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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节 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在黑格尔百科全书式的庞大哲学体系中，他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不仅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所占的分量也极大。正确评价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仅就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而言，它对于我们继续打开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迷宫，从而进一步发掘其中的合理内核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弄清康德哲学的本质，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整个哲学史的研究，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在方法论上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应当说，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无论从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上看，还是从政治倾向和发展辩证法上看，都是从康德的大步前进。但这即使是主要方面，也只是一个方面。此外，黑格尔所作的这种批判，还包括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从康德的后退。如果说前一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后一方面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特别是，这后一方面多年来确实被忽视了，所以今天把这一方面提出来，也许更有它的现实意义。
一、这种批判的二重哲学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从本质上看是客观唯心主义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属于不同形式唯心主义的内部斗争。但是，由于康德哲学具有二元论不彻底性的特点，就是说，在他的哲学体系中除了占主导的唯心主义之外，还包含着唯物主义倾向和因素。同时，还由于康德缺乏辩证思维，以致他虽然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辩证法问题，但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因此，这一切又决定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必然具有二重性。
事实上，黑格尔在批判康德哲学时所扮演的角色，确实是二重性的。一方面，他站在彻底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上向唯物主义作斗争。黑格尔不容许康德向唯物主义所作的任何妥协，凡是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因素，他都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上加以清洗，或者赋予客观唯心主义的意义，以便使之溶化于自己的体系中。
大家知道，康德所承认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包含着事物在我们之外和不依赖我们思维而独立存在的意义。康德关于一切知识自经验开始的思想，包含着理性认识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的意义，还包含着感觉表象由“自在之物”刺激而产生的意义。这是康德哲学体系中唯物主义倾向和因素的主要之点。针对在思想或概念之外的“自在之物”，黑格尔坚持并明确指出“一切自在的东西都是概念”，这就把康德的“自在之物”纯化为不过是作为概念的一种思想之物。而且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很简单的抽象”，“无非是抽掉一切规定性的空洞抽象”。因此，黑格尔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不但可以认识，而且是最容易认识不过的了。实质上，黑格尔这里所做的，不过是站在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上，把康德的“自在之物”的唯物主义因素清洗掉，从而使之化为他的《逻辑学》中有论的“自在之有”罢了。而对于康德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倾向和因素，乃至对于整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黑格尔则斥为“一种主要的误解”。在认识论上，黑格尔坚决否定“在自然的发展中或在正在形成的个人的历史中用来作出发点的自然原则或开端”注425。就是说，他坚决否定客观的物质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我们的认识的源泉和基础。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黑格尔根本否定感性认识为理性认识基础的真理。相反，在他看来，理性才是一切的基础，因此，康德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倾向并不是走向真理。
然而，对于康德哲学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先验唯心主义，黑格尔的态度又如何?他除了斥责康德的主观性、贫乏、空洞的缺陷方面外，则是加以维护和推崇，或者使之从主观唯心主义变成客观唯心主义，在自己的体系里加以容纳。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是直言不讳的，例如他在《逻辑学》的导论中就这样宣称：“在近代，康德还提出一种先验逻辑与所谓通常逻辑对立。本书所谓客观逻辑有一部分就相当于他的先验逻辑。”注426
另一方面，黑格尔又站在辩证法的立场上与形而上学作斗争。凡是康德提出的有关辩证法的问题，黑格尔都非常重视，极为称赞。相反，对于康德用形而上学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及其导致的错误结论，诸如二元论、不可知论、僵化等等，黑格尔则从辩证法的立场出发，作了深刻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黑格尔阐述和发挥了极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康德提出不少辩证法问题而又用形而上学方法处理，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先验辩证论部分。例如，康德在关于四种二律背反的论述中，认为理性要认识无条件的东西(“自在之物”)则必然产生二律背反，即陷于矛盾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承认了矛盾的必然性。在旧形而上学哲学不承认矛盾、坚持形而上学同一论的长期统治之后，康德对于矛盾必然性的承认，确实是向辩证法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由于缺乏辩证思维，康德仍然把矛盾视为假象，采取否定的态度。黑格尔在批判中，对康德关于矛盾必然性的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看法”。接着，黑格尔作了重要的发挥。他认为，矛盾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普遍的。他指出：“只要对理性的二律背反的性质，或者更正确地说，辩证的性质，深入观察一下，就会看出每一个概念一般都是对立环节的统一，所以，这些环节都可以有主张二律背反的形式。”注427这就打破了康德只承认有四种二律背反的局限性，在哲学史上，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第一次提出了矛盾普遍性的思想。