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五四”前后的孙中山" class="reference-link">第六节　“五四”前后的孙中山

一　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class="reference-link">一　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五四运动的全过程，包括“五四”与“六三”两个阶段，而国民党人在这两个阶段有着鲜明的两种不同的态度。

五四运动发生后，5月7日，《民国日报》发表叶楚伧署名的社论，标题是《五月七日之神》。他指出：“在万钧压力下，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来，这是五月七日之神，这是中国的恩人，这是山东问题濒危中救命的丹方，这是留得一分两分良心的国民的模范，所以我应该代表国民，向北京学界，伸一百二十分的谢忱，并且誓与被捕的学生同生共死。”⁽²⁵³⁾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叶楚伧把北京学生称作救亡雪耻的“五月七日之神”，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5月8日，张继、戴季陶等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日本各通讯社、各报社驻上海的新闻界人士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对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的要求表示愤慨，指出：“最近欧洲讲和会议开始以来，中国国民因日本坚持其侵略山东之主张，于是对日本之恶感更达沸点。苟日本政府及人民对中国之政策与心理不根本更易，则两国国家与国民将无并存之余地。”由于国民党人大多与日本各方面有着长久的历史关系，张继等人最后表示：“予等因个人与日本国民间之友谊，谨以至诚恳真率之言，为日本国民告，深望贤明之日本国民以自由、平等、互助之精神，自根本上改造其政治组织，罢除其传统的政策，以与世界民主的文明潮流俱进。爱和平、重德义，为中国数千年之德性，他日必能弃旧恶，以与日本国民相友善也。”⁽²⁵⁴⁾

就像许多西南护法人士那样，国民党人也总是不失时机地尽可能地把五四救国运动和他们的护法运动联系起来。南北和议破裂后，叶楚伧随即发表题为《和议争点之第五条》的社论，集中对唐绍仪提出的八条件中的第五条即国会问题作了阐述。他说：“卖国之贼，与依法召集之国会，势不两立者也。有国会则贼虽欲卖国，国会得扼其吭，使不吞吐国脉。”“自国会非法解散以来，卖国之贼，大行其志，送路、送矿、送主权、送土地之事，不绝发生。国民含一泡眼泪，见其脔割出卖于人而无可如何。呜呼！假令有国会在，诚何至于此。”⁽²⁵⁵⁾

如果说国民党人对于五四学生运动还能够给予一般性的支持，那么当六三运动发生后，他们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就不同了。

6月9日，《民国日报》发表题为《罢工问题的商榷》的社论，对于工人运动一开始就表示出一种“商榷”的保留态度。社论说：“工人的生计，是很窘的，今天罢工，明天没有饭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又说：“我们自家办的工厂、工场，如确有振兴国货挽留利益的功效，非但不应该罢工，并且还要加工……因为能多出产许多国货，即所以抵制许多日货。”还说：“中国的工人还没有良好的组织，如大家罢了工，那缺乏智识的，不免有妨害秩序的举动，这是最可忧虑的。”⁽²⁵⁶⁾

在国民党人眼中，无产阶级仅仅是“很穷”的受苦的一群，对于工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吃饭，救国并非他们的职责。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基本估价，表现出一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他们所担心的是，罢工会影响他们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要求多产国货以抵制日货，总是拿自己的利益去要求工人阶级服从。对于知识分子的学生运动，他们赞之为“中国的恩人”、“国民的模范”，而对于“缺乏智识”的工人爱国行动，则只是表示“忧虑”。

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也曾对学生问题和山东问题发表意见。7月中旬，当广东军政府大批逮捕学生时，孙中山曾致电军政府要求释放学生。他说：“闻警厅因国民大会拘捕工、学界代表，将加以殊刑。……我粤为护法政府所在之地，岂宜有此等举动？”⁽²⁵⁷⁾另外，在对德和约签字前夕，孙中山发表了一份关于山东问题答日本记者的书信，谴责日本对山东的权利要求。他指出：“夫中国尚未隶属于日本也，而日本政府竟已对中国擅行其决否之权，而且以行此权而得列强酬偿矣，此非卖中国之行为而何？”他最后表示：“是日本今日之承继德国山东权利者，即为他年承继德国败亡之先兆而已。东邻志士，其果有同文同种之谊，宜促日本政府早日猛省。”⁽²⁵⁸⁾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山东应归还中国的种种理由。

