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

一　协约国胜利在中国的反响" class="reference-link">一　协约国胜利在中国的反响

北洋政府自1917年8月14日宣布对德奥宣战后，因旧国会已于6月解散，而安福国会又未成立，因此对德奥宣战案一直未经国会正式通过。1918年10月，德国向协约国方面提出停战请求，战争的结束已指日可待。10月27日，徐世昌匆忙向众议院提出《对德、奥宣战咨请同意案》。11月2日，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亲至众议院对该案作了说明，众议院在经过简短辩论后，随即以二百四十四票赞成，全体通过该案⁽³²⁾。11月5日，参议院以一百零四票赞成，一致通过该案⁽³³⁾。六天后，即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方面签署了停战协定，持续五十一个月又两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欧战告终，国内南北战争趋于停顿；欧洲将举行巴黎和会，上海将召集南北和会；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徐世昌的罢战退兵命令，这一切似乎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一片光明，人们对于战后时局充满着乐观估计。

威尔逊在1918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对战后的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包括国与国之间不得订立任何秘密协定，外交活动必须公开，并倡议设立国际联盟，以维护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同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威尔逊又说：“此次战争，非国际政客之战，系人民之战。将来议和，应以无偏倚之公道为原则。”他为战后议和提出五条大纲，第一条便是“各国人民权利平等，待遇毫无轩轾”⁽³⁴⁾。

威尔逊的上述言论，引起中国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反响，钱能训在众议院演说指出：“我国所主张，即以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为主张，亦即以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为主张。此次战后外交情形迥异曩昔，凡损人利己之外交一定失败，且凡阴谋诡密之外交，亦无良好之结果。”⁽³⁵⁾威尔逊的言论，甚至中国思想界最先进的人士也为之迷惑，陈独秀就公开称其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总之，人们都庆幸着中国能够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随着战争结束，举国上下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庆贺战胜的热潮。

徐世昌在11月16日的命令中声称：“我协商国士兵人民，不惮躬冒艰险，卒以公理敌强权而获此最后之胜利。吾国力排众难，加入战团，与兹盛举，是堪欣幸。”⁽³⁶⁾钱能训在众议院的演讲中也颇为欣慰地说：“此次欧战，中国幸能随同最讲公道、最爱和平各友邦，以与专尚武力、凭凌弱小之国角斗，是为我中国最有荣幸之事。”⁽³⁷⁾11月20日，参、众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分别致电美、英、法、意、日等国国会，祝贺胜利。国务院于23日发出通告：“本月二十八日，庆祝欧战完全胜利，所有各机关应放假一日。”⁽³⁸⁾28日，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举行盛大阅兵式，美、英、法、意、日等国士兵参加受阅，中国士兵以段祺瑞为总指挥。同时，内务部发出训令，要求各类宗教团体均于12月1日按各自教规举行祈祷仪式。训令说：“欧战告终，各协约国教堂皆行祈祷之礼，吾国对德宣战，与各协约国立于同一地位，各省区宗教团体届期亦应一律举行祈祷。”⁽³⁹⁾从始至终宣而不战的北洋政府，厚颜地分享着“战胜国”的喜悦。

同样，各界人士也普遍认为，欧战结束是公理战胜强权，兴奋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北京大学在天安门搭台演讲数日，蔡元培校长发表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他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蔡元培的理论依据是，战争的爆发，是由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所导致，而今后取而代之的是互助论的进化思想。他说：“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⁴⁰⁾这在当时是一种极普遍的思想。

在一片欢呼声中，当年力主参战的段祺瑞似乎成了一位英雄，以他为首的皖系势力再一次嚣张起来。1919年1月18日，众议院有人提出《请以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案》，提案人声言：“马厂誓师，推倒复辟，实可为三次恢复共和之纪念日。如无此日，试问中华民国何能存在于今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期，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倡义之期，均已定为纪念日，马厂誓师，关系尤为重大，岂可即不定为纪念日乎？”湖南籍议员罗正纬反对，认为民国纪念日不宜过多。有人反驳道：“段前总理马厂誓师，再造共和，与黎前总统武昌起义事迹相同……当然应定为纪念日。”又有人说：“至此次复辟事起，首都陷落，若不有段前总理马厂誓师，国体几将变更，是其关系之重大，无异于武昌起义、云南倡义之事。”⁽⁴¹⁾当日，众议院以多数票赞成通过该案。2月7日，徐世昌发布命令：“国会议决，以七月三日马厂首义再造共和之日，为民国纪念日，兹公布之。”⁽⁴²⁾这样，便出现了三个民国纪念日并存的现象。

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中心。人们既然把中国摆到了战胜国的地位上，当然就指望享有战胜国的权利，指望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和会上一举改变八十年来受屈辱的历史，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司法部曾急电各省，征求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意见，国会中也有人提出收回山东权利的议案。各界人士纷纷围绕巴黎和会献计献策，甚至连参预张勋复辟的康有为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写了一封长函，提出中国应争取废除庚子赔款，收回胶州湾等租借地，废除二十一条，改订关税，收回治外法权，等等。

