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天国的陨落

一、苦撑残局的李秀成——兼论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

李秀成是广西藤县大黎乡人，家境贫寒，幼时随舅父读过3年书，10岁开始种山帮工，以烧炭为业。1851年9月西王萧朝贵率部路过大黎时，时年29岁的李秀成应征入伍，随后参加了攻打永安的战斗，隶属石达开部。在此后的戎马生涯中，李秀成因战功显赫而不断升迁，从士兵直至位跻决策层，37岁时被封为忠王，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一员威震四方的名将，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英王陈玉成。

1861年9月5日，在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拉锯战后，安庆终告沦陷，陈玉成部主力折损殆尽，南京上游门户洞开。次年5月，陈玉成在寿州被苗沛霖诱捕，6月押解至河南延津被杀，年仅26岁。从此，李秀成便成为太平军的首席大将。此时，太平天国所面临的局势已经异常严峻：曾国荃部湘军主力顺流而下直逼南京，李鸿章部淮军会同英法军队进攻上海外围，左宗棠部湘军从江西觊觎浙江，形成三路围攻之势；曾国藩坐镇安庆指挥全局。曾国荃一路三万余人尤为攻势凌厉，到1862年5月底，其水师已进泊南京护城河，陆师则进逼雨花台，兵临南京城下。

同年10月中旬，李秀成从上海外围抽身，会同其他主力共13王约十余万人，兵分三路前来解围。太平军与湘军在南京城南大战四十余日，始终未能攻破敌雨花台营垒。解围受挫后，洪秀全将李秀成严责革爵，令其“进北攻南”，即移兵皖北鄂北，以调动围攻南京的南岸湘军上援。鉴于苏福省局势不稳，李秀成先赶回苏州安顿后方。

1863年2月末，李秀成督师进军皖北。而此时湘军早已增兵设防，加上筹粮困难，李部征战不利。6月13日，南京雨花台石城等要塞失守。李秀成奉诏急返，结果在渡江时遭到湘军水师拦截，所部损失惨重。28日，由于李鸿章、左宗棠大举进犯，苏浙吃紧，李秀成又火速赶回苏州主持战局。

此时的李秀成几乎成了救火队长，哪里告急就赶到哪里，但因三面受敌，分身乏术，故而疲于奔命。同年8月，忠王返京督战，组织反扑未果。9月，又驰返苏州指挥攻防。12月1日，忠王撤离苏州。4日，纳王郜永宽等叛将刺杀慕王谭绍光，开门揖盗，将苏州拱手献给了李鸿章。数日后，无锡也告失守。李秀成率余部败走丹阳。苏南腹地的沦陷使南京失去粮饷的主要供给地，加上京外残存据点的守军自顾不暇，南京解围的希望实际上已成镜花水月。因此，李秀成返京后，力劝天王“让城别走”，但遭到天王训斥，只得督兵死守。

1864年初春，湘军正式合围南京，封锁了所有粮道，并在城外开挖多处隧道，试图穴地攻城。李秀成指挥太平军以构筑月城和横挖暗壕的方法相拒，战况异常惨烈。6月1日，洪秀全病逝，终年51岁。7月19日午后，湘军攻破南京。李秀成火速赶到天朝宫殿护驾。他改骑一匹劣马，将自己的坐骑让给幼天王，但一连走了几个城门都冲不出去，便与众王在清凉山商议对策。当夜，李秀成等千余名将士打扮成清军，借着夜色的掩护，护卫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处突围。李秀成舍死领头冲锋，在冲到城外后与大队人马走散。天明时分，人困马乏的忠王来到城郊方山一座破庙中暂避，结果因随身所带财物而暴露身份，于23日被两个乡民缚送清营。

为了泄恨，曾国荃当即下令对李秀成用刑，用刀锥割其臀股，一时血流如注。李秀成“殊不动”，泰然自若。8月7日傍晚，李秀成被曾国藩处死，时年42岁。在临刑前，李秀成毫无戚容，谈笑自若，并写有10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注921。

李秀成从被俘到被杀，前后仅有16天。在此期间，他曾历时9天，在囚笼中亲笔写下数万字供词，虽然文理欠通，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亡始末。与在此前后的表现判若两人的是，李秀成在供词中明显流露出乞降求抚之意。他对曾国藩和清王朝大加谀颂，谓“久悉中堂（指曾国藩，引者按）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玉驾出临瑶”，“久知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表示“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莫及”，自叹“一生屈错，未遇明良”，并将南京沦陷解释成“我主无谋，清朝有福”，认为“曾家亦有厚福，而辅清朝得此城而威扬天下，实中堂之谋，九帅（指曾国荃，引者按）之才谋算，将相用命而成全功也”；声称“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云云。他还提出“收齐章程”，自愿以“罪将”之身，出面代为招降太平军余部，从而“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酎旧日有罪愚民”，“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注922。

李秀成此举的动机和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一历史之谜引起史家的极大关注。以此为焦点，围绕李秀成评价问题，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根据其供词来评价李秀成，首先必然会涉及这份文献的真伪问题。当年曾国藩在处死李秀成后，随即与幕僚赵烈文对忠王亲供反复审核、删改，并加以分段。不久，曾国藩以“各处索阅逆供者多”为由，将删改过的忠王亲供在安庆刊刻，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送军机处备查和各地方大吏阅读，计27818字，即世传“九如堂本”。至于李秀成的亲供手迹，曾国藩却讳莫如深，一直秘不示人，从而留下许多悬念。

1944年，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在湘乡曾国藩故宅获见这一秘本，便据九如堂本与之对勘，补抄被曾国藩删除的5600余字（仍有脱漏），并摄影16页。罗尔纲从1931年开始注释李秀成供词，此时便改以吕氏补抄本和照片四帧作为底本作注。1951年，罗氏《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轰动一时。1956年，年子敏、束世澂撰文提出质疑，认为从内容来考察，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乞降；笔迹上经法医鉴定，《自传原稿》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的笔迹相异：据此断言李秀成“自述”系曾国藩伪造，并非出自李秀成亲笔。注923学术界就此展开了争论。罗尔纲根据书家“八法”理论，将上述两件文书中的笔迹逐一拆开来比较，阐明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判定两者的笔迹表面相异但实际相同，进而断言李秀成“自述”确系真迹。1957年，根据吕集义当年拍摄的所有原稿照片，罗尔纲再次调整版本，由中华书局推出《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的增订本。

1962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将秘藏的李秀成笔供原稿交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题签《李秀成亲供手迹》。《李秀成亲供手迹》的篇幅比当年的安庆刻本多出9000余字，并且清晰地保留着曾国藩等人用朱笔、墨笔进行删改的痕迹。《李秀成亲供手迹》的刊布进一步印证了罗尔纲的结论，同时也宣告世传的20余种忠王供词版本从此作废。罗尔纲便第三次调整底本，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一书。此时，仍有学者对李秀成供词手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推断台北影印出版的手稿并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在删改忠王真迹后找人誊录的抄件。罗先生从其笔迹、内容等方面详作考证，指出这份文献虽不完整，有被曾国藩撕毁、删改和伪饰的地方，但确系出自李秀成手笔。这一结论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1995年，《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一书的增补本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于世。

几乎在辨别李秀成供词真伪的同时，学术界就忠王在文中所流露出的乞降求抚之意展开了讨论。在1951年版《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中，罗尔纲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忠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智，以图恢复太平天国。1957年出版的该书增订本依然持“伪降”说。1959年，赵矢元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表示了严重的动摇和妥协，这也是应该承认的”注924。1961年，苑书义也刊文指出，李秀成此举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作者同时指出，“由于他并非想入伙为盗，加上乞降未成，招降未就，和临刑时表现尚好，所以还不应以叛徒论处。乞降固然给他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却不能改变他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依然是其一生主流的这一事实”注925。 对于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学者们纷纷撰文表态，臧否不一。李秀成评价问题一时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

然而，这种正常的学术讨论很快就被引入歧途。1964年，戚本禹等人认为忠王不“忠”，其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并打着揪“叛徒”、彰“气节”的旗号，发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注926于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政治问题，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竟被视为“站错了立场”。罗尔纲因为坚持认为李秀成此举是“苦肉缓兵计”而受到冲击；茅家琦、祁龙威等学者不同意戚本禹全盘否定李秀成的观点，认为李秀成虽晚节不保，但功大于过，结果也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大帽子，遭到打压。一时间，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成为人物研究风行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农民革命领袖，并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将杨秀清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为“叛徒”。简单化、脸谱化的研究被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学术风气产生恶劣影响。将李秀成简单地定性为“叛徒”不足为训。它是当时极左思潮的产物，其实质是搞影射史学，以便为后来借“叛徒”罪名打倒党内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制造舆论。

