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东北、安徽、浙江、四川各地的起义"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东北、安徽、浙江、四川各地的起义
一 运动东北“马侠”之役" class="reference-link">一 运动东北“马侠”之役
和孙中山、黄兴注意经营南方不同,宋教仁注意经营东北。
还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时,宋教仁就曾特撰《二十世纪之梁山泊》一文,鼓励东北绿林武装——“马贼”抗俄反满。为了与“马贼”这一轻蔑性的旧称相区别,宋教仁称之为“马侠”。1906年9月,黄兴自广西、南洋、香港等地活动后回到东京,宋教仁担心他“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特别提出了经营东北的设想(171)。1907年2月,日人末永节、古河(古川清)访问宋教仁,详细谈到了“马侠”的有关情况。宋教仁认为,如能约得“马侠”共同起事,则易于摇撼清廷根基,便和孙中山商量,孙中山表示赞同(172)。当时正值萍、浏、醴新败之余,黄兴也希望能开辟出一个新地区来,便邀约宋教仁、张继、末永节、古河等商谈,决定派人赴东北运动。
3月23日,宋教仁与古河自东京启程,至门司与白逾桓会合,渡过鸭绿江,于4月1日抵达安东。3日,以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名义致书大孤山马侠李逢春等(173),肯定其“扶弱抑强、抗官济民”的志气,鼓励他们集合辽河东西、黑水南北的义军合为一团。信中着重分析了“西渡山海关则永乎不守,南出喜峰口则北京告危”的有利战略位置,表示说:
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召党徒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174)
“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这里,实际上是对孙中山的战略思想提出了批评意见。4月8日,李逢春邀宋教仁上山面谈,表示赞成同盟会宗旨,愿一致行动。于是,宋教仁即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主要负责人为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及张榕等。其后,宋教仁曾至北满联络著名的绿林首领刘单子,又曾深入长白山延吉地区联络当地武装首领韩登举。
6月,得到惠州起义消息,宋教仁即拟发兵响应,先占辽沈,再逼榆关,进窥北京。不料,清政府早已得悉有关情况,电令东北各省防范(175)。白逾桓在碱厂招兵,被清督赵尔巽击败;潜入沈阳举事,又被徐世昌所捕(176)。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见形势不利,又因同盟会内部矛盾爆发,张继打电报要宋教仁返日,于是,宋教仁便改装回到东京(177)。
在北方或首都发动是宋教仁战略思想中的所谓上策,运动“马侠”之役失败后,仍然有一些革命党人在北方地区活动,但宋教仁等的注意力则逐渐转向中部地区。
二 秋瑾、徐锡麟之役" class="reference-link">二 秋瑾、徐锡麟之役
萍、浏、醴起义也鼓舞了在长江下游活动的革命党人。在上海的光复会员和归国的胡瑛、宁调元、杨卓林等同盟会员集会,计议协同动作,秋瑾承担了在浙江方面发动起义的任务。
秋瑾,字璿卿,号竞雄,又号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77年生(178)。出身小官僚家庭。工诗文,好骑马击剑。八国联军入侵后,忧愤时事,即以身许国。1904年,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到日本东京留学,先后参加“共爱会”、“横滨三合会”等组织,并倡办《白话》杂志。年底归国,在绍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次年,再去日本。过黄海时,有诗明志: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全诗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到日本后,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省主盟人。她每会必赴,每赴必演讲。同年冬,日本文部省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中国留学生奋起斗争,秋瑾力主全体归国革命。她曾于讲演激昂时拔出倭刀,插在讲台上,声言:“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179)
1906年春,秋瑾回到上海,协助创办中国公学。9月,与公学教员陈伯平租屋于虹口祥庆里,秘密制造炸药。次年1月,创办《中国女报》,宣称“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180)。共刊行两期。
其后,秋瑾回到绍兴,住大通学堂,和金华、处州、绍兴等地会党约定,在湖南革命党人起事后即出为应援。2月1日,秋瑾亲至金华,联络会党首领。不久,回到绍兴,获悉刘道一及杨卓林、胡瑛、宁调元等先后失败的消息,决计独力行事。
3月(正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开学之际,为了表示自己开明,绍兴知府贵福及山阴、会稽两邑县令均到堂祝贺,贵福并赠“竞争世界、雄冠地球”一联。以此为掩护,秋瑾畅所欲为。她往来于杭州、上海之间,运动军队和浙江武备、陆师、弁目等学堂学生,介绍朱瑞等参加了光复会。4月间,再次游历金华、处州。回绍兴后,函招金华、处州一带会党首领到体育会学习兵操,前后到者约百余人。她将职员分为十六级,用七绝诗“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作标志,黄字为首领,徐锡麟等五人担任:祸字为协领,秋瑾自任;源字为分统,会党王金发、竺绍康、张恭、吕熊祥等分任;溯字为参谋,以洪门“红旗”担任;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职。5月中旬,秋瑾编各地会党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记号。她和大家商定,7月6日金华首先起义,然后处州响应,趁杭州清军出攻之际,以绍兴义军奔袭杭州,军、学界中的同志为内应;如果杭州不能拿下,就返军绍兴,由金华、处州进入江西以通安庆,和徐锡麟呼应。未几,秋瑾将起义日期更改为7月19日。
