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天下一家”理论与太平天国的国际观念

一、定都初期的外交接触

太平天国崛起之时，中国的门户早已被西方列强用枪炮强行打开。因此，如何办理外交便成为洪秀全等人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并成为影响太平天国政局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起初，英、法驻华外交官中曾有人主张火中取栗，用武力介入中国内战，拉清政府一把，以此作为向后者索取更多权益的筹码，但时局变化之快出乎他们的意料。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一举攻克东南最大的城市南京，不久又攻克镇江、扬州。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形成与清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列强一时吃不准交战双方谁更被看好，不免有些举棋不定。英国率先宣布保持中立，以静观事态的发展。

当时，围绕广州入城等问题，列强与清政府的交涉陷入僵局，双方的关系“在1853年太平军第一次胜利高潮的时候，正很快临近一个危急阶段”注693。西方人早就不满足于五口通商的格局，试图伺机实现使中国内地对外开放、鸦片贸易合法化等目的。因此，他们急于想知道太平天国的对外态度，以及太平天国是否有可能取代清政府统治中国，等等，试图据此来决定是否调整及如何调整对华政策。于是，借助于上海与南京之间地理上的便利，西方驻华使节前往南京投石问路的举动很快就揭开了序幕。1853年4月27日，即太平天国占领南京还不到40天，英国驻华公使文翰率随员乘坐军舰抵达南京。同年12月和次年5月，法、美两国公使也相继率团访问南京。与美国公使之行间隔一个月，英国第二拨外交使团（麦华陀一行）再度来访。以上便是西方国家与太平天国在早期交往的主要脉络。

文翰一行抵达后，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出面接待了英方代表密迪乐翻译。双方刚一照面，韦昌辉便询问密迪乐是否同拜上帝，在得知英国人守此信仰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后，当即示意其就座。密迪乐申明英国政府将在中国内战中持中立立场，并探询太平天国对英国的态度，以及在攻打上海时对英侨的态度。韦昌辉对此答语甚少或不置可否，而是饶有兴趣地谈论宗教话题。北王表示，既然大家同为上帝的子女和信徒，那么彼此就是兄弟。他还补充说，英国人现在可以在南京登岸，并且可以随意游逛。来访洋人同为兄弟的消息在太平军中传开后，好奇的人们纷纷登上英舰参观。当英舰起锚准备驶近城墙时，不少士兵还主动跑到绞盘边帮忙。在一名太平军军官的陪伴下，费熙邦舰长骑马在城内蹓跶了12英里，沿途不时遇到忙碌的人群，发现人们的态度普遍比较友善，与以前所接触过的中国人大不相同。当费熙邦表示倘若太平军进军上海并侵害英国侨民，将会受到满洲人在1842年同样的对待时，他听到的答复是：“我们是兄弟，信奉同一个上帝，我们为什么要向你们开火呢？”注694

同年12月6日，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一行乘“卡西尼”号军舰来到南京。次日上午，使馆头等参赞顾随（C.De Courcy）登岸，与夏官正丞相赖汉英接洽公使入城事宜。太平天国方面表示：“既然你们与我们一样崇拜上帝，既然我们大家只有一位惟一的造物主，那么，你们不单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兄弟。”在法舰停泊仪凤门外的5天时间里，军舰上始终挤满了前来观瞻的人群。一位太平军军官特意前来协助维持秩序。每次仅让25人登舰，首领们可以随意游览，士兵则不许越过大桅杆。几名法国军官曾经上岸观光和打猎，“所到之处，总是被友好的笑脸相迎”注695。

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动身最晚，行程最远。1854年5月21日，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麦莲乘坐“色斯奎哈那”号军舰从吴淞口溯江而上，在南京停留两三天后，一直行驶到安徽芜湖。美国人沿途同样感受到了各地军民的友善态度：在镇江，守卫炮台的太平军称美国人为“兄弟”；在南京，约有上万人前来围观军舰，对这一庞然大物惊叹不已；在芜湖，军舰尚未来得及抛锚便观者如堵，“上下舷梯的人一度过于拥挤，几乎造成生命危险，但他们的友好态度与恰当举止无与伦比”。不少美国人在向导的陪伴下漫游了芜湖城区和近郊，所到之处，均被当地军民称为“兄弟”。注696

