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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节 中间势力的兴起"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中间势力的兴起
一 日渐活跃的中间势力" class="reference-link">一 日渐活跃的中间势力
战后中国政坛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为政党的发展留出了较大的活动空间，一时党派纷出，颇有政党政治的声势。据《中国党派》一书的统计，战后初期涌现出了105个大大小小的党派，成为当时所称的中间势力(215)。
中间势力的中坚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的民盟，自称“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主要宗旨是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厉行法治，尊重自由(216)。自成立后，民盟便站在国民党反对派立场上，批评国民党的诸多施政方针，要求结束一党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权。随着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加剧，民盟对国民党的批评也在加强，它实际上已成为中共在政治上的盟友。抗战胜利之初，民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我们坚决的要求民主，一切反民主的都是我们所不赞成的”；“我们要求一个完整的国家，凡一切可以制造分裂或引起内战的姿态与措施，也是我们要坚决的排除的”；“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声明提出了十项主张，要求延期召开国大，保障人民自由，召集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217)。
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政治报告认为：“从国际的及国内的形势来说，中国目前迫切的需要是民主。……因此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就认定我们当前唯一的责任是实现中国的民主，是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报告肯定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制度，提出“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报告提出中国面临的三大问题是，政治会议、联合政府和国民大会问题。认为政治会议应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国民大会必须名符其实，而不是任何党派包办操纵的机关(218)。会议通过的纲领全面概括了民盟的基本政治主张。纲领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妇女七大项。政治上，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实行宪政，厉行法治，实行地方自治，并实行国会制、内阁制、普选制的政治制度，行政首长和议会议员由民选产生；经济上，保障人民经济平等，发展社会生产力，制定统一经济计划，实行减租，并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用事业及具有独占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其他一切企业，均可由私人经营，企业员工应有管理权，予外人以投资之便利；军事上，军队属于国家，禁止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实行征兵制，现役军人绝对不得干预政治，并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外交上，以保障国家之领土主权，民族之自由平等，与各国和平相处为原则(219)。大会通过的宣言，重申了政治报告和民盟纲领的主要要求和主张。
民盟一大选出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梁漱溟、张东荪、张申府等十八人任中央常委，张澜任主席，左舜生任秘书长（青年党退出后，梁漱溟任秘书长）。下设十一个委员会，负责人为：组织章伯钧，宣传罗隆基，国内关系梁漱溟，国外关系张君劢，工商黄炎培，青年沈钧儒，民运陶行知，妇女刘清扬，华侨郑振文，文化张申府，财务张澜(220)。各地支部负责人为：西南潘大逵，西北杜斌丞，南方李章达，华北张东荪，东北高崇民，华东由民盟中央直接负责。据统计，到1947年11月民盟被迫解散前，全盟有总支部五个，分支部四十六个，盟员总数2.2万余人(221)。民盟领导人之一罗隆基认为，这时候的民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集合团体，它在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它的代表性，亦有它相当的影响。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它是中国当时较有代表性的有多个派别组成的政治集团(222)。
民盟的特点是各个党派的联合，盟员与各党派成员可以兼跨（随着盟务的发展，无党派盟员数量在增加），入盟党派仍有相当的自主权，因此如何处理盟内各党派之间的关系，也是民盟面临的一大问题。民盟成立时，是三党三派的结合（青年党、国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和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223)，其中青年党力量较大，在盟内占有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由于政治立场未尽一致（青年党倾向于与国民党合作，而民盟内不少人则倾向于与中共合作），更由于实际的利益考虑（争取参政时的更多席位），青年党在1945年底退出民盟，自立门户(224)。为了解决盟员与党派的关系问题，1946年4月，民盟中常会专门通过了《调整盟内党派问题施行办法》，规定加盟党派应负下列义务：1．接受本盟之政治主张，并遵守组织规章，服从决议；2．对政治上之重大意见，顺向政府提出者，应建议本盟提出之；3．不得以其党派之名义，自行向政府交涉政治权益；4．所主持之言论机关，对于本盟或盟内党派不得有所诋毁或攻击；5．不得在盟内收揽盟员参加其组织；6．分担本盟经费(225)。同时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规约》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入盟办法》，以图对盟内成员的不同立场予以约束。尽管如此，民盟的组织基础仍不稳固，盟内各党派间的关系仍然存在某些矛盾，也不可能执行非常严格的纪律，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时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到制宪国大召开时，民社党决定参加国大，导致民盟的又一次分裂。
民盟以外，还有一批中间党派相继成立。民主建国会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为中心的部分工商界人士和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中心的部分文教界人士组成。1945年12月16日，民建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发表成立宣言。对于国内政治，主张和平统一，民主集中，政府充分尊重人民自由，各政治党派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以达成军队的国家化；对于经济，主张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计划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用和平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宣言称“我们不是一个党同伐异的政党，我们对于一切为民主建国而努力的党派及个人，都愿保持极度的友善，然而同时保留对于任何方面的完全的批评自由，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成立大会通过的政纲，提出了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方面的四十六项要求。民建组织原则规定，“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226)。成立大会推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施复亮、李烛尘等为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上海的文教界人士和部分工商界人士为主组成的。1945年12月30日，民进在上海正式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次年1月4日，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提出实现民主、还政于民、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227)。随后推出马叙伦、陈此生、王绍鏊为常务理事。
九三学社以“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口号为号召。1944年底，许德珩、潘菽等一部分文教科学界人士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抗战胜利后改称“九三座谈会”，并决定筹组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选出潘菽、褚辅成、许德珩、涂长望等为理事。成立宣言称，“中国今日，舍和平团结，实无救济之策，而和平团结之能实现与否，端赖民主宪政之实施，故政治的民主与宪政的实施，实为救国要着，本学社同人，愿在自己岗位上，作此种问题之努力，促其实现”。成立大会上提出八项基本主张，着重于“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从政治的民主化，谋军队的国家化”(228)。
上述新成立的党派，其政治主张与民盟大同小异，人员组成亦常有与民盟重合者，民建主张“对于中国民主同盟须极端联系”，民进“愿与国内各民主党派友好联合”(229)，因此，民盟实际上是战后中间势力的中坚力量和政治上的代表。除此之外，由国民党内民主派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分别于1945年10月28日和1946年4月14日成立，民联由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等任常务干事，民促由李济深任主席，李未到任前，由蔡廷锴代理。除了在政治主张上与民盟等党派基本一致外，民联和民促的特点是利用其成员在国民党内的老关系，要求改造国民党，并联系与策动国民党内的反蒋人士一致行动，共同投身于反蒋的实际行动之中(230)。民联和民促最终于1948年1月合并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31)。
除了这些新成立的党派之外，原有的一些老党，主要是青年党和民社党（原国社党），也在战后全面恢复了活动。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是国共之外各党派中历史较悠久、组织较健全、人数也较多者。抗战胜利后，青年党在10月初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十条要求，中心为“从速召集建国会议（或政治会议），以奠定团结基础。其权限不必动摇国民党之领导地位，但必须是以解决问题；其名额与人选不必拘文牵义，但必须顾及各方之实现，并转得举国一致之信赖”；国民大会之召开，须在政治协商会议作详密之协商；切实保障人民之基本自由；中央与地方之用人行政，宜破除成见，一本惟才惟贤之旨；解散伪军，裁汰冗兵，为全国大举整军的初步(232)。12月2日至12日，青年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其目的在重订政纲，修改章则，扩大组织，刷新阵容，尤以研讨战后时局，讲求适当对策，为其最主要的工作之一”(233)。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称：“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则，内求统一与自由，外保安全与独立，以建设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并促进平等合作的世界为宗旨。”(234)大会选出曾琦为主席，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为常委，陈启天为秘书长。青年党号称中国第三大党，有党员二十余万，但实际党员人数不过万余人(235)，党部组织以四川、重庆、西康、云南、贵州等西南诸省市较为健全，尤以四川为其主要活动基地。青年党中央领导号称曾、李、左三巨头，曾琦抗战时期一度活动于沦陷区，形象欠佳，战后代表党内右派，“力主脱离民主同盟”；李璜因在抗战时期实际领导该党，“在党内之势力相当雄厚，该党参加民主同盟及与中共采取联系，多为李璜所主张，故有左派之称”；“左舜生则依违于曾、李之间，曾经联李以排曾，复因不满李之左倾领导，又联曾以排李”(236)。然而随着国共关系和国共与青年党之间关系的变化，随着战后国内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随着青年党对于参政利益的追求，这三人之间对国共的态度也逐渐趋于一致。实际上，1945年底青年党退出民盟已经预示了其政治态度的变化，其后青年党实际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盟友。
