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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五、效能、效益与效率
在涉及人的活动的诸范畴中，活动的效能、效益和效率三个范畴最为相近，很容易发生混淆。这几个范畴之间的紧密联系，反映着人的活动各个基本环节的内在关系。因此，对于这几个范畴的深入分析，也就是对于人的活动系统的进一步分析。以这种分析为基础的综合，有可能使我们对人的活动效率的认识像浮雕一样，从其背景中凸现出来。
人的活动能力的存在形态，在活动中有一个由潜在到实现的转化过程。通过这种转化，人的活动的潜能由未起作用的因素转变为起作用的因素，因而成为有效的能力实现状态，即转化为人的活动的效能。换言之，相对于活动的潜能而言，活动的效能是人的活动能力的有效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活动的效能是同活动的有效性相一致的，甚至可以当作一个概念来理解。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曾讨论过的，活动的有效性贯穿于人的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既指活动过程的有效性，也指活动结果的有效性。而活动效能则仅指活动的实现状态，即动态的活动过程的有效性。因此，不能将活动效能与活动有效性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
尽管这两个概念存在着差异，然而从其一致之处可知，活动的有效性是理解活动效能的核心线索。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有效性可以有各种表现，但最终是以合乎活动的目的为尺度的。人的活动效能作为活动的有效性在动态过程中的体现，无疑与活动的目的密切相关。“效能与完成明确的或暗含的目标有关。”(24)人在活动中能够施展自己潜在的活动能力，并且运用这种能力实现活动的目的，这两个方面的有效性的统一表征着人的活动的效能。
参与人的活动的各种要素、因素，各有其作用的发挥程度即效能问题。马克思写道：“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25)活动的主体、中介和客体要素，以及活动中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控制等因素，必须作为活动系统整体的有机构成和谐地实现其功能，整个人的活动才能呈现较好的效能状态，从而达到较高的活动效率。
在这中间，活动主体的活动效能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之，人的活动效能归根到底在于活动主体的效能，活动中介和活动客体的效能只有凭借活动主体的效能，才能得以开发和实现。从本质上把人的活动效能理解为活动主体的效能，并不意味着置活动中介、活动客体的效能于不顾。充分发挥了的活动主体的效能，必然包含着创造和使用活动中介系统作用于活动客体，使活动中介和客体的效能归入主体活动的过程之中。
由上述分析可见，对于人的活动的首要要求是其效能，即是说，人的活动首先要有效能，才能谈得上有效益和有效率。活动的效益和效率的根基在于活动的效能，失去效能这个根基，活动的效益和效率都会成为虚幻的东西。人的活动效能的质是由活动的目的和手段本身的质规定的；从量上说，效能指的是以特定活动手段达到特定活动目的的程度。当然，人的活动效能在量上的两个极端——高效能和低效能，也可以视为一种质的差别。具体考察人的活动效能的形成和实现的过程，可以看到大体有下列三个环节：
第一，积蓄潜在的活动能力。这个阶段虽然不一定包括在人的特定活动过程中，但属于特定活动的准备阶段。有远见的活动主体都是重视这个环节的。活动主体在平时所进行的学习和训练，不是以从事某种活动而是以掌握某种活动能力为直接目的的，可以看作是人的活动能力的储备。从整个社会范围看，劳动者在正式就业前所受的教育，即属于这个能力的准备阶段。社会为了提高劳动效能和生产率，必须重视教育，肯进行长远的智力投资。一个国家、民族的活动能力的潜在资源，是该国家、民族得以兴旺发达的力量源泉。
第二，将潜在的活动能力转变为现实的活动能力。人在特定的活动中，依据活动的性质和要求，自觉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显示出一种有所作为的姿态并做出持续的努力。在这一阶段里，人已不停留于可能做什么，而是在表明实际做什么，活动的潜在可能性转化为客观现实性。这个环节涉及活动主体、中介、客体各方面的现实关系。全面地把握这种现实关系，在适当的时机和条件下，实现人的活动能力由潜在向实际作用的转化，也是活动主体能力的一种表现，即人把握自己活动能力的能力的表现。
第三，运用现实的能力实现活动的目的。在前两个阶段里，人的活动目的就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着。然而只是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尤其是通过第二个阶段的实际努力，才能达到第三个阶段，即把人的活动切实地纳入实现活动目的的轨道。人的活动是否真正有效，是否具有效能，从根本上讲，在于是否能够运用现实的活动实现活动的目的。人的活动效能由隐到显，经过以上三个环节才得到充分的实现。既然如此，人们如果发觉在活动效能上存在问题，就需要从活动效能的上述三个环节中追究其原因何在。要想改善、提高自己的活动效能，也必须相应地从这三个环节及其关系上着手解决问题。