6月中旬,绍兴会党裘文高不待命令,突然召集台州义军,于嵊县西乡集合,树起革命军旗帜,杀死清军数十名。这一过早的行动打乱了起义计划。22、24日,陈伯平、马宗汉先后自安庆到沪,秋瑾自绍兴来会,告以浙江会党有败露迹象,再次约定于7月6日同时起义。7月1日,上海侦探捕获光复会员叶仰高,叶供出了部分党员的别名或暗号。端方将这一材料电告恩铭,恩铭转示徐锡麟,徐发现自己的别名赫然在内,感到形势紧张。5日,陈伯平、马宗汉抵达安庆,与徐锡麟密议后定于次日安徽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起事。当夜,陈伯平起草了《光复军告示》(181),以“光复汉族,翦灭满夷”相号召。《告示》指斥清朝政府种种罪由,宣称欲“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徐锡麟所拟“杀律”则提出“遇满人者杀”;“遇汉奸者杀”,“不杀汉官”等条,表现了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182)。徐锡麟始终不肯参加同盟会,和孙中山的思想分歧是原因之一。
7月6日晨,徐锡麟召集巡警学堂学生训话,声言来安庆“专为救国”,要学生“行止坐卧咸不可忘”救国二字(183),但学生并不明白徐锡麟的意旨。随后,巡抚恩铭、藩司冯煦、臬司联裕等到堂。九时,典礼开始。恩铭等刚就座,收支委员顾松急步趋前,意欲告密。徐锡麟见事急,向前行举手礼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正惊愕间,徐锡麟已从靴筒内拔出手枪两支,以左右手同时向恩铭施放。因为近视,不知道是否命中,便连续发枪。恩铭身中七弹,被侍从匆匆背走。徐锡麟等处死了顾松,拔刀而出,走到礼堂,拍案大呼:“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抓奸细!快从我革命!”诸生不知所为。徐、陈、马三人执刀、持枪,挟持着学生进至军械所,取出枪炮,多不能使用。这时,清兵已将军械所包围,冯煦等悬赏七千金捕拿徐锡麟。自十二点钟激战至下午四时,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俘。
审讯中,徐锡麟抗对不屈。毓朗令徐跪,徐说:“你还在洋洋的,若慢走一步,即被余毙!”继而徐锡麟问:“恩铭如何?”联裕等骗以仅受微伤,徐气泄,低头不语。联裕接着说:“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听到这句话,徐锡麟忽然领悟,大笑说:“然则恩铭死矣!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手指联裕道:“尔幸不死!”联裕震惊,几乎倒下。接着,徐锡麟执笔自书供词,指斥清政府立宪其名,而集权、专制其实,声言“专为排满而来”,“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供词中,徐锡麟也暴露了他和孙中山的矛盾,声言:“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184)
当晚,徐锡麟被杀。临行前,先拍小影,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死后,清吏竟把徐锡麟的心挖出来,祭祀恩铭,肝则被恩铭卫队炒食,表现了无比的野蛮。
8月24日,马宗汉被杀。
徐锡麟事前几乎没有做任何发动和组织工作。“一士披猖海岳惊”(185),徐锡麟个人的英雄行为使清政府不少官僚惶惶不可终日,端方声称:“令人防不胜防,时局如斯,惟守死生有命一语,坐卧庶可稍安。”(186)但是,这种少数人脱离群众的冒险,根本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安庆方面既失败,秋瑾就岌岌可危了。
还在徐锡麟被捕之际,绍兴知府贵福就得到劣绅胡道南的告密,于7月7日赶赴杭州,面告浙江巡抚张曾敭。由于秋瑾社会影响大,张曾敭下不了决心,征询了巨绅汤寿潜等人的意见,才决计逮捕秋瑾。
7月10日,秋瑾从报上看到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忧泣内室。校中诸生计议早日举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城,而后再图其余,秋瑾坚主须待王金发嵊县兵到。此后,秋瑾分遣学生二十余人往杭州城埋伏。7月12日,秋瑾得到杭州密信,知清兵将到,就指挥大家掩藏枪弹,焚毁名册,疏散学生。次日,王金发从嵊县来,和秋瑾商量,定于7月18日统军入绍兴。午后,杭州清兵进入绍兴,有人劝秋瑾离校暂避。秋瑾决心殉难,拒绝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年。”(187)她遣散了最后一批同志,毅然留守大通。不久,贵福率领清军,包围大通,秋瑾等被捕。当贵福提审时,秋瑾百问不答,仅云:你也常到大通,并送过对联。贵福不敢再问。次日,交山阴知县李钟岳审问,秋瑾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贵福又改派幕客余某严刑逼供,秋瑾只说:“革命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7月15日清晨四时,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秋瑾牺牲后,舆论哗然。浙江进步人士筹议上控,江苏进步人士和留日浙江同乡会通电抗议,上海《神州日报》发表《论吾侪对于浙江省黑案应有之办法》等论说。8月15日(七月七日)陈去病拟在上海召开秋瑾追悼会未成,组织神交社,成为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前身。1908年2月25日,徐寄尘、吴芝瑛、陈去病为秋瑾营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并组织秋社。
秋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一位杰出的女英雄,中国人民永远地尊敬和纪念她。
三 四川泸州、成都、叙府之役" class="reference-link">三 四川泸州、成都、叙府之役
孙中山虽然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中国南部边疆地区,但是,也没有忽视四川。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即指示四川主盟人黄树中: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四川位于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并说:应以新旧同志与民间会党并力举事。此后,黄树中等即邀请泸州哥老会首领佘英来日本与孙中山会谈。佘英(1874—1910),贫民出身,“家务农”(188)。自幼参加袍哥组织,青年时撑船为生。后考中武秀才,任泸州团练局队长。在革命风潮影响下,读到《革命军》、《警世钟》二书,深受感动,“拿在泸州茶馆酒店讲演,想唤醒汉人起来革命”,受到禁止后,又持书到乡场讲演(189)。1906年7月,佘英到达东京,加入同盟会,会见孙中山、宋教仁等。他表示:“我们总欲作一番事业,以为我同胞复仇,惟才力不及,一举事时,内政、外交皆不能办,故不得不连合海内英雄志士,同力并举。”(190)孙中山委任其为西南大都督,并嘱谢奉琦、熊克武等协助。
同年9月,同盟会员李实谋在江油起义,事泄未成。李实为四川绵州人,到上海经商时加入同盟会,不久弃商回川,遍历龙安、绵竹、保宁、顺庆等地,宣传排满革命,散财募集数百人。江油事泄后率众退至剑州小燕山,旬日之间,发展至千人以上。清四川总督锡良闻讯,调巡防营围攻。李实率部拒战数日,不幸牺牲。