此外，被排挤下台的梁启超等研究系政客，则决定亲赴巴黎，协助中国代表团。在宪法研究会为他举行的饯行会上，梁启超表明此行的目的在于：“欧战和议关系于吾国利害者至巨，由国民分子的义务而言，则凡有利于吾国而为鄙人力之所能逮者，必当竭诚有所贡献。”⁽⁴³⁾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一行由上海登舟赴欧，同行者有张君劢、蒋方震、丁文江等。行前，他们“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⁴⁴⁾。然而不久在巴黎，他们又一次卷入到政治漩涡中。

二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

为处理巴黎和会所带来的日益繁重的外交事务，1918年12月18日，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设立了一个外交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为总统和政府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等咨询及建议，并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该委员会设在中南海集灵囿，其成员均为政界知名人士，计有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张国淦、周树模、周自齐、朱启钤、沈瑞麟、靳云鹏、陆宗舆、王宠惠、高而谦、陈箓、张志潭、孙宝琦，后又加派了王揖唐、刘式训、许士熊三人。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任事务主任，事务员有叶景莘、梁敬等四人。以上人员多为挂名，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汪、林二人。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一个为研究系所掌握的机构。

徐世昌在外交委员会成立时发表演说，认为：巴黎和会的召开，“将确定国际间将来之一切局面，解除国际间一切易生危险之要点，是国际间将开一新纪元”。“吾国国民深幸有此次之参战，不能不希望于此次和议之结果。……诸君子研究有素，阅历较深，务希各竭心力，为我增益”⁽⁴⁵⁾。

在当时，人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威尔逊关于成立国际联盟的倡议，而且舆论界对国际联盟有一种奇特的理解。近代大同学说倡导者康有为，立即将国际联盟和世界大同联系起来，认为国际联盟的成立，是世界大同的到来。为响应威尔逊这一建议，1919年2月9日，北京成立了一个“国际联盟同志会”，梁启超任理事长，汪大燮为代理理事长，理事有熊希龄、王宠惠、蔡元培、李盛铎、王揖唐等，林长民为总务干事，胡适等任干事。显然，这又是一个以研究系分子为主体的团体。该会在发起宣言中声称：“中国之政治思想，夙以大同为至善，大同者天下一家，即国际联盟圆满之境也。中国民族好和平、恶战争，盖涵濡于数千年圣哲教训之所致，尤与国际联盟之精神相符也。”⁽⁴⁶⁾人们喋喋不休地论证着国际联盟的设想渊源于大同学说，无非是要证明，中国古代圣哲是世界文明和人类进化的先知，其实这恰恰表明中国上层人士对于帝国主义政治的无知。

为了在对外方针上取得较自由的发言权，2月16日，张謇等人又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由张謇、熊希龄、王宠惠、林长民等七人任理事。该会在成立宣言中指出：“中国向无外交政策，亦无所谓国民外交作用，每度交涉发生，政府临事仓皇，不知如何应付……吾人追源祸始，误于政府之无外交政策者半，误于国民不解国民外交作用者亦半。……同人不敏，爰设斯会，一方表示公正民意，一方力为政府后援。”⁽⁴⁷⁾该协会日后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政团。

上面几个官方和非官方机构，都是针对巴黎和会的召开而设立的，又均由研究系控制。随着欧战结束，在内政上失意的研究系，却立即在外交上活跃起来，他们将围绕外交问题而展开自己的政治活动。

外交总长陆徵祥是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1918年12月1日，陆徵祥偕其夫人乘火车启程离京，外交部暂由次长陈箓负责。陆徵祥的行程是，从东北经朝鲜至日本，再由美国赴法。由于当时巴黎和会还在筹备中，列强对于各国全权代表的名额尚未确定，因此中国代表的名单也未公布，但国务会议已内定由陆徵祥、驻法公使胡惟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此时尚未任命）五人为中国全权委员，当时一般称作“专使”。

陆徵祥行前，徐世昌曾召集会议讨论方针。段祺瑞发言，认为此次参战，宣布过迟，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取消其在中国的权益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以及修订海关税则；至于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声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当时政府的态度是“随机应付，没有确定”⁽⁴⁸⁾。后来由外交委员会拟出一个方案，包括破除势力范围，统一管理铁路；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该方案后由国务院电致中国代表团。由此可见，政府在讨论和拟订方案时，山东问题并不占重要地位，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12月9日，陆徵祥在驻日公使章宗祥陪同下，在东京拜会了日本外相内田。会谈中，“内田颇主张两国步调一致……至青岛问题，内田谓日政府将来必照前定交还中国之精神进行，惟照法律手续，形式上须俟日本向德取得后，再行交还中国”⁽⁴⁹⁾。对此，陆徵祥没有明确表态。日方提出青岛交还手续问题，其实质是企图继续保持其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强调“步调一致”，其实质是防止英美插手中国问题而由日本来包办，并约束中国方面的行动。总之，这次会谈一开始就给山东问题的解决投下了阴影。陆徵祥一行，于12月10日离日赴美。

