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兴中会与保皇党的合作"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兴中会与保皇党的合作

一　合作的探索" class="reference-link">一　合作的探索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朝广东当局下令通缉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陈少白等，香港当局宣布对孙中山等的驱逐令，五年内不得入境。1895年11月，孙中山偕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他们到横滨后，结识侨商冯紫珊、冯镜如等，设立兴中会横滨分会。12月中旬，孙中山即断发变装，经檀香山赴美、欧游历。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电各驻外使节，相机缉拿孙中山。他沿途的行踪均受到侦视。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抵英国伦敦。10月11日，孙中山被清朝驻英公使馆人员绑架，囚于馆内。公使龚照瑗租定轮船，预备将这个“钦犯”解送回国邀功。孙中山千方百计摆脱危境，最后恳得使馆英国仆人柯尔的帮助，暗中递信给康德黎求救。康德黎和其他英国友人奔走营救，公布了清使馆无耻绑架本国革命党领袖的消息。英国政府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强制清使馆释放了孙中山。孙中山继续在伦敦逗留，考察政治，并到大英博物院图书室读书。1897年，他经加拿大重到日本。

孙中山于1895年离日前，曾将过去在檀香山认识的日本牧师菅原传介绍给陈少白，陈因菅原认识了退役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又因曾根认识宫崎弥藏、寅藏兄弟。宫崎寅藏（1870—1922），日本肥后玉名郡人。他的哥哥弥藏有志于中国革命，受哥哥影响，寅藏曾于1891年单身到过上海。1897年5月，经犬养毅推荐，并经首相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批准，接受了调查中国秘密结社的任务，曾和同学平山周到过澳门、广州等地。孙中山重抵日本，宫崎寅藏便偕平山周来访。经他们介绍，孙中山随后又认识了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不少日本知名人士。这些人政治面目各不相同。有的后台是日本军阀，如黑龙会头目头山满、内田良平；有的本身是工业资产阶级，如平冈浩太郎。他们当时都表示同情孙中山，企图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而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则是真诚地援助中国革命的，孙中山也一直把他们视作自己的忠实朋友。依靠上述日本人士的帮助和掩护，孙中山得以居住下来，时在横滨，时在东京。

1897年冬，横滨侨商冯镜如等发起创办中国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孙中山替它取名“中西学校”。因兴中会里找不出合适的教师，陈少白想起他见过康有为、梁启超，便写信请梁启超代聘教员。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90年受教于康有为，自此即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

康、梁把赴日任教看作扩展维新派势力的良机，派徐勤等前往，康有为并亲书“大同学校”门额相赠。徐到日本后，按照康有为的意思改了校名。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经常到校和徐等谈论时事。

1898年，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达到高潮。6月11日，应康有为等请求，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维新旨意。从这一天起，至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在这段期间里，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和同情变法的帝党官僚提出许多新政建议，大部分都经光绪帝诏准，其中主要的有：

政治方面：命大小臣工直抒谠论，准许士民上书；命各督抚保荐人才，诏选宗室王公游历外国；裁撤詹事府等闲散衙门。经济方面：令各省设商务局和农务局，振兴商业和农业，京师设矿务和铁路总局，着手筹办铁路；奖励制作新法，颁发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京师及通商口岸设邮政局，等等。军事方面：用新法练兵，陆军改练洋操；筹款设海军，造兵轮；命各省举办保甲、团练。文化教育方面：废八股取士，京师设大学堂，各省设中小学堂，筹办矿务、铁路，海军等专门学堂；奖励创办学堂，命各地方改书院，废淫祠，设学堂；设译书局，开报馆；命各督抚劝禁妇女缠足；等等。

当康有为得到光绪帝信任的时候，觉得维新有望，不愿再和孙中山等发生关系，便写信要徐勤等与革命派断绝来往。徐等遵命惟谨，暗中制作了“不得招待孙逸仙”的匿名揭贴，拒绝孙中山再进大同学校。教师、校董事、横滨侨商等风闻康有为有做宰相的希望，纷纷倒向徐勤一边。兴中会分会会长冯镜如和他的兄弟冯紫珊等也逐渐挪动了脚跟。