民社党是由张君劢、张东荪负责的国家社会党和由伍宪子、李大明负责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237)。两党领导人因为与康有为、梁启超共同的传承关系，且政见大体相同，在张君劢的运作下，1946年8月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成立民主社会党，由张君劢任组织委员会主席，伍宪子任副主席，以形成一个大党，在战后政治舞台上据有一席之地。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主张在国家本位基础上，实行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苏俄式的经济平等，故将该党定位为民主社会主义，即政治民主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的结合。张君劢在二十余年政治生涯中，屡受挫折，政治活动不如其意，感到“人民权利毫无保障”，因此希望得到西方式的政治活动空间与自由。他自称：“我从读书起，一直看重英美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是以尊重人民权力为基础，而以选举方法表示民意，始终觉得值得爱护”(238)。张君劢在战后中间势力争取民主政治的活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政协和制宪问题上，张主张限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特权，实行英美议会政治，一度颇受中间势力的推重。民社党在成立宣言中主张，奠定和平，拥护统一，要求民主，实现社会主义，而要做到这些，应该实行政争决于选举，不决于疆场，“故吾人尊重政协之协议，非徒以其为协议之结果，乃以其为建国关键之所在，而吾人平日所祈求之和平统一，正在于是”(239)。民社党对各党的态度是：对国民党，反对其一党专政，指出其政治腐化，惟在实施政协决议，则予赞助，如在各地不阻碍本党之发展，与之取友好态度；对共产党，在目前力避文字上之攻击，忠告其停止军事行动或缩小范围，在反对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等方面取同一态度；对青年党，保持以往私人往还及友好态度，在文字上对其取静观态度；对民主同盟，视为联盟，非为政党，暂不退出，惟须保持本身独立，如有共同行动，应以明文约定者为限，党员非经核准，不得自行加入民盟或担任任何名义(240)。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坛上还涌现出一大批形形色色、背景不一的小党派，其中有源起于清末的光复会（1945年恢复，负责人尹锐志）、源起于20年代的中国少年劳动党（负责人安若定）；有主要在海外侨团中发展的党派，如中国洪门民治党（负责人司徒美堂，后退出）、中国中和党（负责人尤永昌）等；有的是特殊社会阶层的集合，如四川袍哥的中华社会党、以佛教界人士为主的中国宗教徒和平建国大同盟；有的是地方实力派为巩固自身利益而组织，如山西的民族革命同志会（阎锡山任会长），四川的中国农民自由党（得到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支持）；有的是失意政客军人的寄托，如四川将领范绍增的益社；多数是抗战胜利后成立或开始公开活动的党派，如中国民主党（负责人侯野君）、中国人民党（负责人吴仁勋）、中国国民自由党（负责人林东海）、中国农民党（负责人董时进），等等(241)。
战后的小党派，无论旧有或新成立的，多数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而为利之组合，希求在战后的政治重组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趋时而起，应时而散，在中国政治中毫无影响力可言。少数有政治主张的党派，在国共分裂前，多数呼吁停止内战，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与中间势力的主张大同小异，间或有一些代表行业利益的特别要求。而在国共分裂之后，这些小党派或追随中共，或投靠国民党，或干脆散伙，除此很难有别的选择。然而无论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只要他们存在，总是既存秩序中的不稳定因素，总对执政党形成公开或隐藏的威胁，因此国民党对这些实力不大的小党派也不愿放手，他们不反现政府，则听其自生自灭，一旦有反对现政府的迹象，则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
二 中间道路的理想和现实"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中间道路的理想和现实
何为中间道路？中间势力的基础与意义何在？施复亮的解释可为代表之一。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在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间派的政治立场必须站在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政治上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思想上应是自由主义，行动上应是和平的改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民主的。中间派决不笼统地反对或追随国民党或共产党，而“国共问题的合理解决，中国政治的全面安定，和平、民主、统一的真正实现，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间派在政治上起着积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242)。
中间势力及其代表党派在战后一度有较大发展与战后美苏相争的国际背景和国共相争的国内背景密切相关。国共两党在政治斗争中都希望争取中间党派的支持，而美国要求国民党实行一定的民主改革，容纳反对党，这些均鼓励了中间党派的兴起。中间党派的中间路线，在战后中国主要表现在以和平方式调和国共关系，希冀以此为中国打开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民盟可称中间势力的代表性党派，它自称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它独立的政纲，有它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在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谨严态度，不苟同也不立异，以期达到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民主”(243)。民社党的张东荪对中间势力的这种立场作了更为详尽的解释。他认为，国际存在美苏对立，反映到国内即存在国共对立，中间势力的责任，就是调和折衷，使两者之间的对立趋于软化。他提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虽名为政治制度，当然亦包括经济教育以及全体文化在内，自不待言。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对于国共对立，他希望将“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所以我们一百二十分赞成联合政府，但我们却以为联合政府必须建立于共同纲领之上，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这条唯一的路可泛名之曰民主，但不是纯粹英美式的，至于苏联式的，当然更不必说了”(244)。一句话，中间党派主张在左与右之间保持中立，方法上采取和平改良的立场，协商谈判，不搞暴力革命。
在抗战胜利后的现实条件下，中间势力对于国内外形势、尤其是国内形势的看法，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脱离实际。理论上，他们对西式和苏式制度本质及其优劣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以为西式民主加苏式计划经济，就可为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搭上过桥，这实在是一种空想。至于实践，中间势力企图以调和国共之争争取自身的地位以至规划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他们在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选择。然而调和国共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国共力量的强大与中间势力的无奈。与政治主张脱离实际相伴随的，是中间党派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多在上层活动。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无论中间派的理想多么高远，事实是中国政治已经处于国共两大党的争斗之下，留给其他党派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而且中国当时缺乏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环境与条件，党派政治奉行的是实力原则(245)，只有国共两党有组织、有武装、有强大而可靠的群众基础与动员力，任何其他党派都难以代替国共两党的作用，这是中国的客观情况所决定，而非一时可以改变。中间党派格于实际，只能周旋于国共之间，受到国共政治斗争的强烈影响，在国共之间保持完全的中立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发展，非偏于国，便偏于共。但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中间势力对国民党的压迫感受更为直接，争民主是他们的一致要求，因此在国共尚未破裂之际，他们的态度对中共更为有利，在实践中他们也往往采取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的立场。
不仅如此，中间势力自身由于种种利益考量的不同，不仅各党间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各党内部同样存在着主张的不一，尤以民盟为甚。民盟是各个不同党派的集合体，在政治问题上一向主张不一，只是对外维持着大体的统一。民盟内部最初的三党三派中，青年党较为倾向于国民党，第三党、救国会较为倾向于中共，民社党、职教社、乡建派态度较为中立(246)。随着形势的发展，民盟成员不断分化，青年党脱离单干，民社党逐渐与民盟拉开距离而倾向于国民党，他们成为中间偏右政党；而民盟作为一个整体，更多的是中间偏左，与中共更为接近。民盟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声明中，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要求延期召开国大，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都与中共的主张相一致；而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民盟虽主张军令政令的统一，但又提出“应该注意到人事的合理安排，使各有关方面心安理得”；“组织一收复地带人事调整委员会，根据当地的实况及人民的要求，作人事上合理的调整，以避免党派间的冲突”(247)。这又在实际上呼应了中共的要求，自然为国民党所不满。对于中共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问题，中间势力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些问题往往为更为迫切的和平民主问题所掩盖，因此中共与中间势力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表现得并不明显(248)。
实际上，中间势力的作用也只有在国共两党争执不下时才得以发挥，至于他们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主张，因为中间势力的在野特性而未及进入实践。一旦国共破裂，战火燃起，中间党派势必在国共中间作一抉择，任何真正的中间道路都是不可能的，这已为以后的历史发展所证明。他们深知：“倘使内战长期继续下去，中国问题只有依靠武力来解决，那么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在中国政治上都不会有重要地位，也不会起什么独立的作用……只有在内战停止，和平恢复之后，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才有实现的可能。”(249)如同梁漱溟所言：盖唯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250)。
在内战战火即将点燃之际，1946年5月间，民盟领导人在聚会时有若干对话，颇能反映他们的处境与心态。沈钧儒说：内战扩大，人民固然痛苦，我们这些第三者又将如何呢？一方面政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已有地盘，更有枪杆，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这些赤手空拳，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人，恐将左右为难，如何是好呢？梁漱溟说：在左右和谈时，中间人已感不易；到左右开枪武打的时候，中间人当更难以自处。黄炎培说：现在处变之中，固不易决定我们的立场，然恐亦不容静观以待呀！章伯钧说：两个有力的政党都在那剧变，形势实恐不容我们静观。国民党专政多年，优越感太浓。我敢武断的说，他们的一切筹策，还是保持一党专政。他们早已认定我们这些中间人都是左倾的，不要说我们不愿右倾，就是你想投靠，他们也不会容纳你。我们在政治协商会中，虽与中共合作，目的仅在造成制衡的力量，以为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何尝是左倾呢？国民党失计，因此而加以左倾的罪名。我们如此夹于两者之间，真是不知如何是好(251)？归根结底，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与条件下，没有武装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真正的政治地位。著名的《观察》杂志记者曾经就张君劢写过一段颇含意味的话：“如张君劢氏，固一彬彬有礼的长者，亦为一博学能文的学者，然而他领导组党，数年以来，可谓无甚成就。吾人固不赞成组党要用打手，然而单靠书生，也是不行的。”(252)