江油、剑州之役是和同盟会组织没有联系的孤立起义。之后,佘英、谢奉琦、熊克武等先后回到四川,在成都草堂寺集会,议决分头发动:黄树中、张培爵、谢持等联络学界,秦炳、饶国樑、程德藩、伍安全等联络新军武备学堂及弁目队,佘英、曾省斋、黎靖瀛、余切等联络会党。
佘英、熊克武等确定的第一个发难地点是泸州。该地为川南重镇,交通便利,又是佘英的家乡,会党实力雄厚。为了活动方便,熊克武经佘英介绍加入了哥老会。初时计议乘端午赛龙舟时起事,后因成都党人要求,改于1907年11月14日(十月初九)清吏庆贺西太后寿辰时同时并举。
准备过程中,熊克武、黄树中等在永宁兴隆场黄方家制造炸药,不慎爆炸,黄树中重伤,经医治得活,自此改名黄复生。兴隆场的爆炸事件引起了清吏注意。同时会党以为革命就是做皇帝,上自叙府,下至宜昌的船夫中纷纷传言:“佘大哥的星宿现了,不久做了皇帝,我们就好了。”(191)仅泸州一地旅馆中就挤满了乔装商贩的数千会党,风声日大。泸州知州杨兆龙闻讯,在衙内密布持械堂勇,邀佘英议事,阴谋擒捕。在单人赴会时,佘英得堂勇密语:“水涨了!”乘机逃出。起义因之提前到11月6日,首在泸州近城江安发动。
先一日夜半,江安县署刑房典吏戴皮举火为号,不料县令事先已有戒备,一面扑火,一面闭城搜捕,并用站笼绞死戴皮父女。同时,泸州也闭城戒严,大索党人。佘英等放舟江中聚议。因外援已失,敌人又已有备,佘英主张放弃原订计划。但有人主张立即举事,并讥笑佘英怕死。佘英是个热血汉子,受不得这种讥笑,立即跳江自明,旋被救出。
泸州起义夭折,熊克武等即奔赴成都。按清例,11月14日夜,总督以下大员都将于会府集合,庆贺慈禧太后生日。革命党人计议于此时炸毙全部与会官员,同时四门放火,一举占领成都,传檄而定各府州县。余切保证,只要一声令下,数万会党立刻可以招致。他的话给了众人以勇气。
至期,新军、巡防营、督署卫队中的同盟会员做好了战斗准备,余切招致的会党四千余人也分别在各旅馆整装待命,起义号火已经泼油升发。但清吏突然改变了朝贺地点,并于附近戒严,断绝交通。谢持闻讯,奔到革命党人住处,下令扑灭号火,并召开紧急会议。黄方坚主按原约发动,如失败,就率队南下,和佘英等会合。多数与会者认为官府已有戒备,不必作无谓牺牲,决定改期。当即通知各路停止发动,并千方百计筹措银两,遣散会党。
事后,熊克武、谢持等被通缉,伍安全被杀,黄方、杨维、黎靖瀛、张治祥、江永成、王秉璋六人被捕,时称“六君子”。
成都起义失败,四川革命党人又决定在叙府举事。以1908年1月26日为期。推谢奉琦入叙主持,推佘英、熊克武赴井研、荣县、富顺等地发动会党。并由曾省斋联络叙府堂勇管带刘绍峰等,希望得到二百余名堂勇的助力。预定起义的这一天傍晚,谢奉琦通知熊克武,刘绍峰等已被知府逮捕,起义无成功希望,只好停止。其后,谢奉琦回到家乡自流井,被清吏收买叛徒诱捕,英勇牺牲。
一连串的失败使四川革命党人冷静了下来。同年2月,佘英、熊克武等集会隆昌,总结失败教训,决定赴日购械,建立同盟会自己的武装,以便起义时作为先锋和主力军。
自萍、浏、醴起义开始,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达十余次,遍及中国南方大部分省区。就其规模、声势和发展的速度而论,它远远比不上太平天国一类旧式农民起义;但和兴中会时期相较,显然有了相当的进步。它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清朝统治者的宝座已经是摇摇欲坠了。
这一时期,同盟会发动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仍然是会党。会党具有较强烈的反满意识,但是,不可避免地也具有小生产者以至流氓无产者的弱点。革命党人对会党利用多,教育和改造少,往往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动他们起义,因此,经常出现盲动冒险、自由散漫、不能坚持乃至贪利忘义等现象。这样,就使得革命党人日益对会党感到失望,片面地认为他们“太无战斗力,太无训练”(192),而不能正确地、恰当地认识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后,革命党人把主要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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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明治三十八年12月7日该报,中云:“清国学生过于狭义解释省令,此亦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行为所致,他们的团结力量亦甚为薄弱。”
(2)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民报》第2号。
(3) 《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编,第11册,台北版,第169页。
(4) 《演说录》,《民报》第6号,1—10页。
(5) 转引自章太炎:《答梦庵》,《民报》第21号,第127页。
(6) 恨海:《来函》,《民报》第5号,第133页。
(7) 《宋教仁日记》,第303—304页。
(8) 《本社特别广告》,《民报》第19号广告栏。
(9) 《报告〈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新世纪》第79号。
(10) 《东京〈民报〉之诉讼》,《神州日报》,1908年12月4日。
(11) 《太炎最近文录》第110、111页。
(12) 《东京通信》,《神州日报》,1908年11月5日。
(13) 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7月18、29日、9月21日、10月31日。
(14) 《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7号,第20页。
(15)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第58页。
(16)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4号,第21页。
(17) 《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本,第30页。
(18)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4号,第13页。
(19)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5号,第3页。
(20) 《叙例》,《国风报》第1年第1期。
(21) 佛公:《答精卫书》,《新民丛报》第85号,第103页。
(22) 耡:《论国会之趋势》,《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8月3日。
(23) 豕韦之裔:《普告汉人》,《民报》临时增刊《天讨》,第28—29页。
(24)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10号,第20、32页。
