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上的一次飞跃

“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是理论思维的一次飞跃。一般说来，人们对于宇宙的体认，就是考察宇宙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有没有神灵、造物主，自然和社会是不是神的安排或赐予，等等，这是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背后的、隐藏的追根究底问题。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来说，便表现为人们往往首先探讨宇宙的构成论、生成论，即对宇宙的结构，世界的图式进行探索，然后进入到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背后的“所以然之故”的探讨，即现象世界背后有没有一个更根本的本体的探索。

关于宇宙生成论或宇宙图式论，在中国古代有“阴阳五行”说，“精气”说，“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论，“天论”和“水地”论等宇宙生成论以及“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生成的图式论等等。隋唐时的道教除承袭老子的“道生一……”的思想外，亦发挥了《周易·系辞传》中的“太极生两仪……”的思想，而构成宇宙生成的图式论，这在本书周敦颐《〈太极图〉的来源》一节中，已可窥见佛教哲学虽具有较高的思辨性，但归根到底承认彼岸涅槃世界的存在。小乘佛教认为圆道成佛的释迦牟尼是宣教师，大乘佛教则把释迦牟尼说成是全知全能的神，特别是有宗认为，现实世界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空的，这点与空宗相似，然又强调最高精神实体（佛、相当于神）不是空的，而是有的。“理学”至少在形式上不承认有人格神的存在，否定对超自然的神灵的崇拜和信仰，理学家所谓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背后或之上的哪个形而上本体“理”，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¹⁾的，“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釀凝聚生物也。”⁽²⁾既“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恐难说“理”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宗教，亦不能与体制化的佛教、道教相并列。但它又具有宗教的情操和宗教的关怀，是精神化宗教。

从本质上说“理学”，是一种理性思维，是哲学的理论思维形态。它从理论上超越了儒家传统的“天命论”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程颐批判说：“儒者有两说：一说，天生禽兽，本为人食，此说不是。岂有人为虮虱而生耶？一说，禽兽待人而生，杀之则不仁，此说亦不然。”⁽³⁾朱熹在总结历史上“天”的演变过程时说：“要人自看得分晓，也有说苍苍者，也有说主宰者，也有单训理时。”⁽⁴⁾《诗经》有“悠悠苍天”，即指自然之天；《春秋繁露·郊祭》有“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即主宰者之天，二程则训为“理”。这就是说理学家在复兴儒学时，不是重复以往儒家“天命论”，而是采纳儒家伦理纲常、道德名教；不是把形而上本体“理”与有意志、有人格的“天”相混同，而是对超自然的信仰的超越。因为从理论思维上说，“天命论”以“天”为“有”，便有使精神本体等同于某一事物现象之失，还逗留于宇宙生成论阶段。

“理学”尽管援道教的宇宙生成论和佛教的思辨哲学入儒，但仍保持儒家重生轻死的观念。在生死观上，始终与佛、道有别，并对佛、道有神论的神不灭论持批判态度。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撰的道学入门之书《近思录》第十三卷便是讲辟佛、道“异端之害”。这卷里摘录了张载和二程抨击佛教“死生流转”和道教的“白日飞升”的宗教理论。张载说：

浮图（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以人生为妄，可谓知人乎？……今浮图（屠）极论要归，必谓死生流转，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⁵⁾

程颢说：

释氏本怖死生为利，岂是公道，唯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或曰释氏地狱之类，皆是为下根之人设此怖令为善。先生曰：至诚贯天地，人尚有不化，岂有立伪教而人可化乎？⁽⁶⁾

张、程均批判佛教的流转轮回之说，佛教认为，一个人不能求得解脱，就要在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这“六道”中轮回。《心地观经》说：“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这六处便是众生轮回之道途。佛教生死流转轮回，无疑在民众中有很大影响。

对道教神仙之说，二程批判说：“若说白日飞升之类则无，若言居山林间保形炼气，以延年益寿则有之。”⁽⁷⁾明确反对长生不老、白日飞升的理论。

从汉唐经学、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是理论思维形态逐渐完善的过程。如果说宇宙生成论、宇宙图式论是回答宇宙是什么，世界是哪些材料构成的，是谁构成的话，那么，形而上学本体论是探讨世界是怎样存在的，本质是什么，终极原因是什么，就是要从理论上回答世界的本质、世界的终极根据问题。所以，从宇宙生成论、宇宙图式论进到了宇宙本体论，在中国哲学认识史上可谓是一次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