同时，黑格尔指出，康德否定矛盾的认识论根源在于，他把矛盾中对立统一的两个环节加以形而上学的割裂，并各自孤立，“即，一个规定的两个对立环节中的每一个都把自己从其他环节孤立起来”注428。在《逻辑学》的本质论部分，黑格尔从批判康德否定矛盾的形而上学，联系整个哲学史上否定矛盾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进一步得出了矛盾乃是一切事物运动的动力和源泉的极其光辉的辩证法思想。他指出：“同一(指形而上学的同一论——引者)与矛盾相比，不过是单纯直接物、僵死之有的规定，而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注429此外，黑格尔几乎在批判康德每一个形而上学命题时，都揭示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例如在批判康德关于“自在之物”不可知的彼岸性时，他揭示了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辩证法思想；在批判康德范畴论的主观性、空洞、僵化时，他揭示了关于具体概念以及概念联系、转化的辩证法思想，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辩证法合理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难看出，在上述黑格尔对康德哲学批判的两方面中，前一方面是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质的表现，反映了黑格尔建立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需要；后一方面则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隐蔽的革命性质的表现，在哲学史上意义深远，以致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但是，必须指出，上述黑格尔对康德哲学批判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辩证法在黑格尔手里是以歪曲和颠倒的形式出现的，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被神秘化了。而且，由于黑格尔本人过分重视体系，他的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往往为了体系的需要而遭到窒息，他的神秘化的唯心辩证法是不可能彻底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注430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是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所作的最为彻底的批判，也是最富有成果的批判，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吸取的极为重要的哲学斗争的经验教训。当黑格尔把康德哲学体系中所有唯物主义倾向和因素统统加以清洗或溶化，从而使之化为客观唯心主义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斗争的结果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思辨统治在德国之所以维持得那么久，在历史上发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以致像费尔巴哈这样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仍然不能彻底克服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这其中的客观原因就在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性，他手中有倒立着的辩证法；而其主观原因则在于，能够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当时还没有出现。黑格尔在批判中所表现的彻底性，不仅在于把康德哲学体系中所有唯物主义因素统统客观唯心主义化，“吃掉”了；而且在于把他以前一切唯物主义哲学派别也统统客观唯心主义化，“吃掉”了。下面是一段很典型的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把一切唯物主义哲学派别客观唯心主义化的一个缩影。黑格尔说：“古代或近代哲学的本原，如水或物质或原子，都是思想、共相或观念物，而不是直接当前的、感性中的个别事物，甚至那个泰列士的水也不是，因为它虽然也是经验的水，但是除此而外，它又同时是一切其他事物的自在或本质，这些事物并不是独立的，以自身为基础的，而是从一个他物即从水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观念的。”注431由此可见，费尔巴哈不能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事实表明，旧唯物主义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了。新的更高阶段的唯物主义必须克服旧唯物主义的弱点，并在同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斗争中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事实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就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批判克服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才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为了捍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坚持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作不调和的斗争。
另外，从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像唯物主义是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一样，辩证法也是在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的。诚然，在康德哲学的方法论中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康德在批判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人的旧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时，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辩证法问题。这些问题无疑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形成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是，从康德哲学方法论的全体和实质来看，康德并没有真正摆脱形而上学方法的束缚。事实告诉我们，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主要方面，正是在反复深入批判康德的形而上学方法的过程中阐述和发挥出来的。
在批判康德把矛盾贬低为假象加以否定时，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关于矛盾基本法则——对立统一的思想，并把这一基本法则当作由其绝对理念发展出来的一切事物“自身运动的灵魂”、“根本”和“根源”。黑格尔还由此揭示了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方式等辩证法规律。不仅如此，如前所述，黑格尔在哲学基本范畴之间关系方面所揭示的极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诸如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辩证法，本质与现象、自由与必然、特殊与普遍、有限与无限、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等等，几乎也都是直接通过批判康德范畴论的形而上学性质阐述和发挥出来的。
