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吏治流弊 动摇根基

一、“动以升迁为荣”的文武百官

由人治的性质所决定，吏治腐败和内部倾轧现象互为因果，一直与太平天国如影随形。

从广西贫穷闭塞的山村挺进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太平军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同时，其锐气与理想却悄然消退或减弱，而安富尊荣意识却日益滋长。这一点尤其突出体现在那些开国元勋身上。自己打下江山，自己坐江山，这在造反的农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过，太平天国定都之时，仅占据东南一隅，与清政府鹿死谁手远未见分晓，局势依然严峻。但就在这种背景下，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却把南京称为“小天堂”，在这个六朝古都忙不迭地抖起自己的赫赫威仪，大兴土木建造王府便是一例。再以杨秀清出行为例，其仪仗队多达千数百人，如赛会状：走在前面开道的是大锣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彩鸟兽数十对；随后是洋绉五色龙，长约数十丈，高丈余，并有鼓乐尾随，号称“东龙”；东王坐轿为五彩黄呢轿，共有56名轿夫，轿内还有两名童子站立左右拂蝇捧茶，轿后则是东王府属官近百人，再以一条规格相同的长龙收尾。注877其排场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与此互为表里的是物欲的迅速膨胀。早在定都之前，洪秀全曾多次通令全军，宣布凡金银财宝等战利品一律上缴圣库，任何人不得私藏私带。这些财物除用来解决军需外，另一用途便是供高级官员享用。南京设有金匠营，专门负责打造各种金银器皿。据载，“洪杨等逆净桶、夜壶俱以金造，其伪丞相等碗箸亦用金打。〈癸丑三年〉秋冬间，闻欲打造金桌并金灯台，其时金子已罄”注878。于是，中下级官员纷纷效尤，严禁私藏私带金银的法令逐渐对为官者失去约束力，“贼臂必带镯，手必戒指。广西、湖南人鲜有不备者，无金则银”注879。

洪杨等人以奉天诛妖救世安民的旗号举兵起义，此时却俨然以救星身份自居，认为自己享有特权是理所应当的，并理直气壮地向境内人民进行索取。于是，安民在不经意间变成了扰民甚至殃民，大肆选美便是一例。旧历癸丑三年十月，太平天国在南京贡院聚众讲道理时，洪秀全表兄黄期升大言不惭地说：“尔等幸有天王，天王为天父第二爱子，救尔等世人，尔等俱要报恩。报恩若何？打仗杀妖是第一报恩事也。现在无妖可杀，无以报恩，细思尔等有女，各要献贡天王。毋匿，匿则杀。”注880这种言行只会引起民众对上帝信仰的厌恶心理，直接影响到人心向背。

官场腐败为害最烈、表现最直接的是用人上的腐败。前已说明，太平天国官员的升迁主要看军功大小，但血缘、地缘关系也起很大作用，有时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酝酿起义期间，天兄（萧）某次下凡金田村，在勉励韦元玠效法其子韦昌辉跟随洪秀全起事时说：“他跟得去，尔亦跟得去。子有福，爷亦有福。一人有福，带涉满屋。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禄。”注881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首义诸王的亲属不仅待遇优厚，而且在仕途上也受到特别关照。杨秀清实际掌握着太平天国的人事大权，他在用人时就带有较明显的倾向性。侯爵在建都初期十分尊贵，现可考者仅十余人，其中便不乏靠姻亲关系而擢升者。例如，襄天侯林大基之子林世拔是杨秀清的甥婿，匡天侯黄维纲是杨秀清的姐夫，镇国侯卢贤拔是杨秀清的表兄；补天侯李俊良是太平天国的国医，与杨秀清并不沾亲带故，但因为经常替杨秀清治病而讨得后者欢心，结果也平步青云。注882相比之下，天地会出身的罗大纲从起义之初起一路攻城拔寨，战功显赫，此时却仅为冬官正丞相。注883

除血缘关系外，地缘因素也很重要。早期太平军将士来自五湖四海，是沿着从广西金田村到南京城这一进军路线，分别在不同地点投效太平天国的，因此，地域或籍贯便成为一种资历的象征。定都后，太平天国宣布凡参加金田起义者一律加“功勋加一等”衔，凡在永安突围之前入伍者一律加“功勋”衔；规定“功勋等臣，世食天禄”，凡官职在总制之下或没有职位的功勋，均享受总制待遇，可穿黄马褂，累代世袭。