上海的工人运动发生后，孙中山于6月中旬和戴季陶做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是专门讨论劳工问题的。戴说：“那些工人本身，多数是不曾受过教育，几十人中找不出一个识字的来，所以他们阶级的自觉，是一点也没有的。”戴季陶在谈到六五罢工斗争时说：“当时上海有知识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对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但就这次的现象看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危险的。”以上就是戴季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估价。但他从六五罢工中敏锐地觉察到，工人阶级直接参预政治活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为此，他向孙中山建议，应加强对工人的指导和领导，否则是很“危险”的。孙中山接着问：“你是想要直接去指导他们呢？还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工夫呢？”戴答是后者。孙说：“你这个意思很好。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我们要晓得，群众的知识是很低的，要教训群众，指导群众，或者是教训指导知识很低的人。”⁽²⁵⁹⁾

中国无产阶级一向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追随者，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从来是指导和被指导、教训和被教训的关系。但是，随着六三运动的爆发，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摆脱对资产阶级的追随地位而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国民党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提出要加强对工人的指导，以防止无产者脱离对他们的政治追随。

总之，国民党人对于工人运动的态度，既不同于一般舆论的同情，也不同于一般舆论的抨击。这种态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褒或贬，而是中国无产阶级以磅礴的气势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性时刻，中国资产阶级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思想状态。这当中，包括几分惊讶，几分茫然，几分同情，当然也包括几分恐惧，几分敌视。

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²⁶⁰⁾事实正是如此。这表明，在新、旧民主革命开始发生转折的历史关头，国民党人也开始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他们的历史地位，正在为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取代。

二　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和中国国民党的建立"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和中国国民党的建立

在五四运动前后这段时间，孙中山以主要精力从事于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这就是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为其制订新的政治指导纲领，即著名的《建国方略》。

护国战争结束后，中华革命党本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这时，黎元洪继任总统，表示遵行《临时约法》，并恢复了国会。因此，孙中山在取消中华革命军的同时，也取消了中华革命党。1916年7月25日，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各分、支部发出通告：“奉总理孙先生谕：本党成立，实继癸丑革命而起，其重要目的，在推翻专制，重造民国。迨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就职，因令各省党军停止进行。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将来如何改组，有何办法，应征求海内外各支、分部之意见。”⁽²⁶¹⁾这篇通告，实际上宣告了中华革命党的结束。

考虑到国民党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同时由于中华革命党在国内影响甚小，于是孙中山准备恢复国民党名称，以便增强在国会的地位，同时也便于扩充党务。1916年10月13日，孙中山致函全国各同志，表示：“日前在京议员及各埠同志，每有规复国民党之议，而国会议员隶国民党籍者尚居多数”，“现弟为党务之扩张计，应徇众议，为复党之准备”。⁽²⁶²⁾

但是，孙中山对于简单地重组国民党并不热心，不仅不参预组建，而且曾表示不愿加入。1917年1月27日，孙中山在致友人信中写道：“关于改党之组织，弟并非不赞成……然弟以自身不欲入政界，故虽甚赞成组织政党，而决不加入。所有办党之事，悉以委之唐少川君。唐少川君本拟将旧国民党重行收集，立一新大政党。”⁽²⁶³⁾可见孙中山最初曾将重组国民党的工作委托唐绍仪办理，而唐的基本方针是恢复旧国民党。

在重建国民党的方针上，孙中山和唐绍仪不同，他赞成恢复国民党名称，但不赞成简单地恢复旧国民党，更不赞成放弃中华革命党的基本原则。1916年10月25日，孙中山致信郭标，指出：“今日巩固共和，端赖吾党，故百【凡】凡【百】事业，须从整顿党务入手。承询组党办法，现方编订党纲及重订规程，所有党纲未寄到以前，请以国民党名义招人入党，其手续则参酌中华革命党各章程办理，而不用中华革命党之名耳。”⁽²⁶⁴⁾

1916年岁末，改组工作在迅速进展。12月10日，孙中山致函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说：“各埠屡有函来问，满任职员应否改选？查本党改组在即，若重新逐一选举，反形烦琐。”⁽²⁶⁵⁾不久，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在1917年第二号通讯中指出：“恢复国民党名称……已经拟定章程，俟商诸各同志，征求各方面同意，再为发表。”⁽²⁶⁶⁾数月后，1917年3月3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向党员发出通告，准备改用中国国民党的名称。但是，不久由于张勋复辟和护法战争等事件发生，中华革命党改组一事不得不暂告停顿。

尽管中华革命党没有正式改组，但孙中山已开始用国民党的名义任命干部。另外，缅甸支部在1919年3月的一份通告的附则中写道：“本支部自去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惟历接上海本部来件，印章俱用中华国民党，故本支部亦当从之，以昭划一。”然而新加坡支部1918年5月所发一份函件，则仍用“中华革命党新加坡支部”名称⁽²⁶⁷⁾。可见这段时期名称的使用比较混乱，中华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两种名称曾同时并用。