1981年，根据曾国藩曾外孙女俞大缜教授新近提供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一口碑，罗尔纲再作考证，力持李秀成“伪降”说，认为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做皇帝是假，试图借此恢复太平天国是真。注927

苏双碧则认为，李秀成在被俘前后，经历了一个从愚忠到不忠的转变，它的起点是被俘，终点则是写了“自述”，流露出“乞活偷生”之意。在自述中，李秀成奉承敌人、贬斥自己，其行为是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背叛，属于“变节”，这是“白纸黑字，非常明白的事”。郭毅生也对“伪降”说提出质疑，认为“由于李秀成写完自述，即被处死，他是否属于伪降，并无实践证明，只能就其生前表现而推考，难以做出定论。从《自述》本身看，应属求降或投降，无论其为何种动机，都是错误或有害的。这种错误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不过，苏、郭两位学者都主张就事论事，认为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李秀成。注928

罗尔纲先生也承认李秀成学姜维伪降，有亏革命气节，不足为训，但他坚持认为李秀成是“伪降”。这成为双方分歧的焦点。近二十年来，随着太平天国史研究日趋冷落，有关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逐渐归于沉寂，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并没有取得一致。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呢？

作为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和学术带头人，罗尔纲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为世人所景仰，《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便堪称当代考证学的经典之作，但就李秀成“伪降”说而论，似乎并不足以令人信服。罗先生列举了李秀成供词中的12处疑窦，诸如“假造与天王不和”“遮掩天王对他的重任”等，将其中的乞降求抚之语一概解释成“伪饰的话”，坚持认为李秀成“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革命者”，“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与强烈的革命感情”。这种推断不免有以偏赅全、曲意为尊者讳之嫌。

如前所述，自天京事变后，心有余悸的洪秀全对异姓大臣猜忌甚深，倾向于重用自己的兄弟子侄，结果引起功臣宿将的强烈不满，导致异姓大臣与洪氏宗亲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而洪秀全专注于宗教，无心亲理朝政，遂使局面更加失控。李秀成在供词中检讨太平天国败亡原因时，再三数落天王“不信外臣”“不问政事”“不用贤才”“立政无章”，认为“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故有今之败”。比照事实，这不失为中肯之言。总之，忠王与天王不和是不争的事实，斑斑可考，并非出自前者的“假造”。

平心而论，李秀成也有自己的过失和缺陷，诸如专注于经略苏浙，对南京上游的安危较为淡漠，缺乏全局意识；在朝内党争中多少有些意气用事注929； 对怀有贰心的部将和亲友过于宽恕，甚至不惜牺牲大局来体现自己的所谓仁义（对苏州叛将不作处置便离城他走便是一例），等等。但瑕不掩瑜，李秀成毕竟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支柱之一，战功卓著。他体恤民情，减租薄赋，保护工商业，在苏南民间较有声望。当大局糜烂之际，李秀成更是疲于奔命，总是在最危急的时刻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但是，他却不时受到天王的猜忌和洪姓大臣的掣肘。为了获准回救苏浙，李秀成甚至被迫将包括自己老母在内的家眷留在京城作为人质，并且捐助饷银10万两。他所受的委屈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李秀成仍然对天王忠心耿耿，忍辱负重，苦撑残局，乃至在京城沦陷后舍身救护幼天王，用他自己的话说，“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而为”。因此，在国破家亡、身陷囹圄后，李秀成痛定思痛，如骨鲠在喉，难免就会在供词中倒苦水，发牢骚，其文字也不免会有些情绪化。这是合乎情理的事，是李秀成真实心态的一种流露。认为李秀成始终忍辱负重，毫无怨言，即使是在兵败被俘后，仍然使出假投降的计谋与清方进行周旋，以图恢复太平天国，这种假设明显带有学者个人的主观美好愿望在里面。认为忠王不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进而断言这份文献是曾国藩伪造，也是出于类似的心理。

“伪降”说惟一直接的依据是曾家流传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一口碑。然而，口碑倘若没有文献资料作为佐证，便成了孤证，其可信程度也就大打折扣。现存忠王供词原稿是一残本，结尾部分作“今我国末，亦是先天之定数，下民应劫难，如其此劫，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原文衍一‘知’字，引者按）也。如知”，就此戛然而止，卷末显然已被曾国藩撕毁。注930著名学者陈寅恪曾经推测，曾国藩不肯将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那么，被撕毁的部分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这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了。不过，至少在残存的忠王供词原稿中，丝毫也看不到任何挑动曾国藩反清的痕迹，相反，“大清”“大清皇上”之类的称谓倒并不少见。退一步说，即使口碑属实，也只能说明李秀成有心投效曾国藩，而不能据此断言李秀成这么做仅是一种手段，伺机恢复太平天国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将干王洪仁玕被俘后的表现与忠王李秀成作一对比，对我们分析这一问题不无启发。从被俘的那一刻起，洪仁玕就已经抱定杀身成仁的信念，决意效法文天祥。在狱中所写的绝命诗中，洪仁玕强调“春秋大义别华夷”，为“志在攘夷愿未酬”而抱恨终天。相比之下，李秀成从被俘直至被杀，始终没有在任何场合流露过华夷（汉满）有别之类的思想。可见所谓忠王效仿姜维伪降、意在挑动曾国藩反清的说法值得重新认识。此外，洪仁玕在就义前曾从江西巡抚沈葆桢处读到《李秀成供》，并就其相关章节签附反驳意见，是太平天国内部惟一一个读过《李秀成供》并加以评述的人。他在签驳时反复数落李秀成“己多更张”“变迁不常”“变迁不一”，指出“忠王品性之毛病，原在变更不一，多有贻误”，并谈到苏州叛将向李鸿章献城一事，认为“即忠王亦几几不免”注931。这实际上是洪仁玕对李秀成变节行为的一种含蓄的谴责。

不过，李秀成之所以在供词中写下有辱其“忠王”封号的话，并非单纯出于对天王和洪氏宗亲的怨艾心理。李秀成在被俘后所产生的心理变化以及曾国藩对他的诱骗，均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时所不应忽视的细节。

被俘之后，李秀成最大的心理变化是对太平天国的前途感到彻底绝望。在亲笔供词中，包括在与曾国藩机要幕僚赵烈文的对话中，李秀成都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宿命意识。在被俘当晚与赵烈文对话时，李秀成将1861年错失解救安庆的良机归结为“天意”，并根据天上的星象，预言洋人在十余年后必成大患。赵烈文询问其详，李秀成便搬出民间的星宿八卦之说作了一通解释。注932 在亲笔供词中，类似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例如，他将当初太平天国的兴起解释为“此是天机，升平日久，应出此人（指天王，引者按），集传许多乱星下降”；将战场上的失利归结为“于今气数已满，谋而不中”；将太平天国最终的败亡解释为“五百年之大数转限数难逃”，“数尽国崩”。在谈到幼天王下落时，他推测后者出城后凶多吉少，“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奇［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定言［然］被杀矣”注933。在再三责备天王“一味靠天”“言天说地”的同时，李秀成自己的宿命思想却急剧膨胀。这一矛盾现象恰好说明，此时的李秀成心如死灰，已对太平天国彻底绝望，断无伺机复国的念头。

李秀成身经百战，九死一生，自然不是怕死之辈，但在被俘之后，他却多少显得有些贪生。这也不难理解，他曾经叱咤风云威震四方，如今却束手就擒，生死仅在旦夕之间。这使他感到心有不甘，求生的欲望也陡然变得强烈起来。在后来上报清廷的奏折中，曾国藩谈了自己对李秀成的印象，认为他“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注934。曾国荃也以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李秀成“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注935。当然，这种言语明显带有夸张和泄恨的成分。赵烈文则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在李秀成被俘当晚与之进行长谈的内容。据载，当被问到“汝今计安出”时，忠王答道：“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既做好了死的准备，同时又主动提出招降旧部，隐约流露出求生的念头。赵烈文觉察出忠王“言次有乞活之意”，便答复说：“汝罪大，当听中旨，此亦非统帅所得主也。”忠王听后低头不语。注936日记是个人心灵的独白，因为不公开，所以也就没有刻意伪饰和夸张的必要。赵烈文在日记中便记述了湘军在攻陷南京后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认为“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因此，他认为李秀成“有乞活之意”的判断应是可信的。李秀成亲笔供词中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老辣的曾国藩正是利用李秀成在被俘后所产生的心理变化，抓住其性格中的弱点，使事态沿着自己所设计的轨道发展。

