。故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政党的成员大多是政党认同者，而不是真正隶属和忠于某党的党员，仅从党员的社会构成上很难判断某个政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

中国国民党则不同，其组织体制借鉴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在革命党的政治文化中，党员被要求在普通民众中起先锋和模范带头作用，引导民众接受党的意识形态，服从、忠诚于党的领导。如国民党声称其党员是“训育”民众的“保姆”，其党歌歌词中亦要求党员“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国民党“党员手则”更要求其党员大要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小要讲“礼节”、“服从”、“勤俭”、“整洁”，还要懂得助人为乐、持之以恒以及学问济世等道理⁽²⁵⁾。此外，各个时期还具体规定党员对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如1935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十五种不同职业的党员分别规定其对党应负的责任，要求党员在各界群众中成为核心⁽²⁶⁾。故在法理上，国民党对其党员寄予了甚高的期望，有别于西方议会政党对其党员的低要求。

由于国民党自称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同时又要求其党员作全民的“前锋”，故在党员吸收上，一方面表示不偏重某一阶级，另一方面又特别注意吸纳和网罗社会各界的“精英”和权势人物。如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告各省市党部，规定下列六项人员无论对“党国”有无贡献，均可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径为正式党员：各级学校校长和职员；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包括区长、乡镇长及保甲长；公民训练中的各级干部；各类党政训练班的学员；各社会公益团体的负责人；各职业团体的负责人⁽²⁷⁾。这意味着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网罗原有的社会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后，达到渗透和控制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目的。

抗战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主要来自城市知识界和政界。知识界主要有教师、青年学生和自由职业者。这三类党员合计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政界主要指党政机关人员。这一部分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从部分省市的党员统计数字看，抗战前国民党员的职业构成与北伐时期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有二：一是知识界党员中，教师占有较大的比例，而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如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湖南、河南、山东等省国民党员中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0％、70％和40％，到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时，三省学生党员的比例分别降至14％、19％和14％⁽²⁸⁾。1934年，湖南国民党党员中学生比例更降至7.5％。北伐时期青年学生争相加入国民党的情景不复再现，表明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对那些富有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已失去了吸引力。这个时期教师党员的增加，可能大多出于谋职的现实考虑。因为在教育“党化”的口号下，一些地方限制非党员从事教职，或强制教师集体入党。

二是政界党员比例明显增加，而农工党员比例明显下降。如广州市在国民党“二大”时，工人党员占60％，政界党员占10％，到国民党“三大”时，工人党员降至16％，而政界党员则上升至46％。广东省国民党党员比例在1926年10月统计时，农民约占40％，学生和工人各占25％，商人不足10％，其余军、政及自由职业者甚少。到1929年3月统计时，农民占17％，工人占11％，学生占9％，商人占12％，教师占11％，党政军警占16％，其余及不详占24％⁽²⁹⁾。

党员官僚化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会出现的现象。而农工党员比例的骤减，则是国民党清共以后与农工乖离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抗战前国民党官方统计中的农工党员，已不是北伐时期“扶助农工”概念中的“农工”。这个时期国民党所称的“农”和“工”，既不是阶级阶层的分野，也不完全是职业的分野，而是以生活和工作的地域场所来划分的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如“农界”、“农业”的分类中，既包括地主（“业主”），也包括小农（佃农、雇农、自耕农等）；“工界”、“工业”的分类中，既包括资本家（“厂主”），也包括工人。以江西为例，1934年该省国民党党员分类统计中，“农业”（含林、渔、牧）党员共计900人，其中“业主”668人，“助理人”157人，“雇工”75人；“工业”党员共计56人，其中“厂主”27人，“职员”29人⁽³⁰⁾。这意味着该省战前党员中，真正的农民和工人甚少。

据1934年中共党员成分统计，农民占87％，工人占5.8％⁽³¹⁾，与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判然有别。中共主要以社会底层民众为政治动员对象，而国民党则以社会中上层“精英”为基本组织力量。这一点从抗战前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亦反映出来。大约有近一半的党员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近40％的党员受过初等和私塾教育，未受过教育的党员不到10％。以20世纪30年代华中地区的经济和教育水平为例：家有良田三十亩，才能供给两个子弟入小学；家有良田五十亩，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进城读高小；家有良田二百亩以上，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读初中⁽³²⁾。以此衡量，国民党党员大多数是家有恒产、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以上社会阶层。