横滨办学是和改良派合作的一次小尝试，其结果是革命派吃亏上当。

在大同学校创办之前，两派还在香港联系过。1896年2月，谢缵泰应友人之邀，与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会见。10月，又会见了康有为。谢缵泰建议“在伟大的维新工作中必须联合与合作”。康有为提出了他的维新计划大纲。次年，谢缵泰、康广仁之间又进行过多次谈判，双方同意合作。但是，维新派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扩张势力，排斥孙中山，改变兴中会的性质。谈判中，康广仁表示：“我们希望看到对王朝和千百万民众都有好处的‘和平’革命，像孙逸仙那样一些人使我惊骇，他们要毁坏一切。我们不能同这样的轻率鲁莽的人联合。杨衢云是个好人，我想见见他。”⁽¹⁴⁾谢、康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898年7月，康广仁从北京致函谢缵泰，表示“急欲知道杨衢云的消息”。然而，9月21日西太后突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通缉康、梁，重新临朝听政。康有为因事先得到光绪帝紧急催促离京的密诏，于政变前一日南下，故得脱险。梁启超也因得到日本使馆相助，经塘沽浮海东渡。清廷逮捕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维新志士，不经审讯即予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同情变法的帝党官僚，或遭囚禁，或被革职，尽予剪除。已经发布的新政诏令，陆续宣布撤废。维新运动完全失败了。

政变的发生为两派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前此，兴中会的活动已有所恢复和发展。除原有的檀香山、横滨分会外，1897年，陈少白、杨心如在台湾组织了台北分会。杨衢云在广州起义后，远走南非，沿途也建立了兴中会的分会。他于1898年春到达日本，找到孙中山，继续协力革命。孙中山还和日本友人一起积极支持菲律宾的反美独立运动。1898年10月，平山、宫崎分别将因政变而逃亡的梁启超、康有为护送至日本。日本人想借此机会促成两派的合作，孙中山也燃起了争取他们转向革命的新希望。康有为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孙中山便准备亲往慰问，托宫崎、平山致意。康有为自称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人往还，拒而不见。其后，经犬养毅斡旋，约孙、陈、康、梁等四人会谈。届期，康有为不到，梁启超自称为康的代表。这次会谈，详细地讨论了合作方法。数日后，孙中山派陈少白偕平山去拜会康有为。陈少白痛言满清政府已不可救药，“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并说：“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死帮他忙呢？”⁽¹⁵⁾康有为则大谈其“今上”如何“圣明”，自己“受恩深重”，“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陈少白反复劝导：不应该受了一人的私恩，便死心塌地地向着他。但这时，康有为已经酝酿了一个以武力使光绪“复辟”的计划，陈少白的话完全听不进，只表示：“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末了则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完全关上了谈判之门⁽¹⁶⁾。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一直顽固地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光绪帝的知遇之感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支持康有为的大隈内阁倒台，清政府又提出交涉，1899年春，康有为被迫离开日本作欧美之游。到英国时，通过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子爵要求英国政府支持他的“复辟”计划，未获议院多数票通过。7月20日，在加拿大千岛与侨商李福基、冯秀石等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英文译名则为“维新会”）。8月4日（六月二十八日），他带着当地华侨多人到域多利中华会馆庆祝“圣寿”，在龙旗摇飏中叩首如仪，遥祝光绪皇帝康健⁽¹⁷⁾。其后，保皇会遍及加拿大各处，又陆续发展到美国、墨西哥、中美，南美等地，共建立总会十一个，支会一百零三个。康有为任正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保皇会的成立，标志着康有为政治活动中反动性的一面开始日趋增长。

和康有为略有不同，梁启超一度表现了同情革命的倾向。

1898年11月14日，梁启超在横滨发刊《清议报》，以激烈的言词攻击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后党，同时吹捧光绪皇帝。据梁启超说，中国秦汉以来的君主都把百姓看成奴隶，“真能以子弟视其民者，则惟我皇上一人而已”⁽¹⁸⁾。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大体上仍以康有为作指针。1899年6月6日，经冯镜如介绍，梁启超和杨衢云在横滨进行会谈。梁启超表示，现在还不愿意合作，建议双方各自做好自党的工作。杨衢云把他对梁启超的印象写信告诉了谢缵泰，认为康党太骄慢，“不愿意同我们平等相处”，“一心想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服从他们”⁽¹⁹⁾。谢缵泰接信后，宛如一盆凉水浇下来，自此打消了合作的念头。但是，戊戌政变毕竟增加了梁启超对清政府的愤懑，康有为离日后，梁启超少了一个牵制者，思想逐渐发生某些变化。这年夏秋间，他和孙中山往来日密，在信中说：“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²⁰⁾他在东京创办了高等大同学校，从国内召来林圭、范源濂、蔡艮寅（锷）、周宏业、蔡钟浩、田邦璿、李炳寰等时务学堂旧生，又召来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梁启超自任校长，教以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说。于是，校中诸生畅言革命，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敦、罗伯斯庇尔、华盛顿诸人自期。同时，经过多次协商，两派形成了一个合并的初步方案，拟定以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并起草了一份《上南海先生书》，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署名者为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张智若、李敬通、陈侣笙、梁子刚、谭柏生、黄为之、唐才常、林圭等十三人⁽²¹⁾。为了实现两派联合，梁启超还赶到香港，和陈少白商量，推陈和徐勤起草联合章程。不料徐当面赞成，背后却与麦孟华一起写信向康有为告变，称梁“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接到梁启超等人的劝退书，本已大怒，接到徐、麦信件后，立即派人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不许稽延。梁慑于严师之命，于12月20日登程赴檀。