在这几次外交接触中，太平天国之所以亲切地称洋人为“兄弟”，表现出友善的一面，主要基于上帝教的“天下一家”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直行拜上帝这条大路到底的西洋番国无疑同属于上帝大家庭的成员，与太平天国情同手足。因此，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承认了这层兄弟之情。

但是，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双方最终并没有能够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

太平天国在此之前毫无办理外交的经验，对于这几批不速之客的来访事先也毫无思想准备，所以显得比较被动。由于来历不明，这些擅闯长江的外国军舰都曾经在镇江或南京江面遭到过太平军的炮击。太平天国对洋人所表示的“中立”立场颇感失望和诧异：既然彼此同为兄弟，为什么竟然宣布中立而不协同灭“妖”？此外，他们对洋人的来意也不无猜忌，担心对方有刺探军情的企图。镇江守将罗大纲在接待密迪乐时，便明确表示希望外国人最好不要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辖境之间频繁往返。麦莲一行来访时，八名美国水手未经许可就擅往南京南门外观瞻报恩寺琉璃塔，为此受到太平天国的警告。麦华陀一行来访时，则明显受到冷落。他们在城外吃了闭门羹，始终没有能够进城与任何太平天国官员进行接触，双方的交往仅限于文书往来。

就洋人来说，他们感到与太平天国交往时的最大障碍并不在于后者存有戒心，而是双方在外交礼仪和国际观念上的冲突。

因为外交礼仪上的冲突，亲自来访的文翰公使最终打消了拜会洪秀全等人的念头。负责出面接洽的密迪乐刚与北王、翼王见面，士兵们就喝令他行下跪礼。密迪乐断然拒绝，仅按西方礼俗行了脱帽礼。双方商谈此事时的气氛远没有谈论宗教时那么融洽，几经折冲，最后仅商定将会谈地点设在城内某府邸。北王还特意提醒密迪乐：“太平王即真主，他是上帝次子，全世界人民必须服从并追随他；真主既是中国之主，也是你们的主。”在写给文翰的外交文书中，太平天国也使用了类似口吻，内称“尔英人久已拜天，今来谒主”，“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吾朝”云云，暗示对方必须行下跪礼。文翰深恐双方在礼仪上发生正面冲突，便打消了前去赴会的念头，在发出一封措辞强硬的复信后匆匆返航，就此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接触。注697

类似的摩擦在随后几次交往中也有发生。顶天侯秦日纲在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见面后，指定对方在大厅台前的椅子上就座，布尔布隆则提出共同在台上就座，双方争执不下，直到会谈地点挪到隔壁客厅才算了事。时隔3天，韦昌辉表示同意会见法国公使，函称“北王命令法国兄弟来到本藩之前，接受口头谕知”云云。布尔布隆被这种傲慢的言语激怒，复函表示拒绝参加以这种口吻约定的会晤，并模仿中国公文格式，在文末写有“仰即知照”字样，结果反过来激怒了北王，被勒令离境。美国公使麦莲刚到南京便递交一份照会，表示希望能与东王杨秀清会晤。负责出面接待的官员拒绝转呈，指责美方擅用“照会”等语不合天朝礼制，强调“输诚者必须备办奇珍宝物……尔等果能敬天识主，我朝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为一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注698。由于话不投机，麦莲没有上岸就离开了南京。英国第二个使团麦华陀一行来访时，杨秀清以“诰谕”名义复函，先把英国人褒奖了一番，表示“深嘉夷弟住居海外，不远千里而来王，遵领天国制度律例，实为有心”，接着指出对方“禀文内所云语句多有不合道理”，强调“我主天王是上帝亲子、天兄胞弟，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指责对方“大胆强瞒无理”，不但不知道进贡，居然还“诡向天国讨取煤炭”。英方就此毫不客气地回敬说：“至于‘夷’字，我只能说，它总是被中国人用来称呼粗野、未开化的部落，而‘诰谕’‘禀文’‘禀奏’等词除了上下级通信时使用外，是从来不用的。自我们到达此地以来，我已再三明确地告诉贵方，英国不是未开化的国家，甚至也不是二流国家，而且她又不受你们的管辖。因此，将来在与英国人的任何交往中，你们所有的人（从贵国王到最卑微的农民）最好完全不用我有理由抱怨过的类似侮辱之词，否则，你们必定会惹起与1841—1842年类似的冲突，其结果是不难预料的。”注699