曾国藩将民人缚送李秀成吹嘘成湘军“生缚名王归夜半”，颇为洋洋自得。1864年7月26日，他在安庆上奏清廷说，“应否献俘，俟到金陵后察酌具奏”注937。28日下午，曾国藩赶到南京，几小时后便亲自提审李秀成。曾国藩毕竟老谋深算，他并没有像曾国荃那样对李秀成动刑，而是对李秀成施展攻心战，但随即便萌生将李秀成就地处决的念头。在次日写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相告：“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杀之。”注938当然，他也清楚有一件事必须要做，所以在当天日记里又特意写上“取伪忠王详供”这一条附记。

曾国藩的攻心策略果然奏效，李秀成表示愿意书写供词。李秀成是从7月30日开始动笔的。他在供词中写有这样一段话：“今自愿所呈此书，实见中堂之恩情厚义，中承［丞］（指曾国荃，引者按）恩容，佩服良谋，我深足愿。所作之书供，定由列位师爷手过，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文中的“师爷”指奉命会鞫李秀成的曾国藩随从庞际云、李鸿裔等人。据李秀成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等语判断，曾国藩肯定对李秀成表露过安抚之意。至于曾国藩究竟对李秀成有过什么暗示或许诺，令李秀成感到前者对他有“恩情厚义”，现已无从知晓。以李秀成的阅历，他断不可能天真到对曾国藩深信不疑的地步，但他显然对后者抱有幻想。他在供词中自叹“一生屈错，未遇明良”，可能掺杂着他当时的一些真实心理。他虽然不是怕死之辈，但因为哀莫大于心死，对太平天国已彻底感到绝望，对曾国藩抱有幻想，所以难免流露出一些反常、复杂的心态和意识，萌发一丝求生的念头。至于李秀成求生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这只有他本人清楚。更确切地说，或许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李秀成明知自己活下去的希望极为渺茫，同时也不知道曾国藩在看了他的供词后会做出何种反应。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对未来怀有什么具体打算。他之所以流露出求生的欲望，更多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带有浓厚的听天由命色彩。

李秀成是在一种百感交集恍如隔世的状态下，被困在囚笼中，冒着酷暑，面对死亡的威胁，以每天大约7000字的速度书写这份供词的。这与在正常状态下的写作有着天壤之别。当写到三万七八千字时，李秀成用完了纸，写坏了笔，便提出再给一本纸簿和一支好笔，并表示“烦各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承［丞］大人宽限，我亦赶写”。可见李秀成尽管心存侥幸，但已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忠王在供词中有“我今临终之候”一语；在写出“收齐章程”后，又自云“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既抱着必死的念头，同时却又对曾国藩表示感戴，这真切地折射出忠王当时的彷徨心理。尽管他对昔日不共戴天之敌的谀颂之词明显有些言不由衷，所提“招齐章程”多少带有保全旧部性命、避免生灵涂炭的考虑，但就具体事实而论，这的确是李秀成晚节的一个污点。

可怜李秀成终究还是被曾国藩算计了。8月3日晚，曾国藩征询赵烈文的意见，表示打算不等朝廷降旨，便将李秀成从速“正法”。赵烈文回答说：“生擒已十余日，众目共睹，且经中堂录供，当无人复疑，而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两人不谋而合。

8月6日夜，曾国藩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李秀成照面。据赵烈文讲，李秀成“有乞恩之意”；曾国藩仍然不动声色，“答以听旨，连日正踟蹰此事，俟定见后再相复”。

第二天，即8月7日，仍在赶写供词的李秀成写下“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昨夜深惠厚情”等语。孰料墨迹未干，曾国藩就派李鸿裔向李秀成摊牌，告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并于当天傍晚将李秀成处死。注939

清廷吩咐将李秀成押解来京的谕旨是8月1日发出的。而曾国藩却先斩后奏，捏称部将萧孚泗“生擒”李秀成后，乡民为了替后者报仇，竟将亲兵王三清捉杀，抛尸水中；又说李秀成被关进囚笼后，松王陈德风被押到营中，一见李秀成便长跪请安。曾国藩据此解释说：“臣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他还辩解说，上谕被驿站误投到安庆，延误了4天时间，等转到南京时，李秀成已被处死。注940

曾国藩之所以擅杀李秀成，与他心存忧虑有很大关系。他早就认为李秀成“狡诈百端”，对他在供词中奉承自己的话并不当真。曾国藩心里清楚，一旦献俘到北京，他们兄弟二人欺瞒朝廷的一些事情，包括李秀成被俘和曾国荃洗劫南京中饱私囊的真相，统统都会曝光，难免会落个欺君之罪。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他都不能留下李秀成这个活口。

于是，尽管早就动了杀机，曾国藩却不露声色，抓住李秀成在绝望中的复杂心理，如愿以偿地诱骗李秀成写下供状。事后，他又玩起文字游戏，凡是吹捧自己的话一字不删，对自己不利的段落则加以删改甚至撕毁。在曾国藩看来，能让李秀成这样的“逆首”对自己如此心悦诚服，这是足以炫耀于世的资本。曾国藩既玩弄了李秀成，又欺骗了清廷，更折腾苦了后世历史学家。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用尽心机，手段卑劣，却将自己粉饰成正人君子。不过，他万万没有料到，其中的一些隐情会在百年后大白于天下。这正应验了那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就在一手将李秀成推上黄泉路后，曾国藩仍然惺惺作态。他下令将李秀成斩首，其首级传示各省，尸身则用棺材装殓掩埋。但在次日写给清廷的奏折中，他却说已将李秀成就地“凌迟处死”。

同在8月8日这一天，长舒一口气的曾国荃从城外大营入城，择定房屋，饮酒作乐。9日下午，清廷赏赐曾氏兄弟的消息已经传到南京。11日，谕旨正式下颁：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加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曾国荃封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少保，赏双眼花翎。曾国藩顿时乐不可支。赵烈文打趣说：“此后当称中堂，抑称侯爷？”曾国藩笑云：“君勿称猴子可矣。”注941自从与太平军开战以来，曾国藩经历过不少恶战，曾经在靖港投水自尽，在九江险被生擒，在祁门预写遗嘱以防不测。但他还是笑到了最后。

从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一片愚忠，发展到被俘后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有所不忠，李秀成在生命尽头的起伏令人感喟不已。笼统地将此归结为李秀成信仰动摇是解释不通的——在被俘之前，忠王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堪称赤胆忠心，是名副其实的“忠王”，但他那时就不太附和空洞僵化的上帝教教义，对天王沉溺于宗教的做法抱有抵触情绪，辛酉十一年（1861年）拒绝执行将国号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指令便是一例。在太平天国内部，李秀成是惟一一位联系天王的宗教实践来分析太平天国败亡原因的人。他的这种认识和抱怨显然已在心中积郁很久，而且确实切中要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失去生命力的上帝教葬送了太平天国。倘若洪秀全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意识形态，及早改弦易辙，不再“一味靠天”“言天说地”“信天不信人”，太平天国的结局又何至于此呢？

忠王不“忠”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太平天国后期人心离散，士气低落，气数已尽，纵然有再多天才的将领和忠勇的士卒，也无法使太平天国摆脱败亡的厄运。注942在后期兵败被俘的太平天国重要首领中，英王陈玉成、干王洪仁玕视死如归是一种模式，翼王石达开舍命以全三军是另一种模式，但他们都死得十分从容和壮烈。而忠王李秀成的模式显然有悖于传统的“忠心不贰”“气节”观念和今人心中的英雄情结。正因为学者们围绕李秀成“变节”问题所展开的研讨既是一种政治评判，同时又掺杂着道德评判，从而使这场争论大有永无了期之势，使原本扑朔迷离的史实变得更加复杂。在我看来，将李秀成设想成完美无缺的英雄或寡廉鲜耻的叛徒都不免过于简单化。李秀成被俘后所产生的心理变化是合乎逻辑的，原本不难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值得同情。这就是有血有肉、真实的李秀成，而不是我们刻意美化或丑化的李秀成。李秀成在供词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与反思，并认真检讨太平天国覆灭的原因，这何尝不需要几分勇气、冷静和思想呢？他对太平天国败亡原因所作的分析，诸如“我主无谋”“自惹而亡”以及湘军“将相用命”等，虽然字面有些刺眼，但总体上仍比较中肯和深刻。注943至于认为中国日后“要防鬼（指洋人，引者按）反为先”，确乎是过人之见。李秀成打破对洪秀全的神化和迷信，指出洪秀全所犯的重大失误，这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他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写下这番话的。当然，他在供词中写了谀颂曾国藩和清王朝的话，确实有辱气节，属于“多余的话”，从而给他的晚节留下了污点。不过，他在流露出求生欲望的同时，仍保持着几分矜持和尊严，并没有一味地向曾国藩卑躬屈膝，并且最终慷慨赴死。就此而论，李秀成仍然不失为太平天国一个有污点的英雄。