当然，黑格尔之所以能通过批判康德的形而上学，“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注432，并不是偶然的天才发现，而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一种必然的产物。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时代。这是一个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阶级斗争空前激烈、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供了把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历史发展的图景及其内在联系揭示出来的可能性。这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之所以能包容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的客观条件。从主观条件来看，黑格尔在当时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对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以及数学和自然科学都有深入的研究，使他能从哲学的高度概括时代精神，而且黑格尔还是反映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哲学代言人。黑格尔继承和发扬了自康德以来德国哲学革命的精神。应该说，黑格尔批判康德主义的形而上学所阐述和发挥的极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就是这种哲学革命精神的集中表现，也就是黑格尔对康德哲学批判的积极哲学意义所在。
但是，除了黑格尔把康德的唯物主义方面客观唯心主义化，表现了他从康德后退之外，在克服康德的二元论、不可知论时回避康德提出的重大问题，也表现了黑格尔的后退。大家知道，康德的二元论、不可知论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他把世界分为本体与现象。本体即物自体或称“自在之物”，这个本体界是不依我们而独立存在的，是我们的认识所达不到的。我们所认识的，无论表现在感性直观上，知性的概念、范畴上，还是对知性所得到的知识加以系统化的理性上，都属于现象界，即都是主观的东西。它虽然不能没有本体的支撑，但它却是与本体界相分割、不可沟通的。其实，康德这种思想源远流长。早在17世纪洛克提出的两种性质学说那里，实际上就以萌芽形式提出来了。洛克认为，他所说的第二性质，如颜色、声音、滋味等等，并非客观物质的属性，而纯属主观的东西。可以说，这已经为康德的二元论、不可知论思想播下了种子。洛克的这种思想，在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那里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被接受了。虽然有个别哲学家试图克服洛克这种思想的二元论性质，例如爱尔维修把认识中各阶段包括概念、范畴都归结为感觉和感觉的变幻。但是，这与其说是解决洛克所提出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回避或掩盖这个问题。
事实上，从洛克经过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到康德，不仅提出了感性认识与所认识的客观世界具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到康德时干脆把这个问题扩展为整个主观世界的认识——从感性、知性到理性，都与所认识的物质对象有本质区别。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就如同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人要认识自己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类似。不过，这是在更高阶段的重复，因而也更深刻地提出了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即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建构”或“框架”的问题。应当说，洛克的第二性质学说已经是趋向于对他的“白板说”的镜式机械反映论的克服，而康德的先验论主体性学说则是这种趋向的深刻化。
把认识的客体或客观世界与认识的主体或主观世界加以明确区别，提出认识客观世界的性质，进而提出认识主观世界的性质，从而更具体地认识两者的关系，这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和进步。如洛克提出第二性质学说，包括斯宾诺莎提出的“身心平行论”，特别是康德提出的先验论，如统觉的先天综合统一学说，就其中所提出的问题趋向而言，都具有这种转折和进步的意义。康德解决这个问题的错误在于，他只看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区别，并进而把这种区别绝对化，根本否定了它们的同一性，把客观世界推到“彼岸”，即否定客观世界(他所说的本体)的可知性，以致陷入二元论和不可知论。康德这个错误的根源，除了他缺乏辩证思维以外，最根本的是他不知道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意义。黑格尔虽然对于实践有许多天才的思想，但是，在解决康德所提出的问题时他并没有从实践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作为具体概念的绝对理念出发，从而把康德从本质上加以区别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统统化为具体概念的不同环节，然后根据他的概念辩证法，以思辨的方式解决了。在这个解决中，黑格尔认为物自体或“自在之物”不过是最抽象的概念，主体作为精神的环节，不过是在展开的认识史中使概念回归到本原——绝对理念。在这里，黑格尔以可知论取代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以思辨的方式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统一了。但是，这种统一带有虚幻的神秘性质，其中黑格尔的辩证观点包含着对这种统一的真理之猜测，但在根本上，他的这种“解决”回避和掩盖了康德在主体性学说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
二、这种批判的二重政治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在历史上是否具有进步的政治意义呢?由于黑格尔的批判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发展过程具有概括的性质，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包含在整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历史上是否具有进步政治意义的问题里面。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存在马克思主义与新康德主义之间的对立，而且在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由于不能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也弄不清楚这个问题。
叔本华以及后来的新康德主义者，在纯化康德先验唯心主义即清除康德哲学体系中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因素的同时，把先验唯心主义即主观唯心主义捧上了天，宣称整个世界不过是我的表象。显然，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维护和发扬康德哲学中的合理因素，而是把康德哲学中的消极因素加以膨胀，实质上，是从康德倒退到贝克莱。他们颠倒进步与倒退，胡说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走的是一条下坡路。这只能表明他们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辩证法内容和唯物主义因素的仇视，以及对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仇视。他们的这种态度，是同他们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在帝国主义时期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一致的，毫不奇怪。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边，也要“回到康德去”，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付，反对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毫不奇怪的。