顾维钧于1918年12月10日抵达巴黎。顾维钧，字少川，191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当年归国，任袁世凯和外交部秘书。1915年出使华盛顿，任驻美公使。在欧战期间，他密切关注着远东国际关系的演变，他曾在一份致政府的密电中指出，日本已构成对中国的最大威胁，英、法已没有力量顾及其远东利益，“英、法等国遇有中国事，往往先商日本，势若默认日本为东亚霸主”。他环顾中国的国际环境，认为：“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而美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因此他力主中国应追随美国参战，“若我助美入战，美国谊当还助，且有余力顾我防患未然”。他预料，美国“战后于国际上势力必更见扩充”，因此，“我助彼作战，将来国交上获益实属不浅”⁽⁵⁰⁾。显然，还在战争期间，顾维钧已确立了战后“赖美为助”的基本思想，他此次奉命出使巴黎，正是抱着这一基本思想前往参加和会的。

驻英公使施肇基晚顾维钧一日抵巴黎。施肇基，字植之，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后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洋务文案。民国成立后，曾任唐绍仪内阁的交通总长，1914年出使伦敦，任驻英公使。

王正廷于1919年初到达巴黎。王正廷，字儒堂，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辛亥后，曾任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民国二年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张勋复辟解散国会后，他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时任广东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他奉广东军政府之命前往美国办理外交事务，在陆徵祥逗留美国期间，为向国际社会体现国内南北一致，陆和王私下接洽后，王被陆接纳为中国代表，并由王取代驻法公使胡惟德的代表职位。

魏宸组于1919年1月5日被任命为驻比利时公使。他于清末留学法国，民国成立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后任唐绍仪内阁秘书长。他较早参预战后议和的准备工作，且擅长起草各类电文，因此陆徵祥选择他作为中国代表。

中国代表团其他主要成员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以及参事严鹤龄等，代表团秘书长是驻法使馆参赞岳昭燏。以上成员只限于参加代表团内部讨论。从代表团的整个组成阵容看，确是集中了清末民初以来一代外交人才，他们大多与欧美方面有着程度不等的历史关系，显然“亲日派”不占优势。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后，国内各界知名人士纷纷云集巴黎，他们当中有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张静江、徐谦等；研究系方面的梁启超、蒋方震、张君劢、丁文江等；还有旧交通系首领叶恭绰等，叶因不满于中日山东换文，愤而辞职，出游巴黎，经中国代表团聘为顾问⁽⁵¹⁾。他们都是来窥探和会进展情况的，都企图对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施加各自的政治影响，不论他们的派系与政见如何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他们都是皖系的政敌。

对于巴黎和会这样重大的国际外交活动，广东军政府是不甘心于被排斥在外的，必须争取参加和会，以向国际社会体现它的存在，争取列强对它的合法地位的承认。

1918年12月中旬，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致电南北和会主要斡旋者李纯，建议巴黎和会“由南北会同遣派代表，即为适当。例如北派若干人，南亦派若干人。此双方合派人员，北方一律正式任命发表。同时，南方亦一律正式任命发表”。他认为：“鄙意此项办法，原为求形式上统一之唯一良法，仍乞我公加电促成。”⁽⁵²⁾岑春煊提议南北政府分别任命代表，是要表明军政府的独立性，表示北方无权单方面任命代表。

为了造成一种南北和解的气氛，为即将召开的上海南北和会铺平道路，北洋政府决定接纳南方人士参加中国代表团，此时，陆徵祥已在美国和王正廷进行接洽。但是，由南北政府双方任命代表的建议，北京方面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一来，无疑向世界表明，北洋政府不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李纯也致电政府表示：“岑电调停之策，拟双方正式任命，殊属不妥。”⁽⁵³⁾然而就在函电交驰之际，军政府单方面任命了它的五位代表，他们是：大使伍廷芳、孙中山，特使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⁵⁴⁾。军政府这一举动，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孙中山致函谢持表示不能担任该职，他说：“南方派遣特使，未得国际承认，断然不能代表发言。且文亦不能受北方伪政府所委任，此事当然无从进行。若明知其不能代表、不能发言，而贸然前往，亦甚无谓。”⁽⁵⁵⁾此外，伍廷芳年事已高，本不便远赴巴黎，而北方的王宠惠当然也不会接受南方这一任命。但伍朝枢乐意受命，他于1919年3月抵法，他的到来及其身份问题，在中国代表团内部引起一场风波。

伍朝枢最初提议由北洋政府加派他为全权代表，理由是葡萄牙与中国地位相同，而全权代表却有六名。但北洋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尔后伍朝枢又提议，在原有的五名代表中抽换一人，由他顶替，但再次遭到拒绝。最后，为敷衍南方，北洋政府任命伍朝枢参加代表团内部讨论，但为伍拒绝。这样，伍朝枢实际上始终未能参加代表团，南方代表仍为王正廷一人。

三　巴黎和会开幕与山东问题的提出" class="reference-link">三　巴黎和会开幕与山东问题的提出

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法国外交部大厅举行开幕式，陆徵祥和王正廷代表中国出席。会议选举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为大会主席（当时中国方面多称为会长或议长），美国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日本公爵西园寺公望四人为副主席。和会最高机构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各派二名代表组成，称作十人会议或五国会议。他们是：美国的威尔逊和蓝辛，英国的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贝尔福，法国的克列孟梭和外长毕勋，意大利的奥兰多和外交大臣索尼诺，日本的牧野伸显男爵和新田子爵。