洋人这四次来访都是乘坐军舰，明显带有炫耀武力的意思，同时也粗暴侵犯了中国的内河航运权。但由于缺乏国际法常识，太平天国对此并不介意，却在外交礼仪上与对方纠缠不休，结果反而授人以口实。通过最初的这几次交往，西方使节一致对太平天国沿袭传统的夷夏观念十分反感，而且这种印象远远超出太平天国亲善的一面所留给他们的印象。密迪乐对此追根溯源，认为太平天国“对国际交往的观念大部分可能来自现今帝国的疆域被分裂为数国时期的记载”注700。这一分析其实并不全面，忽视了宗教因素对太平天国国际观念的影响。在前引几份外交文书中，太平天国都是从“天下一家”的角度强调洪秀全是上帝之子、万国真主，进而称对方来访为“谒主”“归顺”的。这便使得太平天国的国际观念颇为奇特，在沿用传统观念视洋人为“蛮夷”的同时，又依据其教义称对方为“兄弟”，乃至于独创出“夷弟”这一概念。在洪秀全等人看来，太平天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既是兄弟关系，同时又是宗藩关系，宗教与世俗的观念是合为一体的。而这种国际观念显然是西方国家所难以理解和无法接受的。

在这几次来访中，西方三国使节都曾经提及或提交各国与清政府所订条约的内容或文本，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其条约权利。太平天国没有对此直接表态，仅表示不反对与外国通商，也同意开辟商埠，但强调一切要等全国平定后再行定夺。对于这种答复，洋人当然不会感到满意。

因为是自己主动上门拉关系，西方外交代表起初的态度比较积极和克制，所以在遭到太平军炮击的情况下并没有予以还击。他们最初反馈回去的信息尽管流露出不满情绪，但总体上仍对太平天国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在写给本国政府的正式报告中，英、法两国公使均对太平天国所展示出的朝气、自信和力量产生了较深刻的印象，一致认为太平天国很有可能在与清政府的这场较量中获胜。不过，当美、英（麦华陀）两个使团接踵来访时，太平天国已经在南京定都一年多，却始终未能打破清江南大营对该城的围困，北伐战事也严重受挫，在军事上并无迅速取胜的迹象。这使得西方列强改变了对中国内战前景的判断。

基于上述诸多因素以及对华政策的投机性，西方三国虽然决定继续在中国内战中持“中立”立场，但迅速调整了外交重心，即不再理睬太平天国，更谈不上给予太平天国外交承认，而是依然视清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以后者作为外交对象，全力进行修约谈判。而太平天国对办理外交的重要性缺乏最起码的认识，仍然固守传统的对外观念，以不变应万变，始终没有主动与对方打交道的意愿。于是，在随后的几年间，除了为数不多在太平军中效力的雇佣军外，没有任何西方朝野人士造访南京，双方的接触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1858年英国代表入城是个例外，但此次接触是以双方的武装冲突开场的。是年11月，为尽快落实数月前刚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中的相关条款，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率舰队从上海驶往汉口，旨在考察沿线的商务，并酝酿选择通商口岸事宜。此时，南京至安庆一线的江面仍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下。额尔金虽然闯入了太平天国的地盘，却丝毫没有与后者进行接触的意向。在南京江面遭到太平军炮击后，英舰趁机炫耀武力，将浦口炮台夷为平地，然后扬长而去。太平天国一再为炮击英舰事件进行解释和道歉。天王洪秀全还专门写了一道御诏，派人溯江追送给额尔金。注701额尔金这才在返航时萌生了派人顺道过访的念头。