这种用人上的狭隘性使太平天国难以做到广纳贤才、举贤任能，并不可避免地会对官场风气产生负面影响。按照太平天国体制，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直接决定着每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着是否拥有特权和特权的大小，而且官大一级压死人，以至于“伪官不论统属，大一级者皆可打小一级”注884。这必然会在客观上刺激人们削尖脑袋地谋求当官和升迁，只是因为杨秀清素以铁腕治军治政，局面才没有失控。不过，朝中安富尊荣、脱离群众、漠视民生的现象却悄然滋蔓开来。时人就首义妇女的这种变化评述道：“粤西妇女赤足蓬首，壮健如男子，贼每使助阵，并可负荷军装。嗣至金陵，皆授伪职与伪朝官等，有军师、丞相以下各名目，统辖续裹妇女为之服役。数年以来，饱食嬉戏，养成娇惰，藜藿变为膏粱，非复曩时剽悍、能耐劳苦矣。”注885也正是随着私欲的膨胀，杨秀清与洪秀全之间的冲突日益升级，还没等打下江山就争夺起了江山，结果酿成一场惊心动魄血流漂杵的内讧。

如果说太平天国早期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在权力高层的话，那么，后期的官场风气则更加恶化，并且呈迅速蔓延之势，从而加深了太平天国的危机。

官场风气恶化的征兆之一是为官者醉心于升迁，官员的选拔任命和奖惩制度日趋混乱。洪仁玕主政伊始便觉察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为了纠正时弊，他专门颁布《立法制喧谕》，强调东王在世时，连卑微官员的升降都要由中央最终拍板，所以“官虽少而足贵”，“印虽小而可珍”，而如今却是“越队求荣”，“私镌伪铸”。他痛心疾首地指出：“前此拓土开疆，犹有日辟千里之势，何至于今而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于曩时？良由昔之日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洪仁玕针砭了文武百官“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的现象，强调“国家机要，惟在铨选”，“设仍各如所请，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洪仁玕明知自己立足未稳，此时整饬吏治无异于引火烧身，但强烈的危机感促使他以大局为重，不及考虑个人的进退得失，坦言“时势至此，再一隐忍姑息，我辈并无生理”；严申必须遵守由英王陈玉成草拟、天王新近旨准颁行的《钦定功劳簿章程》中的规定，今后凡主将在外远征，官兵如立下战功，只准记在功劳簿上，待班师回朝后奏封，不得私镌印信，私给官凭，否则，封官和受官之人均按律处死。注886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也郑重提出严禁结盟联党，并拟定了权归于一、禁私门请谒等法令。

洪仁玕的节操和眼光无疑都是一流的，但毕竟缺乏杨秀清那样的威望和铁腕。以他的资历，根本镇不住那些功臣宿将。于是，这场以统一事权为宗旨的改革很快便告夭折，官场风气不但丝毫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坏，贪赃枉法、疲玩泄沓、贪图享乐的现象愈演愈烈。人们的胃口也已不再满足于义、安、福、燕、豫、侯六爵，而是瞄准了更高一级的王爵。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为避免重蹈覆辙，曾经宣布永不封王，嗣后虽然一度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王，但不久就削去其王爵，直到洪仁玕投效后才再度破例。但他仍然比较谨慎，直到庚申十年（1860年）间，仅新封干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赞王蒙得恩、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章王林绍璋七个王。辛酉十一年（1861年）冬左右，滥封王爵的现象开始初现端倪。当时，洪秀全诏令陈玉成残部远征西北广招兵马，以期尽早收复安庆。面对陈玉成部士气低落和朝中人心浮动的状况，他寄希望于通过加官晋爵来激励群臣效命，新封之王仅可考者就达十余人。稍后，洪秀全又陆续加封李秀成部将为王，计有护王陈坤书、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归王邓光明等。此例一开，原本脆弱的铨选制度更加形同虚设，大小官员对升迁趋之若鹜，跑官买官现象好似决堤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李秀成在供词中就此抱怨道：

自此之后，日封日多，封这有功之人，又思那个前劳之不服，故而尽乱封之。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银钱者，欲为作乐者，用钱到部，而又保之。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

李秀成还指名道姓地斥责勇王洪仁达在朝中弄奏，“惑主而行，忌我之势，密中暗折我兵”，并说部将陈坤书封王和童容海变心都是洪仁达暗中捣鬼所致，认为胡乱封王使人心“散无涯也”，“天王失国丧邦，实其自惹而亡”注887。