行前，梁启超托孙中山介绍同志，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孙中山相信梁启超，写信将他介绍给孙眉和该地兴中会其他会员。抵檀后，梁加入了三合会，被举为“智多星”。他利用这一身份活动，声称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包括孙眉在内的许多兴中会员都因此加入了保皇会，钟木贤还担任了该会副总理。梁启超自诩道：“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中山旧党。”⁽²²⁾何宽等少数人虽不为所动，但檀香山兴中会至此已不能成一团体。兴中会的策源之地，居然成了保皇派的活动之区。在和保皇派的合作中，兴中会又一次吃亏上当。

初时，梁启超还敷衍孙中山，告以他在檀香山所为，不过是“从权办理”，希望孙中山体谅他的境遇，保证“必有调停之善法”⁽²³⁾。但事隔一月，他就向康有为献策：“且中山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²⁴⁾他积极动员华侨捐款，拟筹资百万，派人在两广运动会党，想抢在孙中山的前头，“借勤王以兴民政”⁽²⁵⁾。不过，保皇派的军事活动，很少进展，在自立军失败之后，就全无下文了。

兴中会被破坏并不限于檀香山一地。在横滨，当保皇分会成立之后，冯紫珊、冯镜如都成了活动分子，兴中会只剩下十几个会员。尢列虽还掌握着由华侨下层群众组织的中和堂，但它并不能从事重大的政治行动。

兴中会主要建立在爱国华侨之中。华侨对国内情况了解不够，他们为祖国的独立和强盛而投身兴中会，但是对于革命和救国的关系，革命与改良的区别，却无深刻的认识。孙中山虽然坚定地主张走革命的道路，但他这时尚未认清改良派的本质，对梁启超“流质易变”的特性更缺乏警惕。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还在形成之中，它必然要为自己的年轻幼稚而付出代价。革命派和保皇党之间的严正斗争，还有待历史的发展。

二　自立军起义" class="reference-link">二　自立军起义

除对梁启超之外，兴中会还通过毕永年和唐才常取得了联系。

毕永年（1870—1902），号松甫，湖南长沙人。维新运动时期，成为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他与湖南、湖北一带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辜天祐等关系密切，被封为龙头。戊戌政变前夕，他看到维新无法成功，跑到日本求见孙中山，加入了兴中会。

唐才常（1867—1900），号佛尘，湖南浏阳人。长沙岳麓书院学生。与谭嗣同一起受教于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因而成为好友。1894年，肄业两湖书院。中日战争失败，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图强。1897年回湖南，参与维新活动。次年9月，他应谭嗣同电召，动身赴京，刚到汉口，政变就发生了。他哀悼死友，发愤举兵除奸，匆匆经香港、新加坡，转赴日本。

在日本，唐才常会见康有为、梁启超，接受了起兵勤王的任务。同时又经毕永年介绍，和孙中山商谈合作，陈述了在湘、鄂、长江一带发动的计划，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孙中山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²⁶⁾唐才常很高兴，表示愿约梁启超一起向康有为进言。