二、挽歌声中登极的洪天贵福

前已说明，洪天贵福是洪秀全的长子，金田起义后被册立为“幼主”，其身份相当于过去的皇太子。注944太平天国定都时，洪天贵福年仅5岁，自入住天王府直到11年后南京沦陷，始终没有出过宫城之门。他6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以阅读太平天国刊印的宗教书籍为主；其日常生活也与宗教密不可分，除七日礼拜仪式外，每天就餐前照例要祷告上帝。他还接受了严格的孝亲、严别男女等方面的道德伦理教育，每天写四次本章向洪秀全请安；9岁成婚，娶有四个年龄相仿的妻子，从此便被禁止与自己的生母和姐妹见面。不过，洪天贵福并不循规蹈矩，曾经偷看古书，并趁天王坐朝时悄悄地溜到后宫串门。

为了培养洪天贵福的执政能力，洪秀全后期开始有意识地尝试让他来涉猎政务。现存洪天贵福以幼主名义发布的诏旨计有20余件，其中最早的一道诏旨颁布于庚申十年六月十九日，即1860年7月29日。这说明最迟到1860年夏，洪天贵福已经开始象征性地涉足朝政。此时他才12岁，实际年龄还不满11周岁。这些所谓的幼主诏旨十有八九是关于人事任命方面的内容，按照其重要程度，必定经洪秀全亲自裁酌，直接出自洪秀全的手笔，然后再由洪天贵福照抄一遍颁发。看来，洪秀全是想让洪天贵福积聚人望，逐渐培植群臣对幼主的敬畏心理。他甚至吩咐洪天贵福抄录自己撰写的《十救诗》，冠名为《幼主诏书》刊印。虽说有些不伦不类，但从中不难看出洪秀全用心之良苦。

作为幼主，洪天贵福领略到了与他身份相称的尊严——“各王见我均须跪礼，母磕头礼我的”注945。但是，这种尊严是他与生俱来的，或者说是其父洪秀全赐予的。真正意义上的磨练和丰富的生活阅历，这才是洪天贵福此时最缺乏、最需要的东西。然而，洪秀全并没有给他机会去领略和感悟，而是把他圈在深宫之中，让他在这块弹丸之地接受枯燥乏味的宗教训练，静静地体验做幼主的滋味。

在被俘后讲述自己的逃亡经过时，洪天贵福将“骡”“马”混为一谈，或系神思恍惚所致，或者原本就不辨骡马。在一份亲笔供词中，洪天贵福还写道：“我不晓我是那［哪］县人，干王是那［哪］县人，我就是那［哪］县人。”注946身为太平天国君主，竟然连自己的籍贯都不知晓，实在是匪夷所思，其见识之浅陋于此可略窥一斑。概括地说，对洪天贵福的教育是洪秀全一生中的败笔之一。不能说洪秀全在这件事情上不尽心尽责，但其方法、举措明显失当。从某种意义上讲，洪秀全正是用自己虚夸的说教误了自己的儿子。

洪秀全早早地立储，并且严禁宫城内外的沟通与联系。注947此举既避免了外戚干政和群臣为拥立不同的对象而展开纷争的现象，同时又消除了其子嗣日后为争夺权力而同室操戈的隐患。不过，这也使洪天贵福变得极为肤浅和稚嫩，一旦失去洪秀全的呵护，便立刻方寸全无。

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洪天贵福很快就陷入了这种境地。

1864年6月1日夜四更时分，洪秀全病逝。6月6日，洪天贵福即位，“拜了上帝，就受众人朝贺”，被尊奉为幼天王；他的四个妻子则被称作幼娘娘，此时都还没有生子。由于缺乏能力和主见，洪天贵福并不实际料理政务。据他后来讲述：“一切朝政系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及安徽歙县人沈桂四人执掌。洪仁达并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兵权是忠王李秀成总管。”“所下诏旨都是他们做现成了叫我写的。”注948

洪天贵福在坐上天朝宫殿宝座的同时，也继承了其父所留下的烂摊子。此时的太平天国大势已去，原先的疆土丧失殆尽，南京已成为一座孤城，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处在湘军的狂攻之下，危在旦夕。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局，洪天贵福一下子懵了！

7月19日午后，湘军轰塌太平门城墙二十余丈，蜂拥而入。洪天贵福在宫楼上望见湘军已经入城，便赶紧往下跑。幼娘娘拉住不放，洪天贵福谎称下去看一下就回来，一溜烟来到荣光殿，想离开天朝宫殿，但被守护朝门的女官挡驾。不久，忠王李秀成和侍卫黄享乾火速赶到，带洪天贵福出了朝。幼天王骑着忠王的白马，先一同来到忠王府。当夜初更时分，忠王李秀成、尊王刘庆汉等千余名将士假扮成清军，护卫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处冲出。

突围的人流还没有全部冲出去，守城的湘军就追杀过来，城外的湘军大营也开炮堵截，加之壕沟纵横，一时间险象环生。沈桂中炮身亡。李秀成与大队人马被打散，随后被俘。幼天王从来没有骑过马，幸亏尊王率部拼死杀出一条血路，护侍他取道孝陵卫、淳化镇、湖熟镇，于7月31日逃到皖南广德。注949因为事起仓促，洪天贵福没有随带包括玉玺在内的任何东西，也没有带出一名女眷。他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即位才四十多天，在天朝宫殿的宝座上还没有坐热，就被清军撵出京城，走上了逃亡之路。

干王洪仁玕在浙江湖州得此消息后，连日备办贡物，于8月10日赶到广德朝觐幼天王。君臣（叔侄）相见，悲喜交集。干王在与湖州守将堵王黄文金等人商议后，决定率余部开赴江西抚州、建昌，先与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部会合，然后取道湖北进军陕西，再举大业。为了统一号令，幼天王封洪仁玕为正军师，尊王刘庆汉为副军师，建立了新的领导核心。8月末，太平军撤出湖州、广德，共有十二三万之众，兵分三路向江西推进。注950

洪天贵福在洪仁玕等人簇拥下，骑马居中而行。他“只穿了蓝白单夹长褂，头扎绉纱巾，脚穿鞋子”注951，全然没有了当初在天朝宫殿的那种派头。身处险恶之境，他更缺乏其父洪秀全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信念，只能听凭臣下拿主意，依计行事。说到底，洪天贵福仅是名存实亡的太平天国中央政权的一种象征，而且始终处在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反倒成为这支远征军的累赘。这也难怪，自从1853年以来，他一直生活在宫墙之内，从未接触过外面的世界。

太平军一开始就出师不利。没走多远，负责断后的堵王黄文金便在宁国中炮身亡，使作为这支远征军主力的湖州守军顿时陷入号令不一、军心浮动的状况，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下，太平军伤亡惨重，哗变事件也时有发生，一路上风声鹤唳。9月28日，太平军在江西湖坊一带又遭重创，誉王李瑞生被擒，王宗谭乾元、谭庆元等倒戈。幼天王“心怯，欲自尽，为祐王、干王等所救，即剃头装作难民而逃”注952。

当时，咬在幼天王身后的是席宝田部清军。席氏前因援救南丰不力，被革除江西布政使衔和云南按察使一职，降补为知府，所以立功心切，传令“不擒幼逆（指幼天王，引者按），毋得收队”注953，驱众昼夜紧追不舍。10月9日夜，已不足万人的太平军残部行至江西石城县境内一个名叫杨家牌的村落，四周山峦起伏。洪仁玕本想连夜沿小路继续行军，但苦于找不到向导，便打算等到四更时再动身。三更月落时分，席宝田部清军赶到，见太平军人困马乏，蚁聚为炊，烟火相望，便悄然压上，然后鼓角齐鸣，杀将而来。太平军人不及甲，马不及鞍，纷纷夺路而逃。洪仁玕喝令众人回头阻击，让幼天王先走，但军无斗志，人马拥挤，局面已经失控。洪天贵福被乱军冲散，慌不择路地骑马逃命。经玉山口过桥跑了几里地后，眼见就要被清军追上，他跌入一个深坑。