中间势力在战后中国政坛上一度活跃的重要原因，是国共两党的态度。由于国内外形势所逼，政治斗争一度代替武装斗争成为战后中国政治大舞台的焦点，而在政治斗争中，国共双方都需要支持者，因此也就为中间党派的活动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客观上提高了中间党派的地位。然而，国共双方虽都力争中间势力能够站在自己一边，但都不会使自己的政策受中间势力的左右。国民党中宣部早在1943年就拟订了《各党派之言论分析与对策》，认为对于各党派而言，“以本党开放政权为最有利，次之在本党及中共相持不下之局面下亦可以稍收渔人之利，至于在本党或中共独揽政权之形式下则最不利”。对策提出国民党应付各党派的三项原则：一、必须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联盟之形势——本党对现状如无任何改变，则在“民主宪政”之共同要求下，各小党派可能与中共成立联盟，加厚反政府之力量，目前有种种象征，证明此一可能性之日益显著，故本党现阶段对各小党派，当尽力疏隔其与中共之关系，不使有任何形式之反政府联盟可以产生；二、采取对各小党派开放，对中共抑压政策——要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之联盟形势，必须一方面尽可能给予他们以言论结社之自由，及参政之机会，另方面对中共则尽量予以箝制，如此，不但可以一新国人之耳目，且可以转移国际（苏联方面例外）观听；三、拉拢各小党派，增我外围实力，以孤立中共——本党如对各小党派稍示公开，彼等必如张君劢云，感政府求治之殷，亦以琼瑶报之，而可能成为本党外围，如善加扶植及运用，不但可以孤立中共，亦可助我完成统一。对策提出拉拢各小党派的方法是，加强联系，有限度的满足其要求（言论自由，活动公开，参加各级民意机构）(253)。在这样的认识下，国民党对中间党派的策略是，拉住青年、民社两党，争取其他党派的领导人，对于靠近中共者则施以压力。对于最主要的中间党派民盟，国民党的策略是，“加速其分化过程，孤立其对外关系，并加强本党对其之压力。譬如民盟内部已有左右两派之斗争，即应加速挑起国社党村治派等对救国会派第三党之斗争，扩大其矛盾”(254)。在全面内战爆发前，蒋介石特别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尤其对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255)。对于态度较为温和的黄炎培，蒋介石专门派陈立夫、陶希圣、杜月笙等去拉拢，还派陶希圣前往上海，征求黄炎培对时局的意见，以得到中间势力对其政策的谅解。但黄答以：“一，对中共只有一法，即以共同制定之宪法范围其行动，故下手必须合作，只有政协会议决案可以解纷；二，目前办法宜使参加商谈，迅速解决军事问题，接谈政治；三，若舍政协会，别寻门径，决非国家之福。”使陶悻悻而归。陈立夫为此指责黄炎培说：国民党不能容许共产党并存，第三者以国共并称，忽视国民党之为正统，从事调解冲突，即延缓对中共问题之解决(256)。
由于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理念，国民党对于各小党派仍多采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对他们的拉拢并不成功。即使是与国民党较为接近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在一个时期内反对国民党以武力解决中共的政策，可见国民党对中间势力政策的不成功。反观中共与其他党派之间，虽然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一致，但因为现实处境的相同，在反对国民党垄断政权和一党专政的当前斗争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因此而有相当成功的合作(257)。据国民党方面的情报，还在1945年11月，中共与民盟签订了秘密合作的协定，双方同意：1．双方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之新中国，得共同携手奋斗；2．双方得保持其政治最高原则，但在奋斗过程中得随时交换意见，以划一步调增加力量；3．中共解放区欢迎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分部，但民主同盟所做之工作，以不妨害中共事业为原则；4．中国民主同盟对中共解放区之政治军事经济各设施得尽量予以支持，并扩大其影响；5．双方不得单独对国民党作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相互通知，并取得双方同意后，始与国民党成立条件(258)。在战后国共政治斗争中，如停战、政协、国大、宪法、改组政府等方面，中共与中间势力尤其是民盟的合作，给国民党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即便如此，中共对中间势力的基础及其发展前景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周恩来在总结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时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历史的发展，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到了大革命后，就只有两个全国性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一天天证明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已成为不可能。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259)
中间党派自身随着形势的发展，也逐步放弃了中间的政治主张。青年党和民社党投向国民党阵营。青年党本身即具有反共色彩，他们自称：“本党对共产党，从周恩来在法国组党迄今，一贯立于反对地位。”(260)随着战后国共关系的不断恶化，青年党的态度也日渐倒向国民党。发展到1947年9月，青年党的曾琦在该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称：“中国现介于苏美两大集团之间，可以亲美反苏，亦可以亲苏反美。但自中苏条约签订以来，苏联所表现之不友好态度，层出不穷，如搬运东北物资，及长期占据旅大等，均极明显之事实。美国对华政策固不如吾人理想之友善，然较诸苏联，则属进步多多矣。次就国内情势而言，青年党今日亦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可以亲共反国。但自政协会议以来，共党存心破坏，无所不用其极。青年党力谋团结，与国民党政策固无二致。因而参加国大，参加政府，在与国民党合作之下，而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261)民社党起初虽避免直接批评中共，但它的行动已逐步脱离民盟与中共合作的路线，尤其是它决定参加制宪国大后，实际上也已倒向国民党方面。
中间势力中最强调中间立场的民盟，则在政治立场上不断地靠近中共。虽然民盟人士关于在国共破裂后民盟应采何种立场的问题上有争论，有人主张坚持“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对内“调和国共”，对外“兼亲美苏”；也有人认为，民盟实际是与中共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因此不能称为第三方面，在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没有调停两可的余地，只有勇往直前，以斗争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262)。但是国民党打击民盟而中共争取民盟的事实，迫使民盟只能左转。民盟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已经表明其与国民党的分道扬镳。1947年1月，民盟举行一届二中全会，分析形势，总结工作。主席张澜在会议报告中回溯了过去一年的形势发展，认为中共“确实有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而“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分子有彻底推翻政协的阴谋”，他将政协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撕毁了政协决议”，召开国大是“政府用任何言词不能掩饰这是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的行为”。对于国共双方的态度如何实际决定了中间党派的政治立场，张澜此言对民盟在国共之争中的立场是一个明确的解释，说明民盟也不可能在国共之争中保持所谓真正的中立。还在这个报告中，张澜解释了民盟的政治立场，他认为：“站在政团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党争，民主同盟是个第三者，我们应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民盟既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团，我们依据我们的政纲政策以争取国家及人民的福利，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263)既是第三者，但又不能在反民主时保持中立，而反民主的责任者是国民党，民盟就这样在逻辑上解释了自己向中共立场靠拢的原因。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虽然还提到“继续推进与国共两党的合作”，但决议中彻底反对内战、重新举行政治协商、成立全国一致的联合政府、认为制宪国大不合政协决议的要求等主张，与中共更为接近而远离国民党的立场(264)。因此国民党逐渐不能容忍民盟的公开存在，终至发展到压迫民盟解散的地步。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使一贯坚持中间路线的人也不能不走向反对国民党的立场，正如施复亮文中所说：“自然万一中间路线真正走不通，中间阶层和中间派也可以支持并执行左翼的政治路线，但决不可支持或执行右翼的政治路线。因为反动是一条死路，只有改良和革命才是出路，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265)
相比较起来，从国民党分离出来的民联及其后身民革，对国民党从言论的批判到实际的行动都更为激烈。1947年2月，民联召开第四次政治会议，会议报告认为，国民党已经成为代表军阀、官僚、买办、大地主、金融资产阶级、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的集团，建立了法西斯的独裁政权，发动了全面内战。因此提出：中间阶层不但应该立即团结起来，组织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还要和工农民主力量联合，组织广泛、坚强、统一的民主联合战线，用尽一切手段，甚至不惜流血，争取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实现政协决议、停战和整军协定(266)。他们虽然还强调自己的中间阶级特性，但他们联合工农，不惜流血的主张，与中间派一贯的和平改良、保持特性的主张，已经有所疏离。他们虽然还不能忘情于国民党，认为反动力量不能代表国民党，主张恢复党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对国民党进行改革，但他们的实际作为已经离国民党越来越远，而离中共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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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照会称：“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即上述公告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317页）因此，日本投降实际是有条件的，即维持天皇的名义地位不变。
(2)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8月11日。这一晚的重庆确实令所有亲历者难忘。陈纪滢写道：“重庆市民的狂欢，是毕生中难得一见的场面，唯有亲自参加的人才能体会到是什么情况。”傅斯年拿着一瓶酒，到街上大喝，又拿了一根手杖，到街上乱舞。易君左正在一家餐馆用餐，忽然有人冲进来大声狂叫：“日本投降了！”“吃饭的客人也同时推翻食桌，一齐向门外狂奔。这家菜馆的老板、老板娘子、伙计们，什么都不管了。跟着我们跑出大门，只见人潮汹涌，在黯淡的街灯光下，万头攒动，高呼狂叫，嚷成一片，像巨雷的震响。”（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月10日，台北“国史馆”1988年版）
(3) 《是投降的时候了》，《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11日。
(4) 上海全市商家11日停业，各报均出号外报道日本投降消息，日军因未接到投降令，仍实行戒严，压制民众情绪。
(5) 《情报单位截译南北伪组织善后措置情形》，1945年8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第四册，台北1981年版，第1537—1538页。