会议规定美、英、法、意、日五国各为五名代表，巴西等国三名，中国二名，而古巴等国则仅一名。由于中国内定的五名代表均已到达巴黎，不便安排两名，因此陆徵祥仍旧将五名代表上报和会，但每次会议仅由其中两名出席。其他弱小国家大多也采取这一办法。中国代表排列顺序是：陆、王、施、顾、魏。

在中国代表中，较早注视并深入研究过山东问题的，是那位名气不大、资历甚浅的青年外交官顾维钧。还在战争期间，顾就在驻美使馆内设立了一个由他主持的研究小组，着重研究战后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山东主权等问题⁽⁵⁶⁾。1919年1月23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第三次会议，陆徵祥简要报告了中日山东换文的情况。他说：顺济和高徐两条铁路案，“系去年经阁议议决向日本借款建筑，于九月间签定预备合同。其内容我国政府准日本发行公债，先由日本银行垫款二千万元。当有交换条件，日本允将山东军队调回（现在移驻青岛），民政署撤废，警察归中国自办”，等等。在这里，陆徵祥讲得很清楚，政府是以顺济和高徐两条铁路的路权作为日本部分撤军的“交换条件”。铁路合同既然是作为“交换条件”而提出，那么也就不是一项孤立的经济合同，而含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北洋政府默认了日本势力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山东，否则日本决不会自行撤兵的。显然，铁路合同和日本撤军这两项于1918年9月24日同一天签订和商订的文件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而曹汝霖等人后来在为自己辩护时，均回避了这两项文件之间的联系这一关键问题，孤立地谈论两项协定。

在陆徵祥发言后，顾维钧当即发言说：山东问题、铁路问题以及中日间许多条约，“均由欧战发生，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现在和会已开，一切由欧战发生之问题，正须求永久之解决，我国山东问题，亦可公诸大会议决”⁽⁵⁷⁾。顾维钧的发言，实际上是否认了中日政府关于山东的各项换文，统统称之为“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因此必须在巴黎和会上重新提出、重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和会开幕之初，五强国在如何分配德国殖民地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在1月27日上午的十人会议上，临时改议日本代表提出的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要求，美国代表表示应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会议决定中国代表当日下午出席十人会议。

这天中午，中国代表们同往常一样，在顾维钧房间内共进工作午餐，只是陆徵祥称病卧床没有参加。1时许，顾维钧忽然接到美国远东司长密告，下午3时中国代表将出席十人会议说明山东问题。据顾维钧回忆，“这消息对每个就餐的人来说，都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⁵⁸⁾。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十人会议，时间紧迫，责任重大，由于陆徵祥称病卧床，已不能赴会，根据代表席次顺序，顾维钧提议王、施二人出席，施则推顾，王又推顾发言，最后决定，王、顾出席，而由顾代表中国发言。

当王、顾二人赶到会场时，十人会议成员均已就座。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首先发言，提出：“胶州租借地、铁路及其他德国在山东所享有之各种权利”，“要求德国以无条件之手续让与日本”⁽⁵⁹⁾。而对于山东“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⁶⁰⁾。由于事情来得突然，中国方面尚不及准备。顾维钧接着发言说：“此项问题关系中国利益甚大，深望联邦各国俟中国方面之意见表示后，再行审查定议。”⁽⁶¹⁾于是十人会议决定，翌日再度听取中国代表发言。

势态骤变，中国代表团陷入了困境。陆徵祥途经日本时，内田外相提出的是山东由德国交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就在数日之前，内田于1月21日在日本众议院演讲外交问题时还说：“即如胶州湾租借地，帝国政府从德国获得自由处分权时，自当遵行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关于山东中日条约关系交换公文条项，将该租借地还付中国。”⁽⁶²⁾而现在，日本代表发言却是“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

27日晚，陆徵祥与顾维钧约请美国远东司长密商对策，美方极为注意胶济铁路问题，一再询问中日间有无秘密协定，陆徵祥只得承认。美方表示惋惜，说：“二十一条之签字，为强力所迫，世界共知。至胶济铁路之成议，出于中国自愿，势难更改。”⁽⁶³⁾表示美方无力协助。

28日，王、顾二人再度出席十人会议。山东问题的突然提出与辩论，是中日两国间一场遭遇战，顾维钧在没有充分时间作准备的情况下，果断地采取了一项对策，即撇开中日间一切密约的束缚，而从山东的历史、文化等方面阐述中国对于山东的不容争辩的主权，从而冲破密约的束缚，争取列强的同情。他沉着镇定，不亢不卑，侃侃陈词：“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也……于国防上中国亦断然不容他国之争执也。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其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固无讨论之余地。是以如就本会承认之民族领土完整原则言之，胶州交还中国，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他感谢日本驱逐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但又指出：不能以“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最后，顾维钧坚定地表示：“本全权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接着，牧野发言，以“日本占领胶州湾后，迄至今日，事实上已为领属”为理由，企图让各国承认青岛已为日本“领属”的既成事实。牧野又说：中日两国“已有交换胶州湾交还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此等之公文，对于四国间亦认为有注意之价值也”。他是在向其他四强示意，中日政府对于山东问题已有协定，不必插手这一问题。然而威尔逊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他紧接着说：“日本代表将前项公文于会议时有无提出之意向？”意思是要求公布中日密约，因为他的十四条宣言，第一条就是反对签订密约。为此，牧野答称：“日本政府对于此事，决不至于反对，惟须待请训。”顾维钧深知，要借助欧美力量破除密约，首先必须公布密约，他当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中国政府极愿提出。”于是，会议主席克列孟梭决定：“中日两国务须将交还青岛之条件向大会声明。”这时，牧野改变昨日只字不提将山东交还中国的态度，转而表示：日本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须先由德国交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顾维钧针锋相对，立即表示对牧野这一姿态“尤为喜悦”，“但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他着重指出：“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顾维钧最后强调：德国没有将山东“转交他国之权”⁽⁶⁴⁾。辩论至此结束。