同时，由于不注意防止片面性的形而上学倾向，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其中的黑格尔哲学这种在历史上无论就哲学意义和政治意义都具有二重性的哲学，简单化对待之，也必然要导致错误的结论，以致会给那些借评价哲学史问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可乘之机。这种哲学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值得注意的。
毛泽东在批评斯大林有形而上学缺点时指出：“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注433毛泽东不赞成给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作这样的政治结论，认为作这样的政治结论是犯了“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错误。很清楚，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不仅批判了形而上学，捍卫了辩证法，而且也捍卫了研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全盘否定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相反，他们在批判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政治上的保守性时，并没有忽视它的革命的进步的政治历史意义，而且总是加以强调。马克思指出：“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注434恩格斯则具体地指出：“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注435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注436我们在这里看到，马克思通过与德国的宗教改革相比较后明确指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在历史上起了“理论的解放”作用，而且当时“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关于这种特别实际的意义，恩格斯通过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相比较后明确地告诉我们，由康德开始的哲学革命，不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反动，而是德国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变革的前导”。就是说，由康德开始的哲学革命在德国起的历史作用，较之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在法国起的历史作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本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思想准备。
在历史上，就政治意义而言，德国哲学革命与法国启蒙运动的这种相似情形，在黑格尔批判康德哲学和论述整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形成及其作用时，亦得到印证。
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原则，就是资产阶级从15世纪诞生以来所坚持的原则。它表现为提倡理性，用理性同封建专制统治的主要精神支柱——神学的精神统治相对抗。法国启蒙运动，把这个原则发挥到了最彻底的程度，主张把现实的一切都拉到理性的审判台上来，以决定其有无存在的权利。
在黑格尔看来，由康德所奠基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所接受的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同一个原则，只不过是用德国特有的方式加以表达罢了。黑格尔指出：“康德哲学的观点首先是这样的：思维通过它的推理作用达到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本身为绝对的、具体的，为自由的、最高无上的。思维认识到自己是一切的一切。除了思维的权威之外更没有外在的权威；一切权威只有通过思维才有效准。”注437(着重号是引者加的)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康德哲学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正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所信奉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与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原则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一个要求以理性为最高权威，一个提倡以思维为最高权威，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争取资产阶级自由的理论表现。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与法国启蒙运动在主要思想原则上具有一致的方面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具有相似的阶级基础，它们都是尚处于上升时期的、正在酝酿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理论上的表现。虽然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保守性、软弱性和妥协性，但这些只是它作为革命阶级在同法国资产阶级相比时的落后方面。德国资产阶级仍然是当时德国准备和酝酿革命的革命阶级，正因为如此，德国先进的思想家当时都受到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事实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就是在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直接影响下确立起来的。
黑格尔并不隐讳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与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联系。他明确地指出，康德关于自由的思想原则，是直接在卢梭思想的影响下确立的，“康德接受了卢梭认意志是自在自为地自由的那个看法”注438，“提出了同样的原则”注439。同时，黑格尔也不隐讳他自己对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赞同和向往。他在对上述自由思想原则作评价时，坚定地认为：“这个原则的建立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即认自由为人所赖以旋转的枢纽，并认自由为最后的顶点，再也不能强加任何东西在它的上面。所以人不能承认任何违反他的自由的东西，他不能承认任何权威。”注440黑格尔这里颂扬自由思想原则的革命意义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只要把这种颂扬放在当时封建势力还占统治地位的德国这种历史条件下，就不能不承认黑格尔的这种颂扬确实是一种革命的喷火，洋溢着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叛逆精神。在当时的德国，所谓的“权威”仍然是封建君主和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因此，黑格尔颂扬“自由”和“不能承认任何权威”，从思想理论上看，不能不说是对这种种封建势力的一种反叛。也正是在这种革命的意义下，黑格尔把康德哲学归结为启蒙思想，他指出：“康德哲学的最后结果是启蒙思想。”注441
