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帝教在太平军中的传播

一、宣传方式

军队是太平天国的柱石。鉴于战事倥偬，犁庭扫穴一统山河的使命尚未完成，太平天国十分重视在军队中宣传、强化上帝信仰，以巩固对军队的思想控制和绝对领导，加强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太平军甫克南京，城内军营的门扇便写上“人人拜上帝，个个上天堂，快来快来拜上帝”注348等宣传标语，生动形象地折射出这一独特的氛围。概括地说，太平天国在军队中宣传教义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定期举行宗教仪式，读天书注349，讲道理。

（一）定期举行宗教仪式

在太平军中，拜上帝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如前所述，凡新兵（俗称“新兄弟”）入伍，照例要举行拜上帝仪式，接受洗礼。平时，全体官兵每七日举行礼拜仪式，每天举行朝晚拜上帝仪式；此外，每逢佳时令节、攻克城池等喜庆之事要拜谢上帝，遇到修灶、生病、死亡等事要祭告上帝。新兄弟入营后，首先必须接受宗教仪式的训练。以庐州为例，“所有被掳的人问齐落清，一阵出来到后去，教得敬天父。系落过名子［字］，就算是他的人”注350。

在军中举行宗教仪式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太平天国败亡，其中不乏创意，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从具体要求上讲，为了使官兵们郑重其事，太平天国严令礼拜时不得怠慢，凡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杖责数百，无故缺席三次则斩首示众。这使得人们心存忌惮，不敢敷衍了事。从形式上讲，这些仪式大多在公共场所集体举行，单一的个人容易形成从众心理，即使心口不一也不会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从内容上讲，从饮食起居到生老病死，事无巨细都要祷告上帝，宗教和政治信仰几乎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从频率上讲，每隔7天乃至每天早晚都有仪式，此外还有一些不定期的仪式，借此可以时时提醒人们严守信仰，牢记使命。最为典型的一个细节是，在七日礼拜和早晚拜上帝仪式接近尾声时，书手焚化奏章，众人同时一跃而起，齐呼“杀尽妖魔”。一位对太平天国抱有敌意的读书人就此感喟道：“……朝朝暮暮尽如此，七日礼拜尤勤劬。错立赞美声伊吾，赞毕焚表升天衢。同时长跪同默祷，同时蹶起同狂呼（说‘杀尽妖魔’四字）。每饭不忘妖魔除，我兵纵忍忘区区……”注351

（二）读天书

为了防止军队受到异端邪说的蛊惑，太平天国实行严格的出版统制，宣布除官方刊行的书籍外，其余一切书籍（包括孔孟诸子百家）都是“妖书邪说”，均不得买卖藏读。太平军内部还就相关事项作了严格规定：

凡各馆书士，如有编造歌谣及以凡情歪例编成诗文迷蒙兄弟者，斩首不留。

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尔等静候删改镌刻颁行之后始准读习。

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焚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注352

在查禁妖书邪说的同时，太平天国十分重视自身的书籍撰刊工作。南京城设有专门的刻字、印刷机构，镌刻衙设在复成仓大街，刷书衙设在文昌宫后檐。书籍刻印颇具规模，以至“汗牛充栋，人人习见”注353。太平天国在军队中广为散发，要求官兵们在闲暇时仔细阅读，认真领会天情真道。洪秀全等人就此反复强调说：

今恐通军大小男女兵将未能熟知天父圣旨命令及熟知天兄圣旨命令，致有误逆天命天令也，故特将诏书寻阅天父天兄圣旨命令最紧关者，汇录镌刻成书，庶使通军熟读记心，免犯天令，方得天父天兄欢心也。注354

至兄弟安居营中，总要和傩勤慎，天晴则操练兵士，下雨则习读天书，讲解分明，互相开导，俾人人共识天情，永遵真道。注355

晴则俱要勤操炼［练］，雨读新旧遗诏文。注356

在众多书籍中，《天条书》因为辑录了十款天条、《赞美经》和各类奏章，属于不可或缺之书，所以最受重视。据清方记载，该书刊刻遍布，“初犹每馆一本，既则人各一本，胁令被掳之人朝夕诵读”。照此估算，其发行量当以万册记。太平天国要求熟读乃至能够背诵该书内容，规定“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定营规条十要》第二条也规定：“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凡目不识丁者，则指派识字之人“诵习口授之”。在此背景下，有些士兵甚至“以背诵天条为能，夸耀于众”注357。