(6) 陈公博为了向重庆靠拢，特意致电蒋介石献策称，南京政权所属部队“若有自危之心，无路可投，必走奸匪自固。公博之意似宜均应予以番号，一俟大局初定，再行分别改编复员”。他还对委任名单提出了建议（《陈公博报告伪组织解散并请予伪军番号免其走匪自固一俟大局初定再分别改编复员呈蒋主席之巧电》，1945年8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第四册，第1552页）。然而蒋介石对陈不屑一顾，陈的献策没有得到蒋的青睐，陈不得不于25日在日方安排下匆匆逃往日本。周佛海则早经戴笠和重庆建立了联系，抗战临近结束前，周又与顾祝同“不断派人员往来联络”，“关于配合防制奸匪问题”，顾“指示彼等配合防制办法，坚定其信心，俾不致为奸匪所利用”。因此，日本投降后周佛海即被任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负责暂时维持京沪地区的治安（《顾祝同为策动周佛海等反正呈蒋委员长电》，1945年4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第四册，第1551页）。
(7) 《阎锡山转报日本投降后华北王荫泰等上蒋委员长静候处置之皓电》，1945年8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第四册，第1537页。
(8) 田中钧一：《满洲国皇帝的最后一天》，孙邦主编：《伪满覆亡》，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9) 《日皇裕仁停战诏书》（1945年8月14日），张蓬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页。
(10) 《日本政府致中美英苏政府电》（1945年8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1) 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1945年印本，第1—2页。
(12)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备忘录》（1945年8月2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78—79页。
(13)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23页。
(14)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15—17页。根据10月30日公布的《二五减租办法》，凡实行豁免田赋省份的佃农当年地租一律减交四分之一。陆军总部进驻南京后亦颁布命令：“伪政府所颁布一切法令规章，亟应完全废止，所有因爱国行为，致遭逮捕，及触犯伪订法律，而并不违反国法，业被拘禁判处徒刑人员，均得宣告无罪，予以恢复自由。”（《布告废止伪政府法令规章》1945年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1946年印本，第205页）。
(15) 严问天等编：《南京受降记》，四人出版社1945年版，第132页；《青年日报》1945年9月9日报道，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36页。
(16) 《南京受降记》，第131—133页。
(17)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5—9页。
(18) 《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12—13页。
(19) 《解放日报》1945年8月27日。
(20)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台北1978年印本，第785页。
(21) 《中央对于日本请求投降之决策暨有关受降及沦陷区各问题之议案》，1945年8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9页。
(22) 第六战区参谋处编：《第六战区受降纪实》，1946年印本，第3页；《日本投降后中共动态资料汇编》，第48页。
(23)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1日。
(24)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其后通过魏德迈向朱德转交了他们的答复，强调美、英、苏一致同意，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盟军总司令将接受日军的投降，美国政府希望中共在这个问题上与蒋介石充分合作（Feis，Herbert．The China Tangle——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35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53）。
(25)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186页。
(26)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1945年8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39—1044页。
(27) 《国民党中执会关于延安总部命令的对策》（1945年8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四辑第二册。
(28) 《蒋介石致毛泽东电》（1945年8月20日），《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8月21日。
(29)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4页。
(30)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备忘录》（1945年8月21日），《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78—79、146—147页。实际上，冈村宁次早于8月18日就拟订了《对华处理纲要》，其原则为“首应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国共关系应由中国方面自行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持以抗日、侮日态度时，则断然惩罚之”，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他还命令日军，不但不接受敌方（指中共——作者注）任何要求，且必要时，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46页）。
(31) 《戴笠致周佛海函》（1945年8月15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月18日。
(32) 《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228页。
(33) 《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城市》（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4) 《中央关于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13页。
(35) 《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36) 《华中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页。
(37)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3页。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39)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页。
(40) 《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1945年8月17日），琼斯等著：《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41—742页。东北由苏联受降。由于英国的坚持，香港实际由英国接收，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第三目。
(41)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3页。
(42)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8日）、《何应钦电》（1945年8月2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5—67、71—73页。中国方面接收主官，除李延年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外，其他均为该战区或方面军司令长官。
(4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40—143页。
(44)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军字第5、29号，1945年9月11、20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13页。
(45)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1983年版，第375—376页。
(46) 《中国战区日本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缴械情形一览表》，1946年2月14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507—513页。表中若干错误，根据《中国战区受降始末》第229—236页同表较正，但仍有个别地方两表不一，本书概据前表。
(47)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附表第21、45表，1946年印本，第7—8页。
(48) 据《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附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大事日记》的统计。
(49) 《河北省政府代电》（1946年1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二档），全宗二，卷号9099；《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致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告朱德令鲁境共军窥犯津浦胶济铁路沿线祈请政府派军援助电》（1945年8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318页。
(50) Chen Li-fu Materials，pp．22-24，Chen Li-fu Collection，Box 48，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51) 蒋的亲信陈布雷曾对人抱怨说：自1944年以来，新进的人（指宋子文、王世杰、张群等人——作者注），立论高，气势逼人，拼命拉着政府向左边跑，右倾势力日渐低落，连果夫先生近来也不常见委座，见到委座也不常发言（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02页）。
(52)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34页。据吴鼎昌的旧部、时被提名任吉林省民政厅长的尚传道回忆，他在重庆见到吴鼎昌时，吴告他“现在毛润之先生亲自来重庆了，国共两党正在进行谈判，是我向蒋主席建议连发三次电报才请来的，电报是我亲笔拟的”（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第10页）。然此说法并不完全可信，吴鼎昌是否会向一位地位并不高的下属、以这样明确的方式谈论当时尚属高度机密的事情，甚可怀疑。与吴鼎昌同属政学系、同为蒋之高级幕僚、而且关系十分密切的熊式辉，在其日记中对此事毫无记载（熊的日记为当年所记而非事后回忆，可信度当更高，何况其日记中对国民党高层机密并无避讳处），如果此事确属吴之献言，按常理吴更应该告诉熊。另据《大公报》渝版负责人王芸生回忆，吴鼎昌向蒋献言后，为了给他曾任社长的《大公报》一条特大新闻，15日将蒋电稿交《大公报》，准备当天发在晚报上，但在检查时被扣，经请示侍从室，陈布雷称“绝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谣”。结果此电只能在16日由中央社发出通稿（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3页）。吴将电稿交给《大公报》，只能说明他事先得到此电稿，并不必然证明此电与他的关系。
(53) 现有关于吴鼎昌与蒋电关系的材料均为他人回忆，然后口口相传，吴本人并未有此说法，已公开的蒋的谈话、日记亦未有任何暗示，故尚待更为可靠的材料予以证实。
(54)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88页。
(55)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8月16、21、25日。
(56) 《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得知蒋电后，总主笔陶希圣等决定“假戏真做，制造空气”。陶希圣认为：“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王抡楦：《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重庆文史资料》第1辑，第73—75页）
