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和著作

张载，字子厚，陕西凤翔郿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8年⁽⁵⁾）。因他在郿县横渠镇讲学，学者称其为横渠先生。

（一）身世和生平

张载先世居大梁（今河南开封）。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称其“世大梁人”⁽⁶⁾。张在《庆州大顺城记》中自称：“汴人张载谨次其事。”⁽⁷⁾“汴”即今河南开封，自称“汴人”有怀祖的意思。其曾祖生于唐末，历五代不仕，因子贵而被赠为礼部侍郎。《横渠先生行状》载：

祖复，仕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学士，赠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终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诸孤皆幼，不克归，侨寓于凤翔郿县横渠镇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⁸⁾

祖父张复开始做官，因以子贵父荣，曾祖才被赠官。父亲张迪，曾为知涪州（今四川涪陵县）事，父卒后，张载不能举家回开封，便定居凤翔郿县，因而称其为陕西凤翔郿县人。又因其生于长安，故又称为“长安人”⁽⁹⁾。

北宋中叶，我国境内北方、西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统治者经常侵扰和威胁宋北部和西北地区。西夏统治者李元昊撕毁了宋夏和约，接连不断地侵犯陇东、陇西（今甘肃省临洮县一带）地区，“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¹⁰⁾。所到之处，“焚荡庐舍，屠掠民畜”⁽¹¹⁾，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腐败的宋王朝，在宋夏战争中节节失利，一败于延州（公元1040年，宋仁宗宝元三年，即康定元年），二败于好水川（公元1041年，宋仁宗康定二年），三败于镇戎军（公元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宋夏再订和约：宋朝每年向西夏送各种名目的礼物，如生日礼、岁银等，共计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叶三万斤。这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从北宋人民来说，反对西夏的侵扰，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需要。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¹²⁾。《横渠先生行状》说：“与邠人焦寅游，寅喜谈兵，先生说其言。”⁽¹³⁾年轻的张载，对于西夏统治者的不断侵扰、掠夺而造成社会经济的破坏和人民生活的痛苦，深有感触；对于宋王朝的腐败，满怀愤恨。他企图组织武装，夺取洮西地区，以图解除西夏统治者的侵扰。

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夏入侵，宋战败，仁宗委任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范仲淹积极整军、备战。张载来到延州，上书谒范仲淹。《宋史》记载：

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¹⁴⁾

然而，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却说：“［张载］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上书谒范文正公。”⁽¹⁵⁾所载事迹与《宋史》同，只是年岁相差三年。但既说“康定用兵时”，则康定元年是公元1040年，故张载当时是21岁而非18岁，此证一。证二，司马光在《又哀横渠诗》中也说：“先生负才气，弱冠游穷边。麻衣揖巨公，决策期万全。”⁽¹⁶⁾“巨公”系指范仲淹。“弱冠”，《韵会》：“男子二十加冠曰冠。”因未达壮年，称为弱冠；又《礼记·曲礼》载：“二十曰弱冠。”是见张载谒范仲淹当为21岁无疑。

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范仲淹建筑大顺城，以防西夏。张载撰《庆州大顺城记》，记其功曰：

兵久不用，文张武纵，天警我宋，羌蠢而动。……皇皇范侯，开府于庆，北方之师，坐立以听。……贼之逼城，伤死无数，谟不我加，因溃而去。⁽¹⁷⁾

西夏虽兵力倍于宋，但由于城之惟坚，也可防守。这一时期，张载把主要精力花在观察、思考边事上，注意研究实际问题，体现了“学贵于用”的学风，这可谓“关学”的基本特点。这是张载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

张载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21岁以后开始，转入对哲学的探讨。是年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横渠先生行状》记载：

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¹⁸⁾

自儒家《六经》到释、老之书，然后又回到儒家《六经》的学习途径，其出发点和归结点是儒家之学，但当回到儒家《六经》时，已与出发点不尽相同，而是在吸收、消化了释、老之学后，又建立了与释、老不同的儒家哲学。这与韩愈所走的学习途径不同，与孙复、李觏、石介亦有异。张载儒家哲学的特点是入释、老，出释、老，而批释、老，从哲学上建立了与释、老相抗衡的“虚空即气”的哲学逻辑结构。