昭王黄文英在被俘后的供词中也认为“天朝的事越做越坏”。据他陈述，后期的王共分五等，首义诸王和干王是一等王；执掌兵权的英王、忠王、侍王等人是二等王；领兵打仗的康王、堵王等人是三等王；他本人是四等王；五等王一概称作列王，大多有职无权。他还补充说：“起初是有大功的人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西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了。”注888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最初仅封寥寥数王发展到一口气封出2700多个王，不仅血缘、地缘关系照样起作用，卖官鬻爵也几乎公开化，诠政之紊乱简直形同儿戏，实为亡国之前兆。

据载，后期南京城内，“各伪目无不极富，一馆内箱栊总不下数百件”注889。滥施爵赏是洪秀全晚年决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它既助长了朝中贪渎之风，同时又因赏罚不公苦乐不均而导致人心离散。更为致命的是，作为党争现象的伴生物，此举丝毫没有改变内轻外重、事权不一的局面，相反，不但中央依旧对异姓诸王调点不灵，就连李秀成等人对下属将领也不再驾驭自如。在定都初期，太平军的总兵力仅为12万人左右，而后期仅忠王李秀成部就达百余万之众。但是，随着军中将领拥兵自重、各争雄长、骄奢淫逸的现象愈演愈烈，太平军的战斗力却大不如前，从而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败亡。注890后来，眼见封王太滥，连洪秀全自己也意识到失算，但“言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注891，便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

南京陷落前夕，全城人口不超过3万人，其中太平军万余人，而王一级的官员就占了一千多人。注892照此计算，除去居民，全城平均每十名军人中就有一个王，堪称遍地是王爷，构成南京一道奇特的风景。在都城危如累卵之际，这一千多个王倘若都能抱定与该城共存亡的信念，拼死抵挡湘军潮水般的攻势，这至少会给人一种悲壮感。可叹的是，直到此时，一些王爵仍然不懂得覆巢无完卵这一简单的道理，仍然对个人利益锱铢必较。当时，由于湘军长时间围城，南京早已陷入粮荒，就连天王在病逝前也以野草团为食。注893但是，湘军破城后，却意外地从城中搜出大量粮食。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对此大惑不解，在李秀成被俘后特意询问此事。忠王喟然叹曰：“城中王府尚有之，顾不以充饷，故见绌。此是我家人心不齐之故。”注894吏治腐败、内部倾轧、军纪松弛与人心离散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太平天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二、乡官群体解析

军事上的拥兵自重与行政上的各自为政是互为表里的。太平天国的地方行政建制共分省、郡、县三级。后期，诸王各镇一方，如陈玉成在安徽，李秀成在苏南，李世贤在浙江，成为各省的实际最高长官；省以下的一些中心城市也各由其佐将驻防，官制混乱、职权不清的现象十分突出。英王与忠王、侍王之间，乃至一省之内，不仅彼此较少呼应，有时还为争夺粮饷与地盘发生摩擦。注895安庆是陈玉成主管区域的首府，该城之所以在与围城湘军对峙一年多后最终失守，与李秀成、李世贤等人消极迁延、救援不力有很大关系。洪仁玕就此沉痛指出：“辛酉十一年，各王据守疆土，擅支粮饷，招兵自固，图升大爵，致调点不灵，安省少援。”注896

再看看太平天国乡村基层政权的运作情况。中国历代政府机构通常只到县一级，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主要采取“以民治民”的策略，即在民间挑选一些人担任乡里组织的领袖，代表官府来行使行政职能。太平天国以乡官制度取代了清朝的都图保甲制度，在县以下建立乡村基层政权，分设从军帅到伍长的各级乡官，均由本地人出任。与充当官府职役的清朝保甲长相比，太平天国的乡官属于正式行政编制，其职责也更为重大，从征粮捐输到治安、诉讼、教化，几乎无所不包。乡官制度在前期就已经实行，后期又推广到新开辟的苏浙地区。在太平天国自上而下的庞大官僚体系中，乡官尽管属于末序微员，却是各项政令的具体执行者，是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人。因此，他们的表现事关人心向背，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乡官的阶级成分，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认为各地乡官在前后期大多由地主阶级分子担任，或认为劳动人民始终占据着多数。到了七八十年代，从这一话题又引申出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讨论。这些探讨对研究工作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又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分析乡官的阶级成分固然重要，但不能惟成分论，更何况囿于史料，相关统计数字本身就不太全面和可靠。此处尝试结合对其他层面的考察，尤其是太平天国选任乡官的标准和倾向，以及乡官自身的具体表现，来重点分析后期乡官群体对太平天国统治基础的影响。