顾维钧的发言，立即引起热烈反响，美国方面威尔逊与蓝辛，英国方面劳合—乔治与贝尔福，相继走上前去，与顾维钧握手道贺，克列孟梭也声言道贺，意大利的奥兰多后来向陆徵祥表示，对顾维钧的发言“极赞美”。据顾维钧回忆，事后他还收到过徐世昌、钱能训及外交部的贺电。辩论获得成功。

顾维钧的发言，起到了以下四个作用：第一，迫使日本代表在交还山东问题上，由“一字不提”到表示愿意交还，只是在交还手续上继续纠缠。第二，迫使中日政府不得不考虑公布各项密约。第三，为中国争取收回山东主权奠定了法理依据。以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山东问题说帖，以及国内的广大舆论，大都以这一发言的基本精神为指导。第四，最重要的是，这场辩论使山东问题顿时成为中国方面最严重的问题，引起举国关注。山东问题成为中日两国斗争的焦点，中国在出席和会之初所准备的其他议案，现在统统让位于本不占重要地位的山东问题。

顾维钧这次发言，是中国代表在整个巴黎和会期间最重要的发言，一度赢得西方列强的同情，暂时扭转了中国方面的被动局面。他的发言叙述清晰，论证有力，措词得体，内容涉及山东的历史、现状、国防、地理、交通、经济、文化、宗教、俗尚等方面，表现出他的才干和胆略。顾氏本人也因之一举成名，成为民国一代著名外交家。这一发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积极维护了民族利益，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也是少有的一次机智勇敢的表现。

顾维钧的发言，使日本政府大出所料，立即指示驻华公使小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1月31日，小幡要求拜访外交部次长陈箓，因当日为中国旧历除夕，外交部放假，陈箓未见。后因小幡多次催问，陈箓只得于2月2日会见了小幡。

小幡首先说：“顾氏在会议席上并未与日本代表接洽，遽告各国新闻记者谓：关于山东之各项问题，中日两方面所订之秘密文件，无论何时可以发表。……顾氏此举是漠视日本之体面，且违反外交之惯例，兹奉本国政府之训令，嘱唤起贵国政府之注意，一面并请以此意电知贵国代表。”陈箓答称：“大总统注重两国邦交，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勿得过于激烈。今贵使既来提及此事，本国政府当更注意。”但小幡仍不罢休，继续对顾维钧进行指责说：“今顾氏并未得日本方面之同意，竟向新闻记者言明可以发表，日本政府殊不愉快。”陈箓以“本国政府亦未训令两代表（指顾、王）等言及此事”作了解释，小幡转而说：顾维钧指责二十一条为强迫签订，“抑知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中日约定关于合办胶济铁路及该铁路之延长，何尝非出中国之自由意思？……乃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显然，日方已看出顾维钧此举是企图以欧美势力破除中日密约，因此，小幡对陈箓表示：“总之，中国代表欲假借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无论日本能否受此抑压，而中国代表所恃之英国势力，已不可靠。”⁽⁶⁵⁾所谓英国方面不可靠，是暗示英日双方已有密约，英国不会支持中国。

小幡与陈箓会谈一事，并未就此了结，而是立即引起舆论界强烈反响，特别是英美在华舆论机关纷纷报道此事，并且大肆渲染，抨击日本。社会上且谣传小幡曾要求撤换顾、王二人。在国内外舆论抨击下，日方为避免事态扩大，请求中国外交部将会谈情况公之于众。为此，外交部于2月9日发表正式声明，否认撤换顾、王二人，并表示：“各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席上顾本国之利益，为正确之主张，为今日国家独立自存应有之义，他国绝无干涉之理。”⁽⁶⁶⁾

这时，公布中日密约问题，成为中外舆论和各界人士关注的中心。2月5日，和平期成会主席熊希龄密电唐绍仪，提议：“弟拟请双方各代表，目前将内政□□（暂缓）商议，以此次外交为第一问题，赶开临时紧急会议，联电政府，速照陆使（指陆徵祥）等所请，概将密约宣布。”⁽⁶⁷⁾同日，唐绍仪致电徐世昌，要求：“中日一切秘密条约得由我国全权代表随时提出，诉之万国公论。”⁽⁶⁸⁾2月8日，上海的南北和会尚未开幕，南北两位总代表即联名致电巴黎王、顾二人说：“闻在和会力争主权，至理名言，举国嘉许。……国土存亡，关系甚大，除电致东海一致主张外，望勿稍瞻徇，以竟全功，四万万国民自能为君等后盾也。”⁽⁶⁹⁾

