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起义前夜的广西社会注1052

近十余年来，围绕如何评价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有一种观点持全盘否定态度，指斥洪秀全掀起“叛乱”，是借“邪教”起家的“野心家”“暴君”。这就牵涉到如何评价金田起义这一核心问题。笔者认为，对太平天国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金田起义的正义性不容否定。在金田起义前夕，广西社会究竟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广西何以会成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鉴于该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已有一些论著对此作过不同程度的探讨注1053，本文仅侧重就其主要线索加以梳理和考释。

一

在金田起义前夜，广西是长江以南社会问题最复杂、社会矛盾最尖锐的一个省份。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和演变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民生问题、民族问题、土客问题。

民生问题的焦点是土地问题。自康熙年间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广西百余年间未再发生大的动乱。在这一时期，随着耕地开发接近极限，而人口仍在不断增加，地少人多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据统计，顺治年间广西全省的人均耕地约为14亩，乾隆后期锐减至1.5亩左右，到咸丰元年（1851年）已不及1.2亩，低于同期全国1.78亩的人均耕地数。注1054在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的同时，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官府敲骨吸髓式的压榨，高利贷与典当业的盛行，导致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游民。注1055以桂平县为例，到道光后期，境内田地大多为富室所有；普通农户生活凄苦，“六月新债催，十月新租急，两造谷穰穰，终岁无一粒”注1056。广西原本山多地少，且耕作粗放，水利落后，单位面积产量较低，素称“地瘠民贫”，而土地问题的激化则使民生问题更加严峻。

同时，由于长期过度垦殖，广西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山区森林面积锐减，水土流失加重，不少山田旋垦旋荒；在平原地带向河滩争地则导致河道淤塞，引发水灾。这使得广西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在道光朝，广西境内灾害频仍，几乎连年不断，使民生问题雪上加霜。例如，道光初年，宜北县“旱魃为虐，两年不雨，五谷无收，米贵如珍，人民饿殍，死相枕藉”注1057；道光十四年（1834年）起，宾州在五年内迭遭蝗灾、地震、旱灾和水灾，哀鸿遍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夏，融县“时疫流行，死人颇多”注1058。广西灾害频仍、灾情严重，与官府不关心民瘼、不体恤民情有着直接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灾也是人祸。

除民生问题外，广西还存在着棘手的民族问题、土客问题。

广西原是百粤（越）杂处之地，秦代始有汉人迁入，而以清代迁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各民族共同为开发广西作出了贡献，但彼此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隔阂和冲突。清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后，广西流官统治的州县达到55个，但仍保留了26个土州、4个土县以及3个序如下州的长官司。两种体制并存，从侧面反映了民族间存在的壁垒，客观上有碍政令畅通。至于一些偏远地区，官府基本上鞭长莫及，瑶族聚居的大瑶山便是其一。山中瑶民概不薙发，既不列于编户，也不供役纳赋，归头人统治。至于在山外耕作的瑶民，则受到歧视和欺压。官方文献常将“民瑶”并称，流露出视瑶民为“化外之民”的心态。在多民族杂居的背景下，民族关系一旦处理不慎，便有可能引发族群冲突或民变，造成社会动荡，如乾隆年间柳州府境内壮、瑶为争夺土地而仇杀，嘉庆年间西隆州苗民抗官起事，道光十二年（1832年）贺县瑶民起事。

“来土之争”则更为白热化，争斗双方不完全按照族群来划分，而是按照是否土著或入籍早晚来划分。“来人”泛指清初自广东惠州、潮州、嘉应州迁徙入桂的客家人；“土人”指壮、瑶等土著少数民族，也包括那些入籍已久反客为主的汉民。善于精耕细作、通晓经商的客家人入桂后，或垦荒或经商，形成“逢山必有客，无山不住客”“无东不成市，有烟必有东”的格局，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逐渐挤压了土著人的生存空间；有些客民还通过经营典当业和高利贷重利盘剥，设法侵吞土著人的田产店屋，甚至从事贩卖民女的勾当。随着客家移民越来越多，分布区域越来越广，尤其是随着某些地方“客主强弱互易”注1059局面的出现，土客之间常为争夺耕地等发生冲突。毗连广东的西江流域是广西自然条件最好、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土客之间的摩擦也最为激烈。广西土著民风剽悍；而客家人无论迁至何地、迁移多久，均不改乡音，固守原先的生活习俗，其“族党之谊甚笃，遇有仇敌及好勇斗狠，一呼百诺，荷戈负锸而至，愍不畏死”注1060。于是，双方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各分营垒，动辄为睚眦之怨械斗，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和震荡。例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田州属之八角山因土客争雄，各集亡命，肆行焚劫”注1061。土客械斗因而成为广西境内一大严重的社会问题。

