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宁、粤和谈与合作分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宁、粤和谈与合作分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宁、粤为和谈讨价还价" class="reference-link">一　宁、粤为和谈讨价还价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整个中国为之震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局。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国民党内相互对峙的宁、粤双方，谁也不可能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面对全国民众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吁，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缓和。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抵北平时，正在北平的吴铁城、李石曾、张继三人立即联名“特急”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请“接受调停”，并称：“此时此际，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于一切利害之上，今日唯有剿赤、救灾、御外三事为国人所同情，反是则为人民所不恕。”⁽⁹⁸⁾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致电粤方，表示：“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⁹⁹⁾。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亦可。”⁽¹⁰⁰⁾

面对迫在眉睫的外辱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对外的呼声，粤方不得不暂停军事行动，公开发出“马（21日）电”，表示赞同“和平统一”，但同时提出和平统一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主要内容为：（一）蒋介石下野；（二）取消广东国民政府；（三）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¹⁰¹⁾。当天，孙科出席非常会议纪念周，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和平解决宁粤纠纷，作题为《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的演讲，明确表示：“蒋如下野即可和平解决，不一定要出兵。但蒋下野如是骗人的假话，两广军队仍可随时开动应付。这便是国民政府对于和平的表示。”⁽¹⁰²⁾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得知粤方的态度后，立即复电粤方表示：“公等致蒋马电钦佩万分，北方袍泽一致照此进行，必期达到目的而后止。”⁽¹⁰³⁾

21日下午，蒋介石自南昌“剿共”前线返回南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同时决定“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¹⁰⁴⁾。针对粤方“马电”中提出的三个条件，蒋介石同陈铭枢等人当面制订了解决粤局的三项原则，内容如下：“（一）如粤中能负全责，则在中央同人尽可退让，一切请在粤同志整个的迁来首都，改组政府。至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确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二）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应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齐集首都，共赴国难。（三）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沪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¹⁰⁵⁾

28日，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人同期抵达香港，双方展开先期谈判⁽¹⁰⁶⁾。陈铭枢首先将蒋介石致汪、孙、古的亲笔函交给粤方代表。蒋在信中表示：“当国三年，愆尤丛集，过去之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谴无所加，何心复求诿卸。唯愿诸同志以党国为重，念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不复以平苦【昔】之龃龉为芥蒂，度此漏舟覆巢之惨祸。”⁽¹⁰⁷⁾随后，宁、粤双方代表分别阐述了各自解决时局的三原则和三条件。第二天，双方继续谈判，新由欧洲回国的伍朝枢（胡派骨干，接近孙科）也应邀参加⁽¹⁰⁸⁾。最后，达成如下两项协议，由陈铭枢等联名电蒋介石：“（一）钧座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急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粤方亦发一通电，亦向国民引咎，并说非统一不能救国，赴京开会，取消广州政府，并不以钧座下野与否为条件。两电须同时发表，电稿均在草拟。（二）须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俾粤方诸同志即可安心来京，在总理陵前宣誓开会，议决统一政府办法。”⁽¹⁰⁹⁾

当日，蔡元培、张继二人又将双方草拟的通电文稿报蒋介石，并表示：“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以人选为第一义，拟请任陈真如为首都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已得陈及粤诸同志同意……此事为和议重要关键，发表之期愈早愈好。”⁽¹¹⁰⁾第二天，蒋介石致电蔡元培等表示：“京沪卫戍事宜请真如兄主持，即日照办。中应引咎自责及个人去就不成问题，早经陈明，惟两方通电时间若与实际解决相距过远，照目前形势深虞于外交、财政发生困难。”因此他主张粤方“同志即日来沪，详商一切”⁽¹¹¹⁾。蒋的这一指示，实际上否认了双方协议中要求蒋先发表下野通电，再行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蒋曾在当天日记对粤方这一前提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接粤方拟稿通电，仍以统一会议，改组统一的国民政府为条件，并多诬辱之句。当此横逆之来，既要余屈服，又要余负责，而若辈毫无负责勇气，既不顾大局，一意捣乱，而又无能力来组织政府；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且乘此外侮之机，勾结敌国，动摇国本，能不痛心！此时只有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以求万一之补救。”⁽¹¹²⁾尽管蒋口头上说得冠冕堂皇，一再对粤表示“个人下野更无问题”，而内心深处是不肯轻意放弃权力的。

30日，宁、粤双方代表自香港抵广州，随即同粤方全体举行会谈，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方党政军领袖，因汪精卫、孙科未能坚持粤方原定的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的主张，因此，元老派强硬表示：下野“通电发表之前不能来沪”，“发表之期，希望在本（10）月五日”，并进一步要求：“自通告发表日至开会日至少三星期，并须十九路军全部到达京沪以后。两方所希告之十月十日四全代表大会，拟由两方亦于五日宣告展期。”⁽¹¹³⁾此时，阎锡山也致电粤方表示支持，称“现在北方发动较易”，请指示“具体办法”⁽¹¹⁴⁾。同时电汪精卫表示：“闻蒋复电拒下野，不知确否？弟意迁就当有界限。”⁽¹¹⁵⁾

10月2日，陈铭枢密电蒋介石报告：“广州若干老同志尚持异议”，“有人欲加提困难条件，对和议施其破坏伎俩。”他还向蒋解释和议之困难，“甚至张（继）先生与君佩（李文范）同志相对下跪，乃得议定”，并恳请蒋在其下野“通电中统议产生之国民政府成立，当解除任务，即日引退一节，乞勿更改，免至和议根本动摇”⁽¹¹⁶⁾。

粤方此举，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蒋当日即复电拒绝，并对蔡、张、陈三人颇有责备之意，蒋致电三人表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统一中国方能对外救国。故于此党国存亡之际，不得不在事理上求一圆满解决之道，特与兄等面定三个原则……舍此三者之外，而欲必有条件相要胁，则于情、于理、于公、于私皆不能通，无异背道而驰，殊非中正所愿闻也。兄等竟忘此三个原则及无条件三个字，而乃来此绝无磋商余地之东（一日）电，未知何意，诚令人不解……今粤中同志既不在情理与国难中求解决，又不能来此面商，则先发通电更滋纠纷，无补于事。”⁽¹¹⁷⁾对粤方逼迫“先发通电”一事，蒋介石斥之为“直等于儿戏”。他在日记中愤慨道：“国事危急至此，而若辈尚以敌对态度要胁不止，对国内与中央则施压迫，对倭寇则勾结迁就，是诚无人心矣。呜呼！人心已死，可叹孰甚。”⁽¹¹⁸⁾

粤方得到蒋氏此电后，双方和谈几乎破裂。10月3日，原拟返京的陈铭枢得知蒋电内容，也深恐粤方“借口破坏”，再次从香港“与哲生重入广州，与汪同志密为挽救”，并电蒋解释道：“以职近日观察，钧座如通电后，汪、孙两同志必可离粤赴沪。汪、孙离粤，则中央对外对内均可绰有余裕……如通电不发，则某等必于双十节开四全大会，汪、孙两位再无术可以斡旋，形成更强【僵】之局……生死关头，系于瞬息，恳再赐察核。”⁽¹¹⁹⁾4日，蔡元培等人也电蒋解释道：“钧座对于培等东电似有误会。此间各同志意见颇多。所谓两方同发通电，全由汪、孙两同志苦心磋商之结果。通电一发，彼等次日即可来沪把晤。不过以通电为会晤之标纽，非作为条件也。江午钧电到后，误会者尤多。现由汪同志设法解释。结果如何，再行报告。”⁽¹²⁰⁾

面对蔡、陈等人的解释，蒋介石仍毫不妥协。而此时粤方内部开始出现较大分歧。这一分歧又被刚刚返粤的陈铭枢所洞察。10月4日，陈一天连发两密电向蒋报告观察所得：“粤中群情庞杂，老同志成见极深，某等复存心破坏，精卫、哲生暗中调协，意甚诚切。”⁽¹²¹⁾“汪先生坚决主张赴沪，下午与某等大辩论。哲生与汪意见一致，伯南（陈济棠）受激动亦甚赞成。明日他们开非常会议解决。他们即不通过，汪亦必行。枢极劝孙同行，前途可乐观。”⁽¹²²⁾

蒋介石得到陈的密报后，态度更加强硬。第二天蒋致电蔡元培等人，转告粤方：“对于通电原则，前电本已赞同，且甚愿早发，无所犹豫。惟当此外交紧急，存亡呼吸之际，不可一日无政府，此电文句虽发，电后仍未下野，而中外心理与事实已等于入无政府状态……通电发表之后，粤中同志尚未来到之前，中间负责无人，万一发生意外，不但无以自解，即粤中同志亦与有责。如粤中同志能早日来沪，或请精卫、哲生、襄勤、君佩诸先生来亦可。诸兄朝到沪，此电夕即发。诸兄若不能来到，此电为国家计，实不能不负责审慎。”⁽¹²³⁾