黑格尔对康德哲学批判的进步政治意义，不仅在于他肯定和颂扬了康德所接受的启蒙思想，而且还在于他极力地批判了启蒙思想在康德特有形式下的软弱无力。
在法国，启蒙思想是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意志的反映。启蒙思想的创立就是为了在现实中实现它。法国大革命使启蒙思想原则最终在现实中兑现了。但是，在康德的特有形式下，启蒙思想则表现为只承认“先验的自由”和接受“绝对命令”，满足于“应当”的抽象道德法则，丝毫不触及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根本不想在现实世界里兑现。实质上，康德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把法国大革命中实现了的一切统统推到永远值得景仰和追求却永远达不到的彼岸。因此，康德认为，人们必须“摆脱一切经验成分并因而摆脱一般自然作用”注442；人们只能在“先验自由”的法则和“不掺杂任何感性的”抽象道德法则中，求得自满“自足”。如果人们要求得到与现实必然性协调一致的自由，要求得到与现实感性快乐和幸福协调一致的道德即所谓“至善”，那只有寄希望于处在彼岸的冥世和天国。这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推翻的用本体论方法证明的灵魂不灭、上帝存在，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为了解决在幻想中过渡到彼岸的理论需要，又以公设的名义加以确认。这一切充分表现了康德所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统治妥协的极端软弱性。
黑格尔从唯心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对康德在“先验自由”和抽象道德法则形式下所表现的软弱无力在理论上作了尖锐的抨击。黑格尔的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万能的基点上。他认为，“除了理性外便没有什么现实的东西，理性是绝对的力量”注443，并且使康德陷入二元论中不能自拔。
首先，黑格尔抨击了康德把自由和道德法则弄成空无内容的形式主义。这是康德坚持二元论的必然结果。黑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康德在实践理性中所规定的自由和道德法则，正像他在理论理性中所规定的范畴一样，乃是“极其形式的原则”，“纯粹是形式的”，“除了同一性，自身不矛盾的形式外”，“什么东西也没有”注444。
其次，黑格尔尖锐地抨击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为摆脱二元论困境所确认的“灵魂不灭”、“上帝存在”等公设。他指出，康德确认的这类公设，不过是在幻想中逃避矛盾，它们根本没有克服和解决矛盾，“不外是处处自相矛盾的不同环节之无思想性的综合。它们是各式各样的矛盾的‘巢穴’”注445。黑格尔甚至把康德确认的这类公设所表现的软弱无力比作“稻草人”，加以辛辣的讽刺，他说：“这正如儿童任意制成一个稻草人，并且彼此相约他们要装做对这个稻草人表示恐惧。”注446总而言之，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软弱无力集中到一点，就在于贬低了理性的力量。因而，使自由沦为只是自身不相矛盾的纯形式，使道德法则只是停留在空无内容的“应当”里，没有客观现实性，“不能达到真理”。
黑格尔对康德的这种批判，纯粹是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的，并且其中还包含着把上帝理性化的神秘主义糟粕，这是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严肃批判的。但是，从康德否认理性具有客观现实的力量，否认理性能够达到客观真理，到黑格尔大肆张扬理性具有客观现实的力量，理性必须而且能够达到“客观真理”，这在当时德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对于自康德开始的“理论的解放事业”，或者说对于自康德开始的“哲学革命”，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似乎可以说，这是德国资本主义在黑格尔时代较之在康德时代有所发展，从而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壮大的必然结果。它从一个方面预示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临近。
但是必须指出，黑格尔的这种批判显然并没有真正克服和摆脱康德的软弱性。我们看到，黑格尔在理论上确实突破了康德的局限性，主张理性具有客观现实的力量，理性必须而且能够达到“客观真理”。但是在黑格尔那里，由于不理解甚至诋毁革命实践的意义，所以他的这种理性的能动作用只表现在理论上，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能动性。这种抽象的能动性，虽然包含着辩证法，但被歪曲和颠倒了。它只满足于理论上的高谈阔论，一碰到要把理论原则付诸真正的革命实践就暴露出极端的软弱性，毫不管用。
因此，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把理论原则付诸实践，推翻封建制度，夺取政权，黑格尔对此并没有超出康德的局限性，同样是极其暧昧和动摇的。他的最激进的主张，也不过是在封建专制政体下求得一些改良，例如实行君主立宪制等等。这种抽象的能动性在封建君主面前是颤栗的，而在人民革命风暴面前则是恐惧的。因此，面对法国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爆发出来的横扫封建垃圾的革命暴力行动，黑格尔感到恐慌万状，而且进行诬蔑。黑格尔当时就惴惴不安地说：“自由落在人民群众手里所表现出来的狂诞情形实在可怕”；“把抽象的观念生硬地应用于现实，那就破坏了现实”注447。
总之，黑格尔批判康德哲学所揭示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在政治上具有进步和保守的二重意义。这是历史事实。同时，就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说，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在政治上起的进步历史作用占主导地位。这也是历史事实。因为第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推翻了18世纪莱布尼茨—沃尔夫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形而上学体系，是一次哲学革命；第二，这次哲学革命的重大政治意义在于它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此外，这次哲学革命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凝结了极为丰富的合理内容，从而它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之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关于这一点，正如恩格斯所特别强调指出的，“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注448。
三、这种批判的二重方法论意义
关于黑格尔批判康德哲学所使用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在批判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问题时所写下的“要义二则”，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提示。列宁指出：“1．普列汉诺夫批判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论)多半是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而很少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因为他只是不痛不痒地驳斥它们的议论，而没有纠正(像黑格尔纠正康德那样)这些议论，没有加深、概括、扩大它们，没有指出一切的和任何概念的联系和转化。2．马克思主义者们(在20世纪初)批判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多半是根据费尔巴哈的观点(和根据毕希纳的观点)，而很少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注449在列宁这个极为重要的提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批判康德哲学时，普列汉诺夫和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之所以陷入庸俗唯物主义和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观点上，是同他们没有理解和吸取黑格尔批判康德哲学时所阐述和发挥的辩证法分不开的。他们在批判康德主义时所用的方法，不是唯物辩证的方法，而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对康德主义只能作出一些浅薄庸俗的驳斥，不能像黑格尔那样扬弃康德主义，从辩证法的高度把康德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加以解答，把在康德那里萌芽的辩证思想加以发展，使之开花结果。