1899年春，孙中山派毕永年偕平山周赴湖南、湖北联络哥老会。毕永年化装成和尚，首先到汉口会见林圭。林圭（1875—1900），字述唐，别号悟庵，湖南湘阴人，长沙时务学堂学生。他欣然接受了毕永年的邀请，三人一起入湘⁽²⁷⁾，跑遍了长沙、浏阳、衡州等地哥老会山头，介绍兴中会宗旨与孙中山生平，劝说哥老会领袖与兴中会合作。孙中山听了他们的报告，便主张在湘、鄂、粤同时大举。同年秋，命陈少白去香港筹办《中国日报》，并要他和郑士良等在港设立机关，专事联络广东三合会。香港方面稍有眉目，毕永年等便再入两湖联络。11月，他带领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等七名哥老会龙头到香港，与郑士良、陈少白、宫崎及三合会大佬集议，商定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联合，组成一个大的反清团体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为此，杨衢云应孙中山之请，辞去了兴中会总办职务⁽²⁸⁾。其后，毕永年带着李、杨、张等哥老会头目往日本见孙中山，受到诚挚的招待。孙中山让他们回国候命。12月他们路过香港，经济上感到拮据。当时，康有为也正在香港停留，企图拉拢这几个哥老会头目，便送给他们一笔钱。李云彪、杨鸿钧等本没有固定的政治信仰，经常以会众为资本，与各方面拉扯。他们接受了康有为的赠款，随即投到保皇党门下。这件事使毕永年大受刺激，他写了一封信给平山周，声言“支那久成奴才世界”，“实不耐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决意“皈命牟尼”，真正当和尚去了⁽²⁹⁾。兴中会和湘、鄂哥老会的关系因此受到削弱。

在与孙中山商谈合作之后，唐才常也于1899年春回到国内。3月，他到上海编辑《亚东时报》。同年秋，再赴日本。他周旋于两派之间，“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³⁰⁾，企图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当时，林圭已应梁启超之召，到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唐才常便邀请他和湘籍同学秦力山、田邦璿、蔡钟浩等回国相助。湖北留日学生吴禄贞、傅慈祥、戢翼翚等也都表示愿意参加。1899年11月，梁启超、沈翔云、戢翼翚等在东京红叶馆为唐才常、林圭饯行，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宫崎等出席。双方把酒畅谈，举杯共祝，两派谈判合作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融洽的气氛。席后，林圭向孙中山请益，孙中山把在汉口的关系——兴中会会员容星桥介绍给了他。

唐才常到上海后，参加了士商各界反对西太后“建储”的活动。1900年1月24日，西太后召集王公、军机大臣、各部尚书集议，准备废光绪，改立端王长子溥儁为帝。同日，光绪发布上谕，自称“痼疾在躬”，经“叩恳圣慈”，决定封溥儁为皇子，“以为将来大统之归”⁽³¹⁾。这一行动遭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汉族大官僚及以资产阶级上层为主的各界人士的反对。1月27日，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³²⁾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³³⁾。这是上海上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一次联合行动，它成为后来许多类似行动的先导。

就在这件事情的前后，唐才常利用日人田野桔次名义，组织东文学社，以此为掩护，秘密筹组正气会。他亲自起草序文，一方面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方面又说：“夫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³⁴⁾既要排满，又要“忠君”，既不愿意“低首腥羶”，又割舍不下光绪皇帝。唐才常的这种态度表明他企图调和革命、保皇两派的关系，而他本人的思想也确是非常模棱和矛盾的。

唐才常的态度首先遭到了毕永年的反对。毕在哥老会头目变节之后虽然愤而为僧，但他终不能忘情现实，又跑到上海，力劝唐才常和康有为断绝关系。唐不从，两人辩论了一昼夜，毕永年失望而去，便南下广州，联络广东各地会党⁽³⁵⁾。

唐才常等人当时的政治口号是“自立”。为了确切地表现这一意义，不久，唐才常将正气会改称自立会。6月，中国局势出现了纷纭复杂的局面：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清朝政府对外“宣战”。唐才常觉得时机已到，便又将自立会改称国会，以便公开活动，号召全国。7月26日，他邀请上海名流容闳、严复、章炳麟、文廷式、吴葆初、叶瀚、宋恕、沈荩、张通典、龙泽厚等八十余人，集会于愚园。会议由叶瀚主持，宣布会议宗旨为：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联合外交，平内乱，保全中国自主，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会议并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29日，第二次集会于愚园，出席者六十余人，选举叶瀚等三人为书记，郑观应、唐才常、汪康年、丁惠康、吴葆初、孙宝瑄等十人为干事⁽³⁶⁾。

国会由容闳起草了英文对外宣言，大意谓：“中国自立会有鉴于端王、荣禄、刚毅等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团以败国事也，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惟此事须与各国联络，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之生命财产等，均须力为保护。”⁽³⁷⁾义和团运动有其落后性，但它本质上是中国人民的一次反侵略运动。唐才常的“国会”呱呱坠地时就宣布自己站在这个运动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获得下层群众的支持。