在各方面催促下，政府同意公布密约。2月23日，钱能训致电朱启钤：“欧会主张国际公开，我政府亦决将各项密约提出大会，此项军事协定条件业经电达陆使，属其相机提出。”⁽⁷⁰⁾随后，政府陆续向南北和会提交了山东换文以及各项军事协定等密约。后来又经徐世昌和外交部批准，自3月14日起，向全国公布中日密约。是日，外交部将各项密约的印刷品交付各报馆陆续公布。

公布中日密约，无疑是对皖系势力的一次政治打击。这样，皖系势力和徐世昌、钱能训政府的冲突势必日益加剧。

自1月28日十人会议上辩论之后，中国代表团着手起草了山东问题说帖，并将中日密约附于说帖之后，准备一并提交和会。说帖由顾维钧执笔起草，2月11日，代表团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了初稿，在13日的第十六次会议上，代表团通过了说帖，同时决定先将说帖及密约分送美国、日本等国。

中国代表团之所以急于提出说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倚为靠山的威尔逊将于2月中旬暂时离法返国，因此必须赶在威尔逊离法之前提出说帖，以争取美国的支持。于是，中国代表团在说帖正式提交大会之前，“将说帖等件先密交美总统一份，据美国看法，谓为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和平，颇为满意”⁽⁷¹⁾。

但是，当中国方面按照惯例将准备提交和会的密约送往日方时，却遇到麻烦。2月15日上午，中方参事严鹤龄奉命前往日本代表团送交密约，日方由驻意大利大使伊集院、驻英大使珍田先后接见。日方问：这些文件“贵处系定今日送会，抑明日送会？”严答“不知”。因密约已译成英文，日方提出，要将英文密约和日文原件校对后，再答复中方，并说：“中日两国前有约定，凡交会文件，必由两国全权委员先行接洽。”严答“不知”。日方说：“阁下不知，陆总长必知。”⁽⁷²⁾意思也就是说，必须由日方答复并同意后，中方才能提交和会。

严鹤龄回来报告后，在当天中午召开的中国代表团第十八次会议上，针对日方一再提出中日双方遇事先予接洽一事，顾维钧向陆徵祥问道：“究竟政府有无与日本约定之事？”“前月英、法报上，载有总长过日本时，曾与日本政府接洽，对于和会之事，中日两国一致进行。”对此，陆徵祥否认道：“过日本时，与彼政府往来，全属礼节上之周旋，并无何种接洽。”顾维钧接着说：密约“当初送日本之意，本不过为手续上之圆到，并不待其答复。……所谓接洽二字，亦有界限，将文件送彼阅看，即可谓之接洽，不得谓接洽二字须得其同意也”⁽⁷³⁾。最后，陆徵祥决定：将山东问题说帖及中日密约，当日下午5点由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送交和会。

然而就在当日下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派其秘书官吉田茂⁽⁷⁴⁾来到中国代表团，先由严鹤龄会见。吉田茂重申：“两国订立密约，如有一方欲宣示第三人，当得他方同意”，企图阻拦中方提交密约。随后，顾维钧出面会见吉田茂，吉田茂说：“当日贵全权向五国会议陈述山东问题，若能于未陈述之前，向牧野男爵预为接洽，岂不甚佳？”责问顾维钧为何不“预为接洽”。而顾维钧则接过预先接洽这一话题，机智地反问道：“当时牧野男爵向五国会议提出山东问题，余等极不知悉，待临时会议电话通知赴会，始知牧野男爵已将此问题提出矣……阁下所谓接洽，即使欲接洽，何从接洽起？”⁽⁷⁵⁾言外之意是，日方口口声声说两国遇事先予接洽，而牧野在提出对山东的要求之前，为何不与中国方面接洽？吉田茂无言以对。这样，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及有关中日密约终于冲破日方的阻拦，于当日提交和会。

该说帖全称是《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说帖》，并附各项密约、条约、外交文书十九件。这是中国向巴黎和会提出的最重要的一项文件。说帖再次强调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同时，为了赢得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说帖特意将山东问题和西方各国在华利益联系起来，提出在山东“维持门户开放主义以普益各国”⁽⁷⁶⁾的基本方针，企图以此打破日本独霸山东的局面。“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是旧中国这个有着多种外国势力并存的半殖民地的外交特征，这一政策在某种情况下，也能够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如清末的“三国干涉还辽”即是如此。但是，这一政策的产生与实施，毕竟是无权掌握国家命运的表现，因此，这一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取决于列强间的斗争与妥协。现在，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又一次采用了这一政策，山东的命运将如何呢？

中国代表团于2月15日提出山东问题说帖之后，又陆续向和会提出了三个主要说帖。3月8日，提出对德、奥要求条件，其中对德提出九项要求，第一项即表示：“中国政府愿助长国际贸易，并推行各国在山东及中国他处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立意于收回胶州租借地之后，立即开放青岛及山东省内他处合宜地方，俾外人贸易居住。”⁽⁷⁷⁾可见该文件仍旧采取将各国势力引入山东的办法来排除日本势力。此外，还提出了归还德国在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的要求，等等。