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通过科举等政治吸纳机制将绝大多数读书人紧紧地吸附和控制于体制之内。只有极少数落第失意者隐逸民间，漂游于体制之外，很难形成群体性的反体制力量。科举制度废除后，新知识分子已不像传统士大夫阶层那样有着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认同和学而优则仕的单一职业取向。读书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不再天然地融附于政权体制之内，而裂变和分离出一大批体制外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国民党从同盟会至1927年以前，其主体即是一批反抗现存政治体制的知识分子。北伐完成后，国民党由一个反抗现存体制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代表现存体制的执政党。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依其政治取向，依然可以划分为现存体制的支撑群体、反对现存体制的对立群体以及与现存体制保持距离的中立群体。国民党虽然吸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其政权体制之内，而游离于国民党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仍占大多数。

四　社会对国民党的观感" class="reference-link">四　社会对国民党的观感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革命精神虽不如共产党，却仍称得上是一个富有奋斗精神的革命党。有理想有志向的知识青年群相涌入。胡适即称：“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³³⁾胡适所称的“全国多数”，当主要指知识精英群体。正是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往往被视为“人心所向”的表征。而知识精英中真正倾向国民党的，又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

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无疑在共产党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也在追求社会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投下了恐怖的阴影。尽管如此，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部分从北洋政权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号称要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新政权还是抱有希望和幻想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抱负，故而期望国民党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政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曾记录下他当时的感想：“我们住在北方，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蒋廷黻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到南京。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呵——对我们来说，那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³⁴⁾在那时“北方学统”的知识分子中，怀着与何廉同样感想的也许不在少数。

但知识界对国民党的期望和好感未能持续多久。1930年5月《北华捷报》有文这样写道：“仅仅在一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中间都存在绝望感，这是最糟糕的现象。”⁽³⁵⁾《北华捷报》的看法并非独家之言。1932年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曰：“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党员未必加增，新加入者，其目的或只在求官，而倔强不羁者，或不满现状而去。各地办党务之人，得意者易腐化，失意者易消极。多年之党人风度，能保持者少矣！”⁽³⁶⁾《时代公论》更痛切指陈国民党党员的“四化”现象：“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数是腐化，次多数是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说到精锐的党员，直是凤毛麟角，求之不得”；“盖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数年来，因为领导人的不良，在各地方实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地说，简直就是深恶痛恨！”⁽³⁷⁾

北伐时期一度倾向国民党的胡适，此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32年9月《独立评论》发表胡适一篇题为《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胡在文中总结国民党执政以来四五年的转变说，国民党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的拥戴，但执政后，“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蒋介石亦毫不掩饰其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懊恼。1930年10月，蒋在一次讲演中谈到：“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会，一般对于我们党部党员的影响印象，均是非常不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我们党部曾为人民打抱不平，为民众求利益的；所讲的话，统统是同人家争权利，做包庇词讼的贪污纳贿的事情。”⁽³⁸⁾1932年蒋介石甚至申言：“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恢复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革命精神。”⁽³⁹⁾1933年蒋进一步指责党已经“破碎”、“无能”、“失信用”⁽⁴⁰⁾。他举江西为例：“江西各县的一般党员，因为一方面极其幼稚，一方面又领导无方，不仅是不能实际协助剿匪，正如现在各地方的警察一样，不仅不能尽到职责，以维持公共的安宁，增进社会的福利，而且反要为非作歹，包烟包赌，做出种种坏事。”⁽⁴¹⁾蒋介石这些措词严厉的训话，也许含有激励国民党人奋发自励的良苦用心，但确实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组织危机的严重性和国民党员社会形象的恶劣程度。

蒋认为在北伐军事胜利以后，国民党又重蹈了辛亥革命的覆辙。他指责国民党人不仅没有负起革命的责任，相反在执掌政权后，“因循弛懈，蔑视党纪”的积弊重新暴露出来。党丧失了革命精神，不成其为一个革命党。蒋为此深怀忧虑，并一再提请国民党人注意。1935年蒋在国民党“五大”闭幕后的一次讲话中，再次痛切地指出：“外国有革命党，我们中国也有革命党；何以外国的革命党能够建国，能够成大功；我们有革命党，国家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般党员办事不负责任，没有精神，不能自动努力来研究改善与创造一切以报效党国……现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果本党不能及时振作，领导全国国民起来共同救国，我敢说党和国家决不能再苟安三四年！眼看人家就要来摇动我们党国的基础！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要灭亡！”⁽⁴²⁾