那么，黑格尔所批判的康德主义方法论是什么?列宁指出：“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注450在对康德哲学体系这一剖析中，列宁深刻地揭示了康德主义方法论的形而上学实质。
在哲学史上存在的两大根本对立的哲学派别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由于方法论的片面性，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根本对立的派别中，各自又有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派别之分。就认识的过程而言，即使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对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也是不知道的，因而陷入或者夸大感性认识或者夸大理性认识的片面性。至于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就更不待言了。
康德看到了这种片面性的缺陷，并且试图克服这两种片面性。他在认识论上提出的所谓“先天综合判断”就是这方面的尝试。其实质也就是列宁指出的，“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这种尝试并没有成功。他明确地指出，康德的尝试乃是保留两种片面性的“二元论”，“一方面有知觉世界和思索知觉的知性世界。他虽宣称这是现象世界，但这不过只是一个名称，只是一个形式的说法。因为其本源、其内容实质、其观察方式与经验论大体上都是一样。另一方面有独立的，自我把握的思想，或自由的原则。这种思想和原则在康德哲学中仍与前此一般形而上学(指唯心主义的唯理论——引者)相同，但扫空了一切内容，而又未加进一些新的内容”注451。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这种方法，在认识论上既没有克服经验论的片面性，也没有克服唯理论的片面性，而只是变换说法，并对两种片面性加以调和罢了。
当哲学史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以及康德对它们的调和，在认识论领域统统走入死胡同的时候，黑格尔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他通过批判康德的形而上学把辩证法引入了认识论。
黑格尔认为，关于真理的认识，既不在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对立起来各执一端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中，也不在康德把这两种认识像织布机上的经线和纬线一样交织在一起的“二元论”中，而是在对这两种认识进行对立统一的把握中。黑格尔指出：“思辨的东西(das Spekulative)，在于这里所了解的辩证的东西，因而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注452(着重号是引者加的)实际上，这就是贯穿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主要方法，也就是他的哲学体系中辩证法合理内核的主要之点。黑格尔在他研究的许多领域之所以有划时代的发现，除了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外，主要也是仰仗这种辩证方法。正是靠这种辩证的方法，黑格尔填平了康德在思维与存在之间所挖掘的鸿沟。黑格尔认为，康德之所以把存在规定为思维达不到的彼岸，在于康德坚持形而上学的同一论，否定矛盾的真实性，否定对立面的统一。康德挖掘的鸿沟，正是他把思维与存在这组对立面加以形而上学割裂、企图排除矛盾、坚持思维与存在各自保持形而上学同一的必然结果。相反，黑格尔认为，矛盾性、对立面统一，是一切事物自己运动的动力和源泉，当然也是认识运动的动力和源泉。因此，黑格尔认为，思维能够达到客观实在，能够把握真理。当然，黑格尔所谓的客观实在是指他的绝对理念，而不是客观物质世界，客观物质世界不过是绝对理念的一种外在表现。这种颠倒是需要加以批判的。
然而，这种建立客观唯心主义体系需要的颠倒，并没有影响黑格尔在认识论领域作出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首先表现在，黑格尔不是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看作互相排斥的，不是只看作两个外在联结的东西，而是把两者看作对立统一。在黑格尔看来，理性认识的过程是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否定过程。但是，这种否定并不是对感性材料的简单抛弃，而是黑格尔所说的“扬弃”。就是说，理性认识所否定的只是感性材料的表面现象方面，而其本质的方面不仅没有否定，而且只有在理性认识阶段才能得到肯定和保留下来。正如黑格尔深刻指出的：“进行抽象的思维不应被看作是感性材料简单地被放在一边，从而材料的实在性未遭到损伤；进行抽象思维倒不如说是作为简单现象那样感性材料之扬弃和被归结为只在概念中显现的本质的东西。”注453但是必须指出，由于黑格尔不知道实践在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转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他这里所谈的转化仍然带有抽象的思辨性质。
其次，黑格尔在批判中指出：“康德和费希特哲学标榜‘应当’是解决理性矛盾的顶点，那种立场却反而仅仅是在有限性中、也就是在矛盾中僵化。”注454康德和费希特的这种僵化观点，使他们在认识论中陷入主观唯心论或二元论，不知道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化，停留在现象的感性认识阶段。至于理性认识到客观实在的转化，他们就更不知道了。相反，黑格尔从矛盾“为绝对的能动性和绝对的根据”的观点出发，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化，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从理性认识到客观实在转化的极其重要的思想。当然，黑格尔这一重要思想的合理内核，同样是被坚硬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外壳禁锢着。他在这里提出的转化思想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表现为，客观物质世界不是第一性的，而是在它之前早已存在的绝对理念在发展过程中外化出来的，因而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如黑格尔所说：“范畴的总体(即逻辑的理念)并不是停滞不动，而须向前进展到自然和精神的真实领域里，但这种进展却不可认作逻辑的理念借此袭取一外在的生疏的内容，而乃是逻辑理念基于自身的主动，进一步发展并实现其自身为自然和精神。”注455(着重号是引者加的)黑格尔这种世界起源于逻辑理念的说教，不过是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的理性化表现而已。黑格尔对此并不隐讳，他明确地宣称：“上帝应须界说为绝对精神，乃是正当的要求。”注456显然，对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这种糟粕，必须予以揭露并彻底批判之。
上述黑格尔的第二层意思表现为，客观实在既然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东西、逻辑理念发展过程所展开的环节，则人的理性就不仅能够认识(否则就会导致理性不能认识理性东西的悖谬)，而且人的理性也能够把合乎理性的意志、概念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客观实在。黑格尔这种思想的合理内核在于，他洞察到了人们的思想(包括意志、动机、概念等等)亿万次转化为客观实在的事实，并以晦涩的语言作了极其抽象的概括。在这种概括中，虽然黑格尔不知道实践在这种转化中第一位的决定意义，但是他仍然对实践的意义作了极为重要的天才洞察。