作为自觉活动的主体，人有一种自我效能感，这是人对自己活动效能的自我意识。从上述三个环节上看，人的活动的自我效能感意味着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在积蓄潜在的活动能力，意识到自己在将潜在的活动能力转变为现实的活动能力，意识到自己在运用现实的活动能力实现活动目的。
人的自我效能感自然是来自人的活动的实际效能，可是这种感觉作为反映并不一定与实际完全相符，而是常常高于或低于实际情况。一般来说，与实际活动效能大致相符合或者稍高一些的自我效能感，产生于人的活动过程，又反馈回人的活动过程，通常有助于保持或增强人的活动效能。相反，过低的自我效能感容易形成一种心理暗示，会使自己失去活动的信心，这种情绪反馈回去，往往使本来并不很低的活动效能真的降下来。
现代心理学、教育学和经济管理理论已表现出重视人的自我效能感的倾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自我效能感在人的活动中的重要意义。西方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没有什么比成功更能导致成功。”因为，人在活动中的成功，哪怕是较小的成功，也会增强人的自我效能感，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效能感恰恰是人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当然，人的自我效能感不只得自于活动的成功，除此以外，诸如观察别人的替代性经验、言语劝说、情绪激发等等，都可以成为人的自我效能感的来源。(26)
如果说人的活动效能是植株的根、茎、叶，那么，活动的效益就是它的花朵和果实。活动效益即活动的有效收益，是人的活动效能的客体化、物化或对象化，是活动目的的实现。人的活动所追求的并非活动效能本身，效能只是人的活动能力的存在和作用状态，表现为人的自觉活动过程。人所追求的是活动的效益，即活动目的的实现。在通常情况下，活动的效能和效益是成正比的，即是说，活动的效能越大，相应的活动效益越高。但这种正比关系又以活动效能整体上的协调，以及活动的效能和效益的协调为条件。
在上述构成人的活动效能的三个环节中，如果只有一个或两个环节较强，而另外两个或一个环节较弱，就会造成活动效能整体上的不协调。这样，尽管局部环节活动效能较大，但因为整体上的不协调，也不能得到相应高的活动效益。例如，一个活动主体具有较高的活动潜能，也善于将潜在能力转化为现实能力，但由于目的不明确，目标不集中，不能运用自己的能力实现特定的目的，其活动效益就是不明显的，甚至可能很低。人的活动效能和效益的协调也是不容忽视的，离开必要的协调，活动效能的增加就不一定伴有效益的增加。自然界中有不开花的植株和不结果实的花朵，类似的情形在人类活动中也并不少见。
效益是人的活动的结果，是活动结果中合乎目的的有效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活动效益也就是活动效果。人的活动效果之作为结果的有效性，是需要依据某种尺度加以衡量才能确定的。如前所述，人的活动的有效性的一般尺度是活动的目的，有效性即合目的性。对于人的活动效果来说，具体的有效性尺度即其活动的具体目标。衡量的方法就是将实际的活动结果、产出与预定的目标、预期的产出作比较，从而确定活动效果的大小。
活动效果这个概念带有较强的客观性，但它同时又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效果可以是纯客观的某种事物或作用，不与任何人发生价值关系。然而人的活动却不是这样。人的活动的效果不能不同人，包括活动者本人和有关的他人，形成某种利益关系。人的活动的某些预期的结果，也会成为—种客观效果，通过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反过来与人的利益有关。在人的活动范围内，效益概念同效果概念相比，增加了利益的含义，反映了人的活动结果与活动的人自身的价值关系，更能代表与人的目的、需要密切相关的现实的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发生了由原先通用的经济效果概念向经济效益概念的转换，使我们对经济活动所要实现的目标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刻的认识。经济效益概念确实比经济效果概念包容更为丰富的含义，抹去了对社会和对人的中性的冷漠，增加了符合社会需要和人的利益的成分。可是也应当指出，同经济效果概念相比，经济效益概念在内涵上的扩展并不是概念外延的扩大，而是作为人的活动效果的经济效果本来就应有的内涵的揭示和展开。
