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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章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建
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生长点和职能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无疑是思想史的“事件”，它使“历史”真正成为科学。然而，唯物史观本身又是一个问题的王国。其中，最折磨人们耐心的问题，就是唯物史观的对象、性质和职能是什么。因此，本章拟对唯物史观的概念作一考察和审视，对唯物史观的性质和职能作出新的解释，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1.唯物主义历史观概念的由来及其实质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就是从历史观开始的。具体地说，马克思是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其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进程的，并在同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建立“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为了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注256
研读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可以看出：(1)马克思力图建立的新哲学是“为历史服务”的哲学；(2)这种“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任务，是揭露人的“自我异化”，从而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3)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需要进行“三个批判”，即“对尘世的批判”、“对法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一句话，这种“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就是一种新的历史观，一种批判的历史观。但是，无论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还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都没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或概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而全面地揭露了人的自我异化，开始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并提出要解答“历史之谜”。但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或概念，只是把他制定的新理论称为“关于人的科学”，并认为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注257。所以，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具有一致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注258
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深入而全面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但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仍没有明确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更没有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只是把他们所创立的新的历史观称为“历史科学”、“实证的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注259。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研究人类史的历史科学“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其基本观点“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注260。
可以看出，这种“历史科学”、“实证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注261。
可见，《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的“历史科学”、“实证科学”实际上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其研究对象是人类史，研究方法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探讨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历史的基本规律，其基本内容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抽象和概括。概而言之，唯物史观是从物质实践出发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
概念和术语是有区别的。概念的形成说明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而术语只是概念的表达形式，二者可能一致，但也经常处于矛盾之中。概念和术语从不一致到一致，反映的恰恰是认识过程的不断深化。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德意志意识形态》虽然仍未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概念已经基本形成，它通过“历史科学”、“实证科学”等术语得到实现。这也就澄清了一个事实，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上制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概念，但还没有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因此，苏联学者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首次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不符合史实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首次出现在恩格斯1859年写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正是在这篇书评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注262，并认为后者的要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至此，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概念和概念的表述达到了统一。
恩格斯在这个时候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并非偶然。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解决了三个重要问题，即劳动二重性、劳动与劳动力、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相区别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标志着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初步完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他的经济学研究。因此，剩余价值理论的初步形成是对唯物史观的初步验证。这是其一。
其二，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的发展看，其观点已进入纯粹典范的形态。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作了经典概括，以其深刻的思想、精彩的表述，把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历史的基本过程清澈见底、明白无遗地表述出来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此时已经得到了确切的规定。
1872—1873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为“唯物史观”，并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注263这一论述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根本特征的高度概括。
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概述“马克思的历史观”时，明确指出：“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注264这就极为明确地规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任务，即发现人类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
“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历史”包含着“社会”。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注265。所以，在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恩格斯首先分析了社会结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注266。可见，“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历史”是社会和历史的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唯物史观称为“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注267。