熟记《赞美经》除参加宗教仪式所必需外，另一作用是在夜间巡营时问答口令。每天晚饭后，各馆首领照例到统帅处听取当夜的口令，然后再下达给全体士兵，以防范敌方奸细。口令一般从《赞美经》中随意摘取两个字，诸如“省悟”“踊跃”“悔改”等，每日一改，可使口令在40天左右不相重复。注358这是太平天国使宗教服务于军事的一个生动事例。

（三）讲道理

鉴于太平军成员大多不识字，读天书的方式难以推广，太平天国还采用集中训话的方式进行口头宣传，名曰“讲道理”。按照规定，“凡传令听讲道理，如各馆有无故不到者，枷七个礼拜，责打一千；再犯斩首不留”注359。太平天国没有设立专门的神职人员，所以，“天朝凡讲天情道理者皆是官长，依圣诏所宣也”注360。开讲之前，照例先有人在营地鸣锣传令，预告将于何日何时齐集何处听讲道理。训话的内容均不离宗教，但主题各有侧重，通常是将宣讲教义与政治宣传、思想教育、发布军令结合起来，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类：

1.整饬军纪

太平天国严禁军队滋扰民间。《行营规矩》共计10条，其中有4条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令军兵男妇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及搜操药材铺户并州府县司衙门”；“令不许乱捉卖茶水、卖粥饭外小为挑夫，及瞒昧吞骗军中兄弟行李”；“令不得焚烧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令不得枉杀老弱无力挑夫”注361。鉴于“新投军人兵士甚众，良莠不齐，难保无不法之徒乱行滋扰，诚非上帝救世之心，我主爱民之道”，军中将领尤其重视对这些士兵的教育，饬令“至各军新收兄弟，仰尔同衙人等善为教导，修好炼［练］正”注362。 于是，整饬军纪便成为讲道理的主题之一。太平军早期的军纪之所以比较严明，除严刑峻法的威慑作用外，与思想教育工作抓得较紧也有很大关系。

2.激励士气

在攻打南京之前，军中将领在城外搭高台于旷野，多次进行阵前动员，略谓天父上帝救人，生出天王、东王等教导你们，众兄弟姐妹好大福气，将来享福无穷云云。定都后，这种活动进行得更加频繁。 注363 倘若在吃了败仗后出现军心不稳的苗头，则安抚人心说：“万事皆由天父排定，尔等都要练得正正真真，不怕妖魔一面飞一面变，都难逃天父手内过。众兄弟切不要慌，兄弟们升天乃是好事，胜败常事，总是兄弟中多有不肯真心顶天之人，才被妖魔侵害。此是天父磨练我们的，务要放胆放草，自有天父看顾，天父自然大显权能。尔想在永安时尚蒙天父救出，此时还怕妖魔何事？切不可反草变妖逃走。天父曾说：‘任尔三更逃黑夜，难逃天父眼睁睁。’……现立卡房多处，谅尔等难逃，一经捉获，五马分尸。尔等放着天福不享，自寻死路，真是被鬼迷被鬼捉，真下贱矣。”注364

3.发布军令

若仓促行军，则点明番号，传某几军各带衣装刀械于何处听讲。等队伍齐集后，先讲一番天情道理，然后宣布说：今已有密令交某丞相某国宗往何处打江山，尔等立刻随行，不准归馆。于是数军之众各随统帅开拔，行军十分迅捷。

4.思想动员

若逢开山、填河、伐木等苦差，则召集士兵们进行思想动员，先讲相关禁令，接着讲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莫大功劳；天王列王操心费力，乃埋世人，尔等何得浪费天父之禄？兄弟们要享天福，必要吃些辛苦，果到阻隔艰难之处，自有天父看顾，切不可退悔，致前功尽废，速随某官往某处做某事。

二、从“蓄万心如一心”到“人心冷淡”

通过定期举行宗教仪式、读天书、讲道理等方式，太平天国在军队中大力宣传教义。从组织形式上讲，太平军既是一个军事组织，同时又兼有宗教团体的性质，每一名官兵都无一例外地是上帝信徒。在这种背景下，广大将士对上帝教教义的核心内容基本上都耳熟能详。