1918年6月，孙中山因护法战争失败，回到上海。如果说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起到过一定作用，那么，在护法战争中，由于孙中山几乎完全依靠滇、桂军阀，国民党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护法战争的失败给予孙中山一次深刻的教训，他开始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不能依靠他们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必须依靠革命党。他决心著书立说，整顿党务，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增强党的建设，重振国民革命。于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再度提到议事日程上。

1918年8月30日，孙中山发表《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他感慨地说：“伏念文行年五十有二，奔走国事者垂三十年，无非欲奠定邦家，使臻强富；此心此志，为公为私，当为吾党所共喻。近虽屡遭挫败而得百折不挠者，此非尽文一手一足之烈，纯恃吾党诸君子竭力相维。”从不断的失败中，孙中山看到只有一些国民党人能够追随他奋斗，深感只有国民党能够肩负起救国重任。他说：“故文深信吾党实系于中国之存亡。使吾党弛而不张，则中国或几乎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向海外同志表示：“归沪而后，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²⁶⁸⁾

为发展党务，孙中山改变了中华革命党只对海外招收党员的做法，开始在国内公开组织并吸收党员。许崇智等率粤军援闽后，有人致函孙中山请示可否在闽建立党部，1919年8月23日，孙中山批复道：“自本党本部成立以来，只对于海外招徕新党员，对于内地尚未举行，以不在吾人范围也。……以后凡在吾人势〈力〉所到之地，皆当仿行就是。”⁽²⁶⁹⁾

孙中山是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环境下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引用西方通讯社消息，迅速报道了十月革命消息。1918年1月1日，《民国日报》发表孙洪伊署名的元旦社论，写道：“爱自由、爱平和之俄国国民，其对于罗马诺夫皇家之革命，与吾国辛亥义师同一意义也。然新政府（指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之组织甫成，而外患内忧益加强度，里昂失陷，彼得城之危险更急，新政府颠覆，全国重陷于无政府之状态，其乱今未艾也。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所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国民亦又经验之。”⁽²⁷⁰⁾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对于俄国二月革命的理解是比较准确的，认为和中国的辛亥革命意义相同，但对于十月革命的认识则比较模糊，竟然把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垮台和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之后的一系列失败做简单的类比。

但时隔不久，孙中山对俄国革命逐渐有所认识，1918年夏，他曾致电苏维埃政府，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²⁷¹⁾该电虽未找到原件，但确曾拍发，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载：“总理电祝苏俄布尔塞维克党革命成功。其时欧美各国，皆仇视苏俄甚，得此一电，列宁大为感动，乃乐与本党携手。”⁽²⁷²⁾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书中也记载了此事。孙中山当时对俄国革命的理解究竟如何，目前尚缺乏材料，但该电至少表明，孙中山已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引为革命同志。

由于孙中山专心致力于党务和著述，因此对时事政治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1918年10月3日，他在一封复函中说：“文返沪以来，专理党务，对于时政，暂处静默，以避纷扰。”⁽²⁷³⁾1919年8月28日，他又在一份复函中写道：“文近时观察国事，认为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故近仍闭户著书，冀以学说唤醒社会。政象纷纭，未暇问也。”⁽²⁷⁴⁾正因为孙中山采取闭户著书、专理党务而对时局暂守静默的态度，因此他没有能够给予五四运动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但是，五四运动不论文化运动，或是爱国运动，都曾给予孙中山以很大影响。

首先是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9年6月18日，孙中山在《复蔡冰若函》中说：“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正【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熔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²⁷⁵⁾不久，他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又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²⁷⁶⁾

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孙中山不仅加紧了自己的著述、研究工作，而且积极指导他的战友办理《建设》、《星期评论》等刊物。

其次就是爱国运动的影响。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中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²⁷⁷⁾正是爱国运动的影响，促进了孙中山关于组建中国国民党的工作。

经过长时间筹备，1919年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八周年纪念日，国民党发出通告，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规定：“从前所有中华革命党总章及各支部通则，一律废止；所有印章图记，一律照本规约所定，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以昭统一。”⁽²⁷⁸⁾国民党之前再加上“中国”二字，为的是在名称上区别于民初的旧国民党，而且其性质也和旧国民党不同。旧国民党由五党团合并而成，而中国国民党则直接由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新党章第四条规定：“凡中华革命党党员，皆得为本党党员，以中华革命党证书，领取本党证书。”这就在组织上保证了中华革命党的基本精神得以延续。

10月13日，原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主任居正呈请任命中国国民党各部主任，孙中山以总理身份当即批令委居正为总务主任，谢持为党务主任，廖仲恺为财政主任⁽²⁷⁹⁾。