道学家概无例外地注重《周易》，周、邵继承两汉的象数学和道教的图书学，发挥《周易》思想；张载和二程则继承王弼的义理之学，阐发《周易》，作为其构筑哲学逻辑结构的骨架。张载曾讲《易》于京师，《河南程氏外书》记载：

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横渠乃归陕西。⁽¹⁹⁾

这段记载没有说明时间，只有地点。也不见于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但《行状》却提供了张载与二程兄弟在京师见面的时间：“嘉祐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²⁰⁾嘉祐年间共八年，张载从陕西至开封，必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进京考进士的前后。二程也可能由洛阳至京师考进士，故得以见面。其时张载已38岁，程颢26岁，程颐25岁。

张载在未考进士前，已有文名。《横渠先生行状》记载：“方未第时，文潞公（彦博）以故相判长安，闻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学宫，异其礼际，士子矜式焉。”⁽²¹⁾由其有美名，而得文彦博的看重，讲学于学宫。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张载与程颢同登进士第，后便出任地方官。《横渠先生行状》记载：“先生嘉祐二年登进士第，始仕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县）司法参军，迁丹州云岩（今陕西省宜川县云岩镇）县令。”⁽²²⁾在云岩任职期间，他以教化为主，以辅政事。《行状》载曰：

其在云岩，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尽达于民，每召乡长于庭，谆谆口谕，使往告其里闾。间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问“某时命某告某事闻否”，闻即已，否则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虽愚夫孺子无不预闻知。⁽²³⁾

以儒家“养老事长”的道理教育百姓，以“敦本善俗”为先，企图易风移俗。以至每月亲自讲解，以达此目的。由于俗用应变而有成绩，京兆王乐道尝延致郡学讲学，张载多教人以德，他对学者说：“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²⁴⁾学者闻其语，亦多有从之者。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英宗卒，神宗即位。张载迁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横渠学案》作“熙宁初，迁著作佐郎”⁽²⁵⁾。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西夏“大举攻大顺城，分兵围柔远寨，烧屈乞村，栅段木岭”⁽²⁶⁾。陕西转运副使蔡挺（字子政）迎击谅祚（元昊长子）。“谅祚亲帅军数万攻大顺，挺料城坚不可破，而柔远城恶，亟遣总管张玉将锐师守之。先布铁蒺藜大顺城旁水中，骑渡水多踬，惊言有神。过三日不克，谅祚督帐下决战，挺伏强弩壕外，飞矢贯其铠，遂引却。移寇柔远，玉夜斫营，夏人惊扰溃去。”⁽²⁷⁾治平四年，神宗即位，知渭州。此年张载为渭州军事判官。《行状》记载：

在渭，渭帅蔡公子正（应为政）特所尊礼，军府之政，大小咨之，先生夙夜从事，所以赞助之力为多。并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贷于官，帑不能足，又属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军储数十万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来，不可为用，不若损数以募土人为便。⁽²⁸⁾

蔡挺事无大小，都向张载咨询，赞助惟多。对边民之食，张载建议取军储救济，并招募土人以补戍兵之缺，减少戍兵的往来耗费。这时，他写了《与蔡帅边事画一》，指出：近日传闻谅祚身死（治平四年十二月），“今其嗣子（秉常）始立，遣介告哀，事同初附，理必精思。若不以丁宁指挥，提耳告谕，的确事节，当面叙陈，将恐羽翼既成，却论旧怨”⁽²⁹⁾。并提出五事，“作诏书付夏国新主，以观其谋，以夺其心，以正其初，使知过恶在彼，不敢妄动。及宣示陕西一路及沿边蕃汉军民，令自今后更不得乱出一人一骑，妄生事节”⁽³⁰⁾。还写了《泾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经略司画一》。在《贺蔡密学启》中，张载指出：“今戎毒日深而边兵日弛，后患可惧而国力既殚，将臣之重，岂特司命王卒！惟是三秦生齿存亡舒惨之本，莫不系之。”⁽³¹⁾“边兵日弛”、“国力既殚”，确是当时宋朝“积贫积弱”的时弊。张载身在边陲，对此时弊深有体会：“载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众，担石之储，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³²⁾只有国家富强，才能抵御西夏的侵扰，减少人民被掳掠的痛苦。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张载，被神宗召见，“除崇文院校书”。《横渠先生行状》载：