清军开过去后，洪天贵福惊魂未定，独自一人躲进山中。一连藏匿4天后，洪天贵福饥饿难忍，便又产生轻生念头。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路人给他一块面饼充饥。吃下饼后，洪天贵福又在山上藏了两天，因为实在支撑不住，这才蹑手蹑脚下了山。

下山后，洪天贵福来到一户唐姓人家，谎称自己是湖北人，姓张。对方收留下幼天王，让他帮着割禾。碰巧有一个剃头匠来给主人理发，幼天王也顺便再次剃了头。干完4天短工后，主人打发他回家。幼天王根本就不认识路，一时手足无措。他先是一路北上，走到广昌县白水镇后，一打听才知道此路通往建昌。因为害怕建昌有清军把守，幼天王便只好返身往回走。此时，清军正在四处搜捕逃逸的太平军，风声很紧。幼天王不走运，在高田一带撞见清军。一名兵勇咬定幼天王是“长毛”，向他勒索金银，见一无所获，便剥去他的衣服。走到瑞金地界后，又有兵勇逼迫幼天王挑担。10月25日，他在石城荒谷被清军押入兵营。幼天王终于不幸落入了虎口。注954

此前，幼天王下落不明一直是清方的一块心病。偷袭杨家牌得手后，席宝田特意于10月16日移驻石城县城，派所部会同石城县令曾继勋四山搜捕。洪天贵福被席军游击周家良拘捕后，他的年龄、口音和相貌顿时引起对方的疑心。由于涉世未深，再加上恐惧，抱有侥幸心理的洪天贵福便和盘托出，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所知道的内情，全都一五一十地供了出来。他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人情的险恶一无所知。他压根就不知道，一旦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等待他的便只有死亡。江西巡抚沈葆桢道破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在他看来，“洪福瑱黄口小儿，无足介意，惟洪秀全窃号十有余岁，流毒十有余省，遗孽犹在，则神奸巨憝倚其名号，足以挥召群凶”。因此，在接到席宝田禀报后，沈葆桢如释重负，断言“东南大局，从此底定矣”，并准其所请，“将洪福瑱解省确讯，并将该逆亲书供单呈送前来”注955。

11月3日，洪天贵福被押解到江西省会南昌。南昌府知府许本墉和沈葆桢先后提讯了幼天王。11日，沈葆桢奏报清廷，内称“察看该逆顶发翦断，仅留数寸，目望视口操粤音，于伪宫中琐屑谬妄之状言之甚悉，其为伪孽无疑”，另谓“将臣及南昌府许本墉所讯供词并护解委员沿途收其自写笔迹咨送军机处备核”注956，并再次请示如何处置洪天贵福。

据前引沈氏奏折和幼天王现存供词分析，洪天贵福在被俘后，曾相继在席宝田大营、押解途中和南昌留下多份亲笔自述、诗句和口供。在这些供词中，洪天贵福讲述了其父洪秀全的死因和去世日期，自己的家庭情况与宫廷生活（包括会说话的青鹦鹉等细节），登极后的情形，从南京突围逃到广德以及移师江西兵败被俘的经过；另就其记忆所及，详细开列了太平天国诸王的名单，以及与他一同从京城逃出来的各王名单。此外，洪天贵福还写有《十救诗》中的部分诗句，七日礼拜仪式中使用的《赞美经》，向洪秀全请安的本章格式，等等。

在11月8日的一份亲笔供词中，洪天贵福写道：“我在南京时，官兵未破城，我先梦见尔们官兵入城。在杨家牌，我亦先知尔们官兵夜会来攻。我先对干王他们说官兵今晚会来打仗，他们说官兵不得来。”他在南昌府和江西巡抚衙门受审时也提到类似的情节。这段话显得有些神秘兮兮。看来，在洪秀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洪天贵福似乎认为自己也不同凡响，冥冥之中觉得自己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在该供词中，洪天贵福多次提到一个名叫唐家桐的人。唐氏系湖南人，书生出身，以训导衔在席宝田军中效力，曾率队参与搜捕洪天贵福，因功被沈葆桢奏请“以知县留江〈西〉补用”，后又奉命作为“护解委员”押解洪天贵福到南昌。注957他是欺蒙、软化洪天贵福的一个关键人物。对于唐家桐的善待和承诺，洪天贵福信以为真，误以为只要自己如实招供，洗心革面，便可以万事大吉。他将唐家桐看成自己的救命稻草，对其感恩戴德，称他为“老爷”，拜他为“哥哥”（可见唐氏应是个年轻人），表示“我先是幼天王，今是跟老爷的人。我做唐老爷弟弟。我年轻，道理我有些不晓，望大人老爷怜我年幼，莫怪我。今蒙唐老爷待我甚好，我就放心了”。据末句判断，洪天贵福在被押解到南昌后，仍与唐家桐不时照面，甚至有可能仍旧归后者看押。

在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支配下，洪天贵福以近乎哀求的口吻写道：“我今来到大人老爷这里，万望大人老爷带我到老，我感大人老爷恩于世世靡暨［既］。”他还附诗一首，肉麻地吹捧唐家桐：

老爷识见高，世世辅清朝。

文臣兼武将，英雄盖世豪。注958

在江西巡抚衙门受审时，洪天贵福也拼命洗刷自己，信誓旦旦地表示：“那打江山的事都是老天王做的，与我无干。就是我登极后，也都是干王、忠王他们做的。广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我只愿跟唐老爷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的。是实。”注959言语之中流露出一种天真，并夹杂着十足的奴颜媚骨、寡廉鲜耻的味道。当年，洪秀全抱着劝世、救世的宗旨，毅然舍弃科考，并最终走上武装反清的道路；而此时的洪天贵福却竭力表白要做清王朝的顺民，一心想博取功名。如此强烈的反差耐人寻味，更令人感慨不已。

沦为阶下囚的洪天贵福既不爱江山也不爱美人，只想考秀才。在谈到对婚姻的态度时，他表示“我有四个老婆。现在我不要妻，二十岁再要”注960。似乎对当初那么早就结婚颇感懊悔。洪天贵福的生活习惯也有所改变。据他说：“我父亲不吃猪肉的，并不准众人吃酒，所以从前我只吃牛肉，不吃猪肉。如今也吃猪肉，并常吃酒。”注961

为表明心迹，1864年11月17日凌晨，洪天贵福又写了三首诗送给唐家桐，题签“右送唐家桐哥哥诗三首”，末署“甲子年十月初四日夜五更”。全诗如下：

跟到长毛心难开，东飞西跑多险危。

如今跟哥归家日，回去读书考秀才。

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

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跑。

如今跟到唐哥哥，惟有尽弟道恭和。

多感哥哥厚恩德，喜谢哥恩再三多。注962

诗中“如今”一词重复出现了三次。据前引“我只愿跟唐老爷到湖南读书”和“如今跟哥归家日”句分析，唐家桐肯定曾向洪天贵福许诺带他回湖南老家读书，而洪天贵福居然深信不疑，并且以为这一天已指日可待，以至于做起了“读书考秀才”的酣梦，全然不知死神的阴影正一步步地向自己逼近。

从这几首文理不通形同梦呓的打油诗可以看出，幼天王颟顸平庸之极，与三国时蜀汉后主刘禅实在伯仲之间。倘若洪秀全九泉之下有知，将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他一定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调教好这个儿子。可惜，他已经没有机会来纠正自己的过失了。

洪天贵福同样没有了机会。一天后，即11月18日，他将上述三首诗又重写了一遍，但墨迹未干，就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时年16岁。注963至此，太平天国世系正式宣告终结。

注释

注816《颁行诏书·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见《太平天国印书》，109页；《杨秀清萧朝贵安抚四民诰谕》，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10页。

注817《颁行诏书·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见《太平天国印书》，111页。

注818《诏书盖玺颁行论》叶春森一文，见《太平天国印书》，458页。

注819《颁行诏书·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见《太平天国印书》，108页。

注820《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31条并质问英人50条诰谕》，见《太平天国续编》第3册，18页。