与此同时，还公布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第一条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曾经以排满为主要目标，因此辛亥以后，革命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认识一度模糊起来，中华革命党党章干脆取消了民族主义，从而放弃了反对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的纲领。这次重新恢复三民主义，表明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1920年11月4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发表演说，指出：“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即如我们所住的租界，外国人就要把治外法权来压制中国人，这还是前清造的恶因。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所以我们还是三民主义缺一不可。这是确定不能改易的。”⁽²⁸⁰⁾孙中山对民族主义所作的这一解释，表明他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是民族问题的基本问题，表明中国国民党党章是在对帝国主义做出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恢复三民主义的。这是一个进步。

为了更广泛地吸收党员，中国国民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的秘密组织形式，转为公开。同时，新党章放宽了入党条件，规定凡赞成党的宗旨，经党员两人介绍，交纳党费十元者即可入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所规定的入党须按指模，并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等带有封建性的苛刻条件。应该说这也是一个进步，使国民党更加具备现代政党的面貌。“五四”以后，国民党“大量吸收青年入党”⁽²⁸¹⁾。

尽管中国国民党在10月10日的通告中要求即日停止使用中华革命党名称，但两日后，孙中山在给福建方面的一封复函中指示道：“又闻拟重新结合党人，以发展党势，切实进行，此诚今日切要之图。惟国民党分子太为复杂，非仍用中华革命党名义不能统一号令，发扬革命原始之精神。”⁽²⁸²⁾可见中国国民党成立之始，由于影响有限，仍要以中华革命党名义区分从前的旧国民党，党的名称并未立即统一。

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他的建党思想的根本点，即是要把国民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全面建成一个有战斗力的政党，以肩负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重任。1920年5月16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阐述党的责任问题。他说：“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是我以为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九年以来，我们得了许多经验，许多教训。以后我们要把三民主义的精神，同【传】他到全国，完全靠在这党的作用上面，我们同志非拿全副精神来办他不可。”⁽²⁸³⁾在这里，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再进行“一番大革命”，以建立一个真中华民国，并且要把三民主义的精神传向全国。

孙中山一生重视党的建设，在每个历史阶段，除了进行组织整顿外，都制订了相应的思想、政治指导原则。同盟会时期，他制订了《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华革命党时期，他制订了《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现在，为组建中国国民党，他精心撰写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两篇著作，后与《民权初步》合并，这就是著名的《建国方略》。可以说，《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为中国国民党制订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面对革命的不断失败，孙中山认为革命党人应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为此，他撰写了《孙文学说》，又称《心理建设》，提出了“知难行易”这一著名命题。这不仅反映了孙中山的认识论和宇宙观，更重要的是，它是直接服务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的，具有很强的实际指导性。它是孙中山在护法战争失败后，为清算党内消极思想，为推行其建国方略，再建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提出的理论基础。因此，孙中山将“心理建设”放在《建国方略》之首，作为“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先导。

孙中山所说的“知”和“行”都不是抽象的。“知”实际上是指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行”即实行革命之意。孙中山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而中心思想是强调“行”。他反复告诫革命党人，“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他自信地宣称：“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孙文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孙中山是第一个为解决自身的革命实践而自觉研讨知行关系的革命家。《孙文学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哲学史上最先进的认识论思想。

如果说《孙文学说》主要是解决革命实践的认识问题，那么，《实业计划》则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设事业勾画出了具体而宏伟的蓝图。《实业计划》的撰写表明，孙中山是把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建设两个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的。他的设想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尔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孙中山并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而是要建立起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

《实业计划》全面提出了在中国实现工农业现代化的设想，按照这个设想，中国将进行铁路、港口、水陆运输、电力、石油、矿业、钢铁、建筑、机械、纺织、粮食加工等等大规模工业建设，同时兴建水利，移民垦荒，改良种籽，广泛造林，实现农业现代化。孙中山还提出了开放门户、吸引外资、培养建设人才等重要思想，反对闭关自守的小生产思想，这也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中国的实际需要的。

此外，还有不少具体建设方案，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总的来看，《实业计划》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例如，在当时就不可能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利用外资。这些宏伟的设想，只有在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能逐步变为现实。

如前所述，孙中山这次组建中国国民党的根本目的，是要把它建成为一个富有战斗力的政党，使之担负起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但是，这次改组并未能实现孙中山的上述意图，相反，国民党的历史局限性却愈来愈大了。除了种种具体原因外，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历史潮流并没有按照孙中山所指示的方向发展。五四运动以后，人民革命的主流，正如早期共产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开始走向另一条救国之路——俄国人的路。《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的发表，没有代表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因而也不可能将广大革命人民吸引到国民党的周围。实际上，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之后，孙中山的学说便逐渐失去了在思想界的吸引力。

1920年11月，粤军驱逐桂系，孙中山回到广东，开始组织第二次护法战争，重新踏上和军阀争地盘，利用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旧路。历史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已经改变方向，开始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