(25)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第16页。
(26) 去非(胡汉民):《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中兴日报》,1908年9月21日。
(27) 嗣轩:《〈新民丛报〉非种族革命论》,《复报》第3期。
(28) 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1号,第19页。
(29) 思古:《论满洲当明末时代于中国为敌国》,《民报》第20号,第6页。
(30) 蛰伸(朱执信):《论满洲政府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号,第32页。
(31) 去非(胡汉民):《纪十一月四日东京满学生大会》,《民报》第9号,第96页。
(32) 《仇一姓不仇一族论》,《民报》第19号,第108页。
(33)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11—12页。
(34)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14页。
(35) 思黄(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1号,第41页。
(36) 孙中山语,转引自《民族的国民》,《民报》第2号,第22页。
(37)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6号,第89页。
(38)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第7—9页。
(39)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6号,第91—96页。
(40)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6号,第91—96页。
(41)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第22页。
(42)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7号,第34—36页。
(43)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刊,第23页。
(44)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4号,第1页。
(45)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7号,第7页。
(46)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21页。
(47)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7号,第57页。
(48) 县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61页。
(49) 《〈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民报》第3号号外。
(50) 熊范舆:《国会与地方自治》,《中国新报》第5期。
(51) 耡:《论国会之趋势》,《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8月10日。
(52) 宅仁:《正〈总汇报·定期开设国会为中国自强之基础〉》,《中兴日报》,1908年9月16日。
(53) 去非:《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中兴日报》,1908年8月10日。
(54) 宅仁:《正〈总汇报·定期开设国会为中国自强之基础〉》,《中兴日报》,1908年9月16日。
(55) 辨奸:《驳〈总汇报·论国会与君主之关系〉》,《中兴日报》,1908年10月22日。
(56)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第9页。
(57) 《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
(58) 县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47页。
(59)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第100、109页。
(60) 县解:《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5号,第57页。
(61)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新民丛报》第91号,第52页。
(62)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17—19页。
(63)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第109页。
(64)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85、86页。
(65)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23、24页。
(66)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1、102页。
(67)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第113页。
(68)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23—126页。
(69)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1页。
(70)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2页。
(71)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第13页。
(72)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2页。
(73) 《土地国有与财政》,《民报》第16号,第35、45页。
(74)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34页。
(75)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新民丛报》第91号,第5页。
(76)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新民丛报》第90号,第22页。
(77)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21页。
(78)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46页。
