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活动效率观念的历史和现状

系统地考察人类的活动效率观念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是人类思想史方面的一个有待专门研究的课题。如果就这个题目展开深入的研究，有可能勾画出人类积累活动知识和增强活动能力的历史轮廓，触及人类活动中隐含着的智慧和技巧。毫无疑问，关系人的活动效率的智慧和技巧，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沉积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它似乎载有社会生命的遗传密码，新的一代社会成员必须首先能够把它复制出来，保障社会在已有的水平上继续生存，然后才能谋求活动的变革和进一步的发展。本书的任务并不是对人的活动效率观念做详尽的历史考察，这里只能对这一问题作出简要的背景描述，以便说明人的活动效率观念在现代的境遇和出路。

同其他在人类社会中长久存在的观念一样，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的发生和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可以想见，其中所包含的顺序不外乎从少数人的观念发展为多数人的观念，从简单的、低层次的观念发展为复杂的、高层次的观念，等等。但这仅仅是一个大致的方向，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的实际发展过程肯定穿插着许多周折在内。

譬如，人的活动效率观念从日常思维层次向科学思维层次、哲学思维层次的发展，就不一定完全与从少数人的观念发展为多数人的观念是同一个过程，相反，有时恰恰是从多数人的观念向少数人的观念变化的过程。首先达到较高的思维层次，形成科学的、哲学的活动效率观念的人总是少数，而在传播、推广这种活动效率观念时，又是从少数人流向多数人，逐步为更多的人所掌握。

就历时态的历史过程而言，人之复杂的、高层次的活动效率观念，总是由简单的、低层次的活动效率观念发展而来的。这一作用顺序在共时态的现实关系中依然存在，然而又有逆方向的作用顺序，即复杂的、高层次的活动效率观念对于简单的、低层次的活动效率观念的反作用。换言之，在现实的人的观念系统中，不仅活动效率观念的日常思维层次推动科学思维层次、哲学思维层次的发展，而且反转过来，这种观念的哲学思维层次、科学思维层次也促进着日常思维层次的活动效率观念的发展。

从这种观念作为信息在人们之间的传递来说，由少数人到多数人和由多数人到少数人，这两个方向的作用都是存在的。正方向和逆方向的作用和反作用反复不已，构成了人的活动效率观念发展川流不息的过程。当然，在这个总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的原因和观念本身的原因，还伴有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的强化和弱化、兴起和衰落的交替。所有这一切，使得人类活动效率观念发展的历程呈现出螺旋式、波浪式的特征。

社会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与人类活动效率的增长有关。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曾做过一个粗略的计算。他认为，人类在石器时代技术进步的速度平均每一万年提高1％～2％；进入铁器时代，反映技术进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平均每一百年提高近4％；到蒸汽时代和电力时代，以美国为例，产业工人生产率从1870年至1949年，平均每年增长1.5％～3％。⁽⁹⁾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20世纪50年代为9％，60年代超过11％。⁽¹⁰⁾社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是人类活动效率增长的一个侧面，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

人类活动效率的提高同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的发展，总的说来是相一致的过程。尽管我们不能轻易地将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兴衰完全归之于人们的活动效率观念的变化，但这二者的高度相关性却是不容忽视的。作为国家、民族、社会成员的人，其活动效率观念的普遍增强，肯定是整个事业兴盛的征兆；反之，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的普遍减弱，必然是该国家、民族、社会衰败的前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的普遍水平和变化趋势，是一个国家、民族、社会治乱兴衰的晴雨表。很难设想，一个活动效率观念极其薄弱而又没有强化趋势的国家、民族、社会能有远大的前途。

在古代社会的发展中，不论东方或西方世界，均出现过多次隆起的波峰和低落的波谷。古代东方和西方文明发展的高潮，毫无例外地都与人们活动效率的普遍增长直接相关，由此可知当时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的发展水平。英国历史学家阿·汤因比写道：“治理古代中国的汉朝统一国家（公元前202—公元221年）的儒家学者们就在他们活动的后半期和地球这一面的罗马文官们达到了同样道德水平上的工作效率和集团精神。”⁽¹¹⁾

回顾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些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在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或文化等领域里的努力，都明显地包括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即促成这些领域里人的活动的较好的效率状态。在这个目标之下，社会或社会组织的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即在于处理活动着的人们的相互关系，使之协调而不冲突。

谈到古代社会，特别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社会，许多论者都批评这种社会缓慢的活动节奏和低下的活动效率，似乎那时的人们都是不讲究活动效率的。其实，这是我们立足于今天在看过去的低级状态时产生的感觉，未免有点苛求于古人。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较之以往的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人们活动效率的普遍水平肯定略高一筹，否则就无法解释那样灿烂的古代文化何以能够创造出来。

封建社会的普通劳动者——农民和手工业者，一向以勤劳、节俭著称，这种传统美德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确实显得气魄不那么宏大，仅有这些不足以开拓进取。但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崇尚勤劳和节俭实际上恰恰是一种活动效率意识，当然是在日常思维层次上的活动效率观念。勤劳旨在增加产出，节俭意在减少投入，两者的结合正是劳动效率的提高。不消说，在自然经济和封建制度的条件下，小生产者的勤劳和节俭所能做到的产出的增加和投入的减少都非常有限，因而其生产效率始终很低。然而，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虽然很低但毕竟还有点效率的生产活动，支撑着古代社会的生存，并为现代社会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现代社会是现代人活动的状态和形式。同过去的农业社会相比，它被称作工业社会。这个社会是由人们较高的活动效率，特别是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造就的。现代社会肇始于西方国家。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从稍早于一百五十年前开始，现代西方社会才掌握了以前所有社会不知道的一个秘密，即以和平的手段稳步增加财富和提高生活水平。”“现代西方社会所掌握的秘密就是生产率，即以一定量的资本开支和一定量的劳动力来获得多于一定比例的产品的能力；或者，简单些说，现在社会可以‘以较少的力气或较少的成本而得到较多的东西’。”⁽¹²⁾