上即命召。既入见，上问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上悦之，曰：“卿宜日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先生谢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新政所安，愿徐观旬月，继有所献。”上然之。⁽³³⁾

此时，神宗赵顼为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支持王安石变法，是年便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张载虽主张改革，但对王安石变法未立即表明意见。张载重视《周礼》，王安石作《周礼新义》，以为变法理论依据，这似有共同点，然改革的内容、方法又有不同，《宋史》记载：“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谋之，召见，问治道。对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帝悦，以为崇文院校书。”⁽³⁴⁾所谓三代之法，《行状》曾载：“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讲求法制，粲然备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举而措之尔。尝曰：‘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³⁵⁾他以为三代之法可行于今，便是从经界开始，以解决贫富不均，教养无法的问题，否则，便是苟且之道。

在京观察期间，张载见到了王安石，《行状》记载：

他日见执政（王安石），执政尝语曰：“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对曰：“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执政默然，所语多不合，寖不悦。⁽³⁶⁾

王安石原寄希望于张载，想获取张载的帮助，但后者却表示了这样的态度：若与人为善，便尽力帮助；如完全听从你的意见，则不能。《宋史》亦载：“他日见王安石，安石问以新政，载曰：‘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如教玉人琢玉，则宜有不受命者矣。’”⁽³⁷⁾“教玉人琢玉”，见《孟子·梁惠王下》，其意是，齐宣王要工匠舍其所学而从他，譬如今有璞玉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如果叫人舍所学而从我，则何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由于张载表示不能完全接受王安石的新法，而要按照自己主张进行改革，因而意见愈来愈不合。“命校书崇文，先生辞”。所以司马光的《哀横渠诗》曰：“置之石渠阁，岂徒修简编!丞相正自用，立有荣枯权。先生不可屈，去之归卧坚。”⁽³⁸⁾张载并未发表攻击新法的言论，他与文彦博、司马光等人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特权而反对新法不同，甚至与其弟张戬反对新法的态度亦有别。他并非不同意通过理财、整军，解决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端，而是在变法的具体措施、途径上有不同看法。这是王安石与张载分歧的关键点。

当时明州（今浙江省鄞县）苗振狱发生，《宋史》载：“往治之，末杀其罪”⁽³⁹⁾。张载便到浙东处理苗振案件。《行状》曰：

或有为之言曰：“张载以道德进，不能使之治狱。”执政曰：“淑问如皋陶，犹且献囚，此庸何伤!”狱成，还朝。⁽⁴⁰⁾

办理完案件，回到开封，约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王安石认为，张载虽以“道德”而被推荐，使之治狱，亦无问题。但这时因其弟张戬反对新法，“累章论王安石乱法，乞罢条例司及追还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依违不能救正，韩绛左右徇从，与为死党”。“［张戬］书数十上，又诣中书争之，安石举扇掩面而笑。戬曰：‘戬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⁴¹⁾于是被贬，出知公安，徙监司竹监。张载益不安，便辞去崇文院校书之职，回归陕西横渠故居。