同年12月29日，英国驻华使馆汉务参赞威妥玛等四人入城，与太平天国就如何避免再度发生类似的炮击事件达成默契。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的一个转折点，这在该城的外观上也有所体现。通过在雪地里骑马进出南京城，威妥玛注意到，“城内的景象荒凉无比，而该城在过去的美好时光里曾经是那样的繁华。街道宽敞醒目，坍塌的房屋相对不多，但街道上空荡无人，到处都笼罩着死一般寂静的凄凉气氛”。他进而断言太平天国正日趋衰落，认为“对于对中国怀有善意的人们来说，他们力量的衰落一定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因为“他们将要建立的秩序不会比他们眼下执意要推翻的秩序更好”，“迄今为止的事实证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毫无能力来统治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注702。随同进城的伟烈亚力牧师也谈到太平军对繁华城市和商业的破坏性，认为“叛党的优势应归结为清军的萎靡，而不是前者真有什么过人之处”注703。

上述观点在当时的西方朝野人士中较有代表性。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列强在华攫取了更多的权益，如何落实并进一步扩大这些权益便成为他们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因此，随着对太平天国的成见日渐加深，洋人对太平天国的隔膜乃至敌意也在加深，并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日后与太平天国打交道时的态度。

在此背景下，西方朝野与太平天国之间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这种僵持局面直到洪仁玕总理朝政后才有所改变。

二、围绕上海问题的交涉与冲突

在总理朝政之初向天王条陈的治国方略《资政新篇》中，洪仁玕具体阐述了其新的国际观念和对外政策。

在该文献“法法类”部分，洪仁玕简要介绍了世界大势，旨在说明旧的夷夏格局早已不复存在，欧美列强的国力远在中国之上，就连东邻日本“将来亦必出于巧”；主张国与国之间以信义相示，彼此平等往来，不可妄自尊大；强调在对外往来的言语文书中不必使用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侮慢字样，“盖轻污［侮］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洪仁玕批评了“拘拘不与人交接”的现状，认为这是“浅量者之所为”，并提出了一个新外交政策，建议允许发达国家优先前来通商，允许外国传教士和科技人员入境指导或为国献策，但禁止擅入内地，禁止毁谤国法。注704该政策不卑不亢，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强调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实属难能可贵。概括地说，洪仁玕力主采取一种开放务实的外交姿态，谋求改善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与洪仁玕思想开通密不可分，同时也是他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即试图在反清大业上赢得西方国家的理解与合作，至少避免与对方处于敌对状态。注705

洪仁玕的主张基本上被洪秀全所采纳，这从太平天国对外观念的转变上可以略见一斑。在此后的正式外交文书中，太平天国用“照会”等语取代了“诰谕”“札谕”等称谓；改称对方为“贵国”“贵驾”，废弃了“万国真主”“来朝”“谒主”等轻侮字样。注706洪仁玕的外交思想之所以得以贯彻，主要得益于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构想，而外交正是其中十分关键的一环。

1860年5月初，太平军一举击溃清江南大营，解南京之围。在商议下一步作战部署时，洪仁玕力排众议，主张东征苏州、上海，先经略长江三角洲，利用上海的财源和地理之便购置火轮船，组建一支强大的水师，然后再水陆并进攻取湖北，从而控制长江两岸。这一战略意图能否顺利实现，主要取决于能否顺利地占领上海，而上海被辟为商埠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早已是华洋杂处之地，太平军若想在不引起洋人敌意的情况下进占上海，就不得不通过外交途径与对方事先就此达成谅解。以往与洋人打交道的经历，洪仁玕的晓以利害，均昭示照搬过去那一套无济于事。于是，洪仁玕的新外交政策便顺理成章地占据上风，得到天王的认可和军中将领的拥护。同年5月15日，在其他主力的策应下，忠王李秀成部正式发起东征战役。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丹阳、常州、无锡，6月2日攻占清江苏省会苏州；到7月1日，又相继攻克昆山、新阳、太仓、嘉定、青浦、松江，兵临上海外围，形成三路进逼上海的态势。至此，太平军距全面实现东进战略的作战意图仅有一步之遥。

太平军以苏州为中心建立苏福省后，很快便有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主动来访。6月19日至7月6日间，继高第丕牧师等人之后，艾约瑟牧师一行又接踵来访。他们在返回上海后，均感到不虚此行，一致认为太平军在许多方面要优于清军，并且确有诚意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与以往西方媒体众口一词地指斥太平军是“强盗”“杀人犯”相比，这些报道不禁令人耳目一新。于是，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兴趣进一步升温。不少人跃跃欲试，计划到太平天国境内传播纯正的基督教。