例如，1854年1月14日，太平军攻克安徽庐州。在城内开砻坊的周邦福时年45岁，下有二子四女。在被掳到某馆做“先生”后，他谎称名叫周大文，52岁，有妻无子，母亲已81岁，并以侍奉老母为由，跪着央求太平军放他回家。一位首领面带愠色地说：“你可知道，天父开恩不杀你。倘那时杀了你，你可要去家瞧老母？今日天父开恩不杀你，你就要去家瞧老母？……你说有几千担米，你知道是谁的？是天父赐的。”见周邦福仍然执意要回家，该首领便进一步开导他，居然用十分通俗的语言，声情并茂地讲出了上帝教教义的精髓：

你可知道，你说你有老母，就是我家也有父母妻室儿女。天父差我们下来打江山，江山打平，你做官，就接家眷上任；你不愿做官，送你回家，父母妻子团圆。十分江山已打了九分，只剩一分，就是万万年江山万万年福气。你可知道，你们妖魔迷蒙，死下去又有阎罗妖叫你受罪。吃天父饭，活则享天福，死了就上天堂。注365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兵们熟悉、理解上帝教教义的情况。正是在上帝信仰的激励下，广大将士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精神力量。清江南大营围困南京期间，太平军以轻蔑的口吻向清军喊话说：“尔有十分命，只有一分胆；我只一分命，却有十分胆。”注366这是他们真实心理的写照。

关于太平军的士气和精神状态，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广西围剿事务的内阁大学士赛尚阿深有感触。他在一份奏折中就此叹曰：

粤西股匪虽多，本以金田会匪最为顽狡……此股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死党累千盈万，固结甚坚，不惟设谋用间解散未从，即叠经擒斩芟剃之余，而所过地方，向有愚民陆续煽聚。一经入会从逆，辄皆愍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睹此顽愚受惑情形，使人莫可其哀矜，尤堪长虑。注367

时人笔记对此也有不少描述。陈徽言《武昌纪事》说，太平军“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祷，口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谋遂意’，祝毕，赴汤蹈火在所不顾”注368。 佚名《金陵纪事》则形容太平军“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注369。

清方阵营每每指斥洪秀全等人“藉邪教以倡乱”，假托鬼神煽惑愚民，以为渊丛之聚。至于上帝信仰究竟有何种魔力，能够使无数下层民众铤而走险、至死不渝，他们普遍不知就里。陈徽言稍有见地，认为太平天国从西洋耶稣教，“斥阎罗为妖，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无知愚氓见彼所为，谓‘天壤间无复有鬼神’，爰敢肆无忌惮，助之为虐，其死心为彼甘蹈白刃者以此”注370。的确，在起义者的心目中，上帝拥有无限权能，是主宰一切的独一真神，这使得他们敢于蔑视旧的权威和统治秩序。但最根本的因素在于，人们相信“吃天父饭，活则享天福，死了就上天堂”。这才导致起义者汇聚在上帝的旗帜下，为谋求无灾无难、均匀饱暖乃至威风快活，以一种冲决网罗的心态，义无反顾地投身打江山的事业。1860年夏，杨笃信牧师在谈到对苏州太平军的观感时便指出：

从所得到的消息来看，宗教因素显然已有力地渗透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之中……宗教是这场运动所依赖的基础，是它生命不竭的源泉……太平军感到自己有一项使命要完成，深信他们是在一个正确路标的引导之下，并有一只全能的臂膀在支撑着他们，这就是他们的灵感。他们将胜利归功于天父的看顾，将失败视为天父对他们的惩罚。上帝与他们同在，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作为一个严苛的君主，而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上帝。他温和地关注着他们的一切，并亲手领导着他们。注371

正因为迎合了人们的现实愿望和要求，上帝信仰才能激发出人们排山倒海般的精神力量。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与清政府对峙14年，太平军先后纵横驰骋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池，使清王朝的统治一度摇摇欲坠，与此有很大关联。

杨笃信访问苏州时，正值太平军连战告捷，士气高涨，军事上的胜利暂时掩盖了其潜伏的信仰危机问题，因此他的观感并不全面。当杨笃信不久后与艾约瑟牧师再度来访时，洪仁玕坦率地表示：太平军中的宗教状况已大不如前，他一到南京就觉察到了这一点；即使在作为中坚力量的广西人中间，宗教热情也比运动开始时减弱了。注372在公开刊行的一部书中，洪仁玕还对太平军今昔的士气作了对比，认为“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而“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注373。太平军的士气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宗教原本是一种虚幻的世界观。如前所述，洪秀全所推出的独一真神信仰依旧是在造神，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从而注定了由此所孕育出的宗教激情最终仅是泡沫现象。具体地说，导致太平军内部出现信仰危机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两点：一是上帝信仰的内涵日趋僵化空洞，二是理论上的互相抵牾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