在蒋介石痛切谴责国民党的同时，另一位国民党领袖胡汉民亦持有大体一致的看法。1930年，胡汉民尖锐地批评基层党部“不知向下层去做工作，却只会向上面拱，只对上级党部上条陈、下批评，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而对于自己应该向人民方面做的工作，却不知考察，不知注重”。“所谓‘到民间去’在党员已成了一句空话”⁽⁴³⁾。胡和蒋一样，对国民党党部和党员指责最多的，就是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在胡和蒋的理想中，党部和党员应该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能协助政府推行政令，教导和训练民众；另一方面能将下层民众的意见和不满上达给政府。胡、蒋期望于地方党部和党员所担当的，正是传统士绅所扮演的“通官民之邮”的中介角色。国民党中央规定，下级党部不必要挂出什么招牌来，表明那里是党部，以免教人民看到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而不愿和它接近⁽⁴⁴⁾。各级党务人员不归入公务员系列，其官俸不称官俸而称作“生活费”，其官等亦区别于普通公务员，不分特、简、荐、委，而称首长、处长、科长、干事⁽⁴⁵⁾。凡此，皆有意淡化党务人员的官僚色彩，希望将国民党党员塑造成为民间精英的角色。但是，胡汉民看到“全国各地的党部确能竭尽职守的很不多见”，“省市以下的党部差不多都不见有何积极的效能，尤其是不能做到两句话：接近人民，领导人民”；“人民对党不但不欢迎，不感觉需要，反而嫌多”⁽⁴⁶⁾。

国民党中央对基层党部和党员的期望本身就不切实际。以城市为中心，以知识分子和官僚为主体的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农村基层社会。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民间去，而基层党员则将办党当作往上爬的阶梯。国民党农村党员本来很少，而这些“少数在农村作事的党员，从他入党起，有许多人便是想把入党作成到城中来找差事的一个工具。因此，一个原来在乡村很纯良的知识分子，他不加入党，还能在乡村安心工作，一入党后便常常梦想到那高高在城市中的县党部、省党部，以及中央党部去工作，或者希望他的上级党部能因为同志的关系，而在城市的机关中介绍相当的位置”。这样“不惟很难形成党在农村中细胞的发展，并且增加城市知识分子过剩的严重性”⁽⁴⁷⁾。换言之，地方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触角，却为地方“精英”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1930年，江苏省党部调查各县党部工作情形时发现：“各县同志在省会逗留者有五六十人。此五六十人之中，皆为各县负责党务工作之同志，今竟有随意离职，不守纪律，放弃责任之情形。”当时江苏共有六十个县，几乎每个县党部均有人借故勾留省城，为个人仕途寻找晋升机会⁽⁴⁸⁾。

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作“党痞”、“党棍”和“党混子”的寄生群体。其时，国民党的中央和省市级的干部职员，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但在县党部以下，“党棍”的成分越来越大。一方面，城市党员不愿到县以下基层党部去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也不重视对基层党务人才的培养，加之基层党部权力小、待遇差，几乎成为被人才遗弃的角落。“党部不选用人才，什么人都可以办党，没有能力的党员都收容到党部里来了”⁽⁴⁹⁾。就教育程度而言，省党部委员的素质一般不如省政府委员高；县党部委员的学历往往低于县长。故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⁵⁰⁾。一些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趁机而入。一个开口“三民主义”，闭口“本党”的职业“党棍”群体由此而起。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的朱家骅曾为这一群体作过界定：第一，靠党过生活。第二，依党做护符。第三，借党争权利⁽⁵¹⁾。基层“党棍”群体的崛起，与国民党中央所期望于党员的民间精英角色，完全背道而驰。党部与党员不仅失去民众的信仰，甚至遭到地方政府人员的蔑视。曾养甫在考察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党务时发现：“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⁵²⁾党不仅未能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而充当了一个与官争权，与民攘利的角色。

国民党中止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以后，因“违教”而导致全党意识形态陷入混乱状态。党的继承人之争与党的路线之争相互纠缠。为了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国民党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中一切稍带革命精神和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视作“共党”余毒抛弃掉，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与此同时，执政以后政治权力带来的腐蚀，又未能有效加以防患和抑制，在裂变与蜕变交相作用下，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成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