黑格尔对实践所作的洞察，是通过批判康德关于善的概念的形式主义和阐述他自己关于善的具体概念发挥出来的。黑格尔批判地指出，康德在实践理性中关于善的概念仍然停留在自由意志法则和道德法则的自我抽象的同一性里，“‘于自己决定时不得有矛盾’一原则外，没有别的了。因此康德的实践理性并未超出那理论理性之最后成果——形式主义”注457。黑格尔坚决抛弃了康德的形式主义。他以形式与内容辩证统一的观点，改造和发展了康德关于善的概念。黑格尔指出，善的概念是“概念自身的总体”注458，“把外在现实之要求包括在自身之内的规定性”、“是同时在自由统一形式中的客观的东西和主观性”，“是在客观世界中要通过自身而给予自身以客观性并且要实现自身的目的。”注459黑格尔在这种抽象难懂的语言里所透露的，或者说他所洞察到的，实质上就是人类为了获得自由而进行的有目的性的实践活动。不仅如此，黑格尔还指出，说明这种活动的善的概念，因其不仅有普遍性的资格而且有绝对现实的资格，也就是说，实践不仅包含理论而且能把理论在现实中实现。所以，他也洞察到实践高于理论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还在评述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时，为了克服康德在理性认识到客观实在转化问题上的僵化观点，甚至直接援引了真正意义上的实践进行论证。
大家知道，康德的批判推翻了从思维与存在形而上学同一的观点出发(导致直接从概念推出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但是康德批判的结果，在理论上却是用另外一种形式的形而上学代替了本体论证明的形而上学。与本体论证明的方法相反，康德走向另一极端，他根本否定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把思维与存在割裂开来，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取消了从思维到存在转化的任何可能性。康德为此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即一百元钱的观念和一百元钱的存在，加以论证。他认为，这两者的界限是绝对的，从一百元钱的观念不可能过渡到它的现实存在。
黑格尔对康德这种形而上学同样表现出尖锐批判的态度。他极其挖苦而又深刻地指出：“没有人会愚蠢到像康德哲学那样”，“健康的常识所走的方向却正与此相反；每一个普通的意识都超出了这种看法，每一个行为都要扬弃一个观念(主观的东西)而把它转变为客观的东西”，“当他感到饥饿时，他不会去想象食物，而是去使自己吃饱。一切行动都是一个还没有存在的观念，但它的主观性正在被扬弃中。同样通过外在条件，在想象中的一百元钱会变成现实的东西，而现实的东西会成为我的观念”注460。什么是外在条件呢?黑格尔这样回答道：“如果他志在获得一百元钱，那么他必定动手工作，以便获得一百元钱。”注461我们看到，黑格尔这里所指出的动手工作的外在条件不是别的，就是人类为改变和创造世界从没有停止的实践。由此可见，黑格尔之所以能够指出思维到存在的转化，他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相当程度上猜测到实践在思维到存在转化中的重要作用。
事实表明，黑格尔通过批判康德的形而上学方法把辩证法引入了认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哲学史上最杰出的成就。就其中所包含的合理内容而言，黑格尔这个成就表现为，他以颠倒的形式揭示了辩证法不仅是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是人类认识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或者说，黑格尔在这里揭示了辩证法同人类认识真理的无限运动相一致，而形而上学方法则是阻塞人类认识真理的绊脚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批评普列汉诺夫不懂辩证法时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注462
黑格尔这种批判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还表现在他把辩证法引入了逻辑，在辩证逻辑的建立和发展上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在康德以前，哲学史上通行的只有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传统逻辑，即形式逻辑。形式逻辑，顾名思义，只管思维在概念、判断、推理中形式正确与否。它讲的思维规律是不涉及思维的具体内容的。形式逻辑是人们进行正确思维的一个必要的初等工具。但是，在哲学史上，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当成一般的思维方法，在涉及思维具体内容的哲学研究中加以应用。这种哲学研究中所遵循的形式逻辑的方法论，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方法。例如同一律、不矛盾律等。它是哲学史上陷入唯心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重要的认识论根源。
在哲学史上，康德最先突破了不管思维具体内容的形式逻辑的界限，提出了建立涉及思维具体内容的逻辑主张。“批判哲学诚然使形而上学成为逻辑。”注463这就是康德那里所谓的先验逻辑。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所建立的先验逻辑，并没有真正摆脱形式逻辑思维方法的束缚，逻辑形式和思维具体内容并没有真正有机地辩证地统一起来。逻辑范畴在康德那里，仍然是纯主观的、空洞的、孤立的、僵死的形式。
黑格尔在批判康德的范畴论时尖锐地指出：“他的主要思想，是向作为主观自我的自我意识索取范畴。”注464“由于害怕客体，便给予逻辑规定以一种本质上是主观的意义。”注465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把逻辑范畴、概念弄成纯主观的、空洞的形式，就是放弃认识真理这一崇高的目标。“概念和逻辑的东西被说成只是形式的东西，因为它抽掉了内容，它也就不包含真理了。”注466黑格尔对康德的这一批判，实质上是非常正确的。康德认为，要使他的这种空洞范畴获得具体内容，只有从外面把感性材料现成地装进来，或者说，用这种空洞的范畴去囊括感性材料。但是，康德这样做的结果，只是把感性材料与空洞的范畴外在地、机械地结合在一起，它既没有改变感性材料的性质，也没有使空洞的范畴本身得到丝毫具体化。相反，黑格尔深刻地指出，逻辑范畴、概念不是纯主观的空洞形式，而是包含着比感觉、表象更多、更高和更深刻的内容。“概念是具体的并且是最丰富的东西”，“在本质上自身就是一切规定的总体”注467。“范畴的内容诚然不是感官可见的，不是在时空中的，但这并不能认为是范畴的缺陷，反而正是范畴的优点。”注468黑格尔这里所说范畴的优点，就其所包含的合理内核而言，就是指逻辑范畴、概念的理性认识与感觉、表象的感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并非像康德所理解的那样，只是“死抓住以差异为其对立面的这个不动的同一”注469，而是能够“过渡”、可以转化的对立统一。逻辑范畴、概念之所以比感觉、表象具有更多、更高和更深刻的内容，就在于它们通过对感觉、表象“扬弃”式的否定，从而达到了对事物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即达到了客观真理的认识。
黑格尔不仅通过批判康德范畴论的纯主观性和空洞性，揭示了逻辑范畴、概念本身具有对立统一的深刻内容，而且还通过批判康德范畴论的僵化揭示了一切逻辑范畴、概念的联系和转化。注470这两个方面，实质上就是黑格尔的逻辑学说包括他的《逻辑学》(也称《大逻辑》)和《小逻辑》具有合理意义的基本内容。