(57) 8月21日，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宴请民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意在沟通感情，结果黄炎培不客气地说：“蒋主席仅发电邀毛来渝，虽见恳切，尚不够，必须在日本签和约后，主办数事；言论解放了，身体自由了，特务取消了，政治犯释放了，各党承认合法了，一面立即宣布召集政治会议。抗战之初，数度邀集会议会谈，今结束了，胜利了，难道不应有一度召集。况国防最高委员会非改组不可，抗战建国纲领非重订不可，何不自动为之。再隔一星期、一旬无所表示，大好机会又逸去矣！”（《黄炎培日记》1945年8月10日，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
(58) 《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1943年1月25日）、《同赫尔利的谈话》（1944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5页。蒋介石也曾有请毛泽东到重庆当面商谈之意，并在1943年林彪自重庆回延安时，经张治中向林转交了一封给毛的信。因为时机不成熟，此事未有下文（《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85页）。
(59) 《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1页。
(60) 《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30页。
(61) 《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揭穿蒋介石的欺骗阴谋》（1945年8月16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
(62)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1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6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
(6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28页。贺龙曾在毛赴渝后致电刘少奇等询问：“毛泽东主席赴渝安全有无保证，我们不明了情况，望告之。”刘等回电说：毛泽东赴渝和平谈判是完全必要的，蒋介石不敢不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页）。据贺龙说，“对于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大家对蒋介石的诚意有怀疑，对毛主席的安全很担心，许多党员、干部、战士、群众放声大哭”（《关于前后方军事政治群众情况》，1946年3月31日，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8月25日，中共高级将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等搭乘美军运输机离开延安赴各根据地，毛特意对他们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页）。
(64)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页。
(65) 《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16页。
(66)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51—1052页。
(67) Foreign Revol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Vol．7，p．446．Here after FRUS．
(6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18页。
(69) 参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据当时在中共中央负责对苏联系工作的师哲回忆，斯大林有过两封电报，第一封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第二封则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毛泽东看到这两封电报后非常生气，1949年以后曾在不同场合谈到此点（《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这两封电报可能属实，但具体内容在见到电报原文之前，只能存疑。
(70) FRUS，1945，Vol．7，p．454．国民党对苏联的态度一度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实际上，苏联虽然在中苏条约谈判时表示支持国民政府，但这并不等于不支持中共，国民党是在以后的历史实际进程中深切感受到这一点的。如同有研究者所论，“斯大林支持统一中国的政策并不意味着他会全身心地支持国民党，或他将拒绝援助共产党人，也不意味着他会帮助国民党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权力，并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政策”（Tsou，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p．326．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63）。
(7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页。
(72) 引自邓泽宏：《美国对华调处政策和第三条道路的兴衰》，《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46页。周恩来也曾告诉美国人，“尽管苏联在欧洲的战争中起了最大的影响，做了最大的牺牲，但它在东方的影响总是次于美国，这是无可争辩的”（《中国不要成为一国的工具，应同一切盟国保持友好关系》（1946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40页）。出于这样的估计，中共处理战后国共关系时，在全局上更看重美国，而在局部上如东北，当然较多地考虑到苏联的意见。
(73) 《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74) 《毛泽东先生来了》，《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29日。
(75)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0日。
(76) 《第六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83页。
(77) 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3日。民社党的蒋匀田曾经评论说，国民党作为执政党，面对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建国的心理，“无建国救民的具体方案之提出，能赢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吗”？反观中共，“则强调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权利及党派平等合法的地位，自然获得各方面之赞许”（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5页）。
(7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15—816页。
(79) 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代表商谈经过》，《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3日。
(80) 《政府代表王世杰与毛泽东谈话记录》（1945年9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37—39页。
(81) 《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0—21页。
(8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25页。据中共方面的情报，蒋的实际开价是，中共军队编16个师，考虑在中央各院增设副院长，由中共人员担任，并让出新疆省主席给中共，国大保证国民党代表占十分之七以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07—408页）。
(8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24、826页。
(8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41—44页。
(85) 在国共谈判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张治中认为，中共这两项表示，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张治中回忆录》，第728页）。
(86) 《第一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45—55页。
(87) 《第二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55—60页。
(88) 《中央书记处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知》（194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6—277页。
(89) 以下引文见《第三、四、五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0、11、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60—78页。
(90) 中共在抗战后期提出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事会议，解决战时的迫切问题，但为国民党拒绝。此后中共一直坚持党派会议主张，而国民党反对此一提法，主张采用咨询会议方式，故建议改为政治协商会议，以示协商而非决定。而按中共的理解，政协会议就是党派会议。
(9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32页。
(92) 《第六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8—86页。
(93) 《第七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86—89页。
(94) 《第八次谈话记录》（1945年9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89—97页。
(9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10页。
(96) 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3日。
(97) 《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谈判的第二次秘密通知》（1945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93页。
(98)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2页。
(99) 《李璜自纽约致重庆青年党总部函》（1945年9月16日），Li Huang Collection，Box 1，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100) 《王世杰日记》1945年9月4日，台北1990年版。
(10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11页。
(10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2—503页。
(103) 胡乔木认为：“当时的情况恐怕是我们紧张，国方也紧张。一方面，他们冷淡我们，向我方施加最后压力，想要我党再让一步；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谈判结果只能大体如此，继续施压有可能迫使我们关闭谈判之门而适得其反。我方担心达不成协议，国方也担心，因为如果达不成协议，国民党方面要承担主要的政治责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12页）
(10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37页。
(10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18页。
(106)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34页。
(107) 《国共第九、十次商谈记录》（1945年9月27、28日），张九如：《和谈覆辙在中国——知难行易在美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34—142页。
(108) 《两党代表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5日），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编：《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274页。