为了加强对粤方内部的分化，蒋介石首先将汪精卫列为主攻目标，密电陈铭枢转汪精卫，称赞：“兄排除众议，毅然来沪，共赴国难，患难乃见真友，遥闻之下，无任铭感。”⁽¹²⁴⁾由于蒋的强硬立场和粤方内部不和，10月5日，非常会议被迫作出让步，决定：（一）最低限度先释放胡汉民；（二）全体联名请胡复出。汪精卫于会议席上亲笔致函胡汉民，写好后由各人连署，托陈铭枢带往南京面呈。函称：“展堂先生大鉴：蔡、张、陈三先生来，具述和平统一之必要，弟等皆同此心，惟弟等一致之要求在先生即来沪一行。如先生抵沪，此间即举出代表来沪共商统一之进行。弟等已托真如先生先回，与介石先生接洽一切。想对于此等最低限度之要求必能达到。惟盼先生俯顺弟等之意，即行来沪，以慰同志之望，而促进和平统一之进行。”⁽¹²⁵⁾同时，广州国民政府也作出如下决定：“（一）由蒋决定发表下野通电日期；（二）十九路军调宁后，粤代表方北上；（三）俟在沪商有头绪，粤委始赴京。”⁽¹²⁶⁾

6日，广州“非常会议”公开发表其解决时局主张的“麻电”，强调“民主政治之先决条件，在使武力受政治之支配”，并提出四项具体办法：“（一）废除海陆空军总司令；（二）设军区，军区之划分，不必同于行政区域之划分；（三）军需之独立，革除以个人支配军队，以军队长官支配军饷之恶习；（四）国防统于中央，保安属之地方，全国军队应负此两大任务。至于政治，绝对不容干涉。”⁽¹²⁷⁾至此，双方谈判暂告一段落。

10月8日，蒋介石针对粤方态度，致电何应钦告之今后宁方所持立场：“对粤方针以无条件合作，并无所谓党政军分工之说；对日备有最后之决心，如逼不得已，惟维持革命之精神、民族之人格，以留历史之光荣。但并无联俄之策，亦决不屈服于日本武力压迫之下也。”⁽¹²⁸⁾10月10日“双十节”，蒋自省道：“自十七年双十节就国府主席以来，至今正三年矣。此三年之中祸患迭起，残乱频乘，而尤以最近半年内为特甚。此皆余智力不足，用人失当，不能自拔之过也。外侮内忧、天灾人祸之来，固由余德薄之所致，而所以致余至此者，乃自名为一般老党员争权夺利，舍责避怨，宁使党国灭亡，而不顾新进后起，其意气用事，实足以灭亡而有余也。世人不察皆加罪于余一人，余亦愿任其咎，否则无人能胜此重任也。余于此惟有忍辱负重，死而后已耳。”⁽¹²⁹⁾

12日，陈铭枢由粤抵京，向蒋介石报告议和经过。蒋深知此时如再不释放胡汉民，尽管汪精卫、孙科等人愿意北上，“惟古（应芬）等以高压手段阻其行”⁽¹³⁰⁾，宁粤和谈很难实现。此时宁方要员也“皆主展堂日内即至沪”⁽¹³¹⁾。蒋于是被迫答应粤方条件。次日，胡汉民在陈铭枢、吴铁城陪同下先去见蒋。据陈回忆：“他们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胡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当即由蒋决定推我及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同胡一起赴沪，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统一会议。14日晨，蒋又亲往胡宅拜访，下午我们陪同胡赴沪。此为胡自1928年入京后第一次离开南京。”⁽¹³²⁾

15日，胡汉民致电粤方报告平安，并对以往党内纠纷深刻反省道：“过去党内一部分力量属于己有，党即失去团结之本体。人每欲自私，则互相排他；排他则纠纷愈多，而各人遂忙于对人，忽于对事。而奸黠者流，乘虚以入，肆其恶行，亦遂莫由过问，驯致过则归于吾党，权则归于他人。久而久之，党不为人民所重，乃为人民所轻，积渐且为人民所忌恨矣。此其错误，皆不容吾辈各自诿卸责任，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但胡又不忘为自己表白，称：“然平日自检，担负既往之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则最切。”为此，他请求粤方从速“推举代表来沪进行议和，共商大计”⁽¹³³⁾。此前，蒋介石拜访胡汉民时，曾自谦道：“余以过去之是非曲直，皆归一人任之，并自认错误。”⁽¹³⁴⁾但当蒋得知胡电内容后则慨叹道：“以粤方与展堂阻碍，内忧甚于外患，可叹。”⁽¹³⁵⁾

就在胡汉民赴沪当日，陈铭枢根据双方和议要求，下令调所属十九路军开京沪驻防⁽¹³⁶⁾。粤方看到胡汉民已恢复自由，符合非常会议的最低要求，于是决定派汪精卫、孙科、伍朝枢、古应芬、李文范五人偕同蔡元培、张继赴沪。后古氏因病无法前往，粤方又加推邹鲁、陈友仁两人为代表。同行的尚有唐生智、张发奎、黄绍竑等，连同随员一百多人，于21日抵达上海。行程中还有一小插曲：船经台湾海峡时遭遇强台风，相当危险。黄绍竑曾开玩笑地对唐生智说：“孟潇，这回如果不是‘同舟共济’，就是‘同舟共葬’了……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对国家有益的，因为同船的好些人，都是以前内战的捣蛋鬼。”⁽¹³⁷⁾

粤方代表赴沪前，还分别致电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领袖，转告广州国民政府主张，并表示决定另设“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各国防分区”，“请领导北方同志一致主张”⁽¹³⁸⁾。阎对“政府主张极表赞同”，立即复电表示：“自当遵嘱催促北方一致行动也。”⁽¹³⁹⁾改组派还四处宣传：新政府将以“唐绍仪任国府主席，蒋任国防会主席，其他四国防分会主席以作相、宗仁、济棠、玉祥分任”⁽¹⁴⁰⁾。

汪精卫等人抵沪后立即同胡汉民会合。当时粤方许多人都认为这回汪、胡两位领袖能真诚合作，国民党可以改变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势。当汪、胡二人在伍朝枢寓所见面时，汪也作出一付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于是胡也就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的话⁽¹⁴¹⁾。事实上，粤方内部的裂痕早已显现。据蒋派往香港执行分化粤方任务的杨永泰18日报告：“汪、孙、李、伍等明晨赴沪，伪府立场全失。故和议完满与否，汪、孙绝不再作回粤想。近日汪极亲孙、尊孙。彼二人亦欲自介于胡派与中央间之调人。当前和局纵不十分迁就，亦必事成。粤方畏赤如虎，不能派兵入赣填防，惟极注意四全大会。”⁽¹⁴²⁾

同时，南京方面为显示诚意，于1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一百六十五次会议上根据中常委提议：“现值国势危急，本党各同志亟须一致团结，以救国难。”决议：“一，凡本党同志自第二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因政治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提请追认；二，前项恢复党籍者，即请中监会查明开具名单，以便提请四全大会追认。”⁽¹⁴³⁾计恢复党籍者有：汪精卫、陈公博、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柏文蔚等三十五人。

22日，蒋介石乘飞机自宁到沪，首先在宋子文寓所同于右任、李石曾、陈铭枢、张静江、邵力子、邵元冲等先行会谈。“对于与粤方代表接洽之标准，介石谓只要彼等对于党及政治之系统不动摇及对建国大纲不违反者，其他皆可让步”⁽¹⁴⁴⁾。其目的就是要继续维护原有的统治体系。随后，蒋介石等人同往孙科在沪寓所和粤方代表会晤。此次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的会谈，是自1926年胡汉民因廖仲恺被刺案被迫离国后五年来仅有的一次会面。这短短的三小时会谈，也是他们三人毕生中的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蒋借口京中有事，当日返回南京。蒋介石离沪后，双方代表继续会谈，达成两点决议：（一）外交方面“须求得一致，共赴国难”；（二）党政军方面，“由京派定代表与粤方代表先在沪详商办法，俟将草案拟定，再入京开正式会议”⁽¹⁴⁵⁾。会谈结束后，粤方代表六人又共同联名致函蒋介石，单方面提出粤方共赴国难的七项条件：“（一）为共赴国难计，先谋外交之一致行动。（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拟请尊处派出代表数人，在沪与弟等详细讨论解决方法。俟彼此同意，乃开正式会议，以决定实行。（三）弟等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此点乃根本原则，尚希鉴察。（四）关于党务，拟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解决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务扫除过去纠纷，以确定将来基础。（五）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以年高德劭之同志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六）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拟废除之，另设军事机关，其详另定之。（七）目前在粤所拟双方通电，其用意在使从前纠纷得一结束，决非彼此抛弃责任。故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任，应照常担负。至于此后对于党国如何服务，一听命于会议。”⁽¹⁴⁶⁾

