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制约因素系统

活动主体、活动客体和活动中介，这三个要素有机地形成人的活动的系统结构，同时也构成人的活动效率的制约因素系统。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活动的主体、客体、中介三个要素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影响人活动的效率；但要从整体上把握人的特定活动的效率，必须着眼于该项活动的制约因素系统的整体联系和整体状态。

对于系统性的问题，只能运用系统性的方式来解决。按照奥地利生物学家、系统论创始人L．贝塔兰菲的说法，“系统方法”正是这样应运而生的：“提出一定的目标；为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就要求系统专家（或专家组）在极复杂的相互关系网中，按最大效益和最小费用的标准去考虑不同解决方案，并选出可能的最优方案。”⁽²⁴⁾

对于人的活动的系统分析，首要的具有前提意义的当属目标分析，即活动目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确定。在活动目标明确之后，人的活动的系统分析本质上就是以怎样的活动过程实现怎样的活动结果的分析，就是以特定活动实现特定目标的活动效率的分析，因而也就是对制约人的活动效率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

我们可以把活动的主体、中介、客体三个要素统一起来，看作是制约人活动的效率状态的三个维度。当然，制约人的活动效率的这三个维度并不像标示物体空间位置的直角坐标系那样，只要给出三个维度的量，就能在坐标系中找到相应的活动效率的确切的值。人的活动效率是一个关系范畴，作为状态也不是实体的状态，而是某种关系的状态。人的活动效率取决于活动的主体通过中介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然而人的活动效率又不等于这种相互作用本身。它是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确切说是有效结果）的关系，是活动的主体、中介、客体诸要素在相互作用中作为活动的投入与其产出的关系。

所以，在考察某项活动的效率时，不能仅凭对活动的主体、中介和客体及其关系的直观，还需要进一步对这些要素的投入和作用过程同相应的结果和产出加以比较，研究由于活动的投入要素和作用过程的各种方式的变化会给整个活动效率带来的影响。这就是说，考虑人的活动效率，至少应把握住两个系列的内容：其一，活动的主体、中介、客体诸要素的投入和作用过程；其二，活动的主体、中介、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或产出。

假如人所从事的不是固定性的程序化的活动，而是探索性的需要不断完善的活动；那么在这种活动开始之前和进行之中，上述两个系列的思考内容还应当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体。这就意味着需要预先考虑到多种活动方案和结果的可能性，并且做必要的实际条件的准备，以便在情况发生变化要求主体活动作出调整时能够应对自如。对于人的活动的效率分析，就是对诸要素的投入和作用过程与其相互作用的结果或产出这两个系列的内容及其变体进行对照、比较、优选的过程。

在这种分析中，实际上包含着纵向的和横向的两种对比：其一，上述两个系列作为活动中的前因后果，即活动的投入和作用过程与活动的作用结果或产出的对比，这是一种纵向关系对比。其二，在上述两个系列的变体之间，对活动的不同方案可能造成的不同的投入或作用过程、不同的作用结果或产出加以对比，这是一种横向关系对比。人们关于自己活动效率的系统思考，涉及纵的和横的对比系列的变换和复杂的质与量的关系，因而是思维中缜密的运演和计算。

显而易见，要想形成较好的活动效率状态，在活动的主体、中介和客体之间，应该有适当的配置关系。活动的主体，主体所拥有的中介手段，以及主体运用中介所面对的客体，三个要素之间要能够互相适应，并且协调地相互作用，既产生出合乎目的的结果，又尽量减少活动要素的消耗，那么这种活动就是较高效率的。

古诗中说：“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²⁵⁾身手非凡的健儿有了蹄下生风的快马，再加上宽阔畅通的驿道，活动的主体、中介、客体要素相契合，足以胜任高效率的书信传递。诗中所说的这种具体形式的活动要素的配置，虽然在现代社会生活里早已不具有古代那样重要的意义，但人的活动效率受活动基本要素系统制约，却是古今共通的道理。

人类在实践中积累的活动要素的适当配置关系，在人类活动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变化着。因而，对于这种要素配置的动态关系，只能在人的活动的动态历史过程中加以把握。在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以生产工具为主）和劳动对象，是劳动这种活动的主体、中介和客体。物质生产活动的这三个要素的具体结合形式，以及由之而来的特定的效率状态，是一种历史性的系统关系。

