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活动方式和效率的变动性

人的活动方式的稳定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绝对的稳定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¹¹⁾人的活动方式的稳定性与其说是像凝固了的火山熔岩那样的稳定性，毋宁说是如同流动的熔岩在缓缓地推进时所呈现的那种稳态。

我们在这里主要还不是讨论人的活动方式对于人的活动之静止与运动的关系，而是要强调人的活动方式本身也在经历着由相对的稳定向显著的变动的转化。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动性作为同稳定性相反的性质，其实就是这种活动方式的不稳定性。稳定性和变动性，或者说稳定性和不稳定性，这两种对立而又统一的性质，都是人的活动方式所固有的属性。很难设想，竟会有不与变动性相联系的活动方式的稳定性，抑或不与稳定性相联系的活动方式的变动性。

在人类脱离狭义动物界的进化过程中，活动方式的变动性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动物的活动方式也有其稳定性和变动性，但这是以本能为基础主要通过机体的结构、功能的遗传和变异实现的，变化的周期非常之长。人类如果仅仅循着与其他动物活动方式进化相同的途径，就不可能真正完成脱离狭义动物界的“物种的提升”，更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文明突飞猛进的发展。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人之所以成为人，并不在于自然界的进化造就了特别优越的机体器官和生物本能，使人能够生而具有高于其他动物的特殊活动方式。就器官和本能的特定化而言，人无法与其他动物相比，可以说是自然界中最软弱、最无能的一个物种。然而，正是人的这个弱点成了人的长处，而其他动物的长处反倒成了弱点：人无所能而无所不能，其他动物则有所能而有所不能。

动物由于器官和本能的特定化，形成了相应的特定化的活动方式，只能适应特殊的外部生活条件。器官和本能的过分特定化，使许多物种在自然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蒙受惨重的损失，甚至于灭绝或濒于灭绝。相反，由于人未被特定化，自然没有规定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因而人比其他动物更有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为了生存，人不需要改变他整个的生物本性，而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他只能改变他外在的生活方式。”⁽¹²⁾显而易见，基于人的器官和本能的非特定化的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动性，乃是人类能够高于其他动物并保持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奥秘之所在。

就文化与人的活动方式的一致性而论，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动性同时也就是人类文化的变动性。文化作为人所创造的社会环境，它的改变是同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方式的改变相一致的。所有这些变化的自然的、生理的基础，在于如前所述的人的器官和本能的非特定化，由此而给予人的活动以广阔无比的自由度，使之能够在一种积极的状态中形成变动着的、发展着的活动方式，创造出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德国哲学人类学家M．兰德曼写道：“在每一种文化中，人的确倾向于遵循一种一贯的生活方式，但他并未被限制在这些行为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像他自己设计了这些行为方式一样，他也能重新设计它们。所以，人没有单一的、只适合于他的环境，在每一种新的环境中，他都能发展出适合于环境的行为，并以此保护自己。”⁽¹³⁾人类文化作为人类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或活动方式，不是像其他动物那样得之于遗传的特定生存状态，因而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方式。

大自然造就了人这一生物物种的血肉之躯，包括其非特定化的器官和本能，以及周围的自然环境。人自身的自然条件和人之外的自然条件的变动性和可变动性，为人的活动方式的多样性、选择性和创造性提供了极为丰饶的可能性。自然界并没有直接创造文化，文化是人类利用自然界所造成的内外部条件在自己的活动中创造的。人创造了自己的活动方式，在一定的活动方式之下活动，又在这种活动的变动中改变自己的活动方式。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动，大致包括如下两种情形：

第一，在每一活动方式个体存续的过程中，该种活动方式的发生、发展、衰落乃至消亡，即一种活动方式本身的变动。这是人的活动方式个体演化的完整过程。从理论上说，假如没有外部因素足够强烈的干扰，每种活动方式都可以而且应当经历这样完整的自我变动过程。人的活动方式的这种自然式的变动，要求相对平稳、相对独立、互不干扰或较少干扰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我们越是回溯以往的人类历史，越是看到此种活动方式变动的特征和表现。