张载回横渠镇一面养病，一面讲学著书。《宋史》记载他西归后的情况：

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⁴²⁾

精思得道，而求为圣人。尽管张载贫不能自给，但门人无资者，虽粝蔬亦共之。他一方面好读精思，一方面授徒“礼性”、“气质”之道，思想已趋成熟，哲学体系业已形成。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⁴³⁾秋，“忽以书属门人，乃集所立言，谓之《正蒙》，出示门人曰：‘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⁴⁴⁾。《正蒙》标志着张载气本论哲学逻辑结构的完成。这是其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秦凤帅吕大防向宋神宗赵顼推荐张载。但《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作“熙宁九年，吕汲公荐，召同知太常礼院”。然《宋史·张载传》未记时间。惟张载门人范育（巽之）在《正蒙序》中说：“熙宁丁巳岁，天子召以为礼官，至京师，予始受其书而质问焉。”⁽⁴⁵⁾“熙宁丁巳”，即熙宁十年，今依范育说，而不采《横渠学案》记载。《横渠先生行状》曰：“会秦凤帅吕公荐之曰：‘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乞召还旧职，访以治体。’诏从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辞，庶几有遇焉。’及至都，公卿闻风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尝试于人，多未之信。会有言者欲请行冠婚丧祭之礼，诏下礼官。礼官安习故常，以古今异俗为说，先生独以为可行，且谓‘称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众莫能夺，然议卒不决。郊庙之礼，礼官预焉。先生见礼不致严，亟欲正之，而众莫之助，先生益不悦。”⁽⁴⁶⁾因在“礼”的问题上与主管礼官意见不合，他又辞职回陕。“其年秋，夫子复西归。”⁽⁴⁷⁾

在西归中，顺道过洛阳，与程颢、程颐议论，二程门人苏昞记录了他们的讨论内容。张载主张正经界，“必先正经界，经界不正，则法终不定”⁽⁴⁸⁾。所谓“正经界”，具体办法便是行“井田”，在这个问题上，张载与二程意见无冲突；对于婚丧之礼的意见亦基本相同；惟谈及《周易·说卦传》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时，二程认为“只穷理便是至于命”，张载认为：“亦是失于太快，此义尽有次序，须是穷理，便能尽得己之性，则推类又尽人之性；既尽得人之性，须是并万物之性一齐尽得，如此然后至于天道也。”⁽⁴⁹⁾二程以“理”为精神实体，张载以“理”为一种“次序”，如尽己性推及人性而后万物之性。于此，张与二程有异。

张载在辞去太常礼院职务时，其理由之一，便是“会有疾，谒告西归”。至洛阳时，病已不轻了，但他估计自己还能到家，《河南邵氏闻见录》曰：

横渠再移疾西归，过洛，见二程先生曰：“载病不起，尚可及长安也。”行至临潼，沐浴更衣而寝，及旦视之，亡矣。门生衰绖挽车以葬。⁽⁵⁰⁾

据《行状》记载，张载卒于熙宁十年十二月，“行次临潼，卒于馆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丧归殡于家，人以元丰元年八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⁵¹⁾。

张载做官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都是讲学授徒、著书立说，而创“关学”一派。《吕范诸儒学案》曰：

横渠倡道于关中，寂寥无有和者。先生（吕大钧）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⁵²⁾

使“关学”得以传播。其弟子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潘拯、邵清、范育、田腴、薛昌朝、刘公彦等。

（二）著作

关于张载的著作，吕祖谦和朱熹在辑《近思录》时引用张载的著作有《正蒙》、《文集》、《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语录》。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著录的张载著作，计《横渠春秋说》一卷、《信闻记》、《横渠孟子解》十四卷、《正蒙书》十卷、《崇文集》十卷。均未提及《经学理窟》，但并非辑录者没有看见，《郡斋读书志》曰：“《理窟》二卷，右题曰金华先生，未详何人，为程张之学者。”未肯定作者。然赵希弁在《郡斋读书附志》中，却以《理窟》为张载所著，《后志》中又《祭礼》一卷。魏了翁在《为周二程张四先生请谥奏》中，又录《理窟》和《礼说》。《理窟》为张作便为定说，《祭礼》、《礼说》，即为《礼乐说》。

张载的著作，元明时散佚了一些。《宋史·艺文志》载有《易说》三卷、《正蒙》十卷、《经学理窟》十卷、《文集》十卷。未录《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春秋说》等，可能已包括在《理窟》中。明吕柟在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编《张子抄释》，在其序中说：“横渠张子书甚多，今其存者止《二铭》、《正蒙》、《理窟》、《语录》及《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于三原马伯循氏。”⁽⁵³⁾万历中，都门沈自彰守凤翔，搜集为《全书》，此刻本有袁应泰序。但《全书》并不全。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校点本《张载集》，是目前最好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