洪秀全在后期致力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相继整理刊行了《旧约》《前约》和《真约》，使上帝教拥有了独立而又完整的宗教经典。但是，由于此举的主旨仅是渲染洪秀全真命天子的地位，推行个人崇拜，因此，上帝信仰的内涵非但没有得到丰富和发展，反而变得更加僵化和空洞。

此时的洪秀全一味谈天说梦，思想迂阔而又偏执，已见前述。通过考察洪秀全对幼主洪天贵福注374所实施的启蒙教育，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进一步了解洪秀全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及这些说教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洪天贵福年仅5岁，但十分任性淘气。有关他冒雨游玩、将宫内宝物戏弄毁坏的故事传到宫外，乃至惊动了权倾一时的东王杨秀清。注3751853年12月，杨秀清在向洪秀全抖落天父下凡的威风时，插手后者的家务事，其中便谈到管束洪天贵福的问题，告诫“切不可任其率性所为”，事详《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

洪天贵福6岁开始读书，接受上帝教教义的启蒙教育。因为内宫不允许洪氏父子之外的男性居住或出入，所以由年长10岁的同父异母姐姐洪天姣注376担任他的启蒙老师。据洪天贵福后来回忆，他在宫中先后读过《十全大吉诗》《三字经》《幼学诗》《千字诏》《醒世文》《太平救世诰》（《太平救世歌》之改名）和《颁行诏书》等书。洪秀全在为洪天贵福圈定书目的同时，还禁止他阅读古书。据洪天贵福自述，“老天王叫我读天主教的书，不准看古书，把那古书都叫妖书”注377。

洪天贵福的日常生活也与宗教密不可分。每天就餐之前，他照例要祷告上帝，口中念叨“感谢上帝，祝福有衣有食，无灾无难，魂得升天”；参加七日礼拜仪式也是他的必修课之一。兵败被俘后，洪天贵福一一默写出食饭祷告文和《赞美经》，足见这些礼仪留给他的印象之深。

此外，洪天贵福每天要四次写本章向其父洪秀全请安。这些本章的格式显然是由洪秀全本人拟定，然后再由年幼的洪天贵福每天依样画葫芦递上去。以下便是这些本章的具体内容：

早朝请安本章

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安福坐，爹爹万岁万岁万万岁。跪请爹爹圣体安否，求爹放宽圣怀，永坐天国万万年。

早饭请安

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安福食宴。

午时请安

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安福坐。跪请爹爹身安否，请爹宽心。

夜饭请安

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食宴，食毕宴放宽圣怀安福睡。注378

文中凡遇“爹爹”“爹”字眼时，一律抬头两格，以示恭敬。洪秀全十分重视传统的孝亲观念，所以有意识地通过上述礼仪向幼主灌输这一思想，但未免过于繁琐。另一方面，这些本章的要旨是祝福洪秀全吃好睡好，圣体安泰，坐稳江山，与天王自称“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如出一辙。问题是时局果真一片大好、连睡紧都坐得江山吗？这种心态会对洪天贵福产生什么积极影响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下面一则故事可以进一步说明洪秀全后期的心态。时在忠王手下任左同检一职的熊万荃投洪秀全所好，特意训练了一只青鹦鹉相献。这只鹦鹉会说话，每天都说“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亚父”指上帝，“崽”指洪秀全和他的子孙。洪秀全大喜过望，在宫中用银笼将鹦鹉圈养起来。1861年6月19日（天历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他还郑重其事地专门为此颁布一道诏旨，说这只鹦鹉是上帝恩赐的“瑞鸟”，所讲的话是“上帝圣旨”注379。 时年13岁的洪天贵福正是在这只饶舌鹦鹉的陪伴下成长的。在被俘后回忆宫廷生活时，他先后两次提到这只青鹦鹉会讲什么话，并且一字不差地写了出来。注380可见这一细节留给洪天贵福的印象之深。

洪秀全苦心孤诣地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洪天贵福，试图培养好自己的接班人。但事与愿违，以他这种偏执虚诞的心态，显然不会对洪天贵福产生什么正面影响。而洪天贵福本人对这些空洞乏味的说教也实在提不起兴趣，基本上属于虚应故事。单从将上帝教混同于天主教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他对上帝教的认识极为肤浅。相比之下，洪天贵福似乎对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心仪。他曾经违抗父命，私下从天王那里拿走30多本古书来阅读，但大多不成套，其中包括《艺海珠尘》四五本，《续宏简录》卷四十二、卷四十三，《史记》两本，《帝王庙谥年讳谱》一本，《定香亭笔谈》一本，等等。正式登极后，洪天贵福又“写票要有四箱古书”。这是后话。

