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致良知学说对陆九渊和朱熹的综合

王阳明和陆九渊同属心学，人们也常以陆王并称。但王阳明的学说不是直接承自陆九渊，而是从当时影响最大的朱子学出发，觉其扞格不通，在长达数十年的孤苦探索中自得自悟的。王阳明对陆学有褒有贬，褒扬的是，陆九渊合心与理为一，以立大本求放心为根本宗旨，意在纠正士人以知识为务而放松心性修养的弊端；陆学以简易直截为特点，为士人的精神追求指出了方向。另外，王阳明学说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朱熹学说牴牾，为了消除士子疑信相半的顾虑，他也要表彰陆学以示“吾道不孤”。但王阳明认为陆九渊之学有“粗处”。陆学的突出缺点在于，他只强调道德理性的绝对尊崇地位(尊德性)，知识理性作为道德理性的辅翼，作为一切行为切实有效的保证，在陆九渊学说中没有相应的地位，所以，陆学只可作为士子的根本精神方向，不可作全体大用之学；只是书斋中敦品励志的学说，不可作为实践中的活智慧。朱熹的学说正相反，他给士人指出了格物致知以求豁然贯通最后尽心知性的道路，但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之间，知识理性与道德理性之间不能时时打并为一。但王阳明对朱熹学说的批评，有前后侧重点的不同。在龙场之悟确立心学立场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朱熹持激烈的批评态度，指责朱熹之学析心与理为二，导致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断裂。但他晚年功夫熟化以后，他认为他的致良知学说可以笼括朱熹和陆九渊两家，这时他只批评朱熹的格物说“少头脑”，即缺乏价值理性的统领。在价值理性的统领下，朱熹的格物说仍不失为锻炼知识理性的有效途径。他认为知识理性和道德理性、道问学和尊德性应该是统一的精神活动的两个主要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补益：“道问学所以尊德性也，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道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传习录》下)王阳明一生的实践实际上是一种示范，这种示范指示着一种方向：以道德理性统领、带动知识理性，以知识理性辅翼、促进道德理性，二者相辅相成，在实践中收合一共进之效。这种示范的内在意义和他在这种示范中表现出的人格魅力，都使他的学说具有了活智慧的特点，对当时和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