1890年，德国社会学家巴尔特在《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中，首先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解释为“经济唯物主义”，即只承认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否定其他历史因素的积极作用。这实际上是把唯物史观庸俗化，并造成了一定的理论混乱。党内“青年派”加以“模仿”，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产生误解，认为唯物史观就是“经济唯物主义”，如拉法格在1885年写了《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一书。“经济唯物主义”一词一时被广泛运用，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代名词。
从1890年起，恩格斯针对巴尔特等人把唯物主义历史观歪曲成“经济唯物主义”，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用了新的提法——历史唯物主义。1890年8月，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注268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解释：“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注269
把“历史唯物主义”同“唯物主义历史观”相比较可以看出，在恩格斯这里，二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不同表述，只是针对性不同：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针对“唯心主义历史观”，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针对“经济唯物主义”。换言之，在恩格斯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同一个概念。
1892年，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2年第1期和第2期上，标题就是《论历史唯物主义》。从此，“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逐渐成为表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惯常用语。
恩格斯之后，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出较为深入研究的，是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沿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术语。但是，无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普列汉诺夫那里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上是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但是，普列汉诺夫又认为，唯物史观的因素是在人类认识史中不断增大和不断积累的，在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以及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中，都有唯物史观的萌芽或因素，如孟德斯鸠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制度，就是一种唯物史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有时又把孟德斯鸠、霍尔巴赫等人的历史观称为“唯物史观”。注270所以，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唯物史观”，在狭义上是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广义上包括孟德斯鸠等人的历史观在内。
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狭义上，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历史。无论是在自然界或是在历史方面，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辩证性的’。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到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作历史的。这个形容语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注271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同一概念——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不同表述。
然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更多的地方或者说基本上是指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普列汉诺夫特别指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应把辩证唯物主义“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以社会的人的需要，并以在一定时间内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与方法，来解释社会的人的活动”注272。“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互相作用，可是同时它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互相作用”注273。
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历史，所以又叫作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既唯物又辩证的，所以又叫作辩证唯物主义。因此，在广义上，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同一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表述。
应当说，普列汉诺夫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具有合理性。但是，这种解释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却是无疑的。
与普列汉诺夫相同，列宁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普列汉诺夫不同，列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它包含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中，但不等于辩证唯物主义。在《卡尔·马克思》等文中，列宁多次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在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中的推广和运用。
列宁这个观点后被斯大林发挥到极致，即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而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注274。
这就是说，在斯大林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同一概念，即一种以自然观为理论基础的历史观。由于《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而写的，再加上斯大林本人在当时的特殊地位，所以，斯大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定义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2.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范畴
在阐述唯物史观的根本特征时，马克思指出：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275这表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范畴是实践。
出发点范畴的不同，预示着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其他历史哲学的本质不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无非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历史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从发生学意义上说，历史主体与客体都不是预成的、以自身完满的形态进入人类历史的，相反，历史主体与客体都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创造和重建的结果。人的社会存在只能是实践中的存在，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从根本上说，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主体连续不断的建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是“人改造自然”与“人改造人”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从“感性的人的活动”的角度，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来考察和理解一切历史现象，来审查、评价和改变以往历史哲学的范畴和规范。