民生问题、民族问题、土客问题并非广西所独有，但如此尖锐地交织于一身，这在南方各省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围绕耕地的争夺是民族、土客纷争的焦点。因此，民族问题、土客问题说到底也是民生问题，是其特殊表现形式。

与治理难度大形成反差的是，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力量存在着先天性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官员少、驻军少、经费少。

广西县一级建制少，辖境广。大体上说，广西一个县的面积相当于他省数县的面积。从全省范围讲，县的建制少，官员也就相对较少；但县的辖境过大，必然对偏远地区鞭长莫及，客观上加大了治理难度。在官员少的同时，由于外省人不太情愿到所谓的“瘴乡”当官，广西还存在着官员队伍不稳定的问题。咸丰元年八月，新任广西巡抚邹鸣鹤在细询乡绅后上奏说，广西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此弊积渐甚久”注1062。

广西兵力单薄，且编制混杂。除土司系统的近1.4万土兵外，仅有绿营兵2.2万人，主要驻扎在省会桂林和广西提督驻地柳州，以及左江、右江等重镇；州县一级驻军通常仅几百人，且分散在各个汛地。相比之下，广东设有广州将军，仅八旗官兵就达5000余人，绿营则分设陆路提督、水师提督。湖南也拥有常备兵4.26万人。

广西是南方最贫瘠的省份之一，财政入不敷出。据载，在道光末期，“粤西额征钱粮通计四十万有零，本省绿营兵饷岁需四十二万余两，既属不敷；其关料杂税不及十万余两，支给文武员弁廉俸及祭祀、书役、工食等项，亦多短缺。常年征收足额，尚须外拨接济”注1063。事实上，由于外省协济银通常不能及时、足额到位，部分州县连正常开支都难以维持，“州县不能赡给者，十常三四”注1064。

官员少、驻军少、经费少属体制上的先天性缺陷，说到底是由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清朝开国一百多年来，广西的开发力度以及与邻省的联系空前加强，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这种发展与外省特别是广东移民的涌入有很大关系，其内在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这种被动式的发展使广西贫困闭塞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同时还衍生出土客纷争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加剧等新的社会问题。而官府疲玩泄沓，残民以逞，贪墨成风，则使社会问题更加严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民不堪命，必然会铤而走险。以贵县为例，“清道光间，吏治日偷，闾阎疲弊。知县杨曾惠恬嬉贪黩，又复久于其任。自是盗匪如毛，会党纷起”注1065。咸丰元年六月初七，钦差大臣赛尚阿在奏报桂湘两省的官风民情时说，“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奴才日接呈词数十张，多系控告书差、家丁舞弊者”；认为“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注1066。

广西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而广西官府的统治力量又十分薄弱，当面对境内小规模骚动或民变时，尚能控制住局面；一旦出现民变蜂起的局面，便顿时陷入缺兵少饷的窘境，导致局面失控。广西事态的演变正验证了这一点。