以洪天贵福的身份尚且如此，遑论一般的太平军将士。自天京事变后，洪秀全越来越沉湎于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一心营造洪氏家天下，动辄便说“爷哥朕幼”“父子公孙”。这是他的总体思想特征。在逐渐淡忘其追随者利益的同时，洪秀全又一味谈天说梦，忽视人力。这一套理论自然难以继续吸引群众、打动人心。

另一方面，上帝教教义存在着不少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就连太平天国内部也有人表示过疑惑，已见前述。个别互相抵牾的教义则是致命性的，这突出体现在对洪秀全、杨秀清以及杨秀清与萧朝贵关系的界定上。注381以洪杨关系为例，在世俗意义上，洪秀全是君，杨秀清是臣，但在宗教意义上，君变成了子，臣却变成了父。这种关系的倒错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破绽，并为日后的内讧埋下了祸根。清方对此嗤笑不已，张德坚《贼情汇纂》一书便说，洪秀全在被杨秀清以天父名义羞辱后，“其为君臣如初”，如同“荒唐儿戏”；表示“未闻跪而受杖仍尊为王者”注382。天无二日，于是，洪杨之争最终只能以流血来收场，非一死不能了之。结果，作为天父化身的杨秀清居然被天父第五子韦昌辉杀死，并被悬首示众。这对人们内心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更为关键的是，太平天国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形成巨大的反差。洪秀全等人一面强调天下一家、人皆兄弟，一面又严判上下尊卑，推行森严的等级制度，导致其内部苦乐不均、两极分化的现象日趋严重。例如，在烽火连天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太平天国领导层却不惜人力财力，在南京城内大兴土木修建王府。“木工瓦工千万人，营营扰扰晨至昏。但有口粮无雇钱，妻孥冻馁空忧煎……民房瓦，皇城砖，上河水尽芜湖盘。取不禁［尽］，用不竭，峻宇雕墙且休说”注383。这是一幅与当时背景极不协调的画面。抬砖、凿池修塘等重体力活均由女子承担，“砖在皇城根，抬至东辕门；砖在南城厢，抬至黄泥冈。数回已逼天昏黄，百长叱咤人踉跄；取盈偶然窃道左，冷水浇背带枷锁。夏日郁郁雨如泻，破衫里头泥及髁；冬日烈烈雪如掌，胫没履穿手落杖。女人私向匠人问：土木经营何日竟？匠人微笑姑应之，日复一日无了期”注384。可见劳动强度之大以及人们在严厉管制下的无奈、怨艾情绪。东王属员为此告诫人们“切勿因些微劳苦，辄生嗟怨，遂致半途自废，尽弃前功”，并将“建造天朝、东府”与“守卡巡更，筑营运粮”相提并论，声称“然今日之事，皆是天事，我等同为上帝之子女，以子女而趋父事，自是份所当然，理所宜然”注385。繁重不堪的劳作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些微劳苦”，建造王府竟然被冠冕堂皇地解释为“天事”，这种套话很不近人情，只会激起人们的排斥心理。竣工后的天王府规模宏大，穷极壮丽，洪秀全喜不自胜地描摹道：“京都钟阜，殿陛辉鲜，林苑芳菲，兰桂叠妍，宫禁焕灿，楼阁百层，延阙琼瑶，钟罄［磬］锵铿。”注386王府落成了，但上帝信仰却被玷污了，太平天国的形象也严重受损。

又如，太平天国在定都后继续推行隔绝男女、拆散家庭的政策，规定即使是夫妻同居也是死罪，强调“但当创业之初，必先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注387。但与此同时，首义诸王却实行多妻制，在民间频繁选美。杨秀清就此解释说：“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注388此话丝毫经不起推敲：一方是妻妾成群，纵欲无度，而另一方却是怨女旷夫，虽夫妻也不能同居——如果说“婚姻天定”，那么，这位上帝为什么如此偏心呢？上帝的公正又体现在哪里呢？该政策同样搅得人心浮动，怨声载道。杨秀清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至一切军机政务，无不细心体贴，总由至公至正，仰观必求合乎天心，俯察必悉协夫人性。”注389其实，人毕竟不是冥冥之中的神，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弱点或缺陷；个人意志一旦过于膨胀，就必然会走向极端。在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的年代，做到至公至正、充分体现“天心”和“人性”是不可能的，出现言行相诡或言不由衷的现象在所难免。问题的症结在于，洪杨等人是打着上帝旗号来为自己的特权辩解的，这就直接动摇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