这封信由蔡元培、张继二人携带入京，在23日晨召开的中常会上向蒋介石报告。粤方提出的七项条件中，前两条是蒋、汪、胡等人会谈时议定的，并没有新鲜内容。第三、四条重点在于提高党权、削弱军权，目的在于恢复党权高于军权的组织形式。第五、六、七条，明显是针对蒋介石而发，同前一天蒋在宋宅和宁方代表议定的不变更现行政府体制原则，完全违背。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废除总司令制，目的都是限制蒋垄断政权，并再次要求蒋在正式会谈前公开发表下野通电。面对粤方的七项条件，蒋在日记中愤慨道：“粤方托蔡、张携七条件来京，以为中央已无办法，故提此苛刻无理之要求。倭寇藉粤方捣乱之机，以逼迫中国；粤寇藉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国攻守同盟，以攻中央形势，至此殊为我中华民族羞。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谕，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余地乎！”⁽¹⁴⁷⁾

对粤方“既不敢负此军国重责，又不肯知难而退”，蒋介石深表不满⁽¹⁴⁸⁾。第二天，蒋复函粤方代表，表示：“目前第一要义，厥在以一致对外之精神，表现之于事实，使国际观听得所转移，国民期望得所安慰，救国救党，惟此最为急务。至关于党国根本问题，如何斟酌至善，藉立此后良好之基础，而不种将来之恶因，事关内部，无不可以开诚相见，从容商谈。”蒋并正式指定李石曾、张静江、张继、蔡元培、陈铭枢五人为宁方代表，在沪同粤方代表继续讨论，希望粤方“迅与石曾诸先生商定后，即日命驾来京，共赴国难”⁽¹⁴⁹⁾。蒋氏复函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外侮为由，要求粤方尽快来京，“共赴国难”，至于粤方所提改组现政府组织形式等条件，则表示可“从容商谈”。为此，蒋暗中“授意左右要人联名通电拥蒋”，“并暗行联汪拒胡，以延缓、分化手段应付粤方”⁽¹⁵⁰⁾。

二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的召开"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的召开

虽然双方对和谈都缺乏诚意，但迫于时局和舆论的压力，无一方敢承担破坏和谈之责。宁、粤代表终于自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伍朝枢寓所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双方共举行正式会谈七次。

第一天会议，宁方代表蔡元培“发言时对蒋电极力主缓发，谓国难临头该电尽可至商得积极办法时发表。张继、铁城主张亦如是”⁽¹⁵¹⁾。会议遂决议：“双方通电原稿（指蒋下野和粤府取消），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¹⁵²⁾但在第二天的会议中，粤方突然单方面提出《党政改革案》，引起宁方不满，使会谈险遭破裂。该案主要依据前述粤方致蒋函所提出的七点办法所拟定，内容涉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地方制度五方面。蔡元培等“以此案关系重大，中央未之前闻”为由，表示“不便讨论”，并将该案全文电蒋请示⁽¹⁵³⁾。其实，该案的核心内容，用粤方代表李文范概括的两点最为妥当：“第一对于人的问题，就是要蒋下野；第二对于制度问题，就是要缩小主席权限及废除总司令制。”⁽¹⁵⁴⁾

蒋介石接电后，“对粤提制度问题，认目前内外情势严重，非试验时期。以前种种缺陷并非全系制度之过，且现时制度亦系党之公意所形成。党内分裂均因少数同志未能精诚团结所致。此后工作最要为如何使全党负一致守法合作，绝不愿使党国遭此大险。且变更制度无异修改约法，而约法为国民会议所制定，非强使全国民意曲从党内少数意见”⁽¹⁵⁵⁾。

为此，蒋介石复电宁方代表强硬表示：“今日所发表两方接洽情形，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此捏造，是所不能承认，决非精诚和平团结之意。中不敢同意。”⁽¹⁵⁶⁾10月29日，蒋再复电宁方代表，指责粤方所提《党政改革案》：“内容姑不具论，精神上即与团结对外之主旨不相合。此时为党为国均唯有从速集合首都，共赴国难。至党政根本问题，应俟本党多数之讨论决议，无以十余人在租界内谈商，即可决定全党全国大计之理。”蒋氏明确指示：“此等违反党章，不恤国难之提案，不应提出讨论。”⁽¹⁵⁷⁾此时，蒋的强硬立场，源自他对粤方内部的洞察。蒋曾分析道：“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而汪、孙则愿来合作，以不愿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当使之有转回余地。对粤应决定方针。一如其愿就范不破裂，则暂惟统一之局，因于对外有益也。一如其不愿就范，必欲破裂，则避免内部纠纷，使之回粤自扰，胡汉民已成过去，而其过去历史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无足计较也。”⁽¹⁵⁸⁾于是，蒋介石再派何应钦赴沪与各方接洽，希望有所转圜。何到沪后即“访胡述蒋真意：总司令可废，行政院长可让，但要保留主席及维持第三届政统。此点与粤方条件完全背驰”⁽¹⁵⁹⁾。而胡汉民则对何应钦表示：“余爱蒋较任何人为深切。北伐以来其勋绩不可磨灭，受人推崇亦因此。但年来争执党政军重任，虽云肯多负责，但一人精力智虑何能顾及。与其多重责任难兼顾，不如大家来负责，徒使集怨于蒋一人，致使以往功勋灭于一朝。希望蒋明此苦衷，毅然对党国前途重加刷新。”⁽¹⁶⁰⁾

为了加强粤方内部的团结，胡汉民还致电天津执行部转阎、冯等人，再次明确粤方的态度：“一，党内大团结，决不为蒋分化政策所中伤；二，断定蒋无诚意，我方惟有表明诚意谋和，免使破坏和议之责有归；三，断定蒋必趋陈炯明、吴佩孚、段祺瑞之续，我方最后宁为民二袁治下之革命党，不为苟且争胜之进步党，为世诟痛；四，蒋对陈铭枢已有怀疑，陈亦不自安；五，认目前外交尚有办法，而财政、军事颇难应付。再汪先生态度甚坚决，与胡合作一致对蒋。”⁽¹⁶¹⁾

此时，李石曾向蒋介石建议：“弟与铁城始终主张沪会性质只能为国难会议，不宜为对等会议。”⁽¹⁶²⁾蒋立即复电表示赞同：“请推铁城兄为代表，共同出席。至于会商名称，无论国难会议或何等会议，决不能在沪正式开会，至多只可称为谈话会也。”⁽¹⁶³⁾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南京中央的正统性，而否认广东中央的合法性。30日，吴稚晖以“某中委”名义，公开发表谈话：“主张国事由四全会议决。”反对宁、粤在沪举行的所谓“和平统一”会议，实际上是公开响应李石曾提出的沪会“不宜为对等会议”的主张⁽¹⁶⁴⁾。吴稚晖的谈话，立即遭到粤方的指责。在粤方看来“某中委”即是蒋本人。为此，胡汉民发表“负责谈话”，称：“观近两日形势，和似仍陷悲观，京方某中委仍持一切问题应待四全会解决之前议，使和会前途更多一层阻碍。国事如今日，应迅求党政军根本改革，并速定抗日计划，以保存国家一线生机，乃必多方另辟途径。斤斤个人权位争持，余实怆痛。某中委以不负责任之表示，以论党国重大之事，何异匿名揭帖。若仍谓一切问题应由四全大会解决，则蒋所期望粤代表北来而召集之和议实已失其意义。”⁽¹⁶⁵⁾

虽然粤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案》被蒋介石否决，但为了最终实现自己的主张，仍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由，于30日上海和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一项《中央政制改革案》，包括原则三项、办法十一条，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一条：“国民政府主席改称总统，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又总统不兼其他公职。”31日，第五次会议时又将该条改为“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他公职”⁽¹⁶⁶⁾。双方代表于非正式会谈中，还草拟了二项解决时局方案：“一，请总座与胡、汪两先生同入党部，负责为一切政治、军事发动之主体，而政治、军事均由其他同志担任；二，钧座通电发出后，仍公推续任国府主席，但政制须变更，即主席不兼行政院院长，并废除总司令部。汪、孙态度甚好，对此方案亦不坚持成见。胡先生已执意主张实行第一案，谓可免以后一切纠纷。”⁽¹⁶⁷⁾对此，刚刚到上海的何应钦特电蒋报告道：“职来沪后，展堂、精卫均已晤谈。顷又与哲生谈话，其态度表示颇好……连日来交换意见，各同志仍有主张必须变更现制度者。又在粤时，有一部分同志之意，党国过去许多纠纷其症结所在，实由党务政治不能分工合作。今后最好将党部权力提高，请蒋先生与胡、汪二先生共负党务方面责任，以推动政治之进行；政府方面则由其次之同志担任，似此分办并进，必可增加党政之效能，减少所谓之纷争。胡、汪二先生亦必乐于从同也。”⁽¹⁶⁸⁾