与传教士等在野人士迅速做出积极回应形成反差的是，左右对华政策的各国公使始终淡然处之，不为所动。在凭借《天津条约》扩大了在华商业权益后，列强不以太平天国为外交对手的态度变得更加鲜明。基于这一态度，加上过高估计了太平军进军上海可能给对华贸易所造成的损害，早在太平军尚未占领苏州之前，列强就已经做出了用武力保护上海的决定。同年5月26日，英国公使普鲁斯（F.W.A.Bruce）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各自发布一份内容相同的通告，宣布将由英法军队保卫上海，以抵御任何攻击。也就是说，不等太平天国发出友好的信号，列强就已经主动关闭了和谈的大门。这便出现了英法联军在北方与清军交战、在上海却与清军联手对抗太平军的奇怪一幕。

忠王李秀成是洪仁玕新外交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在6月24日委托高第丕牧师转递给各国公使的信中，他在申述攻取松江、上海之必要性的同时，郑重表示将保护洋人在上海的生命财产安全，邀请对方来苏州会晤，以结新盟。但英、法、美三国公使均拒收此函。7月10日，李秀成再次致函三国公使，吁请对方及早来苏州洽谈通商联和事宜。三国公使仍然不予理睬。

数日后，洪仁玕赶到苏州，亲自为上海问题进行外交斡旋。他分别致函艾约瑟牧师和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诚邀对方来苏州访问。艾约瑟与英国驻沪领事密迪乐都是洪仁玕的旧相识，并且都对太平天国抱同情态度。前者欣然来访，受到洪仁玕的热情接待。在双方交谈时，洪仁玕有意淡化上帝教与基督教在教义上的歧异，并明确表示将逐步修正这些错误，试图借助传教士之力与列强沟通或施加影响。但是，宗教是洪秀全的禁脔，非洪仁玕能够随意染指；同样，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均由各国公使操纵，非传教士所能左右，更何况传教士主要抱着同化上帝教的目的而来。双方互有误解，兴趣各异，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而各国领事则与公使保持同调，对洪仁玕的邀请置若罔闻。西方列强从一开始就抱定利用中国内战进行外交投机的政策，他们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关系完全视其在华利益而定，并不取决于后者是否更新了国际观念。这就注定了洪仁玕的新外交政策无法促成上海问题的和平解决。

太平天国对上海是志在必得，而英、法两国则执意用武力阻止太平军进入上海，并拒绝就此与太平天国进行任何外交接触。因此，双方在上海问题上的冲突已是不可避免。

洪仁玕外交斡旋受挫后，忠王李秀成开始酝酿直接发兵上海。8月18日，忠王在徐家汇致书各国公使，声明太平军入城后将保护洋人，不加侵扰，请对方悬挂黄旗以便识别。19日，太平军击溃城外清军，但在向西门、南门推进时遭到英法军队的阻击。次日，太平军主力在攻城时又遭洋人堵截，伤亡惨重，忠王面颊也负了轻伤。在仍然未予还击的情形下，太平军主动后撤。至此，太平军进占上海的外交、军事手段均告失败。

围绕太平军进攻上海的战略得失，特别是由此引发的与列强的正面武装冲突，不仅太平天国内部为之争执不下注707，当今学者也是众说纷纭。事实上，鉴于列强对太平天国的种种外交努力熟视无睹，在上海问题上丝毫不肯让步，无论是和还是打，列强都不会将上海拱手交给太平军。换句话说，太平天国与列强关系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前者自身的态度和举动，相反，由于太平天国控制着长江沿线的大片区域，列强为了兑现长江通航通商的条约权利，迟早仍然会与太平天国发生冲突，后来事态的发展也正验证了这一点。总之，双方关系的恶化是列强对华政策的必然结果，上海事件只不过是个导火线而已。

事隔两个月后，即1860年10月下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胁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为了尽快实现长江通航通商，英国人又转而主动与太平天国打交道。