二

乾隆年间，民间抗夺佃、抗增租以及开仓劫粮等事件虽有发生，但广西社会总体上还是稳定的。嘉庆年间天地会的兴起成为一个转折点。当时，广东天地会成员一旦风声吃紧，多半逃到广西，投靠早先自广东迁徙入桂的亲友藏匿栖身。天地会由于迎合了人们互济互助、御侮保身的需要，所以得以传播开来。到嘉庆后期，全省已有近30个州县出现规模不等的天地会组织。据广西巡抚赵慎畛奏陈，“粤西自嘉庆十二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盗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数人，或数十人”注1067。嘉庆道光之交，赵慎畛厉行查办，捕获“会匪”1200余名，将主要成员斩首示众或遣发新疆，使广西天地会滋蔓的势头暂时得到遏制。道光帝鉴于广西拜会之风甚炽，下令严缉余党，并查明地方官是否有肇衅激变情事。赵慎畛搪塞说并无地方官虐民肇衅情事，同时加强控制，一面编查户口，举办团练，一面大兴教化，颁行《乡约条规》。《乡约条规》告诫各家子弟“或读书，或耕田，或做生意，及早各习一业，父母妻子终身有靠。不许飘游浪荡，交结匪人”；强调穷民就是做乞丐也算是良民，一旦结拜天地会便是朝廷罪人；严申凡书差、兵丁拜会，一概处死。注1068但在经济社会状况日趋恶化、州县官贪黩虐民的背景下，大多数人难以“及早各习一业”，尤其是穷民根本无田可耕。民生问题没有着落，单靠严刑峻法和推行教化，显然无法长期有效地维持社会稳定。

到道光中期，广西天地会组织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势头更猛，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力度明显加大。一些州县甚至出现盗贼纷起的局面。光绪二十年（1894年）修《贵县志》便有“吾邑之乱，媒蘖于道光中年”一说。再如，桂平县“频年以来，为粤东游匪煽惑”，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左右，已是“盗贼充斥”，聚众至千余人，从夤夜暗偷发展到白昼明抢，“凡遇有谷之家，排门劫掠，相习成风”，形成“土匪”与“游匪”里应外合的局面。注1069一旦官衙起兵弹压，土匪便暂时潜踪；游匪则行踪无定，“官来即鹰扬，官去复乌聚”。总体上说，在这一时期，广西下层骚动主要集中在毗邻广东的梧州府、浔州府等地，虽已明显升级，但官府仍有一定的威慑力，局面尚未失控。

鸦片战争结束后，广东数万被裁撤的壮勇生活无着，遂纷纷入桂啸聚山林，对广西形成新一轮冲击。注1070由于不少壮勇原先就是天地会成员，加上广西游民队伍不断膨胀，拜会结盟现象迅速滋蔓。到道光二十五年上下，广西已局势大乱。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描述道：“自英夷滋事以来，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协办大学士杜受田亦云：“粤西贼匪为患，自道光初年各府州县已有结盟联会，匪徒隐成党与［羽］，私逞强梁。逮自道光二十五、六年间，左、右两江及府江接境广东等处盗风滋炽，行旅戒途，于是劫物伤人、掳人勒赎之事所在有闻。”他还就民间骚动的具体情形补充说：“凡贼自广东来者曰‘广匪’，又曰‘广马’；出本地者曰‘土匪’，又曰‘土马’。广东率多悍勇凶横，土匪多由裹胁附从。凡至一处，必先投书勒索多银，号曰‘打单’。及至群哄搜刮财物，号曰‘开閤’。”注1071与民族纷争、土客械斗仅局限于某个固定区域相比，这些主要针对富商大户的勒诈劫掠活动具有流动性或不确定性，所引起的社会震动更大。不过，此时的下层骚动仍处在劫富济贫阶段，并没有与官府发生正面冲突。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是一个转折点。是年秋，湖南新宁县瑶民雷再浩聚众竖旗起事，随后移师广西全州与李世德部会合，在湘桂边境山区与清军周旋交战。暴动虽历时两个月便告失败，但对广西下层骚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府州县土匪乘机窃发”，“桂林府属之临桂、阳朔、永福，平乐府属之荔浦、修仁、永安，浔州府属之平南，各有土匪啸聚，声息相通，至是乃大肆”注1072。自此，广西发生骚动的区域进一步扩大，其形式也逐渐从单纯的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向公然对抗官府过渡。例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二月，广东天地会首领李自昌在横州竖旗聚众；三月，壮民陈亚贵在武宣东乡率众起事，联合广东天地会首领覃香晚，相继攻扰修仁、荔浦。一时间，“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寖成燎原之势”注1073。鸟瞰广西事态的发展，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这样一条轨迹：穷民灾民——游民流丐——“盗贼”（偷窃劫掠）——“逆匪”（聚众造反）。说到底，民不聊生是社会发生动荡的征兆和根源。下层民众的生存危机越大，对现实社会的叛逆心理和反抗力度也就越大。