此项《中央政制改革案》，明显是针对蒋介石的，自然引起蒋的极度不满。11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周以《对中央与粤方代表在上海会谈之希望》为题，发表演讲，对粤方猛烈指责，大意分为以下五点：“（一）粤方代表违反总理遗训，无诚意与宁方合作；（二）粤代表故意与宁府为难，是间接援助日本；（三）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已打消，绝不去职；（四）胡展堂先生语粤代表，称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外国，如俄国之托罗斯基；（五）粤方代表利用报纸，假借言论自由之名，颠倒是非，抹杀事实。”⁽¹⁶⁹⁾

蒋氏的演讲词经上海西文报纸披露后，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广州“非常会议”致电宁方代表陈铭枢等，指责蒋介石：“捏造事实以侮辱我代表，是已表现其无意言和，殊为憾事。诸先生前为居间调人，后为宁方代表，应力为纠正。纵使不幸和议决裂，亦责有攸归”。⁽¹⁷⁰⁾粤方代表并对蒋氏的五点指责一一予以驳斥：“一，粤方诚意合作；二，并无故意与南京国府为难之事；三，详述蒋自愿下野之经过，并谓粤方拟请蒋下野后担任国防会委员长；四，未闻胡有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之语；五，并未利用报纸反抗京方。”⁽¹⁷¹⁾最后为推卸责任，粤代表还表示：“西报访员谓此演说词为和平会议之催命符，实使和平会议决裂云云，同人深望其言之不中，然若其不幸而言中，则同人不敏，不能负其咎也。”⁽¹⁷²⁾

3日，胡汉民也针对蒋氏谈话对上海外报记者公开批驳道：“今又有一事骇怪者，即西报载：蒋在纪念周报告，谓余曾语粤代表今日之蒋不仅当使其下野，且当流之外国，若俄之杜洛斯基，使汝不归故土。蒋是否作此言，余不能知，余非史丹林，纵【从】无一兵一卒，不知将如何流放之。余对人毫无问题，对事则不随和。仍愿竭尽所能，尽最后努力。盼同志均能彻悟。若以个人私见，增党之分裂，固无面目见人民，亦无面目见总理于地下。”⁽¹⁷³⁾但胡汉民并没有明确表示不逼蒋下野。虽然事后宁方指称西文报纸报导不实，以致酿成严重误会，并于4日将蒋氏演讲词全文修改发表⁽¹⁷⁴⁾，但粤方并不认为外报转载的蒋氏讲话与事实不符，愤怒的情绪并没有因此而消释。在9日召开的广州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李宗仁则回以《蒋中正应该负破坏和平的责任》为题的演讲，称：“果然不出吾人所料，蒋中正骗人的面目，已经显露出来了。以前蒋中正有电致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三位代表，表示可以下野……故此便派代表到上海磋商。不过蒋中正却中途翻悔，毫无诚意，并且在纪念周中，说许多无理性的话。蒋中正欺骗无诚，已经完全清楚，我们对于蒋中正之不肯下野，是不会和他说好话的。换言之，我们对蒋中正是不妥协的！进一步而言，必定要使蒋中正数年来的弥天罪恶，要拿国法党纪来制裁他的！”⁽¹⁷⁵⁾

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侮。日本军阀毒焰弥漫，侵略者的铁蹄已由辽宁踏入吉林、黑龙江；长江流域又逢百年不遇的水灾，赈灾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全国各界民众强烈要求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停止内部政争，团结御侮。当时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甚至因忧国而绝食三日，并公开致电蒋、汪、胡三人表示：“和会一日不成，本人一日不食。”⁽¹⁷⁶⁾社会舆论对宁、粤双方都有所非难，上海《时事新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剿匪未竟全功，而洪水横流；赈灾急如解悬，而暴日入寇。此三事者，当今之大问题也，国家存亡以之，民族生死以之，匹夫有责，效命不遑，讵复有小己之利害得失，荣辱恩怨值得瞻顾徘徊？一切是非，一切从违，应超越一切理智与情感，而以是否有裨国难为唯一标准，尽心为此三问题，尽力为此三问题，为此三问题而牺牲一切，即三问题而外，皆视为不成问题。”⁽¹⁷⁷⁾

对于宁、粤双方的内耗，连亲蒋的黄郛都表示不满，他在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际此外患当前，所谓党国要人斤斤于此，真是可耻。”为此，他针对“党国要人专议对内条件，置国家重大外交于不顾”而草拟一份“疑惑”书，其中一条谓：“对内会议成则于国家时局裨补如何？不成则影响遗害如何？”请来访的妻弟沈君怡转交当时社会影响极大的左倾期刊《生活》周刊刊载，借征求舆论意见为由向双方施压⁽¹⁷⁸⁾。而一向不公开参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上海银行界，也因和议迟迟无结果，迫于内忧外患，于11月初召集紧急临时会议，推举代表晋见宁粤和谈代表，呼吁和平，并公开发表强硬宣言，强烈要求宁、粤双方：“牺牲党见。忠于国家者，必受人民之拥戴，否则亦不能不受真正民意之良心裁判。国民迫于今日党国统一最后之机会，已不能任听诸公处行分裂……同人等专就国民经济一点而论，认为此次和议若不成，统一再绝望，则嗣后社会之经济能力，决不能应政府之政治需要，实属毫无疑义，无论何人当局，想均无以善其后也。”⁽¹⁷⁹⁾

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尽管宁、粤歧见难以沟通，但任何一方都不敢承担和谈破裂的责任。蒋介石被迫派陈铭枢向粤方解释误会，表示自己的演说，“系一时之意气，不足介意”⁽¹⁸⁰⁾。粤方也借此下台，双方代表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彼此暂时将党政改革案搁置一旁，重点集中在如何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主题上，双方希望借“四全”大会的召开，来结束党争，以此表明党内统一。

11月4日，上海和谈会议重新开始，除原有代表外，宁方又加派于右任、邵力子、何应钦、朱培德四人出席会议。最后经双方会商决定三项办法任选其一：“（一）京粤四全会合开；（二）京粤分开四全会，但以合作精神出之；（三）四全大会展期另选代表。由京粤代表各请示中央。”⁽¹⁸¹⁾第二天一早，宁方代表分别私下拜会汪精卫、孙科，力求实现第一项办法。蔡元培等人当日密电蒋介石汇报洽谈结果：“汪、孙均谓大会虽不合开，四届中央决可团结，非常会议亦可取消，只须协定中委名单及两方同意之宣言，决可负责办到。汪尤切称，其本人决不回粤。俟四届选出，决与中央合作，以谋党之团结。”⁽¹⁸²⁾同一天，广州“非常会议”致电粤方代表，决定：“关于我方四全会开会日期，决俟宁方四全会确已开会后三天举行，使国人了然于破坏和平之责任究竟属谁。”⁽¹⁸³⁾此电显示粤方也有所让步，不敢承担破坏和平之责。

6日，双方代表再次集议，据蔡元培等当日致蒋介石密电称：“本日午前九时又开谈话会一次。中间有各大学教授、全国各校学生、上海工界诸代表来见两方代表，均以两方破裂为全国莫大之危险，与昨日银行界代表所言相同，可见社会心理最恶破裂。破裂以后决不问党内何方应负其责，必将以是为全党之罪。故我等此刻不可任其破裂，而以能归罪粤为得计。必需迅速分开，委曲求全，使裂痕不至暴露。今日，本此原则集合谈话，觉维两方分开，尚有办法，故仍照此磋商。我等所要求者有两点：一，中央委员有一致名单，两方同时选出；二，粤方汪、孙两同志决不可离沪。对于第一点，哲生答复谓所拟名单如粤方不能照选，渠即退出粤方。对于第二点，汪、孙均表示愿留。此种办法似尚非绝对不可采用，切望钧座勿坚持。”⁽¹⁸⁴⁾

早在上海和谈之初，蔡元培、张继等人曾电蒋请示：“对于四全大会，一、二、三届中委均作为代表出席，及京粤两方代表合开大会两办法，由个人提出，颇受全体赞同，并未决议。尊意如何？”⁽¹⁸⁵⁾蒋当即强硬表示：“中央所召集各省代表与粤方所召集各代表无条件的合开四全大会，此断不可，并又在沪开对等会议说，以上二事中央万难承认。”⁽¹⁸⁶⁾但事已至此，蒋介石只好无奈地答复何应钦：“此次与粤方会商，精卫意愿合开全会，但为情面难以自主；哲生主张分开合作；展堂则主张破坏全会，俟明年再开。故精卫表示诚意愿以分开之中站在中央地位。余乃以为合开既不可能，则顺从汪、孙之意，以合作之心分开全会亦可也答之。”⁽¹⁸⁷⁾

7日，在双方代表第七次会议上，最终因“南京中央主张第一办法，广州中央主张第三办法，乃拟定采用第二办法”⁽¹⁸⁸⁾，达成如下协议：“京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办法如左：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二、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处理之。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四、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关于陆海空军总司令之存废问题，于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时决定之……至于前经拟定蒋主席表示下野通电及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取消通电两原稿，原定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现在根据党务决议第四项办法，中央政府改组后广州当然取消，故上述通电原稿无须发表。”⁽¹⁸⁹⁾