马克思写道：“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²⁶⁾

这里所说的“人本身的自然”，属于活动的主体方面，是活动主体的自然特质。“人的周围的自然”即外界自然条件，起初都是作为活动的客体而存在的。但从这些要素在人的活动中的进一步转化来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可以分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前者由劳动活动的客体转变为消费或享受活动的客体，但始终是活动的客体；而后者则转化为劳动资料，成为活动主体借以作用于活动客体的活动中介。在人类活动的初期，劳动活动客体的状况直接决定着劳动生产率。在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能够转化为劳动资料的自然条件越来越重要，意味着劳动活动中介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以上主要是从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然条件方面来说的。如果全面地考虑到这种生产活动的社会条件，即人作为活动主体的社会性质和活动主体的社会结合，那么，活动主体在制约劳动生产率的诸因素中无疑是最重要的要素。当活动主体因素相对稳定时，活动中介特别是活动主体制造和使用的机器，直接左右着这种活动的效率。在现代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的更高的（或不同的）效率”，“取决于通过分工和由于熟练程度的提高而达到的技能等等，或取决于使工人可以提高他们的产量的机器的作用”⁽²⁷⁾。

机器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作为相对独立的活动中介系统，也有某种进化的过程。机器的发展速度有时相当迅速，以致活动主体的普遍发展有时竟落后于机器这种活动中介的发展。面对人所制造的运转着的庞大的机器系统，单个的人时常会感到自己主体地位的丧失。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机器的特征决不是像［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在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方面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在机器的运转，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²⁸⁾。

在这种情形下，活动主体与活动中介被倒置：主体变成中介，中介成为主体；机器成了活动的主体，而人却做了机器的附属物。劳动的异化带来的人的异化，首先表现为人与机器关系的颠倒，进而还表现为机器作为活动主体通过人这种活动中介生产的产品对于人的奴役。在这样的活动要素关系中，也可能形成某种高效率，但那已不是人的活动的效率，而仅仅是机器运转的效率。人与机器之间的主体和中介关系的倒置，由于贬损了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必然从根本上影响人的活动效率。

造成这类异化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人与机器的关系本身，即人还没有能够作为活动主体来掌握机器，或者机器失去人的控制而成为主体。要消除这种异化，就必须使人真正掌握和控制作为活动中介的机器。另一方面，则在于物质生产活动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当人和机器都只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服从于某种凌驾于整个活动之上的主体时，即使人在对于机器的关系中成为主体，他作为手段仍然是一种中介，他的活动产物对于他仍可能是一种异己的力量。要改变这种异化状态，就必须全面改善人的活动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使人真正成为自己活动的主体。人的主体性与人的活动效率具有内在的相关性。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管理理论发端于对劳动生产率的研究。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经济管理思想十分活跃，反复探索了制约生产活动效率的各种因素，出现诸多观点各异的学派，形成茂密的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从西方经济管理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其间明显地贯穿着这样一条线索：管理学者们在制约社会生产效率的诸要素中，日益重视活动主体即人的因素的作用，并把对活动主体的注意由外在的方面转向内在的方面，由片面的特征转向全面的发展。

20世纪中叶，美国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尝试划分以关于人性的不同假设为基础的两种管理理论——X理论和Y理论。这种理论划分凸显了不同性质的主体与相应的管理方式对于人的活动效率的影响。

作为X理论基础的人性假设，是所谓“经济人”或“实利人”。按照这一假设，一般人的天性就是懒散，总想少做工作，不愿承担责任，宁可被别人领导。面对这样的人，只能采取两种方式：强硬的X理论或者温和的X理论。强硬的管理方式，包括强迫和威胁、严密的监督及对人的行为的严格控制；温和的管理方式，包括采取随和的态度、满足人们的要求及和睦相处。或者这两种方式并用，即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办法。事实表明，X理论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把活动中的人当作活动主体对待的，很难达到和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与X理论不同，麦格雷戈提出了以“社会人”或“社交人”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的Y理论。“社会人”的假设依据人的多层次需要理论，强调人除了生理需要、受保障的需要以外，还有社会需要、自我需要和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需要。在这种理论看来，“动机、发展潜力、承担责任的能力以及愿意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行动——所有这些特质都是人所具备的”⁽²⁹⁾。

按照Y理论所进行的管理，应当是一个创造机会、挖掘潜力、排除障碍、鼓励发展和帮助引导的过程，这是一种与“控制法管理”不同的“目标法管理”。显然，Y理论更注重从主体的、能动的方面去看人，有利于增强人在生产活动中的主体性，改进人的活动效率状态。

但是人们注意到，如果把X理论和Y理论的差别过分夸大甚至极端化，就会与实际的管理过程不相符合，因为现实的人既不是纯粹的“经济人”、“实利人”，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人”、“社交人”。于是，J．J．莫尔斯和J．W．洛希又提出以“复杂人”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的超Y理论，试图对Y理论加以补充。超Y理论主张，在所要完成的工作的性质和做那工作的人的需要之间，应当予以配合。由于人们分属不同的需要类型，只要工作和组织设计适合于这些需要，整个活动就会有较高的效率。⁽³⁰⁾