人只能通过实践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实践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也必须进行活动互换，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物质实践又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制约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这就是说，实践是一切社会关系“由此产生”的源泉，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人的存在方式。正是在这三重意义上，实践具有历史本体论的意义。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把历史理解为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并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276。因此，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来考察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反思历史的进程及其规律，便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特征。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实践原则也就是主体性原则，马克思始终是把实践和主体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并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具体地说，人不仅生活和活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且又不断地变革和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关系。实践是主体自身不断重建的活动，是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相统一的活动。因此，出现在历史中的人不仅是一个被决定的存在，而且(甚至首先)是一个创造性的存在。人的被决定性只是作为某种历史条件的制约因素出现在人的创造活动之中。
唯物主义历史观确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并认为历史规律构成了人们历史活动的可能性前提，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大概趋势，从而制约着人类历史的行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历史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然而，相似不等于相同。从本质上说，历史规律是人们自己活动的规律，它不可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而成为独立的实体，也不是消融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的“盐酸池”。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的本体。因此，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注277。
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说，实践、主体性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然而，自从斯大林的唯物史观模式被定于一尊以来，实践原则、主体性原则都被忽视了，历史发展被看成是“内在结构”自律的变化，人仅仅被看作是社会关系、历史规律的体现者和传导者，一种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脱离了经济、政治、文化的交互作用而自动、纯粹起作用的“经济必然性”成了历史的主宰。马克思划时代的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
实际上，人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之后，就进入了存在的组合，并以自身赋予存在以新的尺度。如果仅仅从客体方面来研究历史，那只能是一种片面的研究。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触及到人的活动的一切领域，深刻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改变是双重的：既增强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力量，又使得这种统治力量有可能摆脱人的控制，反过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同时，现代社会改革的实践又再次突出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制约性和人对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创造的问题。这表明，现代科学和实践的发展，都越来越突出了实践问题、主体问题；同时，现代科学和实践的发展又为人们对实践问题、主体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提供了普遍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因此，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必须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以主体为轴心重审历史主体与客体关系，反思历史的进程及其规律。
以实践为本体，唯物主义历史观又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即经济必然性和历史总体性。
与黑格尔把历史规律归结为历史理性不同，马克思把历史规律归结为物质实践活动，归结为生产方式运动中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经济必然性的内容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整个社会关系；生产力则是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实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历史观中，没有比这样一种相互作用更根本的相互作用了。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哲学不能追溯到比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更远的地方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必然性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历史进程并能使我们从根本上理解这个进程的红线。
但是，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经济必然性不可能脱离人们的实践活动而成为独立的实体，自动地发生作用；同时也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而纯粹地发生作用。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同时对经济必然性产生反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能够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必然性，使经济必然性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并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经济必然性同样具有历史性。
经济必然性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在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也必然在历史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实现。在实践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唯物主义历史观找到了对于经济必然性的合理理解。经济必然性是唯物历史观的内在原则。
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研究整个历史，但却把历史作为整体来研究。构成唯物史观重要特征的，不仅是经济必然性原则，而且还有历史总体性原则。卢卡奇因此指出，必须把“总体的具体的统一”的辩证方法引入对历史的分析中，“只有把社会生活的孤立事实当作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并把它们联结为一个总体时，关于事实的知识才有希望成为现实的知识”注278。这种知识就是“概念总体”。
根据历史总体性原则，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没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起源不能用经济关系来说明；同时，没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为一定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历史的演变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在一种经济的平面上进行的。经济变革需要通过政治变革来实现，而观念变革又是政治变革的先导，如此等等。经济、政治、观念的交互作用形成一种立体网络，历史演变正是通过这种网络结构而进行的。
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把历史理解为一个总体，理解为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注279