至此，长达数月之久的宁、粤对峙局面，终于达成了和平统一的初步协议。表面上，蒋介石暂时取得了胜利，他没有履约通电下野，但他又将面临着如何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新问题。为此，张学良曾特意致电蒋介石询问：“李、蔡等十同志在上海发关于和平会议之齐电，钧座是否同意？盼速示。”⁽¹⁹⁰⁾蒋对此无奈地表示：“李、蔡等通电，事前弟未有所闻。但此为无法中之一法，我方委曲求全之意可以昭告于世矣。”⁽¹⁹¹⁾

其实，粤方对蒋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贾景德就曾电阎锡山表示：“蒋原意有两种，一为先假下野回奉化，将反蒋势力分化勾结生效后，再用段系督办团叛变故事出山收拾；一为吸收粤代表中有力分子进南京，改组政府，仍维持现在局面。”这也正是为什么胡汉民始终坚持“迫蒋下野，要从制度上改革，不使其独裁再复活”的原因所在⁽¹⁹²⁾。但由于粤方内部已出现分裂的痕迹，因此在和谈中对蒋作出了过多让步，从而导致反蒋派由表面团结走向分裂。

象征团结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而举行会议的地点却分在两处，各自为政，毫无团结的气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三　国民党合作分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class="reference-link">三　国民党合作分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自广州“非常会议”召开后，宁、粤双方都原拟在1931年10月10日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¹⁹³⁾。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被迫推迟。根据上海和谈达成的协议，宁、粤决定分别召开四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监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开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

11月9日至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首先召开中执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间秩序及预备会议日期案》，并先行推定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林森、蔡元培五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¹⁹⁴⁾。

12日，南京四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三百四十余人，于右任致开幕词，并增选戴愧生、潘公展、恩克巴图、黄慕松四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¹⁹⁵⁾。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大会的两大使命是“团结内部，抵御外侮”。同时，他又特别强调：“我们认为团结的实现，当以不惜牺牲一切来促成，但不可违背党章和总理遗教，更不能违反四全大会的公意，否则如果仅仅达到团结目的之一部，而毁损了本党的精神和纪律，则于党于国都无益处。”⁽¹⁹⁶⁾蒋氏在致词中只字不提政府改组和自己下野二事，却在总结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自负地写道：“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¹⁹⁷⁾

南京四全大会通过各类决议案共35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蒋介石代表主席团提议的《团结御侮办法案》。19日，蒋介石向大会代表报告此案精神，共三点：“（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研究如何恢复国民对本党的信仰，来获得本党的生机；（二）对于国家外侮要由本党负起责来，而且由国民政府主席亲自北上去救国；（三）我自己愿意亲自北上保护国权，来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¹⁹⁸⁾蒋氏讲话的真实意图就是：蒋介石要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继续统率军队，如此才能“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获得本党的生机”。他想以此制造借口，拒绝粤方提出修改政府组织法。当日，大会“一致通过蒋中正同志亲自北上，首赴国难”，并决定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名额定为160人，包括原有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除共产党员及邓演达、徐谦、杨希闵、刘震寰外，共112人。余额由宁、粤双方各选24人⁽¹⁹⁹⁾。

大会通过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案，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追认恢复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程潜、黄绍竑、鹿钟麟、宋哲元、赵戴文、柏文蔚、方振武等人党籍⁽²⁰⁰⁾。23日，南京四全大会顺利结束。

广州的四全大会开得相当热闹。由于内部意见不一，派系争斗激烈，一度休会、复会，最终彻底分裂，导致大会又分别在广州、上海两地举行。

粤方内部的分裂，其实早在合作之初即现端倪。虽说“反蒋”是他们共同的主张，但除此之外，各自的政治立场迥异，特别是汪、孙两派同古、陈间矛盾重重。古、陈“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为了救胡，扩大反蒋声势，不得不联汪，但联合又是有条件的。他们只希望汪一人参加，而拒绝改组派的其他重要干部加入反蒋阵营。甚至连胡汉民也秘密指示古应芬：“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汪精卫对此曾无奈地向陈公博表示：“广州是欢迎我，而不欢迎你和（顾）孟馀的。他们有一个口号是‘去皮存骨’，意思是只请我去，对于我的朋友一概挡驾。”⁽²⁰¹⁾但为了重返政治舞台，汪精卫只好将其重要干部留在香港，只身一人前往广州。

孙科此次反蒋，得到了粤方元老派的支持。“发难之始，古（应芬）、邓（泽如）集议，拟拥护孙科为盟主，此为邓数年来所抱之主张。缘邓尝谓今日社会宗法观念未除，在派系分歧之局面以下，应以此法为最妥当”⁽²⁰²⁾。孙到广州后，也深感身价倍增，并希望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军队中。为此，“孙科力主扩大海、空军编制，亲孙科的原任南京航空署署长张惠长已经回到广州，还带领了一批广东飞行员回来，结果便把原来隶属于陈济棠的海、空军抽出来分别成立直属国府的海军及空军两个总司令部。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陈策、空军司令张惠长都是孙科的嫡系。由于海、空军脱出陆军而自立门户，卒引起陈济棠和孙派之间不断的尖锐斗争”⁽²⁰³⁾。

尽管各派系间矛盾纷纷，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6月25日，已加入粤方的汪精卫为了显示对“非常会议”的忠诚和反蒋的决心，公开致函改组派，明确宣示取消派别组织：“兆铭之愚，以为自此以后，从前一切系统派别之观念，须完全打破……诸同志即使不肯听从兆铭之劝告，然决不能不遵依中央六月二十二日所颁之誓言，自今以后，如仍有派别之组织，即以违背党纪，在所必罚。”⁽²⁰⁴⁾

但粤方内部各派系间的纠纷，始终未断。即便是被吴稚晖归为一派的广州市长林云陔，对陈济棠干涉市政也颇多不满。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决定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林云陔为省政府主席。林即公开提出三项条件：一是省府职权须得相当行使；二是广州市长、省府秘书长由林任命，不得更换；三是将来省主席因环境关系易人，仍由林复任广州市长⁽²⁰⁵⁾。此外，许崇智等“西山会议派”同汪精卫之间也是水火不容。汪精卫曾抱怨道：“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汝为当众向我无理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²⁰⁶⁾而许崇智不单同汪精卫不合，同陈济棠也是矛盾重重，一气之下出走香港。孙科无奈只好恳请马超俊前往挽留⁽²⁰⁷⁾。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大败之余参加这次反蒋运动，原本希望借此以图自保，重新求得恢复和发展实力的机会。白崇禧在广西一直把注意力集中于编练民团，扩充武装。李宗仁常驻广州，联络陈济棠，则是为了求得对桂系的发展稍有支持，但得到的仅仅是“每月向财政部领取军费三十万元”⁽²⁰⁸⁾。李宗仁为此常常感到仰面求人的苦恼，满腹牢骚地自称只是一个“联络参谋”。这样自然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因而对两广合作的态度越来越消极。

蒋介石对粤方内幕是看得很清楚的。尽管他分化陈济棠手下将领频频失利，但他很快将视线移到汪精卫身上，充分利用粤方内部矛盾分化对手。当然，蒋介石对汪精卫并不信任，但从囚胡事件引发的宁、粤对峙，也令他吸取了一点教训：就是不能小看国民党内的各种潜在力量，特别是在“以党治国”的旗号下，汪精卫仍有着不小的利用价值。因为，此时在大多数国民党人心目中，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党统”象征比蒋介石强。蒋不得不从汪、胡两人中再次选择一个合作对象。

由于胡的个性是不肯轻易妥协，而汪则相对容易拉拢，特别是汪的地位已非广州（在蒋之上）和武汉（同蒋分庭抗礼）时期，实力和处境根本无法同蒋相比，合作只能是在蒋的主导下给蒋增加一些应付各方的筹码，并不是平等的合作。因此，蒋介石暗中派宋子文同汪精卫联络，表示：“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煽动性很大。顾孟馀曾表示：“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²⁰⁹⁾

从汪精卫个人处境来讲，本来他已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宁、粤对峙给了他绝处逢生的机遇。他原本已是两手空空，实力全无，非与胡联手无以再起。但粤方对他处处设防，因此唯有借宁粤和谈之机，才有可能重返权力中心。尽管汪精卫也曾宣誓：“决不存私见，不立派别。”但正如吴稚晖所言：“他们一闯进去，必有喧宾夺主之可能”，“狐狸尾巴终是要拖出来的。”⁽²¹⁰⁾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汪精卫暗中命令各地改组派支部，“选举”代表二百多人到广州去参加会议。据改组派天津代表武和轩回忆：“就在这年夏天，广州非常会议……准备要开四全大会。在天津的改组派的人们忙于制造出席代表，反正广州的先生们不了解北方各省市情况；同时非常会议在北方没有一点基础，也乐得多些人给他们捧场。长江以北各省市，尤其是华北、西北、东北等处就由我们来分配。举一个例，为了给黄少谷一名代表，以黄代表青海的敏珠尔哈图克图，就可概知其余。凡是能扯上关系的就来个代表。在‘九一八’前后，由天津租界制造出来的代表有百多人，先后到了广州。”⁽²¹¹⁾