早先处置劫掠事件时，各州县因“游匪”行踪飘忽不定，故各扫门前雪，只要事情没有闹大，心理上还不至于有太大压力。当民间骚动形式升级为聚众抗官时，随着性质的转变，事件本身已超越地方治安的范畴，从而使整个广西官府都绷紧了神经。在官府大举镇压下，雷再浩、陈亚贵等早期起事大多很快偃旗息鼓。但由于民不聊生，这种军事镇压并没有起到儆戒作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八月，陈亚贵聚众数千人在武宣东乡再度起事；十月，雷再浩旧部李沅发率众攻陷湖南新宁县城，不久又攻入桂北。与此同时，桂省全境天地会起事也呈风起云涌之势，且纷纷打出“替天行道”“杀官留民”等旗号，其中声势较大者为啸聚浔州、梧州江面的“艇匪”注1074，以及驰突左江一带的张嘉祥部。面对民变事件层见叠出的局面，广西官府苦于驻军少、经费少，顿时陷入缺兵少饷的窘境，疲于招架。左江镇总兵盛筠见无力剿捕，便设法招抚张嘉祥，让其屯扎江路，保护行旅。此风一开，“各州县亦托为招抚之说，贿贼求去”注1075。这种“贿和”之举反衬了官府的孱弱，使民间抗官风潮更加高涨。

广西官府疲软固然与缺兵少饷等客观因素有关，但根源在于吏治腐败。吏治腐败的表现形式之一为文恬武嬉，致使官府在应对民变时效率低下，方寸大乱。大小武官平素或卖缺肥己，或扣饷虐兵，疏于军务，导致武备废弛，军队缺乏战斗力。最初进行剿捕时，这些惰将骄兵还狐假虎威卖点力气，但当民变四起、寡不敌众后，也就没了底气，下乡缉捕也大多虚应故事，且军纪败坏。有一首民谣嘲讽道：“贼去兵方至，兵来贼已空；不知兵与贼，何日得相逢？日日皆防贼，村村望发兵；谁知兵更恶，杀掠不容情。”注1076广西提督闵正凤是个银样镴枪头，“形貌魁梧，工于趋跄应对，颇通文墨，以儒将自居，见狼烽突起，惊愁恇怯，不敢出兵”注1077。左江镇总兵盛筠在招抚张嘉祥后，见局面仍难收拾，干脆找借口撂挑子，告病讨清静。闵正凤也四下活动调任一事，想一走了之。注1078

作为总揽全省军政的最高长官，广西巡抚郑祖琛显然是坐在火山口上。眼见广西大局糜烂，朝中言官和地方大吏对他颇多诟病，指责他欺罔畏葸，养痈遗患，酿成大乱。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先发难，参劾郑祖琛自抵任后，“专事慈柔，工于粉饰，州县亦相率弥缝，遂至酿成巨患”，并说郑氏“世故太深，周旋过甚，只存市恩之心，全无急公之义，且年老多病，文武皆不知畏服”注1079。后来接替郑祖琛职位的周天爵也认为，“今之祸根不止一省也，而粤西为最”，“大吏郑祖琛又笃信佛教，酷似梁武欲不杀一人以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鱼烂日馁矣”注1080。徐、周所言均带有感情色彩，未免流于偏颇。郑祖琛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调任广西时已年近七旬，并患有咯血病，而此时的广西已是一片纷扰动荡。刑部侍郎彭蕴章《得梦白书》一诗有“多病临戎幄，衰年入瘴乡”句，当时就对郑氏的命运表示同情和担忧。至于广西官僚队伍疲玩泄沓、畏葸无能，也绝非郑氏上任后才有的现象，而是属于官场积习。注1081郑祖琛虽然暮气重、城府深，但对民变并没有掉以轻心，曾先后督师配合湖南血腥镇压雷再浩、李沅发起事，并因功加太子少傅衔。不过，以广西现有的统治力量，显然难以应对境内民变蜂起的局面。他曾向广东求援，但徐广缙不予理睬注1082；拟据实奏报朝廷，又被军机大臣穆彰阿劝阻，“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毛发细故辄请动用”注1083。郑祖琛投鼠忌器，不敢照直禀报本省实情，也就注定最终难逃“欺饰弥缝”的罪责。在籍翰林院侍讲龙启瑞多少道出了郑氏的苦衷，认为他“苦于兵力有限，经费无多，顾此失彼，仓皇无措”，又说他“存心仁厚，揣度贼势，控制亦颇周详，但苦经费别无筹措，复因目前无陷城失守之事，不得以请调大兵为辞糜费太多” 注1084。郑祖琛曾以堵剿“楚匪”事竣、地方肃清为由，奏请俟藩司张云藻回任后“来京陛见”，也想一走了之，但不久便发生陈亚贵部连破平乐府修仁、荔浦两座县城事件。郑祖琛只好于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七日（1850年9月3日）据实奏报，并请兵助剿。但无论是广西的局面，还是郑祖琛个人的命运注1085，此时都已难以挽救。

