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出路：全面的活动效率观念

仔细分析人的活动效率观念在现代所受到的诘难，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对活动效率观念加以批评的人，都不完全否认人的活动效率的社会历史作用，也并非主张不要任何关于人的活动效率的观念。早在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就曾明确表示，他怀疑认为“不惜任何代价地增加世界的生产，总是好的”那种说法，并称之为一种“狂热”。尽管如此，他还是承认：“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是增长了的技术的效率，从一定量的劳动得到更大的效果。”⁽¹⁷⁾

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从根本上损害人类现在和未来的生存条件为代价，而又不把这种巨大的代价计入生产的投入、成本，追求表面上的高效率的思想和行动，是短视的、危险的。这并不是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的罪过，而是被扭曲的、畸形的生产效率观念的流弊。如果全面、系统地理解人的活动效率，那么，算上未被计入生产的投入、成本的巨大代价，上述那种盲目增加生产的做法其实并不是高效率的，反而倒是低效率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正确的活动效率观念的重要性。

徳裔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现代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是生产率，“这个观念也许比任何其他观念更多地表达了现代工业文明中的生存态度”。但是，当劳动分工对现存的设施而不是对个体的利益考虑得越多，社会需要与个体需要偏离越大时，“生产率就越有可能与快乐原则发生冲突”。把效率与压抑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看法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这也就是操作原则的历史局限性。“超出这个范围，生产率有了另外一种内容，与快乐原则建立了另外一种关系。”这是对某种奴役状况的摆脱，会使生产率“失去其压抑性力量，从而促进个体需要的自由发展”⁽¹⁸⁾。

生产率本身并不具有肯定的或否定的价值属性。导致肯定的或否定的结果的，是与生产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人的某种活动效率观念的历史局限性，实际上是人的活动在其中进行的某种社会关系的历史局限性。因而要真正解决问题，归根到底需要改变既成的带有局限性的社会关系。

显而易见，人们批判和否定的，只是某种片面的活动效率观念或对活动效率观念的片面化的理解，不应当由此导致对整个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的否定。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活动效率观念片面化的倾向？当然首先与人们对效率概念理解的片面性有关。美国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写道：“在过去一代人的时期里，‘效率’一词被赋予好几种不恰当的含义，使它同那种机械的、侧重于盈利的、秒表测时式的管理理论联系在一起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科学管理’运动的那些过分热情的倡导者们，在术语使用上不够慎重。”⁽¹⁹⁾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问题不一定仅仅在于少数人的用语不当。

一种观念之所以能够迅速流行开来，并且逐渐变得根深蒂固，往往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一方面，当社会经济制度允许和鼓励人们去追求超额利润时，社会整体利益遭到冷落甚至蔑视，人的活动手段异化为活动目的，在活动效率观念上发生片面化，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可以说是人们在活动效率理解上发生片面化的社会根源。

另一方面，就人的认识而言，由于人的活动效率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多面性，一下子很难把握整个系统联系。而人们又总是习惯于从与自己最直接相关的局部的某一点上去看待事物，如果他们把这种个别的、局部的联系当作一般的、整体的联系，就难免陷于片面性之中。对于人们在活动效率理解上的片面化倾向，也可以从认识论上找到其根源。

我们这样讲，并非要给片面的活动效率观念的倡导者们作辩解，而是说必须全面地、历史地追究产生这种片面性的原因，才能通过对片面的活动效率观念的否定或扬弃，进而达到一种全面的活动效率观念。作为人的活动有效性比率的效率，无论其功或过，归根到底都在于人的活动本身。

社会中的人以主体的身份进行有效率的活动，在制造、掌握中介手段并用以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和结果中，确证自己的本质和力量，显示出这种活动的正效应即主体性效应。人的活动是一个关系系统，又处于更大的系统关系之中，主体通过自己的活动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尽管活动的人受特定的价值取向支配，眼睛只盯着与自己的活动目的直接有关的那个方面，但他实际上仍然要同现实世界发生多方面的系统关系。

有作用就有相应的反作用。不仅活动主体对客体有意识的作用，会引起客体的反作用；就是主体活动无意识地发生的其他作用，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客体的反作用。发生在人的活动过程和结果中的非主体预期的反作用，往往与主体活动所要求的正效应即主体性效应相反，形成人的活动的负效应即反主体性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活动效率越高，它所带来的负效应或反主体性效应就越强。

如果说人的活动的正效应、主体性效应是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有序性或负熵的增加，那么，其负效应、反主体性效应就意味着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无序性、混乱或熵的增加。自觉的人应当全面把握自己活动中的相互作用系统，调节自己的活动，在特定的条件下尽可能增加活动的正效应或主体性效应，减少活动的负效应或反主体性效应。活动的正效应或主体性效应是人的活动的总体意义上的产出或效益，它的相对增长无疑表明人的活动总效率的提高。反之，只顾活动的个别方面的产出或效益，追求活动的片面的高效率，导致活动的负效应或反主体性效应增大，必然造成人的活动总效率的下降。

所以，人对于自己的活动既要看到其实际起作用的各个方面，又要看到每种作用的正反两个方面，才能全面衡量和把握自己活动的总效率。全面性的要求也就是系统性、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要求。对于特定的活动效率关系系统来说，这种全面性一方面在于该系统与系统外部因素的关系的全面性，另一方面在于该系统内部诸因素的关系的全面性。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人的活动效率关系系统与其外部环境或事物的关系问题，力图全面掌握活动的效率与非效率的关系。前面曾经提到丹尼尔·贝尔对经济化方式的批评，所谓经济化实质上就是高效率化。针对经济化方式的观念的局限性，他提出了一种社会学化方式，即“努力以更自觉的方式去判断一个社会的需要”，或者说“以某种明确的‘公共利益’观念去作判断”。但他也不完全排斥经济化的方面，而是认为在经济化和社会学化方式的连续统一体中，人们的注意力将越来越转向后者。⁽²⁰⁾