南京的改组派代表，根本“没有经过什么选举，只是乘【趁】机自称代表，到广州去想找新的出路”，甚至连改组派南京支部的负责人都不知道⁽²¹²⁾。负责上海地区出席广州四全大会代表选举的范予遂曾回忆说：“非常会议先派张知本为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办理所属江苏、浙江及上海市的代表选举事宜。上海市派了张企留、余鹏、范予遂等专门负责办理上海市的选举，张、余二人代表广东派，范予遂代表改组派。先要办理选举名册登记，谁登记的人多，谁就多选出一个或几个代表。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多少‘选民’，为了争夺代表就得造假‘选民’名册。但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以此，由范予遂建议先协商好代表分配名额（数目已不记得，改组派少占一人），再协商好各造‘选民’二百名，然后各自填写好二百张选票投在票箱里，再开箱计票，宣布当选代表姓名。这就是‘非常会议’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实际情形。”⁽²¹³⁾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被迫议和。古应芬、陈济棠眼看救胡目的已达到，因此对和谈态度颇为冷淡。而蒋、胡关系破裂后，汪精卫感到有望重新建立蒋、汪合作的局面，对议和最为积极。蒋介石更是主动拉拢，指示宋子文、朱培德密电汪精卫，表示：“介兄与弟等愿与我兄合作，纯出至诚。”“兄能早日命驾，尤为介兄与弟等所昕夕盼祷者也。”⁽²¹⁴⁾

9月28日，宁方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赴香港，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展开先期谈判。谈判前，陈铭枢通过改组派刘叔模和自己的亲信许锡清与汪精卫暗中联络。此时，孙科的态度也开始倾向于汪。孙的亲信傅秉常对此分析道：“‘九一八’事变自为促成南京、广州合作之重大原因，另一基本原因乃众人对陈伯南早已厌弃。乃藉‘九一八’后，举国‘共赴国难’之名义得以下台。哲生对陈伯南亦极不满。”⁽²¹⁵⁾于是，非常会议派孙、汪等六代表赴沪和谈。古应芬、陈济棠摆出一副送客出门的姿态，汪精卫也流露出离开广州不再回来的神气⁽²¹⁶⁾。陈铭枢事后曾回忆说：“我在此行感到突出的印象是：汪对和谈最感兴趣，古应芬、陈济棠最冷淡，孙科和桂系是中间偏向汪之主张；而非常会议领衔的唐绍仪，仅备一格，不起任何作用。和谈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²¹⁷⁾

上海和谈前，针对粤方要求发表蒋介石下野通电一事，蒋氏曾提前密电汪精卫，请求暂缓，并称“汪先生老成谋国，谅能容纳”⁽²¹⁸⁾。随后，汪同蒋的代表陈铭枢秘密协商，并派顾孟馀随陈先行返京，向蒋“面陈一切”。陈返京前相当愉快地密电蒋介石，报告：“刻再与汪会谈，更极完满。”⁽²¹⁹⁾蒋汪在和谈前已达成一定的默契。从此，汪精卫不再坚持粤方提出的蒋必须通电下野，广州国民政府始能取消的条件，仅仅要求蒋放弃军事独裁，建立民主集权。

对于重返南京，胡汉民最无指望，因此反蒋情绪最高，甚至不惜再次决裂。他深怕汪同蒋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只能在后台出主意，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和谈期间，胡曾致电广东明确表明：“无论如何，弟与汪绝不入京”，“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²²⁰⁾。而汪精卫此前已同蒋介石达成一定的妥协，自然不愿全力支持胡汉民。尽管汪氏对外宣称一切唯胡氏马首是瞻，但为了表示同蒋氏合作的诚意，公开致函上海《民报》，要求删改自己多年来的反蒋言论：“和议现已开始进行，所有从前带有攻击语气之文句，不宜登载，以妨碍进行，拟恳贵报将攻击文句删去。”⁽²²¹⁾一次，汪精卫在寓所召集汪派高级干部会议，张发奎发言时力主粤方内部应当团结反蒋，张说：“只要汪先生、胡先生合作到底，我们总是拥护的。”此话引起汪氏的不满，当即痛斥张发奎道：“这么多年的军人，还是不懂政治，还要乱说。”这是汪精卫明确对自己部下表示不再和胡汉民合作的开始⁽²²²⁾。此后，“张发奎、唐孟潇等谈话非常缓和”⁽²²³⁾。

粤方的另一要角孙科，此时对宁、粤合作态度也是相当积极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要蒋下野，而汪、胡又“绝不入京”，四全大会后，宁、粤合开一中全会，自然以他地位最尊，最有希望入主南京。因此在和谈期间对南京方面的要求，“精卫、哲生皆甚尽力斡旋”⁽²²⁴⁾。而宁方为了进一步分化粤方，也极力拉拢汪、孙。蔡元培等人曾于11月6日有一密电致蒋介石，表示：“……决议设立财政委员会案。此案先由子文、公权两兄与元培、铁城等协商，又由公权商诸精卫，然后共同提出，意在请精卫等加入该会，以谋第一步之合作也。再，本日铁城晤哲生，劝其勿回粤。哲生谓彼可勿去，惟欲广东四全大会确亟合作办法，精卫非去不可。哲生又表示粤全违背议定之合作办法，彼决脱离粤方。精卫告公权其本人决不去，但展堂日内回粤必拉哲生回去。”⁽²²⁵⁾

此时的汪精卫早已同蒋暗中联络成功，当然不会再赴广州为胡捧场。汪甚至私下向陈铭枢表示，粤方各人强邀他回粤，他谓：“头可断，不可回。”虽然“汪派之代表当然加入粤方，但其重要份子仍坚不欲赴粤”⁽²²⁶⁾。最后，粤方无奈地决定派孙科、陈友仁、李文范三人返粤汇报，并主持召开粤方四全大会。

和谈结束后，汪就留在上海，静观时局的演变，随时准备重返南京中央与蒋再度合作。何应钦曾于和谈最后一日密电蒋介石，愉快地报告：“今日续议，已得圆满结果。关于此次合作之通电系精卫自拟，措词对中央极尊重。”⁽²²⁷⁾同时胡汉民也留在上海，没有同孙科等人一同返粤。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谈期间，胡派重要骨干古应芬在10月28日因拔牙中毒而亡。古应芬之死对胡汉民的影响巨大。“此次粤中之分裂，湘芹（勷勤谐音，古应芬字勷勤）实居发路指示之责”⁽²²⁸⁾。陈济棠是依靠古的提拔而位居高位的，他对古是言听计从。古在世时，胡的所有主张，都是通过古来影响陈。古去世后，胡、陈之间就失去了一架桥梁。因此胡不肯贸然返粤，而决定在沪遥控。

汪精卫、胡汉民留沪不归，一度引起粤方各派势力的担忧。张惠长、陈策等人曾联名致函胡汉民表示：“粤中同志深望我公早日偕同汪公旋粤领导一切，俾党国大计得有遵循。”⁽²²⁹⁾《中央导报》也多次呼吁汪、胡返粤，并多少显露他们对汪、胡此举的不满：“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汪、胡两先生之须返粤，会同此间诸领袖共同主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已是全党同志的公意……如果他们确确实实有此刻留在上海之不得已的理由，那又是另一问题；但我们觉得在目前权衡轻重，胡、汪两先生暂时离开一下上海，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除此而外，我们实在想不出其他理由。”⁽²³⁰⁾国民党元老覃振更是致电汪精卫苦苦哀求：“代会开会在即，一切问题均待兄解决，否则纠纷愈滋，党的基础崩溃矣。”他甚至表示：“弟在此扶病从事，痛苦实深，如兄不来，请即电示，以便择地休养，不再问事。”⁽²³¹⁾

广州四全大会开幕前，“非常会议”特派覃振、马超俊赴沪迎接，但汪、胡二人都不为所动，坚持己见，更加速了粤方各派势力的分化。而出席会议的晋、绥代表到粤后，则是遵照阎锡山的命令加紧“与其他省份代表联络”⁽²³²⁾。至于开会，除“投票外，其他无庸进行”⁽²³³⁾。马超俊为此感慨道：“各方代表云集，而拥兵擅权之武装同志，恃势专横，挟持代表，议论庞杂，莫衷一是。”⁽²³⁴⁾这一切都预示着汪、胡合作反蒋局面的破裂，也为此后的蒋、汪合作埋下了伏笔。