可见，在对于历史的理解中，唯物主义历史观当然要根据经济必然性，但它并不把自己局限于“经济解剖学”；它同时注意直接或间接为经济必然性所决定的社会现象的总和，是关于历史总体的唯物主义“现象学”。历史总体性是唯物史观的又一内在原则。
3.历史认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认识历史这一特性化的角度看，就是历史认识的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的关系。现代历史哲学关注的重点和力图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历史认识的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的关系问题。作为现代历史哲学，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必须解决历史认识的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的这一历史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在我看来，历史认识论是唯物史观的理论生长点和发展突破口。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包含三重含义：(1)马克思有所论述，但又未具体展开、详加探讨的问题，或者说，是以胚胎、萌芽形式包含在唯物史观中的问题；(2)这一问题又是现代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实践所突出的问题，即“热点”问题；(3)现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普遍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三重意义上，我认为，历史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
探讨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是马克思那个时代首先要解决的主要课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在自为运动着的是物质实践活动，人们在改造、认识着自然界的同时，也改造、创造和认识着自己本身——他的肉体组织、社会关系和思维结构等。从根本上说，历史就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同时，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又是实际改造活动和观念认识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认识历史的活动也是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组成部分。如同自然是人们认识活动的客体一样，社会历史也是人们认识活动的客体，并同样转化为认识的内容而被观念地加以把握。
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探讨了历史本身如何运动，而且也分析了人们如何认识历史运动。例如，马克思提出了顺向与逆向相统一的历史研究原则，即不仅要按照历史在时间上的发展顺序，作从古至今的考察，而且要作从今返古的考察。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上一样的情形，所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关系，“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注280。
然而，唯物主义历史观毕竟是19世纪中叶的产物，它创立之时所面临的首要理论问题，就是批判“历史思辨”，确立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它着重研究的是历史本身的过程及其规律，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无论是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为详尽的阐述”的《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唯物史观探讨的主要问题都是历史本身的规律，重心都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社会存在中探索思想观念的形成，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对于人们认识历史活动的特殊结构、机制以及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都有所论述，但没有详加探讨和具体展开。因此，唯物史观带有浓重的历史本体论色彩，历史认识论只是以胚胎、萌芽的形式包含于其中。
现代实践和科学犹如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吸引着哲学家、历史学家把自己的理论聚焦点从历史本体论转向历史认识论，而现代科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史学理论、思维科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又为探讨历史认识论问题提供了普遍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对历史认识论的深入探讨，已成为时代的需要以及人类认识发展的趋势。如果说近代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是人类历史本身的运动规律，那么，现代历史哲学注意的中心则是如何认识历史本身的运动。
按照现代历史哲学的观点，要理解历史事实，首先就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因为人们是通过历史知识去认识客观历史的。实际上，历史知识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历史学家的价值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又来源于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需要和环境。“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现在的兴趣的。”注281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学的这种特殊性造成了历史认识论的必要性。克罗齐断言，历史哲学研究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史学史”，历史哲学就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柯林武德认为，哲学的本质是反思，历史哲学就是“反思历史思维”，是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因此，历史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历史认识的性质，或者说是对历史知识进行哲学的批判，从而确定历史学努力的界限和特有价值，即发现历史认识在整个人类认识结构中的位置，历史认识与其他认识形式的关系及其有效性。
不难看出，现代历史哲学已把历史哲学的重心转移到对理性自身能力的批判上来了，即从历史本体论转换到了历史认识论。研究重心的这一转换完全符合人类认识规律。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客体的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转变为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批判。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路易斯·明克指出：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对历史认识的性质、特点和方法进行分析，逐渐成了西方历史哲学的内容。“哲学家和史学家都趋于一致地接受柯林武德的这一论断，即哲学是关于思想的思想，因而历史哲学也就是关于历史思维的见解的第二级的活动。”注282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重心，都要经历一个从不确定到确定，确定以后还要进行不断调整的过程。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应自觉地适应人类认识发展的趋势，及时地转换自己的研究重心，即从历史本体论转换到历史认识论。在我看来，这正是唯物史观的理论生长点。
对于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样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唯物史观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从人的现实实践是对客观历史反映的“转换尺度”、“显示尺度”出发，来探讨历史认识过程及其规律，并把历史认识看作是人们由现实实践的激发的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人们认识历史是通过现实实践这一特定的存在为中介的，因此，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反映以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认识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化与升华，对历史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实践的“格”，以及由实践的格所内化和升华的思维的“格”。反映只是认识的一个特点，仅仅从反映论角度来探讨历史认识问题，显然是不够的。
对于历史认识，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要从宏观上揭示，而且要从微观上探讨，即探讨历史认识是如何通过个体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社会意识而实现的；不仅要探讨历史认识的“形式”问题，而且要探讨现代历史哲学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研究者与作为认识客体的客观历史过程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认识是否具有或怎样才能具有真理性的问题。只有这样，唯物历史观才能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进行“对话”。