所谓社会学化方式，对于特定活动的特定目的而言，可能是非效率的。然而，若将公共的、社会的利益的满足作为活动产出或效益来计量，那么，这种社会学化方式又是有效率的，甚至可能有较高的效率。与此相反，所谓经济化方式，对于特定价值目标来说是高效率的；但若用公共的、社会的或自然生态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则又可能是低效率的，甚至是非效率的。因此，贝尔所说的在经济化和社会学化方式的连续统一体中重心的后移，实质上并非由效率向非效率的转移，而是由局部效率向整体效率的转移，反映了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由片面向全面的转化。

在人的活动的效率和非效率的关系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效率和平等的矛盾。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指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一种抉择”。“提出效率与平等间的抉择问题，当然不意味着每件对一方说来是好的事情，就必然对另一方是坏的。那些折磨着富人的措施可能会破坏投资，进而损害穷人就业的质量和数量，因而既有害于效率也有害于平等。另一方面，提高了非熟练工人的生产率和收入的科学技术，会以更高的效率、更多的平等给社会带来益处。然而在某些方面，这两个目标是冲突的，这就产生了问题。”在这两个目标的矛盾关系中间，人们常常左右为难，不知该如何做出选择。奥肯的结论是：“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增进平等”，“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²¹⁾这是个一般性、原则性的结论，达到了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的哲学思维层次，代表了关于效率与平等关系的一种比较全面性的观点。

当然，讲全面性也不排斥其中的重点或优先方面的存在。但究竟何者为重点或优先，需要依具体的实际情形而定。在一个活动效率普遍低下的社会体制中，所谓平等充其量只能是低水平上的均等；这时，为了社会的发展，应当在全面看待效率与平等的前提下，实行效率优先的原则。当人们的活动效率普遍提高并带来社会性的不平等问题时，平等的问题又会突出出来。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平等问题，也会妨碍人们的活动效率进一步提高，甚至可能导致活动效率整体社会水平下降。

平等也是一种普遍性的、根本性的社会价值。在全面的人的活动效率观念中，不能只包括经济价值，而同时也应包括诸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价值在内。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所有这些正面的、普适的、公共性的社会价值，作为人的活动的正价值、正效应，都是提升人的活动整体效率的积极因素。

就人的活动效率关系系统内部诸因素的关系而言，效率观念的全面性要求系统把握活动的主体、中介和客体，科学、技术和管理，目的和手段，需要和满足，过程和结果，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效益，有效和无效，正效和负效，质和量，节奏和速度，有序和无序，分工和协作，效能和效益等等关系，依据实际的活动条件和客观规律调节人的活动及各种因素的关系，以实现较优的活动效率状态。

显然，仅仅在效率观念的某一层次上，难以做到这种全面性，必须有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的日常思维、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由此看来，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的全面性也有双重含义：既指观念把握对象的全面性，又指把握对象的观念的全面性。因此，对于人的活动效率观念全面性的理解本身也应当是全面性的。

如前所述，哲学思维层次上的人的活动效率观念具有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功能，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尤其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所有这些功能和特点，对于全面的活动效率观念自然更是必不可少的。在日常思维和科学思维受到局限的地方，恰恰是哲学思维有可能达到和跨越的领域。诚然，单有哲学思维层次肯定是不全面的。在日常思维和科学思维基础上达到哲学思维层次，也不一定就是全面的，因为从哲学上也可以作出片面的概括。但是，关于人的活动效率的真正全面的观念，必定是达到哲学思维层次的认识。这种以日常思维和科学思维为基础的哲学思维的全面性，集中体现着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的全面性。

在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均具有全球的性质，并且都与人类的活动有关。研究和解决当代全球性的迫切问题，需要全局性、战略性的思维，这是对大尺度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人类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整体性思考。哲学虽然不能包揽这种思考，但它有责任也有能力参与这种思考，为关系世界全局的战略思维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工具。全局性、战略性的思维就是全面性的思维，直接与全面的人类活动观相关联，因而也同全面的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紧密相关。

人的观念和人的存在相互映照。观念来自存在、反映存在，又反过来投射并对象化到存在中去。如果说，片面的活动效率观念来自于片面发展的社会和片面发展的人，那么，与否定了片面性的全面的活动效率观念相对应的，就应当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和全面发展的人。

马克思曾经详细分析过资本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性趋势：“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结果就是：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²²⁾

这就是说，活动的人和人的活动的全面性，是同人的社会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相一致的。马克思认为，资本只是为这种全面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它不过是一个过渡环节，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人和观念的全面发展。相对于未来社会，现代社会都是一种过渡形态。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确实看到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人和观念由片面性向全面性发展的趋势。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也从自己的观察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达到了类似的认识。例如，美国学者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在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中提出的“从无差别增长到有机增长”，实际上就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主张。他们说：“如果人类能够走上有机增长的道路，世界就将形成为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部分相互依赖，和谐共处，各自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资源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从目前无差异和不平衡的世界增长转向有机增长，将会导致产生一个新的人类。”⁽²³⁾

要实现人类活动的这种世界性的转变，无疑将是异常艰难的；但是，人类必须经过这样的转折，才能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世界。为达此目标，一个新的全面的人类活动观和人的活动效率观念，肯定是不可缺少的。全面的活动效率观念，是摆脱人类今天在活动效率观念上遇到的困境的唯一出路。作为新的有生命力的观念，它将帮助人们以更自觉、更有效的活动开辟通向未来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