州县官同样进退维谷，如坐针毡。由于局势急剧动荡，各州县连现状都已难以维持。时人描述道：“近年盗贼充斥，人民离散，除蠲缓外，完纳不过十之五六，愈形不足。……近年左、右江面不靖，关税短缺，大吏亦不能自给，州县疲惫日甚。军兴时藉公济私，尚可支持。今请领无款支发，盗多民困，征粮则民多抗欠，失事则官即逮褫。州县不愿到任视事，每下檄严催，始行登程。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可为太息。”注1086州县官面对郑祖琛，就如同郑祖琛面对朝廷，处在一种两难境地：既要保地方安定，又无力剿捕“盗贼”；欲据实上陈，则担心触犯时忌引火烧身。于是，各州县对境内骚乱或隐匿不报，或讳“盗”为“偷”，一味敷衍了事。郑祖琛欺蒙朝廷，州县官欺蒙郑祖琛，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局面越发不可收拾。到道光三十年夏秋之际，广西已大局糜烂。杜受田在咸丰元年就此描述道：

贼匪多至数十股, 每股各有渠魁。……所有被害之处, 如迁江一县三被贼掠，县官令民刮尽财物, 与贼求和。上林县官被执勒赎。武缘县官贼至自裁。来宾官吏逃亡，监狱尽脱。藤县城守自缢，知县被伤。柳州逼近府城都咸堡地方, 贼至与官接战，杀死武员八人，兵丁数百。太平知府王彦和被贼逼死。龙州同知王淑元父子殉城。此皆去年夏秋间事。自是以来，贼视攻城剽邑几如反手。注1087

总之，广西官府此时已运转失灵，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周天爵后来喟叹道：“一言兵，则省城仅有懦劣八九百名之兵；一言饷，则藩库拨来朝不继夕之饷；一言官，则通省皆是求参不得之官；一言将，则通省皆是石郎之将；一言案牍，则无一不是被杀被焚之案牍。呜呼！此席是何等造化得此。”注1088

“被杀被焚”指民间打家劫舍之风，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乡绅富户。他们急如星火地向各级官府求救，但官府已无法控制局面。无奈之下，广西南宁、柳州等六府12名绅士和庆远府23名绅士分别联名具呈，遣人于道光三十年八月从海道赶抵北京，另有南宁府宣化县生员何可元自行来京，均向都察院陈述局势已危如累卵，吁请朝廷派大兵平乱。三件呈文分别写道：

现在官势愈弱，贼势愈张，群逆分屯者各以数千计，民家被劫者动以数万计。村居纷纷入城，府居纷纷入省，田野荒废，道路梗塞。逆匪水陆并踞，官饷不行，商旅可想。

柳、庆、思恩所属，六月之间七遭寇乱，妇女逃避山林，老幼流离道路，终年常警，十室九空。

……民冤沉海，贼焰弥山，所到之处，旗号悖逆，所不忍言。注1089

随着农事、商业陷入停顿，再加上土客械斗以及瘟疫等灾荒的冲击，普通民众的处境也更加恶化。为了生存，越来越多的人被迫铤而走险，加入造反者的行列，使民变规模不断扩大。民变风潮已席卷广西绝大部分地区。全省天地会武装多达数十支，少者数百人，多者三四千人，“有自行旋起旋散者，有兵勇击败而散、兵勇撤而复起者，有此股甫经扑灭、彼股又另起事者，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注1090。龙启瑞叹曰：“窃念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非得良药重剂，内扶元气，外拔毒根，则因循敷衍，断难痊愈，终必有溃烂不可收之一日。”注1091杜受田也忧心忡忡，认为揆度情势，“不惟一方之糜烂可忧，他省之蔓延尤为可虑”注1092。结果这番话果真成为咸丰初年的谶语。