在所谓自然状态下生活的人们，其活动方式的变动几乎完全是自然而然、自生自灭的。每一种活动方式都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岁月，才走完其全过程而归于消失，由别的活动方式来取而代之。如果说原始社会人们总的说来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那么，继之而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可以算是一种半自然状态。在这种半自然状态下，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动仍保留着自然状态下的部分特征。但由于人类生活社会化程度的增长，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各种活动方式相对独立、互不干扰或较少干扰的局面被打破了，原先那种完整的自然式的个体演变越来越难以贯彻到底。于是，人的活动方式的另外一种变动的情形逐渐突出出来。

第二，在并存的不同活动形式、活动方式之间，新的更有生命力的活动形式取代旧的相对落后的活动方式，成为人的活动的主导方式。这是发生在不同的活动形式或方式之间的变动，其特点在于中途变更。即是说，当某种活动方式尚未完全自然衰落或消亡时，就被发展起来的更有优势的活动形式所取代，发展出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活动方式。从自然式的、半自然式的活动方式变动向半社会化、社会化的活动方式变动的转化，相应的是人类社会从中世纪末向近现代历史时期的过渡。在日益发展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人们的各种活动形式层出不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同时相互矛盾、斗争，甚至演变为社会冲突。推动由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社会革命，实质上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人们活动方式的巨大变化。

在众多的活动形式中，通过竞争机制的作用，能够使某种带有普遍性的活动形式在其发展的鼎盛阶段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活动方式，让步入衰落之途的活动方式退居为不占主导地位的活动形式。这种社会选择以竞争机制为前提，进而能够导致人的活动方式优化的结果。联系起来看，所有这些其实是一个机制，即人的活动方式的“竞争——选择——优化”的机制。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下，有可能使人的活动方式保持一定的较优状态，避免由于经历某种活动方式的全过程而落入衰退的低谷。同前一种个体的自然式的活动方式变动相比，这种在竞争中实现的社会化的活动方式变动的周期缩短了，以往社会的田园诗般的宁静被一种海船式的摇摆乃至颠簸所取代，但人类社会进步的速度却因此而明显加快了。

对于特定的活动主体来说，其活动方式的变动由上述第一种情形转向第二种情形，意味着主体从消极保持某种活动方式，转向积极寻找或创造新的活动形式。在不同的活动形式间加以比较和选择，及时地变更活动方式，表明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增强。活动主体之所以要从旧的活动方式转向新的活动方式，首先可能与活动目的的变化有关。当活动主体确定的新的活动目的不能由原有的活动方式实现时，就必须改变活动方式或根据目的的要求去设计、创造新的活动方式。如果活动的目的基本不变，人们改变活动方式的动因通常来自对自己的活动效率的关注。

当旧的活动方式盛极而衰，不再适应内外部条件，活动效率越来越下降时，活动主体不可能长久容忍这种状况，必然会产生改变活动方式以恢复活动效率的要求。一旦具备必要的条件，就会把这种愿望付诸行动。即使在旧的活动方式下活动效率保持稳定不变，但由于其他活动方式能够明显地提高活动效率，从而更快更好地实现活动目的，活动主体也可能倾向于变更活动方式。人们以追求更高的活动效率为直接目标，对自己的活动方式主动地加以变革，因其目标和手段的一致，一般来说是可以得到提高活动效率的效果的。以人的目的为尺度来衡量，应当说这种效果体现了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动与活动效率的变动的正相关性。