国会内部也并不统一。成立刚三天，章炳麟与唐才常之间就争执起来。章向唐指出：“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³⁸⁾他毅然割掉辫子，改穿西服，宣布脱离“国会”，“以明不臣满洲之志”。他随即写下了《解辫发》等文，寄交香港陈少白主编的《中国旬报》发表。章炳麟（1869—1936），又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原在杭州诂经精舍随经学家俞樾读书。1895年受维新运动影响加入强学会。1897年任上海《时务报》撰述。1898年又任上海《昌言报》主笔。戊戌政变后亡命台湾。1899年至日本，经梁启超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同年秋归国，结识唐才常，参预《亚东时报》编务。割辫之举是他转化为革命派的标志。

当唐才常以上海为中心展开政治活动的时候，林圭则以武汉为中心进行军事准备。林圭受毕永年影响较多，毕等在香港推孙中山为兴汉会总会长，他是拥护的；孙中山委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他也表示“甚善甚善”⁽³⁹⁾。1900年1月26日，他致函去港联系的容星桥，催促容与孙中山早订起义计划。信中说：“今日之事，我辈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则不惟贻笑目前之大众，即后来传道，亦属难堪，此我辈实宜竭力之苦衷，亦本公司救世危岌之急候也。”⁽⁴⁰⁾他在汉口英租界设立机关部，模仿会党散发票布的办法，广泛散发“富有票”；又在汉口、襄阳、沙市、岳州、长沙等地设立旅馆，招待往来会友。经过一段时期经营，联系了湘、鄂、皖、赣各省的哥老会头目，形成了一支以会党和张之洞所辖驻汉各军下级官佐和士兵为基干的军事队伍，称为自立军，共分七路：

前军，起义地点为安徽大通，统领秦力山、吴禄贞。

后军，起义地点为安徽安庆，统领田邦璿。

左军，起义地点为湖南常德，统领陈犹龙。

右军，起义地点为湖北新堤，统领沈荩。

中军，起义地点为湖北汉口，统领傅慈祥、林圭⁽⁴¹⁾。

另两路为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

按原约，起义所需款项由康有为，梁启超接济，但实际上仅华侨富商邱炜萲汇到若干，不足以应付各路催款者的需要。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投到保皇党名下就是为了钱，这时因所索不遂，带头离去；辜鸿恩、李和生则改发贵为票和回天票，另开山头。起义还未开始，唐才常所依靠的会党队伍就已经四分五裂。

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后局势变化急剧，林圭敦促唐才常到汉口发动。8月初，唐才常到达汉口，通过日本人运动张之洞，告以自立军将拥护他宣布两湖独立，张之洞当时无表示。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和刘坤一等虽然一起抗拒了清朝政府的“宣战”上谕，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实行“东南互保”，但他本质上对清政府仍然是忠驯的。唐才常把起义的最大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洋务派官僚身上，自立军的前途不问可知。

起义日期原订在8月9日，因康、梁的汇款未到延期，但这一消息未能及时通知远在安徽的秦力山。8月7日，桐城地区的会党宰牲祭旗，准备起义，被清吏发觉，急忙向安徽巡抚王之春告警。两天后，秦力山下令起事，宣布“广集同志，大会江淮，以清君侧，而谢万国”。同时宣布“保全中国自立之权”，“请光绪帝复辟”等宗旨四条；“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进文明，而成一新政府”等法律九条⁽⁴²⁾。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大通，并击沉王之春派来剿办的炮艇八艘。8月11日，清军援兵继至，秦力山挥兵力战，因寡不敌众，败退九龙山。不久，探悉汉口方面失事，便解散所部，辗转逃往国外。

8月21日，张之洞照会汉口各国领事。次日晨，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部等处，先后逮捕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田邦璿、傅慈祥、黎科、蔡成煜等二十人。审讯时，唐才常供称：“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⁴³⁾其他人也齐呼速杀。当夜，唐才常、林圭等均被害。其后，张之洞又大兴党狱，残杀百余人。

汉口方面失事之后，沈荩急率新堤右军发动。湖北崇阳、监利等县纷起响应，但因中军已失，人心涣散，结果全师溃败。湖南方面，汪镕等原与唐才常、林圭等有约，计划同时发动。湖南巡抚俞廉三从张之洞处获得消息，大肆逮捕，被杀者有唐才中、蔡钟浩等百余人。

自立军以“勤王”为号召，但它宣布“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准备建立“新造自立之国”，这就使得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旧式勤王，而是维新派以武力开辟政治道路的一次尝试，也是维新派政治活动的顶点。

血的教训能洗清人们的眼睛，振奋人们的斗志，使柔者变刚，弱者变强。自立军的参加者在揩干自己身上的血迹后，大都踏上了革命的途程，成了坚决的革命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立军起义是革命和保皇之间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