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别效率的边际和转移

从普遍的、一般的意义上说，提高人的活动效率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不应将它限制在某个水平上。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拥有极其丰富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地组织起来，妥善地加以调配，就可以给一切人带来最大的利益”⁽²⁰⁾。但在现实中，特定的、个别的活动总是受到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主体本身条件的制约，因而人的活动效率的提高又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作为在一定条件下人的活动效率难以越过的界限，可以称之为个别活动效率的边际。个别活动效率的边际状态或临界状态是一种特殊的质态，它可能保持下去，也可能向新的质态转化，故尤其需要加以研究。

在个别活动效率的边界上，任何进一步提高活动效率的努力本身都是低效或无效的，似乎碰上了无形的屏障。假如已经达到边际的活动效率是足够高的，能够较好地实现人活动的目的，或者尽管活动效率不够高，但这种活动及其结果对于人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就力图保持这样的活动效率，并随时准备在条件发生改变时突破效率屏障，把活动效率的边际向外推移。其实，这两种情况也可以视为一类情况。因为当某种活动的产出或效益对于人必不可少而又难以得到时，它的真实价值就会由于其稀少性而升值，因此这种活动在实际上又可看作是有较高的效率。

与上述情况不同，如果已经达到边际的效率依然很低，而这种特定的活动又不是非做不可、不可替代的，那么，人们就会倾向于活动内容和方式的转移，转向既合乎人的目的又有提高效率的潜力的活动。这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代用，只不过不是部分的、局部的活动的代用，而是整个活动的代用。相应地，人的活动效率也从原先的效率边际移开，即绕过原有的效率屏障，指向新的活动的实际条件，尝试提高人的活动效率的现实的可能性。

造成人的活动效率边际的因素，大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的活动的内在的、直接的方面，即活动的投入、成本因素和产出、效益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的活动的投入和成本的简化、代用，以及有利于活动效率提高的复杂化、高级化所达到的极限，活动的产出和效益的增长、最大化、优化、高质化所达到的极限，是内在地直接规定人的活动效率边际的因素。其二是人的活动的外在的、间接的方面，即不直接参与人的活动，但作为活动投入、成本的来源和产出、效益去向的自然界、社会和人的因素。构成人的活动的外部环境条件的自然界、社会和人的因素，外在地间接地规定了人的活动的输入和输出变化的幅度，形成了这种活动效率的边际。

上述两个方面因素围绕人的活动划出了两个效率边际圈，一个是里圈，另一个是外圈。一般说来，前一方面即决定活动效率的内在的、直接的因素构成里边的小圈，后一方面即制约活动效率的外在的、间接的因素构成外边的大圈。这两个边际圈都是相对稳定的，又都是历史地变动着的。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两个边际圈均有膨胀的趋势，但外在边际圈远不如内在边际圈膨胀得那样快，因此，确实存在着两个边际圈部分重合乃至完全重合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说，内在边际圈也有超过外在边际圈的可能，然而这只是抽象的可能性，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甚至内外两个边际圈的完全重合也不会真正发生，正如我们不排除鱼缸里养的鱼有长到鱼缸那么大的可能性，但谁都知道鱼缸里的鱼的边际圈绝对不会与鱼缸的边际圈完全重合。

所以，尽管由于人的活动的内在和外在、直接和间接的条件会形成两个决定、制约活动效率的边际圈，但这两个边际圈是相互依存的，我们可以把人的活动效率的边际看作是一个由内线和外线构成的有一定宽度的圆圈。退一步讲，人类的整个活动即使有可能突破这个边际圈的内线，也不可能再突破它的外线，人类活动在那里所遇到的是如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所指出的“增长的极限”⁽²¹⁾。

当人的活动到达其效率的边际时，需要对这种活动进行调整，保持按照一定效率延续的必要的活动，同时适当地实行活动向其他方向或领域的转移。转移了的活动也就离开了原有活动的效率边际，带来了活动效率增长的新的可能性。人的活动的这种转移具有消极和积极、被动和主动的二重性。从起因上讲，人的活动因为碰到了活动效率的边际，不得不停下来另寻出路，显然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反应。从结果上看，人所做出的反应可以是积极的，选择新的活动方向或领域也是主动的行为。人之正常的活动转移，应该是由消极到积极、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化过程。活动的转移当然与原有活动的效率状态有关，但更深刻的根源仍在于人的活动的目的和需要，并且受到总的活动效率边际的限制。

转移的活动把人带进一个新的令人捉摸不定而又充满机会的可能性空间，对于天性好奇的人类来说，这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魅力。就其积极的意义而言，人的活动的转移也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活动的转移能够使原先未被利用或未被充分利用的主体、客体、中介、科学技术、管理控制等因素活跃起来，投入活动过程；而对于闲置因素的利用总是意味着活动成本的某种节约，这从效率的观点上看显然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活动的转移能够造成新的产出和效益，满足个人、群体、社会的迫切需要或者激发人们新的需要；假如这种产出、效益是稀少的或首创的，那么其价值相对较高，无疑也有利于活动效率的计量。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为转移的活动之较高的效率前景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因此，主动的、明智的活动转移不仅是向新的活动方向或领域的转移，而且是向较高的活动效率或向实现较高的活动效率的方向转移。