4月15日，代表团提出废除1915年中日协定说帖，指出：“二十一条”的签订是日本强加于中国的，因此，“论其性质，应视为一种单方面之条约。”由于巴黎和会原则上只讨论战争期间的问题，为使和会有充分根据研究这一问题，说帖强调说：“此条约之全部，自直接发生于战争，研究此案，自当为和会职权内之事。且和会亦有修订其条文之资格也。”说帖还指出：1917年2、3月间日本和英、法相继签订密约，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意、俄两国也承认这一点。但这些均发生在中国宣战之前，而中国宣战之后的情况，“自与协约国允诺日本之时绝对改变，所处地位亦完全不同。有此理由，则英、法、意三国更无所用其联合赞许日本关于中国事务之要求，而其种种诺言，自当视为破毁矣”⁽⁷⁸⁾。这就是说，中国认为英日等密约，应随着中国对德宣战而作废。

在此之后，中国代表团还向巴黎和会提出了一项重要文件：《中国希望条件》。该文件的实质，是希望改变中国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文件在绪言中指出：“中国代表爰提出说帖，胪列诸问题，冀依主权国所不可少之土地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由诸原则而加以纠正，庶障碍消除，而发展得遂其自由，幸甚。”不难看出，该文件希望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使中国能够独立地自由地发展。文件提出七项希望：放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然而提出这七项希望的根据是什么呢？是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是对战后建立“新世界”的幻想。正如文件在结论中所说：中国方面知道所提希望条件，并非发生于战争期间，“然和平会议之目的，固不仅与敌国订立和约而已，亦将建设新世界，而以公道平等、尊敬主权为基础”⁽⁷⁹⁾。这就是中国方面提出希望条件的全部依据。但是，不是自己去挣脱锁链，而是指望系链者帮助取下锁链，其结果只能是彻底的失败。

5月14日，巴黎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复函陆徵祥，对于中国废除“二十一条”和希望条件两项说帖答复如下：“本议长兹代表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声明：再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充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⁸⁰⁾，拒绝予以讨论。

四　山东问题的交涉和失败" class="reference-link">四　山东问题的交涉和失败

3月中旬，威尔逊返回巴黎。这时，五强国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激烈，巴黎和会的帝国主义性质日渐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各弱小国家的民族利益，统统成为列强斗争中的交易品而从属于列强的政治需要。中国的山东问题，于是也成了一个小小的砝码，被强迫放到了列强间权衡利益的天平上。

陆徵祥预感到情况不妙，他在致北京政府的密电中忧心忡忡地说：“各界人物对华议论观察之轻慢，种种情况，江河日下。关于我国山东问题，除某国（指美国）善意维持外，各国要人对我态度虽无不表示同情，然每以种种事实之关系，口吻多欲吐而仍茹。”陆徵祥从种种迹象中看出一个道理：“总之，强权利己之见，决非公理正义所能摇。”⁽⁸¹⁾他能够看到这一点，表明中国代表开始从“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中慢慢地清醒起来。

4月8日，陆徵祥会晤了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再次说明，“中国欲直接交还收回胶澳，并非含有拒绝日本，屏诸门外之意，不过愿于收回后实行开放门户主义，使欧美各国共享其益，不为日本一国独占。”⁽⁸²⁾他仍企图以维护欧美各国在山东的利益为招牌，争取列强支持中国的立场。然而用利益均沾来实施“以夷制夷”的方针，在巴黎和会上却难以奏效，因为列强间有更大的利益要交换，比较起来，山东问题是次要的。在1917年2月订立的英日密约中，英国承认日本继承山东以及赤道以北各群岛的德国权利，而日本则回报以支持英国对赤道以南的德属岛屿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小幡才得意地对陈箓说：中国代表想假借外国势力以抑压日本，但中国代表所恃之英国势力并不可靠。

4月16日，五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被排斥在外，未能参加。美国国务卿蓝辛提出一个新方案，内容是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先由巴黎和会暂时接管，俟山东开作商埠后，再归还中国。日本代表牧野起而抗议，认为山东问题中日政府已有协定，应由日本转交中国。对此，英、法、意三国代表均沉默不语，蓝辛方案未能通过。17日，在对德和约起草会议上，美国方面转而提议将山东问题由巴黎和会暂管改为由五强国处置，又遭日本反对。美方声称：“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一国独为处置。”结果，该方案经提交五国外长会议，将该条通过⁽⁸³⁾。这样，山东问题初步定为暂由五大国共管，但日本代表仍表示反对。显然，美国先后提出由和会及五国暂管山东，都是旨在反对日本独霸山东，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益均沾的方案。考虑到直接归还山东事实上已难以办到，北京政府复电陆徵祥，同意在山东必须交还中国的前提下，暂由五国共管。

但就在此时，意大利提出的对阜姆的领土要求为各大国拒绝，于是意大利首相宣布退出巴黎和会。意大利这一举动给巴黎和会造成一次小小的危机，同时却给日本带来良机，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态度立即强硬起来，并向和会施加压力，声称如不答应其要求，将随意大利之后退出和会。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只得重新权衡利弊，为使和会免遭破产，决定牺牲中国，满足日本要求。向为中国倚为靠山的威尔逊突然改变立场，意味着世界列强将采取一致立场对付中国，中国将单独承受东西方帝国主义联合的压力，这无疑使山东问题陷入了更加困难、复杂、严峻的境地。