然而也不能不看到，就一般意义而言，所谓变动包括前面所讲的两种情形，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动不一定直接带来活动效率的提高。如果说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动同活动效率的变动是相关的，那么也并不必然具有正相关性，而是同时还可能有零相关性与负相关性。在前面所讲的第一种情形下，即在一种活动方式的个体演化中，当该种活动方式处在发展时期时，沿着上升方向的变动是与活动效率的变动正相关的，而当该种活动方式沿着下降的方向衰落时，活动方式的变动与活动效率的变动则呈负相关。所谓零相关指的是活动方式的变动不引起活动效率的变动，也可以说就是不相关。在前面所讲的第二种情况下，即在不同的活动形式之间发生的活动方式的变动，如果是成功的，自然会造成活动方式的变动与活动效率的变动的正相关；如果不成功，则可能出现活动方式的变动与活动效率的变动的零相关甚至负相关。

所以，我们所说的与活动效率的变动呈正相关的活动方式的变动，是人对自己活动形式之自觉的、有目的的、符合活动内外部条件及其规律性的变动。这种变动表征着人的活动的目的性、合理性和组织性的增强，而不是相反。人的活动方式的放任自流，即向无目的、不合理、无组织状态的变动，不是从无序向有序的进化，而是从有序向无序的衰退，无疑只能造成活动效率的降低，甚至导致活动系统的瓦解。

在人类活动中，确实存在着这种与社会进化总方向相反的趋向。意大利哲学家杨巴蒂斯塔·维柯，曾经粗线条地描述过人类活动中的这种趋向。他写道：“人们首先感到必需，其次寻求效用，接着注意舒适，再迟一点就寻欢作乐，接着在奢华中就放荡起来，最后就变成疯狂，把财物浪费掉。”⁽¹⁴⁾现实需要是推动人们自觉活动的原动力，追求活动产物的效用使人的活动的有效性得以加强，为此而进行的生产性活动带动了整个活动效率的提高。在人们过分追求舒适和享乐时，必然减弱在生产性活动的过程、投入中所做的努力，因而造成活动效率增长的停滞以至下降。一旦奢侈浪费之风盛行，消耗远远大于生产，活动效率直线下降，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这种描述中，可以看到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动与活动效率的变动相关的曲线：开始时是正相关的，逐渐达到零相关，然后滑向负相关。人类社会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抵制自己活动中从有序到无序的退化趋向，强化从无序到有序的进化趋势，使这种进化在人类活动方式的变动中始终保持其主导地位。能否在人的活动中不断寻找、创造和选择新的有序程度更高的活动方式，不仅关系到能否保持或提高人的活动效率，达到人活动的特定目的，而且在总体上关乎人类能否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实现人类活动的总目的。

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动包含量的方面的变化，并且是以量的变化为基础的。在人们讲到活动方式的变动时，侧重点却在于由量变的积累而导致的质变，指某种活动方式的部分的、阶段性的质变，以及进一步发生的整体的、根本性的质变。只有带有质变性质的活动方式变动，才会引起人的活动效率的明显变化。不仅如此，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动本身的方向性，即其上升的、进化的变动与下降的、退化的变动也是一种质的区别。人的活动方式的不同质的变动，会引起活动效率的不同质的变动。总的说来，人的活动方式的进化会导致活动效率的提高，而活动方式的退化则会导致活动效率的降低。人们变革活动方式是为了使之进化并带来活动效率的提高，而不是相反。

人的活动方式变动的质的区别，还表现在它是人在不同领域的活动方式的变动，显出各相殊异的样态。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审美方式、交往方式、管理方式等各种活动方式，都是相对稳定性和绝对变动性的统一。在社会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中，所有这些不同质的活动方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普遍发生了沿着进化方向的显著的质的变化，并因此而导致各个领域活动效率的提高。反过来讲，正是所有这些领域内人的各类活动方式沿着进化方向的巨大变动，以及活动效率的相应提高，构成了被称为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性变迁。

虽然每个人、每个群体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率的变动也许只有局部的、微小的意义，但社会的、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率的变动毕竟是由无数个人、群体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率的变动汇合而成的。人们如果能够了解自己活动方式和活动效率的性质和状况，积极、主动地变革活动方式，提高活动效率，整个人类社会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率就会有明显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