注821《天父诗》第102首，见《太平天国印书》，588页。

注822《天情道理书》，见《太平天国印书》，528页。

注823《行军总要》，见《太平天国印书》，567～568页。

注824《天朝田亩制度》，见《太平天国印书》，409～413页。

注825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62～163页。

注826曾国藩：《讨粤匪檄》，见《曾国藩全集·诗文》，232页。按：以下该篇引文恕不一一注明。

注827王錱：《团练说》，见《王錱杂著》。

注828《幼学诗》《太平救世歌》，见《太平天国印书》，61、143页。

注829《天父诗》第475首，见《太平天国印书》，644～645页。

注830《太平救世歌》，见《太平天国印书》，144页。

注831《天父圣旨》卷三，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122页。

注832《天情道理书》，见《太平天国印书》，529页。

注833《太平救世歌》，见《太平天国印书》，143～144页。

注834《天父诗》第318首，见《太平天国印书》，621～622页。

注835张晓秋：《粤匪纪略》，见《太平天国续编》第4册，55页。按：凡是没有参加太平军或不在公共部门效力的百姓，则不属于兄弟姐妹的范畴，被统称为“外小”。这些平民百姓依旧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参见《太平救世歌》：“士农工商，时读天书……民分以四，各居其艺。”（《太平天国印书》，144～145页）

注836参见《幼学诗》，见《太平天国印书》，60～62页。

注837《天父诗》第378首，见《太平天国印书》，630页。

注838《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见《太平天国印书》，714页。

注839《佐天侯陈承瑢晓谕》，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90～91页。

注840太平天国充其量仅承认人人都有拜上帝的平等权利，但即使是在举行拜上帝仪式时，君臣主仆的名分及其与上帝的亲疏关系也被限定得十分清楚（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又，有人指责洪秀全是一个借“邪教”起家的骗子，彻头彻尾利欲熏心的政治野心家；也有人认为洪秀全起初具有平等思想，后来才逐渐蜕变。笔者认为，洪秀全最初抱有救世救民的热忱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从未萌发过任何近代意义上的平等思想；其思想自始至终只有量变，没有质变。

注841《天情道理书》《诛妖檄文》，见《太平天国印书》，532、738～739页。

注842《天情道理书》，见《太平天国印书》，523、532、533页。

注843《天条书》（重刻本）、《太平诏书》（重刻本）、《天父上帝言题皇诏》，见《太平天国印书》，154、390、391、404页。

注844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学术界向有争议，主要有封建政权说、农民革命政权说、农民政权封建化说三种不同观点，且迄无定论。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探讨过分拘泥于概念之争，实证性的研究做得不够充分。其实，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构成封建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据此推论，农民政权仅是相对于地主政权而言，两者尽管有所区别，但都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无疑同属于封建政权。

注845孙中山为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一书所撰序文，载《逸经》，1936（17）。

注846《永安封五王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36页。

注847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见《太平天国》第3册，172页。

注848A Report by W.H.Medhurst and Lewin Bowring,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163.

注849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剧贼姓名上”杨秀清条有云：“自粤西至江宁，秀清皆与洪秀全同行。洪秀全每至一处，必深藏不出。秀清则盛陈仪卫，巡行闾市。凡有军务议定奏上，无不准者，每批‘旨准’二字。”（《太平天国》第3册，46页）

注850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剧贼姓名上”杨秀清条，记其“现损一目”（《太平天国》第3册，45页）。按：据替杨秀清治疗眼睛的医生事后私下里透露，东王“只缘色欲太重，致肝肾两亏，因有是疾也”（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见《太平天国》第4册，628页）；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亦云：“东贼淫无度，兼以子死，西贼子又死，悲甚，而目失明，弗能视。”（《太平天国》第4册，654页）

注851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138页。

注852参见《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见《太平天国印书》，473～474页。按：天父下凡是上帝教的核心教义，洪秀全之所以仍然旨准颁行该书，主要是迫于保持教义连贯性的考虑。

注853《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见《太平天国印书》，474页。

注854参见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671页。按：张晓秋《粤匪纪略》亦云：“杨逆恃刑胁众，即韦贼有过，亦或被责。其余稍有违误，轻则板责数百、一千，重则诛戮。故粤贼之黠者，亦不愿为伪官，每引病告假。”（《太平天国续编》第4册，55页）

注855《天父圣旨》卷三，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113～116页。

注856李汝昭：《镜山野史》，见《太平天国》第3册，10～11页。

注857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剧贼姓名上”韦昌辉条，见《太平天国》第3册，48页。

注858杨秀清逼宫一事早有端倪。参护衙对联赫然写道：“参拜天父永为我父 护卫东王早作人王”（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见《太平天国》第3册，247页）；1855年刊行的《行军总要》序文则赞颂东王“功烈迈乎前人，恩威超乎后世”（《太平天国印书》，552页）。

注859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703页。按：涤浮道人《金陵杂记·金陵续记》、李秀成供词也持东王逼封万岁说。又，“东世子”指东王长子。

注860《天父圣旨》卷三，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128页。按：该书还记载说，当天午时，“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这是太平天国文献关于天王亲去东王府的惟一记载。据此推测，杨秀清宣布秦、陈“帮妖”与逼封万岁可能是同一天发生的事。待考。

注861据涤浮道人《金陵杂记·金陵续记》描述：北王率部杀入东王府后，杨秀清“急避登望楼，自去其梯，并在楼顶擂鼓，意在调党羽回巢自卫”。北王部将许宗扬带刀缘梯而上，“东贼见逼急，遂跳而下，潜匿厕坑间。许追至见履，捉缚北贼前。杨云：‘尔我金田起首，尔此时不能杀我。’韦答云：‘尔欲夺位，我奉二哥令杀尔，今日之事两不能全，不杀尔，我即当死。’佯拔剑欲自刎，随目环夺其剑乱砍，遂将东贼杨秀清即时戕毙”（《太平天国》第4册，640页）。

注862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704页。

注863石达开离京出走后，天王一再去诏苦苦相劝，后又遥封他为“开国军师”，并照旧在所颁诏旨中将“达胞”列为受诏人之一。但石达开始终不为所动，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由于脱离了主战场，翼王所部精锐之师已沦为一支流动作战的孤军，加上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兵员虽续有扩充，但给养得不到有效保障，导致处境被动，士气日趋低落，其部将班师回朝投效天王的事件迭有发生。石达开心灰意冷，一度产生归隐山林的念头。1863年5月，石达开部三万余人在四川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陷入绝境，后败走老鸦漩。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石达开决意舍命以全三军，于6月13日自投洗马姑清营，后被押解到成都凌迟处死，时年33岁。据目睹这一幕的清四川巡抚刘蓉描述，石达开受审时，“其枭杰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且“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刘蓉：《复曾沅浦中丞书》，见《养晦堂文集》卷六）。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难得的人才，在军民中威望甚高。早年在南京上游督师期间，他体恤民情，为政开明，将皖赣地区治理得有声有色，故时人有诗叹曰：“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邹树荣：《蔼青诗草》“纪平江勇事”诗，见《太平天国资料》，78页）忠王李秀成自云在首义诸王中独服翼王，认为他“谋略甚深”（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二十，见《太平天国续编》第7册，273页）。太平天国的对手也视石达开为劲敌。曾国藩认为“贼渠以石逆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逆为最谲”（《遵旨移师援闽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882页）。左宗棠认为石达开在军事上“谋次杨逆，而勇比萧朝贵”，政治上则“素得众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畏忌也”（《与王璞山》，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以石达开的才干和年龄，他原本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却因为内讧而走上一条不归路。一代叱咤风云的名将最终困死在大渡河畔，令人扼腕。倘若洪秀全不自折股肱，能够始终得石达开作为左膀右臂，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或许就会改写。72年后，即1935年，中央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也是在紫打地（时称安顺场，位于紫打地原址以北一里处）抢渡大渡河，时间同为5月。蒋介石因此扬言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但历史的悲剧并没有重演。

注864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379页。

注865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352页。按：“冇”系粤语方言，作“没有”解。

注866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p.110、123.