1860年6月16日，即太平军攻占苏州不到半个月，忠王李秀成就举官造册一事颁布安民告示，强调“不举官则民事无人办理，不造册则户口无从核查”，并敦促四乡百姓曰：

凡乡邻熟识之人，举为乡官，办理民务，其五家举一伍长，二十五家举一两司马，一百家举一卒长，五百家举一旅帅，二千五百家举一师帅，万二千五百家举一军帅。盖所举之人，必度其干事才能称职者充当其任。尔等一面开造民册，一面将所举之人，令其概行来城，听候铺派。

兹并将册式粘后，限五日内照样造齐，呈送阊门外总局查核，以便给发门牌，则尔民得安堵之常，本藩亦慰抚绥之念。从此四方鸠聚，采葍无行野之伤；比户燕安，绵葛无在河之叹。倘敢违延，定行发兵问罪剿洗，以为抗违者戒。注897

但在实际操作时，乡官往往不是通过乡民公举的方式产生，而是太平军指派或乡绅幕后操纵，并不真正具有自治或民主性质。

绅士作为乡村社会的地方领袖，一向充当着官府与百姓之间的中间人。太平军大兵压境时，他们起初纷纷组织乡勇进行对抗，后来为了避免玉石俱焚，才被迫输粮进贡。太平天国对乡绅总体上实行安抚政策。他们在遴选乡官时，主观上倾向于任用拥有号召力和经济实力的乡绅，以及谙练公差的旧衙门胥吏和地保，而不是下层穷民。在同期颁布的另一份告示中，忠王便明确表示“绅董可速出首，来城递册投诚”注898。浙江的情形与此相似。坐镇绍兴郡的绫天安周文嘉在得知山阴县绅富何蕺民“为该县巨臂”，“曾为伪朝官宰，又系总理绍郡捐费”后，认为他“才干有为”，表示“仰其出身办事，原为军饷大有裨益”，“以为民望”，延纳惟恐不及；及至得知何氏死讯，又深表“悯恤”，下令对其家室不得“擅行滋扰”注899。 在嘉兴郡，秀水县新塍镇专门发布一份针对“各地保及富户人等”的告示，敦促他们“速即到局投册报名，输粮纳贡”注900。又如，嘉善县乡绅顾午花曾经率领乡勇攻打太平军。大局初定后，嘉善太平军佐将陶金会软硬兼施，再三催促顾午花出任负责该县民务的监军一职，见面后“敬之如上宾”，表示“久慕大名，出来甚好”；其幕友还将他“邀至花厅吃大烟”。陶佐将开导顾午花说：“你一则胆怯，二则恐妖朝复兴，然妖朝断不能兴矣，你到来正好了结。”注901为了迫使绅富就范，太平军有时还采用强硬手段，故时人有“不论贤，不论能，但呼富人强趋承，胁从不应系以绳”注902一说。

在此背景下，各地乡官总体上以乡绅胥吏为骨干，下层民众出任乡官者虽然不乏其人，但影响与作用均不及前者。以常熟为例，“军帅请当地有身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计分当，惟两司马、伍长硬派地着中殷实者承值”注903。有些乡绅为给自己留后路，推庶民出任乡官，自己躲在幕后操纵。吴江县盛泽镇首富王永义便是一例。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些乡官出面辅佐郡县范围的民政，其职衔也就在军帅以上，甚至有官至六爵者。

为了与清政府争夺民心，太平天国在苏福省推行轻徭薄赋政策。1860年11月2日，天王下诏“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谴责清朝地方官“抽捐抽税，竭尽尔等脂膏，厚敛重征”，宣布“朕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今［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注904。 忠王本人认真执行了这一政策，“苏州百姓应征粮税，并未足收；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不深追”注905。此外，太平天国尽管保留了旧的土地关系，允许地主（时称“业户”）收租，但又在不少地区减租、限租。