(79) 《民报》第2号。
(80)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52、45页。
(81)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52、45页。
(82)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48页。
(83) 饮冰(梁启超):《仲遥〈社会主义论〉前言》,《新民丛报》第89号,第36页。
(84) 寄生(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第2号,第4—5页。
(85) 汉民:《与〈国民新闻〉论支那革命党书》,《民报》第11号,第132页。
(86)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9号,第80页。
(87)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4号,第58页。
(88) 辨奸(胡汉民):《斥保皇党欲借外患防内变之毒计》,《中兴日报》,1908年11月15日。
(89)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第44页。
(90) 《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5号,第25页。
(91) 精卫:《驳革命可以瓜分说》,《民报》第6号,第33页。
(92) 《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5号,第31页。
(93)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第35页。
(94)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
(95) 孙中山语,转引自辨奸(胡汉民):《斥〈新民丛报〉之谬妄》,《民报》第5号,第71页。
(96)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第46页。
(9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61、62页。
(98) 《〈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民报》第3号号外。
(99) 寄生(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第2号。
(100) 《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7号,第34页。
(101)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第10页。
(102) 伯夔:《革命之心理》,《民报》第24号,第35页。
(103) 蛰伸(朱执信):《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号,第32页。
(104) 伯夔:《革命之心理》,《民报》第24号,第35页。
(105) 县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59—60页;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2一103页。
(106) 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民报》第6号,第35—36页。
(107) 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民报》第6号,第35—36页。
(108) 寄生(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1号,第71页。
(109) 《与佛苏我兄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1页。
(110) 《致蒋观云、徐佛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18页。
(111) 《新民丛报》第83号,第76、79页。
(112) 《宋教仁日记》,第322页。
(113)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0页。
(114) 《致蒋观云、徐佛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41页。
(115) 高旭:《无尽庵遗集序》,见周实:《无尽庵遗集》卷首。
(116) 陈去病:《南社长沙雅集纪事》,《太平洋报》,1912年10月10日。
(117) 恨海(田桐):《来函》,《民报》第5号,第140页。
(118) 《保皇党演说大失败详志》,《中国日报》,1907年11月4日。
(119) 但懋辛:《同盟会会员与保皇党分子在日本的几场战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4页。
(120) 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新民丛报》第92号,第23—24页。
(121)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285页。
(122) 《龚春台传》,萧作霖:《浏阳烈士传》。
(123) 《魏宗铨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
(124) 《萍乡知县张之锐和驻萍巡防营管带胡应龙禀赣抚文》,《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25)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249页。
(126) 《萍乡知县张之锐和团防局绅李有如会禀电》,《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127) 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记》,《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九日。
(128) 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记》,《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129) 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记》,《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
(130) 《萍厂林道电赣抚》,《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