注867参见《幼主命内外本章免盖干王印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76～77页。按：该诏虽然是以幼主名义颁发，但按照其重要程度，必定经天王一手裁定，说明天王对干王的态度已发生微妙变化。又，幼东王即天王第五子洪天佑，过继后袭东王爵位。

注868富礼赐就干王出征的原委解释说：“他不是军人出身，因此，在外征战的其他王爷对他一直呆在京城十分忌妒。他甚至被迫离京出征，但搞得一团糟，后被告知番鬼正在南京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这才从前线匆匆返回。”（T.W.Blakiston, 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 p.50）

注869参见《洪仁玕在席宝田军营亲书供词》《洪仁玕亲书签驳〈李秀成供〉》，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472～473、513页。

注870参见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139、218、257、306、307、328页。

注871《洪仁玕亲书签驳〈李秀成供〉》，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13、514页。

注872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346页。

注873《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见《太平天国印书》，703～704页。

注874《洪仁玕在南昌府亲书供词》结尾部分佚，此据英文回译，见Franz Michael and Chung-li Chang eds., 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 p.1527。按：直至受到《李秀成供》内容的刺激后，干王对忠王等人的批评才变得尖锐起来。

注875See Journal of J.Cox,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313.

注876《左宗棠奏请准秦如虎署理浙江提督迅带所部赴宁波片》，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4册，60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注877参见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668页。按：因为仪仗队的规模过于庞大，为了拓宽道路，杨秀清下令拆毁两边的房屋，故时人有“恐作盘拏嫌路窄，五丈宽街犹拆屋”（马寿陵：《金陵癸甲新乐府》“扛龙灯”诗，见《太平天国》第4册，738页）一说。

注878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见《太平天国》第4册，615页。按：张晓秋《粤匪纪略》亦云：“杨逆物用皆金，碗箸、马镫、溺器皆以之。”（《太平天国续编》第4册，57页）

注879张晓秋：《粤匪纪略》，见《太平天国续编》第4册，56页。

注880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677页。按：黄期升随后被封为相天侯，任左正史，负责记录天王的言行和朝中大事。

注881《天兄圣旨》卷一，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18页。

注882参见张晓秋：《粤匪纪略》，见《太平天国续编》第4册，48、49页。按：该书将卢贤拔误作“卢贤达”。又，为避基督名讳，林大基后来改名为“林大居”。

注883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就此写道：“罗大纲剽悍机警，贼中号为能者，然因非粤西老贼，功在秦日纲上而不封侯王，心甚怏怏。”（《太平天国》第3册，61页）按：攻克南京时，太平天国仅封12个丞相，后来扩为24个丞相。罗大纲是12丞相之一，但直至1855年阵亡，始终未获擢升。

注884张晓秋：《粤匪纪略》，见《太平天国续编》第4册，55页。

注885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一，见《太平天国》第3册，292页。

注886参见洪仁玕：《立法制喧谕》，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94～95页。

注887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306～307、328、353页。按：据洪天贵福陈述，“在南京时，保封王封官，均是王次兄勇王洪仁达、吏部天僚干王洪仁玕、吏部天官慰王朱兆英三人保封的。凡封王封官，总是他们议诏稿进，乃降诏封的”（《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二》，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19页）。实际上，吏部事务主要由洪仁达把持，后者通过卖官鬻爵聚敛了大量钱财。

注888《黄文英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43～544页。

注889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十六，见《太平天国续编》第7册，168页。

注890另一重要原因是，在后期太平军新兵中，归降的清军和各地无业游民占了很大比重。清军不足道。至于游民，沈梓有一番评述，说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其志在子女玉帛，“未尝习技射，未尝分队伍，未尝知战斗”，通常“分布各县邑乡镇设立馆子、卡子”，“其势涣散，且又甚胆怯，往往闻官兵信息即有逃跑之意”。参见《避寇日记》卷二，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101页。

注891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353页。

注892参见 《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二》，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19页。

注893据《旧约·出埃及记》第16章记载，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行至旷野断粮，上帝遂降下食物。以色列人不识，互相询问“吗哪”（旧译“蔓”，意为“这是什么”），该食物因此得名。太平天国版《出麦西国传》第16章第31节云：“夫以色列家称其名曰‘蔓’，即如甜露，系白如莞荽仁，其味如扁饼调以蜜也。”经校勘得知，“即如甜露”句系洪秀全所加。南京沦陷前夕，洪秀全附会这一故事，在宫中阔地自寻百草制成野草团，称为“甜露”，并率先食之，令全城军民仿效。

注894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二十，见《太平天国续编》第7册，273页。

注895太平军有主兵、客兵之分，前者为当地驻军，后者为过境部队。民间称客兵为“客长毛”或“野长毛”。主兵与客兵不时发生利益冲突。顾汝钰《海虞贼乱志》记述了忠王、英王为争夺对常绍（常熟、绍文同城而治，合称常绍）的控制权互相斗气一事；沈梓《避寇日记》卷四记嘉兴主客兵为争馆子发生火并一事；佚名《寇难琐记》记石门、德清守将为争夺新市镇税源发生火并一事。

注896《洪仁玕在席宝田军营亲书供词》，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472页。

注897《忠王命苏郡四乡百姓举官造册谆谕》，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22页。

注898《忠王给苏郡四乡谆谕》，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21页。

注899《绫天安周文嘉给珊阴军帅何万春珍醒》，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96～197页。按：为避冯云山名讳，太平天国改“山阴”为“珊阴”。

注900《新塍镇军帅吴春波谕各地保富户人等告示》，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28～129页。

注901赵氏：《嘉善庚申纪事》，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421～422页。

注902林大椿：《粤寇纪事诗》“立乡官”诗，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444页。

注903顾汝钰：《海虞贼乱志》，见《太平天国》第5册，370页。按：引文中“地着”疑为“地著”之误。

注904《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51～52页。

注905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251页。

注906沈梓：《避寇日记》卷一，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58页。按：据柳兆薰1860年12月29日日记记载，顾午花因苛逼粮米激起民愤，“众乡人不服，已率众入城，斩其首，分三段，一家三代遇害”。柳氏为之称快，认为“斯人罪大恶极，报施不爽之至”（《柳兆薰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155页）。

注907龚又村：《自怡日记》卷二十一，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454页。

注908参见鹤樵居士：《盛川稗乘》，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183～184页。

注909鹤樵居士：《盛川稗乘》，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184页。

注910柯悟迟：《漏网喁鱼集》，50页。

注911沈梓：《避寇日记》卷四，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233页。

注912《前营前贰军帅许为增立乡员给三十七都师帅徐君连札》，见《太平天国续编》第3册，150页。按：旧时乡镇保甲分某都某图，“都”介于县与乡之间。

注913《前营前贰军帅许为催缴开印款事给三十七都师帅徐君连札》，见《太平天国续编》第3册，151页。按：文中“首、梯二王”指首王范汝增、梯王练业坤。又，此时湘军已兵临南京城下，局势异常严峻，但苏杭一带却依旧是歌舞升平，令人慨叹不已。

注914参见沈梓：《避寇日记》卷三，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192页。

注915当社会相对稳定时，吏治腐败现象通常被表面上的政通人和所掩盖；而一旦社会潜伏着危机，它就会雪上加霜，直接引发社会动荡，导致大局糜烂乃至人亡政息。在新的生产方式诞生之前，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寻找到一条取代封建制度的出路，因而也就无法有效地治理腐败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太平天国悲壮的事业中又渗透着一种历史的悲哀。

注916“照旧交粮纳税”是太平天国的既定政策，即承认旧的土地所有关系。按照这一逻辑，业户只有收到租才能完赋。辛酉十一年十月恋天福董顺泰在一份告示中说，“同胞之将，执戟之兵，虽有忠心，岂能枵腹”，但“业各有主，未可屯田；民既受招，又难掠野”，而且“若按户摊派，贫富未免不均”，因此，“论产征粮，输纳尚为易举”。于是，其部属告示民间，宣布“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兹值业户粮宜急征之候，正属该佃户租难拖欠之时。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太平军才武装镇压佃农的抗租事件，其本意是为了保证军饷的来源，而不是保护地主的利益。同样，鉴于苏浙某些地方的业户迁徙他方，太平天国遂采取“着佃交粮”这一权宜之计，其本意也是为了不使田赋落空，而不是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

注917柯悟迟：《漏网喁鱼集》，54、56～57页。

注918《贬妖穴为罪隶论》陆泰来一文，见《太平天国印书》，451页。

注919沈梓：《避寇日记》卷三，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157页。

注920相比之下，因内外交困而陷入全面危机的清政府被迫主动求变，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诸如政治上不断调节其内部矛盾（包括满汉矛盾）、整饬吏治，军事上组建湘军，经济上推行厘金制度以充实军需，等等。另一方面，如果说江南是太平天国的大本营，那么，两湖地区则是湘军集团的大本营。正是由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对湘鄂两省的苦心经营，湘军才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和军需供给地。双方对基地经营情况的好坏，直接影响了各自统治基础的强弱和力量的消长。