按理说，减赋减租政策兼顾了包括地主、自耕农在内的土地所有者和佃农等各方面的利益，有利于太平天国征服人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后期，太平天国版图日渐缩小，而官僚队伍却急剧膨胀，加上军队迅速扩充，且战事倥偬，所以开支庞大，远非单纯的田赋收入所能支撑。于是，苏浙一带的各统兵将领便不时向民间摊派银两、物资，同时征收各种名目的捐税，从而形成赋轻税重的局面，导致乡民的实际负担远远超过田赋的正额。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具体执行者，不少乡官趁机巧取豪夺，搜括民财。太平天国的吏治之所以在后期日趋腐败，乡官在这当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不同程度地染有旧政权的官场恶习，不少人刻意迎合太平军高级将领的安荣享乐意识，投机钻营，非法敛财，骄奢淫逸。而太平天国仅看重起用乡绅胥吏担任乡官便于筹措粮饷和维持地方，忽视了对他们的改造，遂使这股风气迅速蔓延。

征赋时浮收勒索是乡官常用的一种伎俩。以嘉善监军顾午花为例，“其收漕也，仍用故衙门吏胥，仍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百姓大怨。又有陶庄举人袁姓，承伪命于陶庄收漕亦如此”注906。

借征派捐税中饱私囊的现象更为突出。龚又村在1862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苏属一带，贼氛尚恶，现又借征下忙以助军饷。各户无租，仍复苛捐，知不归城主，均军、师帅取肥私囊。吕厍戏场、博局亦系师帅爪牙所开，日往花船，消耗不少。”注907这方面还有一些具体事例可考。例如，苏州桃花坞人汪心耕（原名吴清祥）原是药房伙计，因献计攻取嘉兴并担当向导而赢得听王陈炳文的信任，奉命总理嘉兴粮饷。当时，江浙商贾因南北商道梗塞而云集盛泽镇，东出王江泾、七里塘，取道嘉善到达上海，盛泽一时成为各路商贩必经之路。汪心耕看准机会，在盛泽设立筹饷总局，“创立厘捐、卡捐、铺捐、房捐、军柴捐、红粉捐诸名目，专以强派勒罚为事”。此外，“开设天章机捐局，凡绉纱绸缎湖丝在镇经过者，先抽用［佣］钱三分，然后再为纳捐，每匹上俱要用过天章机捐局图记，始准销售”；“又开公估钱庄，洋钱出进必先到庄用印，每洋捐钱七十文，未经用印者概不准用。有某生偶有一洋未用印，锁至公估庄内，打折胫骨”。在任职两年多的时间里，汪心耕“总办各处厘卡，每月包解军饷，议定银数，陆续解赴嘉兴，余下者悉饱私橐”，仅此一项便“获银数十万”。盛泽人沈枝珊奉王永义之命出任乡官，后与汪心耕分地管辖嘉兴境内厘卡，“各卡每日收至四五百金，汇解嘉兴贼营者不过十之二三，已能足额，余尽归己。又倡言起造听王府，按田摊派一次。又倡修嘉兴海塘，又摊派一次。凡有路过伪官，必摊捐居民迎送各费”，乃至“积资至数十万之多”，成为又一个暴发户。注908

乡官赴任或升官时饮“开印酒”、做生日等陋习的风行更令人瞠目结舌。例如，汪心耕因为筹饷有功，被封为九门御林听殿刑部尚书、耕天福，遂“开贺演戏，遍请群贼赴宴”；“又为其母做生日，舁以彩舆，游行街市，鼓吹旗帜，后拥前导。铺户、居民各摆香案迎接，镇中大小各户派敛银洋为寿分［份］，刑部郎中王恩寿、贡生王家鼎均亲往叩祝，饮宴连日”注909。常熟县归家庄地保出身的汪万被任命为军帅后，“设局于何市，开印大张筵宴，先期遍发请帖”，人们“又不得不趋贺”注910。桐乡县濮院镇师帅董春圃也是事先在镇上分发请帖，于是，“各店口及人家均送开印贺份，共收份五十余千。大张筵席，日中用奏演曲，夜以影戏娱宾客”注911。