(109) 根据中共方面关于会谈纪要的原拟稿，中共曾经提出：中央军队进入或通过某一解放区，只有在会谈已有结果，驻地已有划分后，才不致发生冲突，如在目前，不论前进或通过，事实上均为进攻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且此事已在许多地区发生，要求政府立予制止，免致造成内战。因为国民党方面的不同意见，此条没有列入最后公布的纪要中，而以后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对受降、进军问题的看法不一，导致国共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国共会谈纪要初稿（我方起草）》，1945年10月，《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第91页）。
(110) 《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0月12日。
(111)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4页。
(112) 《大公报》（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0月9日。
(11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45—848页。
(11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22页。
(115)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页。
(116) 《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24—325页。
(117) 《政府与中共的会谈》，《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0月12日；《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3日。
(118) 《团结会谈的初步成就》，《大公报》（重庆）1945年10月12日；《未解决的问题》，《新民报》1945年10月13日。
(119)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政协1980年印本，第846—849页。据郭汝瑰回忆，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已有计划，以傅作义进军张家口，胡宗南进军平津，不使中共通过收缴日械而壮大（作者访问郭汝瑰记录，1989年9月19日）。
(120)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86—687页。
(121) 《白崇禧副参谋总长上蒋委员长告共军侵夺华北各地并陈述处置事项函》（1945年8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318—319页。白崇禧是战后坚决主张“剿共”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称曾向蒋介石建议，“应乘战胜余威，先将共匪剿平，而后行宪”；“若共匪未剿平即行宪，有甚多矛盾处，且难免违宪”。他的理由是，行宪“予共党以扩大叛乱之机会”，负责任者忙于竞选“势必松懈其本身工作”，“因竞选激烈而生争执伤和气者甚多”，东北华北因无法票选而改为推选，“与宪法规定之普选殊为不合”。他将这些意见签呈报蒋，蒋对他说：“你从军事的观点主张先剿匪后行宪，不错的，但各党各派压迫得厉害，本党主张亦不一致，我们再考虑考虑。”结果蒋迫于形势未接受白的意见（《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第475、478页，下册第848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
(122)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45年8月18、2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4、69页。
(123)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自芷江呈蒋委员长报告已通令各战区各方面军迅速派出前进指挥所向受降地区挺进并以优势兵力封锁奸匪地域电》，1945年9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第三册，第642—643页。
(124)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393页。
(125) 《新编陆军骑兵第六师作战机密日记》，二档，全宗廿五，卷号6822。
(126)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第7页。
(127) 第六战区参谋处编：《第六战区受降纪实》，1946年印本，第6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处编：《广东受降纪述》，1946年印本，第27页。
(128)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训令》，诚字第24、31号，1945年9月28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86、90页。
(129)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备忘录》（1945年8月31日）、《冈村宁次致何应钦复文》（1945年9月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95、109页。
(130) 参山作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进入济南之真相》，《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第120—123页。
(131) 《徐永昌日记》1945年10月2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据原伪山西省公署顾问城野宏回忆，赵承绶初至太原即告诉他，阎锡山认为“这次日本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失败者的地位是暂时的，今后的问题是中日如何团结一致，抵挡北方。为此，希望得到你们比以前更好的合作”。其后，由省防第二军军长赵瑞与城野宏等达成原则：日军自愿者编成部队，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原级别上升三级，合同期两年，期满后阎方负责归国事宜。这种情况以至连蒋介石也觉得“有碍观瞻”。他对阎的老部下、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说：“山西有利用日俘对共作战之事实，此种情事实属破坏国家政策，教敌人看不起，无论对内对外使主席不能负责（不但共党宣布，日人亦有正式报告，美方亦不谅解）”，要徐前往“办理送俘”（城野宏：《日俘“残留”山西始末》，《山西文史资料》第45辑，第37、41页；《徐永昌日记》1946年3月23日）。实际上，在全国日俘遣返以后，仍有日军留在阎部参战。直到1949年4月太原战役期间，以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名义参战的日军最后覆灭。日本前驻华北第一方面军司令澄田徕四郎则一直被阎锡山奉为顾问上宾，至1949年初才被送回日本。
(132) 《蒋中正令》（1945年8月1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2页。
(133) 军统局局长戴笠在浙江淳安得知日本投降消息后，即致电在重庆的局主任秘书毛人凤：迅即就已策动之一百二十七部伪军中实力较大之九十七部，七十四万人，呈奉军委会核准，先给予先遣军或先遣支队之名义，赋予维持当地地方秩序与阻止共军滋扰任务。上海方面，派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指挥，负维持地方治安，稳定金融责任（《戴雨农先生全集》，引自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月11日）。
(134) 贾文波：《上党战役前后在阎锡山身边所见》，《山西文史资料》第37辑，第39页。
(135) 《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机密作战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6页。
(136) 第一战区参谋处编：《第一战区受降纪实》，1946年印本，第1页。
(137)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41页。
(138) 《胡宗南十月二十四日致高树勋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1951年印本，第174—175页。此电于平汉战役中为中共部队所缴获，并于11月5日公布。
(139)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5页；於凭远、罗冷梅等编：《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9—160页。
(140) 《二十八集团军阵中日记》，二档，全宗廿五，卷号6836。
(141) Truman，Harry S．The Memoirs of Harry S．Truman，Vol．1，p．378．Hodder and Stoughton Ltd．，Suffolk，1955．
(142) Wedemeyer Files，Schaller，Michael．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262．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79；Naval Aide Files，Westad，Odd Arne．Cold War &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p．100．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3．
(143)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附表13。次年春，美国又从上海、九龙、海防等地海运新一、新六、第六十、七十一、九十三军到东北，使美国运送国民党军队的总数超过了四十万人。
(144) The China White Paper，Originally Issued as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Vol．2，p．694．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73，Far Eastern Series 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67；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Vol．1，pp．381-382．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Inc．Arlington，Virginia，1976．
(145)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131-132．
(14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90—891页。
(147) 在次年东北作战时，蒋介石便报怨“我中央军则须由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且彼时时以撤退其海军，中止其运输，以为胁迫，使我不能不迁就彼对共党妥协之建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15页）。
(148) Minutes Of Meeting Held With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ik，Nov．25，1945，T．V．Soong Papers，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49) Forrestal and Patterson to Byrnes，Nov．26，1945，Meeting of Secretaries of State，war，and Navy，Nov．27，1945，JCS to Wedemeyer，Dec．14，1945，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pp．284，287．Levine，Steven I．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1945-1948，p．53．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7．
(150) 《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
(151) 《中央关于华中我军的战略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34页。
(152) 《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16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07页。
(153) 《军委关于目前军事部署的指示》（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0—251页。
(154)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0页。