太平天国始终刻意渲染天父上帝的权能，声称10日之内一举攻克南京是天父显示权能的结果，强调“我们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显权能，即可扫荡妖氛、四海升平矣”注390；宣称“自金田而至天京，势如破竹；越铜关而扫铁卡，所向无前。岂人力所能荡除，实天功之所歼灭！”注391其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的“天功”完全是靠“人力”来体现的。在政治大对决中，人心向背历来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如果人们发现上帝信仰仅是镜花水月，那么，当初所焕发出的激情便会成为昙花一现，就不会继续无怨无悔地为这种信仰效命。换句话说，如果上帝仅关心极少数人的利益，对绝大多数人的处境和感受漠不关心，人们又凭什么去信奉上帝呢？

可惜洪秀全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是抱残守缺，在谈天说梦中自我陶醉，在宗教情绪中越陷越深。注392客观地说，洪秀全并没有完全忘怀普通军民的福祉，后期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便是一例，但正如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的供词中所说，此时的洪秀全更多关心的是洪氏家天下，且“一味靠天”“言天说地”“信天不信人”。因此，尽管他在构建上帝教经典上殚精竭虑，但终归属于缘木求鱼，无济于事。

事实证明，一种信仰或意识形态，倘若不能真正触动人的灵魂，就会单纯地流于形式；而宣传造势一旦流于形式，无论搞得多么有声有色热热闹闹，也不过是表面文章，无关宏旨，甚至会起反作用。李秀成本人的宗教意识相对比较淡薄，但这并不是导致他后来出现忠王不“忠”现象的直接原因；至少在被俘之前，他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称得上是赤胆忠心。相反，洪天贵福是由洪秀全一手调教出来的，并且是洪秀全的法定继承人，但他在被俘后却表现得奴颜媚骨，没有丝毫的血性。更有甚者，一些投机分子动辄奢谈上帝信仰，将之视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纯属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归王邓光明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率部倒戈后，仍在“常捷军”领队、法国人日意格（P.M.Giguel）面前大谈太平天国宗教，觍颜声称仍然信奉洪秀全的教义，以此相炫耀，并当众奚落另一名叛将比王钱桂仁对此一窍不通。注393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政治信仰庸俗化、功利化，这是出现信仰危机的一个最明显的征兆。

在定都初期，太平军总兵力仅有十余万人，而后期单是忠王李秀成部就达百万之众，但战斗力却大不如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军心不稳、士气低落便是其一，而这与信仰危机的蔓延有着直接关系。1861年冬，一名士兵在浙江秀水某饭馆对众人诉苦说：“长毛做不得，不如行乞。我从头子在杭打仗一月矣，不曾吃得一顿饱饭，至今日方得果腹，且又死生不测。”注394这种心态在新兵中比较具有代表性。在局势急遽恶化的情况下，虽然仍有不少忠勇的将士抱定与城池共存亡的信念，与清军血战到底，上演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活剧，诸如守九江的林启容部、守安庆的叶芸来部、守常州的陈坤书部，但与此同时，军中哗变或潜逃事件时有发生，从而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败亡。例如，1863年末，纳王郜永宽等八位将领刺杀慕王谭绍光，开门揖盗，将苏福省省会苏州拱手献给李鸿章，导致苏南腹地门户洞开，标志着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这一末世光景与前期“俱各奋不顾身，打破铜关铁卡”的高涨士气相比，恍如隔世。

在南京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朝不谋夕之际，李秀成力劝天王“让城别走”，但被否决。天王严斥道：“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具［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与［于］水，何具［惧］曾妖者乎！”注395但是，这一番豪言壮语并没有能够阻遏湘军的凌厉攻势。1864年7月19日，南京终告失守。湘军入城后大肆焚劫，大火延烧七日不熄，致使“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注396。7月31日，湘军营官陈寿武在黄姓宫女的引导下，在天王府御林苑挖出洪秀全的尸身。据目击者称，洪秀全虽已死去两个月，“尚未腐坏，中衣皆绣龙，头秃，须已微白”注397。次日，为了泄恨，湘军刀戮洪秀全尸身，然后焚尸灭迹。上帝神话连同天堂之梦遂在烈火与烟焰中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