太平军很快也沾染上这种习气，而且做得更加过分。军中将领开印时，居然堂而皇之地强行摊派费用；官越大，聚敛的钱也就越多。例如，1862年7月27日，浙江诸暨县许军帅札示三十七都师帅徐君连，内称“现在义大人开印，饬办各色货物，每都派费钱三十千”注912。仅隔6天，许军帅又札示徐君连，称“前奉张大人面谕，以现在首、梯二王暨余大人次第开印，每都师帅各派费洋八十元，断不能少，限于二十日缴齐，今又亲自来局坐收。为此飞札，仰弟于即日亲自携带来局，面听铺派，勿迟为祷”；同时还不忘催讨上次摊派的义大人开印费：“再：领令箭、印凭费十五元，又派买办货物费钱三十千，一同带来。”注913透过诸暨三十七都这一个案，可以想见乡民额外负担之沉重。做生日同样强行摊派费用。有一则记载说，听王陈炳文的妻子做寿，单是嘉兴县王店镇就被摊派三千两白银。注914

建造王府、官场应酬、开印费、生日费等都不属于正常的军政开支，无形中加重了民众负担，从中折射出一种文恬武嬉、颓废奢靡的官场风尚。有些地方要员甚至与乡官声气相投，吸食鸦片，嫖娼狎妓，搅得乌烟瘴气，已见前述。注915

这些捐税和摊派通常按田亩征收，间或按户计征。在这种政策下，拥有田产的地主首当其冲，不少富户因此而家业衰落。不过，大凡出任乡官的士绅，均设法将负担转嫁到普通乡民身上。为了保证饷源，太平天国在一些地方还弹压佃农的抗租抗税事件。注916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天国摊派的钱粮数额越来越大，催讨时也更加急如星火。柯悟迟就旧历辛酉十一年夏常熟的情形描述道：

六月，常城贼目慷天福饬军、师、旅帅派捐，每旅捐米三十石，银一百两，勒限交解。里中又挨户逼迫，虽罄其所有，仍不敷所欲，乡官有挈家而逃矣。其贼目大小甚多，彼可以催钱粮，此可以催捐款；彼可以着办衣料，此可以着办食物。

在谈到次年情形时则云：

三月，菜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石，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作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烛，忽而要封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师、旅帅亦无可奈何，虽鸡犬不宁也……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丝织无利，家家洗荡一空，已所谓室如悬磬。而贼之迫催严比，无出其右……而贼目催粮，愈加严酷，勒乡官，具限状，非捆锁，即杖枷，乡里日夜不宁。农家典质无路，告贷无门，田地又无卖处，什物未能变偿，甚有情极［急］自尽。注917

概括地说，除了少数像汪心耕这样成为暴发户的既得利益者外，太平天国的赋税政策对整个乡里社会都构成了冲击。他们在主观上并没有保护或打击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想法，其念头只有一个，即设法征收钱粮以保障军政系统的供应，包括满足一些不情之需。前已说明，太平天国以简单粗暴的手段推行移风易俗法令，遭到民间的普遍抵制；而近乎竭泽而渔式的经济索取同样大失人心，完全背离了洪秀全等人体恤民生的初衷。太平天国标榜自己是“仁义之师”，旨在“救千百万生民如出水火之中，如登衽席之所”注918，但在现实的反衬下，这些说教不免显得黯然失色。

总的来说，乡官群体尽管成员复杂，出面效力的动机或原因不一，处境有别，但大多持徘徊观望态度，真正与太平军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不多。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官至侯爵的濮院镇绅士王梦兰私下表白说：“去年看来，长毛正在上风，尽可做得。今年看来，长毛日衰，做不得也。”注919这种心态很具有代表性。某些乡官甚至暗中与清方勾结，准备伺机反戈一击。例如，苏州元和县枪船头目费秀元受抚后，太平天国按照约定，在周庄镇十里以内不设官、不设卡，一切由费秀元把持。费秀元官至镇天燕，同时又接受清政府的封赏（三品翎顶），所部枪船后来投靠了江苏巡抚李鸿章。

由于乡村基层政权十分脆弱，加上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地赢得民心，太平天国在江南的统治实际上仅是一种单纯的军事占领，且主要倚重中心城市和县城，对广大乡村一直缺乏有效的控制。注920正因为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其军事上的兴衰消长主要以城市的得失为标志，缺乏巩固的乡村作为依托和回旋之地，所以，一旦大小城市相继失守，太平天国在苏浙的版图便随即丧失殆尽，标志着太平天国气数已尽。以苏南为例，从1863年12月4日苏州易帜到次年5月13日丹阳失守，在仅仅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太平天国在苏南的地盘全部沦陷，致使南京东线屏障尽失，成为一座孤城。两个多月后，陷入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绝境的南京终告失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