11月18日，广州四全大会正式开幕，到会代表520人。“非常会议”推定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萧佛成、邓泽如、李宗仁、经亨颐七人，选举李扬敬、黄旭初、关素人、姚禔昌四人组成主席团⁽²³⁵⁾。大会由孙科致开幕词，他首先回顾了上海和会的经过，次述大会对今后所负的使命，同时也无奈地表示：“至于四届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能否开会成功，与蒋氏能否下野，现在尚不能预料。最要的还待于蒋氏有无彻底决心，毅然下野，然后本党才能团结一致，才能有力对外。”⁽²³⁶⁾孙科的无奈，也正是胡派人物对上海议和的不满。对此，杨永泰曾密电蒋介石报告：“两广实力派认为长期割据为便利，已一致内定推翻和议。胡、古派之粤军总、特党部巧电及近日陈、李、白演词甚露骨，俟汪、胡返即正式表示，纵不返亦欲断……哲生曾抗辩甚烈。闻胡已允返，但必欲挈汪同行。粤四全谅无好果。”⁽²³⁷⁾

23日，萧佛成、邓泽如等领衔提出《对沪和会等七次会议决案分别采用或修正案》，该提案完全否决了上海和谈的协议，经多数代表通过，决议：“（一）对沪和会决定中央政制改革案，大体采纳，但仍须审查；（二）沪和会决定一、二、三届中委为四届中委一项，根本否决，四届中委由大会自由选举之；（三）开除蒋介石、张学良之党籍。蒋如不发通电下野，则仍在粤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²³⁸⁾

当日，汪、孙两派代表极力反对，并声明退出大会。24日晨，孙科、陈友仁、李文范和汪、孙两派代表一百余人离开广州转赴香港。孙科等人到港后发表《致四全大会书》，公开指责粤方“诸同志推翻和议原案之举，竟若急不及待，唯恐其稍纵即逝”，“党国大事等于儿戏，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²³⁹⁾。孙科还表示：“若必凭党章，则西山会议、宁汉合作、扩大会议亦无根据，四全会立场何在？希牺牲成见，服从汪、胡指导，推翻前议”⁽²⁴⁰⁾。“与此同时，孙派的陈策、张惠长调动海、空军分别在虎门和唐家湾集中，向陈济棠实行武装示威，一度造成军事上紧张局势”⁽²⁴¹⁾。而刚刚恢复自由和党籍不久的李济深，原拟经香港返穗，“即遭陈济棠反对”。面对自己部下的无情，李济深甚愤怒，于是绕道回桂，“乘机谋倒陈，桂系附李，海、空军亦不与同情”⁽²⁴²⁾。

汪、孙两派代表离粤后，广州四全大会完全由实力派陈济棠和胡派元老萧佛成、邓泽如控制。据《民国日报》24日香港电：“萧佛成、邓泽如等决以列席者补足人数，定二十六日晨开三次会，如不足数，决以非常手段解决。闻提案有另组中央党部及改组国府各案。”⁽²⁴³⁾

眼看粤方内部分裂迫在眉睫，远在上海遥控的胡汉民，被迫由幕后走向台前，亲自南下协调内部矛盾。“胡此行系决于敬（24日）晚汪、胡等之集议。当时以粤全会破裂，决推伍（朝枢）回粤解释，俾得续会，但恐伍力不足，决请胡同去。胡声明只到港不赴广州，苟两派代表不能一致，本人不返沪，即赴欧养病”⁽²⁴⁴⁾。

汪精卫此时曾有一电致阎锡山，对粤方分裂真相分析道：“此次忽起波澜，其原因有三：（甲）一部分人坚持倒蒋；（乙）一部分人欲不和不战，长期割据；（丙）一部分人欲推翻一、二、三届中委连任之决议，多得中委名额，以便竞选。除甲种尚有相当理由外，乙、丙两种动机均不纯粹。弟现设法补救。约数日后可见分晓。”⁽²⁴⁵⁾汪的“补救方法”就是加紧脱离粤方阵营。为此，汪主动向陈铭枢表示，胡等仍设词欺逼他回粤，他“决令在粤代表如推翻和约，即退出大会。若大会能开成，闭幕后即召集自己同志赴京”。汪还向陈铭枢“示哲生本日密电，如大会破裂即来沪”⁽²⁴⁶⁾。在汪精卫的暗中布置下，汪派代表则纷纷北上赴沪。对于粤方内部分化，陈铭枢及时向蒋介石报告。其中一则电报称：“仲鸣电汪云：粤大会破裂原系胡主使……哲生因此破面，陈策、惠长准备实力决裂。故胡不得不求转圜，陈济棠等亦软化。枢得密电亦云：陈、张等准备惊人举动，随哲生行动云。又任潮积极谋倒济棠；李宗仁昨致汪电大意：介石果辞职，当服从先生指导到底等语。综观上情形，粤军事解决亦有急转直下之势。”⁽²⁴⁷⁾

27日，胡汉民由沪抵港，立即同粤方要员会商解决党务纠纷办法。据杨永泰报告：“胡、伍抵港，顷与省方来人开会，夜或上省。伍谈话力诋中央，谓：非践诺下野，不能统一；谓：总座只宜任国防会长。闻胡另有新案……如不下野释兵，仍退回，自组党府。惟此案确否，尚待证明。孙昨在乡语其亲信：今日当过港晤胡，但决不回省与陈再合云云。”⁽²⁴⁸⁾

当日夜，胡汉民即同孙科等人开会协商，达成初步协议⁽²⁴⁹⁾。会后，孙科特致电汪精卫表示：“与展、梯诸人会商补救办法，劝告邓、萧、陈、李等维持和会议决案，惟中有附加必须践言下野之条件。”期间，胡汉民极力劝说孙科返粤，被孙拒绝，最后暂定：“展、梯与科暂留港，非得切实答复决不入省。”⁽²⁵⁰⁾为了说服粤方众人接受调停，胡汉民只好借参加古应芬葬礼为由，亲自赴广州协调各派冲突⁽²⁵¹⁾。29日，胡即返港，并留函四全大会，解释上海和谈委曲求全之经过，并提出解决办法三项：“（甲）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除共产及反动分子外，一百十二人由主席团列名，分别提出四全大会为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大会全部通过之。如认为必要时，并可声明此为求和平统一不得已之举”；“（乙）除上述一百十二人外，大会选举二十四人。至宁方所选二十四人，大会议决于四届中执会第一次全会开会时，得由该会三分二之决议承认之。”“（丙）在议决之日以前，所有因政治关系被大会或中央执委会开除党籍之党员，除共产党份子外，概予恢复党籍。”⁽²⁵²⁾

12月1日，广州四全大会最终表示接受胡汉民的三项办法，由秘书处电胡报告结果。同时为了显示团结，“大会派李宗仁，粤国府派马超俊，萧佛成、邓泽如派陈融，陈济棠派林翼中，一日午赴港迎胡汉民、孙科等。”⁽²⁵³⁾2日上午，各派人物又“团结一致”，乘专车返省。此时，晋系留港代表十七人也一同返粤。晋方并提出贾景德、杨爱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²⁵⁴⁾。

3日，粤方四全大会继续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选举中委，当天大会选出中央执、监委员八人，陈济棠实力派占了半数，三位军长香翰屏、余汉谋、李扬敬和陈的亲信林翼中当选，此外还有孙派的张惠长、桂派白崇禧、汪派张发奎和超然派的唐绍仪。第二天，续选举黄旭初、梁寒操等十六人为候补执、监委员，并否决了汪派代表在3日上海召开的四全大会选举结果⁽²⁵⁵⁾。广州四全大会所产生的二十四名新科中委，“粤人居廿四分之十九，北方无一人当选者”⁽²⁵⁶⁾。

在此期间，广州四全大会还通过一系列提案，其中重要提案二项：一是胡汉民、孙科、伍朝枢、李宗仁四人共同提案，主要内容是：“（一）于若干省政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二）在中执委会指导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分别监督各省市党部；（三）于军委会指导下，必要时设军事分会。”⁽²⁵⁷⁾另一重要提案是由主席团提出，包括两项内容：“（一）全国一切军官，均须受行政院指挥监督；（二）废除总司令制，改设军事委员会。”⁽²⁵⁸⁾

蒋、胡分裂后，胡汉民深感自己无望重返南京中枢，他也自知无力有效阻止蒋介石重掌军权；而统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即将在南京召开，届时“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势必取消。为此，胡汉民以四全大会决议形式通过前案，无非是希望继续保持两广对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奇怪的是该提案主要由胡派和桂系提出，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并未列名。这也预示着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党、政、军三个新机构，不仅得不到南京中央的支持，还将会受到实力派陈济棠或多或少的牵制，由此也显示出两广内部的新矛盾。而后一提案的主要意图，是想从体制上限制蒋今后可能取得的军权，但又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其效果自然可想而知。

