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时逝如水。这部两卷本的史著竟历五个春秋，终于付梓。掩卷立笔，不禁感慨万千；凭窗静首，唯闻阵阵劲风和鸣。

然则，能功至如此，亦使我数载焦惑略有所释。自研究生时代起，我便立意此书，并开始披阅群籍，搜集经典，可自诩为滴水之工。1988年年底，我完成《萨特伦理思想研究》一书后，即于翌年投笔拓垦。据斗室一统，不问日月春秋。朝仰暮伏，昼以继夜，终于在同年年底完成此书上卷。再越明年，怯怯问世。不期，上卷付梓须臾，因事多有碍，或强应移译之约；或奔于它事不果；或苦于纷纭日杂。体恙神伤，遂使下卷写作时续时辍。有友人敬告：万不可步胡适博士之后尘，遗半部于世。诸多先生前贤、同仁同窗，亦多关切，友询善催，不绝于耳。幸得心境渐宽，精力聚活。于是乎，一鼓作气，抖擞精神。拒喧闹于寒窗之外，尽神思于薄笺之间，春秋两巡，事毕有终。喜耶？悲耶？乐哉！苦哉！

乐者，耕夫有秋之谓也。于贫儒逸士，仅此而已，岂有它哉？至于秋之寡硕，收之丰欠，自不待我言。上卷始出，已有评头品足。或指点迷失，或雅扶生机；或直言其短，或既往不咎而望于后来。凡此种种，深期厚望，励言秉正，吾所获者良多。是以功毕，如释重负，窃为乐矣。

苦者，媳之愚拙、米之不丰所谓也。下卷撰作，常有缺“衣”少“食”之难。或碍于史料不足而措手难及；或困于迷津而无以解惑；且耽于篇幅框架之既定，不能不有所割舍、有所不济、有所自失。其中，有关宗教伦理一编，尤其遗憾。马丁·布伯、蒂利希诸位，当为必述之列。然，苦于框架已定，又惮于繁芜之累，只得忍心暂搁。另，有关现代人类学、社会学各家之道德见解，更难为本书构思图式所纳，如此遗珠漏玑，唯待另册。

在下卷写作之每时每刻，我充分考虑到有关上卷的评议意见，广纳善言，慎思有过。在此，我还得对一些国内外专家、学者、朋友同仁以及北京大学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致以特别谢意。原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马克斯·舍勒全集》主编曼弗雷德·S·弗林斯（Manfred S. Frings）教授为我提供了几乎全部有关哈勒和哈特曼的原著及有关材料。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不顾年迈体病，亲自帮我与西北大学联系，并嘱该校的有关部门给我寄来近十部原著复印件。对于一位素昧平生的中国青年学者，弗林斯教授能如此倾心扶携，令我永生难忘。加拿大Calgary大学哲学系的波布·威尔（Bob Ware）教授也百忙之中捐资给我购寄不少急需材料，使我深感学者友谊之珍贵。我的导师周辅成老先生和同系的朱德生教授、叶朗教授、哲学系各位领导、我大学时代的母校中山大学哲学系的章海山教授、冯达文教授、中国当代出版社的副总编唐合俭先生等前辈，都对本书的写作和完成给予了宝贵的指导、关怀和帮助。我的挚友朱国钧、耿刘从在美国为我搜集了有关现代宗教伦理学的大部分珍贵资料，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第4部分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将不得不暂付阙如。还有我的同事和朋友孙永平、赵敦华、张学智、余涌等人，也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帮助、建议和关切。张永同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丕光同志热情认真地帮助我誊抄了部分原稿。很难想象，若没有上述这些帮助，我将在何时、何种程度上才能完成本卷的写作。

我还要特别感谢学校有关部门的深切关怀和大力扶持。鉴于目前出版业艰难之时，学校将本书列为“重点教材建设”的资助项目之一，拨款援其印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此更是扶之若哺，令我感动。燕园读教数载，尽沐雨露阳光，愈感学力疏浅，无桃李以报春风，惭疚不已。本卷的耕作，虽广得提携，仍因笔力不逮，学识孤陋，既殚精竭虑，亦难免漏纰重重，不能尽如人意。自知当有自力。吾须努力培业，发奋图强，以不辱黉门尊严，有补于中华道德，善功于学术人生。是为使命，志言谨此。

万俊人

1992春节　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