1861年2月20日，英国水师提督何伯（J.Hope）率领一支舰队驶至南京。从3月1日起，双方开始举行谈判。对于英方提出的有关长江通航通商的八项要求，包括英舰“深淘”号驻泊南京，太平天国除对某些细节加以说明和限制外，一并慨然应允。双方争执的焦点仍集中在上海问题上，直到4月2日才最终达成协议，太平天国同意在本年内不进入上海百里以内的区域。两天后，洪秀全专门为此颁布一道诏旨，宣称“中西永远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注708，表达了与英国保持永久友善关系的愿望。

但是，太平天国念念不忘的是统一全国的大业；而英国关注的是力阻战火烧到各通商口岸，以避免自己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害，以及根据《北京条约》所应得税银（即战争赔款）的落空。双方在认识上格格不入，这就注定了业已达成的协议不可能是“永远和约”，无法带来持久和平。洪秀全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过于乐观。迫于外交压力，他只好将先期离京的洪仁玕从安庆前线调回来处理涉外事件。

自从长江对外开放后，英国商船在太平天国境内被劫事件时有发生，有些系清军或盗匪游民所为，有些则是因闯关逃税而被扣押船只的英商反咬一口。英方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向太平天国提出索赔等要求。洪仁玕奉旨返京主要是为了处理此类棘手的问题。在与英方交涉时,干王有理有节，否认与商船被劫事件有任何牵连，拒绝赔偿。同年11月，太平天国又颁布一道法令，重申严禁走私，规定所有的外国商船（包括所雇船只）都必须照章纳税。洋人对此十分恼怒。

12月9日，太平军攻克通商口岸宁波。唇亡齿寒，随着太平军本年内不进入上海周边地区的协议即将期满，上海问题再度成为英方交涉的焦点。12月27日，何伯一行照会太平天国，提出下述四项要求：赔偿英商在太平天国境内因遭抢劫而蒙受的损失；不得拦阻查验悬挂英国旗的中国木船；恪遵不前往上海和吴淞百里以内地区之前议；不前往攻扰九江、汉口百里以内的地区，不擅往英国设在镇江的领事馆所在地焦山。此时，洪仁玕已被革职，代替他出面交涉的是幼赞王蒙时雍等人。

1862年1月1日，太平天国正式答复英方，断然拒绝其无理要求，声明太平军肩负为上帝光复全国的使命，“碍难弃寸土于不顾”，并一针见血地指责英方仅考虑一己之私利，“假托友好，暗助满妖”注709。 该照会不卑不亢，反映了洪秀全等人在策略上的变化和认识上的进步。同日，英方再次致书太平天国，重申英国的态度和立场，并就上海问题威胁说：“贵方已确悉上海与吴淞城为英法军队所占据，倘若贵军再度贸然攻打，不但会像上次那样遭到挫败，还会因愚蠢而招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注710这不啻是一份哀的美敦书。

在官方和商人进行战争鼓噪的同时，西方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也发生逆转。前已说明，自1860年下半年起，抱着将上帝教纳入正统基督教轨道的幻想，西教士掀起了新一轮访问南京的热潮，但几乎无一不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不少人还反目成仇，不遗余力地攻击太平天国。注711这种论调出现在英国与太平天国谈判破裂后不久，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在朝野攻打太平军的一片喧嚷声中，列强的对华政策逐渐从虚伪中立向武装干涉过渡。

三、双方的决裂

1862年3月4日，普鲁斯公使上书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说：“上海告危，供应断绝，叛军将会因为我们的忍让和他们在宁波的胜利而猖獗一时，试图逼迫我们就范。我已经将我的意见告诉何伯先生，假如他们执意攻打上海，假如我们的打击能够迫使他们此后远离我们所处的位置，那么，我们对叛军采取攻势是完全正当的。”注712在清政府方面，对洋人持疑虑态度的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在热河病逝，顾命大臣肃顺、载垣、端华随后在祺祥政变中被杀，慈禧、奕GFDB4执掌中央大权，“借师助剿”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而列强也想尽早实现长江通商通航。于是，双方在联合镇压太平天国的问题上一拍即合。英、法两国除公然在上海外围和宁波直接出兵进攻太平军外，还特许戈登（C.G.Gordon）、日意格等现役或退役军官受雇于清政府，统领常胜军、常捷军等洋枪队，与清军联合绞杀内地的太平军。太平天国“兄弟团圆”联手灭清的幻想终于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了。