在一个科学的概念体系中，每个概念都在整个范畴之网上有自己相对确定的位置，不能因为强调某个概念就随意扩大其外延，以致把本应由别的概念概括的内容包揽在扩大了的外延之内。效果、效益本来指人的活动的有效结果、有效收益，属于人的活动的产出一端。即使是对于经济活动的效果、效益来说，其中的基本含义也应如此。而表征活动的投入一端的，又有活动的过程、效能、成本等概念。至于人的活动的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可以用活动效率概念来概括，在经济领域里即是经济效率。
但令人费解的是，一些经济理论却不愿讲效率概念，似乎这是一个片面的、不能独立存在的概念，而宁可把效率的含义包括在效果或效益概念之中。就目前流行的经济效益概念而论，此概念多认为经济效益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投入和产出的比较，是人们投入劳动而获得的成果。(27)做这样解释的经济效益实际上是一个复合概念，是效率和收益的统一体。除了以上两种含义以外，经济效益还被用于指人的活动多方面效益中的一种，即活动的经济方面的效益，以区别于政治效益、文化效益或社会效益等。
如何看待上述对经济效益概念的三种不同理解呢？经验告诉我们，当人们对一个概念产生了不同的甚至根本相反的理解时，首先需要追究一下：人们所讲的是不是一个概念。如果是以一个名词表示的不同概念，那么，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解可能都是正确的，或者各有其道理。由分析可知，问题的症结在于，前面所讲的对经济效益的三种不同理解，实际上是对三个不同含义的经济效益概念的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效益概念，确切些说，就是：（1）经济活动的效益，（2）经济的活动效益，（3）活动的经济效益。
第一种理解所讲的经济效益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即作为人类活动的基础部分——经济领域的活动效益。在这个含义下的经济效益，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活动的有效结果、收益在经济这个特定领域里的特殊表现。显然，这样的经济效益概念不包括效率的含义，效率是效益作为结果与过程的关系或作为收益与成本的关系，是经济活动的产出与投入的比率。
第二种理解所讲的经济效益的经济，固然也包含特定活动领域的含义，但概念含义的重心并不在这里。经济学家头脑中的“经济”不仅仅是一个活动领域，更重要的是一种活动方式、方法或原则，即我们在前面论及活动效率的经济原则时曾讲到的“最小最大”或“以少求多”的方式、方法、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所讲的经济效果、经济效益，是依照经济的方式、方法、原则得到和加以衡量的效果、效益。所以，它既讲活动的有效结果、收益，又兼顾活动的整个过程、成本，包含着对活动产出和投入的效率关系的把握。因此，这样理解的经济效益其实是指经济的活动效益。
第三种理解所讲的经济效益则是活动的经济效益。这里所说的活动既可以是经济性的活动，也可以是非经济性的活动。人的活动的效益是多方面的，经济效益只是活动的多方面效益中的经济方面。
比较上述三种对于经济效益的理解，应该承认，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第二种理解即经济的活动效益，较之其他两种理解更为全面、深刻和有实际意义。但是，作为整个理论的范畴体系中的一个概念，第二种理解却不如其他两种理解那样明确、严谨和更少与其他相邻概念的重叠。第二种理解所讲的经济效益带有复合、综合的性质，将它看作是在一定层次上对问题的整体把握，或许更贴切些。也正因为如此，对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必然要求深入到下一个概念层次，即讨论作为结果的效益与活动过程、成本的关系，以及作为产出和投入的比率的效率。
由于人们忽略了以上三种含义的经济效益的区别，因而在这个概念的解释和使用上常常发生含义的混淆。作为上一层次的复合概念，经济效益包括经济效率或者被等同于经济效率；作为下一层次的简单概念，经济效益即收益则被包括在经济效率之中，以一个参与比较的项的身份存在。这是第二种理解同其他两种理解在含义上的混淆。第一种和第三种理解之间也常常含混不清，同样讲经济效益，有时是指经济活动的效益，有时又指活动的经济效益。经济活动是人类各种活动中的一种，经济活动当然有经济效益，又不仅仅有经济效益，而且还有其他效益。人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非经济性的活动也会有某种经济效益，但不同性质的活动所得到的不同效益的比重肯定是不同的。这两种理解相互交叉，有部分的包含关系。
经济活动作为特殊活动包含在一般活动之中，而经济效益作为特殊效益又包含在一般效益之中。前者表明第三种理解部分地包含第一种理解的含义，后者则表明第一种理解也部分地包含第三种理解的含义。假如对上述概念的差异一律不作区分，那么，无论吊桶落在井里或者井落在吊桶里，都会被模糊地看作一回事。
为了从根本上避免概念的重叠和混淆，较好的办法是把复合、交错的概念分解或还原为简单、明确的概念，即按照第三种含义来理解经济效益，把它解释为活动的经济效益。在这种意义上的经济效益是原先第一种理解下的经济活动的效益的主要部分，不包括非经济效益。原先第二种理解即经济的活动效益，则可以直接作为活动的效率或效率—效益观点来阐发。