(155) 中共中央得知苏联态度后，由刘少奇等致函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热河、辽宁抗战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得到苏方的默认（《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1页）。同时，进入华北的苏军则要求中共“火速北开接收”，并给予武器，“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
(156)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页。
(157) 《黄克诚关于目前局势和战略方针的建议》（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83—285页。
(158)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4页。
(159) 《华中局建议江南主力北调致中央电》，1945年9月17日。
(160)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2页。
(161) 《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电及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复电》（1945年9月17、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8—280页。
(162)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5页；《朱德年谱》第279页。
(163) 《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372页。
(164) 国民党和美英在华人员亦认识到：“国党最大危险，莫如共党全力挺进东北，借苏联暗中掩护占据东北，利用日军武器武装军队，然后由张家口至承德沿山海关秦皇岛一线筑成防线，若是，则国际和会对国共必折衷解决，共产党如失此机处境必危。”（《中情部关于东北问题的通报》，1945年9月20日）
(165) 《中央关于撤退江南部队向北进军问题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86—287页。
(166)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17页。
(167)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页。
(168)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01页。
(169)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0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7页。
(170)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0月5日。
(171) 《中央关于进行交通战阻止国民党军队前进的指示》（194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45—347页。
(172) 《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70—372页。
(173) 《军委关于破路给晋察冀、晋冀鲁豫、平原、山东区的指示》，1945年8月24日。
(174) 《国共第九次商谈记录》（1945年9月27日），《和谈复辙在中国》第136页；《两党代表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日），《重庆谈判纪实》第271页。
(175) 《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71页。
(176) 《军委关于目前军事部署的指示》（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0页；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65页。
(177) 史泽波：《阎军抢占上党的惨败和“雪耻奋斗”的幻灭》，《山西文史资料》第24辑，第15页。
(178) 晋冀鲁豫部队当时刚刚编成野战军，装备奇缺，全军只有六门山炮，半数以上的团没有重火器，每支枪平均只有数发子弹，因此刘伯承决定不强攻城池，而是力争在野战中消灭对手。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符合实情的决策。
(179) 阎锡山部总共有七个军（二十一个师），另一个骑兵军（三个骑兵师）。经此一役，一向闭关自保的阎锡山，不得不一再要求蒋介石派军队入晋，接管晋南防务，而山西境内多处防务依赖日军承担，颇为舆论所诟。
(180) 《军委关于阻止国民党军北进掩护我向东北进军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军委关于迟滞国民党军北进给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17、337页。
(181) 《中央关于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问题给晋冀鲁豫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59—360页；《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1945年12月1日，《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页。
(182) 上党与平汉两役，刘伯承均利用对手不擅野战、运动战的特点，诱使其脱离既设工事，于运动中歼灭之。刘伯承在战役总结中认为，因为国民党军队“战术上的单独防御与互不支援，一切按照条令动作而不会机动”，因此“特别利于我们在野战中，压迫与引诱它脱离阵地，在运动中消灭它”（《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1945年12月1日，《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21页）。邓小平认为，高树勋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页）。
(183) 《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5年11月2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3日。
(184) 《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1945年11月16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786页。
(185) “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2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156页。
(186) 《中央关于平绥战役及准备消灭阎锡山残部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55页。
(187) 《归绥包头大同等地必须占领》（1945年10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71页。
(188)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10页。
(189) 《傅作义司令长官呈蒋委员长告共军围攻归绥甚急电》（1945年11月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321页。
(190) 靳书科：《第十二战区抢夺包头归绥大同胜利果实的经过》，《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4辑，第20—22页。
(191)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32页。
(192)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12—613页。
(193) 董其武在起义之后，曾对贺龙说：“我们的部队工事里生着火炉，枪炮口都标定了方位，是以逸待劳，又有优势装备，弹药充足。包头城一面是山坡高地，一面是平坝子。我们部队据守在高处，给周围城墙泼了许多水，一冻成冰，又滑又硬，不好接近，你们是很难攻下来的。当时，你下令撤退，非常英明。”（《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194)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15页。
(195) 《军委关于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给陈毅等的指示》（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35页。
(196) 《中央关于在华中和山东建立野战军等给陈毅、黎玉及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0页。
(197) 《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5年12月11、31日。
(198) 《国共第十次商谈记录》（1945年9月28日），《和谈复辙在中国》，第142页。
(199) 《两党代表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日），《重庆谈判纪实》，第270—271页。
(200) 《政治会议问题谈话要点》（1945年9月30日），《和谈复辙在中国》，第143—145页。
(201) 《国共两党代表继续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0、21日），《重庆谈判纪实》，第407—411页。
(202) 《周恩来年谱》，第624页。
(203) 《国共两党代表继续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1、22、23日），《重庆谈判纪实》，第410—417页。
(204) 《国共两党代表继续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26日），《重庆谈判纪实》，第417—418页。
(205) 《中共代表向国民政府代表提出停止内战的四项办法》（194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2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68页。
(206) 《为交通着急》，《大公报》（重庆）1945年10月25日；《中共报国之机》，《世界日报》1945年11月4日。
(207) 《建设第一交通第一》，《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1月2日；《时事新报》1945年11月6日；《扫荡报》（重庆）1945年11月1日。
(208) 《迅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2月12日；《和平日报》1945年12月1日。
(209) 《张治中回忆录》，第734—736页。
(210) 《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31日、11月3日。
(211) 《华北东北等地须归人民自治》（1945年11月3日），《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1945年11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7、66页。
(212) 《国民党进攻的真相》（1945年11月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66页。
(213) 《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6—78页。
(214) 对于召开政协会议未能达成协议，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政治会议早开对我们不便，倡议不开或缓开，又给国民党造口实”，“我方表示无兴，则将给人以我方消极的印象”，不利于宣传。但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请向各界说明政府所谓和平民主都是骗人的，实际已经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双十协定不过是废纸，政府急于要开政治会议之目的是强迫各党承认旧代表及筹备登极大典。”周恩来随后建议：因抗战初胜，双方协定签订未久，人民渴望和平，一般人多幻想政治协商会议能解决问题，故要使人民相信必须经过战争才能真正保障和平，非经相当时间体验不可。在这种条件下，我在宣传上只能采取“哀兵”策略，“不仅哀必胜，而且胜亦不喜”，如此“方能使人民同情我们”（《拟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交通的四项临时办法》，1945年10月26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
(215) 中联出版社编：《中国党派》目录页，中联出版社1948年版。
(216)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民主同盟文献》，1946年印本，第1—5页。
(217) 《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1945年8月15日），《民主同盟文献》，第36—39页。
(218)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45年10月11日），《民主同盟文献》，第50—57页。
(219) 《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民主同盟文献》，第40—45页。