5日，广州四全大会在胡汉民的闭幕词中宣告结束。

此时，汪精卫俨然成为宁、粤以外的又一重心，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的实际力量仍很有限，但足够在宁、粤双方待价而沽。自上海和谈结束后，汪精卫即借口同宁方代表洽谈一中全会事宜而拒绝返粤。而蒋介石更是加紧了联汪制胡的步伐。此时，汪精卫深知蒋介石绝不可能轻易放弃权力，而自己手中除了能够控制张发奎一部，缺少强有力的后援。现在投蒋，在新的权力结构中不可能拥有很强的发言权；而当时地方实力派中除张学良、陈济棠力量最强而又绝不会支持汪外，唯有阎锡山的晋系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新盟友。为此，汪曾主动致电阎锡山征询其对时局的意见。汪电称：“时局前途有两可能：甲，蒋于四届一中提出辞职，惟继任人物须得其同意；乙，蒋提出辞职后仍由四届一中决议复任国府主席，惟行政院长须另任别人，总司令部亦取消，实行和会所定中央政治改革案。甲项如能实现自是较好，乙项公意以为何如并祈赐复。”⁽²⁵⁹⁾阎锡山则复电表示：“两项办法甲项如能实现，诚如兄言自是较好。际此危局，自当以国难为前提，只要外交不感困难，政务无碍运用。免得此两层顾虑，乙项亦可迁就。”⁽²⁶⁰⁾

粤方四全大会的内讧，却为此时滞留上海的汪精卫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就在汪派代表退出大会当天，宋子文奉蒋介石之命，亲赴上海向汪精卫“报告南京方面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详细经过情形”⁽²⁶¹⁾。汪、宋会谈后，汪精卫立即致电香港退会的汪派代表，假借张发奎欲统率第四军请缨抗战、赴黑龙江救国为名⁽²⁶²⁾，提议“退席之诸同志”，“为今之计，唯有加入第四军，分任军事及政治诸工作，齐心并力，以赴国难”。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兆铭不肖，倘能随我数年来共生死之铁军将士，及护党救国诸同志同死疆场，自当含笑九原。”⁽²⁶³⁾其实汪精卫的真实意图，是借粤方内讧之机，电召汪派代表脱离粤方迅速北上，为今后蒋、汪合作铺平道路，创造条件；而“张通电援黑”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汪精卫分裂张桂联军的计划败露，为桂系察觉。据杨永泰密报蒋介石：“最近李、白发觉张发奎前月密令所部组小组离桂系，已电汪、张，决撤吴奇伟等。”故张发奎极欲率四军脱离桂系⁽²⁶⁴⁾。

25日，在顾孟馀的具体布置下，全部汪派代表一百六十余人由江苏代表王懋功、福建代表曾仲鸣带领，分批乘轮离港赴沪⁽²⁶⁵⁾。汪派代表离港前还一度发表《退会代表宣言》，公开指责粤方：“四全大会一部分代表，不顾当前之大难，断然将和会此种决议案根本推翻，使和平统一之一线曙光，归于消灭。代表等自信数年来之努力，始终如一，但对此完全不顾国利民福之妄动，则未敢苟同，是以相率退出大会，再图补救之方。”⁽²⁶⁶⁾

26日晚，汪精卫在上海同李石曾等人会商时，为响应汪派退会代表的行动，明确向宁方表示：“胡派粤代表大会以极端恶意对蒋、张、宋永开党籍，及查办财政等类，对粤会不可不加以压制，否则其焰益张。”汪还特别强调“必将破坏和局责任加诸胡派粤代表大会”，并表示汪派“退出之代表可举廿四人蹙实中委，履行和议事”⁽²⁶⁷⁾。“联汪制胡”原本就是蒋的既定方针，对此蒋自然是求之不得，立即指示李石曾等人同汪进一步会商，拟“先就已有一、二、三、四届中委召开一中全会。如广州能将廿四中委及时选出固佳，否则如到京中（委）足开合法数，决不能再延。盼汪等先来京，以此促粤觉悟”⁽²⁶⁸⁾。

有了蒋的保证后，汪决定采取极端措施。而粤方内部的公开分裂也为汪的计划提供了机会。为了将破坏宁、粤合作的帽子带到粤方头上，28日，汪精卫特意致电胡汉民、孙科称：“展堂、哲生两兄鉴：连日真如诸兄往返商榷，均以为对日问题不容再缓。如战，则全党一致牺牲；如和，全党一致忍辱负重……介石以为从前集权一人之办法，乃为开创时期所不得不然，现在已行不通，必须改变政治方式，始能统治。欲改变政治方式，则彼必须辞职。将来四届一中选任时，彼主张国府主席及行政、立法院长须展、哲两兄与弟担任，介石自愿任监察院长云云。真如兄三日两度往来，以上所言均可负责。弟发巧电时，真如兄亦在座。弟等前有介石辞职，粤方同志即可入京之约。如介石职已辞，弟等须践言。广州四全能挽救否？如能，速即结束；如不能，请两兄偕梯兄即回。”⁽²⁶⁹⁾

同时，为了迫使孙科尽快脱离粤方，汪精卫当天还电邀孙科早日离粤来沪。陈铭枢曾将该电转报蒋介石：“汪电哲生大意叙述钧座辞职决心，辞职后过渡办法，及钧座必须汪、孙担任主席及行政院长之意。并云弟意主席应以年高德劭为宜，为全党团结便利计，弟绝不敢担任。惟行政院长，真如只允暂任过渡，弟已代兄答应。一则，介石同志既属望我两人始放心卸责，不宜峻却；二则，真如亦非兄答应，不肯暂任过渡也。至于全党重要人物集中力量共荷艰巨，则介石亦同意此办法，日内实行辞职。则弟等即须践约入京，盼兄届时速来。四全大会能迅速结束最好，否亦听之云。”⁽²⁷⁰⁾

此时，汪精卫还希望得到实力派阎锡山的支持。29日，再次致电阎锡山征询对时局，特别是对外交问题的意见。汪电称：“一，四全会当可补救，和议不致推翻，日内可见分晓；二，某（指蒋）有下野意，正商榷中；三，对日问题弟主张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惟弟等为民主而斗争，决不以外交为利器。如战，则一致牺牲；如和，则一致忍辱负重，决不借刀杀人，亦决不唱高调。”⁽²⁷¹⁾30日，阎锡山复电汪精卫，提出补充意见：“一，广州四全会可补甚慰；二，某下野事弟意当以其诚意为断；对日问题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尊意极是。弟意主战系国力问题。若战而败，则不止三省不易撤兵，恐日军所到之处皆为其占领地；主和亦难骤言。弟意不宣战，但必使守土者死守勿失，一面迅成立统一政府，再以外交方式谋挽救之策。”⁽²⁷²⁾三天后，阎锡山再电汪精卫表示：“某表示请兄担任主席，弟意救国为要，望勿过事谦退。”⁽²⁷³⁾30日，胡汉民、孙科也复电汪精卫表示：“介石如确诚意，则宜即日实行辞职，由宁方褐人替代渠所任各职，然后四届一中全会在京开会。粤方情形，昨电奉告之四款，邓、萧等今晨答复完全接受，并负责向各方代表疏通。如此可望数日内结束。”⁽²⁷⁴⁾第二天，粤方四全大会表示接受胡汉民的调停后，李宗仁、马超俊为此致电汪精卫报告粤方“补救已有办法”，并嘱汪转告汪派代表“即日回粤开会”⁽²⁷⁵⁾。

此时汪派代表早已按计划陆续抵达上海。于是汪精卫借口代表返粤选举已来不及，“决以人数比例，沪粤各自开会选举，沪选中委十人，粤选十四人”⁽²⁷⁶⁾。汪想抢在粤方选举前，造成既成事实，逼迫粤方接受汪派选举结果，如粤方拒绝合作，汪即可率新选中委加入京方，合开一中全会，实现蒋、汪合作。

汪精卫大体布置妥当后，于12月3日召集汪派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又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四全大会。大会公推汪精卫、陈璧君、王法勤、郭春涛、白云梯、赵丕廉、顾孟馀等七人为主席团。会议主题只有一项，即选举“汪记”中央委员。首先由汪精卫致开幕词，报告开会宗旨：“现在事实上系各方同志的团结，故有此次会议，在南京、广州分别开会。因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承认方法。现计我们的代表约二百五十人，广州方面的中委名额为二十四人，大概以三分之一的比例，则我们可以选出的定八至十人左右。至于他们如何产生，望大家讨论，但本日即要决定，因为最迟今日须要把名单打电去广州。”⁽²⁷⁷⁾大会一致通过汪氏报告，选举唐生智、张发奎、王懋功等十人为中央委员，致电广州四全大会主席团报告，请予备案，随即宣告散会。对此，汪派骨干陈公博事后曾评论道：“不料我到上海，汪先生已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了一个选举大会，选出了十名中央委员。据汪先生说，广东的名额，本由他们操纵，所以只有招集退席代表在沪开会，根据代表的名额，产生这十名中委。这个办法，我心内真是不赞成，有经验的汪先生，多顾虑的顾孟馀，居然有这样非常手段，我虽然佩服，但究竟以为不可以为训。”⁽²⁷⁸⁾

象征“团结”、“统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议事日程，但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并没有真正达成“团结”和“统一”。在随后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上，又很快上演了一场新的权力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