20世纪80年代初，威廉·大内通过研究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经验而提出Z理论，在X理论、Y理论、超Y理论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Z理论对人性的假设比“经济人”、“社会人”和“复杂人”更深入人的内在本质，实际上是“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的假设。这一理论强调，生产率是个社会组织的问题，或者说是个管理组织的问题，它取决于生产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微妙性和亲密性。Z理论认为，“人道化的工作条件不仅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为公司增加利润，也使雇员感到自尊。心情舒畅能使每一个人作为人而更好地进行工作”⁽³¹⁾。

从上述各种人性假设和各种管理理论的演变中，确实可以看到，人们越来越明了活动主体即人在活动效率制约因素系统中的主导地位。人的内在的、全面的而又现实的主体性，群体主体、社会主体和全人类主体内部的和谐关系，是保持和提高人的活动效率的关键所在。

除了活动的主体、中介和客体三个基本要素以外，参与制约人的活动效率的还有其他因素，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管理控制因素。科学活动和管理活动各自都是人的一种活动，也有其活动的主体、中介和客体，甚至也包含着科学技术因素和管理控制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同样制约着人们的科学活动和管理活动的效率。

当然，我们这里要讲的主要不是相对独立的科学活动或管理活动，而是普遍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的科学技术因素和管理控制因素。作为人的活动中的参与因素，它们并非独立的要素形态。科学技术因素、管理控制因素与活动的主体、中介、客体要素相结合，使自身主体化、中介化、客体化，同时也使活动的主体、中介、客体带上科学技术和管理控制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活动的主体、中介、客体科学技术化和管理控制化。科学技术因素和管理控制因素在活动的主体、中介、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活跃起来，发挥各自的特殊功能。

在人类活动的早期，在单个人的、简单的活动中，似乎说不上有什么科学技术和管理控制的因素，但作为这些因素的萌芽状态的知识、能力和自我协调等因素显然不能排除。由于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规模的扩大，科学技术和管理控制的因素越来越不容忽视，成为制约人的活动效率的重要方面。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³²⁾

如果说科学技术使活动的主体和中介手段得到强化，使活动的客体更适合于活动的要求，并给予这种活动以效率更高的动因，因而归根到底是加强了人的活动诸要素的作用；那么，管理控制因素则使活动的主体、中介和客体诸要素各自的作用互相配合，使科学技术因素适宜地参与其中，并不断通过反馈调节人的活动，因而归结起来是协调了人的活动的诸因素的作用。科学技术和管理控制因素对于活动的主体、中介、客体的强化和协调相统一，使人的活动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离开这两个因素在现代社会里的正常发展，就不可能有现代人活动的高效率状态。

科学技术和管理控制作为人的活动中的重要因素，贯通于活动的主体、中介和客体三个要素之间，集中体现了人的活动结构的系统关系。由于这些制约因素构成的系统的整体相关性，不仅活动的主体、中介和客体的一定的历史水平是相关的，而且活动的主体、中介和客体的特定水平也同特定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控制水平相关联。至于科学技术和管理控制两因素的关系更是显而易见的，以致人们时常把它们看作同一个因素。贯穿于人的活动中的科学技术要求有相应的管理控制的保障，而人的活动的管理控制也需要相应的科学技术手段。所有这些因素处于系统的整体联系之中，特定的人的活动效率取决于这些因素的特定的系统关系。任何对人的活动效率状况和提高活动效率的方法的研究，都只能从对制约人的活动效率的各种因素的系统关系的考察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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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版，第2卷，685页。

(2) 同上书，70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版，第4卷，6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李孝忠：《能力心理学》，69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5) ［美］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10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 参见高玉祥：《个性心理学概论》，109～132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7) 夏甄陶：《认识论引论》，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版，第2卷，68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272页。

(10)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273页。

(12) ［美］西蒙：《人工科学》，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3) ［德］卡西尔：《人论》，34页。

(14) ［英］波普尔：《无穷的探索》，197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15)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436～4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16) 夏甄陶：《论认识系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2）。

(17)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8) 同上书，12～13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209页。

(20) 同上书，210页。

(21)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43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49页。

(23) 同上书，297页。

(24) ［奥］贝塔兰菲：《一般系统论》，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25) 《折杨柳歌辞》。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586页。

(27) ［德］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47～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90～91页。

(29) ［美］麦格雷戈：《企业的人员管理问题》，载《外国经济管理选译》，1979（5）。

(30) 参见［美］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488～489页。

(31) ［美］大内：《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6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