在批判康德范畴论的僵化观点时，黑格尔指出，康德没有把逻辑范畴、概念的“相互规定性和相互关系”当成“考察对象”，“因而对它们的本性认识”，“没有得到丝毫进展”注471。就是说，康德实质上所遵循的，仍然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所以，在他那里逻辑范畴、概念基本上是孤立的、僵死的框框，“四分五裂，没有结合成有机的统一”注472。在黑格尔看来，康德之所以分裂思维与存在，把客观真理推到思维达不到的彼岸，陷入二元论和不可知论，是同他把逻辑范畴、概念弄成“四分五裂”的形而上学方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黑格尔这里所作的批判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实际上，康德关于思维达不到客观真理的论点，正是通过把逻辑范畴、概念弄成“四分五裂”加以论证的。康德为什么认为思维达不到客观真理呢?他的理由是这样的：第一，他认为客观真理是属于本质、无限、自由，即在主观之外的客观内容(“自在之物”)；第二，他认为本质与现象、无限与有限、自由与必然，即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是绝对对立的，它们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第三，他认为谁要企图逾越这个鸿沟，认识“自在之物”，那就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假象。与此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本质与现象、无限与有限、自由与必然、内容与形式，事实上都是对立的统一，它们是相互联系和转化的，而且一切范畴、概念都是普遍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如果把这种对立统一的范畴、概念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它们就成为不真实的东西。因此，本质并不是在现象之外，“自在之有的东西是在现象中”注473，而现象也不是脱离本质的孤立存在，它是本质的“显现”。就是说，我们的思维能够通过现象达到本质的认识。同样，“真正的无限并不仅是超越有限，而乃包括有限并扬弃有限于自身”注474，“它乃是本身既有限，又无限”注475。可见，我们的思维在本质上也是能够认识无限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也是这样，不允许用鸿沟把它们割裂开来，“将自由与必然截然分开为二事，则两者皆失其真实性了”注476。也就是说，达到自由必须包括对必然性的认识。正是基于对逻辑范畴、概念的这种辩证理解，基于这种辩证理解在认识论上的实际意义，黑格尔才对康德在范畴论及其整个哲学体系中对矛盾的否定态度给以无情的痛斥，指出康德把矛盾视为假象，从而否认理性能通过范畴的矛盾运动认识客观真理，就是“把自在自为的真理加在假设上”，“那会是极端的任性和疯狂的大胆”注477。
由此可见，黑格尔在范畴论上对康德的深刻批判，就其合理内容而言，不仅在于他把辩证法引入逻辑，向建立和发展辩证逻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且还在于他把逻辑与认识论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揭示了逻辑与认识论的一致性。这是黑格尔极其重要的发现。当然，同时也必须指出，黑格尔的这个天才发现也是以歪曲和颠倒的形式出现的。就是说，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形式下，逻辑范畴的辩证联系和转化，不是客观世界辩证运动的本质和规律的反映，相反，它们倒是客观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因此，黑格尔的这个发现，在他的唯心主义意义下是被神秘化了。不过，无论如何，黑格尔确实天才地洞察和揭示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的一致性。这就是他对康德哲学批判在方法论上的积极意义，也是他的整个逻辑学说在方法论方面的主要积极意义。
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但是，黑格尔对于康德方法论的批判似乎给人一种印象，仿佛黑格尔的方法是万能的。凡是康德不能解决的问题，到黑格尔手上就解决了。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提出和说明，康德在方法论等方面碰到的难题是否只是一种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提出和说明，黑格尔在什么意义上解决了问题，以及他的解决方法是否都正确。
首先，在感性与理性(在康德那里指知性)的关系上，黑格尔指出康德不知道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扬弃，把理性认识看成是知性形式装进感性材料，从而贬低了理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黑格尔以来似乎有一种错觉，在承认理性认识高于感性认识时，往往以为理性在一切方面都高于感性。其实不然，感性也有长于或者说高于理性的方面。感性最突出的特点就表现在认识的直接性上。冷、热、软、硬、苦、辣、酸、甜、咸、香、臭，都是一接触便知觉了。甚至美感也有这种特性，对于一个美人，一眼看去，就觉得美，无须思索和推理。正是由于忽视了感性这方面的特点，就发生了一种片面性，例如，以为人们的世界观这类问题，仿佛只有理性认识一种方式才有助于其解决，因而只诉诸干巴巴的说教，或者只让人们读一些简单说教的小册子。其实，解决世界观问题，感性形式、丰富多彩的直接性认识，效果更大更显著。例如，宗教、艺术主要是以感性形式寓理于情之中。历史的经验证明，对于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形成来说，种种感性形式的作用是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由此可知，康德贬低理性，不理解感性到理性的转化，固然是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之表现。但黑格尔由此而抬高理性贬低感性，则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形而上学趋向，即唯理论的趋向。事实上，黑格尔把一切都加以理性化的后果，即所谓思辨思想的统治，确实在一段时间里掩盖了康德所提出的种种感性方面的问题，如直观、知觉、统觉等等。这些感性的东西，作为理性认识的来源和基础，当然是取得理性认识需要加以扬弃的对象。但是，这些感官和感性东西本身不仅不是理性所能替代的，而且有值得研究的高于理性的方面。例如艺术美的各种表现，它们本身是以感性的形式让人们直观和直接知觉，但它们又内含理性的东西，使人们既感受到美，又得到理性的陶冶。这是单纯理性东西所不能比拟的。
其次，在逻辑问题上，康德最先从哲学的角度提出改造传统逻辑的任务。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康德把形而上学变成逻辑。康德所作的这种改造，与上述在感性与理性关系上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主张逻辑形式主要是概念、范畴要有内容，但他却没有达到对形式与内容作有机统一的理解，而是把两者的关系当作一种外在关系。就是说，范畴、概念本身是主观的空洞的抽象形式，它们的内容(作为感性的东西)是从外面加进去的。黑格尔用具体概念学说，即形式与内容有机统一的学说，扬弃了康德的范畴论。这无疑是一个飞跃。黑格尔由此在逻辑史上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逻辑，与辩证法、认识论统一的逻辑。虽然黑格尔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逻辑作为知性逻辑的特定价值，但是，他对传统逻辑的批评，在客观效果上确乎造成一种印象，仿佛逻辑的发展只有黑格尔这一个方向。这样就掩盖了从莱布尼茨就已开始的逻辑进一步形式化(数学化)的发展。因此，康德保持范畴、概念作为纯形式这方面，如果就对任何范畴、概念都可以相对独立地研究形式而言，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实表明，这两个逻辑发展方向都各有特定意义，不能互相代替，更不能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黑格尔的新型逻辑是适应系统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从莱布尼茨开始的数理逻辑，则是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的定量分析和形式化等需要而产生的。
可见，就黑格尔对康德方法论批判而言，其意义也是二重的。它说明，黑格尔在用辩证法解决康德提出的许多问题的同时，由于他的唯心主义思辨性，也掩盖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康德哲学中的问题，在黑格尔之后乃至当代，在西方哲学界之所以用各种形式反复被提出来讨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就是说，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在黑格尔那里并没有完全解决。