4月22日，陆徵祥、顾维钧应邀出席五国会议，这是继1月27日、28日之后，中国代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最高会议。这时，日本提出在对德和约草约中，将山东问题单列一条，目的是要把山东问题从有关中国的条款中分列出来，使之不从属于中国问题范围。威尔逊首先发言，他一改同情中国的论调，认为：“中国、日本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之条约换文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之续约于后，而英法等国亦与日本协定条件，有维持其继续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此次战争，本为维持条约之神圣。”威尔逊在十四条宣言中，头一条即反对密约，现在却提出“维护条约之神圣”，而他要维护的这些“神圣”条约，大多是密约。顾维钧起而解释说：1915年条约为强迫所订，1918年条约是根据前约而来。这个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威尔逊反问道：“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⁸⁴⁾顾维钧只得含糊其词，因为他无法说出段祺瑞政府为借二千万日金而与日本“欣然”订约的实情。英国首相接着发言，他提出两个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一是按中日条约办理，二是按对德和约规定，由德国移交日本，要求中国从中选择一项。顾维钧表示反对。自这次会议后，山东问题的交涉急转直下。

4月24日，意大利首相离法返国。列强为使和会免遭破产，急于达成协议，以尽快完成对德和约的起草工作，互相作了一些让步，同时进一步排斥各弱小国利益，一切均由三国会议裁决（意大利退出和会后，五国会议改为英、美、法三国会议）。

4月29日，三国会议在讨论山东问题时，美国方面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因为日本方面多次口头表示将来把山东交还中国，因此蓝辛提出应以文字声明作为保证。日本代表珍田发言说：“欲得文据，是明明对于日本为无信用。”蓝辛说：“确系不敢相信。”珍田说：“此与日本国家体面有关。”蓝辛说：“国际予一文据亦寻常事，何与体面有关？”最后，珍田仍坚持不允而止⁽⁸⁵⁾。自意大利首相退会后，日本方面有恃无恐，得寸进尺，而美国则是步步退让，拆除了它的全部防线。

4月30日，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决定在对德和约中，将山东问题从中国问题中单列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山东问题共有三项条款，即有名的第一五六、第一五七、第一五八条⁽⁸⁶⁾，规定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均让与日本。由于日本代表的反对，三条款中没有写上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的字样。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

自山东问题交涉发生后，中国始而提出直接归还，继而退为五国共管；美国则最初提议和会接管，次而提出五国处置，最后仅要求日本以文字声明将来交还山东。但是，所有的妥协方案均为日本拒绝，山东问题完全按照日本的意愿而做出最终裁决。

4月30日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当日即探听到会议消息，并立即报告北京政府。但和会方面秘而不宣，没有将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立即公布。

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召见施肇基、顾维钧，通告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的决定。贝尔福说：“查山东问题，议决办法大致不外两端，政治权交还中国，经济权给予日本，谅中国必可满意。”⁽⁸⁷⁾将经济权和政治权分别而论，是不能成立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对此评论道，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政治控制名义的政治控制。

是日，中国代表团向三国会议提出强烈抗议：“查德人在山东权利，原于一八九七年之侵暴行为，今如是决定，是以暴易暴。日本在满蒙势力已极重大，若再益以山东半岛，则北京咽喉之渤海湾完全为日本所扼，而政治中心之首都，悉为日本势力所包围矣。”“三国会议欲维持和会不生破裂，竟以中国为殉，是中国运命反因参加联合国之故而为联合国之利益交换品。此种不信不义之处置，实属万难缄默。”⁽⁸⁸⁾

5月3日，陆、王、施、顾、魏五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请求辞职，指出：“总之，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祥等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谨合呈大总统，请即开去全权。”⁽⁸⁹⁾国务院随即复电一律挽留。

经过长时间激烈的讨价还价，对德和约草约总算起草完毕，列强决定5月7日将草约交付德国代表，而仅仅于前一日，即5月6日才正式公布于五强国之外的其他协约国成员。5月6日，陆徵祥与王正廷出席协约国大会，在看到对德和约全部文本后，陆徵祥当即发言抗议：“中国代表团对于三国会议所拟关于胶州及山东问题之办法，不得不表示其深切之失望之情。”“现中国代表团业已向三国会议提有正式之抗议，反对其所拟之办法，深望得以修正。倘竟不能如愿，则自今以往，本代表团对于上述条款，实有不能不保留之义务。”⁽⁹⁰⁾会议主席克列孟梭同意将这一发言载入会议记录。至此，中国代表正式提出对山东条款的保留意见。

5月7日，对德和约草约交付德国代表，并允许德国方面于十五日内可要求和会对草约作出解释。对此，陆徵祥致电政府说：“查此次和会办法，种种情形，实堪愤懑。……且对于敌国尚有十五天限期，准其质疑问难，而对五国外之各国，定稿以前秘不肯以示人，定稿后并无时期可以讨论，其对我情形，实为可慨。”⁽⁹¹⁾这正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充分暴露。

对德和约草约向各国公布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以失败而告一阶段。山东交与日本的条款已难以改变，但中国代表并不甘心就此签字，于是提出一个新方案，即和约可以签字，但必须加入中国对山东问题不能承认的保留意见，即“保留签字”。此后，中国代表团围绕“保留签字”这一方案，展开了困难的、长时间的交涉。

中国代表们所没有料到的是，由于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导致国内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