(220) 卫聚贤编：《中国各党各派现状》民主同盟篇，说文社1946年版，第7—8页。
(221)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页。
(222)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00页。
(223)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2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主席；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45年12月改组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任主席。
(224) 青年党把持盟务的行为引起盟内其他党派的反对，据罗隆基回忆，他和史良还有救国会以及无党派盟员主张开除青年党，但张澜和其他常委不同意，后因青年党与民盟分歧越来越大，民盟常委开会不再通知青年党成员参加，而青年党成员也不再参加常委会，实际等于开除了青年党（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13页）。
(225) 《中国民主同盟调整盟内党派问题施行办法》，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158页。
(226) 《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宣传部编：《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1），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9、26页。
(227)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1946年1月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62页。
(228)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办公室编：《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2页。
(229) 《民主建国会进行步骤》（1945年11月2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1），第2页；《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第65页。
(230) 1946年2月，李济深、冯玉祥、杨杰、陈铭枢、蒋光鼐等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刘文辉在重庆秘密聚会，李济深提出，“今后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就在内战中打倒他”；陈铭枢提出，“我们要进一步的合作，把政治和军事配合起来，在各方面实际上动员起来，彻底地把这个独夫民贼打倒”（冯洪达：《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会后成立了先后由冯玉祥和李济深任组长的秘密策反小组，在国民党内部进行策反工作。他们本来希望推出孙科与蒋介石抗衡，但参加了此次聚会的孙科不久即变卦，重新接近蒋介石，他们的计划未能实现。
(231) 参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
(232) 《新华日报》1945年10月7日。
(233) 《中国青年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45年12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234) 《中国青年党党章》（1945年12月），《中国青年党》，第243页。
(235) 北平市宣慰团编：《中国各党派史略与批判》，1947年印本，第39页。
(236)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李璜坚辞经济部长内幕及青年党要求参加地方政权目的的专报》（1947年5月31日），《中国青年党》，第306页。
(237) 伍宪子等人的民主宪政党袭承梁启超的宪政党衣脉，1945年改现名，但长期在海外活动，国内没有多少影响。张东荪等人的国家社会党成立于1934年，也承继了梁启超研究系的余绪，但长期在上层活动，缺乏群众基础，党员人数从未超过二百人（《中国党派》，第43、49页）。
(238) 张君劢：《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1946年3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90—91页。
(239) 《中国民主社会党组织委员会宣言》（1946年8月31日），《中国民主社会党》，第167—172页。
(240) 《中国政党》，第44页。
(241) 有关战后诸小党派的情况，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国党派》两书。
(242) 施复亮：《何谓中间派》，《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243)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45年10月11日），《民主同盟文献》，第63—64页。
(244)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46年5月22日），《再生》第118期，第3—4页。
(245)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国社党领导人蒋匀田说：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3页）。证之以民国年间的实际，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此言的道理。
(246) 第三党领袖、也是民盟重要领导人的章伯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战后问题的中心在于，“必须坚决要求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目前解放区之军队及政权问题之解决，须着眼于实际的情况，觅取妥当而切实的过渡办法，因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军队国家化实现之先决条件，在以全国政治能真正民主化（《新华日报》1945年9月14日）。这实际是在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两个问题上呼应了中共的主张。而民盟领导人张澜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了一封《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希望“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对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张澜认为，“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纵国共双方存有若干特殊问题，不妨事先商谈，但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如团结仅有空名，统一徒具形式，则于根绝内争一点，窃恐贡献无多”；军队则须“绝对超越党派关系，绝对遵守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之原则”，“如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新民报》，1945年9月18日）
(247) 《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1945年8月15日），《民主同盟文献》第38页。
(248) 黄炎培曾为土改问题致函毛泽东，并在民盟内部表示，“应以民盟同人公共名义，向中共委婉而恳切地劝告其从速改善苏北、华北等地政治作风（求生存越困难，改善政治作风，争取人心越需要），是善意的劝告，非恶意的诟骂”。李烛尘认为中共“军纪极好”，但对中共“到处闹清算斗争”颇为不满。梁漱溟亦然（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黄炎培日记》1946年7月1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11页）。
(249) 蔡尚思主编、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2—303页。
(250)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页。
(251)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70—71页。
(252) 《中国各党派史略与批判》，第108页。战后的中间党派主张和平的民主运动，即使是较为激进者，如罗隆基，也“坚决反对运用武力争民主”，认为此乃“手段破坏目的”（《罗隆基日记》1946年7月5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05页）。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稍后成立的民革有一定区别，民革因为与国民党的渊源关系，在国民党军政界有较为广泛的联系，因此作了一些军事策反和建立武装的工作。
(253) 《各小党派之言论分析与对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11册。据唐纵记，1944年，国民党中央指派张群、吴铁城、王世杰、张治中、陈布雷五人负责“联系各党派孤立共产党之工作”，“乃以彼等无组织，各人事忙，终至迄未进行”。1946年4月，又指定唐纵负责，“配合情报，切实进行”。参加此项工作的有陶希圣、李惟果、黄少谷、彭学沛等（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08页）。
(254) 《国民党应付民盟之策略》，二档，全宗一三，卷号279。
(255)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2页。
(256) 《黄炎培日记》1946年7月15、26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12-113页。
(257) 有美国研究者认为，中共和民盟合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共需要民盟作为其与部分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中共一时尚联系不多的阶层之间的桥梁，而民盟与中共合作的原因，一是只有中共的力量可以使国民党放松政治控制，二是共产主义是中共的长期目标而非中共的当前目标，因此不需要为此而担心（Belden，Jack．China Shakes the World，p．397，Victor Gollancz，London，1951；Van Slyke，Lyman P．Enemies and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pp．195-196，20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87）。
(258) 《中国民主同盟与共产党成立协定》，T．V．Soong Papers，Hoover Archives。民盟内部不少成员甚至领导成员是中共地下党员（如民盟中委周新民），他们在推动民盟与中共合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259) 《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1948年1月），《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3—284页。
(260)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青年党在各地动态的专报》（1948年3月），《中国青年党》，第328页。
(261)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中国青年党第十一届全代会经过的专报》，《中国青年党》，第310—311页。
(262) 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创刊号；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马叙伦政论文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00页。有关这方面争论的情况，参《中国往何处去》（文化出版社1949年版）、《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1958年印本）两书。
(263)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1947年1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66—277页。
(264)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关于目前应采取的政治主张及行动的决议》，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467页。
(265) 施复亮：《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文汇报》1947年4月13日。
(266) 民潮社编：《民联政治报告》，香港1947年印本，第16—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