现代实践、科学以及历史学和哲学的发展，日益突出了历史认识论的重要性，研究历史认识论问题已经成为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势。因此，应适应现代实践、科学以及历史学和哲学的发展要求，使原先以胚胎、萌芽形式包含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历史认识论问题突出出来，并予以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使唯物史观成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
4.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双重职能
所谓历史本体论，就是指探讨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理论，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历史认识论则是指关于历史认识的性质和特点的理论。具体地说，历史认识论就是研究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对于以人为主体的历史的认识过程及其规律的理论，如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阶级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历史认识的社会功能，历史认识的检验标准等，都属于历史认识论的问题。
如果说，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是历史本体论的时代，那么，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则是历史认识论的时代。当今，这两种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合流”的趋势——人们在历史本体论“复活”的基础上深化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合流的趋势，是因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具有内在的联系，只是由于不同时代认识水平的差别和不同的需要，才把研究重心或者放在历史本体论上或者放在历史认识论上。唯物主义历史观应在深化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加强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并把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本体论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理论整体。
任何历史认识论总是或隐或显地以某种历史本体论为其立论的前提和依据。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蔑视历史本体论并把后者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然而，它本身信奉的仍是一种本体论，即思想本体论、历史过程无规律论或多元论。例如，柯林武德之所以反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概念引入历史学，强调历史认识的“设身处地的领悟方法”，即历史认识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对历史行动者的思想进行设身处地的“重演”，其立论的依据正是一种历史本体论——历史是思想史。按照柯林武德的观点，“一个自然过程是各种事件的过程，一个历史过程则是各种思想的过程”注283。可见，历史哲学企图避开历史本体论去探讨历史认识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既然历史认识论必须要以历史本体论为立论的前提和依据，那么，历史本体论就必然要对历史认识论起导向作用。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又有赖于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分析，而历史认识论就是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考察。康德之所以能在哲学史上造成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实质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思想：本体论的确立有赖于认识论的研究，对存在本身认识的是非曲直有赖于对理性认识能力的考察。正因为这一点，康德才把近代哲学家从形而上学“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从而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这一观点同样适合于历史领域。现代历史哲学所提出的“历史科学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康德的观点在历史领域中的“回声”。可见，历史本体论如果脱离了历史认识论，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及其发展有赖于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及其发展。
从现代知识结构看，历史本体论主要揭示历史现象的本源和派生的关系。在这里，意识与社会存在都是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高范畴出现的，而历史认识论正是要揭示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如何达到一致的辩证逻辑。因此，从实践范畴开始，唯物史观的全部范畴都应该把解决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内容。唯物史观的全部范畴都应既是历史本体论的范畴，同时又是历史认识论的范畴，从而解答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问题。
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对历史规律的客观描述，而是把研究的客体放到与意识的关系中去探讨怎样才能正确把握历史规律；不仅回答“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而且回答“人们如何认识历史”的认识论问题。一句话，唯物史观扬弃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理论对立，同时实现着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双重职能。
作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统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时又是历史方法论。所谓方法，乃是人们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获得一定成果的方式。任何科学方法，都必然包含着对对象自身运动规律的认识，从内容和本质上说，方法就是对规律的自觉运用。正如现代著名科学家T.巴甫洛夫所说，科学方法“是‘被移植’和‘被移入’到人类意识中的客观规律性，是被用来自觉地有计划地解释和改变世界的工具”注284。
作为关于历史研究方式的性质和特点的历史方法论，不过是历史规律的主观运用，不过是关于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理论，它提供的是如何对待和处理认识的主观形式与客观历史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并以此指导人们去正确地认识历史。
因此，历史方法论的主要之点并不在于它被到处运用，而在于它试图揭示历史认识向真理运动的规律，而这又正是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的基本内容。从根本上说，历史方法论的源头存在于历史本体论之中。现代西方两种基本的历史方法论——“悟释式”和“法则式”之争，其分歧的源头就在于二者对历史本身的看法不同。注285历史方法论与历史认识论、历史本体论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唯物主义历史观确认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有“相似”的一面，因此，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也有其相通的一面；同时，唯物史观又确认人类历史的独特性，即人类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这一总特点带来了另外两个相互关联的特点，即人类历史发展的演进性最强和人类历史运动的重复率最低。因此，历史科学的方法又有其独特性。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抽象是唯一可以当作分析工具的力量”注286。实际上，对于整个历史科学来说，科学抽象法具有普遍意义。
恩格斯有句名言：随着自然科学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同样，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和社会科学的划时代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也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在我看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形态就是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的统一体，它从三个方面共同解决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和认识历史的活动面临的基本矛盾，标志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理论性质、内容和职能等方面与其他一切历史哲学的根本不同。
(杨 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