诚然，如果所谓活动的方向或领域指的是较大的范围，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人的活动转移则是发生在总的方向或领域之内的个别活动的内容和指向的转移。社会化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并不仅仅以个别的使用价值的产出或效益为最终目标，而是通过提供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来取得一般的交换价值，以便使生产或经营者借此换取满足自己多方面、多层次需要的社会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社会性质决定它不能不具有较灵活的活动转移机制，倾向于追求较高的活动效率。了解外部环境的需要和可能，研究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开发，是社会化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生命线。离开在此基础上向新的活动的转移，就会失去向前发展的蓬勃的活力。即使是生产传统优质产品和经营传统服务项目，也还有在新的条件下改变活动方式的问题，这实质上也是向新的活动的转移。与此同时，则伴有人的活动效率从原来的边际向更广阔的活动余地的转移，由“山重水复疑无路”转向“柳暗花明又一村”⁽²²⁾的新境地。

人之适当的、有效的活动转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创造性能力。持续原有的活动，或许只要有惯性的力和机械的重复操作即可以胜任。但自觉地、主动地从原有活动转向新的活动，则是对原有活动的否定或扬弃，是支撑旧的活动的惯性和重复性的中断，是启动新的活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迸发。创造性的活动具有非惯性的、非重复性的特征，而人的活动的转移正是非惯性的、非重复性的变化过程，故往往带有开拓、创新的性质。

人所具有的创造性潜能，是在惯性的、重复性的活动摇篮里酣睡的婴儿，只有在活动的转移中才能觉醒、成长和发挥作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总是伴随着大批各方面的创造性人才的涌现，形成蔚为壮观的活跃的历史景象。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此时人们的先天素质有什么特别优异之处，而是由于人的活动的历史性转移最能激发人的活动的创造性，使人们的创造能力以远远高于往常平缓发展过程的水准实现出来。

当然，也不能简单地把任何活动的转移都看作是创造性的行为。在人的本能和习惯支配的范围内，无疑也包含着活动转移的环节。这种环节不过是整个活动的惯性和重复性的局部形式，很难说有什么创造性。人们在活动中有时不自觉地模仿别人，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或者机械呆板地按照确定的指令活动，也会由于外在的原因而发生活动的转移。从更大的范围看，个别活动的不自觉的、被动的转移，恰恰是社会的或人际的作用所造成的惯性和重复性的表现。

尽管不能笼统地断定任何对他人活动的模仿和按照确定的指令进行的活动都不包含创造性的成分，但原本的首创和摹本的复制、程序的制定和程序的执行之间毕竟有质的不同。因此，仅仅有活动的转移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必须有创造性的灵魂灌注其中。这样才可能实现成功的活动转移，并趋向提高活动效率的目标。

但是，人的活动的转移本身并不一定直接带来较高的效率。在很多情况下还可能出现活动效率的波动，甚至落入效率的波谷，并常常要冒活动失败的风险。倘若能够避免失败而走向成功，那么从长远来讲，人的活动的转移确有可能达到较好的效率状态。

俗语说：“树挪死，人挪活。”人的这种挪动如果是指活动的转移，那么，这句话里所包含的就恰好是我们所讲的道理。的确，当人们自觉地、主动地改变活动的内容和方式，改变工作对象甚至职业方向时，由于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新的需要和可能，由于新的活动要素、因素参与进来，人的潜能得到进一步发挥，新的活动动力机制得以启动，通常会显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在这种趋势下，自然有希望达到较高的活动效率，造成可观的活动产出或效益。

然而，只要冷静地看待这一切，那么就应当承认，上述仅仅是人的活动转移的前途的一种可能性。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可能性是：由于并不存在外部环境真正的需要和可能，由于新的活动因素难以驾驭，人失去了原有的能力优势而又不能迅速形成新的能力优势，从而导致活动转移的完全失败，根本无效率可言。

介于上面两种可能性之间的，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可能性，即混杂着两种极端情况各自的部分因素，形成虽未失败亦未成功，在无效率和高效率之间的低效率区域徘徊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是一种过渡状态，进而会转向较高的活动效率状态以至成功，或者滑向更低的活动效率状态以至失败；也可能这种状态本身就是特定活动效率的边际状态，面临着与其他活动效率边际状态同样的形势。

所以，尽管人的活动的转移包含着成功的机会和诱人的魅力，但理智的人深知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在成功的诱惑和失败的风险之间，人们常常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人之正确的、恰当的活动转移决策，得有必要的见识、能力、意志和勇气才能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