概括地说，到道光末年，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官、绅、民均感到朝不谋夕，即所谓“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社会已近乎解体；以天地会为主体的武装暴动此起彼伏，全省已是一片火海，局面完全失控。这在南方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广西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其根源在于它是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统治力量最薄弱的一个省份。

三

上述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洪秀全尚未萌生反清意向时，广西社会便已民变蜂起，急剧动荡；“动乱”的源头并不是来自洪秀全。相反，正是在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的驱策下，洪秀全才最终走上了反清道路。

洪秀全的早年经历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热衷科考、皈依上帝、立志反清。科场失意的确对洪秀全刺激很大，但这只是他选择新的人生道路的一个起点或诱因。通过阅读《劝世良言》接触到基督教，进而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传播上帝信仰，这是洪秀全的一大转折。注1093洪秀全劝人拜上帝，其主旨无非是劝人做正人、行善事。这不但对清政府的统治构不成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益的。在洪秀全同期撰写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诗文中，非礼四勿、忠孝廉耻、富贵浮云、知命安贫之类的文字俯拾即是，并且明确表示“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没有丝毫鼓动造反的念头。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发展信徒，虽然在形式上触犯了私下“拜会”的大忌，但就其具体行为分析，并没有对抗官府的意图。

问题的另一面是，对现存体制和统治秩序而言，洪秀全及其信徒毕竟属于离心力。基于独尊上帝的信条，洪秀全反对孔子崇拜和偶像崇拜，这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习俗是相冲突的。二次入桂后，洪秀全又开始采用激进手段排斥偶像崇拜，亲自率人到象州捣毁甘王庙；紫荆山区的雷庙、土地庙等也被打毁。此外，随着入会人数越来越多，上帝会在紫荆山一带逐渐坐大，成为一股新兴势力。所有这些均对现实社会秩序形成冲击，从而引起当地乡绅的不安和敌意。道光二十七年底，紫荆山生员王作新在率众捉拿冯云山未逞后，向官衙指控冯云山等人“结盟聚会”“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社稷神明”，吁请将其“严拿正办”。冯云山与骨干信徒卢六遂被解送到县。卢六不久在羁押中病亡。冯云山一案延宕半年之久才告了结。时隔数月，即道光二十八年冬，洪秀全等人正式立意反清。

从冯云山事件的具体过程和结果看，上帝会在这场冲突中并不落下风：王作新事后因害怕遭到报复，被迫离家避风；官府对冲突双方也没有偏袒，最终宣布以“无籍游荡”之名将冯云山递解原籍，草草结案。洪秀全等人之所以在事后不久便萌生反清念头，与此时广西局势的急遽变化有直接关联。作为当地乡绅对上帝会的一场蓄意挑衅和迫害，该事件使洪秀全明白了一个道理：用道德说教的和平方式来改造社会，即便在紫荆山也行不通。另一方面，在广西“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的背景下，已在周边数县拥有数千信徒的上帝会无法超然物外，不得不针对动荡的时局做出调整或抉择。洪秀全在确立反清意向后曾断然表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这正反映了他在认识上的变化。而杨秀清、萧朝贵均出身贫寒，在紫荆山以种山烧炭为生；上帝会成员也以穷苦人居多，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蓄积已久。洪秀全等人称起义建国时为“太平时”，以及后来立国号为“太平天国”，均反映了他们对“太平”光景的向往。洪秀全起兵之所以得到积极响应，其根源在于越来越多的百姓因天灾人祸的双重挤压而走投无路，渴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故而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投奔金田，并使得金田起义很快便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注1094

总之，太平天国的兴起是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伴生物，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角度说，金田起义的正义性是不容否定的。广西所暴露出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只是因为广西的社会矛盾最为尖锐和集中，统治力量又最为薄弱，所以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才率先在这里爆发，成为清政府统治长堤上被撕开的第一个缺口。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这股激流才得以冲出广西，漫溢长江流域，乃至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注1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