注921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二十，见《太平天国续编》第7册，272、279页。

注922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180、219、377、385页。按：以下该书引文恕不一一注明。

注923参见年子敏、束世澂：《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商榷》，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4）。

注924赵矢元：《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补本》，载《历史研究》,1959（3）。

注925苑书义：《略论农民革命英雄李秀成》，载《北京日报》,1961-09-07。

注926参见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载《人民日报》，1964-07-24；戚本禹：《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载《人民日报》，1964-08-23；罗思鼎：《大节、气节、晚节——评李秀成问题讨论中的所谓“功过”问题》，载《解放日报》，1964-08-23；罗思鼎：《怎样认识中国历史上农民的阶级性》，载《文汇报》，1964-09-08。又，1974年兴起的“评法批儒”运动也波及太平天国史领域。梁效等肆意曲解历史，将洪秀全与杨秀清的权力之争定性为“反孔派”与“尊孔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将天京事变的起因说成是“尊孔派”篡权，意在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参见梁效：《革命的专政，还是儒家的“仁政”？——试论太平天国在政权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载《北京大学学报》，1975（2）。

注927参见罗尔纲：《一条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载《广西日报》，1981-03-02。其详细考证文章见《李秀成伪降考》，见《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1～6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

注928参见苏双碧：《论李秀成》，载《北方论坛》，1979（5）；郭毅生、任恒俊：《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李秀成伪降问题》，载《文史哲》，1979（4）。

注929昭王黄文英便认为“那忠王也是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黄文英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44页）。

注930据罗尔纲先生考证，李秀成供词原稿计5万余字，其部分手迹已被曾国藩撕毁。著名学者孟森也持是说（参见《影印曾文正公批记李秀成供》序）。近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存李秀成供词原稿实际上是完璧，并无被曾国藩撕毁的痕迹，仅有两处错简。参见姜涛：《重读〈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史新论》，165～168页。

注931《洪仁玕亲书绝命诗》《洪仁玕亲书签驳〈李秀成供〉》，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496～498、511～514页。

注932参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二十，见《太平天国续编》第7册，273页。

注933不能简单地将这段话理解为李秀成有意隐瞒幼天王的行踪。忠王之所以没有说出幼天王出城后的亡命路线，与他推断后者肯定已经被杀有很大关系。而幼天王确实十分稚嫩怯弱，后来在逃亡途中因险象环生，曾经数次试图自杀。详参下文。

注934曾国藩：《遵旨查明各事分条复陈折》（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八），4645页。

注935李鸿章：《复曾沅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转引曾国荃语），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

注936参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二十，见《太平天国续编》第7册，273～274页。

注937曾国藩：《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七），4222页。

注938曾国藩：《谕纪泽》，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143页 。

注939参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二十，见《太平天国续编》第7册，276、278页。按：据同书记载，忠王在得知自己将被处死后，仍表示“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云云。这番话流于俗套，应属敷衍之辞。

注940参见曾国藩：《复奏李秀成等囚未能槛送京师已先就地处决情由及洪逆三印已早解送军机处片》（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七），4249～4250页。按：陈德风又作“陈得风”，系广西老兄弟。

注941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二十，见《太平天国续编》第7册，279页。

注942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中，黄文英也认为“天朝的事越做越坏”。这说明太平天国内部早已有不少人预感到大势已去。另据前引曾国藩奏折描述，洪秀全胞兄洪仁达被俘后，“如醉如痴，口称天父不绝，无供可录”。虽不失悲壮，但又不免让人感到无限的悲哀。

注943李秀成供词中也有不实之辞。洪仁玕在签驳时便云：“今观其传，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长次兄、驸马等。”笔者认为，这其中掺杂着忠王的一种潜意识，即尽管已沦为阶下囚，但仍欲顾全自己的颜面，不承认自己对战败负有责任。

注944《洪仁玕在南昌府亲书供词》云：“……此时天王在花州［洲］胡豫光（指胡以晃，引者按）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州［洲］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482页）按：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基本上采用预先公开建储的方式来解决皇位继承问题，太平天国沿袭了这一做法。清代则不立皇太子，并由雍正帝创设秘密立储制度。

注945《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31页。

注946《洪天贵福亲笔供词（又一件）》，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60页。

注947洪秀全除严申“内言内字不准出”“外言外字不准入”外，还规定宫城内外的游艇不得越界；后宫亲戚不得向后宫私献物品，后宫也不得私受。参见《天父诗》第207、306、459首，见《太平天国印书》，605、620、642页。

注948《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28、532页。按：洪天贵福还说，他曾采纳沈桂（人称“沈真人”）的建议，诏封六主帅。由此可见沈桂在朝中的地位。沈桂其人其事在其他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幼天王所言披露了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重要史实。不过，沈桂的出身和来历颇费揣摩。笔者推测，鉴于太平天国宗教是一神教，排斥一切异教神灵和异教徒，因此，沈桂断不可能是位名副其实的“真人”。由于政治上的偏见和文化上的隔阂，士大夫阶层通常对太平天国持不合作甚至敌对态度，故沈桂似是位落魄江湖的寒士，因通晓医卜星相之术而被称作“真人”。上帝教原本就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宗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本土文化（儒学与民间宗教）的色彩变得越来越浓厚，故人们私下里习称沈桂为“真人”并非不可思议之事。

注949天王的另两个儿子光王洪天光、明王洪天明身陷南京城，下落不明；天王长兄信王洪仁发在南京西门投水自尽，次兄勇王洪仁达突围时被执（后被处死）。一同逃到广德的仅有十余王，其中洪仁发之子巨王洪和元在次日吞食鸦片自尽，幼西王萧有和几天后也病死。

注950详参拙著《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285～286页。

注951《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29页。

注952《誉王李瑞生供词》，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65页。按：祐王为李远继。

注953沈葆桢：《席军翦除湖逆搜获伪酋折》（同治三年九月廿五日），见《沈文肃公政书》卷三，89页，光绪六年吴门节署刻本。

注954关于洪天贵福兵败被俘的经过，详参《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洪天贵福亲笔供词（又一件）》，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29～530、532～533、560页。按：干王洪仁玕于10月10日拂晓被俘，其他重要首领或阵亡或被俘或逃逸，不一而足。太平军余部在江西会师的计划遂以失败告终。11月23日，干王在南昌就义。

注955沈葆桢：《席军生擒首逆折》（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见《沈文肃公政书》卷三，103、104页。按：另据沈葆桢《报获木质伪玺片》，在幼天王被押解到南昌的当天，席军在广昌、石城交界地搜获幼天王木质玺印各一方，系在皖南广德时补刻。

注956沈葆桢：《讯明首逆供情折》（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见《沈文肃公政书》卷三，107页。

注957参见沈葆桢：《席军生擒首逆折》《讯明首逆供情折》，见《沈文肃公政书》卷三，105、107页。

注958以上凡未注明出处的文字均引自《洪天贵福亲笔供词（又一件）》，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60～561页。按：该供词末署“甲子年九月二十七日”，与其他供词一样，系沿用天历（沈葆桢《讯明首逆供情折》遂有“所供日期，尚沿伪朔”一说），阳历则为1864年11月8日。

注959《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33页。

注960《洪天贵福亲笔供词（又一件）》，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59页。

注961《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30～531页。按：由于南京长时间陷入断粮的困境，洪秀全生前曾带头以“甜露”（野草团）为食，并下令全城军民仿效。因此，洪天贵福登极后开戒吃猪肉、喝酒的可能性不大。联系洪天贵福在供词中再三提到“唐老爷待我甚好”，文中的“如今”应特指其被俘后的日子。

注962《洪天贵福亲书送唐家桐诗三首》，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526页。按：在被俘后的供词中，洪仁玕赞颂洪秀全“天生聪明”，并说洪天贵福“也是绝等聪明，我看一行书，他看三行了”（《 洪仁玕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491、492页）。干王气节固然可嘉，但终究不脱“愚忠”二字。核诸史实，他对幼天王的评价明显有夸张掩饰之嫌。松王陈德风便认为洪天贵福“昏愚无能”。参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二十，见《太平天国续编》第7册，271页。

注963清廷就“洪福瑱应否槛送到京”一节谕示沈葆桢曰：“洪福瑱虽系洪秀泉之子，而幺麽小丑，漏网余生，亦不值槛送京师。”沈氏遂遵旨将幼天王就地处死。参见沈葆桢：《洪福瑱就地凌迟处决折》（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见《沈文肃公政书》卷三，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