由于掌握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奥秘，西方社会仿佛得到了天方夜谭里的神奇咒语，打开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宝库的大门，建立起不同于古代社会文明的现代社会文明。这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范围内，正在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推广开来。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是整个现代世界历史发展中一个极为壮观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正在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

伴随着社会生产效率的增长，同时还有技术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其中包括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理论、管理理论的发展。人的活动效率，特别是经济活动的效率，不仅在日常思维层次上受到广泛的重视，而且日益成为经济理论、管理理论，以及其他许多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科研究的对象。科学思维层次的活动效率观念得到较充分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人的活动效率观念的主导成分。

人的活动效率观念在科学思维层次的繁荣，为原来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日常思维层次之上的哲学思维层次的活动效率观念，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科学基础。关于人的活动效率的哲学观念日渐活跃起来。现代关于人的活动效率的哲学观念，首先是紧紧依靠具体科学的沃土生根开花的。它们在诸如经济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等哲学分支中初见其端倪，然后才有走向一般历史观、世界观的趋向。

但是，人类即使有了从日常思维到科学思维、哲学思维各层次的活动效率观念，也还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特别是对于现实中人们追求活动效率的消极后果常常不知所措。阿·汤因比认为，“斯巴达制度像奥托曼制度一样，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一方面使它们的效率提到非常高的程度，一方面它的非常的严格性又是它们的致命伤，终于使它们失败——便是它们完全不顾人情”⁽¹³⁾。

古代世界中较高的活动效率，很多都是以非经济的方式获得的，往往要靠严密的社会组织、严格的纪律和刑罚才能维持。在这种情形下，人的活动的有效性是与组织的严格性共生的现象。过分的非人的严格性压制活动主体，必然从根本上损害人的活动效率。而一旦组织的严格性不能靠强力保持时，这种活动的有效性就会随之丧失殆尽。

与古代世界不同，现代社会的活动效率主要是靠经济化的方式取得的。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说法，“经济化就是在互相争夺的各项目之间最合理地分配稀少的资源的科学；它是减少‘浪费’的重要技巧——这是由主导的核算技术所规定的计算来衡量的”。经济化方式的局限性在于：第一，它只衡量经济商品，其他都不在考虑之列；第二，往往产生越来越多的“外溢因素”，带来社会成本；第三，强调满足个人的私人消费，结果是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之间出现不平衡。

丹尼尔·贝尔认为，“核心问题是：经济化方式基于这样一个主张，即个人满足是计算成本和效益的单位。这是一种分散社会观，反映了一种功利主义的谬论，即个人决定的总和等于一项社会决定。然而个人决定的总和却具有远非个人能力所能驾驭的集体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会破坏个人的愿望”⁽¹⁴⁾。

西方工业社会在20世纪的迅速发展，既显示了它的巨大成就，也充分暴露了追求生产的高效率所带来的严重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病态等问题。那种盲目追求高效率，不惜任何代价增加生产的做法，遭到了日益增多的有识之士的怀疑和批评。从事活动的人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在追求高效率的主体活动中，不仅有主体性效应，还可能产生反主体性效应。正像美国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所说的，“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可能威胁我们持续地生存下去”⁽¹⁵⁾。

值得注意的是，流行的活动效率观念不仅受到立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的审视，而且受到立足于自然运动规律的理性的批判。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等指出，现代社会根据每个产量单位所需要的速度给生产率下定义；其实，热力学衡量生产率的标准更为恰当，它强调的是单位产量产生的熵。熵定律表明，当人加快自己或机械工作的能量消耗速度时，局部熵的减少或产品价值的提高，会在整个环境中的其他地方引起更严重的混乱。只要生产率按照单位产量速度来量度，将资源转化成经济效用的过程就会不必要地耗费过多的能量，引起熵即混乱的增大。“为了使所有生命尽可能地向未来发展，必须把社会能量流动降到最低水平。熵的经济是必需品的经济，而不是奢侈品的经济。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据此有选择地利用热力学概念而组织低熵社会。”⁽¹⁶⁾仅仅用熵定律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效率问题，说服力尚嫌不足。活动的人和人类社会作为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对它的效率需要在熵和负熵、无序和有序的矛盾关系中来把握。但是应该承认，里夫金等的观点是极富有启发性的，它从人们往往忽视的另一个侧面提醒人们，盲目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会造成熵即混乱度的增加。

熵之于生产率如影之随形。熵和产出、效益一起，都是人的活动投入、成本所带来的实际结果。“有火就有灰。”在特定活动系统之内熵减即有序度增加的同时，必然伴有该系统环境之熵增即无序、混乱的增加。如果单靠增加物质、能量投入和加快系统的运转来增加产出，这样的活动效率越高，后果就越令人担心。虽然我们不必接受彻底悲观主义的结论，可是盲目的乐观主义显然更不足取。由来已久的世界性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使得人的活动效率与熵的关系更加突出出来，增添了人们对21世纪人类社会前途的忧虑。

由上述可见，人类的活动效率观念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随之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充满矛盾和危机的现实世界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人的活动效率观念本来就是一种价值观念，是关于人的活动的价值观念。现在，这种价值观念本身的价值也成了疑问，面对着来自理论的和实际的诘难，人的活动效率观念还能够延续下去吗？如果能够，那么出路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