(131)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254页。
(132) 《萍乡县上赣抚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482页。
(133)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134)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35) 《湖广总督张之洞致军机处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499页。
(136) 《军机处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电旨》,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502页。
(137) 《午帅电湘、赣抚》,《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138)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39) 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页。
(140) 《孙毓筠供》,《神州日报》,1907年5月1日。
(141) 《笔谈残稿》,《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172页。
(142) 湫,一作秋。
(143)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144) 关于浮山一路未能集合的原因,说法不一。刘士辉等《潮州黄冈革命事实》认为是由于“丘松、薛金福等机谋不密”;冯自由《革命逸史》认为是由于“风雨大作”,此据许雪湫《致孙中山电》,见张永福编《南洋与创立民国》。
(145) 《神州日报》,1907年6月5日。
(146) 《京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147) 《神州日报》,1907年6月16日。
(148) 《论黄冈剿匪之办理不善》,《神州日报》,1907年7月30日。
(149)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398页。
(150) 《华侨与中国革命》,台北,1963年9月版,第117页。
(151) 《惠州大骚动续纪》,《神州日报》,1907年6月28日。
(152) 《寄军机处电》,《周慤慎公全集·电稿》,第16页。
(153) 《丁未钦州防城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19页。
(154) 关仁甫述:《四十年来革命回顾录》,《逸史》第1卷第2号。
(155) 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
(156) 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
(157) 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9月13日。
(158) 关仁甫:《四十年来革命回顾录》,《逸史》第1卷,第2号。
(159) 宫崎滔天:《孙逸仙其仁如天》,日本《中央公论》1911年11月号。
(160)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辑,总395页。
(161) 郑惠琪等口述:《镇南关起义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435页。
(162) 《寄两广总督张人骏、广西巡抚张鸣岐电旨》,军机处电寄档。
(163) 《印支总督致殖民部》,1908年2月12日,法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印支,B11(37)。
(164) 《神州日报》,1908年5月13日。
(165) 《中兴日报》,1908年6月6日。
(166) 《中兴日报》,1908年6月6日。
(167) 关仁甫述:《四十年来革命回顾录》,《逸史》第1卷,第3号。
(168) 《驻法公使刘式训致外交部电》,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七日,军机处电报档。
(169) 《蒙自法国代领事致法国驻香港领事》,1908年5月21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n.s.238。
(170) 《云南留日革命党之宣言》,《中兴日报》,1908年6月22日。
(171) 《宋教仁日记》,第248页。
(172) 王以贞:《记与钝初赴满洲联络马军革命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173) 王以贞:《记与钝初赴满洲联络马军革命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174) 《宋教仁日记》,第356页。
(175) 《京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176) 白逾桓:《程家柽革命大事记跋》。
(177) 《雪生年录》卷1。
(178) 关于秋瑾生年,有1875、1877、1879三说,此据《秋瑾自书兰谱》,《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第65页。
(179) 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210页。
(180) 《发刊词》,《中国女报》第1期。
(181) 《马宗汉供》,《神州日报》,1907年7月17日。
(182) 《革命党首领徐锡麟示》,《神州日报》,1907年7月29日。
(183) 《丁未安庆徐锡麟之役》,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第40页。
(184) 《徐锡麟供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第46页。
(185) 景墨:《皖警》,《神州日报》,1907年8月8日。
(186) 《大事记要》,《云南》第9号。
(187) 王璧华:《秋瑾成仁经过》,《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
(188) 《佘俊英传》,《革命人物志》第2集,台北版,第377页。
(189) 《佘竟成自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
(190) 《宋教仁日记》,第211页。
(191) 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第31页。
(192) 《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