如前所述，列强的对华政策完全视其在华利益而定，毫无信义可言。对他们来说，交战双方谁更迎合自己的意愿，他们就选择谁作为自己的盟友。普鲁斯公使在写给戈登的一封信中一语道破天机：“我们支持清政府，这是出于利益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感情的动机。”注713在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这场殊死决战中，西方在华势力是第三者。他们拥有先进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军队，其抉择不可避免地会使战争胜负的天平发生倾斜。正因为上海未下，一心经略下游的李秀成部主力始终被牵制在上海外围，不能从容地抽身西进与湘军争锋，从而导致整个战局日趋被动。到1862年春，李鸿章部淮军又以上海为据点，在英法军队的协助下进攻上海外围，并逐步蚕食太平天国苏福省的版图，致使太平军在东线战场上疲于招架。注714与此同时，曾国荃部湘军主力顺流而下直逼南京，左宗棠部湘军从江西觊觎浙江，形成三路围攻之势。太平军全线告急，顾此失彼，形势遂急转直下。很显然，列强的从中作梗和武装干涉是导致太平天国败亡的一个最主要的外部因素。

在“借师助剿”这一问题上，太平天国与清政府态度不一，个中原因十分发人深省。当时，交战双方都有外国人以个人名义参战。太平军中的雇佣军主要由各国驻华军队中的逃兵以及形形色色的冒险家、浪人、投机商组成，以欧美人居多，也有少量菲律宾浪人和印度黑人；早期投效者为数寥寥，后期才略具规模。清方雇佣军的情形与此相似，但就声势和规模而论，则远远超过了太平军。例如，臭名昭著的常胜军有千余人之众（士兵为招募来的华人），而太平军一方以李秀成部为例，其雇佣军人数最多时也仅有百余人。这与太平天国在此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有很大关系。慕王谭绍光曾经就此表态，在强调“我等同拜上帝耶稣，一教相传，并无虚假损害之念”的同时，明确宣布对前来投效的洋人实行来去自由政策，“既不诱之使来，亦不禁之不去”注715。基于对洋人桀骜不驯一面的认识，忠王拒绝了原常胜军领队、美国浪人白齐文（H.A.Burgevine）独立统领军队的要求。同样出于对洋人的戒备心理和民族自尊心，天王断然拒绝了某“鬼头”联手灭清、事后平分疆土的提议，正告“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注716。

清政府同样对洋人抱有戒心，彼此之间也不时发生摩擦，白齐文殴官劫饷、率众倒戈事件便是一例。区别在于，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重新审视时局，认为英国人“志在通商”，“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属于“肢体之患”，而“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进而得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结论。注717于是，为了消除太平天国这一心腹之患，清政府不惜牺牲国家权益，甘冒“天下失笑”和“引鬼入邦”之大不韪，孤注一掷地借师助剿，在财政吃紧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拼凑巨资豢养数支洋枪队，纵容洋人在中国国土上肆意杀戮，胡作非为。据载，从同治元年十月初六到次年四月常胜军被裁撤，清廷单是支付常胜军的粮饷、军火等项就耗费白银达117.8178万两。注718在此问题上，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一统山河的神圣使命感最终激励太平军将士在中国近代史上演出了一幕反侵略的悲壮活剧。注719

在太平天国领导层中，洪仁玕、李秀成与洋人打交道最多，都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对洋人的认识也最为深刻。在南京沦陷前夕，洪仁玕到浙江湖州催调援兵，在此遇见堵王黄文金手下的雇佣军头领、英国人纳里斯（Patrick Nellis）。在用语速很慢的英语询问对方国籍后，洪仁玕愤然表示，他从未遇到过一位品性良好的外国人。注720在被俘后所写的供词中，洪仁玕将太平天国败亡的原因之一归结为“鞑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已见前述。李秀成则在供词中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向曾国藩进言，揭示了抵御外辱这一时代命题。他认为“洋鬼”是时下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强调“要防鬼反为先”，建议派人到香港、广州秘密采购洋炮，用来防守要隘，同时招募能工巧匠“照其样式一一制造”，并建议购买洋枪装备步兵。注721洋务派官僚日后以“自强”相标榜兴办洋务，最早也正是从军事近代化入手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民族矛盾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