总而言之，人以有效能的活动得到多方面的活动效益，所有这些效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人的切身利益有关。人应该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个人和社会、局部和全局、短期和长期、经济和非经济等等效益的关系。如果片面地追求个人的、局部的、短期的、经济的效益，不顾以至损害社会的、全局的、长期的、非经济的效益；那么，从整体上看绝不会有较高的效益，其活动效率也不能不是十分低下的。
人的活动效率一方面取决于活动的产出、效益，另一方面取决于活动的投入、成本。在这中间，活动的效能也在两个方向上起作用：一方面，活动的效能决定同样的活动投入、成本实际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另一方面，活动的效能决定活动产出、效益的大小。这两方面体现的较高效能都与活动效率直接相关，前一方面的作用有利于活动投入、成本的节约，后一方面的作用有利于活动产出、效益的增加，因而都意味着人的活动效率的提高。在人的活动领域里，提高效能、提高效益和提高效率是一致的，这是积极进取的人类活动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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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美］托夫勒：《未来的冲击》，38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3)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1823—1832年）》，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 《论语·子路》。
(5) 沈小峰等：《自然辩证法范畴论》，15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6) 参见［英］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104、108页。
(7) ［比］普里戈金等：《从混沌到有序》，2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8) 参见沈小峰等编著：《耗散结构论》，1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9) ［美］里夫金等：《熵：一种新的世界观》，11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0) ［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版，第1卷，147页。
(12) ［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1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378页。
(16) ［美］波普诺：《社会学》，下，17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7) 参见［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71～7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8) 《孙子·九地》。
(19) 《史记·项羽本纪》。
(20) 《左传·曹刿论战（庄公十年）》。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379页。
(22) ［美］金德尔伯格等：《经济发展》，27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3) ［英］休谟：《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6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24) ［美］卡斯特等：《组织与管理——系统方法与权变方法》，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3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6) 参见［美］珀文：《社会学习论及人的成长与发展》，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2）。
(27) 参见王积业主编：《经济效益新论》，17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